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普森的一家: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罩门在哪儿？从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瞭望台说起

广东似乎注定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瞭望台。你打开中国地图，广东正像一座小山岗，站在中国的最南端。瞭望台，必须站在可以远望的山岗上。

改革开放，一般专指1978年开始的中国国策大转型。不过，虽然阶级斗争狂热嘎然而止，但有限地摆脱经济上的意识形态束缚，却是改革者在极左思想禁锢中勇闯地雷阵的艰苦过程。仅10多年时间，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就发生巨大的变化。民众穿衣吃饭不再需要严格的票据管制；住旅馆、装电话、考大学等，不再需要很难开到的单位证明及审批书；年轻人的发型、衣着打扮，传唱邓丽君及比邓丽君更自由的歌曲，不再被上纲上线为腐化坠落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个人想多挣钱，想过好日子，想出人头地，不再被斥责为思想有问题，要诚惶诚恐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实为人格迫害）等等。与此同时，中国的高楼大厦多了，漂亮汽车多了，高级饭店多了，商店多了，店里供应的商品也丰富多了，民众的生活光鲜多了，大学生多了，出国机会多了……当然，也产生了贪官多了，假冒伪劣商品多了，环境污染严重多了，少部分人富得太多了，贫富分化问题严重多了，“砖家型”教授多了等不好的社会现象。

其实，从大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波改革开放从晚清就开始了，迄今已近150年的历史，并且广东一直起着改革开放瞭望台的历史重任。

在鸦片战争前，大量广东人跑去海外，有迁徙到东南亚的，也有跑去欧美“蛮夷”之邦的。欧美率先搞工业革命和民主政治，让广东人最先认识到欧美并非未开化的国度，相反的，是文明礼仪之邦。如“中国留学生之父”，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容闳，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当时，除容闳外，还有他的两同乡黄宽和黄胜一道去美国求学。黄宽和黄胜因黄胜患病缀学，但黄宽此后再赴英国，成为中国首批海外医学博士。黄宽回国后兼医官、医学教师及医生三职，是对中国引进西医产生决定影响的历史人物。容闳对中国最大的历史影响是在洋务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1872～1881年“中国幼童留美运动”他是主要推动人和组织者。那些仅120名的留美幼童，对中国电报、矿山、铁路建设和教育、外交、军事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并产生了对后来中国影响巨大的历史人物，如詹天佑、唐绍仪、梁诚、唐国安、蔡绍基等重要人物。容闳本人同时兼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相当于外交部副外长）。他曾支持太平天国和维新运动。晚年，他支持孙中山、黄兴的革命事业。

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最终成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大本营主要在广东。此后，北伐战争，也是以两广为基地。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广东实际也一直担任着瞭望台的作用。中国政治中心在北京，但北京常是保守势力的集中营。因此，那时候，在北京政治高压十分严厉的时候，中国的思想精英就往南跑。在今天的广州，有一些当年社会思想精英的活动地和故居被保留下来，其中共产党人的那些活动场所被保存得比较好一些。

 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久搞了4个经济特区，其中3个在广东，1个在福建，而尤以深圳最为成功，并使不是特区的东莞、顺德等地表现不俗，成为改革开放中的新兴都市。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因姓资姓无争论，陷入停顿状态。说是争论，实为过左派（还不是极左）给改革探索带来一定的政治打压。1991年，邓小平到上海也有一次“小南巡”。尽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赞同邓小平继续改革开放的主张，但邓小平那年在上海的讲话并未根本改变较左派的意识形态高压路线。朱镕基当时也只能暗中支持皇甫平《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那些系列文章，向依然过分意识形态化的中国提出挑战。

真正冲破意识形态封锁的是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邓小平的这次南巡，才重新启动中国开放这个大巴车。邓小平来到广东点燃的思想火把终于在全国燃烧起来，使改革开放的治国主张得到延续。其实，邓小平广东这次南巡，也曾可能像上海“小南巡”一样，难以真正调整国家的发展方向。陈开枝，当时负责接待邓小平南巡的重要的负责人之一。他如今退休了，成为一位醉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可爱老头儿。笔者有幸和他吃过几次饭，他的幽默和随和风格，简直人见人爱。从陈开枝那里，笔者了解到一些邓小平广东南巡的秘辛。

接到邓小平要来广东的消息，广东省领导自然很重视。但上面传来的指示是不拍照，不安排采访，说是老人家只来休假，这也是老人家本人的意思。既然上面这样指示，一般只能照办。但陈开枝想到老人家不会无缘无故跑来广东休假，应当有些意思。至于什么意思，陈开枝也不敢妄猜。所以，他提出做两手准备。不要搞大动作，先找一两个记者跟着接待队伍。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这样的安排有点危险。当年，杨尚昆就因为擅自安排毛某人的录音，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当时的广东省主要领导，还是同意了陈开枝的提议，但要求一定小心，切不可让老人家发现而不悦。就因为刚开始有点过分小心，在邓小平刚发表重要讲话时，没有及时录音。但很快，香港媒体得到消息，前来要求采访，邓小平竟欣然接受了。见邓小平并不介意记者采访，陈开枝等人胆子也大了，在让随行记者立即开始工作时，又紧急召集广东几家媒体公开加入。邓小平南巡讲话先在香港报道，然后广东媒体跟随，再接着内地媒体大讲特讲。就这样，一度停顿下来的改革开放，又重新启航。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慢了一个节拍，改革开放伴生的问题越来越多。处在风口浪尖的广东，经济发展最快，事儿也特别多。这两年，一个社会现象是社会难解的问题造成群体性事件增多，且往往酿成社会大事件。广东官员并非都是思想解放的，甚至有些官员因贪污走向了改革开放的反面，成为极左派的忠实盟友，但广东就是存在思想解放的基础。所以，从古巷事件、新塘事件到乌坎事件，广东出现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维。这是一些事件成为社会新闻之后，人们看得见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有些事，广东人确实找到一些可以防患于未然的方法，不让一些事闹大，成为社会新闻。也就是使用比较开明的方法，成功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我有一些朋友在公检法系统。今年春节前，一个检察官朋友告诉我，经他参与，就成功处理了几起可能比从古巷事件、新塘事件更大的事件。有些方法与当前的意识形态观有些冲突，所以他们只做不说，免得麻烦。我朋友透露的那种解决方法，若放在比较好的民主法治体系中，我的个人判断并无什么问题。但在当下中国，说出来确实会让一些盲目左派胡乱攻击，所以，本人只好也只好在此自觉封口。

