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梨花又开放吉他谱:南方谈话温故知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14:18:02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东方IC
柯林武德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如是，当代史本身所能给予当下人们的启示，会更贴近，更深切。人们深情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立意正在于此吧？
与20年前相似，目前经济增长减缓，社会裂痕加深，不同观念在尖锐交锋，中国重又面临“向何处去”和“怎么办”的难题。又因解决方案难定，气氛略显沉闷，许多人在悲叹“世上已无邓小平”。其实不必如此悲观。当今中国遇到的问题，毕竟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作为南方谈话最重大的成果，市场经济已然扎根，中产阶级也已渐渐成长起来。对现存的积弊，自然不应回避，但是，问题的充分暴露恰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另外，改革自有其内在逻辑。其演进的结果，无人可以完全预料、完全掌控。任凭反改革势力如何诅咒，如何折腾，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旧路上去了！
这一组文章的数位作者，对南方谈话发表的背景、谈话的精义和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他们的着眼点和建议见仁见智，但是，对改革前贤的敬仰和缅怀是一致的，对深化改革的热切呼吁也是一致的。
——编者
期待再次南方谈话
大变化的启示
改革，仅有好设计是不够的
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精神
期待再次南方谈话
中国现在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周瑞金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回望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这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也许，人们期待着新的一次“南方谈话”？
改革面临生死存亡之际，88岁的邓小平独挽狂澜，体现出极具担当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走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退休的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他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然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细察当下时局：为什么做大了的经济“蛋糕”，却没能消解中国民众的怨气与戾气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标题直接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渐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改革启动已经33年，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事实上，在被中国的传统正史评价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清王朝中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在世界上称冠。然而，中国此后的命运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因此，GDP再强大，也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可能走向败亡。按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从1700年到1820年，也就是在伤透了中国人心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占比也从22．3％增长到32．9％。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的中国，才步履迟缓起来。这位安格斯先生甚至很精准地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却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却没有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经开始着手试图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愈加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主义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后代，却失去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
目前，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
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能不能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要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这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纠结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也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碍难推广，遭遇了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情绪，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如2011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2011年5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再度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将其意义升华到新的高度，“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一次强调了社会管理创新，并将之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党的建设等相提并论。
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
社会管理创新从总体上来说，就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多元的治理结构，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它不涉及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而是在现行的、自上而下任命的威权体制中，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已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从深化改革的节奏上，改革也可以在梯度上有重点地推进。首先，要下决心解决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国企垄断，与计划经济彻底切割。现在，已不占市场主要成份的国企，却有恃无恐地垄断了市场，公众对“两桶油”（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以及电老大（电力）、铁老大（铁路）等普遍不满。国企的行政色彩过重，政府支配权过大，市场之手发挥不了作用。其次，就是在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先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抓手，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形成官民共识，着手缓解尖锐的群体性事件。目前，大多数矛盾都是基层冲突，并不在中央。要约束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基层官员的贪婪与惰政行为，还权于民，维护民众权益，大力推进社会基层自治。第三，是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补上这个短板，发挥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后，仍然不能忘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核心层面。
以上四位一体的改革，仍应视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推进。要推进改革，先要加强党内民主。中共十八大的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到党中央的政治局成员、常委乃至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值得赞赏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党的十七大政治局成员及常委人选，就是召集五六百位在京正部级领导干部投票推选，作为重要依据。党内民主不能倒退，只能前进。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南方谈话”的期待，还是中国特色的想法，期待“人治”推进改革，说到底还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现。如鲁迅期盼自己的杂文速朽，因为那意味着中国的进步，我们也期待“南方谈话”这样的改革推进方式“速朽”。但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追念，可以让我们更加厘清改革的思路和对改革艰巨性的认识，对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更有必要评价到位。 ■
周瑞金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大变化的启示
南方谈话的精神对今天的中国依然完全适用。中国要继续前进，要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就必须坚持贯彻南方谈话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吴建民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视察期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讲话。这篇讲话的重要性，不管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小平同志是20世纪一位世界级的伟人。我在法国工作期间，法国人对我说：“邓小平是20世纪的政治天才。”世纪伟人一生有很多著作，每一位伟人的著作都有一个高峰，南方谈话可能就是邓小平一生著作的高峰。1992年，邓小平年近88岁，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但这也是人生的收获季节。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结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南方谈话，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二十年，在人类的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这二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出乎中国人自己的预料，更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1991年中国GDP为4091亿美元，人均343.7美元；2010年GDP为5.88万亿美元，人均近4500美元；1991年中国外贸总额为1356亿美元，2011年有望达3.5万亿美元。
二十年的大变化，给了我们重要而深刻的启示。
把握时代的变化，顺应历史的潮流
20世纪很长的时间是在战争与暴力革命中度过的。20世纪初的世界，乌云密布，危机四伏，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大国瓜分世界的斗争达到白热化，战争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内矛盾愈益尖锐，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开始觉醒，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方兴未艾；许多国家国内的问题堆积如山，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难以调和，革命蓄势待发。
在上述背景下，1916年列宁对时代做出了明确的论断：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也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战后在许多国家爆发的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历史已经证明，列宁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邓小平同志1916年10月去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1月离开法国去莫斯科学习，1927年春回到国内，投身于国内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亲身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往往会受到历史惯性的影响，而看不到正在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则不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敏锐地洞察到时代的变化，他是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
邓小平当时会见外宾时，反复讲一个观点，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和平，一个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话不长，但鲜明地指出了时代主题的变化，从战争与革命变为和平与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1992年的国际形势充满着危机与挑战。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此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制裁。1992年初，苏联已经解体，东欧发生了剧变。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中国面临的头号问题。
