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英语阅读与写作教程1:非洲陷阱：中非贸易中的金融陷阱与风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15:44:49
2007年06月21日 13:34 字体：
“419”，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代号
中非贸易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
但在巨大收益前景的光环下，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风险。事实上，非洲、尤其以尼日利亚为中心的西非，一直是世界著名的金融骗局多发地带，一个个金色的陷阱，正无声地张开血盆大口，等待吞噬贪婪而毫无防备的上钩者。
所谓“419诈骗”，得名于80年代中期，最初骗子都源出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受害者则多为西欧、北欧和东南亚国家的中小公司和个人。
当时非洲政局不稳，许多国家政变频仍，流亡总统、流亡君主到处都是，骗子们正是利用这个契机，今天冒充乌干达下野总统阿明的代表，明天冒充中非过气皇帝博卡萨一世的顾问，长袖善舞，高谈阔论，让许多对非洲情况一知半解的老外如堕云里雾中，许多心存贪念者便落入了这金色的陷阱。
由于这类案件在短时间内大量爆发，案发地尼日利亚专门制定了《419防止金融诈骗特别法案》加以打击，“419诈骗”由此得名。
更新、更快、更多
“419诈骗”并未因为曝光和打击销声匿迹，恰恰相反，随着资讯的发达和非洲经济开始起步，颇有发扬光大的迹象。
传统的电话、信函时间长，投资大，已为现代非洲骗子所唾弃，取而代之的是电子邮件和传真。只需一根电话线，一台电脑或传真机，甚至一个公用网吧，他们就能在短短几分钟内向全球发出成千上万封格式正规、图文并茂的诈骗信，虽然这种手法缺乏电话的细腻和命中率，但广种薄收，被骗总人数却有了很大的增加。
骗子的来源地也更广泛了：尼日利亚名声太臭，许多当地骗子不得不跑到邻国贝宁和布基纳法索，以这两个不显山不露水的西非国家为基地从事诈骗；此外，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等许多非洲国家也相继出现了克隆版本的“419”。
这些骗子在行骗手法上也与时俱进，日新日高。
利比里亚政权更迭、查尔斯.·泰勒被迫流亡尼日利亚的消息刚刚披露仅48小时，以“泰勒总统法律政治顾问FRANK OLA”名义发出的“419”诈骗连环信已悄然飞进许多人的电子邮箱；尼日利亚贪腐成风、某些政府官员监守自盗的新闻刚见报，就有人以“尼日利亚某部长”要转移贪污的工程欠款出境、需要账户中转的幌子大肆行骗。由于这些背景新闻千真万确，很容易核实，自然增加了欺骗性。
这种类似“丢包”的手法玩多了就不会有人信，“419”们于是想出不少新花样。
比如“遗产诈欺”：谎称被骗者有远房亲戚在非洲某国去世，留下大批遗产，让被骗者缴纳一定“律师税”以领取遗产。这种诈骗信一般都盗用政府部门抬头，让被骗者信以为真。
比如“政府采购诈欺”：骗子以某非洲国家部委的名义向外国企业发出大额采购订单，并开具逼真的政府采购合同，附有带部委抬头的信函纸、公章和部长签名，甚至冒充西非经济共同体或其他国际组织的名义组织假招标，吞没标书购买费用，或趁机索要“附加手续费”。
他们的黑手甚至伸向慈善领域。2005年西非蝗灾、近来肆虐的艾滋病和撒哈拉大旱，都被他们利用，冒充教会、民间社团等向各国善良的人们骗取赈灾款和物资；近来他们甚至来了个“反向操作”，冒充非洲已故富豪的遗孀，声称丈夫临别嘱托将巨额遗产捐献海外某慈善基金会，并请求该基金会代付“遗产税”，有时干脆直接冒充政府税务部门写信，这些慈善基金会求善款心切，往往不疑而中计。
中国已是重灾区
