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词 太晃眼 仰天长啸:诗人支持赵丽华 上演裸体秀(2)

诗人支持赵丽华 上演裸体秀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5日21:43 青年周末


赵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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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子在帮男诗人脱衣


诗人苏菲舒突然脱光衣服让在场观众吃了一惊


书店人员在斥责诗人杨黎
面对恶搞和少部分网民的谩骂，伊沙愤愤不平的质问：“这是屈原、李白的国度么？中国真是沦落了！”
一个反对者立马针锋相对：“骂你们的诗并没错。诗歌这些年被你们蹂躏的还有一点尊严么？论对诗歌的罪行，韩寒和你们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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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九月对于诗歌和诗人而言，真是尴尬到了极点。特别是对女诗人赵丽华的恶搞事件，简直把诗歌和诗人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所以杨黎要站出来，“在九月的最后一天，发出我们的声音，表达我们的态度”。
只是，结局未必尽如人意。当代诗人与普罗大众的隔膜，或许苏菲舒的“不成功，先成仁”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正如那名在开场之初就带着小女儿离开的中年妇女所说的，“感觉他们就是一个小圈子。”
是大众抛弃了诗人，还是诗人抛弃了大众。这，是一个问题。
杨黎：诗歌它没有一点力量
◎文/本报记者　张琴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杨黎是个讲蹩脚普通话的大胖子，也是这次“保卫诗歌9·30诗歌朗诵会”的发起人，提起事情的结局，杨黎哑然失笑，“不让搞了就不搞了，他们有他们的标准和规定，这很正常， 对于现实而言，诗歌它没有一点力量”。“我想我目前不会想再办第二次诗歌朗诵会，我挺累。”
和网上最初激进的“保卫诗歌”的宣言不太一样的是，事后的杨黎似乎有些疲倦，“在这次活动中，我没有感觉到任何有力量的事，“我们能保卫谁呢？我仅仅想通过这次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已，你们骂诗人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而写诗的人，我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也没理由低三下四。”
我们不穷，只是没地位
在个人自述里，杨黎这样介绍自己：2001年，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住了已经五年。此前，在银行上过班，在湖北、四川做过生意、创办文化公司、办过广告公司，办过橡皮酒吧……，除了写诗之外，他的职场经历似乎不贫乏。“诗人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舒适，我算是诗人中比较穷的，但我现在的年收入也能保持20万左右，我们不穷。”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 “青周”)：大家好像都有种一致看法，诗人的生活状态会比较贫困、尴尬、虚弱？
杨黎：我们不穷，大家都说诗人穷，那是种错误的，很多人觉得诗人的生活成问题，中国那么多人的生活都成问题，诗人里面真正饿死的有几个？真正乞讨的又有几个？中国那么多人为了生活奔波，诗人的比例又占多少？譬如说万夏，他的身份是双重的，做生意、挣大钱，写诗。我们不会过得比其他人穷，当然，也不会比其他人更好。
青周：但你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组织，大家的一致看法是这个群体松散、没有力量？你们凭什么保卫诗歌？
杨黎：写诗嘛，就是自己表达自己，它从来就不是个实际的东西。而且永远不会和社会发生关系，不能产生经济价值，所以大家都可以对它、对诗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当然，你也可以用地位低来形容，可以说它低、低、已经到最低了。
诗歌从没繁荣过，它也没堕落
在上世纪80年代，和散落在北京的其他文艺青年一样，诗歌界最兴盛的诗歌活动莫过于办民刊，诗人间相互串点、流动、写信、搞诗歌朗诵。这些，杨黎都曾经参加。
只不过，那个娱乐方式缺乏的时代，朗诵诗歌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的补充，被人们给了较大的宽容空间，
“但是诗歌它从来就没有繁荣过。”杨黎这样解释。
青周：八十年代好像出现过诗歌的短暂繁荣？出现了海子、北岛那么一批有名的诗人？为什么现在诗歌会没落？
杨黎：诗歌它从来就没有繁荣过。海子为什么自杀？那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任何名声。当时，他只是在北京成千上万的青年诗人之一。
他是很惨的，以自杀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的名声，让别人知道他的诗，但当时，他写的诗谁看得懂？没人看得懂。诗歌它从来就没有繁荣过。80年代，诗歌还算一种娱乐，现在，你要用这种方式来娱乐，那你就是傻×，现在的流行娱乐是看超女，哪里还需要诗歌。
青周：现在大家觉得诗歌就是在堕落，随便谁都能写诗？
