个人欠款不还怎么办:民主专制与马太效应

小罗斯福能当上总统，因为他手下有一员得力大将史密斯（Alfred Emanuel Smith）。这史密斯号称“快乐战士”，是美国民主党掌门人，曾四次连任纽约州长。他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民主制度拥护者。在他做州长的时候，有人发现民主也有毛病，就主张来点别的——比如集中或专制什么的。他一听不高兴了，痛斥这些人鼠目寸光，同时还说了这么一句千古名言：“解决民主带来的所有问题的方法是更多一点民主！”如果我们不嫌画蛇添足的话，似乎可以在他这名言后面在加上一句“解决专制带来的所有问题是更专制一点”。我们不妨各自举一点例子来让外行看看热闹，让内行看看门道。 
关于“解决民主带来的所有问题的方法是更多一点民主”，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现成的例子，只好举别人的例子——就说美国吧。1984年．美国共和党大会在得克萨斯州举行，反对里根的人在会场外示威游行。有一个叫约翰逊的男子觉得光打打标语喊喊口号不过瘾，就把一面美国国旗也烧了，一边烧，还一边兴高采烈地大喊大叫：“红、白、蓝，我要叫你成碎片！”这一来，得州政府可抓住修理他的把柄了：马上把他抓了起来，并立即以有意损坏国旗罪起诉他——让他尝尝随意“民主”的滋味！约翰逊不服上诉，这官司就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告来告去地拖了5年到1989年6月21日，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优势做出判决：在公众示威中烧毁国旗，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表达自由”条款保护的合法行为，约翰逊无罪释放。这一判决出来，很多爱国的美国人都火了：国旗都可以烧，这也民主得太出格了。一个人如果连自己国家象征的国旗都拿来当废纸，他还什么事干不出来？这样的人还能不受到惩罚么？于是，群情汹汹奔走相告，在这些众多爱国者的集体呼吁下，美国国会在4个月后出台了一项《国旗保护法》，里面专门规定当众烧毁国旗是一种犯罪行为——也就说，他们对民主带来的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收起民主，使用刑罚，看你几个喜欢民主的家伙还乱来不乱来。可，偏有人就不信这邪：就在该《国旗保护法》生效的当天，即10月30日，又有一个叫埃里奇的妇女犯了神经以身试法：在国会山下当众烧毁国旗一面！这下可惹恼了美国警察，马上把她抓起来，准备用新鲜出炉的《国旗保护法》狠狠地修理她一通。该女士却不想俯首贴耳接受惩罚，不停上诉，又把这官司推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手中。对这烫手番薯，最高法院的判决再次叫人跌破眼镜：还是以5比4的表决结果宣布埃里奇无罪开释。至于国会刚刚通过的可以治这个女士罪的《国旗保护法》么，最高法院认定这个法律与宪法中“表达自由”的条款不相符，属于“违宪”，所以不适用——没办法，在至高无上的宪法面前，普通法只好败下阵来！因为按美国的“宪政”与“法制”，任何一种对焚旗事件所做的感情判断和经验判断，在宪法面前都是软弱无力的；任何时候，普通法都不能有悖于代表国家最高原则和民众根本利益的宪法！我们从这个案例中看到，对待民主带来的问题——烧毁国旗——有两种解决的思路：一种认为这种民主太过分了，得收一收了，否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所以通过新的法律来限制这种过分的民主。换句话说，对民主带来的问题，由集中由制裁来解决——这是美国国会的思路，恐怕也是我们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时的主要思路。还有一种思路则认为，民主带来的问题，只能由民主的手段来处理——具体说来，就是用更民主的手段来处理，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放弃民主，使用暴力，这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思路。那一种更合理，我们不难判断：“爱国旗”，固然是爱国的外在表现；可爱民主爱自由，则是爱国更深刻更永远的表现。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民主和自由，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二百多年，有记载的烧毁国旗事件也不过区区40对起。在处理完1989年公会山下烧毁国旗案后，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允许你烧，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烧它呢？” 
至于“解决专制带来的所有问题是更专制一点”，我们这边倒有的是例子，随手就可以举出很多，随便说两个吧。一个在大陆：1930年2月，“中国自由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它的宗旨是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争民主争自由！鲁迅也加入其中，还名列前茅。显然，这个团体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国民党一党独大，一党专制所致——是专制带来的问题。可要解决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国民党的办法是想方设法对其进行镇压，使其根本无法活动，结果，刚成立三个月，就只好自行解散，发其人之一的鲁迅，还被浙江省党部呈请一“堕落文人”的罪名全国通缉！“问题”因此得以彻底“解决”！鲁迅在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曾这样写到“四五年前，我曾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来了。而且，真的收起来了。”效果如何呢？鲁迅接着写到“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陈氏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已经晚了（见《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看，这不“解决专制带来的所有问题是更专制一点”的生动例子么？还有一个是台湾：李敖当年在嘲笑民进党大员纷纷讨好国民党领袖时，曾这样一一挖苦：说民进党的周玉清，以国大代表的身份参加投票，不把票投给自己一方，却把票投给国民党的蒋经国，而且还“当众违法亮票，以为取信讨好国民党”；另外还有什么民进党的成员参加签名“吁请蒋经国先生竞选连任”，而蒋经国死后，许多民进党成员还“号啕大哭”、“连署致敬”、“表示悼念”，更有女党员大呼“非常沉痛，那种心情不亚于月前我丈夫逝世！”李敖对此是深恶痛绝，直言斥之“无耻”！还说“诸如此类的事件，真是写不胜写，大笑之余，真浩叹民进党‘忘了我是谁’也（见《民进党的媚骨》）。”的确，从一方面看，民进党的表现是媚骨十足，可堪一笑；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则他们面对的是以专制为其特征的国民党，他们若不这么做，而让国民党觉得有“问题”的话，那国民党采取的措施恐怕就只能是“更专制一点”，那时，不要说他们民进党能像现在这样咸鱼翻身，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那还是问题呢——鲁迅及“自由大同盟”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所以，为了防止更大的镇压临头，他们也就只好先“自我约束”一番了。这叫在那家山砍那家柴，当谁的和尚撞谁的钟！ 
这种“解决民主带来的所有问题的方法是更多一点民主”与“解决专制带来的所有问题是更专制一点”或者也可以称做“政治”的“马太效应”吧？

（文章原创于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