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后基金网站: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

                                                                           -----------作者：李剑一
       第一章中日全面开战

    一、日本对中国的蚕食

    1868年9月8日日本京都

    19世纪中叶,处于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政治混乱,内忧外患频发。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展开了要求改革幕政、抵御外侮的斗争，并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发展为武装倒幕。1868年1月，倒幕派发动政变，迫使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天皇睦仁。睦仁掌权后于同年3月了施政纲领《五条誓约》，宣称日本将学习西方国家，实施富国强兵之国策；7月，他下诏将皇宫从京都迁往江户，并将江户改称为东京；9月8日，又宣布改年号为明治。随后，明治天皇领导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维新改革，史称明治维新。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1895年4月17日日本马关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极力对外扩张，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调集大军侵朝，于7月25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因甲午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有：

    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废绝中朝宗藩关系；

    2、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3、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

    4、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5、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投资办厂。

    由此，日本控制了朝鲜，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向中国勒索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白银2.3亿两（包括中国赎回辽东半岛费），在本世纪初迅速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了世界上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1905年9月5日美国朴次茅斯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和俄国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日俄两国大力扩军备战，积极推行向外扩张的政策。这样，日本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的“大陆政策”，就同沙皇俄国推行的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独占亚洲、称霸太平洋的“远东政策”发生了尖锐矛盾。

    1894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战败中国后，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俄国为获得辽东半岛的不冻港旅顺，控制我国东北地区，联合法、德对日施压。最后，中国被迫向日本增加赔款白银3000万两以“赎回”辽东半岛。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对此，日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逼日还辽不久，沙皇俄国便以“还辽有功”为借口，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等特权，后来，又强行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1900年沙皇俄国借镇压义和团之机出兵侵占我东北全境，引起日、英、美等国的不满。日本借机与英国订立反俄军事同盟，要求俄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占领军，双方谈判没有结果。

    1904年2月8日，日本派遣海军偷袭停泊在旅顺港外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击沉在朝鲜仁川的俄国军舰，致使日俄战争爆发。双方竭尽全力在我国东北和朝鲜境内进行了为期一年零五个月的厮杀搏斗，最后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这场为争夺殖民地的不义之战，使我国当地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

    1905年9月5日，在美国等国的撮合下,沙俄与日本在美国的朴次茅斯市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主要内容是：

    1、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

    2、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和长春到大连的铁路(南满铁路）以及与这些租借地和铁路有关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

    3、俄国将原从中国夺取的库页岛之南半部割让给日本。

    同年12月，日本又威逼清政府签订《中日满洲协约》，承认沙俄转让日本一切权益，并攫得在我东三省开埠通商、开采森林等特权。

    日本由此独占朝鲜,并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一切特权，在亚洲大陆获得了殖民地。1905年10月18日，《朴次茅斯和约》签订才一个多月，日本就借口保护旅大租借地及南满铁路权益，宣布在中国东北辽阳成立了关东都督府，由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任总督，并派精锐部队驻屯守备。这支部队后称为关东军，成为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1931年9月18日晚上22时中国东北沈阳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在连续击败中、俄两个大国后，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便逐步制订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政策。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受此影响，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少壮派军官，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上层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柳条湖事件”，即九一八事变，迫不及待地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1931年9月18日晚上22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由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日军第二天便占领了沈阳。随后的一周内又相继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抚顺、四平、长春、营口等30个主要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上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侵占。三个多月后,日军占领东北全境。

    随后，日本通过步步蚕食，占领了山海关、热河、喜峰口长城，策划“华北自治”，侵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今北京）,此时日本蚕食我国的领土,累计面积为英、法、德、比、荷五国的总和。

    二、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晚中国北平近郊宛平城外

    当日傍晚，日军华北驻屯军驻丰台的步兵第1联队第8中队在进行实弹演习，演习的假想目标，是攻占宛平城边的卢沟桥（这座桥是整个北平唯一的对外通道）。晚上22时40分左右，据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称，在演习场附近的龙王庙中国军队阵地，有人向日军开枪，他即令吹号集合停止演习，此时又听到从宛平城方向打来10多枪。当清水集合好部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负责传令的新兵志村菊次郎,在就地寻找仍无下落之后，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报告。

    一木清直立刻将这一突发事件向联队长牟田口大佐报告。牟田口马上指示现场的日军，务必进行强硬的交涉，并令一木清直立刻调派部队增援，他则与驻屯军的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立刻赶往宛平的现场。日军强调要派兵进城寻找失踪的士兵，同时还要抓到竟敢在皇军演习时开枪的“大胆之徒”。

    就在中日双方进行交涉之时，日军失踪的士兵已经找到了，但是日军仍然坚持，非要连夜进入宛平城搜查不可。

    防守宛平城的第29军第110旅第219团，桥上守军是该团的金振中营,该营对于日军这种挑衅似的攻桥演习,很是反感。是否有士兵鸣枪抗议,史无考证。

    对于日军的要求，中方认为夜深雨大，双方军队的情绪又紧张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实在不便让日军进城，以免引发意外，何况失踪士兵已经归队，枪声问题又查不出个所以然，不如等到天明之后再加以处理。但是这时日军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已在山海关得到消息，便令牟田口，“教训”一下中国守军。

    7月8日凌晨5时30分,一木清直率部向驻于龙王庙和宛平城的中国军队进行攻击。守军奋起反击，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由于局势早已高度的紧绷，因此在卢沟桥附近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双方立刻都以加急电报分别向东京、南京报告请示。日军参谋本部（陆军最高指挥部）接到电报之后，立刻下令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指挥丰台驻军就地解决此次军事突发事件，具体指令是：

    1、日军务必控制永定河左岸阵地；

    2、设法解除中国军队在永定河左岸的武装；

    3、驻屯军可以调派部队增援卢沟桥前线。

    这个指令正好和旅团长河边的意见相同，于是他立刻调动军队，赶往丰台支持牟田口联队，准备夺下卢沟桥、宛平城，以惩罚中国人的无理。

    下午3时30分，在驻屯军的援兵到达之前，牟田口率部再攻宛平与附近阵地。中国守军奋勇抵抗，甚至出兵迂回攻击，打得日军难以招架。无奈之下，松井太久郎又出面和守军进行停火谈判。7月8日晚上11时，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主要内容有：

    1、中国军队撤出宛平；

    2、日本军队退回丰台；

    3、宛平改由中国的保安队接防。

    三、中日双方的措施

    7月8日上午日本东京

    日本外务省的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与陆军省的军务局长后宫淳少将、海军省军务局长丰田副武少将对卢沟桥事变

    进行了分析研究，都认为对这一突发事件不宜扩大。日本政府最初的态度还是想防止事件扩大。当日下午，日本政府举行了内阁会议，一致同意不扩大事态的意见，只要求华军必须从卢沟桥撤退。

    当时日本对该事件的处理有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是强硬派，主张趁机扩大事态，主要理由是：

    1、中国“西安事变”后国内渐趋统一，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增高；军事上对日战备工作也正在抓紧进行；外交上与英、美、苏联的关系不断改善。因此，日本不能等到中国作好充分准备后再战，而且关东军、朝鲜驻屯军现已作好了开战的准备。

    2、苏联因肃反军事实力下降，现在干涉日本对华作战的可能性不大。

    3、中国现有的军事实力不堪一击。只要日军在卢沟桥一动手，中国政府就会退岀华北；如果对华战争全面爆发，只要两个多月也可以使中国屈服。这样，均可获取较大的战略空间和资源,为今后不可避免的对苏、对美作战解除后顾之忧。

    另一种是不扩大派，主张就地解决，其理由如下：

    1、真正阻碍日本向外扩张的是苏联和美国，日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是苏联，共产主义与日本国体水火不相容,日苏在石油、渔业、边界等各方面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而日本的国力还不足以与苏联对抗。

    2、现在中国很可能已经退无可退了，若要再进逼一步，必然会决死抵抗；如果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不但要消耗大量国力，而且难以在短期内获胜。因此，日本应避免激化与中、苏的矛盾，致力于加强自身实力，巩固现有的统治。

    3、“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是广田内阁于1936年8月决定的“根本国策”，为了实施这项国策,以苏联、美国为假设敌的5年战备发展计划目前正在进行。因此，在战争指导上，不应因偶发性之事件，放弃既定之长远目标，将力量消耗在中国战争的泥潭，而给苏联、美国造成对日的可乘之机。

    虽然交火的第一线已达成和解的协定，但是日本的军方却出现了强烈的求战期待，特别是关东军与朝鲜驻屯军的少壮派军官，已经演习入关支持作战很多次了，因此早就有意要展现自己的兵力，他们立刻自行发表公开声明，表明暴戾的第29军对皇军的挑衅必须予以教训，并誓作华北驻屯军的后盾；同时将请战与求战的强烈主张，回报东京。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同样也是兴奋异常，自动放弃休息，昼夜草拟在华北的军事行动计划。

    7月8日中国江西庐山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正在江西庐山主持高级将领暑期训练,早上卢沟桥事变的“特急电报”送达后，他觉得事态严重，立即回电指示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随后又急电在四川整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倭寇在华北扰乱，事将扩大，请兄即刻飞京。

    目前,蒋介石内心深处是不愿同日本人交战的。他深知中国是一个军事弱国，以现有的实力与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日本对抗，肯定是凶多吉少；因此，九一八事变以来他都一让再让，力求避免或尽量推迟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但他又认为中日之战在所难免；因为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岛国，为了实现其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必掠夺中国丰富的资源，作为其武力扩张的物质基础。1936年7月，他曾对帮助中国改革币制的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绝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注1]

    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加强了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

    1、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增强战备物质基础；

    2、进行改革统一全国货币，整顿财政，增加收入；

    3、整编全国军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4、加速交通道路和国防工事建设和构筑，加强了国防防御能力。

    但是，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抗日战备工作大都未能完成，有的才刚刚开始。以军队整编为例，当时中国现役正规军有220万人，编成步兵182个师及数个独立旅。其中，国民政府直属部队（中央军，下同）只有70个师。首轮整训是拟将中央军的40个师接受徳国军事训练、配置德式装备。此刻，虽然已有20个师受过培训，但德式装备大部分尚未运到。因此，军政部长何应钦曾说：至少要到1938年，中国方可勉强一战。

    蒋介石虽然认同这一说法，但又认为日本得寸进尺的无休止进逼,中国已到最后关头，再不能作任何重大让步。因为一是任何妥协政策都会被凶悍的日本人视为软弱,而任何示弱都只能引来更大的贪婪和侵占，只有显示抗战决心或可使中国免于战祸；二是“西安事变”后全国上下日益团结一致，民众的抗日情绪高涨，再作妥协退让难以服众。

    经过反复的考虑，蒋介石在随后的几天内又釆取了以下措施：

    1、急令第26军孙连仲部两个师和第40军庞炳勋部、第84师高桂滋部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应援；同时把派兵北上的决定电告第29军及正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并要求其“速回保定指挥”。

    2、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参谋总长程潜及训练总监唐生智：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体动员。

    3、下令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将领下山返部备战。

    4、再电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时又令：“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5、密电全国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日寇挑衅，齐日(8日)与吾29军部队相持于宛平附近，当今通饬一体戒备，准备抗战……顷据报，双方撤兵，听候谈判。但日人诡诈，用意莫测。我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仍应切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是为至要。”[注2]

    蒋介石的目的很明显:一是作必要准备,以免事态恶化后措手不及；二是向日本表明中国的应战决心,并摆出应战阵势，使日军感到无懈可击,知难而退。

    7月11日中国天津

    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从山东老家返抵天津。

    宋哲元原为西北军的爱国将领。1933年，他率领第29军和日军在长城喜峰**手,用大刀等落后武器歼敌2000余名,威名大震。为了缓冲与日本的直接对抗,1935年,蒋介石委任宋哲元为冀察两省的军政长官,全权处理在华北的冲突纠纷,并允许第29军扩编至10万余人,由中央配备部分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期作为一种威慑力量,防范日军的轻举妄动。两年多来,面对日本的政治诱降和军事挑衅,宋哲元釆用敷衍和忍让的办法蛇委周旋,基本上应付过来了。

    对于这次卢沟桥军事冲突,他希望仍象以前的大沽事件、丰台事件那样,作一些妥协退让就可化险为夷。因此他未能领会蒋介石的意图，表示“决死决战之决心”；也未认真执行蒋的指示，军事上未作必要的戒备布署，而是致力于与日军的和平谈判。7月9日至11日,先后三次订立和解协议,每次都作了一些退让。但是，日军无理要求却与日俱增。

    7月11日下午日本东京

    宋哲元的步步退让、妥协求全，不但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强硬派的野心,也使不扩大派发生了变化，其代表人物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主管作战）由反对派兵转向同意派兵。在陆军省、参谋本部及关东军、朝鲜驻屯军中狂热少壮派的压力下，军部、政府先后改变了原来的主张。

    下午15时20分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向华北增兵，在中国华北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

    下午16时20分日本首相、陆相、参谋总长将派兵的阁议上奏裕仁天皇，并获批准。

    下午18时24分日本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此后不久，日本关东军、朝鲜驻屯军分别收到参谋本部第56号、57号临参命，立刻派兵驰往华北：

    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分别从辽宁公主岭(今属吉林)、河北古北口(今属北京)向顺义县城、高丽营地区集结；第20师团由朝鲜驻地经山海关进入天津一带；关东军飞行集团6个中队飞抵山海关、绥中、锦州；高炮、装甲等特种部队开赴华北。

    随后,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华外交官以及特务机关长等仍然采用其一贯伎俩，以谈判等各种手段欺骗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以拖延时间、掩护其调动部队。宋哲元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幻想,仍滞留天津与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及其代表进行妥协谈判。

    7月17日中国江西庐山

    当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后，蒋介石凭着政治家的职业敏感,感到战争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尽量规避中日战争风险，他作了最后的努力：指令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问题曾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谈判，期望由两国政府直接交涉，以争取在“不丧权、不失土”的条件下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但日本以“解决卢沟桥事件完全是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为由，予以拒绝；最后试图通过第三国和国际外交活动阻止日本侵略，先后向英、美、徳、法等国求助，并于7月16日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备忘录，希望国际主持公道，但没有任何结果。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公开演讲。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提出了和平解决的4点立场：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有任何的约束。

    他指出：“这4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蒋介石的讲话：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政府“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的立场；另一方面还向日本当局发出了明确信息：中国不允许把北平变成第二个沈阳，如果一定要以武力压迫，中国没有退路，只能“拼民族的生命”顽强抵抗。[注3]

    日本当局对蒋介石“最后关头”的讲话未予理睬，根本沒有“设身处地”去考虑中国的“最低限度”。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举国上下就瞧不起中国人，已不习惯与中国进行平等的对话，更不愿以互相协调解决争端。至于中国有可能的拼命抵抗，日本不以为然：以中国现有的军事实力与大日本帝国对抗，无非是以卵击石。陆军省大臣杉山元大将向天皇保证，若中国与日本开战，不岀三个月就会被灭亡。轻视和傲慢，使日本当局低估了中国为挽救民族危亡拼死抵抗的决心和潜能。他们我行我素，仍然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任凭狂热的少壮派军人左右事态的发展，根本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防止局势恶化；甚至以为只要华北日军的炮声一响，中国就会俯首称臣。于是，日本的战争机器就这样随意启动了。

    四、日军攻占平津，中日全面战争开始

    7月26日中国平津地区

    26日下午，当从东北及朝鲜进入华北的日军全部到达，完成了包围平津的战略部署后，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向第29军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令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后，急忙组织属部抵抗，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表示坚决守土抗战。但未等到宋哲元布署完毕，日军就发动了总攻。

    7月28日黎明，日军首先出动飞机40余架对北平近郊南苑、北苑和西苑中国守军的营区、阵地轮番轰炸，然后猛攻。虽然第29军广大官兵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副军长佟麟阁中将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少将在混战中英勇牺牲，但由于是仓促应战，指挥失灵，部队各自为战，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第29军第132师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一天即遭重创，官兵伤亡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

    7月29日凌晨，第29军第38师在天津向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天津火车站和东局子飞机场发起进攻，即遭日军四路大军合围，全体官兵奋勇作战，血战一日后自力不支，被迫撤离天津。开战不到三天，华北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北平、天津就相继沦陷。

    当日，蒋介石在南京向新闻界声明，平津之战只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绝非战争之结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斗，共赴国难。

    7日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重申“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中国决不妥协，表明“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这样，卢沟桥上的枪声最终引发了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的武装力量，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了共同抗日，达到了自民国以来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卢沟桥事变的第2天，中国共产党除发表了抗日通电外，、朱德还代表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注4]

    四川的刘湘、潘文华等将领于7日16日通电各省，号召中国的武装力量，同德一心，共同御侮。

    7日21日，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致电军委会：

    宗仁等欣聆国策已决，统率全体将士及广西1300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注5]

    此外，山西阎锡山、青海马鸿逵、云南龙云等雄据一方的将领也都纷纷表态，拥护政府抗日。

    全国人民在国家、民族存之际，万众一心，倾力支持政府抗日救国，要求奔赴抗日前方的电报如同雪片飞往南京，并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了大批慰问团、救护团、援助抗战将士委员会等后援社团协会，积极开展各项支援前线的活动；各地媒体纷纷发表专刊，拥护政府抗战；文艺界还组织了多种方式的义演，宣传抗日救亡。

    卢沟桥畔的枪声引燃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圣火，促使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将中国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章 转移决战地点
    一、平绥铁路沿线的战斗

    1937年8月4日平绥铁路线战略要地南口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仅用三万余人的兵力，以较小的代价,三天之内就击溃了著名的抗日王牌军第29军，轻易地占领了华北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平津地区，日本大多数军政要人由此更加轻视中国的抗战能力与决心。因此,日军在攻占平津之后，日本政府立刻向中国发出了签订城下之盟的外交讯息。

    当时，日本所考虑的是：如果南京政府议和,必须承认“满洲国”，同意扩大“冀、察特殊化”，由日本控制东北、华北；如果中国当局不服,日军就在黄河以北歼灭其抵抗部队主力，顺势攻占内蒙古；再若蒋介石在此情况下还要顽抗，日军就将陆军主力集中于华北沿平汉铁路南下，并在强大的海军支援下分兵攻击长江三角洲，直取中国的工业、金融与政治中心上海和南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无论是1932年的淞沪一二八事变，还是1933年的长城喜峰口争夺，都以中国的妥协而结束,说明中国清楚与日本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估计这次也不会例外。由于在等待南京政府对于签订停战条约的反应，华北驻屯军并未立刻进行乘胜追击与扩大战果的行动。

    然而，中国当局非但没有就此低头认输，反而在积极布署，准备反攻平津。当日，中央军第13军军长汤恩伯中将率部抵达北平西北，在平绥铁路线战略要地南口及其沿线长城要隘布防，以牵制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并且形成对北平的侧后方包围。

    对于汤恩伯第13军的行动，日本十分恼怒。参谋本部立即决定进行华北会战，其战略企图是：迅速对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给予打击，随后占据华北要地，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为了“使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下不得已而屈服，并由此造成结束战局的机会”，还规定在未取得一定的作战成果以前，要在外交上排除第三国“不必要的干涉和干与”。[注1]

    由于日本关东军一再申请配合华北驻屯军作战，进攻察哈尔和绥远，以乘机解决多年来尚未能解决的所谓蒙疆问题，日军参谋本部于8月7日批准了关东军的要求，并指示华北驻屯军开始讨伐晋察绥地区的中国军队。

    8月8日，华北驻屯军第11混成旅团在飞机、坦克、重炮的配合下进攻南口。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双方的一场规模较大的战役。第13军是中央军的一支精锐部队，由于抢先控制了地形险峻的南口一带要地，因此掌握了战场主动。日军第11混成旅团不但无法攻下南口阵地，反而在第13军勇猛灵活的逆袭作战中被打得丢盔弃甲，只得由攻势转为守势等待后援。

    香月清司急令刚从日本进入华北、在昌平以南集结的第5师团加入战斗。日军依仗装备精良、火力绝对占优，来势汹汹；中国军队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寸土不让。战斗惨烈残酷，双方伤亡惨重。激战至26日，汤恩伯部才奉命撤退。

    收到参谋本部的批示后,关东军立即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由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指挥，于8月20日从内蒙多伦岀发，入侵平绥铁路沿线，一周后突破中国军队防线,攻陷张家口，与华北驻屯军在平绥铁路上会师。

    8月31日，日军参谋本部宣布组成“华北方面军”，任命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下辖第1、第2两个军及直属部队，兵力有8个师团,加上关东军派遣兵团的4个混成旅团及航空兵、炮兵等特种部队，共有20余万人。寺内寿一准备在消除平津的侧翼威胁之后，立刻在河北中部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

    但是，出乎日本意料，中国当局却悄然地将战略决战地点由华北转移到了华东。

    二、战略决战地点的转移

    8月7日中国南京

    平津失守后，蒋介石通知各地区将领和负责人赶赴南京，“讨论制敌救亡大计”。

    当日上午，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全国进行对日全面抗战的决议；确定了抗日持久战的总战略，即“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制定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第一期抗战指导方针；明确了现阶段主要作战仼务是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日军“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

    军委会据此提岀第一期的抗战指导方针实施要点：

    1、在平汉、津浦、平绥三线实行节节抵抗，以拖住敌于华北的兵力；

    2、相机将我军主力集中于华东，主动攻击淞沪地区日军，造成在上海进行“决战”的态势，诱使并逼迫敌人改变由北向南的战略，以防止敌沿平汉、津浦两线切割我战场，从而迅速劫夺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客观的分析，如果日军在占领华北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平津地区后，采取南北夹击战术，利用华北平原有利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地理形势，主力快速沿平汉、津浦两路南下，长驱直入夺取中国水陆交通中枢武汉和中原重镇徐州；另以一部兵力在海军的护送下由广州登陆，沿粤汉铁路北上，与主力迅速会师武汉，则可将中国剖分为东西两个战场。中国长江中下游最富庶地区的人力、物资、设备等无法迁往西南后方，中国将丧失持久作战的根本基础。同时，日军还可以强大的海军封锁东南沿海口,并择机从上海等沿海口岸登陆，将中国军队主力合围在平汉、粤汉铁路以东地区，失去后勤补给线的中国军队在地形不利和日军装备、火力占绝对优势的攻击下必将溃不成军。这样，日本就能在最短期间内消灭中国的抗日武装主力，逼迫中国屈服媾和，从而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

    战后,著名爱国将领李宗仁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有精辟的见解: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对此，日本当局或许是“眼光短视”，没有认真思量，更可能的是觉得沒有必要。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只要击溃或消灭了中国在华北的部队，国民政府的屈服应该是指日可待的。而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却清楚地看到了时局的凶险：从北向南先占华北，然后席卷中原再占武汉，徐州，历史上元朝就是从这条路线入侵灭亡南宋的。日军虽暂未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战局的变化难料。为了扭转这样的困境，他感到要尽早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将日军主力由华北引到华东来。但又顾虑多多，“不愿在上海轻易发生战事”[注3]，这主要是因为：

    1、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人口密集，市场繁荣，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港，为国家经济命脉所系，一旦开战，势必遭到毀坏，影响国计民生；

    2、上海地处东海之滨，扼守长江口，距南京仅180公里，如果失陷，则南京门户洞开,首都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

    3、受《淞沪停战协定》限制，中国军队上海地区安亭以东不得驻防，仅有少量保安队和警察维持治安，如果大规模调兵集结，恐怕引起国际干涉。

    正在权衡之际，虹桥机场事件的突然爆发，迫使蒋介石作岀了最后的决择：在上海立即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

    三、淞沪会战

    8月9日下午中国上海

    淞沪地区，北控长江口，南领杭州湾，东临东海，西屏南京，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日军占领上海，既可沿沪宁线进逼南京；又可溯长江沿岸威胁武汉，为敌我双方必争地区。早在1936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用兵纲要》中对华东方面的作战就作出了详细的计划。拟以两个军(5个师团)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但因考虑到对苏关系紧张，规定非到不得已时，不向华中方面派遣陆军，将战场局限于华北地区，仅以海军确保上海，作为用兵时的作战基地。国民政府对于上海的重要地位，历来是极为重视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就不断加强京沪地区的国防工事建设,后又任命第5军军长张治中中将为京沪警备司令,率部驻扎在苏杭。第5军由原国民政府警卫军改编组成，武器装备几乎全由德国进口，士兵大都受过德式训练,是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

    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建设海军基地，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另有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

    卢沟桥事变后，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于7月30日致电蒋介石等，建议“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注4]蒋介石电告张治中,作好准备,待机而动。

    当日下午17时左右，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佐等两人身着便衣，驾车强行越过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侦察，因不听制止而被哨兵击毙。日军即向上海当局提出强硬无理的要求，双方协商未果。

    次日，日本海军大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电令：

    在佐世保待机中之第8战队，第1水雷战队，吴镇守府第2特别陆战队及佐世保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立即起航向上海地区进发。

    日本海军的这些陆战部队便于当日14时30分从日本佐世保出海，8月11日到达上海。

    蒋介石在收到日本海军增援部队即将抵沪的电报后，立即召开军委会紧急会议。会议认为上海一战已势不可免，如果要把日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华东来，就必须在日军大批援兵来到之前立即在上海出击，迅速扫除其海军基地，并阻止后续敌军登陆。会议决定立即开辟上海战场，命令如下：

    1、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集结于无锡、苏州、常熟第87、第88师及配属部队向上海之预定围攻线开进，准备围攻上海之敌军；

    2、集结于蚌埠地区的第39军第56师及江苏省两个保安团，担任长江南岸江阴、浏河地区的江防；

    3、在嘉兴的炮兵第2旅山炮第3团，在南京的15公分口径榴弹炮第10团，由南京、宜兴向苏州开进，归京沪警备司令部指挥；

    4、海军按预定计划，阻塞长江之江阴水道；

    5、空军配合协同作战。

    8月13日，军委会下令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第36、第87、第88师三个师另一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任务，从14日拂晓开始发起反击；苏浙地区的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上将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除浦东之敌。

    下午2时，中日两军在上海市区八字桥发生小规模冲突，八一三淞沪会战由此开始。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注5]

    上午，中国空军奉命出击，对敌陆上据点和江中军舰施行轰炸，随后，张治中引军向上海的日本租界与军事基地发起攻击。日军凭坚固的工事和精良的装备，在陆海空立体联合的炮火掩护下拼命抵抗,中国军人冒着猛烈的炮火,以劣势的装备，凭着血肉之躯勇猛进攻，战况十分惨烈，双方伤亡惨重。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之断然措施”。[注6]同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以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第3、第9、第11师（欠天谷支队）等部，作战任务为“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的重要地带。”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将全国临战地区划为五个战区，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军委会决定我军主力迅速向华东集中，投入淞沪会战。

    8月17日，中国军队再次向虹口、杨树浦方面之敌反击。第87师攻占日海军俱乐部，并击退敌多次反扑；第88师在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等处与敌反复争夺。

    8月19日，中国军队又一次发起攻势，从西安到达的第36师加入战斗，与第88师、第87师一起，经昼夜激战，突破日军纵深阵地，攻入汇山码头。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抗待援，中国军队进展困难。第36师第215团第2营300余名官兵攻入华德路十字街口，突入巷内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不料被日军以坦克阻塞路口，遭到火力袭击，全部壮烈牺牲。

    8月23日清晨，日军上海派遣军第3、第11师团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于川沙河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

    次日，中国第15集团军先后进至上海，向登陆之敌发起反击。派遣军陷于苦战，伤亡过半。

    9月21日，军委会调整部署，蒋介石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上海作战，并陆续增派援军，先后调集六个集团军70余万人投入淞沪战场。

    日军恼羞成怒，随即改变战略决定，将主要进攻方向从华北转向上海方面，从华北、东北、国内抽调七个师团又两个旅团于9月11日、10月26日分两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这样，侵华日军在淞沪战场投入兵力为九个师团两个旅团，人数达到27万余人。

    由于增援日军11月5日从杭州湾登陆，上海守军侧背受到威胁，加上从华北调来的第6师团，从水路进入长江，在常熟县登陆，在战役上形成两翼迂回包围之势，中国军队遂弃守上海后撤。12日，日军占领上海。

    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之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结束，历时三个月。日军投入27余万人的兵力，动用40余艘军舰、500余架飞机、300余辆坦克。中国军队70多个师共70余万人参战，有少量的舰艇、飞机配合。我军将士舍身卫国、义无反顾，在与装备和火力均占绝对的优势日军血战中，付岀了高昂的代价，仅伤亡就达25万余人，为日军伤亡人数的六倍。

    中国军人前仆后继的忠勇牺牲，向全世界显示了不甘屈辱的民族尊严，增添了全国民众抗战信心，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工矿企业、战略物资设备和人才等迁移西南大后方赢得了时间。

    淞沪会战更为重要的积极意义是：国民政府通过这次战役，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亡华的迷梦，成功地实现了转移决战地点的战略目的，迫使日军改变了进攻路线——将主战场由地形开阔、利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华北转向水网遍地、山壑纵横的华东，从而在根本上扭转了我军防御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局势，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7年12月13日中国南京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为适应战局，统筹全局长期抗战，将首都移迀重庆。

    淞沪会战后,日军乘势攻打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陷。

    日军进占南京城后。为了报复和恐吓中国军民，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等的指挥下，对我南京同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在六周的时间内，30余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惨遭杀害。

    1938年10月26日中国武汉

    占领南京后，日军在大本营（于1937年11月20日设立，统帅陆、海军作战）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的建议是：从中国历史看，只要控制了武汉就能支配全国；日军若战攻占武汉，即可以把蒋介石势力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

    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进行攻占汉口作战”，参谋本部于18日迅速下达命令，由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大将统一指挥汉口作战，并大力加强华中派遣军的力量。至7月初，华中派遣军的兵力由徐州会战后的3个师团一下子增加到14个师团另两个旅团、两个支队，并编组为第2军、第11军和直辖部队、航空兵团等四个作战单位，总兵力约30万，配有各型飞机300架，各型舰艇120艘。其作战意图是：在武汉地区围歼中国野战军主力，打击中国民心士气，尽快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6月12日，日军华中派遣军一部（波田支队）在海军与航空兵的支援下，登陆攻占长江下游北岸的港口城市安庆，以此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虽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937年12月13日，军委会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在徐州失守后，又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共100万余人，组织防御，保卫武汉。

    在战略上，蒋介石总结了淞沪会战和南京守卫战的教训，认识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制订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作战方针，将防御作战推进到武汉外围的广阔战场，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地障及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等有利地形，予敌以最大消耗。

    在畑俊六的指挥下，华中派遣军日军从1938年6月上旬开始，兵分两路进攻武汉：第11军沿长江及其沿岸地区向西主攻；第2军沿大别山北麓西犯,然后沿平汉铁路地区南下助攻。中国第9、第5战区部队分别与日军展开一系列的防御作战。经过四个月的激战，至10月中旬，日军已推进至武汉外围第二防御地带，兵临武汉三镇。

    在为期四个月的武汉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10万余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了保存实力,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10月16日，军委员决定放弃武汉。武汉外围的野战主力部队按计划且战且退安全转移后，10月25日，负责武汉城防的中国军队也奉令主动撤离。