由于中国和非洲的经济往来日趋紧密，中国已是“419”诈骗的重灾区。
2002年初曾有位来自台湾彰化的邮局退休员工廖振建，轻信两名塞拉利昂“419”的骗术，兴冲冲亲身跑到南非，把20000美元退休金交给这两名骗子，作为“提取存在银行的大量高价珠宝的手续费”，以期拿出珠宝变卖并分得巨额红利，当骗子带着钱消失得无影无踪后，这位上当者当场精神失常。然而和许多大陆厂家相比，廖先生这点损失实在不值一提。
有一家尼日利亚公司与山东某公司签订4个货柜的提花布合同，结果货物发出后，托收的当地银行在未收到货款情况下直接将提单交给该尼日利亚公司，结果该公司连同货物一齐消失，厂家损失近70000美元；
另一家浙江公司在签订供销合同（D/P支付）、并收到10000美元预付款后，于2006年圣诞节前向尼日利亚哈库特港发出两货柜玩具，结果“客户”在货物装船出港后一周宣布拒绝付款，厂商知道上当、待追回货物时，却发现提单已被银行交给“客户”，结果眼睁睁看着价值近10万美元的货物被骗。
由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外贸体制的放开，许多原本为专业外贸公司供货的厂商直接走向市场，更多原本与该行业无关的投资者也参与进来，这些厂商、个人资金雄厚，外贸热情高涨，但对非洲了解不多，对当地市场、法规、政策均不熟悉，对潜在的风险也一知半解，极易掉进骗子们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
精明的骗子也注意到这点，针对中国“肥羊”的特点采取更狡诈的欺骗术：他们会一反“骗子不露面”的定式，主动出没于广交会、华交会等正式场合，利用厂商急于签单的心理行骗；他们会在东莞甚至北京设办事处、联络站，利用厂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心态减弱其防范心理；他们会抓住厂商“积小信为大信”的思维定式，先规规矩矩做几笔小生意博得信任，等客户放心签下巨额合同，在无担保抵押前提下放心交给大单，再一口吞噬。如一家叫ZEF Nigeria Ltd的尼日利亚公司即以此法诈骗上海某公司40多万美元货物，此前5年的多笔小合同均无异样，另一名叫穆斯塔法的尼日尔人在多哥以同样手法鲸吞上海某公司近80万美元货物，此前近1年时间里，他竟是该公司在多哥洛美最主要客户之一，放货总额一度高达数百万美元，若非该公司负责人察觉苗头不对紧急措置，损失将更惊人。今年3月，山东德州一家企业一次就收到加纳12个“部委”的巨额招标采购信息，总金额竟高达1.2亿美元。
这些骗子有恃无恐，脸皮厚得惊人，即使被戳穿也毫不在意。那个穆斯塔法在事发后竟厚颜无耻跑到受骗公司在洛美的门市部要求“继续合作”，甚至打电话威胁该公司“不要逼人太甚”；一个尼日尔籍“商人”常驻北京，因骗术拙劣屡屡被戳穿，他却毫不在意，不但仍若无其事常常光顾“旧主顾”的办公室寻找机会，甚至还主办了一个“中非贸易专题网站”。一个叫Henshaw Kobina的加纳骗子在今年初先是企图以“加纳卫生部”纯棉T恤“政府采购合同”诈骗辽宁某企业550万美元，被戳穿后不到半个月，竟又以同样手段企图诈骗山东某企业。
一些骗子兼具“黑白两道”，有的甚至是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他们随政府代表团来访，在正规媒体和电视上高调亮相，让许多企业深信不疑，结果落入陷阱；尼日尔某骗子即具备深厚政府背景，还娶了中国籍妻子，他便以这种双重身份在5、6年间多次诱使上海、广东多家企业落入其“钓鱼投资”或空头合同术中，损失惨重；尼日利亚某骗子则与当地地方海关勾结，采用缉私、罚没的“合法”手段让到港货物被查封，随后宣称“不可抗力”而拒绝付款，实则货物已被他取出变卖分赃；骗子们还常常抓住人们“眼见为实”的心理，安排实地考察，让被骗对象深信不疑。
