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探案配音:出阿富汗记：徒步逃往欧洲的少年

-南方都市报

　　从阿富汗到法国巴黎，花数月甚至长达两年时间，徒步穿越亚欧大陆，这不是有闲阶层的极限运动，而是数千名阿富汗儿童的血泪逃亡之旅。为了躲避战乱或其他伤害，有些阿富汗孩子被家人托付给蛇头，有些则自己摸索着踏上这一充满未知风险的旅程。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避开警察、避开劫匪，栖身于废弃房屋或者丛林，甚至钻入积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脉，没有人知道有多少阿富汗未成年人死于这条逃亡路，但去年一年历尽千辛万苦活着抵达巴黎的就有300多人。他们希望能够开启一段新的人生，但却面临着可能被遣返的命运。

　　穿越亚欧大陆的13岁堂兄弟

　　在一道简朴的安全栅栏后，是一间铺着白瓷砖的房间，里面有25名年轻人，他们正在铺设地铺。这是座落在法国巴黎一角的“救世军”组织庇护所，负责看护这些外国少年的夜班工作人员正在分发床单和睡袋。

　　这25人中，除了两名来自马里的男孩和一支来自孟加拉的小队，其他人都来自阿富汗，他们通过各种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途径，走陆路逃亡到此。其中最年幼的是一对13岁的堂兄弟，两名单薄的少年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出发，跋涉5个月，于2012年1月29日终于抵达巴黎。这两名少年脱下自己的运动鞋，放在地铺边上。两兄弟之一莫尔塔扎小心翼翼地剥下自己的袜子，他的脚趾完全变白了。

　　造访这里的英国《观察家报》记者卡罗琳·布拉瑟斯问他的脚怎么了。

　　“水。”莫尔塔扎回答道。

　　“在哪里趟水行走？”

　　旁边地铺上的男孩穆罕默德知道的英语单词略多一点，他解释道：“在山上。”

　　“哪座山？”记者布拉瑟斯问道，在想是不是位于土耳其和伊朗边境的那些山脉。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意大利。”莫尔塔扎说。(南方都市报http://www.nddaily.com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网)

　　穆罕默德更正道：“不是水，是雪。”

　　布拉瑟斯忽然明白了，莫尔塔扎的脚不是被泡坏了或者磨出了水泡，他是挨着冻伤一瘸一拐穿越欧洲诸国的。

　　第二天，记者布拉瑟斯又来到他们中间，一起观看年长些的阿富汗人在公园踢足球。莫尔塔扎13岁的堂兄弟苏赫拉布凯是个面色苍白的少年，脸上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严肃表情，他曾经在阿富汗的学校里学过两年英语，吃力地向记者讲述着两兄弟的经历。“斯洛文尼亚……大问题。”他说，并解释道，他和“叔叔的孩子”莫尔塔扎跟随8名成年人逃亡，路上遭遇了斯洛文尼亚警察，队伍中有两人被抓，其他人绕进了深山。他们一行人在雪地里跋涉了5天，靠手持GPS装置导航，当他们走出群山的时候，发现自己位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特伦托旁的阿尔卑斯山山脚。

　　通往欧洲的秘密路线

　　莫尔塔扎和苏赫拉布凯是世界上最脆弱的移民。像他们这样的阿富汗少年，为了逃离那个被战乱折磨的国家，不得不学成年人，踏上充满未知风险的逃亡之旅。从阿富汗到巴黎，沿着传说中的秘密路线，有时甚至要跋涉一两年。而这一路对未成年人来说，风险更大。

　　没有人清楚到底有多少无成人陪伴的阿富汗儿童通过这种方式来到欧洲。在2011年，巴黎接收了1700名无成年人陪伴的外国未成年人，其中有300多名来自阿富汗，是最大的一个群体。“保护在意大利的儿童”组织的儿童保护专家莎拉·迪·吉廖称，位于罗马的一个日间中心在过去一年援助过635名阿富汗儿童，比2010年的数据翻了一番。而且，最显著的特点是，全部是男孩，一个女孩都没有。庇护所的统计也是一个数据来源，但他们只能给出粗略估计，因为许多孩子并未提出庇护要求。尽管如此，据他们统计，2010年仍然有4883名阿富汗儿童在欧洲各地寻求庇护，是各个庇护所接收的外国儿童中占比最大的一个群体。