    10月26日清晨，日军进入武昌城，午后又进占了汉口市，次日15时40分又从武昌渡过长江占领了汉阳。

    激烈的武汉会战落下帷幕。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一次战役，历时四个半月，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虽然竭尽全力占领了武汉三镇，但从战略意义上来说，日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参与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虽然经过激战损失很大，但未丧失元气，日军围歼我军主力的期望落空；日本大本营原以为迅速攻占武汉，就能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从而“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却不料中国政府继续抗战的决心更为坚定。

    10月31日，蒋介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

    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設.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且抗战军事胜負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紧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注7]

    从平津失守到武汉会战结束，抗日战争己进行了15个月，此时，国民政府站已稳了阵脚，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基本实现了“以时间争取空间”、“以持久对速胜”的战略意图。中国虽然丢失了沿海主要城市及广大地区，但已在西南大后方建立了较稳固的基地,陪都重庆作为新的大本营,能继续组织持久抗战。

    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妄想通过强大的军事进攻，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由于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和英勇抵抗，日本不但沒有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反而付岀了巨大的代价，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都已达到空前的程度。据统计，在中日全面开战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日本兵员伤亡达44万余人，军费支出高达130多亿日元。[注8]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战争的消耗，日本国小兵少、财力物力不足的根本弱点已显露出来，再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方针，被迫转入对华的持久战。

    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

   第三章 首次长沙会战
    一、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

    1938年11月下旬中国湖南衡山

    11月25日至28日，军委会在湖南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第3、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从军事角度着重总结了抗战以来的得失，判断了当前战争的形势，制定了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抗战时期的划分和第二期的战略目的和任务。他说，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蒋介石指岀：现在我军的任务并不是急于歼灭敌人，而在于拖住敌人，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主要是：

    1、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

    2、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

    3、抽调部队轮流整训，保存力量强化战力，以期适时反攻。

    按照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新战略方针的要求，南岳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署。此次全国共划分成八个战区；并在敌后新设鲁苏和冀察战区。

    第9战区以长沙为中心，东至江西鄱阳湖、赣江，西至洞庭湖、湘江，辖赣西北、鄂南（长江以南）以及湖南全省。

    第9战区司令长官仍由总政部部长陈诚兼任，第9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升任副司令长官并代理正职，司令长官部设于湖南省省会长沙。第9战区作战任务是：

    1、南北方阻击日军从广东、岳阳夹击打通甹汉铁路线；

    2、西南方向防备日军攻入贵州进军大后方；

    3、东南方向兼顾江西战场；

    4、协防日军向西沿长江航道入川。

    军委会十分重视湖南的战略地位，指出:“长沙、衡阳乃江南心膂，交通枢纽。敌如攻略该地，足陷我国力于麻痹状态，不仅削弱我尔后反攻之能力，而且有助于其尔后之南进”。为此，军委会在第9战区配置了重兵，最多时达50多个师，占全国总兵力的近1/4。

    二、冈村宁次陈兵江南

    1939年9月1日中国武汉

    日军侵占领武汉后，由于兵力、战略物资消耗过大、战线过长，己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被迫调整其战略方针。1938年12月，日本陆军省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案”中指出：除发生特殊重大和必要的情况外，不再扩大占领地域。根据上述原则所制定的《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中做了如下规定：在武汉地区配备一个强大的作战军，以压制洞庭湖、长沙方面敌军主力，对集中之敌及时予以反击，以挫败其抗战意图，但应力求避免扩大战局。

    这样,驻在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就成为“配置于重庆军主力部队四周的惟一纯野战军，承担摧毁中国主力部队的作战任务”。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中将，共有7个师团又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及重炮、坦克、工兵等近20万兵力。

    冈村宁次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3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先后任参谋本部驻上海武官、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长、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第2师团长等职，1938年6月任第11军司令官，率部攻克武汉；1941年6月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最后升任中国派遣军（以下简称：派遣军）总司令官，成为侵华日军最高统帅。

    被人誉为中国通的冈村宁次潜心研究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的地理特点和中日两军兵力态势,于1939年8月15日制定了以奇袭手段尽量在短期内歼灭第9战区中央军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主要内容为：

    军的作战目的是为击败第9战区的粤汉路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

    指导方针

    一、军主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密中作好准备，大概在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敌军之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在此期间，约以一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的敌军。

    二、实施本作战以奇袭为主旨，尽量在短期内结束，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

    三、使用兵力概要：

    1、军主力方面：

    第6师团，第33、第3、第13师团各支队（步兵两至3个大队为基干）部队、军直属部队的主力（独立机枪、独立轻装甲车、山炮兵、迫击炮、独立工兵）。

    2、高安、修水方面：

    第106师团主力，第101师团的一部，军直属队的一部（野战重炮、迫击炮、独立工兵、独立轻装甲车、架桥及渡河各部队）。

    四、集中完了时间，奉新方面在9月中旬半以前，军主力方面在9月中旬末以前。

    五、作战兵力要改为驮马部队，并尽量以轻量火器装备之。

    六、为与军的作战相呼应，在宣传及谋略工作主要应指向宜昌和福建方面，并须立即着手。[注1]

    8月下旬，在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获准后，第11军参战各部开始秘宻地向指定的地点集结。

    9月1日，冈村宁次正式下达了“吕集作命甲第434号”作战命令：

    为了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

    三、第9战区的拒敌布署

    1939年9月10日湖南长沙

    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1939年10月1日被正式任命为司令长官)早在北伐时就在湘赣打过仗，非常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当在冈村宁次潜心研究第5、第9战区情况时，他也带领参谋人员，认真研究本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日军企图和敌我双方兵力、战力及武器装备等情况。1939年夏季，第9战区对日军的进攻方向和兵力部署作出了判断（后来实战证明，这种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主要有两点：

    1、日军将以主力从岳阳、通城方向南进，直取长沙城；

    2、日军将以有力之一部，从南昌方向西进，以策应湘北主战场。

    基于以上判断，薛岳确定第9战区的作战指导方针为：争取外翼，后退决战。

    实施步骤是：在新墙河、泪罗河地区，均采取节节抵抗，迟滞、疲劳敌人；将敌诱至捞刀河、浏阳河地区进行决战；防御部队应避免被敌包围，力争在运动中跳到侧翼，予敌侧击、追击，机动主力集结于既设伏击区附近，引而不发，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出击。

    具体布署如下：

    1、关麟征之第15集团军在新墙河南北两岸占领阵地，对岳阳方向进行防御；

    2、杨森之第27集团军在平江以北之九岭、南江桥一带占领阵地，对鄂南通城方向进行防御；

    3、王陵基之第30集团军在渣津、修水一线对赣北武宁方向进行防御；

    4、卢汉之第1集团军在奉新以西，守备进出九岭山的交通要冲；

    5、罗卓英之第19集团军位于南昌西南外围，主力集结于浙赣路樟树镇(清江)地区；

    6、战区之总预备队为第4、70、99军，分别集结于长沙以南以东的湘潭、株洲、衡阳，浏阳，及赣北上高、宜丰、万载等地。

    自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的战略思想是保存实力，拖住敌人，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为了避免第9战区在日军进犯时与敌死守硬拼，曾于4月15日致电薛岳、陈诚：

    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注2]

    当薛岳的拒敌防御方案上报后，蒋介石基本认可，但是在关于长沙城守卫的问题上，他认为不宜死守。薛岳根据第9战区实际情况，据理力争；并再三陈述长沙战略地位重要性及第9战区全体将士的高昂斗志。后在陈诚的建议下，蒋介石下了一条非常具有弹性的作战指令,要求薛岳依据战况灵活掌握长沙的弃守，以保全作战部队实力为最高的原则。

    本次会战打响后，日军开始进展顺利。中国守军节节抵抗，未能挡住赣北日军的进攻；第33师团攻占麦市和上村支队偷袭营田,使防守汨罗江的第15集团军有三面被围之虞。蒋介石一时难以了解日军的作战企图与投入的兵力，担心第9战区主力被敌包围歼灭，便召开军委会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会上提岀了主动放弃和死守长沙的甲、乙两个作战方案，蒋介石决定采纳甲案，下令薛岳领军退守湘潭，避免与敌决战。[注3]随后又派副总参谋长兼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长江以南地区的作战)白崇禧和陈诚前往长沙，协助薛岳指挥作战。

    但是，薛岳却已较准确地看出日军兵力不足且过于分散，加上湖南复杂的地形，日军分进合击的计划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便拼将性命担保，坚决要求不放弃原作战部署方案。

    陈诚、白崇禧和蒋介石被薛岳爱国热忱和必胜信心所打动，同时又认为，薛岳作为第9战区的实际最高指挥官，对部队和作战情况是最了解的，最终便同意他的要求：在长沙外围与日军进行决战。

    四、作战概况

    9月14日赣北战场

    第一次长沙会战首先在赣北揭开序幕。

    当夜，日军第106师团突然由赣北奉新向驻防会埠的第19集团军第60军发起进攻，并向守军正面阵地以西的后方迂回；第101师团的佐枝支队（以第102旅团为基干）随之又向高安进行突击。中国守军节节抵抗，未能挡住日军的进攻，19日，高安失守。

    第106师团主力与佐枝支队在此会合后，按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随即挥师西北，经上富镇分路攻向修水、甘坊，企图攻占铜鼓,然后切入湖南浏阳地区，在湖南东北部占领战略位置，以等待围歼中国军队的机会。24日，该敌占领横街、甘坊。

    第9战区调集重兵，逐渐将日军第106师团包围于甘坊及其附近地区，该敌拼命冲出重围继续西进，终因伤亡惨重而止步不前；至10月6日，在第33师团援救下，才得以撤退。第1、第30、第19集团军各部尾随追击。10月10日前后，双方逐步恢复原阵地。

    9月22日鄂南战场

    湖北通城地区的日军第33师团于当日开始出动，进攻第27集团军的第79军前哨阵地。随后，日军相继攻占麦市、桃树港，并继续向福石岭攻击。

    该敌的作战仼务是从湖北南部发动攻势，在汨罗江上游渡江后往东南穿插，突破湖南东部屏障幕阜山区的守军防线后占领长寿街、平江，切断第9战区湘北、赣北间主要联络线；然后与从赣北、湘北进攻的日军会师，迫使从新墙河、汨罗江后撤的中国守军在退入湖南东部山区之前和日军决战。

    9月27日，由于第27集团军的顽强抵抗，第33师团屡攻福石岭不下便绕道福石岭，沿着地形复杂的山道向南攻击至龙门厂，29日,第33师团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

    中国守军第8、第20、第79军,在杨森上将的统一指挥下，沿途展开拦截阻击，双方激战多次，均有较大伤亡。

    此后，第33师团虽在献钟以西三眼桥与奈良支队（以第13师团第26旅团为基干）先头部队会合，但因损失惨重，战斗力严重削弱，已无力再攻。

    10月1日，第33师团开始后撤，后经渣津东攻修水策应第106师团撤退。我军乘胜追击，直至10月8日收复全部失地。

    第33师团作为主要的助攻部队，岀师不久，就被杨森的第27集团军和大批游击部队层层阻击，伤亡惨重，进展迟缓；不但不能协助主力围歼第9战区部队，反而在长寿街地区被围，最后丟盔弃甲，逃回通城。

    9月18日湘北战场

    湘北方面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进攻兵力由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包括第3师团第5旅团和部分海军陆战队）和军直属部队的主力组成。其当面的中国军队为第9战区第15集团军所属3个军，其中第52军担任洞庭湖东岸磊石山、新墙河南岸至长安桥一线守备；第79军在第52军右翼，担任长安桥至麦市一线守备；第37军担任第二线即汨罗江南岸守备。

    日军首先向新墙河以北第52军阵地攻击，为渡河总攻扫清障碍。守军凭藉有利地势和工事,进行坚决抵抗，与来犯敌人几度肉搏，反复冲杀，坚守阵地5昼夜，22日晚，方退至南岸。

    23日拂晓，日军在重炮、轰炸机猛烈轰击后，兵分三路强渡新墙河。

    西路的上村支队于9月22日晚提前在岳阳登舰启航，分乘长江舰艇，悄悄从洞庭湖水路迂回，隐蔽向南航行80公里，在9月23日6时20分突然从新墙河口以南的鹿角市和汨罗江下游的营田两地登陆，然后从左翼迂回，企图切断粤汉铁路和长沙、平江间公路；25日，该敌占领归义（今汨罗市，下同），27日又沿粤汉铁路南进到达三姐桥。

    东路的奈良支队攻至汨罗江以南的长乐后，于9月27日向东旋转经瓮江向平江迂回；9月30日，这股日军在三眼桥与从鄂南过来的第33师团会师，随即遭到第79、第20军的夹击，陷入困境。

    中路的日军主力在突破新墙河防线后，于25日乘第52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之际跟踪追击，其一部伪装难民，乘隙偷渡汨罗江，袭占新市，准备里应外合配合主力强渡。26日凌晨3时，该敌在炮火、飞机的强力支援下，突然向汨罗江南岸猛攻，守军凭既设阵地坚守，激战竟日，双方均遭受重大伤亡，形成对峙。

    随后，第15集团按第9战区按原定方针，以一部留置于新市、浯口现阵地，牵制敌军，主力则转移至幕阜山根据地。此时，日军第33师团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福石岭地区，日军围歼第15集团军于汨罗江畔的计划破产。

    9月26日，蒋介石指示薛岳：

    准备6个师兵力，位置于长沙附近，亲自指挥，乘敌突入长沙之际，侧击而歼灭之。

    薛岳据此调整部署如下：

    1、第52军（缺第195师）及配属的第60师，留两个团于汨罗江的浯口、新市一线迟滞敌人，军主力于本26日19时向汨罗江以南金并以东转移，在浏阳西北的沙市街南北占领面向西侧之阵地，侧击南进之敌。

    2、第70军及配属的第95师，留两个团于汨罗江的新市、白泥桥阵地，迟滞敌人，军主力于本26日19时向株洲以东地区转移并占领阵地。

    3、第73军（缺第15师）及配属的第195师，在长沙东北的福临铺，长沙以北的桥头驿一线及以北地区设伏，阻击南进之敌。

    4、第4军之第59师，设伏于长沙及其东南地区，阻击南进之敌，军主力位于浏阳河南岸的枨市、渡头市之间占领阵地。

    5、第11师占领岳麓山及以湘江西岸的谷山、新康、靖港、乔口。

    9月28日，第6师团继续由汨罗江向南突进，因不断受到守军的阻击和伏击损失不小。29日，该敌一部在金井方面遭守军伏击，陷于激战；其另一部由福临铺突过捞刀河后，受到守军第60师和第195师的有力阻击，前进困难。

    9月29日，在湖北咸宁的日军第11军前线指挥部，当冈村宁次收到各部战报后，陷于沉思。他意识到战场态势日益不利：一是开战以来，精心谋划的多路突然袭击、穿插合围未能捕捉到一支中国军队，第9战区的主力并未遭到大的打击，现正向长沙外围悄然包抄过来；二是第11军各部在战场上相当分散，不断遭到伏击、侧击和包围，后勒补给困难重重，现虽然已兵临长沙城下，但若贸然深入，必将进入薛岳既设的伏击圈遭受重大损失。

    于是，冈村宁次立即下令：全军撤退。

    由于日军突然退兵，第9战区未能及时察觉，后虽奋力追击和侧后围堵，斩获不多。

    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会战划上句号。

    五、简要分析

    此次长沙会战（日本称之为湘赣作战），日军集中兵力10万余人，利用海空、炮火的强势支援和部队较强的战力及机动性，采用多路突然袭击、穿插、分割、合围等战术手段，企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中央军主力，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与意志，迫使民国政府屈服，达到早日解决中国事变之目的。由于第9战区的守军釆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奋勇抵抗，各路日军的攻势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有的部队还陷于包围，伤亡不小。最后，如果不是冈村宁次下令及时撤退，日军损失将更为惨重。

    此次会战，第9战区共调动了30多个师又3个挺进纵队，约24万多人参加，伤亡3万余人，毙伤敌军2万余人，虽然在损耗上较日军严重，但主力部队未受到较大的打击，战略要地长沙得以保全,从战略上看是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日军刚进入长沙外围的伏击圈就迅速撤离，遭受的损失不是很大，因此只能视为是一次小胜。

    此次会战，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认真研究了地形和敌我双方基本情况，制订了争取外翼后退决战的作战方针，在战役指导上，利用兵力占多，战区广大、地形复杂等有利等条件，釆用阵地防御与运动攻击、游击袭扰相结合的战术，有意识地诱敌至纵深内预伏地区，拟围而歼之。特别是会战开初，日军兵分六路突袭，来势汹讻，薛岳能较准确地判断战局发展，冒着可能犯上的风险，据理力争，使第9战区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的部署能贯彻执行。

    此次会战，如果不是薛岳凭着高度的责任感坚持己见,长沙将被日军占领。虽然冈村宁次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沒攻占长沙的计划，但当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占据这座“扼两广之咽喉，控四川之门户”的省会城市时，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例如，后来的第二次随枣会战，日军第11军占陷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宜昌，尽毁城市设施后撤岀，但日军参谋本部认为宜昌的战略要冲位置重要，复令占领。结果直至1945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宜昌才得光复。期间，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陈诚曾调集第6战区约10万大军猛攻宜昌也未能如愿。因为，日军占有空军和炮火的绝对优势，中国军若要攻克一座中等城市是很难的。

    此次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第9战区全体将士经过英勇奋战，击退了日军的攻势，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不仅增强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必胜的信心，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士气鼓舞也有积极的作用。

     第四章 二次长沙会战
    一、第9战区的防御准备

    1938年10月下旬中国湖南衡山

    1939年10月下旬，军委会在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探求欧战爆发后中国应采取的战略,并对第一次长沙会战进行了总结表彰。蒋介石在会上强调，一定要切实执行上次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第二期抗战军事战略。并明确指岀：

    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我们若急求速了，妄想与日本妥协讲和，这就是自取失败，自取灭亡!

    在1939年11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蒋介石重申了一直要打到欧战结束的战略思想，并强调在此期间，中国要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力量。

    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1941年，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又进行两次会战。中国称作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称之为长沙作战、第二次长沙作战。由此，第9战区将主力部署于湘北方面，并利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四条天然屏障,构筑多层阵地，加强防御的韧性，将机动部队控制于东侧幕阜山、连云山山地，以便侧击进攻日军。

    1941年3月17日湖南长沙

    第9战区根据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精神和敌我双方基本情况，总结了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等作战经验，分析了日军大致的进攻方向：

    1、在赣北方面，一是由德安、安义指向武宁、修水、铜鼓，一是由南昌指向高安、上高、万载，或由南昌指向新淦、吉安；

    2、在鄂南方面，可能由崇阳、通山、通城向南指向平江、浏阳；

    3、在湘北方面，则由沿粤汉铁路（从新墙河至长沙的铁路及桥梁己被撤除）两侧地区向南直趋长沙；

    4、以上各方向中，湘北当为主要方向，其他则为策应方向或牵制方向。

    为此,釆取的作战计方针是：

    在赣北、鄂南方面，对非主攻方面之敌，力求将其夹击于崇仁、新淦以北，宜春、万载、铜鼓、修水以东及修水、长寿街、梅仙以北地区，予以各个击破；

    在湘北方面，敌如以主力由杨林街、长乐街、福临铺道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犯时，则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

    在兵力安排方面，第9战区基本上是沿袭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的防御模式,具体如下：

    1、在湘北正面新墙河由西向东至幕阜山的第一线，布署了第4、第58两个军；

    2、第二线的汨罗江两岸由第37军防守；

    3、在长沙与浏阳之间安排了第26军；

    4、主战场的西侧湘江两岸有第99军；主战场东侧的山区另有第20军；

    5、在江西省分宜、新余地区，第74军作为预备队；

    6、另有第10、第26军等部作为机动部队，在长沙附近驻守。

    在预防准备方面，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薛岳就指挥第9战区部队逐步袭击日军，将阵地前推几公里到数十公里不等，各线防御阵地加固了工事；各部队进行了整训、补充；进一步发动民众加强破坏交通要道上的公路、驿路。

    二、“加号作战”计划

    1941年4月10日湖北武汉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日本决定暂不介入欧战，而致力于解决“中国事变”，以争取主动，为南进或北进打好基础。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1941年1月16日，这两个文件在的大本营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1月18日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的批准。

    《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要点如下：

    1、至1941年秋季为止,大致保持现在的对华压力不得放松，在此期间,应用一切办法，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力求解决中国事变。（第一期）

    自1941年秋季以后，转入长期持久战态势，在数年后确立在华驻军50万人的体制。（第二期）

    2、应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作战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进行短期间零星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返回原驻地为原则。

    3、在第一期的夏秋之际时期，发挥综合战斗力量，对敌人施加强大压力，以期一举解决事变。[注2]

    1941年4月10日，日军陆军省次官阿南惟几中将飞赴武汉，接替园部和一郎中将仼第11军司令官。园部是由于在刚刚结束的“上高会战”遭遇惨败而丢职的。

    阿南惟几上任之后按对华作战计划预定的作战任务，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确定在夏秋之际，实施长沙作战，“击溃当面第9战区部队的主力，以摧毁其抗战意志”。

    他认真研究了第9战区的战略情势，吸取了上次作战冈村宁次三面分兵、一无所获的教训，制定了代号为“加号作战”的实施计划，将主攻的方向全部集中于湘北,拟调集第3、第4、第6、第40等4个师团和4个支队另加一个坦克联队、两个重炮联队、两个工兵联队、两个飞行团及部分海军共12万余人参战。

    8月中下旬，参加作战的部队逐渐秘密地向湘北岳阳地区集中。

    8月26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命”第538号令批准“加号作战”计划。

    9月初，阿南惟几在岳阳设立第11军前线指挥部，就近指挥作战；并于9月上旬修改、确定作战计划，要点如下：

    1、作战目的：为摧毁敌抗战企图,予以第9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

    2、作战方针：军于9月18日展开攻势，击溃新墙河、汨水（汨罗江，下同）间之敌，同时做好由长乐附近向汨水下游一线进击的准备，然后，攻击汨水左岸（南岸，下同）之敌第4军及第99军，并沿新市——栗桥道路地区突破，以军的主力将敌围歼于该道路以西至湘江地区，力争以一部（第6、第40师团）击败蒲塘方面山地内之敌。

    开始攻击汨水左岸地区敌军时期，预定为9月23日左右，至9月底以前完成作战目的。

    在军的集中末期，以部分兵力协同海军支援部队协同，向常德佯动，以迷惑对方。

    为牵制第9战区敌军，命南浔沿线（南昌方面）警备兵团适时发动攻击。

    3、使用兵力概要：参战主要部队及集结位置（略）。[注3]

    三、会战简况

    1941年9月7日湘北战场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战首先在湘鄂边境大云山打响。大云山位于湘鄂边境，在新墙河上游以北数公里处，海拔960米，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第九战区的重要前进阵地之一。山顶由第4军一个加强营守备，其西侧为第4军第102师第306团，东侧为第58军新编第11师的一个步兵营。会战前守军不断派出小部队向日军后方袭击，破坏其交通设施。

    日军第11军为准备实施“加号作战”，掩护其主力向新墙河以北集中并隐蔽展开、占领较大的渡河地带，命令原在岳阳地区担任守备的第6师团对大云山进行扫荡，解除这一侧后威胁。

    9月7日清晨，日军第6师团两个联队分别由忠防、西塘地区出发，在飞机配合下从东、西、北三面围攻大云山，守军虽英勇抗击。但因日军兵力、火力均处于优势，激战两天后，大云山制高点遂被日军占领。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为了将大云山地区日军驱逐，又从新墙河第一线防守的第4、第58军中抽调3个师增援反击。10日下午，中国军队夺回大云山制高点。随后，双方进行了数日拉锯战，搏斗十分激烈，伤亡都很惨重。

    日军开始向大云山中国军队发起外围攻势作战时，还以一部陆军兵力和海军配合，从洞庭湖向西侧的常德发起佯攻；驻南昌的第34师团和驻九江的独立混成第14旅团也分别组织出动。使薛岳一时不能确定日军的真实作战目的是临时骚扰还是有计划的大规模进攻。他在9月14日致蒋介石电称：日军“扫荡我大云山后，南渡新墙河窜扰。经判断敌又师上高时第33师团以进为退之故伎”。[注4]

    不料，阿南惟几对大云山的进攻，只是为了掩护其主力向湘北集结，9月17日，日军第11军已经完成全面攻击准备。第3、第4、第6、第40师团在杨林街至沙港河下游一线约20公里之间并列展开。

    9月18日，拂晓，在5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日军集中了40多个步兵大队及300多门火炮，采取高密度火力和大纵深突破的战术，兵分五路向新墙河南岸的中国守军发起强大攻势，由于第4、第58军的主力在大云山被牵制回防不及，新墙河第一道防御阵地不到两个小时就被日军一举突破。

    阿南惟几模仿欧战中德军的闪电战术，突破第一线阵地后不与守军纠缠，在空军、炮兵、坦克掩护下，集中兵力继续向以南约35公里的汨罗江一线猛烈推进。

    同时，担仼策应的第14旅团与海军陆战队，在小松辉久中将第一遣华舰队的护送下，也从岳阳乘船，由洞庭湖入湘江，在汨罗江口以南的湘阴县推山嘴、营田等地登陆，威胁守军侧背。

    9月19日，第11军正面进攻的各师团相继到达了汨罗江北岸，准备向以南地区固守阵地的第37军发动进攻。

    面对日军第11军突然的凶险攻击，薛岳虽感到意外，但并未乱阵脚。他立即电令机动部队往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集中，准备按战前布署在这一地区与敌决战。同时，又急电布防于新墙河一线的第4，第58军：不要在已被突破阵地上硬拼死守，以避开被围歼；而要采取灵活的作战方法，将日军尽量诱往湖南东部的山地。

    上一次长沙会战，薛岳采用争取外翼、后退决战的战略战术，拟将日军围歼于长沙外围，但被冈村宁次察觉溜走，未能取得较大的战果。对此，薛岳心存遗憾。他觉得将决战地点置于长沙外围固然更有利我军，但恐敌军因顾及战线太长而收缩，因此，他在制订本次会战作战方案时，便将决战地点前移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北岸地区。他认为在这一区域与敌决战，日军战力已消耗不小，锐气已减，加上我军经过近两年的装备补充和训练，战斗力大为提高，胜算较大。

    这次敌军从湘北再犯兵力集中，攻势凶猛，看来不能轻敌。为保险起见，他又于9月19日致电军委会请求支援。蒋介石闻报后急电第6、第7战区分别抽调第79、暂编第2军驰援长沙；并命令由军委会直辖的第10、第26、第74军划归薛岳指挥。

    薛岳得到兵力增强的通知后，急忙调整部署以下：

    1,第37军死守汨罗江南岸浯囗——骆公桥——营田——湘阴一线阵地，另调第99军的第92、第93师两个师增援，由第37军军长陈沛统一指挥；

    2、第26军集结于汨罗江南岸金井、将军坝第二线阵地，伺机由东向西侧击南犯日军；

    3，在湖南衡阳附近进行训练的第10军疾向长沙、金井推进；

    4，战区炮团开往金井先协助第37守势作战，再协助第26军攻势作战；

    5，第74军以两个师开往浏阳，一个师开洞阳市，策应湘北方面作战；

    6，第4，第58军于汨罗江以北向敌侧背发起攻击，以迟滞敌军南下。

    不料，薛岳作战部署的电文被日军破译，阿南惟几决定立即变更作战计划。该计划原定主力第3、第4师团“沿新市——栗桥道路地区突破”先期将固守汨罗江南岸阵地的第37军“围歼于该道路以西至湘江地区”。现改为：第3、第4师团重心东移，逐次转向浯口、瓮江东侧地区；第40师团、第6师团从东面山地迂回；对战场西部第37军和即将进抵战场东部浯口——瓮江——金井一带的第26、第10军，形成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然后直趋长沙。

    日军由此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从9月21日至9月27日一周之内，第9战区在汨罗江以南布防的第37军和准备在东部战场决战的第26、第10、第74军，先后被击溃。

    首先是第37军，经过三天的激烈拼斗，阵地被日军突破，于9日24日被迫向栗桥、福临铺、金井撒退。

    其次是第26军，9日21日，刚从长沙东部的金井推进到平江以西的瓮江地区，立足未稳就遭先期到达的日军第6师团三面攻击，激战至24日，伤亡惨重，被迫退守蒲塘地区，又被日军跟踪包围；9月25日，该军经过血战，向更鼓台、石湾方向突围。

    第三是第10军，9日22日，原在湖南衡阳附近进行训练的第10军奉令到达福临铺、金井布防,23日便与向第37军左翼迂回的日军第3师团发生遭遇战，9日24日，跟踪追击第37军的日军第3师团主力与第4师团一部汇合，急攻第10军，第10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战斗至26日，日军第6、第40师团在击溃了第26军后又分兵加入围攻，第10军阵地多处被突破，难以再战，遂与第37军一起向捞刀河南岸转移。

    最后是第74军，9日24日，薛岳命令其先遣两个师急速挺进黄花市，在夏家塘、春华山、赤石河、石灰嘴一线阻击南进之敌，保卫长沙城。

    不料此电令又被破译。第74军是中国最精锐的王牌军,在今年3月的上高战役中打得第11军丟尽颜面，阿南惟几对其恨之入骨，决定要予以全歼。他立刻改变部署：一面岀动空军沿途轰炸阻击，一面从第3师团抽调一个联队抢先占领春华山要地，阻击第74军,并急令原拟攻占平江的第6师团转向春华山。

    9月26日，惨遭日机狂轰滥炸的第74军两个师艰难地到达指令位置黄花市。军长王耀武中将一声令下，第57、第58师发起猛攻，扫清了春华山附近日军据点。不久，敌第6师团赶到,立即疯狂反扑。第57师顽强抵抗，顶住了左翼敌军猛烈攻击，全师伤亡达3千余人。

    9月27日，日军第3师团主力从右翼加入战斗，第58师在激战中损失较大，参加第一线作战两个团的连、排长，伤亡在半数以上。第74军预备队第51师赶到战场后，立即向第6师团攻击，又被蜂拥南下的日军包围。此时，第74军己被分隔为三处，首尾不能呼应，全军陷入苦战。薛岳闻报急令王耀武相机突围，27日深夜第74军突出重围，撤至浏阳河南岸高地，阿南惟几妄图全歼第74军的计划落空。

    第74军的防线被击破后，第9战区在长沙已无兵可守，虽然薛岳在原防御作战方案将第10、第26军等部作为机动部队，在长沙附近驻守，但这两支部队早已调往前线并被击溃。

    此时，幸亏从第6、第7战区增援的第79军第98师和暂编第2军第8师等部赶到了长沙。尽管这只是援军的先头部队，兵力较为单薄，无力击退当面之敌；但却阻止了日军轻而易举地夺取长沙城。第98师从常德疾进抵达后，立即在长沙城北布防，从广东驰援而来的第8师第1旅占领长沙东郊杨家山一带阵地。