从1989年到1992年初南方谈话之前，中国好像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党内的思想也十分活跃。有的同志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这一个中心，可能缺少点什么吧!应当再加一个中心，那就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有的地方已经开办了反对和平演变学习班；有的报纸发表文章称：“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 如果真的搞两个中心，那不乱套才怪呢！
十分明显，在1992年初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如果思想还是停留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话，那会认为西方世界在大举进攻，我们应当关上大门，固守阵地。然而，小平同志不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丝毫没有受到历史惯性思维的影响，而是强调，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反而开得更大了。这是多么大的气魄！二十年的大发展，说明小平同志的决断是何等英明！他把握住了时代的变化，顺应了世界的潮流就是不一样！。
1916年9月15日，孙中山先生在海宁观看钱塘大潮时，他把所看到的自然现象与他的革命生涯和对世界的观察结合起来，说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千真万确的。
1992年，全球化正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冷战期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因为当时的世界市场被两大对立的阵营割裂开了。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形成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关键因素。
当统一的全球市场形成后，就迎来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大发展。1991年，全球GDP总额为23.3万亿美元，2010年，为63.1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从1991年的4万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5万亿美元。而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我们的国家抓住了全球化大发展的机遇，这个机遇抓得太好了！
和平、发展、合作是一股时代潮流，是顺应还是违背，那会有天壤之别。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方世界欣喜若狂，得意忘形，甚至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历史终结了”，从此，他们可以高枕无忧，可以统治这个世界了！二十年来，美国人先后打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打的结果怎么样？结果不仅加剧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而且使美国陷入了重重困境。1991年，中国GDP为4091亿美元，美国GDP为7.04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GDP为5.8万亿美元，美国为15.4万亿美元。
我们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要抓住战略机遇期，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继续顺应时代潮流。舍此，没有别的道路。
摆脱旧观念的羁绊，拥抱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中国从1986年申请复关（恢复我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到后来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历时15年零5个月。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曾经错过一个恢复我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大好时机。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惟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关贸总协定也是联合国的所属机构之一。1972年关贸总协定召开大会，根据联大2758号决议，决定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当时，我们要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非常容易，只要由中国外交部长给关贸总协定总干事去一封信，说明中国同意去，问题就解决了。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注意到关贸总协定大会的决定，责成有关部门展开研究。1972年，中国人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国内局势乱糟糟，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受到严重冲击。当时有关部门研究的结论是：参加关贸总协定的国家，都是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所以，对于关贸总协定的邀请我们可不予置理，等对方找上门来时再说。这是何等荒唐！大好机会就这样自己错失了。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这个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合作。我们在申请复关初期，不敢说自己在搞市场经济，只说自己在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人家听不懂。而关贸总协定很明确，参加关贸总协定的国家必须搞市场经济。很多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小平同志上述一番讲话讲得多好啊！他老人家一点也不受这种旧观念的束缚，敢于接受和拥抱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什么是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一切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都是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南方谈话破除了过时的旧观念的羁绊，使得中国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中国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现在大家对南方谈话后中国各地出现的那种热火朝天、蓬勃向上的氛围是多么怀念啊！这种氛围是由于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所形成的。
破除旧观念的羁绊，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时尖锐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程，可以看出，“左”的思想不时在干扰我们前进的步伐。因为这些“左”的东西在我们国家根基很深，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阻碍中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些“左”的东西阻碍我们去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今后我们要继续前进，必须遵循小平同志的教导：“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警惕浮躁奢华、弄虚作假，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回顾90年的党史，凡是我们工作取得进展、革命取得胜利、建设取得成就的时候，都是我们在坚持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时候。凡是我们犯错误、摔跟头、受挫折的时候，都是我们违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时候。南方谈话不长，贯穿通篇的是实事求是。
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发展，我们面临很多新的事物，和许多新的挑战，要继续前进，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然而，环顾今日之中国，浮躁奢华、弄虚作假的现象，不实事求是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还大量存在。
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同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还有很大的距离，仍然处在一个赶超的过程中。
中国人现在享用的各种物质文明的成果，没有多少是我们发明创造的，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学来的。但是，今天有些中国人变得浮躁起来。技术明明是从国外引进的，非说是自己自主创新的。是买来的，就是买来的，为什么不敢大胆承认？为什么就不能实事求是？此外，为了追求所谓政绩，不惜弄虚作假，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现在并不少见。其结果是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源被浪费了。
为什么实事求是就那么困难？这可能与我们的历史密切相关。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最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但是问题也有另外的一面，悠久的历史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影响我们实事求是的三大惯性。
首先是封建的惯性。我们有两千多年封建的历史，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长期的封建社会，也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惯性。这种惯性，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大量存在。官本位就是封建惯性的表现。今天官本位不是在减少，而是在深化，正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二是封闭的惯性。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到明成祖（1402年-1424年在位）还是开放的，此后就走向了封闭。我们封闭的时间长达五个多世纪，这也形成了很强的惯性。一些人喜欢封闭，觉得封闭起来才安全。殊不知，封闭是最不安全的。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必然导致落后，落后就会挨打。
第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中国的革命经历了100多年，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中国统治了几十年，这也形成了很强的惯性。这种惯性也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复杂的，存在各种挑战。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随着世界整体格局的变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加深，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要求人类联合起来。这些因素都在改善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然而，有些人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往往容易夸大安全形势的严重性。夸大就不是实事求是，夸大会导致误判。
总之，南方谈话是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南方谈话的精神对今天的中国依然完全适用。
中国要继续前进，中国要利用好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所提供的战略机遇期，就必须坚持贯彻南方谈话。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再迎来一个大发展、大合作、大进步的新的十年！ ■
吴建民为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改革，仅有好设计是不够的
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辛鸣
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改变了中国，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但是，今日中国的现实果真就是邓小平当年南方谈话时所希冀勾勒的图景吗？恐怕也是、也不是。
说是，因为我们坚持的道路还是邓小平开辟的道路，方向还是邓小平指出的方向，旗帜也是邓小平高举的旗帜。
说不是，则因为很多的状况、态势虽不能说背离了邓小平的设想，至少与他的预期有不小的距离：市场经济没有带来应有的公平正义，“先富”也没有带来及时的“共富”。
由于这“是”的内容宏观而抽象，社会公众固然不好去否定也鲜有真切的感知，而这“不是”的内容却一点不做假地体现在每一个国民的生活中，以至于大家对南方谈话倡导的改革产生了困惑，有人甚至对南方谈话本身也产生了质疑。
我们不是为南方谈话辩护，它也无需我们自作多情地去辩护。但是，理性地分析为什么南方谈话播下的是龙种，却未能实现飞龙在天的一些客观因素，对于中国社会更本真地领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魂，更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革还是很有意义的。
大大方方补权利这一课
市场是手段，但驾驭这一手段是要有前提的；没有权利保障，也就没有市场正义。
南方谈话最大的突破在于改变了国人对市场的看法。“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些当时听起来石破天惊的话语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成为政治决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开始走上了中国改革的舞台。
