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30年 统一台湾:参政党的发展方向及功能发挥问题探析(中国民盟与中国民进）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主党派参政党地位的确立，有关参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本文拟通过对民主党派历史发展进程中，在不同历史阶段其作为政党所具有的利益表达与综合、政治动员与社会化、组织建设和政治精英遴选等三方面主要功能的发挥及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基本职能的确立来分析民主党派所经历的几次变化和转型，从而对当前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功能的有效发挥提出一些看法。

一、我国的参政党 

　 （一）民主党派向参政党的转变

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了“参政党”的概念，而在此之前，被“参政党”概念所定义的这些政党被称之为“民主党派”。

在我国，“民主党派”并不是泛指一切宣称以民主为纲领或宣言的党派，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被称作民主党派的政党是指1948年5月1日以前，即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召开新政协的《纪念“五一”节口号》以前即已成立，并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同斗争中做出了一定贡献的政党，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89年《意见》的制定和贯彻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进一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特别是文件首次明确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这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我国的民主党派有了明确的定位。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民主党派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性质再次予以明确：“在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共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这一定位，划清了我国政党制度与国外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参政党概念的提出、内涵的明确，客观、准确、完整地阐明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党制度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新型政党关系，即在政治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在政权建设上的执政与参政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团结合作关系，拓宽了民主党派发挥政党作用的领域，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党政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民主党派作为多党合作制度中的参政党,既具有一般政党的许多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世界各国政党的成立,都是以执掌国家政权并通过执政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为目的,尚未有不以执政为目标的政党,而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在追求自身政治理想的过程下,逐渐认识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选择了接受中共领导,开始了新的生存和发展道路。这与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关,也是民主党派的历史特点以及多党合作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

（二）参政党存在的政治文化基础

任何制度实质上都是特定文化的结晶，制度的设计者们也绝对不是脱离既成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空想。我国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则是对中西文化的双重超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和后来发展成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集中体现了这种双重的超越。政党及政党制度是伴随西方市场经济发生、发展起来的，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和成果之一，是资产阶级的创造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中华文化的总体性特点一般被称为“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就是说既承认不同和二分（一分为二），又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合二为一）。这种“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到了近代，它被我们的革命先人、特别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灵活地运用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政治斗争中，并结出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一政治硕果。所以，恰如罗豪才先生所言：“我国的政党制度，在执政党和参政党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一致这个大前提下，强调合作共事、民主协商，倡导求同存异、体谅包容，这恰恰体现了‘和合’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之所以在中华大地产生、存在并不断发展完善，正因为这里有它的文化根基，有适合它生长的土壤”。但是，在我们的政党制度中，中西两种文化传统又都被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要求和世界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趋势，紧密结合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特殊的现实实践要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观、政治观和文化观。这种政党观、政治观和文化观是我国政党制度设计与建构的思想文化基础，既根本区别于西方那种竞争和政党轮替、勾心斗角型政党观、政治观，又根本区别于一党专制和独裁的垄断型政党观、政治观。因此也就设计和构建了根本区别于西方那种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有利于在各垄断集团之间分配资源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多党合作协商型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由社会主义的国情所决定，只能由共产党领导，不能搞政党轮替。由于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政治基础，可以通过协商，协调各种特殊利益，合理分配各种社会资源。同时，由于具有“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和合”特点的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民主理念所包含的包容、宽容和协同精神相契合，使得这一新型政党制度获得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二、不同历史时期参政党的职能和功能

（一）参政党的职能和功能

《现代汉语词典》（1998年修订本）关于“功能”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效能。其同义词可有“功效”、“功用”。关于“职能”，给出的解释是：人、事物、机构应有的作用；功能。
　　从上述解释看，“功能”与“职能”是同义词，指的都是一种作用。在许多相关的教科书和专著中，对政党的作用既有表述为“功能”的，也有表述为“职能”的，甚至是两者混用。但是近来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政党职能”与“政党功能”是有一定区分的，政党功能是对政党作用的整体、共性特征的描述，政党职能则是对政党作用的具体、个性特征的界定。如果是泛指政党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用“功能”来表述就比较恰当，也就是说无论这个政党是否在这个“职”上，都可以发挥出这个“能”。如果是特指某类政党（执政党）或某个政党在特定的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则以“职能”来表述就比较符合实际了，也就是说这个政党只有在这个“职”上，才能发挥出这个“能”。例如，中国的民主党派无论是作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下的反对党、在野党，还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的参政党，都具有利益表达与综合、政治动员与社会化、政治精英遴选等功能。但是，在中国特色政党格局中，各民主党派的利益表达与综合、政治动员与社会化、政治精英遴选等政党功能，却是通过其在“合作与参政”这个“职”上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这个“能”才可以得到具体的发挥。因此，政党职能是政党功能的上位概念；而政党功能则是政党职能的外化，是行动中的政党职能，是政党职能的下位概念。对这一观点，本文是比较认同的，由此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才得以彰显。所以，参政党职能与政党功能之间的关系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二）我国民主党派在不同历史阶段功能的发挥和参政党职能的确立

