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陆新村9号
上海故居
五十诞辰
1930 景云里
在全国木刻展览会上（最后的集体照片）
为鲁迅枱棺的人
被抬者与抬棺者
这里说的被抬的人，是指鲁迅。而抬棺的人，是指鲁迅下葬时的抬棺者：巴金、胡风、靳以、萧军、张天翼、姚克、鹿地亘(日本人)，不是指迁葬时的抬棺者柯庆施、周扬、茅盾他们。
几年前，贾植芳先生曾说，他这一代人，精神上是吃着鲁迅的奶长大的。而我们呢，不管我们是向左向右，承认不承认，都是吃着那被抬者和抬棺者精神上的奶长大的。其中，巴金尤为值得注意。
颇有意味的是，1936年，鲁迅下葬时，巴金是抬棺者之一：而1956年，鲁迅迁葬时，巴金也是抬棺者之一。享受这一荣誉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死去的靳以。在1936年，是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4人把沈钧儒写的白布黑字的“民族魂”旗子，盖在鲁迅棺木上：而在1956年鲁迅棺木迁葬时，是巴金和金仲华把“民族魂”的红色锦旗，盖在鲁迅棺木上。
巴金和鲁迅棺木的渊源，便可说是独一无二。这些奇迹般的安排，使巴金这个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晚年备享政府所给尊荣的人，有了独特的文化命运。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去世，他是鲁迅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为独特的抬棺者。
被抬者的长者：蔡元培
鲁迅死时，上海《大公报》这样写：
巨星落大地!鲁迅出殡。
蔡孑民、宋庆龄执绋。哀歌声震动了苍穹。
蔡孑民，也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和鲁迅都是浙江绍兴人，这对老少同乡非常有缘，交往长达30余年。当年，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时，鲁迅进了教育部工作，一个小吏而已。后来，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学校长，鲁迅进了北大教书，一个小小的讲师而已。
“五四”运动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运动后没几天，留书信于北大教职员和参加运动的学生，说：“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艺文类聚》卷九十三《风俗通》日：“杀君马者路旁儿也：言长吏养马，肥而希出，路边小儿观之，齐声赞叹，乘者喜其言，驱驰不已，马累至于死。”)
其后，5月11日，蔡元培先生又留书信云：“仆深信诸君本月4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诸君之理?唯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5日即提出辞职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其他校校长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面对多年的政治屈辱和危难处境．面对青年的时代抱负，一代教育大家。一个很有责任感的思想者，也生出“杀君马者路旁儿”的感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先生和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曾加入并积极参与活动，继续延续和蔡元培的渊缘。
鲁迅没有遗嘱，他1936年9月5日写过一篇《死》的随笔，刊于当时的《中流》半月刊第二期之上。这篇随笔不幸成了谶语：“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我的怨敌可谓多了……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文章还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儿小事情过活，但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也许，蔡元培和鲁迅这两位伟大的人物都没有料到，会是作为老同乡、长者和老上司的蔡元培先生，为他的小同乡和晚生的鲁迅在殡葬礼上致词。并且，挂在鲁迅遗像左右墙壁上的挽联也是蔡元培撰写的。其中的下联就来自鲁迅那篇谶语似的随笔。
蔡元培先生挽曰：
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鲁迅死时，可说是中年，而蔡先生年已七旬。年长者送中年人，悲痛可想：而被送者又是鲁迅，其悲痛又可想。他和鲁迅，是中国文化史上两根有名的骨头。想今日“年老之人”，装腔作势者、故弄玄虚者、倚老卖老者，比比皆是，可有几根老骨头、真骨头?