当然，并非所有的订单损失都源于有计划的诈骗，许多非洲正当商人本身缺乏计划性，签单时不假思索，等要支付时惊觉周转不灵，只得赖账。他们的这类行为不但让原本陷阱重重的非洲市场更添风险，也让这团乱麻变得更难理出头绪。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 陶短房
“419”，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代号
中非贸易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
但在巨大收益前景的光环下，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风险。事实上，非洲、尤其以尼日利亚为中心的西非，一直是世界著名的金融骗局多发地带，一个个金色的陷阱，正无声地张开血盆大口，等待吞噬贪婪而毫无防备的上钩者。
所谓“419诈骗”，得名于80年代中期，最初骗子都源出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受害者则多为西欧、北欧和东南亚国家的中小公司和个人。
当时非洲政局不稳，许多国家政变频仍，流亡总统、流亡君主到处都是，骗子们正是利用这个契机，今天冒充乌干达下野总统阿明的代表，明天冒充中非过气皇帝博卡萨一世的顾问，长袖善舞，高谈阔论，让许多对非洲情况一知半解的老外如堕云里雾中，许多心存贪念者便落入了这金色的陷阱。
由于这类案件在短时间内大量爆发，案发地尼日利亚专门制定了《419防止金融诈骗特别法案》加以打击，“419诈骗”由此得名。
更新、更快、更多
“419诈骗”并未因为曝光和打击销声匿迹，恰恰相反，随着资讯的发达和非洲经济开始起步，颇有发扬光大的迹象。
传统的电话、信函时间长，投资大，已为现代非洲骗子所唾弃，取而代之的是电子邮件和传真。只需一根电话线，一台电脑或传真机，甚至一个公用网吧，他们就能在短短几分钟内向全球发出成千上万封格式正规、图文并茂的诈骗信，虽然这种手法缺乏电话的细腻和命中率，但广种薄收，被骗总人数却有了很大的增加。
骗子的来源地也更广泛了：尼日利亚名声太臭，许多当地骗子不得不跑到邻国贝宁和布基纳法索，以这两个不显山不露水的西非国家为基地从事诈骗；此外，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等许多非洲国家也相继出现了克隆版本的“419”。
这些骗子在行骗手法上也与时俱进，日新日高。
利比里亚政权更迭、查尔斯.·泰勒被迫流亡尼日利亚的消息刚刚披露仅48小时，以“泰勒总统法律政治顾问FRANK OLA”名义发出的“419”诈骗连环信已悄然飞进许多人的电子邮箱；尼日利亚贪腐成风、某些政府官员监守自盗的新闻刚见报，就有人以“尼日利亚某部长”要转移贪污的工程欠款出境、需要账户中转的幌子大肆行骗。由于这些背景新闻千真万确，很容易核实，自然增加了欺骗性。
这种类似“丢包”的手法玩多了就不会有人信，“419”们于是想出不少新花样。
比如“遗产诈欺”：谎称被骗者有远房亲戚在非洲某国去世，留下大批遗产，让被骗者缴纳一定“律师税”以领取遗产。这种诈骗信一般都盗用政府部门抬头，让被骗者信以为真。
比如“政府采购诈欺”：骗子以某非洲国家部委的名义向外国企业发出大额采购订单，并开具逼真的政府采购合同，附有带部委抬头的信函纸、公章和部长签名，甚至冒充西非经济共同体或其他国际组织的名义组织假招标，吞没标书购买费用，或趁机索要“附加手续费”。
他们的黑手甚至伸向慈善领域。2005年西非蝗灾、近来肆虐的艾滋病和撒哈拉大旱，都被他们利用，冒充教会、民间社团等向各国善良的人们骗取赈灾款和物资；近来他们甚至来了个“反向操作”，冒充非洲已故富豪的遗孀，声称丈夫临别嘱托将巨额遗产捐献海外某慈善基金会，并请求该基金会代付“遗产税”，有时干脆直接冒充政府税务部门写信，这些慈善基金会求善款心切，往往不疑而中计。
中国已是重灾区
由于中国和非洲的经济往来日趋紧密，中国已是“419”诈骗的重灾区。