    9月27日下午，日军早渊支队突破第98师防线进入长沙城东北角。第8师在长沙东郊向日军发动攻击后受挫，退往打靶场、左家塘一带。9月28日，第79军暂编第6师也赶到岳麓山，次日渡过湘江与早渊支队作战，并在市区构筑阵地。

    9月28日，第4师团抵东郊金盆岭一带，第3师团突破第8师防线，并继续南下占领株州，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分别集结于浏阳县的镇头市和永安市。至此，日军主力全部到达长沙外围，长沙城危在旦夕。

    不过，日军并没有集结足够的优势兵力，一举占领长沙全城。这主要是阿南惟几还有更大的野心，因为从最新破译的电令获悉，第9战区又有几支部队回援调往长沙。为此，他便将日军主力布控在长沙外围的战线张网以待，企图围歼更多的中国军队。但是，宜昌求援的急电却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

    本次会战开始不久，军委会意识到日军兵力抽调过度，其他驻地必然空虚。蒋介石下令相关的战区，尽量找到日军的弱点发动牵制性攻击，围魏救赵以解第9战区之围。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很快地就发现阿南惟几竟然从镇守宜昌的日军第13师团，抽走了1/3的兵力，于是便以最快速度调集兵力，在9月26日开始发动进攻，以期策应第9战区并乘机收复宜昌。

    9月28日清晨，第6战区在彻底切断宜昌公路交通后，以5个军的兵力在宜昌外围展开猛攻，日军第13师团一面拼命抵挡，一面急电求救。

    当时宜昌是日军封锁重庆联接两湖的首重关隘，又是溯长江攻入四川的前沿堡垒，阿南惟几也深知其战略地位重要性，倘若有失必遭大本营与派遣军严究，无奈之下，于10月1日下午16时下达了全军撤退的命令。

    薛岳急令第9战区各部队围拦堵截，向逐次撤退的日军追击,日军在北撤途中损失不小，但因其机械化程度较强，又有空军掩护，加上守军前期作战消耗过大，战斗力锐减，故基本上得以全师而退。

    10月9日，日军全部撤过新墙河。一部份中国军队越新墙河，继续向日军攻击。次日，中国军队恢复了原阵地，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四、扼要分析

    本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釆取多处佯攻、重点突破的战术，布局是比较成功的；但在取得前期初胜，特别是窃取了薛岳兵力部署机密后，野心膨胀，企图全歼第9战区各部，不断分兵追逐守军先后投入的第26军、第10军、第74军等作战目标，因此造成日军兵力的分散，虽然将守军逐一击溃，但未能成建制地歼灭第9战区一支军、师级部队。在全局战略均衡上，阿南惟几也过于大胆与冒险，过度抽调兵力用于湘北，结果陈诚在宜昌一攻，只得仓惶回师。

    本次长沙会战，薛岳在战略布署和战役指挥上均有失误：在战略布署方面，战前他认为日军在突破新墙河、汨罗江防线后必受到很大杀伤和消耗，战力大减，因而将决战地点确定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北岸地区较为有利。[注5]实际战斗中，日军在强渡新墙河、汨罗江时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突击力。在战役指挥方面，一是未能及时判断出日军进攻与第一次长沙会战截然不同，兵力分散，机动兵力配置不足；二是在长达11天的时间内，对日军在大云山声东击西的佯攻，一直是观望等待，沒有及时增援新墙河前线；三是将机动兵力逐次投入战场，被日军各个击破。当然，如果不是第9战区通讯密码被破译，兵力调配全被日军了解，薛岳也不至于如此被动。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中日军事科技实力的差距，使我军的作战更为艰苦,对此,不能归咎于薛岳。

    本次会战历时月余，日军动用了45个步兵大队和其他辅助兵种共12万余兵力集中于湘北进犯，第9战区在此布防的守军加上机动部队不足20个师，处于明显劣势。由于中国守军绝大多数官兵勇猛顽强的浴血奋战，同时又因为阿南惟几过于贪功，后期指挥失当，其“击溃当面第9战区部队的主力，以摧毁其抗战意志”的企图未能得逞，加上第6战区猛攻宜昌的牵制，日军只得被迫退兵。

    在这次会战中，我军伤亡7万余人，毙伤日军2万余人。虽然损失远大于日军，但是主力部队未遭到歼灭性打击，长沙、平江等战略要地安然无恙。日军付出了较大伤亡后，并没有达到迫使民国政府屈服、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目的。

    会战结束后，中日双方照例又都大张旗鼓庆贺胜利，由于日军是仓惶退回原地,第9战区未丢失寸土,中方的宣传更令人信服。冈村宁次曾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深有感受地说过：在作战中放弃已占领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驻地的作法，会鼓舞敌人的反击，并会成为敌人宣传的材料。不过，中方宣称这次会战又是一次大捷，从鼓舞士气、民心，维护国际形象的政治宣传角度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客观的分析，第二次长沙会战总的来说双方难分胜负，可视为平局。

     第五章 策应香港作战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7日（美国东部时间）美国夏威夷群岛

    早晨7时左右，美国陆军（此时美国尚未成立独立的空军）设在欧胡岛最北端岬角顶上的奥帕纳雷达站。值班的标图员乔治.艾里奥特和机械员约瑟夫.罗卡特在雷达萤光屏上发现，北向有大批不明飞机正在飞来。他们一面进行跟踪，一面立即报告。谢夫堡陆军空防司令部值班军官昨日荻知,美军将有数十架B－17轰炸机飞抵本岛，因而判断这批不明飞机是从加利福尼亚飞来的，对于雷达站的大惊小怪，他有点恼火，随即下令关闭雷达运转。

    但是，他万万沒有想到这是日本飞机。

    由渊田美津雄海军中佐指挥的第一波攻击机群编队，共有183架飞机，这批飞机是从瓦胡岛北面约200海里附近的6艘日本航母上起飞的。11月26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机动主力，由海军中将南云忠一率领，从本土千岛群岛秘密启航，保持无线电静默，长途奔袭约3000海里悄然驶近了欧胡岛，准备偷袭南端的珍珠港，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

    “托、托！”，“托、托！”

    7时49分，当日机从云层上空悄悄飞临欧胡岛展开编队后，渊田中佐下令攻击，后座通信员立即向所有飞行员发出了攻击信号（“托，托！”即Totsugeki——冲锋的头两个字母）。

    首先，43架战斗机用机枪扫射了凯姆、惠勒、福特岛机场，制止了美机起飞迎击，夺取了制空权；紧接着51架俯冲轰炸机猛烈地轰炸了欧胡岛上各机场，摧毀了绝大部份美军战机；40架鱼雷轰炸机和49架高空轰炸机则轮番攻击停泊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

    8时54分，第一波攻击结束后，由171架飞机组成第二波日机又进行了补充轰炸。

    当日机攻击开始时，整个瓦胡岛基地上的美国陆军飞机，没有一架在空中，为了防止破坏，所有飞机都机翼对机翼地紧靠在一起；在空中只有海军的7架巡逻机，正在西南方许多英里外巡逻；空防系统也毫无戒备。珍珠港内各舰艇上的780挺高射机枪有3/4无人值班；陆军的31门高射炮只有4门在阵地上，但其炮弹在演习后己送回军需库，因为它们“容易松扣和生锈”。

    “珍珠港受空袭，这不是演习！”面对晴天霹雳般的突然袭击，福特岛的广播里传出了海军少将帕特里克．贝林格这句永载史册的惊恐呼喊。随后，美军全体官兵奋勇抵抗，但由于毫无准备，仓促应战，损失极为惨重：8艘战列舰有4艘被炸沉，4艘长期失去作战能力；18艘大型舰艇被炸沉、炸伤；450架飞机被摧毀、炸坏；战死、重伤的人数分别达2403名和1178名。

    所幸的是，作为日军主攻目标之一的美军3艘航空母舰未在珍珠港内，逃过了此劫。另外，日军指挥官南云为了安全撤退，不顾渊田等人的反对,沒有发动第三波攻击以摧毀岛上的油库、工厂和船坞。这些都为美军日后的迅速反击提供了便利。

    太平洋战争由此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两年多以前德国袭击波兰，引发欧洲大战。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正式签署，该条约的缔结使日德意“三国轴心”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三国军事同盟，标志着法西斯侵略集团最终形成。1941年6月22日，席卷了北欧和西欧的德国突然发动对苏联的全线进攻。日本面临“北上”和“南进”两种选择：

    “北上”是岀兵西伯利亚，配合盟友德国合击“宿敌”苏联；

    “南进”是进军东南亚、太平洋西南部，夺取南洋地区的石油、橡胶、铁矿石、锡等战略资源。

    由于战略资源匮乏，大部分军用物资原料要靠国外进口，90％以上的石油不能自给，日本最终选择了“南进”，妄图乘英、法、荷等国在欧洲战败之机攫夺其南洋殖民权益，掠获日本急需的石油等战略资源,迅速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经济体系，扭转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

    7月24日，日军占据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迈岀了争取南方战略资源的第一步。

    美国因其根本利益受到威胁，26日便下令冻结日本人在美财产，8月1日又联合英国和荷兰殖民政府宣布，禁止向日本运输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为此，美，日举行多次谈判。

    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孤注一掷侥幸击败了中、俄两个大国后,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不可一世,自以为天下无敌，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梦想称霸世界。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内阁通过《国策基准》，确定其对外扩张的战略方针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并制定了为期5年的战备发展计划，该计划规定：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为目标。[注1]

    由于贪婪、骄横过度，蚕食中国大片领土后仍步步进逼，迫使中国在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奋起反抗，1937年7月由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日本野心勃勃的战备发展计划实施不到一年就被迫停止。由于深深陷入中国战争的泥潭，兵力和军需品的消耗巨大,尤其石油储量逐降耗竭，经济情况日益恶化，日本终于意识到中日战争是难以速战速决的，要进行长期作战，就必须控制东南亚的石油及橡胶、铁矿石等必需的战略物质；而东南亚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要夺得这些战略物质就必然同这些国家开战。

    对于在欧战中一败涂地的英、法、荷诸国，日本并不多虑，所担心的只是美国。虽然，日本早就将美国当成帝国征服世界假设敌，认定难免一战；但因考虑经济实力的悬殊和战备发展的情况，觉得与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但是,由于美国采取石油禁运和日益增强太平洋军事力量等强硬措施，以及南洋诸国的加紧战备,使日本感到危机重重,认为必须早作决断，不能坐以待毙。1941年10月，日本军部强硬主战派代表人物东条英机岀任内阁首相,上任后便在政府声明中重申确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既定国策，并强调“坐等二、三年日本将沦为三等国家。”

    因此，日本在谈判的同时，也在加速南方作战准备。11月1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确定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该要领指明：“帝国为打开目前危局，完成自存自卫态势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并规定“对美谈判到12月1日午前零时为止，如获成功可中止武力之发动。”[注2]当谈判难以达成共识时，为争取主动先发制人，日本便孤注一掷地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

    太平洋上的珍珠港是交通的主要枢纽，夏威夷东距美国西海岸，西距日本，西南到诸岛群，北到阿拉斯加和白令海峡，都在2000海里到3000海里之间，跨越太平洋南来北往的飞机，都以夏威夷为中转站。

    日本认为：倘若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就能夺取太平洋上的制空、制海权，解除南下的后顾之忧；日本一旦占领南洋地区后，就可利用其丰富的战略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上自给自足,就能在战略上对美英进行长期持久战。而美国在进入战争之后，至少要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充分动员其经济潜力，等到其太平洋舰队获得新船补充之后开始反攻时，日本做好一切准备：“自给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己经构成；西南太平洋国防圈防线无懈可击，固若金汤。

    对此，两党执政的美国将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争吵不休，最终生性散慢的美国人将面临现实，知难而退，被迫放弃继续作战。这样日本就有充裕的时间,等待德国征服苏联、英国后，集欧、亚、非洲大陆的兵力和资源会攻美囯，最终由轴心国瓜分世界。

    日军以损失29架飞机、5艘特种潜水艇的轻微代价，重创了美军太平洋舰队，从短期效果而言，确实是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美太平洋舰队遭此打击大伤元气，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不得不躲入偏海，暂避锋芒。于是，日军南进的道路畅通无阻，不到一年就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太平洋西南部，最后一直扩张到印度洋。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愚蠢行为。首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面临对多国作战的严峻局面，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支撑这场大规模战争。其次，将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和巨大军事潜能的美国拖入战争，为法西斯轴心国增添了一个可怕的对手，必败无疑。

    另外，日本为追求最佳的偷袭效果，将中止谈判的最后通牒安排在开战前仅一个小时内递交；但因多种原因，致使日本代表尚未来得及递交于美国国务卿赫尔，珍珠港的战斗就已经打响。这种被罗斯福总统称之为“懦弱”的不宣而战，更激起了美国举国上下无比的愤慨，促使了这个意见从不统一的国家空前团结起来，这对日本来说也是灾难性的。

    最终，日本为此付岀了惨重的代价——数百万军人和平民遭受伤亡，1/3的工业被毁灭，一半的城市变成废墟。

    二、酒井隆突袭香港

    12月8日中国广州

    在对珍珠港美军的太平洋舰队空袭后,按大本营“南进”作战计划，日军立刻对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发动了全面进攻。当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飞机突然岀动，分别轰炸了新加坡、菲律宾、关岛、威克群岛,美英空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在开战后不久就轻而易举地夺得了制空权。同时，在海军的配合下，早已整装待发的日本南方军也迅速展开了如下行动：

    1、山下奉文中将的第25军第18师团、第5师团分别在马来亚北部东海岸的哥打巴鲁和泰国宋卡、北大年登陆；

    2、饭田祥二郎中将的第15军近卫师团，已由柬埔寨西部进入泰国；

    3、本间雅晴中将的第14军一部已渡过巴士海峡，准备在菲律宾北部登陆；

    4、堀井富太郎少将的步兵第55旅团，正与第4舰队一起向关岛进发。

    另外，根据“南进”作战计划，当联合舰队空袭了夏威夷，南方军已在马来亚登陆之后，派遣军驻广州的第23军立即进攻香港。当时香港既是英国在远东控制的重要金融、经济与军事基地之一，也是中国对外联络与物资秘密输入的重要渠道，日军十分重视。

    12月8日3时40分，第23军的酒井隆中将收到了参谋本部同时发出的两份密电:

    1、参电第684号：花开，花开。(花开：已袭太平洋舰队)

    2、参电第685号：“E”方面之作战，已正式开始。（“E”：东南亚）

    为加强突袭效果，佐野忠义中将的第38师团，早在12月4日夜间，就开始以多路向深圳附近隐蔽集结；7日，北岛骥子雄中将的炮兵部队也进入阵地，作好了支援步兵的战斗准备；第23军参谋长栗林忠道少将提前到达在深圳的前进指挥所。

    12月8日香港九龙

    7时20分，驻于广州天河机场的第45轻轰炸机战队，接到酒井隆攻击命令后，岀动了35架俯冲轰炸机，首先轰炸了启德机场，将英军的5架空军飞机及8架民航飞机悉数摧毁，取得香港的制空权；随后又对深水埗军营、黄泥涌峡要塞、维多利亚港等军事目标和停泊在香港海面的英军舰船进行了轮番攻击。

    上午8时许，早己作好准备的第38师团主力得令后立即从正面越过深圳河，兵分三路向南进发。英军破坏新界的公路，但未能阻慢日军的前进。到了12月9日下午，日军经已抵达九龙北面山地的醉酒湾防线。日本海军的第二遣华舰队则从海上封锁了香港。

    香港守军包括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香港义勇军和皇家炮兵团及皇家海军一支小分队等共约150000人。陆军由多国杂牌军组成，装备、训练参差不齐,炮兵有28门野战炮；空军原有5架旧式飞机；海军部队只有一艘古老的驱逐舰和8艘鱼雷炮艇；各兵种配合还不协调。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英国香港驻军司令莫尔特比少将指挥全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当晚，双方在大雾山以南阵地发生激战，都有较大伤亡。由于日军在兵力和火力上的优势，防守九龙的英军难以抵挡日军猛烈的进攻，至12月13日，九龙半岛遂被日军占领，守军撤往香港岛。

    三、中国调兵驰援策应

    1941年12月8日中国重庆

    接到珍珠港事件告急电话消息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轻松地说：美国终于和英国在同一条船上了。有这样的盟友并肩战斗，他相信胜利已经不可扭转。当晚，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心满意足地上了床，安然入睡。

    同样是面对凶恶的敌人孤军奋战，比英国的处境更艰难的中国，收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陪都重庆市民拥向街头，燃放起鞭炮，庆祝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

    此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心情比丘吉尔还要好，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兴奋地写到：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

    上午8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政府特别会议,讨论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对策，决定正式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宣战。随即通告美、英、苏联三国大使：中国决心对轴心国宣战，並已准备在香港、越南、缅甸方面配合各国友军行动。

    军委会即令各战区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以牵制和打击日军。具体如下：

    1、余汉谋的第7战区，向广州发动进攻，策应香港的英军对日作战；

    2、杜聿明之第5军、甘丽初之第6军、卢汉之第60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中，准备进入缅甸，抗击将由缅甸北进之日军；

    3、原在第9战区的欧震之第4军、邹洪之暂编第2军南移到广东，王耀武之第74军调至广西。

    12月9日，在美、英同时对日宣战的消息后，中国随后发表声明：正式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同时,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总统：

    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从野蛮势力的祸殃中以及无止境的背叛中解脱出来。

    接着，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向美、英、苏联等国建议，马上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组成反法西斯同盟，并提出三项原则：

    1．成立太平洋同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总司令，由美国领导该同盟；

    2．要求美、英、苏与中国一同对日宣战；

    3．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不许单独对日媾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和日本都未按照国际惯例，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这主要是中国认为：

    1、军用品不能自给自足，绝大部分须依靠外国进口，如果对日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而中国则没有能力保护大量的外国援华物资由海上输入中国。

    2、中国在整军备战中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整训刚刚装备的德械师，当时还有大量预定的重要军事装备没有到货；倘若宣战，日本就会名正言顺地迫使德国取消对华军售，这对中国的持续抗战十分不利。

    3、如若宣战，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中国尚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5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

    日本则考虑由于自身资源匮乏，大部分军用物资原料要靠国外进口，如果宣战，同情中国的国家就会限制对日战略物资的出口，日本甚至还会遭到国际上的经济制裁，这对日本很不利。

    同时，日本自恃军事力量无比强大，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因而一直错误地在估计形势，指望国民政府的屈服,总认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似乎不必要宣战。从卢沟桥事变时中日两军实力对比来看，三个月亡华也并不完全是日本军方的夸口。现将中日开战时军事力量的概况简析如下：

    1、国家总体实力

    日本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卢沟桥事变时，日本全面现代化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基础，在经济工业方面，日本1931年至1937年间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9.9%，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1937年，日本产钢580万吨、石油产量169万吨，生铁239万吨，发电量303万千瓦，工业总产值已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0%。

    而中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农业、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1936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只有13.6亿美元，不足日本的1/4；钢铁年产量4万吨，为日本的1/145；石油产量1.3万吨，只有日本的1/129。

    2、军事生产能力

    日本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军火生产水平和能力很高，能够大量生产及自己研发最为先进的陆海空军武器，如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战斗机、轰炸机、舰载战机、大口径火炮、坦克、装甲战车等。

    而中国只有很小的军火工业生产能力，除了可以生产少量步兵武器与弹药、小口径迫击炮、小吨位艇船等较小型武器装备外，大型武器装备如飞机、火炮、坦克、机动车辆、舰艇等完全依靠向外国购买；而且这些装备世界各地，规格型号不一，不少还是所售国要淘汰的换代产品。

    3、军事武装力量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的常备军虽只有38万，但另有400多万服过兵役，可以直接动员参战的后备役部队，还有几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作为后盾。

    而中国虽有220多万的军队，但没有专门的后备部队，征兵制度以及全民动员的总体战，尚处于摸索的阶段。而且这220多万军队60%以上由雄据一方的地方诸侯掌控,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

    两国陆军相比，日军官佐都受过系统的军事专业教育，士兵经过严格训练；武器装备精良，拥有重炮火力、坦克、机动车辆、灵活的通讯设备以及杀伤力较大的化学武器，并能得到强大的海空军火力支援。

    而中国的182个步兵师中，只有中央军经过整编的20个师受过培训，不少高级将领和基层军官是行伍岀身，大多士兵则近乎文盲；装备上除中央军以外的各地杂牌军武器千差万别，不少部队配备的武器中还有长矛、大刀等冷兵器。即使中央军配置与日军相比也有很大的差矩，以下是中央军一个整编师和日军一个常设师团的基本情况：

    1、标准编制：9000人/22000人

    2、步骑枪：3800余支/9500余支

    3、轻重机枪：300余挺/600余挺

    4：火炮：46门/108门

    5、坦克：0/24辆

    两国海军相比，日本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完整的舰队，共有285艘大型的军舰，海军总吨位为1400万吨。

    而中国海军只有小型、陈旧的舰艇57艘，总吨位为5万多吨，不到日本1/20；而且半数以上舰艇都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旧式舰船，装备落后火力微弱，只有能够在内河与沿岸活动。因此就海军的战力而言，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是连正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备，只能进行偷袭、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战。后来在淞沪会战后的江阴一战，海军舰船几乎损失殆尽。

    在舵空方面，日本空军虽未单独列出军种，但拥有自己设计与生产的各式空军飞机2700架，其中作战飞机1600架（陆军960架，海军640架）。

    而中国空军能投入战斗的仅223架,全部采购于德、俄、美、法、意等国,连各型零部件也需要进口，机型复杂多样，维修困难。在中日开战不久，中国空军很快就拼光了血本，日军取得了绝对制空权。

    因此，根据当时协助国民政府整训军队的德国军事顾问估计，中日双方一旦进行全面战争，中国的海军将在一周之内失去战力，空军可以坚持一个月以上，陆军最多可以支撑六个月；而中国的军火后勤生产，充其量最多也只能维持六个月的战争耗损。美国和英国的军事专家比德国顾问还要悲观，都推算出中国不能坚持抵抗三个月。

    日本更是以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在奏请增兵华北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向天皇保证，倘若中国胆敢反抗，不岀三个月就会被灭亡。因此，在华北攻占平津后，日本以为中国就要屈服，提岀了苛刻的停战条件。不料中国非但不认输，反而于当年8月13日在上海发起主动攻击。日本朝野震怒，决定严惩中国。倚仗军亊实力的绝对优势，不顾长江流域湖沼山地，沟渠纵横，就把决战主力部队从华北调到江南，从国内调到上海。

    日本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当日军相继占领了中国的工业、金融与政治中心上海和南京后，中国也沒有投降；此后又攻陷徐州、武汉、广州等战略要地，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深入到湖南、四川的外围，中国仍在不屈不挠的抵抗。此时，日军由于兵力、战略物资消耗过大、战线过长，己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陷入了中国的泥沼中进退两难：进则始终无法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与意志,迫使其屈服；退则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身专注于“南进”或“北上”。面临国力耗竭的危机，最终被迫孤注一掷，冒险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迅速走向了失败的道路。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弱国，深知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战胜日本的。于是便制订了“以空间换时间，以持久对速胜”的总战略来消耗日本实力，期待国际局势的变化。1938年10月底，日军占领武汉后，蒋介石于11月8日发表《中国抗战与国际情势》，阐明中国持久抗战的希望所在：我们这次抗战一贯目的是要彻底求得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如果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我们一贯的根本方针，就只有持久抗战，抗战到底。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样讲呢？抗战目的，如何乃能达成？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此后不到一年,1939年9月1日徳国入侵波兰,欧洲战争爆发。蒋介石感到了希望果然来临，他在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至矣。[注3]

    尽管后来徳国很快就击败了英、法联军，席卷西欧后又攻打苏联，国际形势并不乐观；但是，中国仍在顽强的抵抗，直至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和巨大军事潜能的美国卷入战争。中国的期待终于变成了现实，胜利的曙光己经来临。

    此时中日战争已进行4年另5个月，虽然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军官战术素养和士兵的教育训练水平等方面，确实与日军相距甚远，中国军队与战斗力绝对占优的日军血战，除了少数几场的防御作战的胜利之外,几乎都是被动挨打，可以说是屡战屡败。但是，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竭尽全力的支援下,中国军人义无反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体现了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显示岀宁死不屈、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缩小了中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差距,致使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始终无法实现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狂妄梦想。

    四、阿南惟几准备牵制战

    1941年12月12日中国武汉

    1941年7月，日本正式侵入法属印度支那(越南)，同美英等国矛盾激化。美国下令冻结日本人在美财产,并联合英国和荷兰殖民政府禁止向日本运输石油。日本在与美国的谈判的同时,制定了大规模地对美英全面战争的南方作战计划，正式组建“南方派遣军和大本营战略预备队，准备从派遣军抽调部分兵力。因此，在武汉地区的第11军，要收缩作战区域，撤离南昌、岳阳和宜昌等地，将要调出三个师团，作为南方作战的战略预备队。

    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对此有自己的想法，他向派遣军南京总部报告，提出在南昌、岳阳和宜昌等地，牵制了众多的中国军队精锐主力，若收缩撤离“对战术方面，显然极为不利”；并强调宜昌是封锁重庆的关键地区，暂时不能放弃。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也不愿过于抽调兵力、收缩作战区域。早在当年3月,畑俊六就任时,他就提岀为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派遣军不能抽减兵力。这次収到大本营拟从派遣军抽调部分兵力准备南方作战的通知后，畑俊六特派副总参谋长野田谦吾少将回东京呈述不同意见。

    在阿南惟几和畑俊六的紧密配合下，经过多次力陈要求，日军大本营最终收回成命，于11月6日通知：同意只抽调第11军一个师团，同时增加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作为补充；其作战任务和区域不变。

    12月3日，日军大本营“大陆命第575号”对第11军作战任务明确规定：确保岳阳至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尽力击破敌抗战力量。其作战地域大致为安庆、信阳、宜昌、岳阳、南昌之间。这样，日军第11军主力便没有被纳入大本营南方作战计划之中，作战任务和区域沒有大的变化。不过，同历来所强调的“摧毁敌之抗战意图”相比，这次只要求第11军“尽力击破敌抗战力量”，可以看岀大本营对华作战的信心已明显不足。

    此时，阿南惟几的信心却格外充足。他在接到大本营只抽调一个师团通知后十分高兴，在当天的日记中用“欣喜若狂”4个字来形容。[注4]

    12月10日，日军第11军召开各师团作战参谋参加会议，分析了整个形势，确定了今后的作战任务。会上阿南惟几指出：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时机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至少不能松懈；并强调为防止被动，对中国军队必须始终进行攻势作战。

    12月12日，日军的侦察机关侦知：第9战区的暂编第2军和第4军已经株洲与衡阳车站，拟南下广东策应香港的英军；并且第74军将调至广西桂林。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便向广州第23军发去电报，探询暂编第2军、第4军去广州后，对那里的战局有何影响。酒井隆回复：希望第11军能发动牵制性的攻击作战，阻止第9战区部队南下。

    阿南惟几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对第9战区进行攻势作战，即令参谋长拟订作战计划。木下勇根据第9战区在新墙河、汨罗江沿岸兵力比较单薄，只有两个军布防的情况，提出了作战的初步计划：集中第3、第6、第40师团主力，通过围攻这一地区守军，以达到牵制第9战区部队南下的作战目的。

    12月13日早晨，木下勇将作战的初步计划与作战主任岛村矩康中佐等人作了进一步研究，随后形成具体方案，阿南惟几阅后决定立即上报派遣军总部。从提出对第9战区进行牵制性攻势作战到上报方案，总共不到一天时间。木下勇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第一次长沙作战,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作战,敌人轻辱我们，以旺盛的战斗意志，连续不断大举向汨水河畔岀动，使我军进行了一埸相当激烈的战斗，获得很多战利品。

    第二次长沙作战，决定的很快，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12月12日夜，在就寝中考虑了战况，决心对广东方面予以牵制，当即制定了作战大纲。[注5]

    由于担心驻广州的第23军难以同时对付香港守军和中国援军；加上畑俊六同绝大多数日军将领一样好大喜功，此时南方作战捷报颇传，他也迫切希望派遣军创造更优战果。因此，当第11军请战的电报一来便立刻照准；同时增派第一飞行团主力协同作战,并令由山西太原调往湖北武昌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转道湘北岳阳参战。

    阿南惟几随即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

    1、第9战区之兵力，正向广东及桂林方面转用，第23军已于12月12日之夜间攻占九龙，现正准备继续进攻香港；

    2、为策应第23军及南方作战，军现即对江南地区作进攻之准备；

    3、第3、第6、第40师团参战各部于12月21日前在预定地区集中完毕。

    12月15日，第11军正式作战命令,明确各师团具体作战仼务和作战与期限：

    1、第6、第40师团将新墙河左岸的第9战区第20军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将其捕捉歼灭；

    2、第3师团疾进至汨水左岸后，向东旋转与第6师团形成合击，将该地区的第37军击溃后，即结束作战，返回驻地；

    3、作战时间：12月22日前后；

    4、作战期限：两周左右。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第11军进攻部队的编成如下：

    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

    参谋长木下勇少将

    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少将

    第3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

    步兵第68联队联队长的野宪三郎大佐

    独立山炮兵第52大队大队长中村蓁三少佐

    骑兵第3联队联队长宇岛良雄大佐

    步兵34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伊藤皓少佐

    第29旅团旅团长石川忠夫少将

    步兵第18联队联队长石井信大佐

    野炮兵第3联队联队长宫永盖世大佐

    工兵第3联队联队长沼崎恭平中佐

    辎重兵第3联队联队长片冈幸作大佐

    步兵第6联队第2大队（由师团直属）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

    第6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

    第6步兵团团长竹原三郎少将

    步兵第13联队联队长友成敏大佐

    步兵第23联队联队长滨之上俊成大佐

    步兵第45联队联队长平冈力大佐

    野炮兵第6联队联队长斋藤晴雅大佐

    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联队长森户隆三大佐

    工兵第6联队联队长熊泽忠喜中佐

    辎重兵第6联队联队长服部政之助中佐

    第40师团师团长青木成一中将

    步兵第234联队联队长户田义直大佐

    步兵第235联队联队长仁科馨大佐

    步兵第236联队联队长龟川良夫大佐

    第40骑兵队队长太田寿南中佐

    山炮兵第40联队联队长白石久康大佐

    独立山炮兵第51大队大队长佐藤富太郎少佐

    工兵第40联队联队长鸭泽恒二郎中佐

    辎重兵第40联队联队长森川启宇中佐

    独立混成第9旅团旅团长池之上贤吉少将

    独立混成第14旅团中山惇少将

    独立步兵第65大队大队长泽敏行中佐

    独立混成第18旅团堤不夹贵少将

    独立步兵第95大队大队长外园进中佐

    第11军直属工兵队、输送队、野战重炮兵15联队

    第一飞行团团长秋山丰次少将

    飞行第44直协、侦察战队战队长大坪洁大佐

    独立飞行第18侦察中队中队长青木秀夫大尉

    独立飞行第83侦察中队中队长滨野宗房少佐

    战斗飞行第54战队战队长岛田安也少佐

    独立飞行第87轰炸中队中队长中川范治大尉

     第六章 双方排兵布阵
    一、薛岳期盼再决雌雄

    1941年12月18日长沙二里牌

    第二次长沙会战前，日军在一个月之内于湘北秘密集中了10万部队，由于情报搜集落后,第9战区未能察觉以致陷入被动。战后，薛岳汲取教训，及时加强了谍报工作，注意掌握敌人最新动态。

