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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李普曼《公众舆论》阅读札记

新闻传播 2009-04-15 06:21:22 阅读4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舆论”这个东西有点“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味道，触摸不着又无处不在。恰如王安忆《长恨歌》中所描写的，像无声的电波，在上空交叉穿行；像无形的浮云，笼罩着全城，而且会酿就一场是非的雨，是那种纠缠的、绵密细软的、飘飘洒洒霉透每个石库门角落的黄梅雨。美国看来也不例外，否则李普曼也不会说：“一般都认为，存在着一种叫做‘公众舆论’的力量乃是理所当然的。”可也正是这个“理所当然”，使得舆论变成不必言说都能意会。至于其所产生的根源，关于它的发展过程，却反而少有深究。这实在让李普曼按捺不住，挺身而出，在1922 年写了一本叫《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的书，不料一时洛阳纸贵，而且至今余威犹在，影响未消。
　　

一

　　舆论，在英语中为public opinion。千万不能忽视了“publ ic”（我更主张译成“公众或公共意见”而不是现有的“舆论”），这与《老子》中的“虽有车舆，无所乘之”的“舆”，可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的不少学者却常常把二者混用）。“public ”最初是指“民有”，即民众可以接近，后来逐渐含有“民享”、“民治”之义。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说法，18世纪公共意见中的“公共”（the publicofpubl icopinion）这个概念，是伴随着自由经济市场的经济概念而来，犹如这个市场由自由竞争的企业所构成，公共的讨论则是以身份、地位等类似的群体来划分圈子。它附设在4个假设上：其一，个人的良知是判断的终极所在和诉诸的最终判决;其二，在这些个体中，有一种自然的、平和的利益协调（harmony）；其三，在一定要采取公共行动前，必先在个体中进行讨论以做决定；最后，确定了什么是真理、正确和公正后，公众总是据此而动，或者监督着他们的代表循此行事。既然如此，公共意见的形成，必然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大家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也听取别人的意见；同时，这种讨论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很好的组织秩序，以至于当众表达的任何意见都有机会得以即时的和有效的回应。讨论中存在各种现成的发泄交流渠道，没有谁可以成为别人的权威，甚至现存的那些权威机构也不对公众进行渗透，公众在表达意见时是自主的①。这概括不是太新鲜，大致也就是芝加哥学派头面人物杜威、库利、帕克等所念念不忘的互动的“共同体”。不过这一概括的确重要万分，因为正是这公共讨论的基础以及由此产生的公众意见，一直被公认为是西方民主宪政和理论的基石。
　　可李普曼以为这无异于天方夜谭。
　　从交流的角度，形成米尔斯那样的讨论首先需要材料，至少对有关讨论对象的基本情况要有相当的了解，否则就像无米之炊，哪怕具有最好的良知也不免无的放矢。这就好比一个人群云集的戏院：要有一个被人认识的舞台，有在舞台上进进出出的人物，以及对之的反应，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在这样的三角关系中，显而易见，起决定作用的是舞台和舞台形象。用李普曼的话来说，“世界在他们内心形成的图像，是他们思想、感情和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决定着人们在任何特定时刻将要做出的行为。”自然也决定了米尔斯式自由讨论的深度广度乃至最后意见的形成。
　　站在这样的一个研究“起点”一眼扫过去，李普曼马上便发现舆论有了问题，而且是致命性的问题，那就是图像的可靠性———人对外界情况的获知。
　　

