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爱情2独一无二络剧:周振鹤先生谈清代的圣谕宣讲

读到周振鹤先生的《要让百姓懂得“万岁爷的意思”》（北京日报2007年9月17日第20版-理论周刊-文史）不禁钩起了对往事的回忆。周先生说的是清代的圣谕宣讲，但到民国没有皇帝了，这圣谕还是在开讲，我上小学时在安岳县城还见过。记得是在县衙西边一条街上，傍晚的时候，在街边用桌子搭一个高台，供有一块写有“圣谕”二字形似神主牌的牌子，前面还有香炉点着香，听的人不多，但讲的人不管下面是什么场面，照讲不误。因好奇去听过一下，其实就是说书，大多是在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类故事，所以老百姓叫它“说善书”。说书人很老了，大概是以此为业，在前清，应该有政府给他的薪水，民国了，不知他的生活靠什么，估计地方上的民间团体仍会有支持的。但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不见有了。宣传抗日在抗战开始时确实很热烈，老黄历的圣谕或善书，只能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历史值得研究。所以就把周先生的文章转过来以飨五柳村的读者。---陶世龙，2007年9月19日

要让百姓懂得“万岁爷的意思”

——谈谈清代的圣谕宣讲

京报网 www.bjd.com.cn    日期:2007-09-17 07:38    网络编辑 :谢永利  

周振鹤

        圣谕宣讲是清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前些年在北京买到一部活字版(雅称叫“聚珍版”)的《圣谕广训衍》，觉得很有意思，就想寻其本末，追其究竟，结果才知道原来“天天读”这类现象也是古已有之，并非尽是今人的发明。
　　所谓“圣谕”，指的是康熙皇帝的十六条训谕，发布于康熙九年(1670)。所谓“圣谕广训”则是雍正皇帝对十六条圣谕的阐释，颁行于雍正二年(1724)。在有清一代，围绕着圣谕与《圣谕广训》曾发表刊行过一些重要的诠释或讲解性的著作，这些著作大量翻刻行世，蔚为大观；同时，圣谕和《圣谕广训》本身又成为二百多年间全体百姓的行为准则，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由官方集会宣讲。这两方面构成了清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康熙的圣谕仅十六条，而宣讲这一圣谕的《圣谕广训》则多达万言
　　开国伊始的清朝尚未有自己的治理经验，就照抄朱元璋的六条圣谕，作为顺治皇帝的六谕，以教化民众。到了康熙时期，清朝统治已经稳固，文治有所发展，遂不满足过于简单的六谕，将其发展为更为完善的十六条圣谕。
　　康熙圣谕虽然一共有十六条，但文字并不多，每条七个字，篇幅只相当于两首七律(内容参见本文右上图片)。其内容都是告诉老百姓做人的道理和应遵守的规章制度。康熙皇帝发布圣谕时，只有十七岁。十六条可称面面俱到，当是与臣下认真商议的结果。这以后，十六条圣谕就正式成为各种人等的行动准则，并且形成一种制度，即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由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向士绅、百姓与军人讲解圣谕的真谛。
　　半个多世纪以后，雍正皇帝又对康熙圣谕进行演绎，加以阐释，撰成《圣谕广训》，以作为军民等各阶层的学习材料。所谓“广训”就是对圣谕的演绎，每条都衍至600字左右，成了一篇小文章，以把高度深缩的七字真言化得更明白一些。
　　用方言通俗化甚至庸俗化地讲解《圣谕广训》，是要努力使听众都能明白“万岁爷的意思”
　　雍正时期，虽有强制性命令，但每月两次宣读《圣谕广训》大约已引起官员、百姓两方面的厌烦，双方都是应付了事，所以到乾隆朝，便下了一道更严厉的命令，要求认真执行讲约(即讲乡约，其核心就是宣讲圣谕十六条)制度，否则官员就有丢掉乌纱帽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已有明确将《圣谕广训》与律例条文结合起来的做法，这显然是软硬兼施的办法。
　　《圣谕广训》理应如宣读圣旨，拿腔捏调，但为了使愚民明白，不得不纡尊降格，准用“方言谚语”讲解。有人说，用方言宣讲《圣谕广训》，是庸俗化，但皇帝并不在乎，在乎的是愚民是否听得懂，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效果。从乾隆末年至道光，清王朝一直在走下坡路，社会极不稳定，知识分子中酝酿着“自改革”的思潮，已成具文的《圣谕广训》宣讲活动越来越无生气。道光皇帝并无新辙，只能抓紧学校教育这一条线了。尽管是具文，但还是得做做样子，这其实是主子与奴才都明白的道理，所以讲约的规定与清代相终始。到同治、光绪年间，这一制度继续推行且有所发展，不但是用明白的官话，甚至还用当地的方言俗语进行讲解，努力使听众能明白“万岁爷的意思”，做个安分的老百姓，因为当时的局面比起清初来更加糟糕，更需要臣民的忠诚，而新的思想武器又没有，只能沿用老办法把死马当活马医了。但有讽刺意味的是，同、光以后的讲约已逐渐变质为一种近似大众娱乐的活动，讲约人为了吸引听众，在讲约过程中穿插许多故事，而为了使讲约人有所依据，还有大量的讲约书出现。

　　圣谕宣讲的实质是一种思想钳制，是要民众中规中矩，不得乱说乱动

　　秦后世的统治者效法秦制，一直钳制人民的思想自由，但控制的程度历代有所不同，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严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平民百姓的思想自由空间越来越小。到了清代，思想控制又有进一步发展，讲约已不止是老百姓自己的行为，而且也是官吏的政治行为，而自康熙圣谕与雍正《圣谕广训》相继颁布以后，其内容与对其所作的诠释基本上就成为讲约中最主要的思想资源。
　　康熙圣谕与雍正《广训》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与思想的规范化戒律，任何人的一言一行都要中规中矩，不得乱说乱动，这种思想控制并没有随时代的前进而放松，直到晚清西方文化东渐以后，每月朔望宣讲《圣谕广训》的活动依然照行不误。
　　虽然十六条圣谕的内容在封建社会中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对于治理国家、稳定社会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却窒息了自由活泼的思想，使得全国只有一种声音，没有对立意见。思想的窒息等于社会活力的丧失，一切新鲜事物的接受都要受到阻碍，这就是中国近代以来始终落后的根源之一。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图为康熙圣谕十六条及本文作者撰集的《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