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可以极大地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更是让人充满期待：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既可以把市场经济的好东西拿过来，又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的一些固有缺陷。但是，在随后的市场经济实践过程中，这一期待并没有完全实现，甚至在很多层面出现了连西方市场经济都不会有的丑恶乃至罪恶，用一位经济学者的话讲，是“权贵资本主义”。握有权力的部门与群体运用权力到市场中，去获取不应得利益，打着市场的旗号侵占别的社会主体的权益，又以市场经济为借口，逃避应该承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以至于社会公众开始质疑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做法。
市场固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在西方社会数百年来行之有效，到了中国社会就错谬迭出，难道真是南橘北枳？非也！
市场固然只是一种手段，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但市场运行是要有前提的，这就是其运行社会中的社会主体权利是有充分保障的。不管市场再怎么发挥基础性作用，能量再大，也不能突破权利的底线。一个社会中如果有权利保驾护航，市场就只能造福而不可能为害，只能为人嫁衣而不能鸠占鹊巢。
可是，在中国社会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权利保障在很多方面是一片空白（至少是事实上的空白），这导致了市场在中国社会的诸种不良表现，也导致了国人对市场的不信任。所以，不是说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说中国搞市场经济搞错了，而是我们没有把搞市场经济的条件先认真准备好，或同步完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要想不半途而废，要想走好、走通，就要把保障权利的工作做起来、做好，该补的课要大大方方去补。
不过，汲取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改革的教训，做到这些还稍嫌不足，我们还应该再往前走一步。这就是当我们讲要保障权利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保障谁的权利，保障什么样的权利。没有后面这些明确界定，保障权利就不仅是一句空话，甚至还是一句谎话。
之所以要分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现代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并不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补的。很多的时候，某一群体的某种权利的实现，是以其他群体的另一种权利的丧失为前提的。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为了城市化，拿走了农民的土地让他们成为了失地农民；为了国际贸易中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进城务工人员只能拿极低的工资；为了企业的高效率，一大批的工人下了岗。可是，所有这些中下层的民众，他们依然有着神圣的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权利。中国社会的改革只能去增进他们本已经贫困的权利，而不能去掠夺之。我们经常讲特色，这正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所在。
先富为什么还没带来共富
先富带后富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国既有社会文化基础之上，但是，先富的实践又挖空了它赖以支撑的基石。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强调的要点。说实话，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观念是很少敢公开宣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制的背景下，其客观结果确实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政策主张绝对不敢如此坦率。西方社会最常用的借口是说由于市场竞争才导致了财富集中，而政策出发点则始终着眼于平等。可是在2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在搞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它被提出来之后，不仅没有招致大家的质疑反而赢得一片拥护之声。
为什么？有两个缘由：一是在中国社会深厚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先富带后富是一件当然的事情。
一个家庭由于财力物力有限，把全家仅有的可怜的一点点资源和条件先集中到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人身上，让他富裕起来、发达了，就把大家都拉扯起来了，大家就都有盼头了。
既然在家庭里可以这样，扩展到国家中又会有什么不应当的呢？中国社会“国家”这个词的构成就很有意味，所谓“国”是以“家”为基础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
第二点，源于中国政府的高度自信和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国社会的体制决定了政府的权力如此集中强大，政府发令要求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后富的人岂不是小事一桩？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到时候怎么可能不帮助人民富裕？
可是，事情的演变却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而且还富得不一般，我们不用罗列什么数据，仅就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和一些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疯狂埋单豪举这些细节就可看出富裕的规模、成色和档次。但是，共富却好像遥遥无期。现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听说共富，就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认为是走回头路，甚至还找出种种理论根据。
为什么先富不愿意带后富呢？因为中国社会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文化也在改变。经过数十年的改革，中国的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而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公民”， 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互不相关的个体；联系中国人之间的纽带不再是情感与宗法，而变成了利益与规则。我这个先富起来的公民凭什么要对其他公民负有责任？固然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这一变化是进步的变化，但这一变化也卓有成效地挖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法的情理合法性基础。
那么，又为什么政府在推进共富方面好像也没有大作为呢？一方面，市场化的改革让政府不再像自己想像中的计划经济背景下那样的有力量。面对市场的逻辑、法治的约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担当很难有大手笔、大决心；另一方面，政府中的成员财产状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是僵化地要求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是穷光蛋（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穷光蛋），但至少应该与该社会最大多数群体的财产状况相匹配。否则当他们自己首先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的时候，他们还有动力去共富吗？城市房价居高不下，老百姓就怪开发商黑心了，后来发现有些冤枉，原来背后政府也要靠高房价赚钱花；再后来看，还有更深一层的事实：现在绝大多数的政府工作人员家里面都有一套以上的房子，真正打压房价的政策怎舍得出台？
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教会更多的中国人去追求富裕。当今日中国人人都知道要富裕的时候，还依然把权宜之计当作不变之策，把手段当作目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做法就一点合法性也没有了。
不能轻言“定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轻言跨越，不等于就沉湎于这一阶段而不思进取，更不能用一些政策制度把这一阶段定型化。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中国改革取得突破的根本性前提，也是中国改革的基础性理论支撑。邓小平南方谈话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一大背景展开的。
邓小平讲，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既然我们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站在社会主义门槛前的社会主义，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可以允许它发育成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政策有其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渡性特征，我们不能用纯粹的社会主义眼光去苛求。
又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至少要有100年，到本世纪中叶能走出这一发展阶段就已经相当了不得了，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一定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正像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强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轻言跨越，不等于就不思跨越。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正是为了能真正从实践上跨越这一阶段。那么，为了未来的跨越，现在就不能轻言“定型”。
应该说现在的中国社会有一种“定型”的冲动，像“中国模式”一再被一些人频频提出，反映的也是这种“定型”的冲动。这种冲动除了出于坚持初级阶段基本政策的善意外，也有一些利益诉求掺杂其中。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该阶段特定的获益群体。中国改革30年中，由于“摸着石头过河”经验的缺乏，由于社会转型制度的不完善，由于权宜之计不可避免的负效应，使得一些群体在这一过程中获取了不应该、不公平的超额利益，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跨越，他们的这些利益和地位都有可能风光不再。为了维护既有的利益和地位，就试图通过所谓的社会“定型”、制度“定型”来达到其目的。由于这样的群体在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了相当的力量和地位，甚至已经有了能影响决策乃至亲自操刀决策的条件，他们的诉求往往易于变为政策与制度。但是，如果他们的一些要求被政策化、制度化后，中国社会就可能会路径锁定而难有突破了。
中国社会处在初级阶段，但中国社会不能总处在初级阶段。如何既保持现有各项基本政策的不变，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未雨绸缪，因势利导，为中国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发展阶段跨越做好制度准备，这同样需要改革实践的大智慧。
结论
改革设计与改革实践是不同的两件事。如果说改革设计是“举重若轻”的话，那么改革实践必须是“举轻若重”。
从改革设计到改革实践，其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实践不能是对改革设计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照葫芦画瓢”是实现不了改革蓝图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
改革的实践者是每一个中国人。破解中国改革困境的出路不在于质疑邓小平而在于实现邓小平的伟大构想。
把邓小平提出来但没有做到的事情，像反对腐败、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来，实实在在兑现了，改革的权威、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动力就会重新回到中国社会。 ■
辛鸣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精神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一本通书读到老”的结果，都必定要丧失生命活力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吴松营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20周年。
众所周知，正是邓小平的那次不同寻常的南方视察和重要谈话，拨开了自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后、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浓浓烟雾，指明了改革开放前进的方向，也才会有20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
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南方视察和发表重要谈话这件历史盛事，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正视世界和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前进的方向和路线，确定新的正确方针政策。
世人都知道，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成为执政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在他的实际领导下，中国逐步转向全面对外开放，从以计划经济为主转向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国际地位快速提高的新时代。