杨黎：现在，大家都觉得，譬如赵丽华的口语诗大家都懂，这就是一种堕落。这种说法本身就非常可笑。这种可笑来自于几千年来文化对他们的压迫。他们觉得不可理解的、高姿态的诗才是好东西，他们能读懂的，能理解的东西反而很差，这本身就是在承认一个前提——他们觉得自己就很差。
诗歌写作从来没有停止，它没没落。现在，诗歌本身各个方面都好得很。现代汉语已经很成熟，而且，国外的作品很快就被介绍到国内，它们和世界同步。
诗人身份没落，是必然
青周：诗歌没没落？那为什么会被人恶搞？看不起？
杨黎：在古代，写诗的都是达官贵人，你看王维、王安石，都是做大官的。杜甫那么潦倒，他也是个工部尚书。你想一想，如果这次我邀请的诗人，他们都是各个省市部级领导，诗歌还有可能被恶搞吗？但现在，那样的诗人，那样的身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我觉得这种不复返是件好事，中国 传统文化发展到清末，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被西方列强痛击，现在，我们知道，原来错了，我们要崇尚自然的、科学的文化，这是必然的发展规律。诗人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光环已经褪去了。
如果说这次活动还有什么遗憾，9·30诗会更像是我自己营造的一个宿命，九点半它就结束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自己还有几首诗没有读……
赵丽华:诗人是个小圈子
作为这次活动被声援的对象，赵丽华并没有在现场出现。“她的压力很大，所以不敢来参加这次朗诵会”，杨黎这样解释，但没有到场的赵丽华对此事的期望似乎却要高出很多。“朗诵会结束，有人告诉我会场上有人脱衣服搞 行为艺术，被迫停止，我的眼泪唰的就下来了……”她这样表示。
“头一天就有人跟杨黎说，这次会有人搞鬼，要把这次朗诵会搞垮，事后，杨黎告诉我，他快垮了，自己跟死了一样。好不容易诗歌被大众关注，有一次机会面对观众，没想到……这次以后，我死也不写了，再也不写了，一个字也不写了……”
青周：现在，写诗的人有多少？诗歌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赵丽华：其实，只是一个小圈子的人在玩诗歌。
一直以来，《诗选》，诗歌刊物，这类杂志的发行量就极其有限，几乎是只有写诗的人在读诗歌。外界对诗人们的作品的了解 非常少。它的力量非常薄弱。
青周：诗歌刊物没有传播，普及？
赵丽华：有一句话叫做“女人不问年龄，刊物不问发行”，这个刊物就是指诗歌刊物以及包含诗歌的一些纯文学刊物。
现在这种情况的发生，和诗歌传播方面的问题有关系，和语文教材中现代诗歌篇目陈旧有关系，和诗歌传播方面的不接轨有很大关系。
官方诗歌刊物中，很多是公费出诗，这样的东西有多少是好的？
诗歌刊物在现在诗歌的传播过程中，根本没有作用，他们已经非常迟钝、滞后，这次我诗歌被恶搞，你在诗歌刊物上，甚至看不到事态的基本反映。
青周：不是还有课本么？至少会有基本的诗歌介绍吧？
赵丽华：教材中现代诗歌篇目改革的问题大家一直在讨论。从五四到现在，现代诗歌它已经经过了近百年的的发展，但是在教科书里，占据主要篇目的却是徐志摩、戴望舒这些刚刚由文言文转白话文时期那些摸索的、类似于婴儿学步的东西。
这两年，现代诗已经发展到和国际接轨的地步了，很多国外诗歌可以直接在网上读到，很快被翻译过来，但课本里，大家读到的外国诗歌还是普希金、惠特曼的，他们已经太老太老。
这就等于，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你却偏偏要赶马车行走。
张羞：写诗是我的本份
张羞看起来是这样文艺的年轻人：半长头发、球鞋、T恤外面裹着一件厚厚的棕色毛衣，手脚修长，讲话含糊，语调不清。在当天的诗会上，他朗诵了给他朋友贾冬阳的长诗《五月》。
在他自己的长篇小说《大象》和剧本中，他叙述了自己写诗、写作的生活：基本没有工作，也不愿意去工作，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写作，却赚不到足以维持生计的稿费；打麻将，散步藉以打发无聊的时间。相对于每日朝九晚五的工作，他更满意于这种生活状态，也会在各个城市里辗转，会一言不发的去到湖北、北京……
青周：你为什么会选择写诗？
张羞：严肃的说，写诗就是我的本份。就像有些人天生是木匠，你这一辈子别的就干不了。
我也试着干了别的，但都没进去。比如说，我不愿意在早上八点起来的时候，看到人在地铁里等车，那种感觉很不好，至于工作，做什么工作，那都一样。
写作这件事它能和我发生关系。所以我干了这个。
青周：但写诗它并不能给你带来生活上的保证？
张羞:那就是两码事了。所以说，为了过日子，我还得做一点别的什么。比如说写一些不太愿意写的东西，给书商干干活。
对我个人而言，写诗是件严肃的事
2004年，张羞自己花钱出了一本没有书号的小说《散装麻雀》。出版的理由在他看来非常简单，“有人觉得它(小说)好，而又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它，那么，我自己来。”
提到这次朗诵会的保卫诗歌主题，他呵呵发笑。“保卫？这个词听起来太80年代了，有什么好保卫的呢？保卫只是个说法而已，写诗其实只是个人的事。”
青周：但诗歌也有门派，你属于某个圈子吗？
张羞：北京写诗的人很多，基本上好像每个人都会属于一定的圈子，如果要划分，我应该属于当时的“橡皮”，我们基本上是在网上认识的，后来一起在北京呆着，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并不一样，有些人上班，有些人却不干活。
但写诗又是很个人的一件事，有时它甚至都不涉及到朋友。
青周：这段时间里，对于杨黎发起的保卫诗歌活动，你怎么看？
张羞：杨黎之所以作这次活动，是觉得诗歌在尊严上不能被恶搞，这我认同。因为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写诗歌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但其他人会怎么看，说到底，我无所谓。 文/本报记者 马军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