　　一些儿童是出于安全考虑，被家人送出阿富汗，另一些则是自己决定离开，或是为了逃避暴力袭击，或是为了逃避塔利班招募，或是为了逃避来自各方面的伤害。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政策主任布兰奇·泰克斯称，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两年前曾把该国描述为世界上儿童处境最危险的国家。泰克斯说，从2011年1月至9月，报告统计，该国大约有1600名儿童伤亡，这一数据同比上涨了55%.

　　同时，联合国安理会2011年12月13日发布的报告称：“仍对杀害和残虐儿童现象表示严重关切……招募和使用童军等侵权行为仍频繁发生，包括强迫儿童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或填埋地雷。”该报告着重强调了近期持续增加的“塔利班跨边境线招募以及袭击学校”现象。报告列举了3万多例专门针对儿童的严重危害未成年人案例，包括地雷、性暴力和强迫劳动等。

　　这个袭击漩涡迅速向阿富汗的南部、北部和东部蔓延，于是莫尔塔扎、苏赫拉布凯和其他人纷纷逃离。英国《观察家报》记者卡罗琳·布拉瑟斯是在三年前第一次碰到像他们这样的少年的，当时他们和成年难民挤在一起，睡在巴黎一个公园的灌木丛里，身下仅铺着硬纸板。当警察带着警犬突然开始搜查公园的时候，他们开始东躲西藏。

　　尽管后续的突然大搜查让这些少年不得不挪窝，但他们仍然会在公园里或者一座铁路桥桥下踢足球，有时候跟当地少年组成的球队对阵。他们中的有些人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找到了文初提到的那个小小的“救世军”庇护所，有些人则是通过一个名为“避难之地法兰西”（FTDA）的NGO组织找到那个庇护所。“避难之地法兰西”专门为无成人陪伴的外国未成年人开设了一个接待处，而“救世军”庇护所则只能对儿童提供紧急收容庇护，且经常是超员的。那些进不了庇护所的少年，有些睡在公园或地铁站角落，有些干脆整夜在街头游荡，因为他们必须不停地走动才能抵御冬夜的严寒。

　　蛇头、警察和劫匪

　　“我的家人都非常担心我父亲，”奥马尔说，“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这几乎是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在我们谈话期间，他四次表达了相同的焦虑。奥马尔来自阿富汗卢格尔省的一个村庄，他称自己是5个兄弟姐妹当中最年长的。当年苏联的入侵结束了他的正常生活。“我当时上了三年学了，而我无法继续下去，”他充满敌意地说，“我的祖父说不要再去学校了，否则敌人会杀了你，待在屋里尽量别外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参与了与苏联人的战斗，与他们并肩作战的人带回来了“警告”。于是奥马尔的祖父卖掉了仅有的果园，向蛇头支付了11000美元，让家里的三个男丁离开阿富汗。

　　于是，奥马尔和父亲、叔叔三人跟随其他偷渡者一起开始了逃离阿富汗之旅，他们走到土耳其的时候，遭遇了警察，人们四散奔逃，混乱中奥马尔一家人走散了。奥马尔被逐回了阿富汗，据他说，叔叔曾经捎信给祖父，让家人知道他一切都好，而奥马尔的父亲，则音讯全无。

　　不久，奥马尔再次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偷渡之旅，他和几十名偷渡者从这个蛇头手上被转到另一个蛇头手上，从一栋“旅客之屋”转到下一栋“旅客之屋”，这么转来转去，直到他们一行人被抛弃在土耳其与希腊边境的荒凉地带。在那里，他和同行的人等啊等，等了一夜又一夜，既无片瓦遮身也无向导引路。最后，他们放弃了，挣扎着回到伊斯坦布尔。