同时，人们不会、也不应该忘记，在中国政治风波和苏东巨变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保证了中国局势的稳定。但是，中国换了新的领导集体，而邓小平又辞去了中央所有的领导职务；从执政的中共到党外的各个阶层，人们对是否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尤其是否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和意见分歧。
关于“姓社”、“姓资”的长时间争论，以及“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思想，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更是严重地影响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只要查阅一些历史资料，就不难发现，“六四”之后不断地纠缠着的“姓社”、“姓资 ”的争论的1989年到1991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是在“三五”（3%—5%）之中摆动，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发展速度最低的年份。加上物价飞涨，大批工厂企业关闭，许多任务人、职工下岗失业，老百姓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困难时期。再接着就是社会矛盾问题、民族问题等不稳定因素复杂交织。而在国际上，西方大国又对中国进行制裁。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以88岁高龄，不顾长途劳顿，千里迢迢到南方的深圳、珠海等地视察，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谈话，制止了“姓社”、“姓资 ”的无休止争论和空谈误国歪风的漫沿，拨正了中国航船前进的方向。20年来，中国的GDP从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接近50万亿元。中国从世界经济排名的几十名之后，跟进到了世界第二。20年来，中国的城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人民群众生活的很大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快速上升等，都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邓小平在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把他自己毕生的睿智思考和丰富政治经验积累，从零散到系统地表述出来，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着中共党内外思想认识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判断是非标准的“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等等，这才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推上最高峰。中共十五大终于明确地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
但是，由于宏观世界的无限和人的主观认识的有限，人类一切的思想理论都具有时代性和局限性，必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一本通书读到老”的结果，都必定要丧失生命活力。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之时，及至邓小平1997年去世之后的这么多年来，世界、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政治和文化更加紧密交融。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搭起的信息交通平台，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东西方各国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对比，都与过去大不相同，有的甚至颠倒过来。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主观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人们都要注意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在政治经济理论上的最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失去大胆实行市场经济。他反复指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都只是发展社会经济的手段，而不能以此作为区分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标准。邓小平的重要谈话，使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中国在经济转型上大踏步前进，大胆大力搞市场经济。这在当时无疑是英明正确的。它导致半年多之后中共十四大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中国2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大为提升，国际地位迅速提高。
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不但得过诺贝尔奖的萨缪尔森等一批世界级大经济学家这么说，近些年来，各个国家的政治家都这么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也都这么体会。特别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开始的十年来，世界发生了两次巨大的金融风暴以及所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促使人们通过实践的检验，对于现存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作用和两面性，认识越来越清楚。
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更加紧密交融，其所产生的化学反应越来越明显，作用越来越大——有正面作用，也有反面作用。尤其是，邓小平去世的十多年来，中国更进一步全面开放，更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同世界市场连接在一起。目前的情况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部分掌权者把权力当作资本，通过灰色市场的交换而获取巨大私利，以至中国到今天未能有效地遏制党政领导干部和机关的腐败，甚至腐败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在某些方面不但未能广大、弘扬，甚至越来越失落；许多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只是讲金钱，社会贫富越来越悬殊，黄、赌、毒日益猖獗等等。
对于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趋利避害、尤其是如何避免共产党内出现严重的腐败和堕落，继续保持执政地位，团结和领导14亿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从邓小平理论的现成答案中，人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锦囊妙计”。
第二，面对前路新的艰难险阻，后人必须自己再“摸着石头过河”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都在寻求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今天，中国终于真正独立自主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之路，仍然千难万千、险阻重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实际上是稳定之中隐含着不稳定。新的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激烈。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却是人民大众中间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党的执政权威、国家法治和社会道德受到严重挑战。
有一本书叫《中国即将崩溃》，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美籍华人于2002年在台湾、美国出版的。十年过去了，中国经历了“非典”、南方雪灾、四川大地震等天灾，还有“三鹿奶粉”“地沟油”上餐桌等人祸，又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美国金融海啸、欧洲债务危机等等外部的重大冲击。但是，中国并没有崩溃，也还没有哪位高人能预见中国在什么时候真的就崩溃。
当然，国人绝对不可以因此而高枕无忧。因为在《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的“尾声”所指的“败象已露，因为它经常无法充分供应人民生活基本所需，从小村庄到大城市，贪污渎职腐蚀了民众对党的支持??社会秩序日益解体”等等情况，却确实依然存在。
俗话说：危言存国，多难兴邦。国有“败象”，就像是人患了病，健康出了点问题。新中国建立了60多年，也还是处在青壮年。健康出了点问题不要紧，只要重视调养、医治，仍可以旺盛如初，勇往直前。但是，如果麻痹大意，甚至违疾忌医，就会病入膏肓，乃至呜呼哀哉。
面临着今日新的国内、国际复杂形势，中国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航船如何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奋勇前进？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曾用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古训问毛泽东，担心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能否避开历史的周期律。当时毛泽东的回答是，共产党要发扬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请人民当家做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如何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又能够充分发扬共产党内外民主，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今天又成为中国国内各界、各阶层争论的新的热点问题。看看一些互相转发、传送的电子邮件，听听朋友之间个人手机的短信转达的信息，回味众多茶余饭后的“段子”，就不难发现20年前那些非“左”即“右”、主张走极端道路的观点，又在某些地方、某个时候，汹涌澎湃。
当务之急，中国在完善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在树立国民的崇高理想、信念，建立先进而又完整的法治体系和道德体系方面，下大决心，下大功夫。而这，确实还有很长的艰巨道路要走，还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并且要不怕风急浪大，不惧艰难险阻。
第三，20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巨大变化，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必然要有新的调整。
邓小平在世之时，在谈论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方针方面，明确地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邓小平思想年谱》P452）
1997年的2月19日，邓小平就去世了，没能看到香港、澳门回归，也未曾预见到世界局势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2001年美国纽约世贸大厦被摧毁和五角大楼被炸的“9·11”事件，打破了世界局势的稳定和平衡。当今世界，既没有两霸，也没有独大的霸权，更未能形成多极的平衡。“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不属于世界权力角逐的哪个极。他们是“无极”，却又让各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处处设防，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反恐”。“拉登”死了，“反恐”仍然未有穷期。
自1992年以后，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日趋明显，美、加、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欧洲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等发生越来越大的效用。
21世纪之后，欧元成为继美元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货币。但是，2008年以美国华尔街为发端的金融海啸，席卷全世界，至今未能真正平息。近年来，欧洲的金融危机此起彼伏，令全世界市场都惶恐不安。
形成对照的是，东盟经济、南美经济、中东经济、新兴的“金砖四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排上世界第二。而且，邓小平在世时中国的外汇还相对紧缺，而现在，中国的美元等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需要倾听中国的声音。
经济力量的变化，又必然促使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变化。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扩大。东南亚的力量在崛起。非洲、中东的局势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变。
为了世界更有公道，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中国在外交的方针政策上，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国际关系的方针政策，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对中国对外的方针政策做适当调整？
今天，我们回顾邓小平20年前南巡深圳并发表重要谈话，纪念那件影响着中国航船前进航向的盛事，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发扬邓小平敢于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坚强意志、敢闯精神。
面对着国内国际新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只要有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宝贵精神，同时又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勇于探索，敢闯难关，才能让每一个中华儿女从“漫漫其修远”的前路上，看到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越来越近的曙光。 ■
