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柜与保险柜:李作鹏：总理真想拦林彪飞机很容易

李作鹏：总理真想拦林彪飞机很容易

　　李作鹏告余，当时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法定接班人，职务高于周恩来。他的飞机要起飞我敢阻拦吗？其实那天，若真想要阻拦林彪飞机起飞非常容易，当时离林彪起飞还有两个小时，中央警卫团有一个营在北戴河，下命令派辆车在跑道上一堵，不就成了。将军言此难免疑惑。

　　本文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9期，作者：吴东峰（作者系文史学者、军旅作家），原题：《李作鹏：我为什么没有阻拦林彪起飞》，（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1995年李作鹏的口述，及伍修权、张池明、石冠军、苏烈、李冰天等人的访谈）

　　狂放自大的“李瞎子”

　　李作鹏将军身材高大，衣着随便，性豪爽，语直率，胆大，人称“李大胆”；豪饮，人称“李烧锅”；右眼瞎，人称“李瞎子”。虽坎坷沦落，仍高傲自大，语出不逊。

　　李作鹏晚年喜书法，自谓不临帖不临碑，不摹柳不摹颜，随心所欲，龙飞凤舞，名之为“李体”。李作鹏之子李冰天告余，将军出狱后，即写岳飞《满江红》条幅挂于房间，愤愤曰：“我16岁参加红军，革命了一辈子，不但血是红的，从头到脚都是红的，骨头里也是红的！”

　　1995年7月8日，余访李作鹏于山西太原金刚里某宿舍。将军居二楼，三小间。客厅北壁靠门，挂将军与夫人董其彩合影，彩色。东壁书柜，多为马列著作与军事书籍。南壁临窗，挂将军书法条幅《赤壁赋》，得王羲之笔意。西壁有条幅“江河万古流”挂正中，笔墨深沉，纵横不阿，取唐杜甫《戏为六绝句》诗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句。是谓自嘲耶？自励耶？将军笑而不答。

　　李作鹏将军江西吉水人，中农家庭出身。1929年参加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是模范少先队长。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战士、班长、排长，后入军委机要科任科员、军委二局参谋、主任参谋、科长、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中曾任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副司令兼主力师师长、军长等职。在解放军中未任连长、营长、团长而直接由机关干部当师长、军长者，李作鹏当为特例。

　　李作鹏回忆言，在中央苏区自己曾任周恩来的机要员，甫上任，周恩来即交给他一保密本，上面写着“豪密”两个字，其时中央苏区最早与上海中央的电报来往均由其翻译。后来由伍修权翻译，李就去军委二局当参谋了。将军言，两案审判中说我当过伍修权的机要员，根本没那么回事。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15师攻打山东梁山，歼灭日军一个中队。日军老羞成怒，组织五千余人汹涌反扑，时任师侦察科长的李作鹏奉命率一支小分队掩护主力撤退。突然阵前浓烟滚滚，奇臭难闻。李作鹏眼前一片模糊，泪流不止。战后，才知是日军施放了毒气弹，李作鹏一目失明。经陈光、罗荣桓批准，将军化装成生意人，独进北京治眼疾，在一家医院做了眼角膜移植手术，失败，右眼瞽也。余问将军：“北京不是被鬼子占领了，你还敢去？”将军笑答：“我一天到晚和鬼子打交道，我还怕他？”李作鹏言，战争年代戴墨镜的人很少，自己常成为敌人射击之重要目标。

听枪声能知敌军主力方向

　　李作鹏好酒，有酒必喝，喝酒必醉。若无酒，骂人更甚。故部队若缴获酒，必先送将军。1946年夏，东野部队由四平败退至吉林舒兰。部队刚宿营，李作鹏即与苏静、何敬之等人摆酒豪饮。林彪见之，大怒，曰：“现在什么时候，你们还在醉生梦死！”曰：“部队搞得乱七八糟，你们也不心急！”曰：“电台还没架线，你们也不管！”言罢奋臂掀翻酒桌。李作鹏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参谋处处长。

　　李作鹏告余，林彪发那么大的火其实并不是针对喝酒。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参谋处有一侦察科长投敌了。他一投敌，我军的行动情况，敌人弄得一清二楚，我们退长春，敌人紧跟到长春，退吉林，敌人紧跟到吉林，林彪怎能不发火？自此林彪与将军不和。不久，将军调离总部，任一纵副司令兼参谋长，刘亚楼因此 “横空出世”。

　　李作鹏酒瘾大，酒量也大。抗日战争胜利后某日，酒瘾发作，与警卫员苏烈四处寻酒，不得。其时，李作鹏将军夫人董其彩为卫生所所长，将军嘱苏烈取酒精，掺水两碗，与苏烈一人一碗，干杯尽饮之。将军饮后面不改色，并参加会议，而苏烈则大醉，睡一天一夜。