2002年初曾有位来自台湾彰化的邮局退休员工廖振建，轻信两名塞拉利昂“419”的骗术，兴冲冲亲身跑到南非，把20000美元退休金交给这两名骗子，作为“提取存在银行的大量高价珠宝的手续费”，以期拿出珠宝变卖并分得巨额红利，当骗子带着钱消失得无影无踪后，这位上当者当场精神失常。然而和许多大陆厂家相比，廖先生这点损失实在不值一提。
有一家尼日利亚公司与山东某公司签订4个货柜的提花布合同，结果货物发出后，托收的当地银行在未收到货款情况下直接将提单交给该尼日利亚公司，结果该公司连同货物一齐消失，厂家损失近70000美元；
另一家浙江公司在签订供销合同（D/P支付）、并收到10000美元预付款后，于2006年圣诞节前向尼日利亚哈库特港发出两货柜玩具，结果“客户”在货物装船出港后一周宣布拒绝付款，厂商知道上当、待追回货物时，却发现提单已被银行交给“客户”，结果眼睁睁看着价值近10万美元的货物被骗。
由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外贸体制的放开，许多原本为专业外贸公司供货的厂商直接走向市场，更多原本与该行业无关的投资者也参与进来，这些厂商、个人资金雄厚，外贸热情高涨，但对非洲了解不多，对当地市场、法规、政策均不熟悉，对潜在的风险也一知半解，极易掉进骗子们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
精明的骗子也注意到这点，针对中国“肥羊”的特点采取更狡诈的欺骗术：他们会一反“骗子不露面”的定式，主动出没于广交会、华交会等正式场合，利用厂商急于签单的心理行骗；他们会在东莞甚至北京设办事处、联络站，利用厂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心态减弱其防范心理；他们会抓住厂商“积小信为大信”的思维定式，先规规矩矩做几笔小生意博得信任，等客户放心签下巨额合同，在无担保抵押前提下放心交给大单，再一口吞噬。如一家叫ZEF Nigeria Ltd的尼日利亚公司即以此法诈骗上海某公司40多万美元货物，此前5年的多笔小合同均无异样，另一名叫穆斯塔法的尼日尔人在多哥以同样手法鲸吞上海某公司近80万美元货物，此前近1年时间里，他竟是该公司在多哥洛美最主要客户之一，放货总额一度高达数百万美元，若非该公司负责人察觉苗头不对紧急措置，损失将更惊人。今年3月，山东德州一家企业一次就收到加纳12个“部委”的巨额招标采购信息，总金额竟高达1.2亿美元。
这些骗子有恃无恐，脸皮厚得惊人，即使被戳穿也毫不在意。那个穆斯塔法在事发后竟厚颜无耻跑到受骗公司在洛美的门市部要求“继续合作”，甚至打电话威胁该公司“不要逼人太甚”；一个尼日尔籍“商人”常驻北京，因骗术拙劣屡屡被戳穿，他却毫不在意，不但仍若无其事常常光顾“旧主顾”的办公室寻找机会，甚至还主办了一个“中非贸易专题网站”。一个叫Henshaw Kobina的加纳骗子在今年初先是企图以“加纳卫生部”纯棉T恤“政府采购合同”诈骗辽宁某企业550万美元，被戳穿后不到半个月，竟又以同样手段企图诈骗山东某企业。
一些骗子兼具“黑白两道”，有的甚至是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他们随政府代表团来访，在正规媒体和电视上高调亮相，让许多企业深信不疑，结果落入陷阱；尼日尔某骗子即具备深厚政府背景，还娶了中国籍妻子，他便以这种双重身份在5、6年间多次诱使上海、广东多家企业落入其“钓鱼投资”或空头合同术中，损失惨重；尼日利亚某骗子则与当地地方海关勾结，采用缉私、罚没的“合法”手段让到港货物被查封，随后宣称“不可抗力”而拒绝付款，实则货物已被他取出变卖分赃；骗子们还常常抓住人们“眼见为实”的心理，安排实地考察，让被骗对象深信不疑。
当然，并非所有的订单损失都源于有计划的诈骗，许多非洲正当商人本身缺乏计划性，签单时不假思索，等要支付时惊觉周转不灵，只得赖账。他们的这类行为不但让原本陷阱重重的非洲市场更添风险，也让这团乱麻变得更难理出头绪。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