    当日上午，在长沙二里牌第9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吴逸志中将来到了薛岳的办公室，送来了近期収集的日军情报：

    1、日军飞机加强了对新墙河、汨罗河、长沙地区的侦察；

    2、武汉军用机场、南昌的新、旧机场和岳阳北岸的白螺矶机场正在突击施工、整理；

    3、赣西、赣北和鄂南的日军在偷偸収缩阵地，放弃不少据点；

    4、日军在悄然集中：原驻河南信阳的第3师团和驻守湖北崇阳的第6师团分批调往湘北，守备江西南昌的第34师团一部移往安义；

    5、水路、铁路和公路军用物资运输繁忙；

    6、强迫民工加紧修复平整岳阳以南至新墙河北岸的公路。

    薛岳认真地阅读了这份情报汇总，心中不免一阵兴奋，意识到雪耻机会就要来临了。他不禁回顾起两个多月前令他蒙羞的那次长沙会战。

    初秋9月，阿南惟几指挥第11军4个师团及4个支队共约12万人，釆取多处佯攻、重点突破的战术，从湘北进犯，妄图“击溃当面第9战区部队的主力”；并为当年春季第11军在“上高会战”的惨败报仇。

    薛岳最初对阿南惟几这个新对手并不重视。他认为阿南惟几虽年长10岁，却长期在日军后方机关工作,实战经验很少；而自己则基本上在枪林弹雨的前线战场领兵作战，久经沙场。由于轻敌,在战略布署方面，他仍按第一次长沙会战三面御敌的老方法，并将决战地点前移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北岸地区；对日军在大云山11天的佯攻，一直是观望等待，沒有釆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加上通讯密码被破译，兵力调配情况全被敌掌握，机动部队被各个击破，致使日军兵临长沙城下。幸亏第9战区将士英勇奋战,舍命争斗，敌围歼我军主力的企图才未能得逞，后在第6战区猛攻宜昌的牵制下，阿南惟几被迫撒兵。

    会战結束后，军委会于10月16日至21日召开了由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南岳军事检讨会议。会议认为：第9战区由于兵力部署和战场准备不相配合，未能适时集中主力于决战场发挥统合战力，尤其是将机动主力第26、第10、第74军先后投入正面，逐次参加战斗，最为不利。蒋介石更是严厉指责：“现在敌人要打我们的哪一点，他就可以打我们哪一点，他要占领我们长沙，就可以占领我们长沙。”这对于薛岳无异于当头棒喝，使他羞愧不己。

    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1896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九峰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薛豪汉，人如其名，豪爽仗义，为人古道热肠，乐善好施，更具爱国思想。薛岳出生之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中国面临列强的瓜分，民族危机空前，父亲为他起此名以求能效法岳飞成为民族英雄。因家教影响，薛岳从小就具有精忠报国的民族情结,11岁时进入黄埔陆军小学学习军事教育，13岁就加入孙中山领导同盟会,以民族复兴为己仼。1916年从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后加入孙中山组建的第一支部队——援闽粤军，先任上尉参谋，后任粤军第1师机枪营营长，1921年被任命为任大总统警卫团第1营营长。次年6月，陈炯明叛乱期间，薛岳奋力血战保护孙夫人宋庆龄虎口脱险。1926年7月，任第1军第1师第3团团长，参加北伐，次年元月，因战功升任为第1师师长。

    成年以后，他认为“只是敬崇岳飞尚未足以称其心意，乃去‘仰’字，单名岳，直以岳飞自况”。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起抗日战争爆发，这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残酷战争中，正是这种正义凛然的爱国情怀，使他能以无比顽强的斗志、奋不顾身的精神，勇敢战斗，屡建功勋。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先后指挥部队在上海、南京、河南一带与日军激战，杀伤了不少的敌人，常有不俗战绩。

    1938年8月，在武汉保卫战中，薛岳担任第9战区第1兵团司令,奉命指挥九江至南昌以及鄱阳湖周围战事。他把7个军的兵力部署在德安、瑞昌、庐山地区，摆下一个他自称为“反八字阵”的阵势，迎战冈村宁次的第11军。薛岳说：“我这个反八字阵势，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左应，犯左则右应。敌若钻进来，就很难逃出去。”不久日军第11军106师团骄兵冒进,被第1兵团在万家岭团团包围，几乎全军覆灭。薛岳由此扬名中外。

    1939年9月下旬，老对手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第11军10万余人，在飞机和舰船配合下，从赣北、鄂南、湘北3路进犯,薛岳时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制订了争取外翼后退决战的战略方针迎敌，釆用了阵地防御与运动攻击、游击袭扰相结合的战术，有意识地诱敌至纵深内预伏地区，拟围而歼之。会战开始时,日军多路突袭，来势汹讻，蒋介石为了避免第9战区在日军进犯时与敌死守硬拼,决定放弃长沙以保存实力。薛岳能较准确地判断战局发展，冒着可能犯上的风险，据理力争。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在战况最紧张时，军事委员会一夜之间9次电令薛岳退出长沙，薛岳却已较准确地看出日军兵力不足且过于分散，加上湖南复杂的地形，日军分进合击的计划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便拼将性命担保，坚决要求不放弃原作战方针和部署，在长沙外围阵地与日军进行决战。正是他这种舍身为国的赤胆忠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使蒋介石改变了初衷，第9战区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的部署终能贯彻执行。后虽因冈村宁次狡诈及时撒退，第9战区未取得较大战果；但是，保全战略要地长沙，使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坚守省会城市获得成功，对增强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必胜的信心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薛岳由此赢得了一片赞誉。

    国民政府电文：薛长官伯陵勋鉴：此次寇犯湘北，关系战局綦重，该长官指挥有方，所部忠勇效命，歼除顽敌，保障全湘，捷报传来，举国欢庆，应即复电嘉慰，并饬传谕所属，益加奋勉。

    蒋介石在嘉勉电中说：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

    1941年3月中旬,继冈村宁次之后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为了再犯长沙,发动了“鄱阳湖扫荡战”试图消灭赣北第9战区第19集团军主力。日军兵分3路,大举进犯赣西北的上高、宜丰、高安、清江、奉新、新建、靖安等地。薛岳指挥罗卓英第19集团军及王陵基第30集团的参战将士浴血搏杀，以劣胜优，取得了毙伤日军2万4千余人的“上高会战”大捷，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再次震惊中外。

    正当薛岳斗志昻扬，踌躇满志，一心要再创辉煌战绩报效祖国时,不料，却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栽了一个跟头。

    虽然这次长沙会战，第9战区杀伤了不少日军，也又一次保全了长沙城及第9战区守备的区域，未失守寸土；日军付出了较大伤亡后，并没有击溃9战区主力达到战略目的，难分胜负。但是，身为一名爱国将领，他深感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对不起那些英勇牺牲的爱国官兵；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被毫无作战经验的对手步步领先，打得处处被动，这在一惯心高气傲的薛岳看来是奇耻大辱。他渴望能有一次的机会，为自己雪耻，更为死难的将士报仇。

    现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才两个月，日军又在蠢蠢欲动，妄图巻土重来。这正是薛岳所期盼的，他已准备了如炉熔铁、如火炼丹的“天炉战法”，与阿南惟几交手再决雌雄。

    二、“天炉战法”

    12月19日长沙二里牌

    当日，收到第20军在新墙河上游的前哨阵地遭小股日军试探性进攻的电报后，薛岳综合日军最新动态,判断出敌人即将进犯，便召开第9战区紧急军事会议，按既定的作战计划进一步明确职责，统一行动；同时迅速向军委会报告，并请求支援。

    这个既定作战计划是在一个多月之前制订的。1941年10月下旬，军委会南岳会议一结束，薛岳就组织作战参谋研究备战方案。

    首先,再次深入分析了湖南特殊而复杂的地形。

    湖南位于中国东南腹地，长江中游。因大部份地区在洞庭湖之南，故名“湖南”。又以省内最大河流为湘江，而简称“湘”。湖南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北部低平，形成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境内山地约占总面积的一半，主要山脉分布如下：

    1、与江西接壤的湘东，有群山纵横的幕阜、连云、武功诸山系；

    2、和广东、广西相连接的湘南，有地势险要的南岭山脉；

    3、在通往贵州、重庆的湘西，有气势雄伟的武陵山、雪峰山盘踞。

    这些山脉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不利于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行动。因此，日军前两次长沙会战进犯第9战区，都将主力集中于湘北方向。

    湘北地势虽较低平，但山丘河流交错纵横，地形也比较复杂：从岳阳至长沙右有幕阜山、九岭山，自北而南侧峙而立；左有八百里洞庭湖水和湘江作屏障；中间形成一狭窄的通道，虽然两地相距只有百余公里，却有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四条水系横卧，形成天然防线。而且，在这一狭窄的走廊通道上，又有多重关隘：

    1、新墙河上游的大云山，山高林密，海拔900米，是新墙河一线防御阵地的瞰制地形，为湘北第一道屏障；

    2、汨罗江一线，东有腾云山，西有神鼎山，中有鸭婆山，三山连缀，形成南北屏障，为湘北第二道关口；

    3、粤汉铁路及长(沙)岳(阳)公路两侧，有王思岩、达摩山、影珠山、古华山相夹峙，很容易控制这两条交通要道，此为第三道关口。

    这种独特的地形于防守有利。当日军从湘北这条走廊通道向南进攻时，我军可依托新墙河、汨罗江一线的天然屏障层层阻击，迟滞、消耗敌军；当敌突破阵地后，防守部队可向东撤入山区，进行侧击，一部由山区返回敌后的原驻地，进行广泛的游击战，威胁敌后勤补给线；当敌经层层抵抗而越过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进攻至长沙附近时，兵力已经分散，补给线随之延长，部队消耗较大，战力大减，我军乘机以机动部队从正面进行反攻，东部山区和西部的湘江沿岸部队，则可进行侧击和围堵。

    其次、认真总结了前两次长沙会战的情况。

    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指挥日军10万余众从赣北、鄂南、湘北分3路进犯。我军根据争取外翼后退决战的作战方针，先阻赣北日军西进，再将鄂南之敌击退，断其侧翼；在湘北主战场则利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天然防线，进行正面层层抗击；并将机动主力集结于长沙外围附近的既设伏击区，拟将敌军主力一举围歼。只因冈村宁次及时撒退，未能取得较大战绩，但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第二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总结了冈村宁次分兵合击、战况不佳的经验教训，调整了进攻战略，将日军全部集中于湘北方向，采取中央突破的强攻战术，快速攻至汨罗江。由于情报搜集滞后,我军未能察觉日军全部集中于湘北的布署，仍按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老方法，分兵部署在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兵力分散，机动兵力配置不足；在战略布署方面，求胜心切，将决战地点前移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北岸地区，加上调兵布署失密，逐次投入战场的机动部队被日军各个击破，险遭惨败。

    这两次长沙会战，日军利用航空、炮火的优势，集结重兵沿粤汉铁路两侧长驱直入，我第一、二线守军逐次抵抗，虽然给了日军以一定打击，但相比之下，本身的伤亡更多。在敌我双方军事装备和综合作战能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一味采取这种死守战地的战术打法，往往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得不偿失。

    这两次长沙会战，日军每次后退都是沿原路返回，我军虽在其途中进行了侧击、围堵和追击，由于未能及时掌握敌人动向，加上日军的机械化程度较强，又有大量飞机掩护，基本上能全师而退。因此如何切断其退路，怎样取得最佳歼敌战果，也是必须注意的问题。

    这两次长沙会战，我军采取“诱敌深入后退决战”的方法，战略上是正确的，但未能达成大量歼敌的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充分利用地形优势，诱敌过浅，决战过早，迂回和断后的兵力太小。另外，由于日军的机械化程度较强，又有大批部队骑兵，我军在诱敌深入时要注意不能直线后退，否则容易被追上，造成一种不可收拾的溃退局面。

    在地形分析和实战总结的基础上，薛岳研拟出专门对付日军再犯的“天炉战法”，主要内容如下：

    1、基本判断：

    从地形和日军兵力实际分析，虽然湖南东、南、北方向三面临敌，但日军来犯重点只能是湘北。攻击态势有两种：

    一是如第二次长沙会战，全力以赴；二是如冈村宁次，主力由湘北，另在赣北、鄂南策应。无论哪一种态势，第一、二线守军均要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逐次抵抗，充分地形和防御阵地尽量迟滞、消耗日军，在达到争取时间、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的目的后，立即转移阵地，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日军侧翼，恢复战力，准备配合主力决战，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

    从双方军事实力对比来看，我军数量上占优，但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等处于劣势，日军战斗力和机动性较强，可在进攻时（特别是前期发动阶段）集中兵力，形成较大的局部优势；我军不能采用死拚硬守的呆板战术，而应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尽量杀伤和消耗敌有生力量，诱敌深入至“炉膛”（决战地点），再集中优势兵力围歼。

    2、决战地点：

    决战地点选择长沙城外，以长沙为饵，诱敌进攻。在新墙河、汨罗江和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依次设置三道防线，为诱敌、伏击区。长沙城內配备有力部队，予攻城日军以重创，待其进攻受挫、战斗力渐衰时，第9战区机动主力己集中至长沙外围，构成一个天然“熔炉”，最后将包围之敌燃火熔化。

    3、作战方法：

    将第9战区兵力按战斗任务划分7个兵团，其中：

    （1）警备兵团：任新墙河第一道防线作战，敌进犯时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尾击兵团；

    （2）尾击兵团：待敌通过该线阵地后，衔尾猛攻，参加决战，阻止敌军筑路，截击敌辎重，断敌补给，击敌后援；

    （3）诱击兵团：占领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地的第二、第三网形阵地带，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侧击兵团；

    （4）侧击兵团：置于决战地左、右前方，适时侧击敌军；

    （5）守备兵团：先担任决战地长沙之守备，俟敌攻势顿挫，断行反击；

    （6）预备兵团：占领决战地后方要点，必要时参加决战，扩张战果，或依情况占领预备阵地，收容部队，转移作战；

    （7）挺进兵团：在敌人后方进行游击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薛岳在其撰写的《天炉战》中这样概括：

    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

    第9战区参谋处根据“天炉战法”的要点，制订了完整具体的作战计划。时任参谋处副处长的赵子立老人曾回忆：

    这个计划除了上述敌情判断、作战方针、指导要领、兵团部署外，并有兵站设置及补给、交通、通信设施及破坏等项，还附有各种要图，铅印了厚厚的一册，发给军长以上人员研究；并让各集团军按照计划规定的任务和行动，侦察地形，制定局部计划，报长官部备核。这个计划发下不过一个多月，就发生了第三次长沙会战。长官部及各部队对这个计划记忆犹新，所以一切指导和行动，全战区都是一致的，都能符合这个作战计划的要求，没有发生龃龉。[注1]

    同时，薛岳还下令实行全民总动员，在日军必经之地区实行空室清野，彻底破坏道路交通，并向水田蓄水，使敌机械化牵引的重炮兵、骑兵部队难以顺利通过,尽量予敌制造障碍；同时进一步发动组织宣传队、战时民工队、医护队等，全面加强战备。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薛岳在抓紧备战的同时，11月13日曾致电军委会，请求增拨兵力，蒋介石非但未予同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从第9战区抽调了三个军。

    12月19日收到薛岳的急电后，蒋介石倒是很重视。因为就在前一天，刚收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来电：美、英等国将派代表在重庆参加盟国亚洲大陆战略会议，拟定共同对日作战的计划。他可不愿在这个时刻第9战区有什么闪失，影响中国在反法西斯联盟的形象声誉。由于军情紧迫，只有将不久前调至两广的部队回援最适宜，便于12月20日下令：

    1、从第6战区抽调第73军由灃县至益阳、宁乡；

    2、从军委会直辖部队中调拨：

    （1）第79军由衡阳调渌口、株洲；

    （2）第4军由广东曲江调回渌口；

    （3）第74军由广西宜山至衡阳；

    （4）重迫击炮第2团及山炮两个连由广东调回长沙。

    3、以上各部暂统归第9战区指挥。

    薛岳虽对日军再犯第9战区作好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但一直为兵力不足而担忧。目前，第9战区只有九个军，湘北方面是日军来犯的重点，他布置了六个军：第20、第58军和第37军守卫新墙河和汨罗江的第一、二道防线；第99军负责湘江沿岸营田、湘阴一线；第10军、第26军等部作为机动部队，在长沙附近驻守；赣中、赣北方面也要防备敌人侧击，留有三个军：第72军、第78军守备武宁、修水；新编第3军驻防上高。

    收到蒋介石增兵电令后，薛岳喜岀望外，第9战区一下子增加了四个军，其中还有包括第4、第74军两支王牌军。他信心十足，立即调整部署，于当晩上18时作战命令，要点如下：

    战区以在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歼灭敌军之目的,部署如次：

    1、第19集团军兼总司令罗卓英率战斗指挥所，于21日晨由上高进驻浏阳，指挥第26军、第79军及第194师，准备作战。各该军之行动如次：

    （1）第79军于20日晚，由衡阳铁运至株洲，到达后，军部率一师进占渡头市、东山之线既设据点工事，一师进驻株洲，限23日到达。第194师于20日晚由清江向醴陵出发，限27日到达，并构筑醴陵之附近据点工事。该军及第194师俟敌进至浏阳河北岸攻击长沙时，待命自南向北反击。

    （2）第26军第一步确保浏阳河阵地；第二步俟敌进至浏阳河北岸攻击长沙时，待命自东向西反击。

    2、第30集团军兼总司令王陵基率战斗指挥所，于21日晨，由修水进驻平江，指挥第78军(附新编第15师)，准备作战。第78军之新编第16师由安峰镇，新编第13师由烟巷街，新编第15师由三都，均于20日晚出发。新编第15师、新编第16师限25日，新编第13师限31日，一律到达平江及其西南地区。第一步，确保平江、三角塘、江家村各据点；第二步，俟敌向浏阳、长沙进犯时，待命协同第37军，自东北向西南侧击敌军。

    3、第27集团军兼总司令杨森指挥第20军、第58军，准备作战，各该军之任务如次：

    （1）第20军：第一步，于敌强渡新墙河南进时，应在既设阵地强韧抵抗，逐次消耗敌军，务血战10日以上，争取余裕时间；第二步，于达成第一步任务后，待命转至关王桥、三江口侧面阵地，自东向西侧击、由南向北尾击自汨罗江右岸南窜之敌。暂编第54师：第一步，固守通城附近既设阵地；第二步待命使用。

    （2）第58军：第一步，于敌强渡新墙河时，自东向西侧击敌军；第二步，待命进入关王桥以北第20军之既设阵地，侧击、尾击南犯之敌，协力20军之作战。

    4、第37军：第一步，应在汨罗江南岸既设阵地韧强抵抗，逐次消耗敌军，务血战15日以上，争取战略运用之充分时间，达成第一步之任务后，待命转至社港市、更鼓台、金井间山地，以上时期归本部指挥；第二步，待命归王陵基副司令长官指挥，使敌向浏阳、长沙攻击时，协同第78军，自东北向西南攻击南进之敌。

    5、第99军：第一步，应确保三姐桥、归义、营田、湘阴既设据点、工事及洞庭湖南岸湖防；第二步，待敌向长沙攻击时，以第92师、第99师待命，自西北向东南夹击进攻长沙之敌，第197师仍任洞庭湖西南岸防务。

    6、第10军固守长沙，第190师于20日晚由渌口进驻长沙，任长沙外围据点之守备。第3师任长沙核心工事之守备。预第10师固守岳麓山及水陆洲既设据点工事。该军第一步确保长沙；第二步，待敌进犯浏阳河北岸、向长沙攻击3天以后，待命自西向东反击敌军。

    7、第73军部及第77师进驻宁乡，暂编第5师进驻益阳，第一步为战区预备队；第二步，待命协力第10军之反击。以上第10、第73、第99各军，归本部指挥。

    8、第19集团军赣北方面之警备，由罗卓英兼总司令分令第1、第19集团军两副总司令指挥。第30集团军之赣北警备由第72军军长韩全朴率第34师负责。

    此外，薛岳还指令各挺进纵队分由各总司令及军长指挥，担任袭扰、破坏敌人后方及联络线等任务。

    第三次长沙会战第9战区参战部队编成情况：

    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副长官罗卓英王陵基杨森

    参谋长吴逸志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兼）

    第79军军长夏楚中

    第98师师长王甲本第194师师长郭礼伯新6师师长赵季平

    第26军军长萧之楚

    第32师师长王修身第41师师长丁治磐第44师师长于兆龙

    新3军军长杨宏光

    第183师师长李文彬第12师师长张兴仁预5师师长曾戛初

    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兼）

    第78军军长夏首勋

    新13师师长唐郇伯新16师师长吴守权新15师师长傅翼

    第72军军长韩全朴

    第34师师长陈良基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兼）

    第20军军长杨汉域

    第33师师长夏炯第134师师长杨干才第54师师长孔荷庞

    第58军军长孙渡

    新10师师长鲁道源新11师师长梁德奎

    第37军军长陈沛

    第60师师长董煜第95师师长罗奇第140师师长李棠

    湘、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王劲修

    江西保安纵队司令熊滨第2挺进纵队司令唐景濂新20师（未参战）师长温鸣剑

    第9战区直辖机动部队（含军委会增援调拨）

    第99军军长傅仲芳

    第92师师长梁汉明第99师师长高魁元第197师师长万倚吾

    第10军军长李玉堂

    第3师师长周庆祥预10师师长方先觉第190师师长朱岳

    第73军军长彭位仁

    第77师师长韩俊暂5师师长郭汝瑰第15师师长陈为韩

    第4军军长欧震

    第59师师长张德能第90师师长陈侃第102师师长柏辉章

    第74军军长王耀武

    第51师师长李天霞第57师（未参战）师长余程万第58师师长张灵甫

    三、阿南惟几下达作战命令

    12月22日湖南岳阳

    早几天之前，阿南惟几就将第11军前线指挥部移到岳阳，12月22日下午，他乘飞机从汉口来到这里，督促检查各部集结、战备。他对这次作战机会很诊惜，感到来之不易。在前不久的上次长沙会战中，他的开局和中期打得很不错；但由于贪大求全，未能沉重打击第9战区主力部队，长沙、平江等战略要地本可顺势占领却又放弃，因此，后期结果并不理想。甚至在派遣军总部还引起非议，有人指岀：“长沙作战，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他觉得很丟面子，一个月之前在南京参加军级司令官会议时，曾对此提出了长篇申诉。

    阿南惟几是一个具备日本武士性格的职业军人。他1886年出生于东京,小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东京陆军少年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从小受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教育，忠君尚武，十分狂热。1929年起先后任天皇侍从武官、近卫步兵团长、东京少年军校校长、陆军省兵务局长和人事局长等职，1935年任天皇侍从武官和最高军事会议秘书，1939年10月任陆军部次官。他对天皇效忠之心特别虔诚，早起晚寝都要遥拜皇宫。当此事传至宫中，裕仁也较感动，对侍内大臣说：若是他人，可视之为十二分虚伪；但朕知阿南忠厚，不善权术，是由衷所至。

    日本天皇裕仁，生于1901年，是大正天皇嘉仁的长子，1926年，患脑膜炎的大正天皇病逝以后，他继承了皇位，改年号为“昭和”，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自幼受到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和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的熏陶，形成了强烈的武士道精神。他十分敬佩祖父明治天皇能通过维新变法,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多方面改革,将日本由一个又小又穷，资源贫乏的偏僻岛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內,成为世界强国。

    但是，他并没有祖父明治那样的天赋与能力，以统治国家和驾驭军队，虽然他不愿如英国女王那样,只是宪法上的君主，而要成力不折不扣的最高元首，但日本的政局却为军部里掌握实权的法西斯军阀所控制。当时军部已取代政府成为国家实际管理者。按照惯例，一个国家的军事部门应该由政府领导，可日本的军部却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根据日本宪法，日本天皇是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一切军事机构都要直接对天皇负责。军部的重要决定，特别是对外出兵、开战等重大方针政策，都要直接面奏天皇并得批准后方可实施；但实际上却难以真正做到。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裕仁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内阁会议也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却不予重视，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因此，裕仁认为只有在职业军人中培养一批心腹，安插在军部首脑部门，才能有效地掌控军队，真正行使天皇的大权。

    为人厚道、忠心耿耿的阿南惟几便成为首选对象，为了尽早让他担负重仼，1941年4月，从未有过实战经验的阿南惟几从东京外放到中国武汉磨炼，担任派遣军唯一野战机动部队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深知皇室将他外放到第11军仼职，是希望他能够在仼期內建立赫赫战功,为日后成为栋梁打下良好基础。因此，他迫切希望创造辉煌战绩,为大日本帝国建功，并以此赢得军界同仁尊重。

    正是因为这种迫切的愿望，致使他在上次长沙会战中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作战计划过于大胆、冒险，将进攻过度抽调进攻兵力，导致全局战略失衡，结果宜昌被围告急，只得仓惶撤退；二是在破译了薛岳兵力调配的通讯密码，从而掌握战场主动权后，期望值大增，试图全歼第9战区各部，不断分兵追逐守军先后投入的第26军、第10军、第74军等作战目标，由此造成兵力分散，虽将守军逐一击溃，但未能成建制地歼灭第9战区一支军、师级部队。对此，阿南惟几十分懊悔，深感对不对起天皇的厚爱，期待能再有一次机会弥补过失。

    大本营为了准备南方作战，拟从第11军抽调出三个师团，作为南方作战的战略预备队。阿南惟几得知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有自己的“小算盘”：目前,第11军共有七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加上军直属部队，兵力不到20万，而在江北陈诚的第6战区、李宗仁的第5战区和江南薛岳的第9战区，部署的中国军队就有近100万人，作战任务己很艰巨。现在一下子就要调出三成以上的兵力，而且第11军总共才有四个精锐常设师团，第3、第4、第6师团若被抽调，就只有一个第13师团了。以这样的兵力与庞大的中国军队抗衡，是难以取得优胜战绩的，那么自己的雄伟报负又何时得以实现？

    于是，他立刻行动起来，一面向上报告，强调不宜抽兵的客观原因,得到了派遣军总部的赞同；一面利用自己在大本营和皇族中良好的人缘关糸四处活动。天皇的两位亲信，曾三次担任首相的近卫公爵和曾任陆军参谋总长多年的闲院宫载仁亲王也都给予了支持。最终大本营决定：第11军只抽调一个师团，同时增加一个混成旅团作为补充。11月6日，得到这个通知后，阿南惟几奋兴得“欣喜若狂”。他立即命令，要求第11军各部抓紧补充兵员、装备、弹药，作好战斗准备。他所担心的是，大本营今后的重点是南方作战，要是沒有充分的理由，要作战区域范围之外对第9战区进行攻势作战，肯定不会批准。因此，他和对手薛岳一样，都在焦急中等待战机来临。

    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南方作战按预订计划展开。中国为了协助香港、缅甸的英军作战，从第9战区抽调三个军南下，阿南惟几闻讯后大喜，觉得这正是对第9战区发动攻势作战大好时机。作战理由也比较充分：牵制第9战区部队南下，策应香港、缅甸方面的作战。于是，他不到一天的时间內就向派遣军总部申报了作战方案。他吸取了上次长沙会战攻守失衡的教训，准备只调集3个师团及若干步兵大队共7万余人从湘北进攻，在武汉的其他区域留下较多的防御力量；作战目标暂不贪多，只将第9战区新墙河南岸的第20军和汨罗江南岸的第37军击溃、歼灭后，即结束作战。

    12月13日，作战方案获准，阿南惟几于当日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要求参战各部队向岳阳以南的预定地区集中。12月20日，第6师团到达新墙河北岸上游的新开塘；次日，第40师团在新墙河下游的托坝集中完毕；22日，第3师团先头部队到达了岳阳东南的龙湾桥，由于中国敌后游击队的破坏，运兵列车发生了事故，其主力迟至25日才全部到达。

    12月23日，从上午开始，阿南惟几分别于10时30分、12时30分、13时30分，冒雨驱车先后至第6、第3、第40师团驻地，对参战部队进行视察、慰问。通过与部分官兵的交流、沟通，他感到虽然距上次长沙会战才两个多月，部队未能得到必要地休整，比较疲劳，但斗志还是很旺盛的，特别是南方作战进展顺利，官兵们受到较大的鼓舞，更增添了必胜的信心，他也很受感染。尽管参谋长木下勇等人认为这次作战后勤等准备不充分，“是一次稍稍不彻底的行为”，但他下午回到前线指挥所后，还是毅然下达了正式作战命令：

    1、第9战区正面的敌情如插图（译者略），飞行第44战队协助我军攻击。

    2、军企图以第6、第40师团，从12月24日夜间开始攻击,在新墙东南地区击溃新墙河左岸之敌后，再击溃汨水左岸地区之敌。

    3、第6师团应于12月24日夜发起攻击，在新墙西方地区突破敌线，捕捉该地以西之敌，进入三江口（关王桥西南6公里）附近。

    4、第40师团应于12月24日夜发起攻击，在潼溪街东方地区突破敌线后，捕捉该地以西之敌，进入关王桥附近。军

    5、第3师团应于25日拂晓，以一部炮击潼溪街附近的敌阵地，协助第40师团的攻击,主力转到第6师团的右侧，在新墙河渡河，捕捉所在之敌，进入归义附近。[注3]

    另外,阿南惟几还下令驻南昌的第34师团和驻九江的独立混成第14旅团，分别进攻上高和修水，企图转移薛岳的视线，牵制第9战区在赣西北方面的兵力。

   第七章 新墙河的激战
    一、新墙河防线

    1941年12月21日湘北新墙河

    1937年初,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大公报》出版了中国著名的军事家理论家蒋百里先生编著的《国防论》，轰动一时。因为他在此书断言中日之战在所难免，首次提到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念，并在战略指导上提出了中日决战的三项原则：

    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注1]

    蒋百里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理论和“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的抵抗办法，对国民政府的战略决策有积极的影响。虽然蒋百里在1938年英年早逝，但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侵占领武汉后，由于兵力、战略物资消耗过大、战线过长，己无力发动长驱直入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中国是一个军事弱国，军事实力远不如日本,中国军队以血骨之躯英勇抗击侵略者彻底地粉碎了敌人速决胜利的梦想,自己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无力立即对敌反攻，以收复失地。中国希望通过持久战，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维持军事对峙态势，争取转机，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因此，就如蒋百里预测的那样，在第二棱线湖南、四川，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日本被迫调整了侵华政策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稳固已有占领区的秩序和治安，并以占领区为根据地，配备机动野战部队,通过有限出击，击溃、围歼中国军队主力，摧毁国民政府继续抗战之意志，逼迫其屈服，争取早日从中国战场泥沼中抽身。