    我们通过我国各民主党派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所经历的几次变化和转型，来研究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功能的发挥和参政党职能的确立，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民主党派的发展变化的状况及其规律，更重要的是，有助于研究制定现阶段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制度建设及参政党自身建设的战略和措施对策。

1、民主党派成为参加革命的政党。19世纪末期，中国处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受西方的影响，开始出现政党。我国各民主党派大都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孕育、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同时还包括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这一时期,民主党派,尤其是民盟作为这一阶级、阶层利益的代表者，以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为其历史使命，在政党功能的发挥上,体现了非常明显的革命党特点,在利益表达、社会化和政治精英的遴选上都充分体现了革命党的功能。因此在抗日战争特别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们团结、动员众多上层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青年学生、海外华侨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抗日救亡、反对内战、民主宪政运动，在政治和舆论上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强大的压力，有力地声援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较量。这一时期的许多民主党派成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民主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如我们熟知的“民主斗士”闻一多、李公朴、“七君子”等。为了共同的目标，并且在风雨同舟的共同战斗中各民主党派认识、了解、认同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并成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共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所创建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组成部分。

2、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功能。新中国成立之后，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社会政治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民主党派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使命是努力改变其资产阶级的政党性质，并对与其有关系、有联系的社会成员进行“教育改造”。随着其所代表和联系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被改造，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一时期，民主党派的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利益表达和社会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但由于其精英人物的影响力，1955年至1956年期间成员的数量上升很快。其后，在反右派斗争和 “文化大革命”中，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工作机关、基层组织及广大成员都遭受到了严重迫害，民主党派作为政党所应具有的各项功能全部丧失。1979年各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时，8个民主党派共有成员6.5万，基层组织总共不到2000个。
   3、改革开放时期的民主党派功能发挥和参政党职能的确立。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判断的改变，对党的目标任务认识的改变，对各民主党派性质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79年，邓小平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认为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 ”。 尽管中国各民主党派性质的这种转变在事实上早已经完成，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党 ”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但作出这样的判断对民主党派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各民主党派不再以学习改造为主要任务，而逐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上面。它们通过广大成员，根据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积极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兴办各类企事业，开展经济技术、文化教育咨询，兴办各类学校，进行智力支边扶贫，开辟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领域。各民主党派深入到社会各阶层，调查和反映社情民意，积极组织各级组织和成员进行社会调研，把有关的科研成果提供给政府、企业，作为制定政策、法规和经济活动的参考。各民主党派广泛开展海外联络工作，协助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为搞活对外开放贡献力量。各民主党派积极推进香港、澳门的回归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事业，为开创海外统战工作新局面作出了贡献。但这种作用的发挥更多地在事实上是一种“表态性“的功能，即它们主要是对执政党提出的政策主张作出表态，而且更多的是对执政党的政策主张表示支持拥护。虽然他们也对执政党的政策主张提出一些意见，但主要是在一些次要的枝节性的问题上提出拾遗补缺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也具有建设性，只是在分量上是很弱的。这一时期，民主党派作为劫后余生的政党，功能逐步得到发挥，在“左”的思想还很强大的条件下，社会影响得到加强，社会精英大量加入。

10年之后，即1989 年，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起草并且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正式把民主党派界定为“参政党”，从理论政策上确认“民主党派”已经转变为“参政党”，标志着民主党派进入了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在这个《意见》中第一次明确了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明确了参政的基本点和发挥监督作用的总原则，提出“充分发挥和加强民主党派参政和监督的作用”，没有明确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基本职能是什么。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还是明确为：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但对民主党派参政和民主监督的基本点、具体内容和形式都作了表述。中共文件第一次规范民主党派职能的提法是1993年1月20日江泽民同志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提出：希望并相信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的同志们，“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职能，不断开拓工作的新境界” 。以后，2000年第19次统战工作会议再次提到“积极支持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2006年迎春座谈会上沿用了这个提法，十七大、《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提法已如前述，这里不缀。