　　李作鹏精明强干，指挥果断，火气来得快，脑子转得也快。1948年10月24日，李作鹏奉林彪令，率东野六纵由彰武、新立屯掉头南下，强行军向台安急进，以堵截廖耀湘兵团南逃营口。26日凌晨，将军率前指随四十六团前卫营跟进，达北宁线，于姚家窝棚遇敌。霎时，枪炮声大作。将军披大衣凝视片刻，遂下令停止前进，阻击正面之敌。当时接林彪来电：“继续前进，不要与敌纠缠。”李作鹏回电曰：“敌人主力于此，我们就在这里打。”并命令部队迅速抢占厉家窝棚车站、半拉门、姜屯一线。果如所料，廖耀湘已改变南出营口计划，决定东退沈阳，正遇将军阻击。此役，将军所部十六师及十八师，阻敌三个军之攻击，为辽沈战役全歼廖耀湘兵团立下首功。余问将军如何知敌之主力？将军笑答曰：“枪一响，便知之。杂牌部队没有这么猛烈的枪炮声！”李作鹏时任东野六纵副司令员兼十六师师长。

　　是役，李作鹏设指挥所于某农家，披大衣坐炕上指挥。始闻枪声越打越激烈，人皆惊慌，将军纹丝不动。继炮弹落四周，震屋宇，将军亦不动。后闻马蹄声声，敌骑兵至，有人提议调部队增援，将军仍不露声色。忽闻三八一团一连阵地被敌突破，将军起立，曰：“速叫该营营长来，枪毙！”一营营长闻之，拼力夺回阵地，免死。石冠军曰：“辽西战役打了两天两夜，李作鹏将军两天两夜未眠，指挥若定，稳如泰山。”

　　李作鹏将军言：辽西这一仗打得很惨烈，四十三军打掉了九个连队，每个连队只剩下七八个人，堵住了廖耀湘主力向沈阳撤退。电影《大决战》只写四十军胡家窝棚之战，而不写四十三军姚家窝棚之战，是不公平的。

　　1948年，第四野战军南下。李作鹏率四十三军势如霹雳，威震南国，直捣广西，生擒白崇禧主力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于广西博白。李作鹏曰：“当时陶铸对我说，张淦被捉消息传来，林彪高兴得跳起来。”林彪向来严肃，不知跳起来是何动作？

　　解放海南岛，时任四十三军军长的李作鹏指挥部队渡海。部队乘帆船前进，中途风停，帆船无法前进。各部队纷纷请示：是否返回？将军当机立断：“用橹摇，用浆划，只许进，不许退，退者军法严处。”四十三军船队继续奋勇前进，顺利登岛。将军事后曰：“当时部队营以上才有电台，连以下各船根本无法联络，如何下命令返回？”人皆服之。

战争年代，决心撤退比决心进攻更难

　　余问李作鹏将军：“《大决战》中的林彪演的如何？”答：“假林彪。”问：“罗荣桓呢？”答：“假罗荣桓。”问：“刘亚楼呢？”答：“假刘亚楼。”又曰：“罗荣桓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会抬高自己，贬低林彪。若罗荣桓在世，此片肯定通不过。”李作鹏言，写林彪的书大多数写得不像，只有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好一些。

　　李作鹏言林彪：“林彪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但他说的话都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一句是一句，能一下子抓住中心，抓住要害，没有大话、废话、空话、套话。在与林彪共事中，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阴险的地方。”

　　李作鹏又言，林彪作战谨慎细密，决策大胆果断。东北解放战争中，林彪决定的两次撤退都是正确的。一次是1945年11月，我军才进关，中央军委要求林彪在锦西打一仗，消灭敌人一两个师。林彪亲自到上下齐台观察我军与国民党军作战情况，觉得对方武器装备强，不能与之硬拼，提出了“忍、等、狠”的指导方针，果断下令部队撤退。第二次是四平撤退。

　　李作鹏言，1946年5月18日，四平撤退前一天夜晚，林彪面无表情，召李作鹏曰：“你，到四平东面去看看，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守得住？”当晚月亮很大，前方枪炮声渐稀疏，李作鹏直奔四平东面的塔子山阵地了解情况。下面的基层指挥员一致认为，不能再守下去了，再守下去，一部队要打光，二也守不住。东面守不住，而西面还在打，敌人就会包抄过来，西面部队也会被包围，甚至被吃掉。李作鹏立即拍电报给林彪，陈述了“不能再打下去”的意见。是夜11 点，林彪果断下令四平守军全线撤退。

　　李作鹏言，刚进关时，毛泽东催着打几个大仗，在山海关、锦西打大仗，阻止国民党进军。林彪看不能打，也不报告，就自管自撤了。打四平也一样，林彪撤退后才向中央报告：部队已于5月18日撤出四平。在这两个问题上，历史证明，林彪是对的。在战争年代决心撤退比决心进攻更难。

　　115师代师长陈光的不幸结局

　　东北民主联军撤退到哈尔滨后，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此后林彪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

