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哪个女明星最漂亮:余汝信：《陈锡联回忆录》的弦外之音(2)

　　王淮湘，1937年加入中共，1963年43岁由陆军第16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张 午，1937年加入中共，1964年46岁由陆军第23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于敬山，1938年加入中共，1964年45岁由陆军第38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李光军，1937年加入中共，1963年44岁由陆军第39军副军长提为第64军军长；

　　张 峰，1939年加入中共，1964年42岁由陆军第39军副军长提为军长；

　　陈绍昆，1940年加入中共，1964年43岁由陆军第39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刘光涛，1938年加入中共，1961年41岁由陆军第40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刘振华，1938年加入中共，1964年43岁由陆军第40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郭玉峰，1938年加入中共，1964年45岁由陆军第64军副政委提为政委。[9]

　　李 震、李伯秋是1955年授的少将，田维新以下十一人，均由沈阳军区提名于1964年晋升少将。这一批“少壮派”军人，除李震、于敬山1966年调离沈阳军区，李光军、郭玉峰1967年分别随部调离或奉调中央机关工作外，其他各人在文革中继续受到陈锡联的重用。

　　“珍宝岛作战前，军区班子只有我、政治委员曾绍山、副司令员唐子安、江拥辉、肖全夫、参谋长汪洋、政治部主任李伯秋7人，第三政治委员潘复生兼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参与军区工作。由于人员少，难以适应准备打仗的需要。1969年8月，经军委批准，调整充实了军区的领导班子，我仍任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曾绍山任政治委员、第二书记，潘复生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在唐子安（常委）、江拥辉（常委）、肖全夫（常委）后，增加了邓岳（常委）、刘永源、游好扬、张峰、汪洋（兼参谋长、常委）、吴习智（兼后勤部长）、汪家道（兼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有李伯秋（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邹衍（常委）、陈绍昆（兼政治部主任、常委）、刘振华（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李少元（兼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王淮湘（吉林省革委会主任）、刘光涛（兼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调整后的班子成员，战争年代先后担任过兵团、军、师的领导职务，年富力强，富有作战指挥经验。1969年底至1971年初，田维新、汪洋、陈绍昆，刘振华先后调出、刘德才（兼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曾雍雅任军区副司令员，张午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0]

　　虽然陈锡联的回忆有不大准确处,如珍宝岛作战时期沈阳军区参谋长仍为肖全夫兼任，汪洋是在作战后（1969年8月）方调升为军区参谋长，另1969年江拥辉、肖全夫、李伯秋三人不仅是军区党委常委，且是党委副书记，王淮湘、刘振华亦为党委常委而汪洋却不是，[11]惟陈锡联提及这些当年的同僚、部属，口气显然是赞许的：“年富力强，富有作战指挥经验”。

　　受到陈锡联肯定的这一批文革中军区的主要领导，凡红军时期入伍的，留在军队未到地方支左的，以后全都平平安安在军队安渡晚年，而凡抗战后参加革命而又奉派至地方支左一线者，日后却历终坎坷。如李伯秋，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辽宁省委书记，曾绍山之后的辽宁第二把手，1977年3月停职审查后被开除党籍；王淮湘，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已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而被吉林地方揪住不放，终被勒令停职审查，后降级退休处理并开除党籍；刘光涛，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后被令转业并降职使用；陈绍昆，国务院冶金工业部部长，1977年后免职，受留党察看处分。

　　有老人说，这些人的处理，与宋任穷在文革中与军区结下恩怨，利用执掌中央组织大权以报一箭之仇多少有些关系。对李、王、刘、陈的处分是否含有个人恩怨的成份，我们没有事实依据，不好评论，但从宋任穷对“少壮派”之一的郭玉峰的态度，倒多少可以看出些端倪。宋在回忆录中提及郭时曾说道：“康生讲，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因此把他调来当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康生从1970年起曾3次提名郭玉峰任中组部部长，第一、第二次都未获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第三次才被认可，可见当时中央和毛主席对郭玉峰任中央组织部长，并不是康生一提就同意的，而是有过较长时间的犹豫的”。[12]

　　郭玉峰是陈、赖赏识提拔的干部，文革初，是军部地处辽宁本溪山沟里的陆军第64军政委，在经沈阳军区推荐、奉派至北京之前，与在中央工作的康生根本不认识更没有任何联系，郭是否优秀，只能是沈阳军区向中央的反映和评介，就算康依据沈阳军区的反映说过郭的好话，那也不能就此说明郭就是康生线上的人吧？总不能凭康生说过这么一句话就宣判了郭下半生的命运吧？而根据宋任穷的逻辑，却就是如此荒唐推断。

　　据老人们说，1967年10月，郭玉峰奉命到京，本来说是到中央参与专案工作，后因原中组部业务组负责人、总政干部部副部长朱光要调回部队，要郭接任朱的职务（文革中，中共中央各部仅中组部没有采用军管形式，而是由军队派人组成业务组，为中组部最高临时权力机构，不是宋所说的部长），郭为人老实听话，到中组部是身不由己，以后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也是奉命行事，并不见有故意整人、打击报复、落井下石、投机钻营之所为。到中组部后，曾三次给中央、毛、周去信要求回部队，委任为中组部部长后又为回部队事再次去函毛、周，均未获准。 1977年免职后，关系还在64军，直至1980年被令办理转业手续，未几被关进秦城监狱，翌年2月在陈云、邓颖超过问下得以释放，1983年被开除党籍，下放河北邢台安置，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2000年因病去世。在“少壮派”中，郭可称晚景最凄惨者。