抬棺的权利
在章乃器的回忆中，虽由许广平指定沈钧儒、邹韬奋、史良和章乃器四人扶柩——也就是把灵柩扶出礼堂，移置在灵车里，然后举行送殡仪式——但胡风和萧军站出来反对，认为这四个人都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又有国际地位的鲁迅扶柩，只是最后由于许广平的坚持，这四人才得以扶柩。
1976年11月16日，鲁迅逝世40周年后一个月，胡风回忆说：“下葬时，棺材由我们自己抬(不要殡仪馆的人抬)，这没有问题，决定了由鲁迅生前接近的或没有攻击过鲁迅的十来个人抬……”事隔那么多年，胡风仍旧如此“固执”，认为为鲁迅抬棺，是象征意义巨大的事情——确实也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沈钧儒在鲁迅葬礼的演说中说的：“……鲁迅应该国葬。”
而这国葬，又不合于鲁迅那“准遗嘱”里的第二条“赶紧收殓，埋掉。拉倒”。况且，胡风说“一些临时加进来的人，如姚克，与鲁迅并无友谊关系”这一点，并不属实。1933年。姚克因翻译鲁迅的作品，就已经和鲁迅开始通信，1935年到上海后，就经常拜访鲁迅。
巴金在《一点也不能忘却的记忆》中，记了一件事：在往墓穴去的途中，灵柩是愈来愈重了，那个押柩车的西洋人，跑来用英语问道：我可以帮忙吗?我点了点头，他默默地把手伸到灵柩下面去。
历史的诅咒：“代替鲁迅”入狱的人
胡风这老先生，确实有趣。
到了1956年为鲁迅移棺时，第一次抬棺者中，周文已经早逝，胡风进了监狱，黎烈文和孟十还去了台湾，鹿地亘本就是一个日本人，回去了。除了巴金和靳以，其他人不再有资格抬棺了，而是换成了另外一些人，当时的军政界和文化界领导：宋庆龄、柯庆施、茅盾、金仲华等，还有鲁迅称为“奴隶总管的周扬”——这也许就是胡风在1976年仍耿耿于怀，“抬棺必须是鲁迅生前接近或没有攻击鲁迅的人”之故。
周扬当年称鲁迅为上海滩的老爷子，而移棺时，据说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但也正是周扬，把胡风等一群人“送去了监狱”。
胡风不仅争“为鲁迅抬棺的权利”，也和毛泽东争“马克思的正统”——也就是历史的解释权。这一点，涉及到良知的信仰与坚持的问题。也和政治权利自身所携带的荒诞和恐惧有关。也许，胡风的另一重悲剧就在这里。从这一点上看，胡风远远没有鲁迅对政治的了解和智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胡风不是“反革命”。
两次抬棺的巴金和靳以
在1973年的一封信中，诗人穆旦这样回忆巴金一家人的生活：“我在1948年有一季是座中常客，那时是多么热闹啊。靳以和蕴珍经常相互逗笑，那时屋中很不讲究，厨房是进口，又黑又烟熏，进了客厅，也是够旧的，可是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与快乐。汪曾祺、黄裳、王道乾都到那里去。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个沙龙。”
巴金的夫人萧珊，就是穆旦笔下的蕴珍。而靳以和巴金，就是奇特的两次“鲁迅的抬棺者”。靳以在第二次抬棺后的第三年(1959年)去世，那之后，两次抬棺的人，就只剩下巴金了。
三十载来。打出一条血路
第一次为鲁迅送葬，是万千民众自发参加的伟大的葬礼。当时是人影难辨。低泣之声成片，人们低声唱着哀歌。当哀乐响起，很多人痛哭失声，人们的悲伤不再压抑。有一副挽辞上写道：“我因无钱买花圈，所以用白布一方，表示敬意……”
鲁迅说自己是用笔在血的淤泥中，挖了透气的孔。在这个苦难、专制的国家，这个老骨头是真正的老骨头。他为了争得这一点言论自由——淤血里的小孔——而只有在自由受到剥夺、压制的情况下，发出一些“弯弯曲曲”、“吞吞吐吐”的声音，兼叙带评，杂体混声。
可惜他一死，这个孔就自动合上了。
寿则多辱：人死方能重生
人们常说，人死不能复生。这是千百年的古训，大到王公贵族，小到平民百姓。都深知此理。
但奇怪的是，“人死方能重生”，这是中国不变的事实。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者，最出类拔萃的那些诗人、小说家，都是死后才得享大名。他们是永远的肉身消亡者。因为，把持着财富、权力的人，在世上占据要津的人，也把持着当下的“荣誉分配”。
怀念蔡元培，怀念那棺材里的鲁迅。怀念为鲁迅抬棺的一代人，怀念他们的理想、抱负、生活的激情，怀念他们热爱自由，关注着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那是真正的、真诚的一代人。
——被抬的人和抬棺的人，是我们精神上的亲人!
(摘自《随笔》2006年第2期)
中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