温家宝总理这次陪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广东访问，在德国总理离开后，他又顺便考察广东，再发表促进改革的讲话。他说：“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东，讲了许多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他明确告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解释说，“我们国内经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

体制上的不平衡、不协调，是现象，就是使贪官、假冒伪劣商品、环境污染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让人们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同时，也让人对高房价及教育、医疗、科技等方面产生的社会乱相产生无力感。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很好的社会监督，没有民众的民主权利正当行使，社会即没有有效的规则，也难有积极向善的动力，长此下去，社会发展就只能是不可持续性。不可持续是什么？当然是大混乱，大动荡。别看现在漂亮的高楼大厦，在混乱动荡的社会，一夜间就可以倾倒。过去的历史教训和国外的血和泪，历历在目。

体制改革，中国一直有人在喊，但要变革实在太难。难的原因，还是在于落后的意识形态束缚。中国的极左路线，从反右算起到文革结束，时长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后，极左势力弱了，但并未被真正清算。较左派没有极左派那样恶心人，但他们的路线依然是错了。可是，在反改革开放的立场上，较左派和极左派却组成统一联盟，不时为改革开放带来障碍。尤其在法治、社会监督等方面，他们就是要坚持错误的那一套，动不动给人上纲上线，让想往前走的人很难跨出关键性的一步。而社会因此出了问题，他们反而说是改革开放造成的问题。有人还借此为文革正名，称如果在那个时候，就不会如此。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广西镉污染事件就是例证。镉污染，2011年云南曲靖镉污染，媒体就有了广泛报道。可报道到一定程度，就不怎么让讲了。对于污染问题，社会一直呼吁对官员渎职严肃惩诫，并加强造污企业的责任赔偿，可是，渎职官员就是在社会舆论压迫下受到处分，过不久也可以轻易复出。受害民众也很难从造污企业获得应有的赔偿。有律师代民众打这样的官司，自己也会受到打压。解决严重污染问题，如果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强些，环保部门责任和权限同样到位，民众可以获取高额赔偿以给加害企业应有的教训，社会谴责、批评、跟踪这类行为的权力不被侵犯，造污企业还敢继续危害社会吗？

可是，那些仍然左得离谱的人认为司法独立是可怕的，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是可怕的，律师太积极帮助民众打官司是会给社会带来麻烦的，民众获得的赔偿如果过高，是鼓励诉讼争利，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些人这也不同意，那也不允许，却又拿不出真正的好办法来。在他们心里，用过去的阶级斗争方法就可以了。他们还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的危害，一些亲身经历的人，如今居然也忘了。他们自己对改革心怀恐惧，也不允许别人做改革的探路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广东被他们骂了三十多年。也有少数广东官员被骂怕了，再加上广东一些市县很有钱了，所以也变得有些胆小了。当汪洋来广东主政就立即唱继续改革歌的时候，来自广东的内部探索又多了些。我家住在东莞的运河边上，自己又在广州找饭吃，可以亲身感受到这两个城市的一些变化。东莞的运河，曾经又臭又脏，至少在离我家的那一带十多公里河段（因本人未全部观察，只能这样说），现在已没了刺鼻的臭味，水也干净多了。在广州，我见到一些城管对街边小贩容忍度大了，不像过去那样霸道了。广州的政府，有不少公务员对人的态度当真好了很多。不像话的还有一些，但整体而言，不同以前同，更不同内地了。广东有了恶城管，恶公务员，也容易被媒体拎出来批评。有一次，本人在某局的一个所，嫌他们慢和程序繁琐发了脾气，所长跑过来，轻声劝我不要那么大声，解释说有些规定上面定的，他们可以把我的意见反映上去。

晚清时，中国就曾有很多人抱残守缺，对任何社会改良都坚决反对，甚至把主张改良的人抓去杀头。结果当然就是社会终于再难承受积重难返的矛盾冲突，导致革命。当今的极左那一类人，自以为是“革命”的，反右的坚定分子，其实却沦为社会的顽固保守势力。他们打着左的旗号，却与西方的社会左派完全相反，更像西方社会的极右派。形左实右这个词，属于他们。而他们认为的右派，一般却是社会的开明派，反而思想不保守，要求社会进步。按西方社会的标准，中国的真正右派是很少的，极右派若不包括“形左实右”的极左分子，那就更很少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极左派要真正反右，只能反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