　　但奥马尔并未放弃，他又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程。这次，他先游过了一条非常宽的运河，然后穿着湿透了的衣服步行5个小时，按照偷渡指南直奔一个闪着灯火的希腊小镇而去。在那里，他被警察抓起来关了3天，与15个人关在一起。第四个晚上，他被放了出来，于是在希腊亚历山德鲁波利斯镇北部的一个火车站过夜，直到一名铁路员工替他买了前往雅典的车票。他在另一间“旅客之屋”里住了25天，直到凑满了一屋子人。于是，他和另外32名偷渡者被塞进一辆卡车后面，被告知每人带两包饼干，不得带水，他们就这样在里面待了30个小时。“里面空气稀薄，而且闻起来味道非常糟糕，”他说。最终，司机把这一卡车的偷渡客丢在了意大利。

　　奥马尔和另外三名少年扒火车先去到了意大利米兰，然后是法国戛纳。“我们睡在地上，因为离海太近，感觉非常冷。“他说。他们最终抵达了巴黎，一直在街头流浪了6个晚上，最终才找到了”避难之地法兰西“组织的接待处以寻求庇护。”我想在这里生活，“他说，”在法国，人们不会伤害我。“然而实际上，他们已经被伤害过了。早几天，三个人在公园里打劫了奥马尔，拎走了他的包，那里面是他仅有的30欧元，还有一张重要的纸条，那上面的电话号码可以让他联系到祖父。这切断了他与家人的最后联系。

　　他处在焦虑之中，很难思考未来。“我希望能有和平，我想去上学，”他说，“如果他们给我们读书的机会的话。”

　　活着抵达欧洲却可能面临遣返

　　对许多孩子来说，上学似乎是无法剥夺的权利。但首先，他们要被作为未成年人接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去面对法官，而法官会要求他们去测骨龄———这通常会存在一到两岁的误差———如果他们的骨龄测试无法证实其为未成年人，那么他们还要等待数月才有可能得到正式保护。

　　当他们长到18岁，就必须证明自己掌握了法语并开始有了特定的专业方向以便今后能够有机会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而很多阿富汗少年之前从未上过学，因此压力是非常大的。“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去享受青春期叛逆了，”法国“年轻难民之家”（MJR）教育部负责人保罗·费里斯说。就像NGO组织“避难之地法兰西”的常务董事皮埃尔·亨利所说的那样：“一些人花了一到两年时间挣扎在亚洲和欧洲的道路上，在极端条件下与生存法则抗争，而我们则要求他们遵守一个教育系统当中非常严苛的规定，目的就是让他们得不到津贴。”不过，教师们指出，这些少年的加入对学校教学起到了推动作用。巴黎负责未成年人事务的副市长罗曼·列维说：“由于其动机，他们表现得像一台不停歇的发动机，这带动起了其他孩子。”

　　但是巴黎为未成年人提供的预算捉襟见肘。而在欧洲其他地方，这些孩子获得人生二次机会的可能性正在降低。瑞典在2011年接收了1693名寻求庇护的阿富汗少年，该国正与英国、挪威和荷兰联合起来，创建“欧洲遣返无成人陪伴之未成年人的合作平台”，简称ERPUM，属于欧盟资助项目，旨在将这些孩子遣返回去。

　　而位于斯德哥尔摩总部的统筹人苏珊妮·比克斯塔德则否认ERPUM将在喀布尔建立护理中心的有关报道。她说，遣返计划将是自愿的，仅涉及那些已经用尽了庇护上诉机会并且希望与家人团聚的未成年人。“我们不是在讨论护理中心，”比克斯塔德说，“我们将只是送他们回到阿富汗，如果其家人可以联系得上，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到机场去给个‘欢迎回家’式的拥抱。”

　　ERPUM希望从今年开始遣返16岁到17岁的阿富汗难民，并展示了阿富汗难民和遣返事务部的许可。比克斯塔德强调ERPUM的目标是到2014年年底遣返100名阿富汗未成年人。这一目标对儿童保护机构来说是个警钟，机构们担忧这样的措施将导致那些已经逃到欧洲的未成年人转入地下。他们希望能够建立起确保未成年人利益的长效机制，并警告，那些花了几千元送儿子偷渡到安全之地的阿富汗家庭，可能负债累累，甚至年轻女孩都被抵押给别人做妻子。“‘将其归还给家人’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无辜，”一名儿童权利研究员指出。欧盟难民和流亡者问题理事会也反对将这些未成年人遣返回阿富汗。