　　李作鹏言：“此前另一位领导人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地位高于林彪。当时批评他的错误有三条：一是和平幻想思想；二是主张守大城市；三是对前方支援不力。我们部队撤到了哈尔滨后，特别是打了秀水河一仗后，把局势稳住了，国共双方成对峙状态。这时，毛主席决定让林彪当东北局第一书记，这点是非常英明的。主要是下面干部意见很大，黄克诚的意见是主要的。黄克诚这个人很不简单，他敢于提自己的看法。高岗和陈云都是支持林彪的。在哈尔滨开了会，纠正了相关领导的错误。林彪出事后，陈云讲，这个会是正确的，不能否定。”李作鹏继而忧心忡忡曰：“四野战史，陈云当顾问能写好，可惜去世了；别的人当顾问，要实事求是写，我看比较难。”

　　1950年7月23日，原八路军115师副师长、代师长，时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兼广州警备区司令陈光突然被扣押，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同年 10月，陈光被押送武汉，软禁在中南军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三年后，赫赫名将陈光在这座小楼里自焚身亡，此即军史上骇人听闻的“陈光事件”。

　　谈及建国初期的陈光事件，李作鹏既惋惜不已，亦懊恼不已。

　　将军言，陈光资格老，是员猛将。红军时任红一军团副军团长，抗日战争时任115师副师长、代师长，一直是林彪的得力助手。在延安时，他因一件小事与林彪吵过一次架，结下了芥蒂。林彪在陈光问题上心胸不宽，记仇。到东北基本上没有重用陈光，让他在地方部队工作。南下到广州只让他当广州警备区司令，太小了。那时叶剑英是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我是广东军区参谋长。

　　李作鹏言，当时之所以要抓陈光，主要罪名是讲陈光要叛敌，出逃台湾。陈光对职务安排不满意是有的，经常发发牢骚也是有的，但还不至于通敌叛逃。比如他曾跟我说，解放海南岛不用打。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他可以和在海南的陈济棠联系，叫海南岛部队起义，但要给他一个广东军区司令的职务等等。

　　陈光脾气暴烈，动不动就拔枪示威。李作鹏言，当时谁都不敢去抓他。最后想来想去叫我带兵去抓，因为我和陈光关系比较好。李作鹏为此邀陈光至广州荔枝湾泛舟游玩，借机解除了他住处的武装，并诱捕之。李作鹏言，原来讲陈光住处藏有武器，其实我们去搜查时什么都没有。调查陈光案时，许多事都是莫须有的。后来，我到武汉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陈光得知后要求和我谈话，我没有与他谈，因为经请示不同意。陈光因此彻底绝望，将被褥、凳子等堆在一起，自焚了。将军言此长叹息：“可惜可惜，遗憾遗憾，我对不住陈光！”

　　为什么没有阻拦林彪起飞

　　建国后，李作鹏曾任解放军兵团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总参军事训练部部长、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海军第一政委等职。据云，将军任海军政委期间，海军大院中，若小孩啼哭，曰“‘李瞎子’来了”，哭声即戛然而止。

　　“文革”前期，林彪整罗瑞卿时，李作鹏积极参与。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工作会议，李作鹏曾拍桌大骂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

　　李作鹏言，“九大”后，林彪和“四人帮”矛盾日益加深，逐渐趋于白热化。据我了解那时林、江的斗争就很激烈了。非常激烈，不是一般的激烈。当时，军委办事组曾密商对付“四人帮”之计划，如黄永胜专门对付江青，李作鹏专门对付康生。将军认为：“我们都是跟毛、周南征北战的人，对战争中过来的人有感情，而‘四人帮’对他们的感情与我们不同，这也是一个重要分歧。”“文革”中某日，将军曾亲眼见林彪拍桌大骂江青：“无名小卒，混蛋！”

　　李作鹏告余，“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前两个小时左右，周恩来打来电话，告之：“北戴河林彪的飞机起飞，必须由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同意才能起飞。”将军问：“为什么？”周曰：“夜航不安全。”将军当时心想，总理不懂飞机，其实夜航最安全。所以，当林彪的飞机报告起飞时，李作鹏并没有明确阻拦。次日，李作鹏专门写报告上报，周恩来在报告上签了字。

　　李作鹏告余，当时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法定接班人，职务高于周恩来。他的飞机要起飞我敢阻拦吗？其实那天，若真想要阻拦林彪飞机起飞非常容易，当时离林彪起飞还有两个小时，中央警卫团有一个营在北戴河，下命令派辆车在跑道上一堵，不就成了。将军言此难免疑惑。

　　1996年3月25日，余访伍修权于北京。伍老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伍老言，李作鹏受审时，头脑相当清楚，小事承认痛快，大事决不含糊。如1971年9月6日，李作鹏将毛主席南巡谈话内容密告黄永胜事，李作鹏供认不讳，但强调两点：一南巡谈话内容，是刘丰主动对他说的；二他告诉黄时，特意交代不要告诉吴法宪和叶群。这两点狡辩，目的是摆脱与林彪谋害毛泽东的干系。

