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秋萍 狼烟北平:萧一湘：干部变迁五十年

干部变迁五十年
作者：萧一湘 （湖南常宁）
来源：南风窗
来源日期：1990-1-1
本站发布时间：200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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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日周这位市委书记的政绩报道出来后，不少人都在思考，为什么这样的廉政干部太少？而关于腐败的干部报道甚多？观今而思昔，追往而知今，益知秀者之弥珍，而腐者之本源何在。
搞政治的前提是为众人
洋人爱财，国人好官。中国历来工不发达，为农太苦，经商受歧视，当不了官才去教书。可怜正官只有九品，于是从来没过官瘾的平民百姓，也要尝尝做官的滋味：富捐乌纱帽，寿享虚头衔；称丈夫尊“官人”，看戏称“看官”，伙店客人尊“客官”。蟒袍如云，乌纱障眼，为中国一大特色。光宗耀祖，扬名显亲，更是当官一大殊荣。孔老夫子害怕当官权乱天下，倡“为政以德”，藉以自律；又担心官无能而宰民，便倡“学而优则仕”。因此，古代当官重视道德型。虽然孔子也说过“民为贵，君为轻”，但自古以来，官贵民贱乃是主流。官既成了第一志愿，新年祝贺的高频话语就是“升官发财”。孟子答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以仁义而已。”开头一句口试，梁惠王就不录用。可见先当官，后发财，靠官发财，上下都认了。这一“官国”，成了中国社会弊端和长期落后的根源。正是：“当官荣辱何所凭？顺、逆两字泾渭分。老爷、公仆与干部，看似易分又难分。”都是民做不了主，不重视法治的缘故。
在中国，当官又被叫做“搞政治”。但何谓政治？不少当官的并不明了。孙中山说：“政者，众人的事，治者，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叫政治。”可见，搞政治的前提不是为一己，而是为众人。
在新中国，我们把“当官”改叫“干部”（最新的说法是“公务员”），《现代汉语词典》说，干部是指“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中的公职人员（士兵、勤杂人员除外）”。下面，笔者将利用个人最熟悉的家乡资源（湖南常宁），对50年来的干部脚印作一梳理，惟愿以小见大，由史鉴今。
知识分子干部的命运
1949年，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在知识阶层如获至宝地传诵着，被专制独裁长期压迫的人们感到总算熬出头了。湖南常宁由大中学生、教师和小商、市民等成员组成的三支共产党和一支党的外围组织，一支由大中学生组成的中国民主同盟，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在乡军官和士绅为首组成的湘南游击队一纵一支队，这六股革命势力，不放一枪，未损一物，在中共南下工作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踏进常宁土地之前，和平解放了常宁，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湘南游击队改编后，司令一人留用，其他成员大多数改编后遣散了，参与起义的在乡军官和士绅则基本上都被镇压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方被承认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当时百业待兴，需才孔亟，常宁几支革命队伍，年轻热情，大多数有文化，有理想，熟悉本地情况，照理正是建设新常宁不可多得的力量。但参加人民政府不久，绝大多数大学生无人挽留远走高飞，个别大学生和多数中学生虽然一度被县委暂时任用，不久却又分化调离外地，剩下的又被相继清洗出党政部门。许多具体工作确实还要一点笔杆子，则借故清出党外，内部限制使用。加之连连不断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把他们整得九死一生。
建国前，知识分子主要还是被争取的对象，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建国后，一下子都变成了改造对象。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知识分子才正式纳入工人阶级队伍里来。当年的口号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实际只是知识分子“工农化”了。长期任用低文化素质的干部队伍，怎能现代化呢？
平反之后，知识分子干部已经是人生的黄昏时节，但仍思有所作为，没有时间叹息，还在拼搏不已。
工农兵干部的难言之隐
建国初期，干部来源除了以上所谈的白区革命队伍外，就是军队、新老解放区的地方干部，一到县、乡，还有以上地方来的未脱产的村干部。就是这些人，分到一个县里还是很少很少的，常宁当时南下来的干部一共只有83名（还包括通讯、勤杂员）。占干部人数最多的还是当地招收的地方人员，开初一般还是有中、小学文化的。以后，基本上清洗出去了。
每搞一次运动就从农村和工厂带出一批青年男女农民、工人，或叫“工作队”，或叫“政治学徒”，如“土改工作队”、“合作化工作队”、“大跃进工作队”、“四清工作队”等等，相继进了干部队伍。这些人有一个特点，文化程度低。1959年以后，干部基本是这批人了。
1957年以前，这些工农兵干部，还陆续由各级党校或专业部门开办了扫盲班、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继而是工农速成中学。如果坚持这样办下去，这批人就会从文盲转变成新知识分子，不是专家，也是能人了。可惜，自从1957年“反右”后，知识分子都成了革命对象，“臭老九”，农民称他们为“鸡屎分子”。“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外行必须领导内行”！于是工农速成中学统统停办了。有些工农干部也以“大老粗”而自豪。各级党校虽然办得勤快，但都是办的短期政治训练班，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练兵，学习如何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文化素质长期得不到提高。他们毕生力没少下，汗没少流，苦没少吃，忠没少效，天光看篓，仍然是点虾公细鱼，囊中羞涩。国家受损失，他们也成了受害者。