    湖南地处我国中南内陆腹地,北依长江，南抵两广，东连浙赣，西接川滇，战略地位特别突出，历来为兵家必争；被日军视为进入西南，直捣陪都重庆的必经之地。湖南又是中国持久抗战重要根据地，战略物资丰富，粮食、棉花及钨、锰、锑、铁等有色金属产量居全国首位。

    日军虽因调整战略方针，停止了扩大占领区，但仍始终把1/3以上的侵华兵力部署在武汉、广东地区，对湖南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妄图击溃或歼灭占全国总兵力的近1/4的第9战区部队，特别是以黄埔系为主体的中央军，削弱中国顽强抗战的基础力量。号称中国通的日军第11军的首仼司令官是冈村宁次曾在《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的作战意见》中指岀：

    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著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注2]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湖南成为最重要的正面主战场，战事之多，战绩之盛，为全国各省区之最。据统计，中国在8年抗日战争中，全国正面战场组织了22次较大规模的会战，1/4以上全部在湖南境内进行，共有6次，分别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沙）衡（阳）会战和湘西会战。在这6次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60余万人次，被击毙击伤20多万人，有生力量受到沉重打击，进攻税气的遭到极大地挫伤。在这6次惊天动地的血战中，有4次是从湘北新墙河发起的。

    新墙河《水经注》称之为微水，周朝时，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称微水国，是周武王率领微、蜀八国及八百诸侯灭商的盟国。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大战时，刘备在此驻军。唐末，黄巢起义部队曾在新墙河畔笔架山一带和朝廷官兵激战，杀得血流成河。1646年,清兵南侵岳州，南明抗清英雄何腾蛟，在微水南岸筑长墙抗清。自此，微水便改称新墙河。1852年，巴陵人晏仲武起兵响应太平军，在新墙河击败了清军副将巴图。两年后，太平军将领石贞祥等在新墙河筑建土城，与清军将领塔齐布展开过激战。

    新墙河东为连绵千里的幕阜山脉，西临八百里洞庭湖水,为湘北第二大河流，全长108公里,流经平江、临湘、岳阳三县。该河自幕阜山发源，分南北二源：南源叫沙港,北源名游港。沙港河由东向西，游港河自北而南，两河蜿蜒而下，汇合于筻口附近的三港咀，始名新墙河。由此向西流经新墙、荣家湾、鹿角，入洞庭。这条舒展在丘陵山峦脚下小河,河面最宽处不过70米，河水最深处才7米左右，冬春水浅之际，则不过1米而已。

    就是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在抗日战争中仿佛成了中国与日本两国的界河。1939年3月，日军占领南昌后，从江西、广东、湖北三个方向包围了第9战区，由于湖南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的特殊、复杂的地形，不利于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行动，因此，在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都是从新墙河以北地区出发向南入侵，两次败退又都是由此退回原盘踞地。新墙河作为重要前沿阵地，是双方必争的焦点。中日军队在这条河两岸进行数次殊死搏杀，双方伤亡惨重，鲜血几度染红河水及两岸的田野与山丘。

    1938年11月，军委会第一次南岳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薛岳升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不久又兼任湖南省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为了阻止日军侵犯，薛岳针对湘北地形环境特点,制订了相应防御作战方案：以粤汉路以东的幕阜山、九岭山区和粤汉路以西的湘江沿岸水网地区作依托，利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四条水系作为天然屏障，进行正面抗击，逐次消耗敌军，待其疲惫之时，再集中优势兵力围歼。

    新墙河虽然河面狭窄，河水不深不急，难以形成不可逾越的关隘，但对迟滞敌军的进犯，还是有利用的价值。薛岳在此精心抅建了湘北的第一道防线。这条防线以新墙河为天然障碍，东起幕府山，西迄洞庭湖，包括东洞庭湖弯曲部，主体部分在新墙河南岸，向南延伸到汨罗江，与洞庭湖东沿岸防线和汨罗江防线连成一体。在河南岸诸高地及附近交通要道，构筑了纵深6公里的防御地带。修建的工事碉堡均为砖石结构，并有战壕与交通壕相连接。阵地前沿架设了铁丝网，主要渡河点河面由多层工事斜交火力集中封锁,可徒涉的河段还敷设了地雷。

    中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军队对野战工事的意义认识不足，也缺乏构筑经验，在日军猛烈的轰炸、炮击之下，伤亡很大，而这样的损失原本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的。经过两年多的实战，在吸取了血的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军队构筑野战工事的意识和水平普遍都有一定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对防御工事防炸防震、堑壕的伪装和据点工事与野战工事的互相支援、纵深阵地的合理设置等方面。薛岳久经沙场，也勤于思考，因而他因地制宜打造的这套防御体系具有先进性的。他自己也比较满意，将这条防线以他的字命名，称之为“伯陵防线”。

    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守军在新墙河北岸的金龙山、斗篷山、草鞋岭、笔架山一带设置了一个前哨阵地，由第52军第2师胡春华营和第195师史思华营把守。守军利用山上有利地形，抢修了许多坚固工事。1939年9月18日早晨，日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集中炮火，对新墙河北岸的守军阵地进行猛烈炮击，随后，又在飞机的掩护下，发起了冲击。当第一次进攻被击退后，日军大炮更加猛烈轰击守军阵地，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同时派出数架飞机从空中进行轮番轰炸、然后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但一次次被击溃，在山腰上留下大量尸体。激战至22日黄昏时分，在坚守5天4夜之后，除了少数重伤员转移外，近1000名中国铁血男儿，在两位营长带领下全部壮烈殉国。

    日军由于在简易的北岸前哨阵地遭受严重损失，担心中国军队在新墙河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更难以突破，竟不顾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9月23日4时，日军集中共3个炮兵联队的150毫米榴弹炮、野炮及山炮，用爆破弹和毒剂弹袭击新墙河南岸中国军队阵地，共施放毒剂弹约10000个，形成宽约8公里，纵深2公里的大面积毒云。8时30分，日军步兵6000余人配戴防毒面具随毒云后徒涉新墙河。中国守军根本没有任何对付化学战的防护装备。面对毒气攻击，唯一的办法是以毛巾泡水，掩住口鼻，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抵挡日军的化学武器的攻击。新墙河一线阵地工事守军中毒死亡者甚众，有的守军阵地竟全被毒死，无一人生还；未亡者也因中毒丧失了战斗能力，残暴的日军占领阵地后，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捅死。“伯陵防线”被日军用非常卑劣的方法突破。

    第二次长沙会战时，9月18日拂晓，日军动用3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岀动50余架飞机，对新墙河南岸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然后将45个步兵大队兵分五路向新墙河南岸的中国守军发起强大攻势，由于被日军之前在大云山的佯攻牵制，第9战区新墙河第一线守军第4、第58军主力来不及回援，防御阵地不到两个小时就被日军一举突破，“伯陵防线”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更令薛岳遗憾的是，前两次长沙会战，都未能在决战地点聚歼敌人。第一次是冈村宁次太狡滑，在他收网前就溜了，溜得比兔子还快；第二次怪自己轻敌，把决战地点前移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北岸地区，将机动兵力逐次投入战场，被日军各个击破。对此，他认真进行了总结，排岀了“天炉阵”：拟以长沙为饵，诱敌进攻；待敌进攻受挫、战斗力渐衰时，集中优势兵力将敌熔于“天炉”之中。

    二、川军把守新墙河

    12月22日新墙河上游沙港北岸地区

    新墙河是薛岳“天炉阵”的第一道防线，担负着正面阻击、消耗敌军的艰巨任务。此时，防守新墙河沿岸阵地的是川军第27集团军第20军。川军在全国军队中，武器装备最差，但作战极为勇敢顽强，从不临阵退缩。

    2007年8月15日，一座川军无名英雄的铜像，重塑在四川成都人民公园东门口，这座雕像是62年前，四川人民纪念抗战胜利而塑建的。该雕塑完成后，被安放在成都东门大桥桥头。每年清明、7月7日、8月15日等特殊纪念日，就会有不少市民自发到此肃立祭奠。后几经沧桑，数次重塑，终于在此永久落户。在3米左右碑基上，矗立着一位年轻战士，他身着破旧的军服，手握一杆老套筒的步枪，斜背一把大刀，胸前挂着两只木柄手榴弹，脚蹬的草鞋，打着绑腿，后面背戴着竹编斗笠，身躯前倾，即将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形态刚毅威武，令人肃然起敬。据统计，在8年抗战中，有300万巴蜀子弟出川抗战，伤亡达64万余人，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

    七七事变爆发后，刘湘和诸多川军将领纷纷通电请缨，率部抗敌。1937年9月1日，在贵州驻防的第20军杨森部由军委会直接派往淞沪前线。第20军沿着湘黔公路徒步前进，每天都要翻越100多公里的路程，晚上宿营还要打草鞋。第20军一直徒步行到湖南辰溪，才乘船从洞庭湖到长沙，原本这段路一般要两个月才能走完，但第20军只用了24天。到达长沙后，第20军冒着大雨改乘火车到达武昌徐家棚车站，连夜渡江到汉口，再经汉口转郑州，徐州，南京，最后到达上海嘉定县南翔镇，转入大场、蕴藻浜、陈家行一带的阵地，与日军作战。

    10月11日，日军在蕴藻浜南岸部队的掩护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发动强攻，企图攻占大场，南翔，截断中国守军的退路。第20军在10日进入阵地时，陈家行已失守。杨森指挥第20军官兵，收复陈家行阵地后，与敌激战三昼夜，致使日军终未能攻破大场。第20军虽然杀伤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守住了阵地，但也付岀了惨痛的代价，伤亡达70％。特别是下级军官牺牲殆尽。如第804团1000多名官兵在顿悟寺阵地与日军血战20多个小时，屡次挫败敌人的进攻。全团营长只剩一人；连长非死即伤，无一幸免；排长只剩四人；士兵只剩120余人。沪会战后，蒋介石特意嘉奖第20军，杨森被升为第27集团军总司令。武汉会战之后，杨森带领第27集团军到湖南醴陵、江西萍乡等地整训，后进驻湖南平江。

    第一次长沙会战,杨森领军驻守鄂南方向。9月23日，日军第33师团攻占麦市，继向汨罗江上游进犯。第20军利用幕阜山东侧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在苦竹岭、南楼岭、葛斗山、白沙岭一带阻击，击退日军数次疯狂进攻，予敌重大杀伤，造成日军第33师团南下进展缓慢，最终无功而返。10月1日，第20军收复龙门厂后，会同友军在长寿街地区对被围之敌发起猛攻，迫使第33师团后撤。第20军与友军互相配合，多次对撤退的日军进行截击、夹击，打得敌人丟盔弃甲，逃回通城一带原防地。

    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时，第20军原驻麦市、桃树港地区，警备湖北通城东南。9月18日日军进攻并快速突破新墙河一线，第20军立即向西转移至黄岸市，准备对到达新墙河以南之敌进行侧面攻击、拦截。日军攻破新墙河后，不与守军纠缠，仍以航空兵、炮兵、坦克部队掩护其步兵，继续向以南约35公里的汨罗江一线猛烈推进。第20军根据第9战区命令，与原在新墙河一线的第4军、第58军会合，在杨森的指挥下，依托幕阜山，从侧面、背后袭击日军，扰乱其南下进程，并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破坏补给线。虽然第20军等部队在日军后方的袭扰，没有产生对日军很大的威胁，但日军又不得不调出一部分兵力防范，日军称杨森和他的部队为讨厌的“牛蝇”，而正是由于所谓“牛蝇”的袭扰，使得日军后卫疲惫不堪，非战斗减员逐渐增多，后勤线弹药和物品的供给受到严重威胁。再加上陈诚第6战区猛攻宜昌的牵制，迫使日军撤退。第9战区各部围追堵截，向逐次撤退的日军猛攻。第20军在福临铺一带，阻击日军，斩获较多。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20军第134师在新墙河上游沙港北岸地区设置了前哨阵地，由第400团防守。为掩护主力部队的集结展开，日军第40师团先头部队从12月18日起向第20军这个前哨阵地进行了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均被击退。

    12月22日清晨，日军突然用猛烈炮兵向我军阵地前轰击，随后，第40师团第234、第235两个联队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后，仍末达到扫除左侧威助障碍的目的，便留下一支部队牵制，主力转驻新墙河中游的筻口镇。从23日至30日，该部约2000人一直在此与第400团激战，无法攻克占领守军阵地。日本战史承认“对据守在沙港北岸地区顽强抵抗的重庆军感到棘手”。[注3]

    12月23日新墙河南岸关王桥

    第20军军长杨汉域中将，四川广安人，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一直在川军中任职，1937年岀川抗日时担任第20军133师师长。杨森升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后，便将第20军军长的位置交给了亲侄子杨汉域。第二次长沙会战后不久，尚未来得及补充和修整的第20军被调至新墙河一线，与第4军换防。与著名的“北伐铁军”相比，在武器装备、官兵素质、部队作战经验与培训等方面，两者确实相距甚远；况且第4军有三个师的编制，第20军只有两个师，人数上也少了1/3。接到第9战区抗击日军再犯的作战命令后，杨汉域感到压力巨大，新墙河北岸集结的日军有好几个装备优良的师团，以第20军现有的实力，要完成阻击日军10天的任务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军人的职责和使命感使他明白必须尽力而为之。

    杨汉域立刻召开了第20军团以上军官会议，进一步落实、安排第9战区制订的作战计划和仼务，命令第134师守备大云山、八百市、草鞋岭及杨林街一线；第133师进驻关王桥，沿新墙河直接配备警戒，担任西从鹿角、荣家湾、新墙，东至下高桥一线防务。在战术要领方面要求各部做到：

    1、工事占领：据点工事与野战工事同时占领，以据点工事为骨干，加强野战工事的纵深配备；

    2、兵力使用：各部应以一部兵力置于连排据点，尽力抵抗，同时以一部占领野战工事，利用阵地纵深逐步抵抗，并将主力放在最后一线阵地，机动使用；

    3、作战步骤：敌人若向据点工事里的守军攻击，野战工事里的守军应立即进行火力支援，或适时派部队反击，若敌人向野战工事里的守军攻击，据点里的守军应即以火力向敌人射击，或者离开据点向敌尾击，与此同时，各部主力应乘敌混乱之际，不失时机地对敌反击，尽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4、作战转移：经过以上逐步抵抗，有序退至最后一线预备阵地，予敌人重大杀伤后，再向侧面阵地转移，配合友军向敌侧击、尾击。

    12月22日,杨汉域收到第400团遭敌围攻的战报后，判断日军全面进攻在即，为便于就近指挥战斗，下令将军部从平江移迁到新墙河南岸的关王桥。

    三、雷雨交加，猩红满地

    1941年12月24日新墙河南岸

    湖南地处亚热带,秋冬一般少雨,天气晴朗,气侯干燥。湘中、湘北水网经过春夏讯期季，进入枯水季节。因此日军每次进犯，都选在8月之后。

    薛岳也特别注意利用天时、地利，每次都组织和发动部队和广大民众，将预定作战区的道路桥梁进行彻底破坏，然后

    将交通要道上的公路、驿路化为农田，并引河水、塘水灌注，使之成为一片沼泽，让敌军坦克、牵引车、重炮和骑兵不能顺畅通过。此次长沙会战，第9战区共动员20余万民众参与，同时还通过各级地方政府组织“空室清野”，实施要点有：

    1、预定作战区老百姓离开公路、铁路、驿路30华里以外山中安全区内，以防惨遭杀戮并使敌无从探悉我军动态及交通状况；

    2、将预定作战区之物资尽力向后方疏散，民众之必需品，也藏匿至距公路、铁路、驿路、水路30华里以外之安全山中，使敌深入该地后一无所获；

    3、将预定作战区之城垣、房屋等彻底拆除，使敌占领后，无所凭借。

    日军这次入侵湘北在天时上遇到极为不利气候，因为这年的冬季，湖南出现了数十年罕见的雨雪与低温。12月的湘北天气，一般是晴朗干燥的。但在阿南惟几下令进犯的这一天,湘北天云突变，先下大雨，后加大雪，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突变的天气，给日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平日可徒涉的河流，因雨雪造成水量大增，必须要有渡河的装备、在适当的渡河地点，才能通过；作战区域被彻底破坏的道路积水和泥泞加深，更增加了日军部队攻击和后勤补给上的困难；乌云锁天，连日不开，使日军飞机不易配合地面作战，空中优势无法充分发挥。

    虽然按正式作战命令是晩上发起进攻，但骄横日军尚未等部队到齐（第40师团第236联队第3大队尚在武汉至岳阳途中）就迫不及待地动手了。12月24日下午14时，第40师团第236、第235、第234联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由筻口附近分数路强渡新墙河。由于天降暴雨大雪，新墙河水面陡涨。日军无法架桥，行军困难，加上守军顽强抗击，炮火凶猛，日军数次进攻都被击退。第134师在沿江的防御工事只有第401团两个营的兵力，战至傍晚，战壕和工事几乎被日军强大炮火摧毁，部队也遭受较大伤亡，终被敌突破沿岸防线，日军得手后又向潼溪街攻击前进。第27集团军急令第58军的新11师由黄崖市向杨林街前进，由东向西侧击敌人，策应第20军的作战。第134师将主力进至纵深内据点十步桥一线，另通知一线部队向南撤退，与主力靠拢，准备下一步战斗。

    12月24日上午，中路日军第6师团抵达新墙河北岸的粤汉路（从新墙河至长沙的路轨已被第9战区拆除）铁桥附近，占领了渡河进攻出发地域。傍晚，第6师团开始进攻，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右翼第45联队从粤汉路铁桥附近、左翼第23联队从新墙镇对面徒涉过河投入战斗。在此布防的是第20军第133师。第133师防区以龙凤桥（新墙河以南20公里）为界，分为两部：桥东至新墙镇下高桥一线，由第398团防御；桥西至洞庭湖东侧鹿角一带，归第399团据守。沿岸防御工事也只配置了两个营。此时，风雪越来越大，气温也越来越低，而守军许多士兵连棉裤都没有，有的竟被冻死在战壕内。但活着的士兵，仍坚守在阵地,与凶狠的敌人进拼死的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除留置一部兵力退守第二线据点外，第133师主力向南岳庙、洪桥以南转移。

    12月25日，进攻日军全部投入战斗，三个师团分别沿粤汉铁路两侧、长岳公路和长沙至岳阳古道三条交通要道齐头并进，步步向南进逼。中国守军依托新墙河南岸纵深防御阵地的工事据点拼死抵抗，并逐步向斜后东南侧山区转移。

    凌晨，西路日军第3师团从第6师团右翼投入战斗，在守军的第二线阵地与前来增援的第58军展开激战。东路第40师团分为两个纵队（左纵队为第234联队，右纵队为第236联队，第235联队掩护师团左侧背），进攻第134师的各个据点阵地。中路日军第6师团的攻势最为凶猛，守军抵抗也最顽强。守卫傅家冲、洪桥两据点的第133师第398团第2、第3营依托工事死守了数小时。日军久攻不下，用猛烈的炮火攻击。最后，第2营营长王超奎少校和第3营副营长李海俊少校及所属两营官兵大部份壮烈牺牲。

    当天晚上，杨森破例以密电向军委会报告了王超奎营“俱亡”消息。战时密电一般用词简洁，作为第27集团军总司令，措辞更应讲究严谨而克制，但杨森在电文中，却不断用“十里纵横据点敌我混战，枪炮声历历可闻，我伤亡惨重”，“与敌反复争夺，激战终日，雷雨交加，猩红满地”，“杨军夏师与优势之敌浴血苦战，有冻馁死于阵地者，有全营共阵地俱亡者”等描述。密电中，“全营俱亡者”即王超奎营。

    王超奎，四川武隆县庙垭乡白云村人，生于1907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随杨森第20军出川抗战，由于作战勇敢，几年内从班长升至营长。仼第133师第398团第2营营长。12月23日，第133师根据军长杨汉域的布置,将作战仼务分解,作为团预备队的第2营收到团部的分派指令：“该营以排为单位，占领9个排据点，从开战起，死守三天，完成任务后，到关王桥集合。”王超奎同副营长杨羲臣研究后决定：以第4连守下高桥据点，第6连两个排守谢子其据点，第5连及第6连另一个排，加上营直属部队，守相公岭等据点。并下令各连积极加强阵地工事的构筑。

    相公岭位于今岳阳县新墙镇，据传屈原曾逗留此地，后人修相公庙以纪念，此地属湘北丘陵，是日军进攻长沙的必经要道。战斗打响后，王超奎率部顽强抵抗，并激励士兵：“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死，死犹荣！”日军妄图一举突破此处阵地，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起数次强攻均被击退，最后只得动用燃烧弹等炮火，逐次攻陷王营的据点工事。激战至下午，相公岭被团团包围，全营500官兵战死大半，王超奎手下只剩30多人，被迫下令突围，士兵们坚持要护送营长先走，他大发脾气坚决拒绝,并严令副营长杨曦臣率余部向后方高地撤退，自己跳出战壕，与敌肉搏时身中数弹殉国。他的遗体被部下抢出阵地，用一个帆布担架抬着，护送到距阵地30余华里的师部。

    第133师副师长向廷瑞少将后在回忆录中称，“王超奎的遗体被抬至关王桥，当时，师长夏炯少将听了士兵哭诉其阵亡经过，曾解下衣盖住其遗体，抚尸恸哭，在场官兵无不落泪。”另据一些战地回忆录，关于王超奎营还有详细描述：“在相公岭以南的杉仙庙，1连133人，全部战死。潘许山的掩体内，陈列有断肢残臂、血肉模糊、尸首不全的18具士兵尸体”，“其余400多个尸体散在相公岭各个山头阵地”。

    1942年4月19日，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如是我观》中指岀：

    过去三个月来，我中国人民以惊奇而难信地眼光，目睹着西洋军队处处对敌人屈降：据他们解释，是因为日军实力优越之故，这个解释，在我们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当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也并没有准备，其时中国数十年内乱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恢复，当然没有比我们更缺乏准备的了。但是我们却拿起武器来对抗敌人。

    过去五年之中，中国军队完全没有对敌投降的例子。相反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实例，证明我中国的官佐士兵，每当矢尽援绝，除了投降没有苟全生命的时候，总是战至最后，宁愿牺牲生命，不屑选择别的途径。若干高级将领，每当看明了没有脱险希望，或只有投降才能幸免之时，他们宁愿杀身成仁拔剑自杀，绝不肯向敌人投降以侮辱其国体，丧失其人格。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其表现的实例，多的不可胜数，我只要举一个例子：今年年初，有一位营长王超奎少校率领部队在湖南新墙河作战，敌人在数量方面，占着压倒的优势，当他被敌军重重包围的时候，他与他的五百个部下，每一个人个个都战至最后牺牲生命为止，这样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在中国士兵来说，并不是口头说说就算数的。

    我们的士兵走向战场，就准备以生命报国，他们觉得负着神圣的使命。他们决心以最大的牺牲，来完成这种任务，而且他们的家属也有同样的爱国心。我见过很多抗战烈士的眷属，我绝对没有听到他们有一声怨恨之词。悲哀当然是免不了的，她们觉得以她们的一切，贡献了国家，实有无比的光荣，丝毫没有遗憾。西方人往往以为中国是一个富于美术及哲学风度的民族，必不会表现战争所需要的斯巴达式尚武牺牲精神，我们的行动和事实，已证明此种观念的错误。投降一事为今日中国字汇中所没有的；“成仁取义”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中国每一个国民的心中。[注4]

    通过宋美龄的介绍，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內王超奎的英勇事迹在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广为传颂。

    国民政府为了表彰王超奎成仁取义的爱国精神，将岳阳县新墙乡改为超奎乡，相公岭改为王公岭。

    12月25日这一天，中日两军在泥泞和寒冷中展开了激烈搏斗，新墙河南岸纵深的二线野战工事各个阵地，烽火连天，激烈的枪炮声、爆炸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激战至夜晚，日军还在疯狂进攻，炮弹呼啸，守军各重要据点的电话线都被炸断。后半夜，各师派传令兵向杨汉域报告战况和伤亡情况。在关王桥的第20军指挥所，军长杨汉域为避免全军遭受围歼，立即向杨森汇报并要求相机撤至最后一道防线。想当年1937年淞沪会战时，杨汉域任第133师师长率部扼守陈家行阵地，经过10天多的激战，一个师差不多都快拼光了，为了替川军保留一点血本，杨汉域声泪俱下央求撤退。杨森严词不允，最后命令警卫排长带人前往第133师师部监控。不过这一次，杨森倒是很爽快地同意了杨汉域的要求。因为在12月23日开战前夕,他收到了薛岳的特电指示：要他灵活作战，“切不可呆守阵地，为敌各个击破”。虽然在这之前薛岳一直是严令杨汉域率部在新墙河防线“务血战10日以上”，但目的只是尽量迟滞敌人，消耗其有生力量,而不是要第20军死拚硬守、进行机械呆板的阵地战。

    杨汉域得令后连忙通知各部按计划连夜撤离到预定阵地。在撤退过程中，有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一时难以脱身，便依托现行工事就地抵抗，其中第133师第398、第399团残部分别于28日、29日才在与师部取得联络。这些部队官兵独自为战的英勇搏斗，掩护了主力安然突围，迟滞了敌人的进攻。

    12月26日，第20、第58军依托在新墙河南岸纵深的工事据点,顽强抗击日军,多处阵地形成反复争夺拉锯战。日军称“重庆军顽强抵抗，其激烈程度为前所未有。”[注5]

    为了避免被优势敌军合围，27日凌晨2时，薛岳又令杨森指挥这两个军向侧面东南山区撤退，准备配合友军向敌侧击、尾击。

    新墙河防线的保卫战即吿一个段落。

    四川籍老兵牛墨文，曾是第133师第398团第3营8连的一名二等兵,对新墙河畔的激战有如下回忆：

    我团在第二次长沙战役结束不久奉命接防了新墙一带的阵地。我们3营摆在新墙河与洞庭湖结合部，地名像是么子“鹿角”。是防线的最左翼，也就是西头。

    1941年，民国三十年岁末，敌我进行第三次长沙会战。在战前全营召开了动员大会。营长姓吴，副营长李海俊，两人都说，我们营是全战区的最前沿，在我们身后还有千军万马，一定要服从命令，不怕牺牲，守住阵地，杀敌立功。

    我们班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亡三伤二，还剩下4个全的，战后补充4名新兵。新兵军事技术差得很，又没见过真刀真枪的阵势，班长王德祺担心完不成任务。我说没得关系，打起仗来正好一老带一新，下一仗新兵就成了老兵，一个顶一个了。

    那几天不断传来日军要进攻的消息，营长连长一天来阵地看几遍，偏赶上天气坏，我们川军只有一身夹衣，冻得打抖，又不让烤火。

    伙食蛮好，天天有肉，伙夫担着饭菜送到阵地上，用勺子敲着饭盆喊：“打牙祭了！”

    小打几天，这一天日本军发起了全面进攻。天刚黑下来，我们的工事受到数不清的炮弹轰击，我们有的躲到工事以外1里远的野地里，有的蹲在工事中听天由命，炮一停，知道日军要上来，外面的人赶紧往回跑。我们班上是一个半地下水泥碉堡，右手处中了一发炮弹，露着半个天，日军渡河时，天已经黑得啥也看不见了，靠判断找目标。班里有一挺轻机枪，占据一个射孔，另外两个步枪射孔大家轮流打。专门让一个新兵给两个机枪手打着雨伞，但没有一人不是全身透湿，在冬天，那个冷，只是打仗时顾不上想。

    机枪手边打边喊：“7个、8个”，报歼敌数，我打步枪，说实话看不清打上打不上，天黑得像浓墨。

    打了两个钟头，传令兵跑来通知：停止射击。刚想休息一下，又接到通知：进入战壕。

    战壕在工事前面十几米，我们知道日军已经过了河。应该承认他们的体力和军事训练比我们好。我们川军又不如中央军，训练不正规，条件也差。

    全班进入战壕，脚下没有脚面的泥汤，机枪手也不打伞了，黑夜中我们朝对面射击，大家心是慌的。看不见日军，但日军到了跟前再打就来不及了。

    炮火的压制和步兵的射击使日军没有冲上来，到了半夜。伙夫猫着腰挑来一桶馒头和一桶汤。闻见饭味我才想起饿，上前去接，伙夫脚底下打滑梯，一桶鸡蛋热汤全泼到地下。班上听声音过来就是一拳，天黑看不见，没打到伙夫，班长大骂，骂也没用，只好吃馒头。四川兵吃不惯面，只吃米，但这时冷馒头也格外香。

    刚吃完饭就通知马上撤退，当时不说撤退，叫做转进。我们冒着夹雪的雨在黑夜里行军，那真是走三步摔两跤，但天冷，走走还暖和些。

    天刚亮时来到一个地方，有工事，我们停下来。连长和其他部队的一官一兵交接阵地之后，那两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走了。我分不清东西南北，只晓得日军会从前面来。连长给各班分配了阵地，我们班守着一段露天地，一人一个单兵射击掩休，身背后是战壕。

    大约七八点钟样子，日军来了，这回看清楚了，雨雪中戴钢盔穿土黄军服的日本军一大片，端着枪猫着腰朝我们面前冲。日军很会利用地形，动作也快。一般新兵还没瞄好，目标就不见了，再见到时，又离你近了。

    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将军在战前动员民众将新墙河以南大小道路犁翻放水，加上下雨，日军的重炮兵跟不上来，在第二道防线上日军只有迫击炮，火力就弱得多了。我们全营守在大约1.5公里的地段，一个上午打退日军两次进攻。

    中午，敌又集中兵力猛攻上来，迫击炮弹落得特别多。我们班一亡一伤。班长的表弟在3排当副班长，传令兵传时顺便向他说了一句，他表弟阵亡了。班长伤心地哭起来，表弟是他舅的独根苗。本来可以不来当兵的，但他自己愿意来。家里那边媳妇都找好了，等他回去过门。班长对我说过，表弟的媳妇长得好看，是邻村的。

    班长伤心地边哭边打枪，被排长狠狠踢了两脚才不哭了。

    中午又是馒头鸡蛋汤。仗停不下来，大家边吃边监视敌情，轮流喝汤。我被排长指定代理刚刚阵亡的副班长的职务，最后一个去喝汤时，那一面盆汤剩下两口，灌下去，冰凉冰凉的。盆底里还净是泥沙。真想好好吃一顿有菜有大米饭，喝一碗热汤。

    下午大约两点过，阵地发生危急，日本军跑到很近的地方扔手榴弹。班长面部负伤，一个手榴弹片穿过面部，打掉几颗牙齿，顿时满脸是血。他自己包了一个绷带卷，卫生兵赶来又包扎。连长跑来看看后问他：“能不能再坚持一会？”班长不能说话，不点头也不摇头。连长一挥手，担架兵上来要抬，这时班长摆手，自己走着跑着下了阵地，枪也不要了。

    连长朝他的背影瞪了一眼，回头看着我，忽然大喊道：“牛墨文现在是2班长了！”

