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多次“感谢日本侵略”究竟出于什么原因？ 毛泽东多次说过“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引起学术界和民间很广泛的私下流传和浓厚兴趣，但是很少见诸于公开媒体。许多人还认为毛泽东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过“感谢日本侵略”。而有学者在田中角荣相关资料里，并没有发现这一记载。到是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外交文选》，里面多处记载毛泽东类似言论。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195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廖承志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议长久原房之助
关于毛泽东这一言论，许多人做出种种分析，有的认为毛泽东具有浪漫主义气质和豪放性格，确立党的领导地位后，讲话没有什么顾忌，口无遮拦地道出了事实；有的认为是毛泽东学过辩证法，具有唯物主义精神，说这句话是反讽日本侵略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夺取了全国胜利。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领导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日理万机，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方针，揭示了敌败我胜的客观必然性。并从事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领导工作，为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积聚和发展人民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很赞成这样的观点：“感谢”敌人、“感谢”对手及其类似的用词，是毛泽东的一个语言特点和表述习惯，诙谐、幽默，带有反讽和奚落、挖苦意味，但话意明确，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显然，毛泽东并非肯定日本侵略，并不是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并不是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并不是否认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毛泽东更多次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者”，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过去侵略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因此，毛泽东上述讲话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反面教员，阐述了日本侵略在客观上产生了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促使了中国人民觉醒、团结和反抗。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抗日战争这场以劣胜优的战争中，我们成功的主要秘诀，是因为“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毛泽东指挥抗日战争的高超谋略艺术，突出表现为科学审势、巧妙造势和相机夺势。
从1935年12月至卢沟桥事变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提醒全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是不可避免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又指出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必然性。毛泽东的这种科学预见，是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法西斯侵略本质的深刻分析。
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方针，揭示了敌败我胜的客观必然性。毛泽东指出，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敌之军事力量虽强而处优势，但其兵力不足，资源匮乏，指挥笨拙，异国作战，因而不是绝对的强和绝对的优势。我之军事力量虽弱而处于劣势，但我兵力充足，资源丰富，指挥灵活，本土作战，因而不是绝对的弱和绝对的劣势。强弱优劣的相对性，使敌我双方强弱优劣的转化具有了客观可能性。当然，要使敌人从强变弱，从优势变劣势，使我由弱转强，由劣势变优势成为现实，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主观的努力，需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了这种转化的条件和过程：“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特点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情形，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夺取全国解放的胜利，并不是由于利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纷争的混乱局面，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夺取政权、推翻旧社会的力量，站在了工人、农民最广泛利益的一边，发动和依靠了人民群众。对于毛泽东多次在正式场合提出了“感谢日本侵略”的话，我们只能公正、客观地对待，不能误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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