　　英国难民事务理事会的政策顾问朱迪丝·丹尼斯指出，政府对防止未成年人置身危险之中的关注失去了焦点，他们忽视了为什么这些儿童要背井离乡。“我们都关注到了这些儿童去往安全之地的旅程是充满危险的，但呼吁国际社会劝阻他们逃避其国内的危险则更为不妥。”

　　再次穿越欧洲寻求容身之地

　　每一个通过“耐力测试”活着抵达欧洲的阿富汗未成年人，都拥有一段充满了勇气和悲伤的故事。而并非人人能够讲述出来，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太害怕，有些人是因为受到太多的创伤，而有些人是因为太年幼以致无法描述那种支撑他们来到这里的力量。

　　英国《观察家报》记者卡罗琳·布拉瑟斯在“年轻难民之家”的课堂上碰到了来自阿富汗北部省份昆都士的16岁男孩贾利勒，长着一张圆脸的少年正在那里教授法语。“这是我的第一所学校，”他自豪地说。他迄今为止唯一的教育经历就是在阿富汗从邻居那里学习英语。那个邻居每天晚上到他家去，拿着一本英语书，“每次只教一个单词”。

　　当自己成为孤儿后，贾利勒把未来交付在自己手中。他的母亲在他9岁时死于心脏疾病，而他的父亲在三年零四个月前被杀害。“有人说他帮助过塔利班。”贾利勒告诉记者。他没有目睹父亲被害的过程。“但是我哥哥目睹了，他已经疯了，”贾利勒说，“他无法说话，就好像他已经玩完了。他今年22岁。”

　　贾利勒和自己的弟弟妹妹搬到叔叔家去住，在那里他经常挨打。“他很残酷、很残酷、很残酷，”贾利勒这样描述自己的叔叔。他的姐夫帮他脱身，替他向蛇头支付了4000美元的费用，让他能够抵达土耳其。当时他刚刚15岁，偷渡的第一站是巴基斯坦，然后转往伊朗，然后才是土耳其，接着是希腊。他已经身无分文，因此不得不在那里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靠擦窗户为生。之后贾利勒抱住一辆卡车的底盘，从希腊越境进入意大利。经过了大约9个月的长途跋涉，他最终于2011年8月抵达巴黎，然后就睡了一个月的大街。如今，贾利勒在上法语课，每天下课后就跑到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有耳机的图书馆”。“我去那里听法语，”他说，“我计划学得更多，好成为一名医生，不过假如我不能找到份‘大工作’，我就先做‘小工作’，如果我成不了医生，我会当电工。”

　　NGO组织“避难之地法兰西”的常务董事皮埃尔·亨利认为欧洲应该投资在这些青少年身上。“你无法通过占领军来（在阿富汗）赢得战争、民主和人心，”他说，而对于这些未成年人的教育有助于培养侨民，而这些人有朝一日将重建他们的祖国。如果我们没能照顾这些来寻求庇护的儿童，我们的价值观将为此付出代价。

　　一个星期后，记者卡罗琳·布拉瑟斯经过了新抵达难民的集会点，他们在那里等待着被选中，去享受“救世军”庇护所的那25个地铺。45名少年靠墙站成一排，每张面孔都是新的。苏赫拉布凯和莫尔塔扎，那对冻伤脚的堂兄弟，已经离开了，奥马尔也没了踪迹。贾利勒4个月前也曾经在这里排队，如今他在一家旅馆存身，不过时不时也会回到附近的一间汤厨去，那里聚集了许多阿富汗人，他在那里又开始讲自己的母语。其他的少年则又开始了穿越欧洲的旅程，以寻找一个允许他们留下来的地方。他们已把自己的故事抛在了身后。(南方都市报http://www.nddaily.com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网)

　　原作：CarolineBrothers

　　原载《观察家报》

　　网址：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2/jan/29/out-afghanistan-boys-stories-europe

　　编译：林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