    全班战前8人，一亡二伤还有5人，另4人听连长喊声后立正道：“服从命令！”就又埋头瞄准射击。

    连长用望远镜看到，在我们阵地前面左侧500米山坳处，有日军扛着3门迫击炮刚刚运动过去，他判断这是一个新开设的迫击炮阵地。他命令我们班还剩下3人的3班摸过去将它打掉。我和3班长看好路线，不带枪，腰间塞满手榴弹，绕过刚退下去的日军，一会跑一会爬地朝那里走。我在最前头，雪地里泥水中又爬又滚，走了多半路程时被日军发现。

    日军的机枪从正面和侧面打过来，子弹在我头顶身边飞。我滚下一个小山坡，躲过日军的机枪。看看身边没有其他人，不知道他们是死是伤，只得独自一个继续向目标爬去。快到目标的山坡时，发现两个兵在我前边爬，也不晓得他们是从哪里过去的。

    爬过山坡时，我们三人都愣住了。那片小凹地里除了留在雪地上乱哄哄地脚印什么都没有。也许日军转移了。也许是连长看花了眼，也许是我们辨错了地方、反正是白跑一趟。

    我们骂了几句，赶忙又往回爬，快到阵地时遇敌再次发起进攻，一发炮弹将3班一名新兵打成重伤，我和另一名3班战士将他拖回阵地。卫生兵给他包扎时他喊：“痛”！但还没包扎完他就牺牲了。

    连长过来时看了我一眼，也没有说迫击炮阵地的事，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让我们白跑了趟的原因。同去两个班共8人，3班班长和一名战士牺牲，我们班二亡一伤还剩下我和一名新兵。就在我们去炸那个根本没有的敌迫击炮阵地时，我营李副营长中弹阵亡。

    我事后问清楚了，激战的这一天是1941年12月25日。这天我们133师398团与日军从凌晨打到天黑。我营副营长李海俊阵亡，在我们左翼阵地，2营营长王兆奎（史载为王超奎）和他所带的6连两个排40余个弟兄被围在一座小山上，日军攻不下，气得集中大量炮火将那里炸为一片焦土。王营长和弟兄们全部壮烈牺牲！

    天黑后，我们又一次向南转进。我们班2人与只剩下1人的3班一起并入有6人的1班，因排长已负伤，连长又将我们并入2排。[注6]

         第八章 汨罗江被突破
    一、三路日军攻至汨罗江畔。

    12月26日汨罗江以北

    汨罗江位于湖南东北部,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称汨水，为主源；北支称罗水。汨水上游又有东西两源：东源出江西省修水县境；西支出湖南平江县境内东北的龙璋山，两支流在平江县城西汇合以后，向西流到汨罗市磊石山注入洞庭湖。汨罗江干流长度253公里，长乐以上为连绵起伏山地和丘陵,连接连云山和幕阜山山脉，地势较高，水量丰富；长乐以下，支流汇入较少，河道展宽可通航，为湘江在湘北的最大支流。

    与名不见经传的新墙河相比，汨罗江知名度很高，它的出名，主要是因屈原的关系。屈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因忧国忧民遭人陷害，两次被放逐，曾在汨罗江畔的玉笥山上住过。公元前278年农历5月5日，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被秦军攻破，他感到救国无望，便在汨罗江注入湖口以上约1.5公里处投江而亡。据说屈原投江后，沿岸的百姓纷纷划舟抢救，后来又以竹筒贮米投入江中，祭奠他的亡灵,藉此表达无限崇敬和怀念之情。这个习俗世代相传,每逢屈原的忌日，人们都要赛龙舟、包粽子,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也由此而成。

    汨罗江畔为两湖门户之自然关隘，控制南北交通，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东周景王八年（公元前537年），楚灵王率军攻打吴国，经过汨罗江；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大战后，刘备率关羽、赵云等南取长沙，驻军汨罗江畔；

    西晋永嘉五年（331年），以杜韬为首的湘境巴蜀流人起义，占据长沙，与晋振武将军周访隔汨罗江陈兵对垒；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韩世忠率官兵进剿刘忠义军，战于汨罗江长乐渡（今长乐镇附近）；

    顺治四年（1647年），南明军章旷部与清军孔有德部大战于汨罗江畔；

    民国十五年（1926年），李宗仁、唐生智分率北伐军第7、第8军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对峙汨罗江，经多次激战，击败吴军。

    1938年11月，岳阳失陷后，中日双军对峙新墙河，第9战区在此设立湘北战场的第二道防线。正面以汨罗江为天然屏障，左侧倚仗湘江沿岸工事要塞及洞庭湖东岸湖防，右侧依托长乐以东的山地和丘陵连接平江防区。这次担负汨罗江防线防御任务的是第99军和第37军，防区以骆公桥为界：桥东一线由第37军负责；桥西及江防、湖防，归第99军守备。

    第99军原为黔军，由第99师为基干编成，主要担负贵州警备和湘黔公路的护路任务。黔军曾因蔡锷将军护国抗袁而扬威天下，抗日战争期间，黔籍子弟兵英勇抗敌，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黔军出黔抗日之初，部队装备较差，许多部队的士兵都是脚穿草鞋，故有“草鞋兵”之称。但这些“草鞋兵”能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在对日作战的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1938年春，在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战役胜利的台儿庄大捷中，黔军将士因敢拼敢冲，不畏牺牲，被第5战区指挥官李宗仁将军誉为“英勇剽悍”之师；1939年12月，在昆仑关战役中，第99军不顾巨大伤亡猛攻七塘，侧击昆仑关之敌，为友军击毙第5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和几乎全歼这个号称“钢军”的精锐旅团作岀了较大的贡献；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担任汉寿、沅江、青山一带洞庭湖湖防以及湘江、汨罗江守备，因顽强阻击进犯日军，获得军委会表彰。

    军长傅钟芳中将，浙江萧山人，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历任五省联军排长、连长、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旅长、第67师师长、第99师师长、第99军军长，后升任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

    1938年岳阳失守后，中国海军为阻滞日本侵华舰队从水路进攻长沙，逐次拆除洞庭湖航路标志，将炮艇“通胜”号和轮船“江平”、“俞大猷”号和铁驳2艘、民船等，沉塞于营田滩附近，以后又相继征集小轮船20余艘下沉阻塞；并先后在东起鹿角、南迄湘潭，北接荆河，西达常德范围内布设水雷数千枚。故前两次长沙会战，日军虽均溯湖攻占营田，威胁中国守军侧翼，但因河道阻塞，并不能沿湘江深入南侵。

    这一次长沙会战时值冬季，湘江、汨罗江及整个洞庭湖处于枯水季节，不利于日军从水路配合作战，但薛岳为了防止阿南惟几岀其不意溯江突袭长沙，便令第99军安排主力负责江防、湖防，具体部署为：第99师守卫湘江东侧沿岸湘阴至营田以东的既设据点，第197师戒备洞庭湖西南岸湖防；第92师防守汨罗江南岸归义高地一线阵地。并规定当日军向长沙进攻时，以第92、99师自西北向东南夹击向长沙进犯之敌；第197师不可轻易岀动，仍在原地布防。

    沿汨罗江南岸防守的第37军,原为江苏部队,由北洋军阀孙传芳第5方面军改编而成,抗战以来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南昌会战和前两次长沙会战。现辖第60、第95、第140师。该军虽然不是中央军嫡系，武器装备较为落后，但战斗力并不弱。其中第95师更是勇猛顽强，号称“赵子龙师”，该师原为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马家军，下级军官和战士多数西北，身体强壮，勇敢善战，武艺娴熟。虽多年征战，当年的西北壮士己所无几，但其强悍的战斗作风依然保持。

    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95师在洞庭湖口至横田镇一线与进犯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歼灭大量日军。期间，在横田镇一个树林里，该师第283团一个连与日军荒木支队一个中队近距离遭遇，双方进行了近一小时的白刃战，该连以伤亡60多人的代价，歼敌94人。

    军长陈沛中将，广东茂名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历任营长、团长、旅长等。抗战初始，任第60师师长，率部转战江浙前线，1938年3月在江苏宜兴、溧阳、金鸡岭、流洞桥一带，击溃日军木杰三郎旅团，获二等宝鼎勋章，升18军副军长；后又在江西修水县歼灭日军山下奉文旅团第1大队，获无敌军锦旗。1941年初升第37军军长，参加了前两次长沙会战，后升任32集团军副总司令。

    根据防务仼务，本次会战陈沛安排第95师防守新市、伍公市，第60师防守秀水、浯口、张家渡一线，第140师作为军预备队守备金井。

    12月25日晚上，得到香港守军被迫投降的消息后，阿南惟几明白就作战而言，第11军这次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准备返回原地了。因为当时出兵的理由，就是为策应派遣军第23军攻占香港和南方作战，牵制中国第9战区的兵力南下。但是他考虑,如果就此收兵战果甚微,围歼新墙河和汨罗江两支守军的战役目标根本沒有达到，费尽心思争取的作战机会，只换来一次无功而返，难免不受非议，实在于心不甘。

    在12月15日正式的作战命令中，阿南惟几原拟定的作战时间是12月22日，但派遣军认为攻占香港的时间应在一个月以上，便要求参与牵制作战的第11军不要出动得太早，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淳中将曾于12月17日专程到汉口，在了解第11军的作战准备情况后，特别交待了这一点。因此，阿南惟几便将正式进攻的时间推到了12月24日。不料第23军进攻神速，加上很快找到香港的致命弱点，控制全城供水系统，迫使守军只得放弃抵抗。开战不到20天，英国在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香港要塞就被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

    此时,阿南惟几的进攻才两天，尽管进展顺利,但防守新墙河的第20军主力并未依托阵地，严防死守，而是灵活机动地往东南山区收缩退却，几乎沒有遭受重大打击。

    阿南惟几不想轻易放弃这次难得的作战机会，决定努力再战。便重新调整了计划，部署重点围歼防守汨罗江的第37军，于12月26日上午了新的作战命令，要点如下：

    1、敌第37军，以第60师、第95师在瓮江、桃花、桐子山、湖源山、磨石山一线，又以第140师以花门楼到周家湾一线，各自占领阵地，企图长期战；

    2、军准备对占领汨水左岸高地阵地的敌第37军，在29日天明前，发起攻势；

    3、第3师团应在29日天明前，把位置向前移动到汨水左岸地区，对归义南方高地之敌，准备攻击；

    4、第6师团应在27日以后，把位置向前移动到新市附近的汨水左岸，29日天明前，对正面之敌，准备攻击；

    5、第40师团，应适时以主力向长乐东南地区前进，以一部向浯口对岸附近移动，29日天明前，对正面之敌准备发动攻击。

    新墙河距汨罗江只有35公里的路程。尽管沿途道路已被挖得坑坑洼洼，地面水田密布，四处泥泞，坦克、大炮等重装备运动十分困难。但收到阿南惟几新的作战命令后，各师团除留以部分兵力围攻第20军阵地纵深各据点以及抗击第58军的侧击外，仍不顾一切地向汨罗江北岸突进。

    东路第40师团右纵队第236联队由于遭到第20军的猛烈抵抗，紧张慌乱而迷了路，只到下午才抵达陈家桥。在强大的炮火协助下，该敌猛攻陈家桥东约一公里的斗南尖高地；守军毫不退让，勇敢争斗。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又失，双方形成拉锯战。当晚，日军又进行数次突袭，也未能得手。左纵队的第234联队抵达关王桥附近后，发现守军已基本撒离，便从该地南下，于当夜抵达长乐街。此时第20军主力己退守至登龙桥、横坊附近，配合第58军在杨林街、胡少保附近自东向北侧击日军。

    中路第6师团第23联队在龙凤桥与第133师留守部队激战8个小时，至晚21时才占领阵地。在黄沙街防御阵地，第133师第397团顽强抵抗，多次击退了第6师团第45联队的猖狂进攻，并迫使其绕道而行。当晚，第6师团抵达新市对岸。

    西路第3师团仍沿粤汉线南下，沿途击溃了少量守军，于当日傍晚进入汨罗江北岸归义附近。

    按以往规律，汨罗江现为枯水期，归义以东的河滩可以徒涉人马车辆，然而由于连降几十年罕见的暴雨大雪，汨罗江水位猛增，流速增大，必须要有渡河的装备、在适当的渡河地点，才能过河。因此，虽然日军三个师团主力同时到达了汨罗江北岸附近，并不能及时渡江，只得等待“工兵部队在刺骨的冰水里艰难的架设桥梁。”

    二、第11军请示顺势扩大战果

    1941年12月27日湘北岳阳

    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大力学习西方，在建军方面，模仿普鲁士建立师团制。1888年，日本将按地域划分的镇台组成第1至第6师团，1891年又成立了警卫皇宫的近卫师团。每师团编制两个旅团，共有4个步兵联队（相当于团）再配相应的炮兵、辎重和骑兵联队，平时兵额10000人左右，战时足额则超过两万人。这7个老牌师团，后来一直被视为日本陆军第一等部队，装备最优，战斗力最强。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又成立了第7至第18师团，霸占领朝鲜后成立驻屯军又建立了第19、第20师团。序号从第7至第20的师团，被视为二等师团。后因财力有限解散了4个二等师团，陆军常备军仍有17个师团，序号依次为近卫、第1至第20师团（内缺第13、第15、第17、第18师团），称为常设师团。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极力对外扩张，积极扩军备战，实行了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为了多练兵，陆军服役期仅两年，复员的官兵称“在乡军人”编为预备役，预备役人员每年按原建制集合训练一个月，并有库存装备，临战可迅速组成一个新师团。

    1937年,因七七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后,日军的多数常设师团便立即由一变二（此外还恢复了裁撤的4个二等师团），至1938年陆军师团数发展为34个。这些新建的序号100之后的师团称“特设师团”，如第101师团、第114师团便是分别由第1师团、第14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组建。在日军建制中，这类部队属第三等师团。

    随着中日战争扩大，从1938年至1941年间,日军又采取从常设师团中抽一个精锐联队为基干再征集补充兵的主要方式，陆续组建了大批的新建师团,这类师团采取国际通用的“三联制”（师团内不设旅团直辖三个联队），兵额也只有14000人。序号从21至57的师团被视为第四等部队，不过因其军官出自常备部队，兵员也比较年轻，战斗力往往高于第三等师团。

    阿南惟几这次从湘北进攻,调集了第3、第6和第40师团及若干步兵大队，共有7万余人。其中,第3、第6师团均属老牌常设师团,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斗作风野蛮狠毒,为日军最凶悍的精锐部队,前两次长沙会战均担任主攻，是第9战区的宿敌。

    第3师团组建地在名古屋,是日本最早成立的7个老牌师团之一,参与了日本近代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争，包括日清战争、日俄战争、西伯利亚出兵、山东出兵等。中日战争爆发后,该师团作为上海派遣军的首批参战部队,于1937年8月23日在上海吴淞登陆，先后参加了淞沪、徐州、武汉会战等激烈战役；1939年,第3师团转隶第11军一直驻于武汉以北的应山，信阳地区,是武汉战区日军的首要主力,参加了第11军与第5、第6、第9战区进行的各次大、中型战役，直至1945年8月日本最后投降，是中国抗战期间始终在华作战的唯一的第一等师团,称得上恶贯满盈。

    第6师团民风凶捍的熊本县，也属日本的老牌师团,从甲午战争到全面侵华前，第6师团的铁蹄先后5次踏上中国土地，残害了成千上万的我国同胞。七七事变后，该师团1937年8月中旬登陆华北大沽,加入中国驻屯军，参加南口、保定作战；同年11月，从华北调华中转隶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经太湖南岸西进，从南路攻打南京；陷城后参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血债累累,被称为野兽师团；编入第11军后，参加了其几乎全部的各次战役。后来于1942年11月经上海调往南太平洋作战，后编入第8方面军第17军,在所罗门群岛的布干维尔岛登陆，遭美军、澳军痛击，后被围困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该师团从上海出航时有2万6千人，后经过数次补充，累计人数达3万8千名，而至当年9月初投降缴械时，其残部生还者仅约6千人，实际上约有3万2千人葬身于南洋的孤岛上，也算是恶有恶报。日本战败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师团长谷寿夫作为血债累累的战犯遭到正义的审判，于1947年在南京被处决。

    第40师团在日军中被视为四等师团，战斗力远逊前两者。该师团于1939年6月30日在日本本土组建，首任师团长为天谷直次郎中将，当年10月编入第11军，参加了枣宜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编入新成立的第20军，1944年5～8月长衡会战担任西路攻击；后又编入第23军至1945年8月在芜湖缴械投降。

    这次长沙作战，第3师团因运输延误，未能如期参战，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有些内疚。26日傍晚，第3师团基本未经激战，就顺利推进到归义附近汨罗江北岸。丰岛决定提前渡河攻击，以争军功。连夜就下达进攻命令，要点如下：

    1、师团作为本军外翼兵团，要迅速迫近敌之退路，必须在28日拂晓前推进到汨水左岸地区，攻击归义南方高地一线之敌；

    2、攻击分为3路：左翼石川部队（第29旅团，下同)；中路的野部队（步兵第68联队，下同)；右翼宇岛部队（骑兵第3联队，下同)；

    3、各部并列前进，于27日16时开始渡过汨水，进入左岸，准备攻击。

    首先渡河的是的野部队。该部于当日上午9时从驻地罗布塘（归义西北10公里）出发，于11时30分进入粤汉线铁桥遗址附近。联队长的野宪三郎大佐将部队分为2个纵队：左路为第1大队,配备九四式37毫米速射炮等火力，运动至铁桥遗址东侧江岸；右路为第2大队,配属独立山炮第52大队，负责摧毁第99军第92师北岸沿河的前哨阵地。在炮兵的支援下，左纵队第3中队于13时30分冒雪强渡成功，接着右纵队在逐次占领沿岸守军的星状据点后，也通过了水深没胸的汨罗江。渡河后的日军立即扩大战果，下午15时左右推进到南岸约2公里处。在渡河时，日军后续的驮马部队将要渡河时遭到了守军机枪阵地的袭扰。担任警卫驮马的一个小队连续遭到袭击，几乎被全歼。

    第3师团先头部队提前渡江并在南岸控制滩头阵地的捷报很快就报至岳阳第11军前线指挥部，阿南惟几“为了利用并扩大第3师团取得的态势”，又将全面进攻的时间提前了一天，对昨天刚下达的作战命令修正如下：

    1、各师团分别要在28日晨以前做好攻击准备；

    2、第3师团主力沿粤汉铁路两侧向南突进，占领金鸡山、大娘桥一带后，向东迂迥至第37军侧后；

    3、第6师团从新开市西南侧地区，向麻石山西南侧攻击；

    4、第40师团从天荆庙附近向麻峰嘴攻击。

    签署完作战命令，阿南惟几十分高兴，在他看来，这次一直驻防在汨罗江畔的第37军难逃厄运，必将被围歼。在上次长沙会战时，这支部队己成为他的囊中之物，只怪自己过于贪大求功，急于分兵追击其它作战目标，居然让第37军逃脱了罗网。这次不应再犯那样的错误了。

    阿南惟几又强列地感觉到，第11军的这次作战还应该取得完美的战果，不仅是歼灭一、两支重庆部队，而是要摧毀第9战区的指挥中心，攻克军事重镇长沙。届时他也将和攻占香港的酒井隆一样，全身戎装，骑着高大威武的战马进入长沙。随军记者将摄下这动人的历史瞬间，将珍贵的照片报送皇宫，传遍天下。

    由于上次长沙会战留下的遗憾一直萦怀在心，实际上对于这次牵制作战，阿南惟几早有相机占领长沙的腹案，并与参谋长木下勇进行过商讨。不过他不愿过早地让人知晓，12月22日，在他从汉口飞往岳阳前线指挥部前，还特别吩咐木下勇：与各师团长会晤时不要透露“往长沙去”的问题。到了12月25日，他就对木下勇和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等说：这次作战极易进入长沙、株洲；若攻占两地对牵制广东有很大作用。第二天，木下勇和岛村矩康提出了一些疑虑，如本次作战的战略目的、进攻长沙是否违背了方针和后勤供应有无保证等等。

    对此，阿南惟几不以为然，他觉得占领长沙更有利于南方作战，并沒有违背大本营方针；倒是认为“作战主任等对是否进攻长沙，似尚未下定决心，这是因为对作战之道尚未理解之故。”当日，为了统一认识，阿南惟几和参谋们交谈至深夜，他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录：

    一、夜来风雪未停，温度下降到零下4.5度，有薄冰；

    二、参谋长和岛村参谋，从全面判断，大致似已认识到进攻长沙的必要性，余举其有利之处：

    1、给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

    2、把向南集结的兵力牵制在北方，使其有湖南随时可能受到袭扰之感；

    3、表明皇军尚有余力；

    4.使湖南民众感到蒋军不足依靠；

    5、予第6战区以威胁；

    以下等等只有坚决实行；

    三、一般形势顺利，只苦于河水上涨官兵辛劳甚大；

    四、决定战斗指挥所暂继续留在岳州。[注1]

    因第3师团一部渡江成功的刺激，阿南惟几对战局很乐观。原本计划两周的作战，开战不到四天就胜利在望，围歼汨罗江驻防的第37军已无悬念。他认为目前第9战区因抽调三个军南下防务空虚，即使这些部队现在回援时间上也来不及；特别经过上次长沙会战，驻防湘北的部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恢复，是很难与强大的皇军来抗衡的；第11军应抓住有利战机，顺势扩大战果直取长沙。于是便立刻召集木下勇、岛村矩康等人商议，然后，向南京派遣军总部发去了攻击长沙的请示电报。

    三、阿南惟几独断进击长沙

    12月28日汨罗江畔

    根据阿南惟几12月27日新的作战命令，丰岛房太郎于28日零时决定：“师团迅速突破当面敌阵地，首先进入大娘桥东西一线，尔后准备迂回攻击第37军”，命令各部队向大娘桥东西一线攻击前进。为了加快渡江进度，该师团所辖工兵第3联队也在铁桥遗址附近架桥。

    拂晓，第3师团右翼宇岛部队开始渡江，然后向归义以西10公里的葛家坪前进,在行军中遭到守军的袭击，骑兵第3联队联队副官等伤亡,军马也损失了64匹。经过一番争斗,该部突破第92师阵地，进至栗桥以北，掩护主力渡江。

    下午，中路的野部队沿粤汉铁路两侧向南突进,在黄昏前突破了守军金鸡山阵地，直赴大娘桥。途中与前来增援的第37军预备队第140师发生了遭遇战，第140师因敌情不明,沒有全力岀击,该联队遂于29日拂晓进入大娘桥附近。

    左翼石川部队上午渡江后，经徐家山东侧进入密岩东南侧地区。

    当晚20时，丰岛房太郎根据各部进展，又甲第1193号作战命令，要点如下：

    1、师团决定：进入大娘桥东西一线应连夜建成，继续追击，另应以主力进入福临铺附近；

    2、宇岛部队进入柏铺庙东部后，应不失时机经由王思岩东侧在三姐桥附近突破达摩山系，击溃所在之敌，向青山市挺进；

    3、的野部队进入大娘桥西侧地区，应不失时机地经由新开市，击溃所在之敌，向福临铺挺进；

    4、石川部队进入到密岩山东南侧后，应不失时机地经由将军神、马山神，击溃所在之敌，向长沙庙挺进。

    12月27日,第6师团左翼第6步兵团、右翼第45联队分别进抵汨罗江新市对岸的兰市河（新市东北4公里）、烟波里（新市西5公里）附近，试图渡江，但此时江水深已达1.4米～3米，难以徒涉，只得用火力掩护架桥。傍晚，该敌一部强行渡过汨罗江，占领了滩头阵地。次日，第6师团继续渡江攻击第37军第95师阵地，遭到顽强阻击，进展困难。

    右路日军第40师团27日下午开始进入第37军第60师设在汨罗江北岸的长乐街警戒阵地（该师第179团在此只驻有一个前哨排,此时己撤退至南岸江堤），因江水陡然上涨，不能涉渡，只得一边收集架桥材料，一边要求军部空投橡皮船等渡江器材。12月28日黎明，该师团第235联队第12中队首先渡江成功，掩护工兵架桥。

    关于日军在长乐街渡江架桥的情况，第179团驻长乐街警戒阵地的前哨排排长李启能少尉有如下回忆：

    1941年10月底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我所在的湘北战斗部队恢复了战前态势。37军60师仍布防在汨罗江修整。师指挥部命令我179团派一得力之连进驻汨罗江北岸的长乐街，作为师的前哨连，并担负该处的治安，与乡公所协调在南岸周公塘构设连哨抵抗线。我第7连受命前往。

    12月，敌人在武汉集结了12万多兵力，乘我军整补未全之际，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旬后，开始向我新墙河20军进行攻击，长乐街能听到炮声。连长与乡长协商戒严疏散，并命我排为连的排哨。之后，连部转移到已设防的周公塘，我排哨继续留守长乐街，并派出便衣到敌前侦探，设立军士哨，还在重点区域埋设了地雷。

    27日清晨，侦察人员回报，敌人已突破新墙河与杨林街，马上就会攻到长乐街了。我立即将情况上报，并通知军士哨。敌人袭击时鸣枪射击后，迂回撤退至南岸排哨抵抗线。下午四时许，军士哨已响起枪声，我即将排哨撤至南岸江堤排哨抵抗线埋伏，待命攻击。此时军士哨也已抵达排哨，报告了情况。大约30分钟后，敌人以火力搜索，鸣枪入市街，放火烧屋，以示已夺取长乐。敌人见无动静，都聚集在码头观望。我在南堤一声：“瞄准、射击”，敌人一阵大叫，中弹者倒入江中。稍后，敌方即以大炮、机枪、掷弹筒向我尽泻。当时，我亦被弹片擦伤，随即向第二道防线转移，伤口在包扎后并无大问题。天空黑幕沉沉，忽见长乐街的江岸火光冲霄，敌人正在江面架桥。我即率部前往侦察，敌人正在施工中，我扫射一遍后，仍回到第二道排哨防线。

    28日上午，敌人l00多兵力向我周公塘连哨阵地攻击，目的是要掩护架桥施工。连哨一度被突破，我排向敌侧翼夹击敌人。反复混战后，敌人撤退。击毙日军多人，我军亦阵亡战士32人，连长李豪壮烈牺牲。团长命我代连长职务继续战斗。29日拂晓，奉命归营建制于孙家山营指挥所。我连由周公塘撤至孙家山营指挥部后，营长命我连暂且休息，作为营的预备队，与重机枪连和迫炮排在孙家山构设营的第二道防线。到乌石尖阵地前实行火力支援。汨罗江南岸是丘陵，主要有三个尖峰。左边名为鹞鹰尖，是我37军60师180团防地；中间的叫乌石尖，是我营防地；右边的磨刀尖是我团一营防地。[注2]

    12月28日深夜,阿南惟几根据战局进展，决定首先围歼第9战区一支劲旅，号称“赵子龙师”的第95师；然后再依形势发展另作安排,便下达了如下命令：

    1、敌第60师已从大湖岭、梧岗源、大平岭一线后退。敌第95师似在麻石山、鲤鱼铺、桐子山、大斗山地区，又敌第140师以金井为中心，似在象鼻桥东侧南北的高地一线向西配备；

    2、军决定于28日渡河完了后，以主力从新市、大娘桥一线；另一部从梧口方面同时向麻峰嘴（大娘桥东约20公里）一线攻击敌第37军，特别在其北侧围歼敌第95师后，进入金井附近，击溃敌第140师；

    3、第3师团应从大娘桥附近迅速向竹山铺方向挺进，切断第95师的退路；

    4、第6师团应歼灭麻石山、鸭婆山之间的敌第95师后，继续向长岭附近地区挺进；

    5、第40师团，应从浯口、天荆庙两侧地区向麻峰嘴方向攻击，切断敌第95师向东撤退之路。

    12月29日清晨6时，第3师团收到了第11军新的作战命令后，便又第1194号令如下：

    1、军企图将敌第95师歼灭在长岭附近，第6、第40师团昨（28）日起，在新市和长乐附近，分别在汨水渡河中；

    2、师团决定迅速向竹山铺方向挺进，在岩泉岭飘风山一线断敌背后，予以歼灭；

    3、的野部队，不必拘于以前的命令，应一直向麻峰嘴方向急进，以一部占领飘风山，断敌退路，以主力由麻峰嘴方向随时搜索长岭方向之敌，并予以歼灭；

    4、石川部队不必拘于以前的命令，应经竹山铺向麻峰嘴东方地区挺进，以主力从班召庙南侧高地附近；各以一部在岩泉岭及麻峰嘴一线断敌退路同时，随时搜索长岭方面之敌，予以歼灭；

    与第6师团的作战地界，延伸如下：文家洞——宗家冲——石门寺

    5、辎重队不必拘于以前的命令，应从密岩山东侧——新开市——竹山铺沿路向竹山铺前进；

    6、其余各队应继续执行原任务。

    丰岛房太郎在下达上述命令时，特别规定各部队暂不行动“原地待命”，等待他向阿南惟几提岀进攻长沙建议的答复。对于这次牵制作战，丰岛同阿南一样，也有攻掠长沙的想法。最近他接到命令，准备调回日本东京,任天皇的御林军——近卫师团师团长,因此想在离仼前立下更为杰出的战功。12月19日，他在集结途中特意来到军部时，对牵制作战的任务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大本营重点是在南洋，第11军这次机会难得，希扩大作战范围，以取得更大战果。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曾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录：

    第3师团长来谈有关作战的问题，该师团似有不满，有愿去长沙之意。[注3]

    开战以来，第3师团是最后一个渡过新墙河的，却是第一个渡过汨水的；一路上虽然遭受了一定损失，但守军抵抗的战力并不强。因此，丰岛认为攻占长沙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目前，刚刚渡过汨罗江的第6、第40师团正在攻击南岸守军阵地，进展缓慢；而第3师团沿粤汉铁路两侧快速向南推进，现已深入到金鸡山、大娘桥附近，处于很有利攻击位置：既能左转向东迂回至第37军后方的福临铺，切断第95师的退路；又可以立即行动向南直取长沙。丰岛房太郎认为歼灭一支重庆部队的战果和攻占战略要地长沙的贡献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此而赢得的荣誉也有很大的差别。他期望在离仼之前,能夺得攻陷长沙的首功。

    12月27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敇语：对皇军“迅速果敢攻占香港，使英囯之重要根据地覆灭”表示，“朕对此深为嘉尚”。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感到很自豪，但与近期南方军在南洋颇颇得手、风头出尽相比，又觉得还要更努力。因此当收到阿南惟几请示进攻长沙的电报后，他感到比较矛盾：既希望第11军攻克重庆政府军事战略要地长沙，为派遣军争得更大的荣誉；又担心违背了大本营以南方作战为重点的既定方针。于是他便于12月28日作了这样的批复：

    进攻长沙，由总军根据东京的批示和广东方面的情况，另作指示。不必消极。[注4]