　　对“少壮派”中上述一些人的晚年处境，有老人希望陈锡联向中央作实事求是的反映，不知陈说了没有，但即使他说了，估计也不起什么作用。陈能在回忆录中对他们的过往加以肯定，多少算是已尽本心，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些什么？

　　五、备受质疑的三件事

　　文革期间，陈锡联最备受质疑、为人诟病之事有三：一是指其与毛远新关系非同一般，被质疑将毛远新奉为辽宁以至东北的“太上皇”；二是辽宁的粮油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陈被戏称“陈三両”（指每人每月限供三両食油）；三是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前两事发生在辽宁，陈在回忆录中略去未提，后一事发生在调京工作之后，陈在回忆录中作了解释。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经毛同意以中发[1976]1号文发出通知，内容有二：一是经毛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是经毛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那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初期，叶剑英多少也受到猜疑，但又未能抓住他什么辫子，毛只好以生病为由让其“休息”，可是谁来接叶的“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呢？

　　“当时，既是军委常委又是政治局委员的人有我、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毛主席说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管过炮兵，国务院也有个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中央开会的时候，我见到毛主席，主席当时眼睛不好，视力比较差，我就对主席说：我是陈锡联。主席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挂帅啊。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又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挂帅啊。后来政治局开会，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提议。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的事情，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他要我收回了报告。这样一直到1977年3月中央正式发文件，宣布叶剑英同志的身体已经康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今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叶剑英同志负责主持，陈锡联协助。

　　“在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经常向叶帅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叶帅也时常过问军委的事情，支持我的工作。

　　“当时，一些同志由于对情况不了解，对我存在一些误解，说了一些批评、指责的话。我对此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原来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弄清了事情的经过，消除了对我的误解。记得有一次我在301住院，粟裕同志也在住院，他来看我，对我说：原来不了解情况，现在搞清楚了，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小平同志在找我谈话时也说：我是了解你的，你是没有野心的。”[13]

　　陈锡联的能力，搞好一个军区大抵没有问题，但不足以主持军委工作。至于其以上“解释”是否能真正消除“一些同志”的误解，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段事儿始终对其本人形象产生了负面作用，却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惟以今日眼光平心而论，陈当时的处境，大概也是身不由己的罢。

　　至于陈在辽宁的两件事，沈阳军区的老人们另有说法，笔者听后觉得也有道理。

　　先说毛远新一事。早于1967年1月，毛远新已是黑龙江省临时权力机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此前，将黑龙江的造反经验传授至吉林延边，其伯父毛泽东本人对此举大为赞赏，批告周恩来：“总理：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布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14]

　　1968年5月8日，中央同意成立辽宁省革委会，在中央的批示中，毛远新列名为副主任，排名第七。经查证档案资料，毛远新被安排至辽宁任职，并非沈阳军区或陈锡联本人主动提出，前于4月22日，陈锡联向中央、中央文革并军委办事组提交“关于筹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意见（第二次修改稿）”，这是陈关于此问题的最后一个报告，共有三大点意见，提出了省革委会中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的人选，其中完全没有提及到毛远新的名字。[15]

　　不过话说回来，中央安排毛远新至辽宁任职，陈锡联当然是求之不得，这与“攀龙附凤”的想法大概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当时即使陈锡联这样高级别的干部，也难以捉摸透北京的所谓“中央精神”，有毛远新这样能直达天庭的人在身边，也就应无走错路之虞。

　　陈锡联1973年12月调离沈阳军区，一个月后的翌年1月20日，军委突然任命毛远新为沈阳军区空军政委，不及一月（2月12日），又免前职再任命其为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后又由中共中央批准增补为军区第三书记，不过，其时李德生已到任军区司令员，这些帐无论怎样算已不能算在陈锡联头上。[16]

　　再说“陈三两”之绰号（估计是“辽联”和“八三一”派封之）。辽宁是一工业省，城市工业人口众多而农业相当落后，文革前，粮油食品大多由外省调入。文革中，调入困难，造成供应紧张，加之陈为一赳赳武夫，经济工作从未沾手，很是外行，以此角度思之，由于客观原因他没有做好他所不熟悉的工作，也是情有可原，未可求全责备的了。（2004年7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四）

　　注释：

　　[1]、[2]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月），页405。

　　[3]、[4]同[1]书，页431—432。

　　[5]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附卷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6]同[1]书，页438。

　　[7]本文有关辽宁文革的进程，主要参考高峰主编：《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组织史资料（1923—1987）》（沈阳，1995）及其它文革小报资料。

　　[8]宋这段时期的经历，参见其本人所著《宋任穷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9]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沈阳军区部分。

　　[10]同[1]书，页448—449。

　　[11]同[9]书，第五卷，页106,

　　[12]同[8]书,页27。

　　[13]同[1]书，页474—475。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5。

　　[15]辽宁省档案馆存档，缩微胶卷档案号：501—5—27。

　　[16]同[9]书，第五卷，沈阳军区及沈空部分。

　　[11]同[9]书，第五卷，页106,

　　[12]同[8]书,页27。

　　[13]同[1]书，页474─475。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5。

　　[15]辽宁省档案馆存档，缩微胶卷档案号：501─5─27。

　　[16]同[9]书，第五卷，沈阳军区及沈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