作者吴松营1992年任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邓小平视察深圳时负责记录谈话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东方IC
柯林武德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如是，当代史本身所能给予当下人们的启示，会更贴近，更深切。人们深情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立意正在于此吧？
与20年前相似，目前经济增长减缓，社会裂痕加深，不同观念在尖锐交锋，中国重又面临“向何处去”和“怎么办”的难题。又因解决方案难定，气氛略显沉闷，许多人在悲叹“世上已无邓小平”。其实不必如此悲观。当今中国遇到的问题，毕竟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作为南方谈话最重大的成果，市场经济已然扎根，中产阶级也已渐渐成长起来。对现存的积弊，自然不应回避，但是，问题的充分暴露恰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另外，改革自有其内在逻辑。其演进的结果，无人可以完全预料、完全掌控。任凭反改革势力如何诅咒，如何折腾，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旧路上去了！
这一组文章的数位作者，对南方谈话发表的背景、谈话的精义和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他们的着眼点和建议见仁见智，但是，对改革前贤的敬仰和缅怀是一致的，对深化改革的热切呼吁也是一致的。
——编者
期待再次南方谈话
大变化的启示
改革，仅有好设计是不够的
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精神
期待再次南方谈话
中国现在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周瑞金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回望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这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也许，人们期待着新的一次“南方谈话”？
改革面临生死存亡之际，88岁的邓小平独挽狂澜，体现出极具担当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走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退休的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他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然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细察当下时局：为什么做大了的经济“蛋糕”，却没能消解中国民众的怨气与戾气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标题直接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渐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改革启动已经33年，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事实上，在被中国的传统正史评价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清王朝中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在世界上称冠。然而，中国此后的命运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因此，GDP再强大，也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可能走向败亡。按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从1700年到1820年，也就是在伤透了中国人心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占比也从22．3％增长到32．9％。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的中国，才步履迟缓起来。这位安格斯先生甚至很精准地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却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却没有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经开始着手试图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愈加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主义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后代，却失去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
目前，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
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能不能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要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这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纠结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也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碍难推广，遭遇了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情绪，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如2011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2011年5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再度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将其意义升华到新的高度，“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一次强调了社会管理创新，并将之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党的建设等相提并论。
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
社会管理创新从总体上来说，就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多元的治理结构，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它不涉及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而是在现行的、自上而下任命的威权体制中，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已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从深化改革的节奏上，改革也可以在梯度上有重点地推进。首先，要下决心解决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国企垄断，与计划经济彻底切割。现在，已不占市场主要成份的国企，却有恃无恐地垄断了市场，公众对“两桶油”（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以及电老大（电力）、铁老大（铁路）等普遍不满。国企的行政色彩过重，政府支配权过大，市场之手发挥不了作用。其次，就是在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先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抓手，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形成官民共识，着手缓解尖锐的群体性事件。目前，大多数矛盾都是基层冲突，并不在中央。要约束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基层官员的贪婪与惰政行为，还权于民，维护民众权益，大力推进社会基层自治。第三，是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补上这个短板，发挥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后，仍然不能忘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核心层面。
以上四位一体的改革，仍应视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推进。要推进改革，先要加强党内民主。中共十八大的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到党中央的政治局成员、常委乃至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值得赞赏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党的十七大政治局成员及常委人选，就是召集五六百位在京正部级领导干部投票推选，作为重要依据。党内民主不能倒退，只能前进。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南方谈话”的期待，还是中国特色的想法，期待“人治”推进改革，说到底还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现。如鲁迅期盼自己的杂文速朽，因为那意味着中国的进步，我们也期待“南方谈话”这样的改革推进方式“速朽”。但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追念，可以让我们更加厘清改革的思路和对改革艰巨性的认识，对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更有必要评价到位。 ■
周瑞金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大变化的启示
南方谈话的精神对今天的中国依然完全适用。中国要继续前进，要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就必须坚持贯彻南方谈话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吴建民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视察期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讲话。这篇讲话的重要性，不管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小平同志是20世纪一位世界级的伟人。我在法国工作期间，法国人对我说：“邓小平是20世纪的政治天才。”世纪伟人一生有很多著作，每一位伟人的著作都有一个高峰，南方谈话可能就是邓小平一生著作的高峰。1992年，邓小平年近88岁，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但这也是人生的收获季节。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结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南方谈话，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二十年，在人类的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这二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出乎中国人自己的预料，更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1991年中国GDP为4091亿美元，人均343.7美元；2010年GDP为5.88万亿美元，人均近4500美元；1991年中国外贸总额为1356亿美元，2011年有望达3.5万亿美元。
二十年的大变化，给了我们重要而深刻的启示。
把握时代的变化，顺应历史的潮流
20世纪很长的时间是在战争与暴力革命中度过的。20世纪初的世界，乌云密布，危机四伏，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大国瓜分世界的斗争达到白热化，战争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内矛盾愈益尖锐，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开始觉醒，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方兴未艾；许多国家国内的问题堆积如山，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难以调和，革命蓄势待发。
在上述背景下，1916年列宁对时代做出了明确的论断：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也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战后在许多国家爆发的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历史已经证明，列宁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邓小平同志1916年10月去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1月离开法国去莫斯科学习，1927年春回到国内，投身于国内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亲身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往往会受到历史惯性的影响，而看不到正在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则不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敏锐地洞察到时代的变化，他是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
邓小平当时会见外宾时，反复讲一个观点，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和平，一个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话不长，但鲜明地指出了时代主题的变化，从战争与革命变为和平与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1992年的国际形势充满着危机与挑战。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此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制裁。1992年初，苏联已经解体，东欧发生了剧变。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中国面临的头号问题。