二

　　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经验，由于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毕竟不是三堵墙构成的小舞台，它实在是太过庞大、太过复杂而又变幻莫测，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与组合的环境，是不可能面面俱到，左右逢源的。即便是事先充分准备，“全副武装”，哪怕配置孙悟空式的金睛火眼，一走入现实，其结果同样是捉襟见肘。为了在这个环境中活动，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在能够驾驭它之前先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和把握，于是就不得不用简单化手法对之进行“重构”，犹如环游世界前先制作一张世界地图。
　　说是“重构”，其实也是差强人意。这还不是指其间所无法绕过的“简化”，更在于在重构过程中，就掺杂着种种危险的因素：偶然看到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填补，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样的重构，说到底便是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虚构”，是人和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即便有十足的精确度，也不等于现实，相当于贾宝玉神游的“太虚幻境”。虚拟当然不是谎言，人不会故意自己欺骗自己，可这种人自身创造的且不存任何疑虑的“虚拟”，比人所共知的谎言要可怕。谎言让人警惕，“虚拟”让人无所顾忌，勇往直前。
　　回到那个“舞台—舞台形象—反应”的三角关系。现在看得很清楚，人们的反应———通常的意见，实质上就是对这样的虚拟图像的反应。图像是虚拟的，反应却是千真万确的。假若反应所导致的后果是行动，那么，这一虚拟的图像，就是人们行动得以产生的“真实环境”。这不禁让我们冒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它不是瞎子摸大象，而是盲人骑瞎马，其后果没有人不明白。照这样看起来，其实人人身上都有唐吉诃德
　　的影子，除非是一辈子都蜷缩在眼目能及的自家“一亩三分地”。也只有这么一个屁股大的地方，唯一可能产生自发性的政治或舆论。本只在极有限范围内的作为，却被现代民主硬拉到一个超常庞大的环境中去施展拳脚。照此看来，“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说实在妙极，说到底就是“齐家”的经验搬用到“天下”，像李普曼讲的，“把更大环境的故事看作他私生活的模拟放大。”
　　即便是“虚拟”或“虚构”，也未必已经道尽舆论产生中的种种外在周折。反应者所生存的社会，有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社团机构、联合体，以及各种利益集团，还不提在政治领域具有支配地位的各种政治团体。这种不稳定的分散的利益隶属关系，必然带来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怀有各不相同的心思。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搭档爱德华兹，来自北卡罗莱纳，据报载，由于北卡的纺织业受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的冲击，所以爱德华兹主张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相反，克里倒是支持贸易自由主义。可见都是，也只能是屁股决定脑袋。虚拟的图像，加上反应时的各怀鬼胎，不必说意见的一致，或者退一步的求同存异，只要不进一步加深各自的偏见就已谢天谢地。最后若有什么“一致”看法，不过是权术玩弄下利益平衡的“妥协”。“五光十色的混合体”被调配成了“中间色”。是制造出来的同意，不是互动交流所形成的一致。老百姓唯一能做的就是对着这样的东西开口说“是”或“不”，犹如“少数人提名后，多数人才能选举”一样，而政治领导人们是口口声声称他们不过是揭示了早已存在于公众头脑中的意见或计划———舆论而已。
　　不仅如此，信息的审查和所谓的保密；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模棱两可；人们自身的时间、精力与谋生的压力，凡此种种，在人们能够接触了解足够的环境之前，就要碰上重重关隘。等到捱过这九九八十一难，外界的景象早已是残缺不全。
　　

三

　　图像尚且不牢靠，公共意见又将焉附？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便假定所有这些外在的限制都被涤荡干净，人的处境，即对外界的认识又能好到哪儿？
　　人天生就抱有刻板印象，并以此体认自己的生存空间，否则就无法进行任何认识活动。不信，那就请你想一想，人都是在其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出生和成长，哪一个人不是倾向于按照自己文化所给定的、自己所熟悉的方式理解别人、环境以及自己？李普曼告诉我们，“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如何认识事实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待到通过教育，刻板印象更为根深蒂固，我们就只能看到自己所熟悉、所喜欢的景象，那些与之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在每一套道德准则的核心，都有一幅对人性的写照、一幅对世界的画像和一幅对历史的描述。”库利眼中的人类生命历史的长河，来自于两条传递线。一条延续着生物的种质，另一条流淌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②。可他没有想到，当两条河流缓缓纠结而下时，便也裹挟着混杂了各种养料，最终成就了李普曼所谓的“刻板印象”。
　　正是由此，刻板印象已不是一个能不能避免的问题，而是需要大力呵护和维持发扬，因为它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长期延续而不可缺少的部分，“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对我们社会地位的保护”，是我们自尊心的象征。就是在刻板印象的保护下，我们才找到我们在世界景象里的位置，而且在那里有一种宾至如归的舒适，犹如婴孩安睡在母亲的子宫中。刻板印象是我们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它更像一个堡垒，在这个堡垒的庇护下，我们才可以并能够继续心安理得地坚持我们的立场并在想象的空间里游走。“如果我们相信某个事情理应是真实的，我们就总是能够发现一个用来说明事情的确如此的例子，或者找到一个相信事情的确如此的人。”
　　天生的缺陷，使人无法看到所有的景象，人注定只能以想象来弥补并构建自身所看不到的东西。人的想象，又是天生要以自己的意识框架为基础。李普曼说，“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想象的情感，情感的想象，成了观察、了解外界的补充———第三只眼。人不能不看，人不能不带着有色眼睛看，有色眼睛中的图像成为人们决策和行动的依据，然后又推动人进行新一轮的想象。人走不出这一悖论困境尚属命中注定。更可悲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三角关系以及这一三角关系中所产生的反应———意见，被人们欢欣鼓舞地称作舆论———众口一词或异口同声，间或还夹杂着雷鸣般的掌声。
　　