　　1971年10月，李作鹏因“九一三”事件被押，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李作鹏在狱中曾致信海军党委：“我除心脏病外，其他皆好。我可能长寿。1971年冬和1976年由海军两次送来的衣物书籍及其他用品（1976年送来的是海军改装后的衣服），现在多已破旧，需要更换。因此，可将我的私人东西（衣物、用品、文物）全部交我的子女保存，以便我需要什么，由他们帮我解决。同时，我子女现在生活都很困难，尤其是今未就业的，困难更大。我有的东西，可以救济，以免流落街头，影响不好。据说我家被抄两次，私人的东西被一小撮王八蛋明抢暗偷，丢失不少。我对此非常愤慨。请你们予以追查，按党的政策处理。现由李冰天（李作鹏之子）等人前来接洽，希予指教。敬礼，海军强大。”

“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

　　李作鹏出狱后落户山西太原。组织上要求他改名，将军不愿，经再三工作，始答应，化名为“李明”。将军告余：“李明就是明人不做暗事。”

　　是时，李作鹏每月生活费350多元，与1955年授衔时差不多。李作鹏戏言，1955年一瓶茅台酒8元，350元可买43瓶茅台酒，现在350 元只能买一瓶茅台酒。将军继言，现在的生活我也知足了，饭吃得饱，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比起去世的烈士，比起中国的大部分农民，还是好得多。楼下有一工厂干部，夫妻俩工资加在一起连400元都不到，生活更困难。

　　李作鹏晚年酷爱读书，尤喜读人物传记等军史党史作品。读《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作鹏曰：“毛泽东不可能那么干，我觉得毛泽东不是那种人。”读香港出版的《谁杀了林彪》，李作鹏曰：“胡编乱造！这本书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林彪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

　　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晚年编著了有关罗帅的三本书，送李作鹏征求意见。不料李作鹏竟在书上批道：“罗帅是伟大的政治家，不是军事家，在东北战场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仗是林彪指挥打的。”（大意）有人告李作鹏，1989年中央军委就公布了33位军事家，罗帅名列其中，你怎么说他不是军事家呢？李振振有词：“实事求是说，他是位政治元帅。抗日战争时在山东，我是参谋处处长，很多事情都是我处理完了再向他报告，特别是军事上的事。在东北，他身体不太好，军事上的事他过问不多。罗帅在四野口碑很好，他擅长政治工作，为人厚道，有长者之风。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好，就什么都好；说一个人坏，就什么都坏。”

　　李作鹏告余，晚年已完工两部战争回忆录及两部“文革”回忆录，共100万字。有书商与之谈出书事，曰：“须改名，方可出。”将军曰：“我李作鹏就是李作鹏，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书商曰：“若不改名，只有送国外出。”将军对曰：“不，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中国能出就出，否则存给老鼠啃掉。”书商摇首而退。

　　1995年7月8日、9日、11日，余三次在山西太原采访李作鹏，2004年遂成此文初稿，并寄将军审读。同年5月4日李作鹏将修改稿寄回并致函曰：“你要写的我的逸事，恐怕目前不是时机，出版自由并无完全开放，可能发表不了。”不幸竟被将军言中。2009年1月3日，李作鹏将军去世，新华社破例发布了消息，我终于再次将此稿重新整理出来。此刻，夜深人静，斗转星移，往事如烟，唯有将军当年赠送的“江河万古流”五字书法条幅仍醒目地摆在我的案头。

　　“九一三事件”林彪坠机后中蒙交涉始末

　　1969年9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多次向我国表示，希望改善中蒙关系。中央为了改善同蒙古的关系，任命了时任刚果共和国临时代办的许文益为驻蒙特命全权大使。1971年8月20日，许文益带着中央领导的重托，乘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执行新的使命。

　　突如其来的飞机失事事件

　　许文益到达蒙古后，蒙方很快安排许文益向蒙古大呼拉尔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正当许文益在友好的气氛中忙着进行到任拜会活动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蒙古外交部突然于9月14日上午8时来电话通知：副部长额尔敦要在8时30分会见许文益。在许文益还未拜会这位副部长之前，他却约见许文益，显然是遇到了不寻常的紧急事情。

　　许文益抱着先听他谈、摸清情况再处理的态度，在翻译的陪同下驱车直奔蒙古外交部。额尔敦对还未正式会面就这样仓促见许文益表示歉意之后转入正题说，他受蒙古国政府委托，通知下列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气候不好，但我们仍然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了情况。经多方察看，所获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乘员共9人，其中有一个是女的，不幸全部遇难……”他接着说：“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我代表蒙古政府提出口头抗议，我国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我们将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飞机失事，乘员死亡了，现在天气较暖，尸体是要按某种方式尽快予以掩埋的……”最后他表示：“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要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并希望最近就作出这个解释。”

　　额尔敦说完后，许文益沉着冷静地表示：“我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情。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他以提问的口气说：“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接着，许文益明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清楚了解事件真相之前，我不能接受，但我可以将此事报告我国政府。”最后他说：“今天跟副部长第一次见面，虽然发生了中国飞机在蒙古领土上失事的事情，但我希望不会因此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请副部长考虑，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许文益讲完后，额尔敦就许文益提出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后说：“飞机失事后，只发现9名乘员的尸体。至于乘员尸体处理，我们认为，天气较暖，较长时间保存比较困难。”接着他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许文益答：“可以这样理解。”