从1989年到1992年初南方谈话之前，中国好像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党内的思想也十分活跃。有的同志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这一个中心，可能缺少点什么吧!应当再加一个中心，那就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有的地方已经开办了反对和平演变学习班；有的报纸发表文章称：“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 如果真的搞两个中心，那不乱套才怪呢！
十分明显，在1992年初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如果思想还是停留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话，那会认为西方世界在大举进攻，我们应当关上大门，固守阵地。然而，小平同志不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丝毫没有受到历史惯性思维的影响，而是强调，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反而开得更大了。这是多么大的气魄！二十年的大发展，说明小平同志的决断是何等英明！他把握住了时代的变化，顺应了世界的潮流就是不一样！。
1916年9月15日，孙中山先生在海宁观看钱塘大潮时，他把所看到的自然现象与他的革命生涯和对世界的观察结合起来，说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千真万确的。
1992年，全球化正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冷战期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因为当时的世界市场被两大对立的阵营割裂开了。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形成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关键因素。
当统一的全球市场形成后，就迎来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大发展。1991年，全球GDP总额为23.3万亿美元，2010年，为63.1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从1991年的4万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5万亿美元。而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我们的国家抓住了全球化大发展的机遇，这个机遇抓得太好了！
和平、发展、合作是一股时代潮流，是顺应还是违背，那会有天壤之别。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方世界欣喜若狂，得意忘形，甚至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历史终结了”，从此，他们可以高枕无忧，可以统治这个世界了！二十年来，美国人先后打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打的结果怎么样？结果不仅加剧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而且使美国陷入了重重困境。1991年，中国GDP为4091亿美元，美国GDP为7.04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GDP为5.8万亿美元，美国为15.4万亿美元。
我们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要抓住战略机遇期，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继续顺应时代潮流。舍此，没有别的道路。
摆脱旧观念的羁绊，拥抱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中国从1986年申请复关（恢复我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到后来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历时15年零5个月。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曾经错过一个恢复我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大好时机。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惟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关贸总协定也是联合国的所属机构之一。1972年关贸总协定召开大会，根据联大2758号决议，决定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当时，我们要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非常容易，只要由中国外交部长给关贸总协定总干事去一封信，说明中国同意去，问题就解决了。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注意到关贸总协定大会的决定，责成有关部门展开研究。1972年，中国人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国内局势乱糟糟，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受到严重冲击。当时有关部门研究的结论是：参加关贸总协定的国家，都是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所以，对于关贸总协定的邀请我们可不予置理，等对方找上门来时再说。这是何等荒唐！大好机会就这样自己错失了。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这个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合作。我们在申请复关初期，不敢说自己在搞市场经济，只说自己在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人家听不懂。而关贸总协定很明确，参加关贸总协定的国家必须搞市场经济。很多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小平同志上述一番讲话讲得多好啊！他老人家一点也不受这种旧观念的束缚，敢于接受和拥抱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什么是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一切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都是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南方谈话破除了过时的旧观念的羁绊，使得中国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中国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现在大家对南方谈话后中国各地出现的那种热火朝天、蓬勃向上的氛围是多么怀念啊！这种氛围是由于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所形成的。
破除旧观念的羁绊，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时尖锐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程，可以看出，“左”的思想不时在干扰我们前进的步伐。因为这些“左”的东西在我们国家根基很深，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阻碍中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些“左”的东西阻碍我们去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今后我们要继续前进，必须遵循小平同志的教导：“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警惕浮躁奢华、弄虚作假，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回顾90年的党史，凡是我们工作取得进展、革命取得胜利、建设取得成就的时候，都是我们在坚持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时候。凡是我们犯错误、摔跟头、受挫折的时候，都是我们违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时候。南方谈话不长，贯穿通篇的是实事求是。
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发展，我们面临很多新的事物，和许多新的挑战，要继续前进，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然而，环顾今日之中国，浮躁奢华、弄虚作假的现象，不实事求是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还大量存在。
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同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还有很大的距离，仍然处在一个赶超的过程中。
中国人现在享用的各种物质文明的成果，没有多少是我们发明创造的，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学来的。但是，今天有些中国人变得浮躁起来。技术明明是从国外引进的，非说是自己自主创新的。是买来的，就是买来的，为什么不敢大胆承认？为什么就不能实事求是？此外，为了追求所谓政绩，不惜弄虚作假，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现在并不少见。其结果是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源被浪费了。
为什么实事求是就那么困难？这可能与我们的历史密切相关。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最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但是问题也有另外的一面，悠久的历史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影响我们实事求是的三大惯性。
首先是封建的惯性。我们有两千多年封建的历史，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长期的封建社会，也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惯性。这种惯性，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大量存在。官本位就是封建惯性的表现。今天官本位不是在减少，而是在深化，正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二是封闭的惯性。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到明成祖（1402年-1424年在位）还是开放的，此后就走向了封闭。我们封闭的时间长达五个多世纪，这也形成了很强的惯性。一些人喜欢封闭，觉得封闭起来才安全。殊不知，封闭是最不安全的。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必然导致落后，落后就会挨打。
第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中国的革命经历了100多年，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中国统治了几十年，这也形成了很强的惯性。这种惯性也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复杂的，存在各种挑战。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随着世界整体格局的变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加深，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要求人类联合起来。这些因素都在改善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然而，有些人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往往容易夸大安全形势的严重性。夸大就不是实事求是，夸大会导致误判。
总之，南方谈话是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南方谈话的精神对今天的中国依然完全适用。
中国要继续前进，中国要利用好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所提供的战略机遇期，就必须坚持贯彻南方谈话。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再迎来一个大发展、大合作、大进步的新的十年！ ■
吴建民为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改革，仅有好设计是不够的
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辛鸣
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改变了中国，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但是，今日中国的现实果真就是邓小平当年南方谈话时所希冀勾勒的图景吗？恐怕也是、也不是。
说是，因为我们坚持的道路还是邓小平开辟的道路，方向还是邓小平指出的方向，旗帜也是邓小平高举的旗帜。
说不是，则因为很多的状况、态势虽不能说背离了邓小平的设想，至少与他的预期有不小的距离：市场经济没有带来应有的公平正义，“先富”也没有带来及时的“共富”。
由于这“是”的内容宏观而抽象，社会公众固然不好去否定也鲜有真切的感知，而这“不是”的内容却一点不做假地体现在每一个国民的生活中，以至于大家对南方谈话倡导的改革产生了困惑，有人甚至对南方谈话本身也产生了质疑。
我们不是为南方谈话辩护，它也无需我们自作多情地去辩护。但是，理性地分析为什么南方谈话播下的是龙种，却未能实现飞龙在天的一些客观因素，对于中国社会更本真地领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魂，更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革还是很有意义的。
大大方方补权利这一课
市场是手段，但驾驭这一手段是要有前提的；没有权利保障，也就没有市场正义。
南方谈话最大的突破在于改变了国人对市场的看法。“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些当时听起来石破天惊的话语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成为政治决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开始走上了中国改革的舞台。