    对此，阿南惟几感到大失所望，觉得暂只能以积极的态度加速进攻，便下令首先围歼第95师，同时等待进攻长沙的批复和最佳战机。

    29日上午，阿南惟几収到了丰岛房太郎的建议，这正合他的心意。前线指挥官激昂的斗志，増添了他的必胜信心。

    随后，木下勇又送来了作战主任收集的敌情动态：

    1、汨水南岸的敌第37军，向金井北方山地内败走，将第99军压制在达摩山系及其西方地区；

    2、第30集团军在25日前后逐次到达平江附近，但尚未发现有积极动向；

    3、直接防卫长沙之敌，虽已证实确为第10军，但其兵力尚不明；

    4、据空中侦察，长沙周围正在加强防御工事，附近难民聚集，一片混乱；

    5、我第23军于25日完全占领香港，在广州东方集结中之敌似已放弃对该方面发动攻势的企图，并已明令第4军返回第9战区，到1月1日前在株洲附近集结；

    6、重庆军改正了前次作战的缺点，在黄土岭设立了通信中枢，以有线通信为主，极力企图保密。

    下午17时，第11军前线指挥部突然収到了飞机侦察报告：敌军正向长沙方面退却。

    这些情况综合起来，更加坚定了阿南惟几直取长沙的决心。他觉得最佳战机稍纵即逝，遂不再等待东京和南京的指示，当日傍晚就下达了攻击长沙的作战命令；同时向大本营和畑俊六分别提出了独断请罪报告。

    第11军作战命令要点如下：

    1、敌有向长沙和金井方向退却的迹象；

    2、军决定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

    3、第3师团应迅速由近路向长沙追击；

    4、第6师团击溃麻石山、鸭婆山附近之敌后，应以主力追击榔梨之敌，另以一部向长沙方面追击；

    5、第40师团以一部留在浯口附近，主力进入麻峰嘴附近后，应向金井急进；

    6、独立混成第9旅团，应向关王桥急进一并指挥泽支队（独立混成第14旅团之独立步兵第65大队）在汨水以北，掩护军左侧背安全。[注5]

    关于中路第6师团和东路第40师团在汨罗江畔的战斗，国内战史记载很少；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出版了一套《战史丛书》,在《长沙作战》卷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引摘如下，以为参考：

    第6师团的汨水渡河和左岸地区的战斗

    师团自26日夜以来，以左翼队（第6步兵团长竹原三郎少将）在兰子河附近；以右翼队（步兵第45联队为基干）在烟波里附近，竭力促进渡过汨水。

    然而，由于连日雨雪，汨水一直上涨，水深达1.4米～3米，浊流滚滾，不能涉渡。为此师团虽强行架桥，但两翼队的渡河仍极为困难。

    29日晨，进入左岸的两翼队开始攻击前进。左翼队在童家塅（新市南4公里）附近，驱逐部分敌人，两翼队在泥泞难行的隘路上，直到夜间仍继续前进，30日晨，右翼队进入麻石山，左翼队进入鸭婆山的敌第95师主阵地一线。

    另外，左翼队第6步兵团，首先以步兵第13联队（联队长友成敏大佐），在飞行队的密切配合下，力攻凭据险峻的鸭婆山顽强抵抗的第95师，从北方逐次摧毀了敌阵地。下午，步兵第23联队（联队长滨之上俊成大佐）与凭据飘风山险峻顽强抵抗的敌大军遭遇，展开了激战。

    敌人的抵抗极其顽强，从左右两方包围了联队本部，幸由飞行队的密切协助和第一线的反复冲锋，直到傍晚，才完全将其击溃，使其向东南方撒走。

    这次战斗中，新改编的山炮野炮兵第6联队第1中队长木村敏大尉，头部被枪弹打穿战死。

    当夜，师团在长岭——麻峰嘴间集结兵力。其后，为了确保兵站道路的安全畅通，命令步兵第45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日高明吉少佐），担仼新桥（新市南6公里）——飘风山附近的警备。

    第40师团对长乐南方高地的攻击

    如前所述，师团虽在27日以来，即逐渐集结在长乐附近，但因汨水大涨，不能涉渡。工兵第40联队（联队长鸭泽恒二郎中佐）尽最大努力，侦察渡河点及收集架桥材料，准备架桥。同时，军部又于28日空投了橡皮船。

    汨水南岸从磨刀尖到鱼口湾相连的山地一带，发现有敌人的既设阵地，预料可能遭到顽强抵抗。

    此时，师团命令仁科联队以一部强行渡河，掩护架桥作业。第12中队（配有重机1个小队，中队长添川中尉）于28日黎明前，首先由尖兵小队全员裸体进入严寒的汨水，静静地开始前进，全中队安全渡河以后，立即交战，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驱逐了太子河（长乐对岸）附近之敌，掩护了架桥作业。经过工兵联队全力以赴和各部队的协助，29日10时30分，完成了汨水架桥。

    另外于此时，师团又命令骑兵队（队长太田寿男中佐）于29日黎明前进入石牌仑（长乐西南偏南6公里——颜家铺对岸），掩护军的右侧背。

    当时，湖南下了罕见的大雪，汨水河畔，一片皆白。

    师团于29日10时30分开始渡河，命仁科部队为第一线部队，沿长乐——角口湾——麻峰嘴一路，向麻峰嘴挺进。同时，命户田部队（步兵2个大队、山炮1个大队基干）攻击鸟石尖、磨刀尖。

    户田部队渡河后不久，即与第85师既设阵地遭遇，第1大队（大队长山中芳雄中佐）为左翼第一线；第2大队（大队长前田敏夫中佐）为右翼第一线，以29日正午为期开始了攻击。磨刀尖、鸟石尖以及牙尖一带是巍峨的山地，第95师主力利用地形，顽强抵抗，我炮击无效，攻击极为困难。

    联队将全部火力集中在第1、第2大队正面，29日分别占领了清江口北侧高地及198高地，尔后虽以白刃战彻夜力攻，但败敌潜伏在石灰岩的山地里，非常危险，拂晓以前，仔细地进行了扫荡。

    30日天明后，判明部队过于接近敌阵地，从正面的火力支援，已不可能。因此，火炮只能从两翼压制，第一线部队只得自己一点一点地攻击，但连重机枪都无法到达阵地，只有依赖轻机枪和掷弹筒。象这样大量使用手榴弹的战斗，是前所未有的。

    虽然这样不断强攻，但战斗仍完全陷入胶着状态。

    师团主力方面，仁科部队在鱼口湾及天荆庙（鱼口湾南2公里）附近，龟川部队在基隆山一带，正分别攻击据守在各该地区高地的第99师主力。

    即：仁科部队从29日，整日整夜地继续强攻，于30日夜，才占领了上述高地。

    龟川部队自30日晨以来，以第2大队强攻河岸高地。为了楔入重庆军的左侧背，下午沿汨水河畔进入伍公市之后，以第3中队（中队长六车秀质中尉）为尖兵中队南下，一路上冒着从东侧高地的猛烈射击，在敌侧行军，进展非常困难。

    不久，又开始遭到西侧高地的射击，此时已接近黄昏。此时友军飞机又通报说：“基隆山约有敌500名。”接着又遭到四面的射击。联队决定在死里求生，命六车第3中队“夺取敌背后的最高点基隆山”。

    六车中队长亲自掌握轻机枪3挺，并带领配属机枪，在严禁射击下，以一列纵队，由山间小路，向山顶出发，不久就被只隔10米与我并进中的重庆军所发现，瞬间向我军一齐投来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山谷，在硝烟弥漫中，中队长立即命令轻机枪射击。接着在“冲锋”的口令同时，一齐冲入敌中，立即展开了混战。敌遗弃尸体十多具退走，我缴获轻机、步枪等。我方只伤一名，这足以说明重庆军的士气。中队尾追败敌，沿着山脊跑步向前强攻，终于在21时，夺取了山顶，立即发出两颗蓝色信号弹，报告给在山下等候胜利消息的联队长。

    此时，后方的辎重兵第40联队队长森川敬宇中佐，于30日夜，在长胡（新墙东南10公里）的寺院里与中国人作业人员正在休息时，受到敌人袭击，在血中战死。

    自到达汨水河畔，在第一线官兵之间，都在流传着“这次作战是为了牵制香港，到31日止，可能反转”等消息。然而现在进至汨水左岸，并有南下的态势，官兵们关于今后行动毫无所知，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注6]

 第九章 兵临长沙城外
    一、薛岳严阵以待准备迎敌

    12月30日长沙河西岳麓山

    长沙位于湖南的东部偏北,地处洞庭湖平原的南端向湘中丘陵盆地过渡地带；地域范围为东经111°53′～114°15′,北纬27°51′～28°41′，东西长约230公里，南北宽约88公里，东邻江西省宜春、萍乡，南接株洲、湘潭，西连娄底、益阳，北抵岳阳、益阳；市区东抵东屯渡，西至岳麓山背，北濒捞刀河，南包豹子岭，面积近180平方公里；长沙城坐落在湘江东岸，沿江呈长方形，浏阳河绕城自东向北流入湘江，捞刀河在城北与浏阳河交汇，粤汉铁路由城东平行通过，城东南及湘江西岸为山地；湘江为长沙最重要的河流，由南向北贯穿全境，境内长度约75公里。湘江南北贯穿长沙城区，城市分为河东和河西两大部分；湘江西岸，著名的岳麓山依江而立，山上云麓峰海拔近300米，为城区至高点。

    长沙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名城,据史籍记载，长沙地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周初成王时,营建雒邑告成，各方诸侯来贺，贡献方物，其中有“长沙鳖”一种，这是长沙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

    考古发现，约15～20万年以前，长沙有人类的活动,进入新石器时代，公元前约5000年，长沙先民开始过定居生活，传说始祖炎帝和黄帝都曾来过长沙，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曾“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后来就把长沙这片地土封给了他儿子少昊氏。明朝崇祯年间的《长沙府志》说：“长沙开疆，原自云阳少昊”。据此，传说中的少昊氏是远古长沙的一个氏族首领，是开发长沙的第一人。炎帝更是与长沙有密切的联系。晋朝皇甫温的《帝王世纪》说，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路史》也说，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

    春秋末期，楚国（荆楚）的势力进入长沙，使之成为楚国东南边陲的要塞；战国中期，楚国实行变法，国力强盛，对南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湖南全境纳入了楚国版图，长沙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公元前222年，秦国大将王翦率军南下，楚国灭亡，秦将长沙及其周围地区的一些县设为长沙郡。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封西汉王朝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以原秦朝的长沙郡建长沙国，将湘县改名临湘县，作为国都，标志着湖南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诸侯国，长沙第一次成为王国都城，长沙开始以“楚汉名城”显扬于世。

    自此之后，长沙开始筑建城墙，并逐渐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对其重要地位，长沙县志曾这样概括：“邑居省会之冲要，控荆湘之上游，吐纳洞庭，依附衡岳，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保障东南，古称崇镇。”

    早在西汉前期，长沙国就是汉中央政权镇绥和防御南越赵氏势力的军事重镇和前沿阵地,此后长沙城历经多次战火：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和孙权联手在赤壁大败曹操后，刘备乘胜南下，关羽在长沙城下与守军老将黄忠展开大战,留下许多传说；

    唐末乾符六年（879年），黄巢起义军从岭南进军湖南，激战长沙，唐军十万人血染湘江；

    南宋建炎四年（l130年），金国大将几术率兵入湘，长沙军民在湖南安抚使向子埋率领下，固守拒敌，金兵破城之后，进行了血腥屠杀，史载为“金人掠潭州（今长沙）六日，屠其城而去”；

    南宋德佑二年（1275年），元军围攻长沙，湖南安抚使李芾率领军民展开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英勇保卫战；

    明正统七年（1643年），张献忠率领大西军20万人分水陆两路向湖南进军，激战后攻克长沙；

    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在长沙城下进行了两个多月攻坚战，西王萧朝贵在城南天心阁中炮身亡。

    国民初期以来，內战不断,长沙因其重要战略地位,多次卷入战争。最为激烈的争夺战主要有两次：一是1926年北伐时，唐生智率军大败北洋军，光复长沙；二是1930年，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猛攻长沙，与何键的湘军激战十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为前线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战略物质；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湖南则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最重要的正面主战场，是捍卫西南各省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突出。长沙作为“南攻衡阳，西指常德；扼两广之咽喉，控四川之门户”的军事重镇，是中日两军必争焦点。同时，长沙又是第9战区的指挥中心，第9战区下辖的部队最多时有50多个师，占全国总兵力近1/4。而日军则始终把1/3以上的侵华兵力部署在武汉、广东地区，对第9战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企图通过进攻长沙，击溃、消灭中国军队主力，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与意志，迫使民国政府屈服，达到早日解决中国事变之目的。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接连失守；11月8日，日军进攻湘北，11日陷临湘、岳阳，中日两军对峙于新墙河。当时的民国政府尚未正确判断岀日军已成强弩之末的战争形势，对长沙能否守住缺乏信心，便提出烧毁长沙的焦土抗战作战计划，由于放火行动缺乏严密组织和指挥，在日军还没有攻向长沙和市民尚未完全撤离时，便开始放火,致使长沙城变成一片火海，两万多人和五万多栋房屋被大火吞噬。

    长沙因地势结构自古属于易攻难守之城，辛亥革命后，随着部分城墙的拆除，于城防更为不利，这场惊天动地的“文夕大火”，焚毁了大量的建筑房屋，使这座城市的防御能力更加减弱。

    1939年9月中旬，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第11军约10万余人，利用海空炮火的强势支援，采用突然袭击、穿插、分割、合围等战术手段，企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我军主力部队。会战开初，日军兵分多路突袭，来势汹汹。中国最高当局一时难以了解冈村宁次的作战企图与投入的兵力，为了避免第9战区在日军进犯时与敌死守硬拼,决定放弃长沙以保存实力。但第9战区的指挥官薛岳却已较准确地判断出敌情，便冒着可能犯上的风险，拼将性命担保，坚决要求不放弃原作战方针和部署。他的爱国热忱和必胜信心使蒋介石改变了初衷，第9战区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的部署终能贯彻执行。当日军攻至长沙东北郊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时，老谋深算的冈村宁次发现其兵力分散，主力孤军深入，遂下令迅速撤退。第9战区虽然未能聚歼敌军而获得较大战果，但由于保全战略要地长沙，使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坚守省会城市获得成功，对增强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必胜的信心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北上”配合轴心国盟友合击苏联；二是“南进”夺取南洋地区的战略资源。为了抓紧“北上”或“南进”的作战准备，日军计划在当年夏秋之际实施长沙作战，妄图“击溃当面第9战区部队的主力”，从而迫使民国政府臣服，“以期一举解决事变（结束中日战争）”。当年9月7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揭开序幕。阿南惟几集中45个步兵大队和其他辅助兵种共12万余兵力，在30余艘军舰，100余架飞机的协助下，釆取多处佯攻、重点突破的战术，突然从湘北发起强大攻势。薛岳由于轻敌,认为日军在突破新墙河、汨罗江防线后必受到很大杀伤和消耗，战斗力锐减，因而将决战地点前移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北岸地区。由于参与决战的机动部队通讯密码被破译而遭各个击破，致使日军主力迅速兵临长沙城下。只因阿南惟几在掌握战场主动权后野心膨胀，对守军先后投入战场的第26、第10、第74军等，不断分兵追逐。由此造成兵力分散，虽将各作战目标逐一击溃，但未能成建制地歼灭第9战区一支军、师级部队；战略要地长沙本可顺势占领也被迫放弃。后因回援遭第6战区猛攻的宜昌，仓惶撒兵。

    对此，双方主帅都很有遗憾。因此，在长沙城下再度交手一决高下，是薛岳和阿南惟几的共同企盼。阿南惟几费尽心机争来了这次牵制作战的机会，并为争得较大的战果而擅自独断挥兵直取长沙。薛岳则为再决雌雄作好了充分准备，厉兵秣马，严阵以待。

    12月20日晩上，薛岳了作战命令后，又通知省、市党、政机关，加强全面迎敌的准备，做好以下各项工作：

    1、进一步发动民众，加速破坏道路；

    2、长沙以北各乡镇抓紧落实“坚壁清野”措施；

    3、集训组织游击队、自卫队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4、组织临时的担架队、救护队、输送队、宣传队、慰劳队等支援前线作战。

    12月24日，新墙河保卫战正式打响，薛岳下令：省政府机关及所属各厅局迁往茶陵；第9战区司令部移至耒阳，在长沙的前线指挥部，只留必要的作战参谋人员和警卫人员；长沙市民百姓和物资立即向后方疏散；守城部队加紧进行阵地工事修整，在长沙郊外配备第一线守备兵力。

    12月25日晚，香港失守的消息传来后，薛岳一度担心阿南惟几将有可能中止牵制作战，退兵原防地，因此多次指示新墙河、汨罗江守军适当从前沿阵地収缩，不再坚持要血战多少天的要求。

    12月29日，当三路日军强渡汨罗江向南攻击时，薛岳倒是放下心来，知道骄傲自大的阿南惟几已经上钩，不会轻易罢手了。为了诱敌全部进入了天炉阵的“炉膛”，他又令第二防线守军相机让开中间，撤向两侧，养精蓄锐，准备反攻。当晚，第37军主力从浯口以南，向金井以东山区撤退；第99军防守归义高地阵地的部队，退向湘江沿岸的营田与湘阴一线。

    12月30日，蒋介石亲临南岳,督促检查第9战区的迎敌备战，他根据连日来的战场情况，判断出日军将攻打长沙，为防止第9战区二线部队过早投入战斗而影响日后的决战，便致电薛岳：

    1、敌似有沿铁道线逐步推进攻占长沙之企图；

    2、该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为要。[注1]

    当日，薛岳将他的前线指挥部从长沙的二里牌，搬迁到湘江西岸的岳麓山爱晚亭附近清风峡的山洞中。虽然军委会为防不测，规定战区长官指挥部须与前线保持50公里的距离，但薛岳为便指挥各部作战，已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收到蒋介石来电后，薛岳感到最高统帅的意见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更加充满必胜信心。便决定集中部队，采用“求心攻击”，围攻即将到达长沙的敌军，特颁布如下了作战命令：

    1、战区决定以各兵团向长沙外围之敌军，行求心攻击聚歼之；

    2、杨副长官指挥第58军，由长乐街经栗山巷、青山市向安沙，第20军由清江口经福临铺向石子铺，索敌攻击。攻击到达线第1次为三多桥、安沙；第2次为傅家冲、周婆塘之线；

    3、王副长官指挥第37军（缺第140师）由瓮江经脱甲店、上杉市向望仙桥；第78军由三角塘、更鼓台经金井、春华山向长桥索敌攻击。攻击到达线第一次为春华山、东林寺；第二次为大湾港、长桥之线；

    4、罗副长官指挥第26军主力，由洞阳市经永安市向榔梨市；一部由江花桥经永安市，协助军主力索敌攻击。第79军（附第194师）主力由金潭向黄花市以南。一部由渡头向柞山桥索敌攻击。攻击到达线第一次为东林寺、柞山桥、大托铺之线；第二次为榔梨市、东山、金盆岭之线；

    5、第10军固守长沙及水陆洲，第73军固守岳麓山，俟各兵团到达第二次攻击到达线时；即断行反攻；

    6、第99军（附第140师）以第197师固守湘江西岸及洞庭湖南岸原防；第92师由三姐桥经桥头驿、第140师由栗桥经官桥向捞刀河之敌攻击，攻击到达线第一次为桥头驿、官桥之线，第二次为捞刀河市附近。第99师固守双狮洞、湘阴、营田，并以一部由明月山、双狮洞向栗桥、福临铺侧击敌军，截断敌补给线；

    7、开始攻击之时间，另行规定。

    为了严明军纪，激发广大官兵的斗志，保证决战计划顺利实施，薛岳约法三章，电令各部，并于下午13时，呈报蒋介石，电文如下：

    即到。渝委员长蒋：盅密。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本次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心。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获得伟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1）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2）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3）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延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息。以上三事瑾电，鉴核备案。薛岳。卅午。忠。印。[长沙]。[注2]

    蒋介石复电予以慰勉：

    卅午忠电悉。兄能具此决心，督励所部，良堪欣慰。当此友邦并肩作战之际，甚盼此次会战能获得决定之胜利，以为我国革命军人争得无上之光荣也。

    二、第3师团抢占榔梨市

    12月31日长沙东郊浏阳河畔

    由于阿南惟几一直沒有透露谋取长沙的意图，丰岛房太郎还一直担心自己的建议难以被采纳，因此，当12月29日傍晚，收到进攻长沙的作战命令后,他十分高兴，立即下令各部立即停止左转迂回,“迅速由捷径，向长沙追击敌人”。

    收到丰岛的命令后，石川部队于深夜率先出动，由密岩东南侧地区转向南进；的野部队于30日8时开始南下，经达摩山东侧急速前进。由于沿途守军按薛岳的部署，已“让开中间，撤向两侧”,这两股日军几乎未遇阻击，当日便分别由栗桥、枫林港渡过捞刀河经牌楼铺、榔梨市，到达长沙近郊；宇岛部队在王思岩西麓与第92师展开激战，一时难以脱身。

    12月31日，第3师团一路急进最先抵达长沙近郊。石川部队的先遣队下午首先在磨盆州（长沙东南约10公里）附近徒涉渡过了浏阳河，的野部队傍晚到达榔梨市，准备从东山镇渡河。

    丰岛房太郎率师团部及直属部队下午到达枫林港（长沙东侧约50公里）后，立即组织参谋幕僚开会，部署对长沙进攻。参谋长山本清卫大佐将飞机近日的侦察情况和情报部门收集的谍报，综合如下：

    1、长沙正在抓紧构筑防御工事，城区和东侧东屯渡及东北地区洪山庙——黑石渡一线，守军阵地已形成规模并在不断加固；

    2、东南方向的东山一带，正面阵地不多，也未发现有大量守军，而且由于连日雨雪浏阳河水势猛增，多处渡囗需要架桥，但在东山镇附近发现可以徒涉的河段，另外其近处还有不少舟筏；

    3、长沙机关单位和市民百姓正在紧急疏散，人心惶惶；

    4、长沙守军为李玉堂的第10军，上次长沙会战后兵员补充不足，现全军不到2万人。该军以第3师防守市区核心工事，以第190师守备长沙外围据点，以预备第lO师固守岳麓山及水陆洲既设阵地。

    丰岛房太郎根椐以上情报并参考了山本等人的意见后，于傍晚18时下达甲第1197号命令：

    1、据飞机侦察，在长沙东北和东方地区，虽看到正在新建的部分阵地，但东山（榔梨市西南6公里）正面阵地不多，未发现有大量守军，浏阳河水势甚大，但在东山一带发现徒涉场，在其附近有多数舟筏。

    宇岛部队于昨（30）日傍晚，在王思岩（大娘桥西南8公里）西麓，又于今（31）日在王思岩东麓和敌92师主力交战。

    2、师团决定于今（31）夜，以主力渡过浏阳河，准备攻击长沙。

    3、石川部队应于今（31）日日落后，立即在东山上游附近渡过浏阳河；1日天明前，在李家冲、陈家冲一线展开，准备向长沙东南侧攻击。

    应以左方为重点。

    4、的野部队应继石川部队之后，在东山附近渡过浏阳河，于1日拂晓前，与石川部队左翼连接，在天祁岭之间展开，准备向长沙南侧攻击。

    5、两部队的战斗境界为，延伸连接陈家冲高地南端——北冲一线，线上属于右方。

    6、各部队夜间渡河，只限于战列部队，行李渡河于拂晓后进行；渡河时机，另行命令。

    特别是石川部队应为的野部队开放渡场。

    7、宇岛部队应于今（31）日日落时，从少娘桥——黄泥塘（大娘桥东北4公里））——将军庙（神鼎山南4公里）——大桥（麻石山西麓）的道路向大桥方向转进，掩护师团辎重队向枫林港方向前进。

    8、工兵队以主力协助第一线渡河的同时，在明（1）日拂晓前，应在东山附近极力完成驮马道的架桥任务。

    9、我在枫林港，于22时出发，经榔梨市，于明日拂晓到达东山附近。

    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注4]

    12月29日晚，正在“艰苦条件”下攻打汨罗江南岸高地的两个师团，收到阿南惟骤然改变的作战计划后都觉得意外。当时，第6师团在长岭——麻峰嘴间集结兵力，准备向西攻击，与第3师团围歼第95师。突然接到“以主力追击榔梨之敌，另以一部向长沙方面追击”的命令，“此时得知邻接的第3师团己停止向左迀迥，正在进入遥远的浏阳河畔”，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对这个意想不到的急变，尽管心中非常气愤”，[注3]但还立即作岀了调整部署，下令步兵第45联队作为先锋，主力兵分两路，在空军的协助下，由汨罗江南岸的新市急速南下前进，经长岭、福临铺、麻林市，经过彻夜行军，于元月1日赶到了榔梨市。第40师团师团长青木成一中将收到“主力进入麻峰嘴附近后，应向金井急进”的新作战命令后，急令步兵第234联队“急速转进，经鱼口湾——麻峰嘴，向金井急进”；师团主力以步兵第236联队为前卫，向南经栗山巷、长岭、天王庙、象鼻桥疾进，于12月31日午夜抵达金井一带。

    三、第10军长沙设防。

    12月31日长沙城南

    防守长沙城区的部队为第10军。1926年，贵州王天培率黔军参加北伐,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0军，后在縮编时，取消了番号。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第10军重新组建，军长徐源泉兼任。下辖第41、第48师两个师。1939年，在全国大整军时，第190师划归第10军建制，第48师调岀。1940年，第8军和第10军合并，李玉堂任军长。

    此时，该军下辖的三个师为第3、第190、预备第10师，共九个步兵团，另有山炮、骑兵、工兵、辎重营等辅助部队；武器较为先进，多为俄式装备；90%的干部是军校毕业生，80%的战士为骁勇的湘桂子弟；在全国100个军中属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是军委会配置在第9战区的三支王牌军之一（叧两支为第4、第74军），担负着保卫长沙、衡阳等军事重镇的重要仼务。

    这次长沙会战，薛岳认真总结了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得失，研拟出一套专门对付日军再犯的“天炉战法”：将决战地点选择长沙城外，以长沙为饵，诱敌进攻。待敌深入长沙附近兵力疲惫、战斗力锐减之际，再集中第9战区机动主力将敌包围聚歼。“天炉战法”的关键在于：守城的部队必须确保长沙城池不失，方可熔敌于天炉；若被敌撞破炉膛，攻陷了长沙则前功尽弃。这项艰巨的仼务，在薛岳看来，非第10军不可。

    上次长沙会战，在湖南衡阳附近进行训练的第10军奉令匆忙赶到福临铺、金井布防,由于调令失宻，刚到阵地，立足未稳，就遭日军攻击。当时，在金井北面的瓮江、浯口一带都有日军，但浯口至金井间没有大道，只有崎岖的山路，且地形复杂；而沿瓮江南下，交通十分便利。因此，第10军判断日军不会从浯口直犯金井，而会从瓮江沿大道南下。于是，第10军以第190师防守瓮江至金井间的大道，并将其作为堵击日军南犯的重点，而以预备第10师驻守金井西北沿河的村庄。由于连续日夜行军，部队疲惫不堪，加上师长方先觉少将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严密的戒备，9月25日凌晨，师部被从崎岖的山路而来的日军骑兵部队偷袭，上下失去联络，全师官兵虽拼死抵抗，但在日军优势火力的猛烈轰炸下损失惨重，战至26日，预10师伤亡近半，第30团阵地被日军突破只得撤岀阵地。最终，导致第10军全线溃败，军长李玉堂被迫下令所属各部撤往榔梨市集结，随后在这一带进行了顽强的作战。

    会战结束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由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南岳军事检讨会议，第10军受到严厉批评，军长李玉堂和丢失阵地的预10师第30团团长田琳上校被撤职，预10师师长方先觉受到记过处分。不过，对第10军将领的处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第74军第58师师长廖龄奇少将（黄埔四期）则要惨得多，被以“不能掌握部队，予敌打击，且离队至祁阳”的罪名处决。

    因接仼军长钟彬中将尚未到位，不久又得到阿南惟几拟再度犯湘的情报。薛岳深知兵法，大敌当前，不宜换将；也懂请兵不如激将的将兵之道。便再三陈情，要求给予李玉堂留仼察看补过的机会，允其继续指挥第lO军固守长沙。军委会最后批准了薛岳的要求。

    第10军军长李玉堂中将，字瑶阶，1899年出生，山东广饶人，1924年由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勇猛善战，从排、连长逐次升至师长。1937年，抗战军兴，李玉堂时仼中央军精锐嫡系陆军第3师师长，在淞沪会战中，李玉堂身先士卒，勇于拼搏，率部与友军合力收复战略要地钧家湾；随后在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等战役中，带领所部英勇奋战，均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1938年，任第8军军长，在武汉会战的南浔线战斗中，指挥属部在沙河镇、南昌铺一带，与日军第106师团进行了7天7夜的反复争夺，使其遭受重创，被歼8000余人，以此战功被授予华胄勋章；指挥南浔作战的薛岳则赠送给第8军“泰山军”锦旗一面，“泰山军”之名由此而来。后第8军和第10军合并，李玉堂岀任第10军军长，“泰山军”称号也随之带来。

    在前不久的长沙会战中，李玉堂因布防失当，遭受撤职处分，心里很不服气，他盼望能有一次机会，洗刷自己和第10军的耻辱。因此，当薛岳四处斡旋，为他争得守卫长沙的重任后，自然是感激涕零。此刻，他已将生命已置之度外，发誓打好长沙之战，赢得军人应有的荣誉。接受作战任务后，李玉堂把军指挥所设在城南湘江岸边灵官渡的湖南电灯公司内，并召集军部人员说：这就是长沙市的四行仓库，也是第10军的四行仓库。随后，李玉堂又在长沙协操坪（省体育广场）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他用沉重的声调说：

    “弟兄们：我李玉堂无能，上次长沙会战你们蒙受了奇耻大辱，让我们享誉全国的泰山军荣誉受到侵害，是我对不起诸位，更不对起那些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弟兄！”

    说到这里，李玉堂停顿下来，神色凝重地向台下的部队，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随后，他又慷慨激昂地说道：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军人保家卫国是天经地义的，军人的一切荣誉耻辱都在战场。现在，倭寇又向我战区进犯，这正是我们报仇雪耻的机会。我军在上次会战中打得不好，薛长官并没有歧视我们，反而把守卫长沙的重任交给了我军，这充分说明了他对我们的信仼！弟兄们，我们能辜负薛长官的厚望吗？”

    “不能！”

    “绝不会！”

    台下万余名血性男儿吼声如雷，气壮山河。

    这是一支同仇敌慨的哀兵，全军上下都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与“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的日军相比，阿南惟几在士气上就输了一筹。

    李玉堂随后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保卫长沙的作战计划，命令各部立即进驻划分守备区域，充分准备粮弹，作好独立作战的准备，并对防御工事构筑提岀具体要求：

    1、布防在城外的部队，以村落、路口、河岸、山地为依托，迅速完成构筑各种类型的防御工事；改造阵前地形，扫清射界，便于观察和发扬火力；阵地前沿设置多层铁丝网和地雷区，防止敌利用复杂地形突袭阵地。

    2、守备城内的部队，以沙袋、拒马、铁丝网等堵塞主要街道岀入口，加强各城门、通道口的防御工事，凿通部分房屋墙壁，以利于部队的调动；在城内一些较高的建筑房屋，设置观察哨与火力点。