　　额尔敦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能在近期作出解答的。我祝贺大使同志开始执行自己的职务，相信你会对两国关系的改善作出努力，并作出贡献。祝大使和您全家一切都好。”

　　在许文益告辞的时候，额尔敦还说，希望大使馆尽快通知派谁去坠机现场，去几个人，什么时候去。

　　急中生智，启用专线电话

　　在返回使馆途中，刚才会见的情景，一直萦绕在许文益的脑际。究竟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派谁去查看？车到使馆门前，许文益断然决定，及时、准确地把发生的重要情况用最快的速度报告国内。

　　9点30分，许文益召集使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介绍约见情况。同时指出飞机失事虽是一件严重事件，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会后不久，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特急电报大概要4个小时以后才能发出。许文益心急如焚，但他急中生智忽然想到了使馆原设的专线电话。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北京———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高频专线电话。许文益在外交部干部司工作时，曾用这条专线同刘晓大使等通过电话。北京———乌兰巴托也有这种电话，但需经苏军在蒙的高频通讯站接转。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苏军进驻蒙古、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按国内指示，停止使用这条专线。现遇紧急情况，许文益毅然决定承担风险，启用此专线电话。办公室的同志听说要启用封闭多年的专线电话，立即行动起来，终于将专线电话接通，使馆于当日12时20分向国内报告了飞机失事事件。

　　后来据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说，周总理于当日下午2时，在电话上告诉代外长姬鹏飞，对驻蒙使馆在不了解情况时，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坠机事件，当机立断，启用封闭已两三年之久的专用电话，表示满意。这对我驻蒙使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遵照指示，及时答复蒙方

　　当大使馆正向国内报告请示的时候，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何时动身去现场察看。考虑到外交工作中，个人权限有限，对这样的重大事件，未得指示之前，不能随便行动，因而告诉蒙方，由于准备不及，请推迟行动。

　　下午2时以后，蒙方又来电催问，许文益直接告诉蒙方，正在等待国内指示。这样一说，蒙方也就不再催问了。至当日下午6时许，他们终于盼来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请蒙政府立即派飞机载许文益大使及随员亲往现场视察的指示。这时蒙古机关虽已下班，但许文益打破常规，还是约见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

　　许文益按时到达额尔敦的办公室。许文益表示奉命通知如下：“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又说：“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领事司长陪同我们去现场视察，对此我表示感谢。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作为中国大使决定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我们上午提出的3位同志，再加上我，4人同去。至于什么时间去，请副部长考虑后通知我。”

　　额尔敦听许文益说完，多少有点抱怨地说：“我还有几个要澄清的问题。早上我和你谈话时，问你是否是正式提出的要求，你说是。因此我按你的正式要求转达了有关部门，要他们为帮助你们采取措施。但是你们说需要作准备工作，并且还要等候政府指示，所以要求明天去。今天早上我就说过乘员的尸体，由于天气较暖，容易腐烂。从失事到现在已有40个小时了，等飞机飞到以后，大概要到60多个小时了。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想你方会就此提出更多问题的。”又说： “对您提出的问题，我也澄清一下。你所讲中国飞机可能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可以认为这是你方正式答复吗？”

　　许文益答：“可以。”

　　额尔敦又问：“是最后答复吗？”

　　许文益思索了一下，答复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我的第一次报告以后给我的指示，即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这是正式的答复，但是我理解这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尔敦说：“我再问一个问题，大使同志能否解释一下，那架飞机是从哪里飞向哪里，朝哪个方向飞时迷失方向飞入我国领土的？”

　　对此，许文益坦率地告诉对方：“这个问题，我目前无法答复。”并反问：“我想知道蒙方是否还有进一步的材料提供给使馆，帮助我们了解飞机失事情况。”

　　额尔敦说：“除了我早上说的以外，没什么补充的了。我想以后会有进一步通知你的东西。”又说：“我早上曾提出，希望你们派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去。现在你作为大使，便有全权去解决飞行员尸体掩埋问题了！你们对9名乘员尸体的掩埋有何意见？”

　　许文益问：“蒙方有无可能把尸体火化，我们把骨灰带回去？”

　　额尔敦表示：“这个问题我想在答复你们明天飞机何时起飞时一起答复吧。据我所知，在那个地方火化尸体的可能性不大，况且蒙古也没有火葬的习惯。在那里火化究竟有无条件，我还要了解，明天再答复你。”

　　许文益回到使馆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特别提到蒙古无火葬习惯，如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将来在适当时候再把骨骸送回国内。

　　凌晨4时15分，接周恩来总理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以便今后将骨骸送回国内。

　　凄凉的失事现场

　　9月15日13时30分，蒙方通知，飞机14时起飞去温都尔汗。许文益于是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等4人赶赴机场，与等候在机旁的蒙古外交部领事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及法律、民航、法医、卫生等专家和记者、电影摄制人员等一同登上了伊尔14飞机。15时飞抵温都尔汗后，他们改乘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前进，于16时多到达飞机失事现场。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苏布拉嘎斯盆地伊德尔默格县北20公里处一块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300米的平坦开阔草地。在蒙方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等人陪同下，许文益等人从北到南，对现场边边角角都察看了一圈。