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可以极大地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更是让人充满期待：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既可以把市场经济的好东西拿过来，又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的一些固有缺陷。但是，在随后的市场经济实践过程中，这一期待并没有完全实现，甚至在很多层面出现了连西方市场经济都不会有的丑恶乃至罪恶，用一位经济学者的话讲，是“权贵资本主义”。握有权力的部门与群体运用权力到市场中，去获取不应得利益，打着市场的旗号侵占别的社会主体的权益，又以市场经济为借口，逃避应该承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以至于社会公众开始质疑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做法。
市场固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在西方社会数百年来行之有效，到了中国社会就错谬迭出，难道真是南橘北枳？非也！
市场固然只是一种手段，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但市场运行是要有前提的，这就是其运行社会中的社会主体权利是有充分保障的。不管市场再怎么发挥基础性作用，能量再大，也不能突破权利的底线。一个社会中如果有权利保驾护航，市场就只能造福而不可能为害，只能为人嫁衣而不能鸠占鹊巢。
可是，在中国社会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权利保障在很多方面是一片空白（至少是事实上的空白），这导致了市场在中国社会的诸种不良表现，也导致了国人对市场的不信任。所以，不是说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说中国搞市场经济搞错了，而是我们没有把搞市场经济的条件先认真准备好，或同步完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要想不半途而废，要想走好、走通，就要把保障权利的工作做起来、做好，该补的课要大大方方去补。
不过，汲取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改革的教训，做到这些还稍嫌不足，我们还应该再往前走一步。这就是当我们讲要保障权利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保障谁的权利，保障什么样的权利。没有后面这些明确界定，保障权利就不仅是一句空话，甚至还是一句谎话。
之所以要分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现代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并不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补的。很多的时候，某一群体的某种权利的实现，是以其他群体的另一种权利的丧失为前提的。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为了城市化，拿走了农民的土地让他们成为了失地农民；为了国际贸易中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进城务工人员只能拿极低的工资；为了企业的高效率，一大批的工人下了岗。可是，所有这些中下层的民众，他们依然有着神圣的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权利。中国社会的改革只能去增进他们本已经贫困的权利，而不能去掠夺之。我们经常讲特色，这正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所在。
先富为什么还没带来共富
先富带后富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国既有社会文化基础之上，但是，先富的实践又挖空了它赖以支撑的基石。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强调的要点。说实话，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观念是很少敢公开宣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制的背景下，其客观结果确实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政策主张绝对不敢如此坦率。西方社会最常用的借口是说由于市场竞争才导致了财富集中，而政策出发点则始终着眼于平等。可是在2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在搞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它被提出来之后，不仅没有招致大家的质疑反而赢得一片拥护之声。
为什么？有两个缘由：一是在中国社会深厚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先富带后富是一件当然的事情。
一个家庭由于财力物力有限，把全家仅有的可怜的一点点资源和条件先集中到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人身上，让他富裕起来、发达了，就把大家都拉扯起来了，大家就都有盼头了。
既然在家庭里可以这样，扩展到国家中又会有什么不应当的呢？中国社会“国家”这个词的构成就很有意味，所谓“国”是以“家”为基础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
第二点，源于中国政府的高度自信和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国社会的体制决定了政府的权力如此集中强大，政府发令要求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后富的人岂不是小事一桩？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到时候怎么可能不帮助人民富裕？
可是，事情的演变却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而且还富得不一般，我们不用罗列什么数据，仅就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和一些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疯狂埋单豪举这些细节就可看出富裕的规模、成色和档次。但是，共富却好像遥遥无期。现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听说共富，就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认为是走回头路，甚至还找出种种理论根据。
为什么先富不愿意带后富呢？因为中国社会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文化也在改变。经过数十年的改革，中国的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而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公民”， 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互不相关的个体；联系中国人之间的纽带不再是情感与宗法，而变成了利益与规则。我这个先富起来的公民凭什么要对其他公民负有责任？固然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这一变化是进步的变化，但这一变化也卓有成效地挖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法的情理合法性基础。
那么，又为什么政府在推进共富方面好像也没有大作为呢？一方面，市场化的改革让政府不再像自己想像中的计划经济背景下那样的有力量。面对市场的逻辑、法治的约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担当很难有大手笔、大决心；另一方面，政府中的成员财产状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是僵化地要求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是穷光蛋（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穷光蛋），但至少应该与该社会最大多数群体的财产状况相匹配。否则当他们自己首先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的时候，他们还有动力去共富吗？城市房价居高不下，老百姓就怪开发商黑心了，后来发现有些冤枉，原来背后政府也要靠高房价赚钱花；再后来看，还有更深一层的事实：现在绝大多数的政府工作人员家里面都有一套以上的房子，真正打压房价的政策怎舍得出台？
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教会更多的中国人去追求富裕。当今日中国人人都知道要富裕的时候，还依然把权宜之计当作不变之策，把手段当作目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做法就一点合法性也没有了。
不能轻言“定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轻言跨越，不等于就沉湎于这一阶段而不思进取，更不能用一些政策制度把这一阶段定型化。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中国改革取得突破的根本性前提，也是中国改革的基础性理论支撑。邓小平南方谈话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一大背景展开的。
邓小平讲，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既然我们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站在社会主义门槛前的社会主义，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可以允许它发育成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政策有其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渡性特征，我们不能用纯粹的社会主义眼光去苛求。
又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至少要有100年，到本世纪中叶能走出这一发展阶段就已经相当了不得了，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一定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正像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强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轻言跨越，不等于就不思跨越。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正是为了能真正从实践上跨越这一阶段。那么，为了未来的跨越，现在就不能轻言“定型”。
应该说现在的中国社会有一种“定型”的冲动，像“中国模式”一再被一些人频频提出，反映的也是这种“定型”的冲动。这种冲动除了出于坚持初级阶段基本政策的善意外，也有一些利益诉求掺杂其中。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该阶段特定的获益群体。中国改革30年中，由于“摸着石头过河”经验的缺乏，由于社会转型制度的不完善，由于权宜之计不可避免的负效应，使得一些群体在这一过程中获取了不应该、不公平的超额利益，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跨越，他们的这些利益和地位都有可能风光不再。为了维护既有的利益和地位，就试图通过所谓的社会“定型”、制度“定型”来达到其目的。由于这样的群体在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了相当的力量和地位，甚至已经有了能影响决策乃至亲自操刀决策的条件，他们的诉求往往易于变为政策与制度。但是，如果他们的一些要求被政策化、制度化后，中国社会就可能会路径锁定而难有突破了。
中国社会处在初级阶段，但中国社会不能总处在初级阶段。如何既保持现有各项基本政策的不变，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未雨绸缪，因势利导，为中国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发展阶段跨越做好制度准备，这同样需要改革实践的大智慧。
结论
改革设计与改革实践是不同的两件事。如果说改革设计是“举重若轻”的话，那么改革实践必须是“举轻若重”。
从改革设计到改革实践，其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实践不能是对改革设计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照葫芦画瓢”是实现不了改革蓝图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
改革的实践者是每一个中国人。破解中国改革困境的出路不在于质疑邓小平而在于实现邓小平的伟大构想。
把邓小平提出来但没有做到的事情，像反对腐败、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来，实实在在兑现了，改革的权威、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动力就会重新回到中国社会。 ■
辛鸣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精神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一本通书读到老”的结果，都必定要丧失生命活力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吴松营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20周年。
众所周知，正是邓小平的那次不同寻常的南方视察和重要谈话，拨开了自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后、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浓浓烟雾，指明了改革开放前进的方向，也才会有20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
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南方视察和发表重要谈话这件历史盛事，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正视世界和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前进的方向和路线，确定新的正确方针政策。
世人都知道，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成为执政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在他的实际领导下，中国逐步转向全面对外开放，从以计划经济为主转向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国际地位快速提高的新时代。
同时，人们不会、也不应该忘记，在中国政治风波和苏东巨变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保证了中国局势的稳定。但是，中国换了新的领导集体，而邓小平又辞去了中央所有的领导职务；从执政的中共到党外的各个阶层，人们对是否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尤其是否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和意见分歧。