四

　　自然，一部虚构的著作（比如地图）也许也会具有几乎无懈可击的精确度，如果作者有这样的能力、时间和细心。若都能充分重视而且达到这样的精确度，结果应该还算理想，它至少不会造成误导。问题是天底下有多少人又有多少事能被允许如此这般地精打细算？
　　不错，很多人是把希望寄托在大众传媒上。“人们一般都承认，新闻报道是接触看不见的环境的主要手段，而实际上几乎所有地方的人们都认为，新闻报道应当自动地为我们做到原始的民主政体想象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为自己做到的事情，即每两三天就为我们描绘一幅我们所感兴趣的整个外部世界的真实画面。”李普曼所提到的“人们”，恐怕不只是一般人等。在十九世纪得以迅速发展的传播媒介及其技术，至少就让芝加哥学派的杜威等大哲们激动难已。“凭传播就能够创造一个大的共同体”。如果报纸那样的现代传媒可以在大城市中将人们再次彼此连结，民主就能适应新的环境永存不朽。这是杜威的信念③。传播在十九世纪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可以扩展人类性质和社会表达的能力。新的传播意味着自由、远见和无穷的可能，社会组织中的机械和专制形式将会消减，随之兴起的是更加人性的社会样式。这是库利④的预见。帕克更是身体力行，有过11年记者生涯的他，愿意协助福特创办《思想新闻》，就在于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在帕克看来，“其功能是对现实世界中的个人和社会进行导向。由此它不断地可以维持个人的心智健康和社会的持久不衰。”⑤(恰如彼德斯Peters,J.
　　）所指出的，于这些思想家而言，报刊不是纸张、油墨、词句和画面（ima ges），是一系列社会的和想象的关系，是传播交流的渠道。这一批人与启蒙主义不同，后者是把愚昧无知的乡村和光彩熠熠的都市进行对比，而他们是把小小的共同体作为自由民主的领地。他们与浪漫主义也不同。作为对启蒙主义的回应，浪漫主义是以乡村的美来攻击城市的堕落腐败，芝加哥学派则试图证明，城市可以被乡村的精神所救赎⑥。如果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大众蜕变为公众，大众社会就能脱胎而成前面米尔斯所描绘过的那种关系和谐、信息充分、双向互动、民主自由的共同体。既然如此，形成共同意见———舆论，自然也就是轻而易举，小菜一碟。
　　不过，大半生以报刊为业的李普曼早已识破报纸的奥秘。“报纸并不想照看全体人类”，新闻“也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是对已经显露头角的那方面的报告。”他以种子为例：“新闻不可能告诉你种子如何在土壤中生长，但可以向你报告第一棵秧苗的破土而出，甚至告诉你某人对种子在地下的情况都说了些什么。它还可能告诉你新芽并不是在预期的时间冒出地面。”所以，新闻只能是事实的某种表现形态或到达某一阶段的状况。由此就不难看出，新闻与真相不是一回事。新闻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真相的作用是揭示隐藏的事实，确立其相互的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就像让你看见种子是如何在地底下生长然后又是如何破土而出一样。
　　不仅如此，每天送到人们餐桌前的新闻，本来就是层层选择的结果。它就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摇来晃去，根据自己的或各种必要的条规，把一个事件摆到明处然后又光临另一件事。人们不可能凭借这样的光束去照亮整个世界。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一个的插曲，一个一个的事件，一个一个七零八碎突如其来的变故，本就不足以让人去治理应对社会。如果把广告、频繁进出报社的公关人员、报纸自身的价值判断、操作惯例，以及社会集团的操纵等等包括进去，探照灯下的事件是否必要、必看也成问题，更遑论什么真相。所以李普曼坚定地认为，把新闻机构当成一个直接民主的机构，设想成一个“舆论的法庭”或机器，并非切实可行。考虑到新闻的性质，更是不可思议。就像古老的原始民主传统，不可能孵化出现代民主一样，试图让现代传媒继承香火，独力培育舆论的生成，无疑就是痴人说梦。
　　人所神往的舆论，就这样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如神将大地悬在虚空。
　　