　　这时天色已晚。蒙方向许文益提出，这里没有火化的习惯，尸体安葬要选择场地。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墓地要选在一个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利。许文益表示同意。最后选定了一块高地，由蒙方派一班战士按许文益划定的位置挖掘墓穴。孙一先拿来两瓶二锅头酒送给战士们以表一点心意。

　　许文益对现场观察的初步印象是：一、蒙方对飞机失事现场基本保持原状，还用白布覆盖着死者的尸体，防止腐烂。蒙方也承认还有些文件及手表等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谈详情；二、据蒙方的分析，飞机失事是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是否还有别的原因，需作进一步研究；三、这架飞机上的毯子标有PIA字样，说明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三叉戟，不是普通客机，而是经过改装的专机。乘坐的是什么人，出行的目的是什么，一点也不了解。下一步如何处理善后事宜，还需斟酌。

　　一行人回到温都尔汗克鲁伦旅馆已是晚上10点多了，洗完脸就到楼下餐厅吃饭。为了酬谢蒙古朋友的友好合作，使馆的人带上几瓶汾酒和几听罐头，大家边吃边谈。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许文益表示很想听听司长的意见。高陶布说晚饭后一起商量。许文益提出想在墓上立一块碑，上面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高陶布司长说：“让我们商量一下。”

　　许文益问：“按蒙古习惯，在墓上放一块失事飞机的残骸，如写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可以吧？”

　　高陶布司长说：“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

　　许文益又提出：“烈士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理，是否由我写个收条，你们交给我们？”

　　高陶布司长表示：“我们将作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文益打听飞机出事的情况，桑加说，是飞机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散席时已是11点30分了，但蒙方对处理此事抓得很紧，要求在当晚零时25分就开始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桑加上校代表蒙方发言说：“我们已经共同看了现场，双方需要写个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文件分三个部分：一是双方调查现场的纪要；二是卫生组织关于死者检查情况的纪要；三是死者入葬问题的纪要。”并问是用中蒙两种文字来写还是单用蒙文来写？许文益表示原则上同意，写三个“纪要”，至于文字可以蒙文为主，加中文译文。接着桑加上校就三个文件的内容谈了蒙方的设想。高陶布司长提出文件的签字问题，许文益答可用换文方式。高陶布即说现在就起草文件，4点半交草稿给你们。这时许文益也正式提出交还死者遗物和文件问题，一直谈到凌晨3时。

　　9月16日，天气晴朗。许文益嘱孙一先利用光照好的条件，再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并多拍几张照片，作为物证，送回国内研究鉴定。10时许，大家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又来到现场。蒙方士兵抬来9口白茬棺材，放于尸体旁边。大家对每具尸体从南往北编成1 至9号，并从不同角度照完相后入殓。正在下葬时，高陶布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对许文益说，按蒙古的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由于汽车没在尸体入殓前赶到，是否可以把红、黑布铺在棺材上。许文益表示同意，并感谢蒙古朋友们的诚意。9具棺木放入墓穴后，许文益和高陶布、桑加先执铲填土，接着孙、沈、王三同志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许文益对现场观察的初步印象是：一、蒙方对飞机失事现场基本保持原状，还用白布覆盖着死者的尸体，防止腐烂。蒙方也承认还有些文件及手表等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谈详情；二、据蒙方的分析，飞机失事是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是否还有别的原因，需作进一步研究；三、这架飞机上的毯子标有PIA字样，说明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三叉戟，不是普通客机，而是经过改装的专机。乘坐的是什么人，出行的目的是什么，一点也不了解。下一步如何处理善后事宜，还需斟酌。

　　一行人回到温都尔汗克鲁伦旅馆已是晚上10点多了，洗完脸就到楼下餐厅吃饭。为了酬谢蒙古朋友的友好合作，使馆的人带上几瓶汾酒和几听罐头，大家边吃边谈。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许文益表示很想听听司长的意见。高陶布说晚饭后一起商量。许文益提出想在墓上立一块碑，上面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高陶布司长说：“让我们商量一下。”

　　许文益问：“按蒙古习惯，在墓上放一块失事飞机的残骸，如写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可以吧？”

　　高陶布司长说：“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

　　许文益又提出：“烈士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理，是否由我写个收条，你们交给我们？”

　　高陶布司长表示：“我们将作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文益打听飞机出事的情况，桑加说，是飞机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散席时已是11点30分了，但蒙方对处理此事抓得很紧，要求在当晚零时25分就开始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桑加上校代表蒙方发言说：“我们已经共同看了现场，双方需要写个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文件分三个部分：一是双方调查现场的纪要；二是卫生组织关于死者检查情况的纪要；三是死者入葬问题的纪要。”并问是用中蒙两种文字来写还是单用蒙文来写？许文益表示原则上同意，写三个“纪要”，至于文字可以蒙文为主，加中文译文。接着桑加上校就三个文件的内容谈了蒙方的设想。高陶布司长提出文件的签字问题，许文益答可用换文方式。高陶布即说现在就起草文件，4点半交草稿给你们。这时许文益也正式提出交还死者遗物和文件问题，一直谈到凌晨3时。