关于“姓社”、“姓资”的长时间争论，以及“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思想，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更是严重地影响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只要查阅一些历史资料，就不难发现，“六四”之后不断地纠缠着的“姓社”、“姓资 ”的争论的1989年到1991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是在“三五”（3%—5%）之中摆动，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发展速度最低的年份。加上物价飞涨，大批工厂企业关闭，许多任务人、职工下岗失业，老百姓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困难时期。再接着就是社会矛盾问题、民族问题等不稳定因素复杂交织。而在国际上，西方大国又对中国进行制裁。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以88岁高龄，不顾长途劳顿，千里迢迢到南方的深圳、珠海等地视察，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谈话，制止了“姓社”、“姓资 ”的无休止争论和空谈误国歪风的漫沿，拨正了中国航船前进的方向。20年来，中国的GDP从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接近50万亿元。中国从世界经济排名的几十名之后，跟进到了世界第二。20年来，中国的城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人民群众生活的很大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快速上升等，都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邓小平在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把他自己毕生的睿智思考和丰富政治经验积累，从零散到系统地表述出来，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着中共党内外思想认识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判断是非标准的“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等等，这才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推上最高峰。中共十五大终于明确地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
但是，由于宏观世界的无限和人的主观认识的有限，人类一切的思想理论都具有时代性和局限性，必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一本通书读到老”的结果，都必定要丧失生命活力。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之时，及至邓小平1997年去世之后的这么多年来，世界、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政治和文化更加紧密交融。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搭起的信息交通平台，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东西方各国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对比，都与过去大不相同，有的甚至颠倒过来。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主观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人们都要注意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在政治经济理论上的最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失去大胆实行市场经济。他反复指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都只是发展社会经济的手段，而不能以此作为区分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标准。邓小平的重要谈话，使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中国在经济转型上大踏步前进，大胆大力搞市场经济。这在当时无疑是英明正确的。它导致半年多之后中共十四大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中国2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大为提升，国际地位迅速提高。
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不但得过诺贝尔奖的萨缪尔森等一批世界级大经济学家这么说，近些年来，各个国家的政治家都这么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也都这么体会。特别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开始的十年来，世界发生了两次巨大的金融风暴以及所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促使人们通过实践的检验，对于现存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作用和两面性，认识越来越清楚。
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更加紧密交融，其所产生的化学反应越来越明显，作用越来越大——有正面作用，也有反面作用。尤其是，邓小平去世的十多年来，中国更进一步全面开放，更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同世界市场连接在一起。目前的情况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部分掌权者把权力当作资本，通过灰色市场的交换而获取巨大私利，以至中国到今天未能有效地遏制党政领导干部和机关的腐败，甚至腐败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在某些方面不但未能广大、弘扬，甚至越来越失落；许多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只是讲金钱，社会贫富越来越悬殊，黄、赌、毒日益猖獗等等。
对于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趋利避害、尤其是如何避免共产党内出现严重的腐败和堕落，继续保持执政地位，团结和领导14亿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从邓小平理论的现成答案中，人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锦囊妙计”。
第二，面对前路新的艰难险阻，后人必须自己再“摸着石头过河”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都在寻求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今天，中国终于真正独立自主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之路，仍然千难万千、险阻重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实际上是稳定之中隐含着不稳定。新的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激烈。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却是人民大众中间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党的执政权威、国家法治和社会道德受到严重挑战。
有一本书叫《中国即将崩溃》，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美籍华人于2002年在台湾、美国出版的。十年过去了，中国经历了“非典”、南方雪灾、四川大地震等天灾，还有“三鹿奶粉”“地沟油”上餐桌等人祸，又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美国金融海啸、欧洲债务危机等等外部的重大冲击。但是，中国并没有崩溃，也还没有哪位高人能预见中国在什么时候真的就崩溃。
当然，国人绝对不可以因此而高枕无忧。因为在《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的“尾声”所指的“败象已露，因为它经常无法充分供应人民生活基本所需，从小村庄到大城市，贪污渎职腐蚀了民众对党的支持??社会秩序日益解体”等等情况，却确实依然存在。
俗话说：危言存国，多难兴邦。国有“败象”，就像是人患了病，健康出了点问题。新中国建立了60多年，也还是处在青壮年。健康出了点问题不要紧，只要重视调养、医治，仍可以旺盛如初，勇往直前。但是，如果麻痹大意，甚至违疾忌医，就会病入膏肓，乃至呜呼哀哉。
面临着今日新的国内、国际复杂形势，中国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航船如何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奋勇前进？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曾用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古训问毛泽东，担心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能否避开历史的周期律。当时毛泽东的回答是，共产党要发扬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请人民当家做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如何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又能够充分发扬共产党内外民主，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今天又成为中国国内各界、各阶层争论的新的热点问题。看看一些互相转发、传送的电子邮件，听听朋友之间个人手机的短信转达的信息，回味众多茶余饭后的“段子”，就不难发现20年前那些非“左”即“右”、主张走极端道路的观点，又在某些地方、某个时候，汹涌澎湃。
当务之急，中国在完善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在树立国民的崇高理想、信念，建立先进而又完整的法治体系和道德体系方面，下大决心，下大功夫。而这，确实还有很长的艰巨道路要走，还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并且要不怕风急浪大，不惧艰难险阻。
第三，20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巨大变化，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必然要有新的调整。
邓小平在世之时，在谈论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方针方面，明确地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邓小平思想年谱》P452）
1997年的2月19日，邓小平就去世了，没能看到香港、澳门回归，也未曾预见到世界局势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2001年美国纽约世贸大厦被摧毁和五角大楼被炸的“9·11”事件，打破了世界局势的稳定和平衡。当今世界，既没有两霸，也没有独大的霸权，更未能形成多极的平衡。“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不属于世界权力角逐的哪个极。他们是“无极”，却又让各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处处设防，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反恐”。“拉登”死了，“反恐”仍然未有穷期。
自1992年以后，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日趋明显，美、加、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欧洲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等发生越来越大的效用。
21世纪之后，欧元成为继美元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货币。但是，2008年以美国华尔街为发端的金融海啸，席卷全世界，至今未能真正平息。近年来，欧洲的金融危机此起彼伏，令全世界市场都惶恐不安。
形成对照的是，东盟经济、南美经济、中东经济、新兴的“金砖四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排上世界第二。而且，邓小平在世时中国的外汇还相对紧缺，而现在，中国的美元等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需要倾听中国的声音。
经济力量的变化，又必然促使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变化。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扩大。东南亚的力量在崛起。非洲、中东的局势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变。
为了世界更有公道，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中国在外交的方针政策上，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国际关系的方针政策，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对中国对外的方针政策做适当调整？
今天，我们回顾邓小平20年前南巡深圳并发表重要谈话，纪念那件影响着中国航船前进航向的盛事，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发扬邓小平敢于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坚强意志、敢闯精神。
面对着国内国际新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只要有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宝贵精神，同时又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勇于探索，敢闯难关，才能让每一个中华儿女从“漫漫其修远”的前路上，看到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越来越近的曙光。 ■
作者吴松营1992年任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邓小平视察深圳时负责记录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