从民主党派这一方面来看，各民主党派在1992年、1997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各自章程时，有的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明确为自己的“职责”，有的明确为自己的“职能”，也有的只是明确为自己的“作用”。 2002年各民主党派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各自章程时，都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明确为自己的职能。

在提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逐步发生变化，并事实上进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到 2002 年中共十六大的时候，执政党明确提出党已经从一个领导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党。尽管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并不是一经党的领导人公开宣布就能够实现的，但它毕竟已经在进行之中，而且开始了一个自觉推进转变的历史进程，随着经济基础不断发展变革，这一转变进程也会不断加快。而正是执政党的这一转变，带来了民主党派的转变，尤其是，正是在这一阶段，“参政党”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的确立，使参政党的转型也进入了自觉推进的历史阶段，其表态性功能越来越让位于建设性功能。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年到2004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各有关方面提出重大建议180多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提出各项建议、提案等8.8万余件。其中有的建议影响甚至改变了执政党的政策主张，像民建中央提出的《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被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所采纳，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正式载入我国宪法。民盟吉林省原主委、全国人大代表曾孝咸教授从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起，就和几位教授一起多年大声疾呼：要制定教育法！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终于审议通过了《教育法》。民盟中央和民建中央还提出了关于制定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条例的提案，被国家教委所采纳，在起草《教育法》时设立专章，对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作出了专门规定。1990年，民盟中央领导人费孝通、钱伟长等人提出了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开发区的设想，也被中共中央所采纳，并在中央开发浦东、建立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战略决策中得到体现。

通过以上分析，纵观我国民主党派的几次转型，我们不难发现推动其转型和功能发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社会的发展、转型，以及国家利益的需要，是我国民主党派转型的客观需要。二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状况，执政党的推动，是我国民主党派转型和功能发挥的决定因素。三是民主党派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是我国民主党派转型的内在动力。而不同时期的转型对民主党派功能的发挥产生很大的影响。外在环境变化形成的客观条件下，民主党派的代表性，利益表达的要求，及其社会化功能都会随之而改变，功能的发挥是决定党派发展的基本因素。

总之，民主党派的每一次转型，既有外力的推动，也有其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长久以来，各民主党派所代表和联系的社会政治力量，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迫切要求为国家建设、改革、发展作出贡献，迫切希望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发挥积极作用，而这也是民主党派生存发展的需要。同时，国家利益本身、执政党建设也对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履行好职能，发挥好功能存在着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三、传承优良传统，在创新中求发展，

  充分发挥参政党的建设性功能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变革的时代。从国际来看，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变化，世界的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迅猛发展，世界政党政治也出现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政党改革民主化、政党建设现代化等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和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逐步显现。这些都给新世纪新阶段的参政党和参政党职能的履行和功能的发挥带来了影响。

（一）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党派特色弱化，利益综合和代表功能日益泛化。各民主党派的成员主体是知识分子，目前我国各民主党派有70多万人，而我国有近5000万知识分子，其中党外知识分子约3500万人，也就是说即使民主党派全部为知识分子，也仅占党外知识分子的1％—2％，并且，中共占有绝大部分的知识精英，所以说我国各民主党派吸纳的只是我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人士，象民盟这样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党也不能认为是代表知识分子的政党。与此同时，党派成员界别单一与交叉问题依旧存在，如民盟和民进发展成员都以教育界为主，略有区别的是民进侧重于普通教育界（占59％），民盟侧重于高等教育界，但现在特色却并不明显（盟员仅占25.2％），而农工党和九三学社中的教育界成员也占相当比重。九三学社虽以科学技术界成员为主，但这一特点也不突出，相反，民盟中却有科学技术界成员56780人，相当于九三学社全部成员的近三分之二。从政党功能来说，利益表达是政党的重要功能，通过参与国家政权进行利益表达是其区别于其他社团组织的重要标志。但在实践中，以2007年为例，参政党成员中的政协委员们在各级政协会议上从关注“物权法草案”到“节能减排目标”，从“房价平抑、医改方案、就业难题”到“惩治腐败、党风廉洁”，从“防范金融危机、加强社保基金管理”到“推动垄断行业改革”，从“弘扬民族文化”、到“狠抓食品安全”等各个方面，积极反映民声民意，传达社情民意。其所作发言、所提提案的内容基本上也都是关乎经济社会建设、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等内容，代表本党派利益的所占比例很小，利益表达泛化。