　　9月16日，天气晴朗。许文益嘱孙一先利用光照好的条件，再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并多拍几张照片，作为物证，送回国内研究鉴定。10时许，大家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又来到现场。蒙方士兵抬来9口白茬棺材，放于尸体旁边。大家对每具尸体从南往北编成1 至9号，并从不同角度照完相后入殓。正在下葬时，高陶布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对许文益说，按蒙古的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由于汽车没在尸体入殓前赶到，是否可以把红、黑布铺在棺材上。许文益表示同意，并感谢蒙古朋友们的诚意。9具棺木放入墓穴后，许文益和高陶布、桑加先执铲填土，接着孙、沈、王三同志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时间，继续昨晚的商谈，于是就在大轿车上讨论起蒙方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纪要主要是说：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标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于1971年9月13日夜间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于同夜2时在肯特省伊德尔默格县苏布拉根享迪降落失事的“三叉戟1E”型飞机旁边9人遗体，何时在何地安葬，双方参加人员名单。

　　对蒙方草拟的这个纪要，中方是不同意的。但考虑当时不宜进行争论，所以许文益即表示，这个文件是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写得简单些，只写“中国飞机失事遇难的9人埋在XX地方”就行了。接着许文益把话题转到在死者墓上竖立标志的问题。

　　这时坟已堆好，商谈即告结束。按蒙古习俗，坟上应放死者生前喜欢的物品。

　　高陶布问：“从飞机上拿一个东西放上，不写字，不要太大的，可以吗？”

　　许文益表示可以。

　　但放何物为好呢？沈庆沂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机翼放在坟上。但蒙方说那个东西太大不易搬动。随后许文益同意王中远的提议，请蒙古士兵把机尾炸掉的发动机进口环运到坟顶安放，以作标志。

　　一切安排妥当后，许文益和孙、沈、王4人当时虽不知死者为谁，但还在坟前鞠躬致哀，表示悼唁。

　　“军”、“民”之争的紧张谈判

　　葬完死者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点多了。蒙方晚上10点将《飞机失事现场调查纪要》交来。在沈、王两同志翻译文件时，许文益靠在沙发上静静地思考着一些问题。他认为纪要中尽管不像额尔敦副部长那样把我机说成是“侵犯”或“入侵”，而改用“进入”两字，但他们仍一直强调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这显然有悖我中央的指示精神。许文益认为必须坚持“民航飞机误入蒙境”的立场，并就要回死者遗物、文件和将来运回骨骸等达成协议。实在谈不成就拖到回乌兰巴托再谈。

　　当文件翻译出来时，已是17日凌晨1点多了。大家立即进行讨论研究。针对蒙方拒不承认“中国民航”，突出“军事人员”等核心问题，使馆准备了对案。经双方同意，商谈于17日凌晨4时25分在旅馆举行。许文益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和一起紧张工作的朋友们的友好帮助，表示感谢。然后，许文益诚恳地对《现场调查纪要》提了10条修改意见，主要是以下三点：一是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二是针对第一条在叙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标有256的机尾，而不讲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提议加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标有“民航”二字的损坏机翼；三是把第七条在叙述死者遗物后，“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改为“这一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遇难人员安葬纪要》，中方提出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9名人员（8男1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之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如何安葬即可。许文益发言之后，蒙方提议休会 10分钟。在等待蒙方人员复会时，许文益收听外电新闻报道说，中国政府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许文益联想到这条新闻可能与这架失事飞机有关，感到这一事件的确相当严重。许文益考虑不能拖在这里，要赶快回使馆向国内报告视察情况，遂同孙一先商定由他向蒙方提出，因我国国庆22周年将到，大使要在今天回乌兰巴托料理馆务，建议回到乌兰巴托继续商谈。如果蒙方一定要在这里谈的话，则由他代表大使在这里继续商谈。

　　9月17日10时15分继续商谈。由桑加上校答复许文益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基本上是逐条驳回。例如他说：“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这样写。”对大使提议写进有“民航”字样的机翼，他认为如果这样写，纪要就得把所有东西都写进去。

　　高陶布看到局面有点僵，有意缓和一下气氛，打圆场说：“大使亲自来现场工作，我们很高兴。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分析现场，双方都有尽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我们和大使同志一起回去。”

　　许文益稍后讲了两点意见：第一、中国政府于9月14日晚8时半，通过其驻蒙大使已向蒙外交部额尔敦副部长作出过正式解释，他并未表示不同意见。因此，应写上这一段话。第二、失事飞机很明显写着“中国民航256号”字码。这是所有到现场的人有目共睹的，因此，中方提出必须把有“民航”字样的机翼写入纪要。

　　最后，许文益正式提出，中国国庆即到，我不能长期离开使馆，今天就准备回乌兰巴托。我委托孙一先秘书作为我的全权代表，跟各位继续真诚友好地合作，完成我们的工作。高陶布随即宣布休会。