例如1952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是用政治运动方法蛮干，也有不少后患。1952年湖南省抽调各县市一批税务股、所长或者准备提拔的积极分子学习业务，中途忽然转向“三反”运动，学员来自80多个县市，互不相识，更谈不上知情，学习、启发、批斗，各种手段都使出来了，参加学习的200多人，最后打出一半多“老虎”，连看虎的人都少了。最后无法定案，统统放回去，成了无头案件。处分不能，使用不敢，只有调离别处，有的带着这个包袱直到退休。同时，由于县里主持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领导成员只反他人，自己没有受制约，因而他们的权力更扩大了。就在“三反运动”不久的1956年，常宁常委里出现了以副书记、县长为首的腐败集团。这边指挥批斗整腐败，那边却在暗室怀抱女人握着电话机指挥斗争，带着女人进省城开会，局长为之站岗放哨。利用职权，搞了妇女69人之多。三个县委副书记长期共玩一名中层女干部。1961年物质短缺之际，他们派人提公款、布票、粮票到广州投机倒把，谋取暴利私分。上级通过重重阻力才把盖子揭穿，七名常委烂了五个。中央定性为“反革命腐化集团”，通报全国，成为常宁闻名全国的三大新闻之一（另两件是高寒山区黄洞亩产8万斤，松柏铁厂小高炉利用系数21.25）。于是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万人社教工作团进驻常宁，开展铺天盖地的“四清运动”。各级领导被夺了权，多数干部挨了整，打骂关压、抄家、卖衣物、自杀、判刑，都发生了。由于打击面过宽，又伤了广大干部的元气。
这样硬干蛮干，求好难好。
50年代末，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从“大跃进”失败的“学费”中认识到干部缺文化教育的严重性，便办了行政学院，专门从全省各中学高中毕业生里挑选一批根正苗红学业优秀的青年，加以培养，以作基层骨干用。但“文革”一来就冲掉了，学校也解散了。这批人一直分在人民公社任财会辅导、团干事、秘书，几十年老死基层，难进县级班子。
70年代，一批出身工农兵的青年被保送进了大专院校，即后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由于文化基础薄弱，被讥讽为“大学的牌子，小学的底子”。其实他们中间，并非没有成才的料子，但也有不少属于“孺子不可教也”。有一个被保送进了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分子，毕业出来再从学徒做起才当了火车司机，对国家的浪费多大？
速成知识分子的幸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决心把经济搞上去，加速实现现代化。但是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仰仗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知识。而要知识，首先要全民扭转长期以来的“知识无用论”、“知识有害论”、“读书危险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于是国家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
首先给老知识分子平反、恢复名誉、授予职称、改善待遇，解除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
其次，让大学生调升到党政部门来；
再次，广开速成知识分子之路，将原有中学文化基础的中青年干部选送到各级党校或大专院校作半年至一两年的短期进修；广开电大班、函大班、高考自学成才考试等补救措施，让一批人能在短期内获得大专学历，获取大专知识，以解燃眉之急。
这段速成知识分子之路，虽然是一段弯路，却是非走不可的，这是速成知识分子的幸运。
迟到的大学生县长
到80年代初期，中央强调干部要实现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的四化。从1984年开始，一些有中专、大专乃至本科学历的干部走上常宁的政治舞台。建国后，常宁教育局还没有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的人当局长，两个县立完全中学也没有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的当校长，直到1984年机构改革时才填补上这个空缺。
这批新上来的大专生，血气方刚，事业心强，但由于多是在“驯服型”的教育模式里培养出来的书生型，一朝从政，在重重阻碍下，说话难硬，主见难出，良策难行，正义难伸。有的干不了多久就下来了，或者染黑了。常宁改革开放十余年来，真正正牌大学生还是蹲在“副字号”。1995年，有位湘潭大学本科毕业生当上了常宁所属的靖县的副县长，算是迟到的大学生县长。
在干部的“知识速成”中，也有片面追求文凭，忽视实际学识现象者。如常宁县委党校仅用半月一批的“速成术”，就把凡是初中甚至小学程度的在职干部一下子发给了高中毕业文凭。
古人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反思历史，满族入关后，由于启用了大批汉族读书人做官干事，很快出现了康乾盛世，王朝延续了296年。而元朝蒙古族统治中国时，对汉族读书人管制太严，许多汉族读书人厌恶做它的官，宁愿游离于社会上，去唱“曲子”，结果不到100年就完蛋了。可见，“干部”往往是“决定性因素”。
当今在位的干部，多出生于“大跃进”的悲惨年代，学习成长于“文革”浩劫岁月，工作于拨乱反正和转轨当头。这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年代，但也是造就真正英雄的机遇。由以上干部变迁史观之，我呼唤更多的吕日周式的干部，更呼唤给李昌平式的干部更好的环境。
（作者为湖南常宁一中老校长，现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