（二）政治社会化功能有待进一步强化。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的履行是参政党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显著体现，也是公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之一。二者相互联系、彼此交叉，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首先从参政议政的人才资源、信息资源来看，虽然民主党派有着智力密集的优势，但中国共产党中的专家队伍阵容更加庞大，各级政府的专业优势、信息优势更加突出，党政决策部门的干部队伍建设也越来越专业化，甚而许多决策者都是专门的研究性人才；其次从参政议政的方式和内容来看，参政党参政议政的方式和内容往往是随机的、无规律、无计划，常常是对什么问题有基础、在各种活动中获取到一些信息，经过分析、研究，就针对有关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有时会出现几个党派对同一问题进行重复研究，造成资源浪费。在参政议政方式上缺乏程序化、制度化及合理的机制建设，不能有效地整合全党的力量集中、持续关注与自身界别相关的特定领域，使之成为参政议政的一个主要阵地，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权威意见，以有效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质量。第三， 在民主监督方面，由于参政党的监督属于非权力性的、柔性的监督，而且在具体的实践中没有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机制予以保证，因此在实际贯彻中还存在不敢监督、不会监督、无法监督等问题，致使参政党的民主监督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由于民主党派信息渠道不畅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虽然有政策上的支撑，却没有权力体制的保证，政治社会化的能力很低。

（三）组织建设，后备干部培养有待创新。由于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社会成员的结构，阶层之间的流动，导致政党的成员基础、意识形态、代表性人物发生改变，民主党派精英遴选功能的发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首先从成员发展来看，老问题无法解决。在新世纪新阶段，参政党的成员发展一方面仍以传统的界别为主，发展领域单一，成员来源狭窄，界别相互交叉，特色不明显，一直困扰发展的成员老化、后继代表性人物匮乏等问题成为发展中难以跨越的难关；另一方面，新问题不断涌现，一是传统行业界别领域中频繁的人员流动，加剧了成员行业特色趋于多样化；二是许多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间组织如无党派人士联谊会、海外联谊会、三资企业家联谊会等不断涌现，多样化了人们的政治选择，政党人力资源遭遇枯竭危机；三是成员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其次，新的形势下，参政党的基层组织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相比，由于没有资金和权力的支撑，参政党的基层组织历来比较松散，基层组织建设比较薄弱，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单位条块分割，界限分明的格局被打破。现在，政府机构改革调整、高校科研院所合并，企事业转制破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出现，导致基层组织类型、管理方式各异；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使一些中共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有所削弱，甚至随着原有主管委局或单位的撤并，原有的中共党组的领导和支持都不存在；一些非公经济、外资企业对党派工作较为陌生，对成员参加党派工作基本不予支持。但在基层活动方面，质量不高，内容单一、形式单调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流动成员不断增多，基层组织的兼职负责人又多承担本单位繁重业务工作，没有更多精力考虑和从事党派工作，致使一些基层组织功能退化，软弱涣散。第三，领导班子发生显著变化。经过1992年、1997年和2002年三次换届，一大批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成员走上了参政党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参政党领导班子的领导主体，他们进入班子之后对传统的民主党派性质将产生很大影响，如何传承优良传统提高新一代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如何培养自己的后备干部，将后备干部的培养与党管干部进行有机结合成为参政党建设的首要任务。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我们去探讨，去创新。

综上所述，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民主党派存在于不同的政治环境之中，其政党功能的发挥也将随历史的改变而发展，当今社会飞速发展，执政党为适应社会的改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在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从分析中可以看到民主党派从革命党到建设党的转型中，尤其是从“表态党”到建设党的转型中，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对民主党派的要求，功能发挥亟待加强。做为社会的要求，中国的民主政治将会更快地发展，符合中国特色体制的多党合作制度需要更加完善，民主党派必须适应社会的要求。因此，努力的探索和创新应该成为民主党派在新时期的重要任务。总之，参政党的建设和转型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由中国现代化的国家目标所决定，参政党的转型和功能的发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标，要在参政党定位上充分发挥建设性功能，并且建立健全有利于建设性功能成长加强的体制结构，要更加自觉、更加积极地推进自身的转型，充分发挥各项政党功能。    （此文为2008年民盟甘肃省委会承担的民盟中央理论研究课题成果。课题组负责人：周鹰  于鸿莺） 

参考文献：

1.《中国统一战线》，2001年第3期

2.《“政党功能”与“参政党职能”关系的辨析》，孙瑞华著，北京社会主义学院

3. 中央统战部一局编《继承优良传统 共创光辉未来----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8年版。

4. 中央统战部一局编《团结合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2年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版。

5.《论中国民主党派的转型》，蔡永飞

6.《中国参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孙瑞华编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