　　17日下午3时20分双方继续举行商谈。蒙方看到关于飞机失事的纪要没有可能达成协议，便采取舍难求易的办法，转而讨论关于安葬遇难人员的纪要。高陶布说：“关于大使今天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报告上级。现接中央通知，希望尽快把工作结束，今天一起回去，走前须把关于安葬死者的文件完成好。”许文益表示同意，并耐心说服对方正视现实，把失事的中国民航256号飞机的具体情况讲清楚；至于飞机上的人员，不反对蒙方说有军事人员，但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要写就把两种人都写上去。

　　桑加接着说，原稿序言中“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三叉戟1E’飞机”，可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三叉戟1E’型飞机”，但9人遗体仍须写军事人员。

　　许文益表示，修改稿同我们的主张又接近了一步。具体建议：一因256 号是中国民航飞机，应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国民航”；二因9人遗体有非军事人员应写明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

　　桑加抢着说，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架民航飞机。

　　高陶布接着强调，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提到中国民航，而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证件，至于你们说那个妇女不是军人，因为军人不穿白皮鞋，但也无证据证明那皮鞋一定是那个妇女的。

　　许文益说，256号是中国民航的飞机，正像有的国家民航由军人管理一样，不能因此就说不是民航。这个问题大的方面都已解决，何必在次要问题上争执。现场有一个驾驶员穿的是皮夹克，而不是军装……

　　高陶布打断许文益的话说，他里面穿着军装。

　　桑加有些激动地提高了声音：“我们有各方面的证据，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文益说：“如果你们有材料证明，请拿出来，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

　　桑加拿现场的枪支作例，说明死者都是军人。

　　双方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气氛有些紧张。高陶布提议休会5分钟。

　　复会后，高陶布说：我们尊重中方的意见，把稿子改了一下。桑加接着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飞机”的中间加上“军人驾驶的”几个字，对9人遗体没再提军事人员，仅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许文益看他们不过是把“军事人员”四字，从原稿9人遗体之前移到256号飞机之前，仍不同意写中国民航，再争论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提议回到乌兰巴托再谈。但蒙方急欲在当地完成。

　　高陶布说：“为尊重死者，应当有个文件。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我们自己在上面签字。”

　　桑加补充说，欢迎中国同志在场，但注明中方拒绝签字。

　　听到这儿，孙一先插话说：“你们单方面签字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场。”

　　许文益建议大家不要急，回乌兰巴托还要谈第一个文件，第一个文件谈通了，第二个文件就自然解决了，争取双方圆满解决。但高陶布断然说，我们单方面签字，结束这一工作。会谈不欢而散。

　　回馆后，得知国内多次催问有关情况，许文益马上向符浩简报了这边的情况，并决定派孙一先回国汇报。21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了孙一先的汇报。

　　索要尸体与发布新闻的交涉

　　蒙方人员从现场回来后，好几天没有反应。9月22日下午3时半，蒙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拉达勒紧急约见许文益，说他受政府委托，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这架飞机越境侵入蒙古领土一事作出正式解释。

　　许文益回答说，9月14日自己已奉命向副外长作了正式解释。

　　策伦拉达勒说：“那是不够的，为了使我们之间不发生什么不适宜的情况，因此要求你们在9月25日前，用书面形式给以正式解释。”

　　9月23日凌晨3时半许文益接到国内指示，要他立即约见蒙副外长，说奉政府指示表示：

　　第一，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寻找飞机残骸、埋葬死难者遗体和清理死难者遗物等方面所给予的协助，中国政府表示深切的谢意。

　　第二，应死难者家属的要求，中国政府决定将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为此，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现场搜集的死难者遗物交还我方。

　　国内指示显然是听取孙一先汇报后作出的，基本上同意了使馆的看法。

　　当日下午4时，许文益紧急约见蒙二司司长策伦拉达勒，按国内指示答复蒙方。策伦拉达勒听后说将向他的部领导和政府汇报。9月25日，许文益又约见策伦拉达勒，催问蒙方对我23日所提要求的答复。他称还未得到政府指示，并说今天已是25日，中国政府还未就失事飞机一事给予书面正式答复，对此表示遗憾，并进一步提出，希望中方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也提供蒙方。

　　9月29日下午3时半，策伦拉达勒又约见许文益说，失事飞机在当地引起了各种传说，所以蒙古政府决定发表一则简短消息，以说明真相，同时对中国政府迄今就飞机坠毁事件未对蒙方作出书面解释表示遗憾。

　　许文益当即指出，对蒙古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及时地作了两次说明。希望蒙方在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不要做与此相违背的事情。

　　当日下午5时，蒙古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第二条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全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默格，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九人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在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作出正式解释。”9月30日蒙古各报和外语广播中都报道了这条消息。

　　在国庆前后，中共中央发出57号文件，即关于林彪仓皇外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通知，在党内外逐级分批传达。我驻蒙使馆遵照中央指示，停止了向蒙方有关飞机失事问题的交涉，许文益也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特别任务。

　　　来源： 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