五

　　亏了全能上帝的意志和强力，大地由动荡和虚空变为持久与稳定。李普曼心目中也有上帝，他最后把拯救舆论的希望，全盘托给了社会精英。如果有一个独立的专家组织为那些进行决策的人物挑明种种无形的事实，为社会、为媒介提供精确的材料和数据，舆论能够正常产生并起到应有作用，代议制的民主机器也由此得以安然运转。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主张。尽管它像一颗九制陈皮梅，据说是由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汉密尔顿的政治传统等等诸多原料混制而成。别的不说，如果他们摇身一晃，真的成为像梁启超所谓的“舆论之母”，那孕育舆论的种子采自何方，又以什么方式交合？“专家们”又怎能撇除自己的成见？又怎能避免少数人对材料图像的有意选择从而造成舆论的操纵？不知道李普曼当初是否考虑过这些问题。这倒好，让杜威看了笑话还得了便宜，他不无揶揄地说：“该书的后半部分探讨了可能‘治疗’的办法，而这一具有建设性的部分恰恰又是容易让人踌躇不前、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地方。”他也没有忘记借此再一次拿出自己的药方并坚持认为：“民主要求更加彻底的教育，而不是官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业主管的教育。”⑦杜威的方案比李普曼的未必强多少。现时美国的民主教育水平应该是不低，可关于反恐，关于伊拉克战争，民众和社会视听几番受愚弄，能有什么招？究竟达到何等民主水平，才能够具备免除这种尴尬的能力，杜威同样是暧昧不清。
　　其实争论难休的又何止是李普曼与杜威。据普瑞斯（Price,V.）的说法，目前在研究中关于公共舆论至少存有5大忧虑：公众缺乏能力、缺乏资源、多数暴虐、民众的易被劝服或操纵、精英统治。李普曼和杜威不过是其中“缺乏能力”与“缺乏资源”二者的代表而已。这五大忧虑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的产生过程是否民主或能做到民主。换句话说，“真正的”公共舆论或影响政策选择的意见，是否是在对公众关注与影响政治决策者的意见进行了平等的、从下至上的传播之后才形成的。照此来看，用什么东西托住半空中的舆论，用李普曼式的“专家”还是杜威荐举的“教育”并不打紧，最要紧的倒是得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舆论究竟是在何方水土安身。曾为此而问计于国内几本舆论学论著，几无收获，甚至李普曼及其观点都不见提起，好生纳闷也好不失望。万一有好事者，仿照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那样的问题，冷不丁问一声“舆论是如何可能的”，真不知该如何作答。
　　在虚空中悬浮的舆论，一想起来就让人心里慌兮兮。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公众舆论》：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流传更广的是林珊译本《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公共舆论》：维肯特·普瑞斯著，邵志择译，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出

　　注释：
　　①Mills, C.W .(1955).“ThePowerElite”. OxfordUniversityPress,Inc.p.300-304
　　②库利著，包凡一、王源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第5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③引自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第16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半版
　　④Co oley,C.(1972).“SocialOrganization”. NewYork:SchockenBo ok s.p.81,90
　　⑤Park(1955.“Society”.Glencoe:Illinois. TheFreePress.p.86
　　⑥Peters, J.(1989).“SatanandSavior: MassCom municatio ninProgressive Thought”,.CriticalStudiesin Mass Com m unication ,6(1989),p.247-263
　　⑦Dewey, J.(1922).“PublicOpinion ”. TheNewRepublic,May 3,1922, p. 286—288

本文发表于《新闻记者》杂志200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