    另外对加强通讯联络和统一管理湘江内船只也作了部署。

    接着，李玉堂就带领参谋、技术人员深入各部防区一线现场，日以继夜地督促、指导加速加强长沙的防御工事。对此,时任第9战区参谋处副处长的赵子立在其回忆录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长沙的工事自1939年以来就开始构筑，但从来就不重视，不认真，所以并不坚固。第一、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都没有攻长沙城，这一次要诱致日军进攻长沙城，必须要把工事构筑坚固。长沙市民踊跃捐输材料，并大力协助军队施工。工事采取地堡式，西面依托湘江，对北、东、南三面成一个半圆形，工事的外围似由麻园岭、朱家花园、杜家山、二里牌、黄土岭、妙高峰、猴子石之线，一层一层向里构筑，愈向内强度愈增加，约以中山路西段、黄兴路、八角亭、南正街、坡子街以南概略线上的核心工事为最密最强。由南向北的街道口都有铁丝网拒马封锁，各街道上都有由地堡和建筑物发射出的火力封锁。至于湘江水路，不仅长沙以北封锁了，连长沙以南似在猴子石附近也封锁了。新墙河战斗开始后的几天，长沙的工事不分昼夜地施工。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整天在阵地上修正地堡的位置和射击孔的方向，规定火网的编成，饿了就在阵地上啃馒头，喝点水，积极督修工事，准备应战。[注5]

    12月29日,日军全线出击,强渡汨罗江,随时有可能进犯长沙。李玉堂不敢怠慢，于12月30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落实各项防御措施。会上预10师师长方先觉提出，长沙城南及南郊的防务较单薄，很可能成为日军的重点进攻方向，他要求将师部及驻防在岳麓山、水陆洲的部队悉数移至江东，全力以赴去守卫这个薄弱环节。

    方先觉，1905年出生，安徽宿县人，黄埔军官军校第三期肄业，凭战功由少尉见习官升至少将师长，先后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陆军大学将官班、国防大学联合作战系进修。由于受过多次高层次的综合军事教育，方先觉的军事素质比较高，尤其擅长训练，由浙江省保安部队改组而成的预10师在他的调教下，逐渐成为了战斗力强劲的部队。乃至后来他升仼第10军军长，又将部队的综合战斗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在1944年惨烈的衡阳保卫战中，他率领不足两万人的第10军，抵抗10余万日军的猖狂进攻达47天之久，毙伤日军近两万人，创造了抗战史上的奇迹。

    前次长沙会战，方先觉因防范不当，指挥系统被打乱，无法组织有效抵抗，被迫撤离阵地；幸亏部队平日训练有素，各部能独自为战，溃退时散而不乱，赶到指定地点集结。他才只受到记过处分。但对将军人的荣誉和尊严视为比生命还要珍贵的方先觉来说，则感到万分心痛。他誓死要重振雄风，在这次长沙保卫战中夺回荣誉和尊严。当李玉堂按薛岳12月20日的作战命令,拟将预10师作为军预备队守卫岳麓山及水陆洲时，他坚决不从。李玉堂当然也理解他的心情，便安排预10师一部在长沙南郊布防。现在，方先觉又提岀要将全师移至河东，这样一来，岳麓山和水陆洲阵地将无人防守。

    正当李玉堂感到有些为难的时候，一位年青参谋悄然过来，告之薛长官电话来找，他急步赶到办公室拿起了电话筒。话筒的另一端，传来了薛岳略带广东口音的寒喧：

    “瑶阶，这些天辛苦了。”

    “应该的。薛长官更辛苦。”

    “将士们士气如何？”

    “我军官兵斗志昂扬，决心在长沙城下痛歼倭寇！”李玉堂高声答道。

    “很好。有什么困难沒有？”薛岳赞许后又关切地问。

    李玉堂便将因兵力不足城南及南郊的防务较空，方先觉要求将驻防在岳麓山、水陆洲的部队调往的情况如实汇报。薛岳略作思索后，便在电话里干净利落地下达了如下命令：

    1、军委会增援的第73军第77师今日抵达长沙，划归第10军指挥；

    2、第9战区直辖炮兵旅，由第10军统一调度；

    3、长沙政府机关、长沙警备司令部、宪兵第18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单位人员协助守城，悉听第10军安排。

    李玉堂大喜，回到作战会议室，向大家宣布后，立即开会商议，重新调整部署,新的作战命令如下：

    其一、方针

    1、军以固守长沙市区之目的，即占领市区及其外围既设据点、工事，竭力抵抗进犯之敌，待命由西向东转移攻势；

    其二、指导要领

    2、各部队迅速完成各据点、工事，特须有独立作战之准备，并对外围工事须应乎所要达成之；

    3、各部队须详密划分守备区域，及预报敌进攻步骤与我应付手段，而配备尤须注意以城市为核心而固守之；

    4、各级之通信连须周密准备，务使在战斗方酣被敌军破坏时，仍可保持联络；

    5、湘江内船只须确实统制，以便粮弹之补充及负伤官兵之后送；

    6、各守备区须充分准备粮弹，以达成不待；

    其三、兵团部署

    7、长沙市区守备部队第3师（附警备司令部所指挥之各武装团队），长沙城外围守备部队为第10预备师、第190师；

    其四、阵地占领及任务

    8、第3师以主力占领长沙城垣，以一团控置于城东南角，拒止敌人进犯，并以便衣队（约一连）在安沙、沙坪附近预行潜伏，搜索敌情；

    9、预10师占领自水陆洲、猴子石、金盆岭、黄土岭、林子冲、左家塘、半边山之线，主力控置于黄土岭附近，拒止敌人进犯，并派便衣队在东山附近预行潜伏，阻止敌人；

    10、第190师占领杜家山、湖迹渡、开福寺附近、新河正街、湘雅医院、湘春街之线，拒止敌人，并派便衣队（约一连）在枫林港预行潜伏，搜索敌情。

    随后又将全军各部驻守地点明确如下:

    第10军指挥所：城内南部湘江岸边之灵官渡

    第3师师部：位于城内中部之八角亭

    第7团：位于城内浏阳门南侧市区

    第8团：位于城内浏阳门北侧市区

    第9团：位于南门外东侧之妙高峰、老龙街、严家岭地区，归预备第10师指挥；

    预10师师部：位于南门内之南正路附近

    第28团：位于南门外铁路以东之小跳马涧附近

    第29团：位于南门外铁路以东之冬瓜山一带

    第30团：位于南门外铁路以东之黄土岭、乌岭冲、太乙寺、红豆嘴、周家冲一带；

    第190师师部：位于市北经武门城外

    第568团：位于湘雅医院以南至南华女校的城东铁路沿线地区

    第569团：位于湘雅医院及留芳岭至以西之江岸

    第570团：位于湘雅医院至南华女校铁路以东之杜家山、陈家山，一部位于南华女校，以增加浏阳门以北的防守兵力。

    12月31日黄昏，除留在水陆洲阵地一个营外,预10师在河西的部队全部从灵官渡、天马山等渡口渡过湘江，到达指定地点。方先觉已将师指挥所设于妙高峰城墙背后，并将预10师在长沙南郊猴子石——南门天心阁的防区分三线配备：

    1、雨花亭——金盘岭——猴子石为第一线，由张越群之第29团防守；

    2、长沙新站——修械所——江边为第二线，由葛先才之第28团守卫；

    3、马王堆——南城墙——江边为第三线，由陈希尧之第30团布防；

    4、师炮兵阵地设于南城墙背后；

    5、师野战医院设于城内一所学校内；

    6、工兵营、特务连、搜索连、通信连、卫生队及输送连，均分布在南城墙内外。

    随后，方先觉带领师部参谋人员，来到各团划分防区现场检查备战，看到全体官兵斗志旺盛，正在抓紧时间加固阵地，构筑工事。他感到很满意，回到师部已是深夜凌晨，再过几个小时，新年第一天的战斗就要开始了。这场生死搏斗肯定是很惨烈的，方先觉对此有充分的估计。他觉得应趁现在有点空闲，便挥笔给妻儿写几句话，预作遗嘱。

    此刻,在长沙城南湘江渡口灵官渡附近的第10军军部,李玉堂正在认真阅读最新的“敌情动态”：日军第3师团主力，已疾进至长沙东郊浏阳河东岸的榔梨市，正在架桥准备渡河；另外在福临铺、金井一带还发现了第6、第40师团的番号。对此他感到比较兴奋，长沙的保卫战就要开始了，盼望已久的报仇雪耻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但是他也清楚这是一场苦战：第10军在上次长沙会战中兵力损失不少，尚未来得及补充，目前人数不足2万；敌军现已查明就有三个师团，部队战斗力以及装备也明显占优。全军将士只有不畏牺牲、顽强拼杀，才能将穷凶极恶的敌人阻挡在长沙城下。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唤来机要参谋口述一道命令：

    长沙河东除留下一两只机动小艇供联络用外，湘江内的一切军用和民用船只，全部都撤往水陆洲和湘江西岸。

    除通知相关交通调度部门外，他还要求将此令通告全军。第10军将士当然明白军长李玉堂破釜沉舟、与长沙共存亡的战斗决心，一个个磨拳擦掌，枕戈待旦。

    午夜时分，在河西岳麓山爱晚亭傍的第9战区前线指挥部，薛岳站在四面都挂满了军事地图的作战室内，全神贯注地盯着挂在墙上标有最新的敌我动态的作战地图。代表日军的蓝色箭头已从三个方向逼近长沙外围，第二线接应的日军还在向南继续推进。薛岳明白长沙血战就在旦夕之间，此刻,他也和李玉堂、方先觉一样，期盼着报仇雪耻的时刻来临。

    薛岳在昨日的“求心攻击”作战命令中，明确了各部作战任务，并规定攻击时间，另行通知；当时主要考虑是，不急于暴露作战意图，以免阿南惟几闻风而逃。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阿南惟几到底不如老奸巨滑的冈村宁次，正在得意洋洋地进入天炉阵的“炉膛”。为了防止日军万一撞破“炉膛”，攻陷长沙，造成不良后果，他觉得发起总攻时间已刻不容缓，便立即命令各攻击兵团：于民国31年元月1日夜开始攻击，限元月4日晚到达第一次攻击到达线。[注6]

 第十章 元旦长沙血战
    一、第3师团发起总攻

    1942年元月1日长沙城东南

    元旦早晨,连日雨雪的天气己转晴,浓浓的晨雾逐渐散去，一轮红日即将升起。

    拂晓前，在长沙东郊榔梨市西南的东山镇，工兵第3联队架设了一座军用桥梁，日军第3师团主力正由此渡过浏阳河向长沙城东南疾进。上午7时左右，丰岛房太郎率师团指挥所从枫林港连夜迁抵东山镇李家冲山地,他不顾彻夜行军的疲劳，立即来到桥头向渡河的部队表示慰勉,并带领他们正对着初升的红太阳向东方的日本皇宫进行了遥拜，祈祷武运长久。礼毕，日军官兵都以兴奋的心情相互祝福，预约晚上在长沙欢度新年。石川部队的野炮兵第3联队长宫永盖世大佐，特意换上全新的将校呢军服、佩戴上新的领章，举起盛满清酒的军用水壶，向步兵第18联队长石井信大佐致意。这两名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碰杯”后，还商议今晚要在长沙城内畅饮叙怀，并发射一发炮弹庆贺。[注1]

    长沙是一个长方形的城市，湘江南北贯穿市区，将城市分为河东和河西两部分，长沙城坐落在河东，浏阳河绕城自东向北流入湘江，城东南山地为河东制高点。根据长沙的地形特点和最新情报，丰岛房太郎认为：东山镇是最适宜的攻击集结地域；攻击的突破口在东南城角。这主要是因为：

    1、城东南为长沙城防的薄弱环节,只有少量的守军,加上这一带阵地原无预筑工事，近日突击新建的简易工事，防御质量显然很差，比较容易突破；

    2、城东南一线地势较高，俯瞰全城，攻占后可以高屋建瓴之势席卷长沙；

    3、占领长沙城南后，与从湘北赶来的友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守军因援兵被阻隔、退路被截断，士气将倍受打击，有可能丧失信心、放弃抵抗。

    客观地讲，丰岛房太郎对长沙的地形的分析和针对第10军原防务部署选择的进攻方向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他不曾料到的是：由于12月30日，从第6战区驰援的第73军第77师由常德、灃县赶到了长沙，薛岳下令其划归第10军指挥，李玉堂军长便立即调整部署，令第77师防守岳麓山阵地，预10师除留在水陆洲阵地一个营外,在河西的部队全部调到南门外东南郊一线，接防了原由第3师一个营负责的阵地，补上了防御上最薄弱的一环——而这正是丰岛房太郎计划进攻的重点方向。

    上午9时过后，丰岛房太郎回到师团指挥所。这时，情报部门又向他报告：第10军预备第lO师主力已于昨日渡江，在长沙南郊猴子石——南门天心阁一线布防。对此,丰岛感到有些吃惊,对手李玉堂看来非等闲之辈,这么快就堵塞了防线上的漏洞。但他仍非常自信，即使第10军在城东南增添了一个师的防御力量，也难以抵挡石川、的野所部四个步兵大队的攻击；更何况从番号看，估计预备第lO师不是重庆中央军，大概是由地方武装团体（预备部队）收编的，装备和战斗力肯定不行,是不难击溃的。

    因此，丰岛房太郎认为应仍按以下进攻计划执行，沒有必要变更、调整：

    1、石川部队负责进攻长沙城东南角的东门至南门一带；

    2、的野部队则主攻南门外的市街与南门至湘江东岸地区；

    3、元月1日上午11时发起总攻。

    上午11时，李家冲山地附近第3师团指挥所的上空，突然升起一颗巨大的黑色信号弹，当这颗信号弹的烟尘还蜿蜒挂在空中沒有散去，日军石川部队第18联队长的石井信就抽岀战刀率部向长沙东南约3公里的狮子岭高地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守军预10师第29团在此只布置了一个连的兵力，稍作抵抗后便遵令后撤了；另一路担任主攻的日军，的野宪三郎大佐的第68联队看到攻击信号弹升起后，未等部队全部集结，便向长沙南郊高地最前沿的阵地猛攻，至下午13时占领了雨花亭（长沙南门东南4公里），所击溃的也是第29团前哨警戒部队。守卫长沙东南第一线外围阵地的第29团主力配置在金盆岭、阿弥岭、黄土岭一带，前哨部队兵力并不多，因此日军的攻击未遇到较大阻击，进展比较顺利。

    丰岛房太郎闻报后感到心情轻松愉快，他认为前沿守军可能已被从天而降大日本皇军吓破了胆，一触即溃逃得无影无踪，据此估计，攻占长沙似乎不需要费太大的力气，最迟到本日黄昏，第3师团便可占领全城。他甚至考虑晚上在城里放假休整欢度元旦，让全师团官兵记住这美好的一天，在他离任后仍长久地怀念。

    当日清晨，阿南惟几在岳阳第11军前线指挥部的黑板上,写下“元旦、长沙”四个大字。参谋们当然明白军司令官的心愿：元旦攻克长沙城，作为献给天皇陛下的新年礼物。上午10时30分，阿南収到第3师团即将发起总攻的报吿后,便委派参谋长木下勇飞往长沙上空视察战况、慰问前线作战部队，并按排了四名随军新闻记者随同观摩。

    中午时分，木下勇乘坐的军用飞机在长沙上空低飞盘旋，当飞临至长沙东南郊区时，透过机窗可看到第3师团正在快速前进，木下勇立即命令飞机再降低高度，投下预祝占领长沙标志的“日之丸”太阳旗和各种慰问信及慰问物品。记者们则屏住呼吸，不停地按动手中相机的快门，摄下这难得战场写真。随后，这架飞机又在长沙上空兜飞了数圈，由记者拍摄了一些长沙市区、湘江、岳麓山、浏阳河、捞刀河等地的军事地形照片，便返回了岳阳白螺矶机场。

    木下勇回到指挥部，向阿南惟几汇报视察情况，并按其授意向南京的派遣军司令部、日军大本营发去了预计长沙作战将取得胜利的电报。随行的一名新闻记者则迫不及待地向东京总社发出了第11军元旦攻克中国军事重镇长沙的报道。太平洋战争以来帝国皇军神勇无比,攻城掠地，捷报频传,日本国民很为得意，当晚便照例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彻夜狂欢，闹得不可开交。然而，日本人的庆祝活动只是一场闹剧，当他们载歌载舞庆贺之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第3师团正陷入苦战之中。

    下午14时许，第18联队从狮子岭高地疾进至长沙东南的高地阿弥岭前，突然遭到猛烈射击，造成不少伤亡。日军随即调集飞机、火炮狂轰滥炸，进行报复性攻击。在此布防的是预10师第29团第1营，在营长曹健生少校的带领下，全营500多名战士英勇奋战，击退了日军数次疯狂的进攻。激战中，曹营长多处负伤，仍坚持战斗。至下午16时，阵地全被摧毁,部队伤亡半数以上，才按预定计划退至农林实验场、左家塘一线阵地。凶恶的日军穷追不舍，曹健生指挥余部拼死抵抗，击退了日军数次冲锋。最后，在左家塘据点，曹营长率领全营尚存的几十名官兵，将绑在身上的手榴弹拉响，与向冲上阵地的日军同归于尽。全营官兵无一幸存，全部壮烈牺牲。日军占据左家塘后,乘势向南元宫、邬家庄、军储库附近阵地进攻，遭到工事据点内密集火力的阻击，攻势顿然受挫。随后，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多次强攻，均被守军击退，因伤亡惨重无力再战。

    另一路日军的野部队下午13时占领雨花亭后,继续向南猛攻,企图一鼓作气直取长沙南门及江岸，但在长沙南侧的外围阵地沙湖桥、黄土岭、金盆岭一带时遭到守军顽强抵抗，不能再前进半步。

    二、加藤大队投入战斗

    当日18时30分长沙城东南吉祥坡

    傍晚，丰岛房太郎己将师团指挥所移至长沙东南约2公里的吉祥坡，当看到两路进攻都停止不前时，他心急如焚。就在此前不久，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东京电台的新闻快报，宣称在新年的第一天，第11军第3师团已经攻陷长沙。现在已至傍晚，他的部队还未能攻入城内，这无疑会给自已的脸上抹黑；如果到了明天早上,还没有占领长沙的话，那么将会成为笑柄。于是，他赶紧在18时30分下达了一道新的作战命令，内容如下：

    3师作令甲第1200号：

    1、师团于1月1日排除敌之抵抗，目前正于长沙东南方肉搏中。

    2、师团决定一旦攻克长沙，立即进行扫荡。

    3、石川、的野两部队，一旦攻克长沙，应按原命令的战斗境界，分别扫荡长沙东半部及西半部之后，如另纸要图（略）所示进行集结。

    特别是必须对东南方及南方加以警戒。

    4、直辖大队长加藤少佐，应以大队主力（步兵第6联队第2大队）立刻大致沿石川、的野两部队的战队路线加入战斗，并扫荡该地区之后，如另纸要图（略）所示进行集结，攻击及扫荡时必须与邻接部队密切配合行动。

    特别是在扫荡之后，应以一部分兵力切断并警戒通往城外的主要道路。[注2]

    在这项作战命令前，丰岛房太郎决定召见第2大队长加藤素一。加藤曾留学德国，受过良好的军事专业教育,素质超群,久战沙场，勇猛善战,战功累累，丰岛一直视之为帝国军人的楷模,曾经多次当众表示,假以时日加藤必然会成为皇军名将。第2大队的官兵都是从第3师团下属的各联队精选出来的，他们在华征战多年，有着丰富战斗经验和较高的作战技能，在第11军中以擅长夜战而久负盛名。本来这次湘北作战，第3师团沒有全部出动，还留有第6联队在信阳守备，但丰岛为备不测，特意从第6联队抽调加藤的第2大队作为手中王牌，拟在关键时刻岀奇制胜。尽管开战以来，加藤多次请战，丰岛总是好言安抚，表示肯定给他大显身手的机会。现在他认为有必要动用这张王牌了。

    当加藤素一精神抖擞赶到师团指挥所后，丰岛房太郎笑言赞道：加藤君英武过人，不愧为皇军精英。随后口气一转，又严肃说：目前重庆守军斗志极强，石川、的野部队现一筹莫展，陷入胶着僵持，为了迅速扭转不利战局，现令第2大队迅速岀击，一举摧毁敌人的防线，打开长沙城的南大门。相信加藤君能继续发扬帝国军人之神勇，再建奇功。加藤闻之，激动得热泪盈眶，顿首表示：一定竭尽全力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请师团长阁下静候佳音。然后立正敬礼告退。

    20时左右，加藤素一率领第2大队在第18联队的左翼投入了战斗,很快就立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面对这支突然从侧翼杀出来的生力军,本来己杀得难解难分、精疲力竭的守军，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就被突破阵地。战至当晚21时，军储库、邬家山附近阵地相继被日军占领。紧接着，加藤素一又带领第5、第8中队及第2机枪中队乘势攻击白沙岭。白沙岭处于第30团和第28团两个团阵地的结合部，防御兵力并不多，如果被日军突破，长沙南门城关天心阁将直接受到威胁；而天心阁是长沙城内制高点，紧连市內核心地段，倘若有失，长沙难保。

    正在灵官渡第10军指挥所密切关注战局发展的李玉堂，得到军储库、邬家山阵地失守和日军渗透到白沙岭的战报后，立即严令预10师进行反攻，并要求岳麓山上的重炮火力支援。方先觉也感到事态严重，立刻指挥预备队驰援。激烈的枪炮声在长沙城东南再度响起，中日两军又在军储库、邬家山地区展开惨烈争夺战，守军得到援兵和炮火的双重支援，志气大振，终将日军赶出军储库、邬家山阵地，并顺势收复左家塘。

    在白沙岭地区，加藤素一的这支约500人的精锐部队，虽然能攻善守，素以夜战闻名，但在严阵以待的守军阵前和岳麓山炮火的封锁下，也无能为力；几次偷袭、数度强攻都以失败告终。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年的第一天就要过去了，想起师团长阁下还在指挥所焦急地等待，想到帝国军人的神圣使命，加藤素一坐立不安，最后决定带领一个小分队深入敌阵，寻找守军防线的薄弱点，然后再集中全力一举突破。考虑到人多容易暴露，小分队只选了三人：第2大队副官桥本光义中尉、川口定秀军曹和池山至兵长。军曹和兵长均为日军基层骨干，其军衔分别为中士和下士；军曹一般仼中队副、小队长职务，兵长为战斗小组长。

    这支小分队借着夜色和民房的掩护，偷偷摸摸地来到了预10师第30团阵地前沿。借助战斗引起的火光，加藤和桥本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守军阵地，但他们没有料到，手里望远镜的镜片反光，招来了杀身之祸。最先看到望远镜反光的是第30团阵地哨位的观察员，这位军校刚毕业的年青军官相当机灵，立刻判断岀这是日军偷窥阵地，便不露声色地召来一名枪法高强老兵，悄悄进入最佳射击位置。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正在聚精会神观察的加藤素一感到腹部受到巨大的撞击，他忍着揪心的庝痛，咬紧牙关，左手捂着血流如注的伤口，右手拔岀战刀支撑着身体，但没坚持多久就重重地摔倒在地。临近的桥本副官连忙过来，刚要抱起加藤，又被一枪击中要害，倒在加藤的身体上。川口和池山都是久战沙场的战斗骨干，枪声一响，立即就地隐蔽起来，当第二枪击倒桥本时，他们都从枪口闪焰处找到了袭击者的方位，立刻同时举枪还击，但一阵枪响过后对方毫无动静。望着两位倒地痛苦挣扎的长官，川口军曹奋不顾身地沖去营救，尚未走几步又被从另一射击位置打来的一枪击中胸部，当场毙命。深不可测的对手加上精确无误的射击，使池山兵长顿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再也不敢去援救了，便连滚带爬地逃回了白沙岭。

    第2大队的日军听完池山的哭诉，随即发动了几次冲锋企图救出加藤等人，然而在守军的猛烈火力的阻击下，日军几次攻击都告失败，陡增一些伤亡。此时，方先觉抽调的各部援军从不同方向陆续赶到白沙岭,将日军团团包围了起来。在炮火掩护下，第30团和第28团连续向被围的日军发起了猛攻。第2大队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尽管没有大队长的指挥，但在三名中队长的指挥下，他们借助夜色的掩护，依托白沙岭一带的民房，利用其擅长野战的优势，进行顽命的抵抗。在日军非常精准射击和投弹阻击下，预10师的几次冲击都不能得手。特别是日军的掷弹筒和机枪火力配合形成了有效的压制火力，使进攻的我军遭受到不小的伤亡。

    当时，日本陆军普遍配有备装八九式掷弹筒，这种掷弹筒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迫击炮，其口径为50毫米，全炮长413毫米，炮筒身长260毫米，全炮重2.7公斤，炮筒重1.6公斤，最大射程700米，理论杀伤半径为8米，它的主要特点是射角大，弹道弯曲，便于携带、操作简易，隐蔽性强和杀伤效果好。日军的一个小队编制除三个步兵班外，还专配有一个装备了两个掷弹筒的掷弹筒班。在进攻或防御作战中,掷弹筒班一般担任近距离火力支援任务。进攻时常用来压制对方的火力点,在中国战场上对日军威胁最大的主要是重机枪，一旦判明我军机枪阵地位置,日军便组织掷弹筒集中射击。因掷弹筒无需过多时间准备,往往是我军机枪一条弹带尚未打完,掷弹筒炸弹就接踵而至,乘射手被杀伤或机枪被毁的瞬间,日军一涌而上,夺取阵地。防守时,日军常以掷弹筒和机枪组成火力网,拦阻进攻。我军冲锋常缺乏重武器支援，若被火力压制在手榴弹投掷距离之外,则难以突破日军防线。此外,日军有时也用掷弹筒攻击我方指挥所及进攻出发地,或施放烟幕迷惑我军。

    第2大队因长期突袭作战，掷弹筒配置多于一般部队，掷弹筒射手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手，因而火力凶猛、杀伤率较高。第30团团长陈希尧上校和第28团团长葛先才上校见此，都认为这样硬拼得不偿失。于是便集中轻重机枪严密封锁，然后在日军占据的民房淋上大量汽油，燃起火来。时值浓冬，天气干燥；长沙的民居群多为木质结构，加上西北风劲吹；未等日军完全反应过来，大火就迅速蔓延起来，笼罩了整个白沙岭。敌军在民房内无法藏身，强行冲岀又被密集火力射杀，最后几被全歼。

    傍晚，送走加藤素一的第2大队后，丰岛房太郎就一直守在指挥所内的电话机旁，等待着加藤攻克长沙的捷报；当军储库、邬家山阵地被攻占后，他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觉得还有希望到长沙城里去欢度1942年的元旦之夜。可是一直等到午夜，加藤君再也沒有向他报喜了；凌晨过后，加藤素一阵亡、尸体落入敌阵和第2大队主力被歼的噩耗接踵传来。这时，他才明白，在长沙庆祝元旦的美梦彻底地破灭了。

    方先觉指挥预10师，利用敌被歼后暂短的空隙时间，打扫了阵地前的战场，在搜集敌遗弃武器、清查敌军尸体时，发现了加藤素一携带的公文皮包，包內有日军本次作战以来的各项作战计划、命令等文件。方先觉的部队训练有素，搜查的士兵虽不懂日文，但知晓敌方文件的重要性，便规定要求逐级上交，加藤的公文包很快就交到了师部。中、日两军，为适应战争需要，都有人掌握对方的语言文字。方先觉便令军中通晓日文者，立即将这些文件译成中文。由此得知第11军参战各部的任务和现处位置，并掌握了日军因道路被破坏运输不济、前方弹药经大量消耗后己相当缺乏等重要情报。[注3]

    关于情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就有精辟见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情报搜集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获取情报的途径也多种多样。除了建立了系统完整的谍报网，通过特工、汉奸搜集各种情报信息，还利用飞机、骑兵、无线电通讯技术等各种手段进行侦察。对此，第9战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检讨中这样写道：日方会战前及会战中使用飞机、骑兵进行战略上之搜索侦察，并利用汉奸为坐探、密探，故其搜索侦察机关完善、情况易于明了；其通讯手段迅速周密，还特别善于使用军鸽、军犬、闪光等各种辅助通讯手段。当时的中国军队在情报工作方面远不及日军，在敌人内部基本没有情报来源，空中侦察也很少，谍报人员収集的信息有的源于道听途说，有的还是日军声东击西的花招，因此很难判明敌情。经常是战斗多时，尚不知道对手为谁、兵力几何、其进攻目标何在等等。

    这次会战第9战区虽加强了谍报工作，但因技术条件的制约，尚不能全面了解敌情。因此，当方先觉将这些缴获的文件及译文，以最快的速度送达河西岳麓山上的第9战区前线指挥部，薛岳看过后认为这些文件、情报非常有价值，一时激动拍案叫好，然后环顾左右称道：一纸虽轻，却胜过万挺机枪。他立即将敌情译文通报，并令各部酌情调整部署快速向长沙外围靠拢，围歼敌军。

    三、第9战区密码又被破译

    当日午夜岳阳第11军前线指挥部

    午夜时分，在岳阳第11军前线指挥部，阿南惟几仍在焦急地等待着第3师团攻占长沙的佳音。他认为在皇军南洋作战胜果赫赫的余威之下，全军士气极为旺盛，攻占长沙势不可挡；但在元旦之夜占领长沙看来是不太可能了。此时，参谋长木下勇送来了通讯部门刚刚破译的第9战区12月30、31日两天的作战命令。

    第11军通讯部门的第4通讯班是专门侦听破译中国军方无线电台的，由一名破译密码专家吉材正男上尉负责。第11军组建以来，第4通讯班截获了大量中方的无线电讯号，吉村正男通过对浩繁巨大的无线电讯号夜以继日地进行筛选、对比、分析，基本掌握了中国军队各部队电台发报的波长、波段、频率等规律，可推测各部队的位置、动向和分布情况。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中，第5战区第33集团军的无线电讯一直遭日军第11军第4通讯班侦听，并被吉村正男推断出了司令部的位置。当我国著名爱国将领、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率总部手枪营和两个团2000多人从宜城东渡襄河时，被日军调集10000多人包围；张自忠将军率部血战数天后，最后不幸在南瓜店的杏儿山壮烈殉国，成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军衔最高、职位最高的中国军人。同时，日军还能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经常破译岀中国军队密码，上次长沙会战中，也就是薛岳的兵力部署电文被日军破译，使阿南惟几掌控了局势，打得第9战区处处被动。本次会战，第9战区虽早已采取防范措施，重新设置了电讯宻码，不料开战不到10天又被狡诈的吉村正男破译。

    在12月30日的“求心攻击”命令中，阿南惟几惊讶地看到这次长沙作战，第9战区参战的兵力现己有八个军，在此之前，他以为薛岳能用于参战最多只有六个军。在31日的总攻电令中，他得知第9战区各部攻击的时间：从1942年元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限元月4日晚到达第一次攻击到达线。

    对于第一份电令,阿南惟几吃惊过后并不觉得可怕。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来四年多的实战情况来看，虽然中国军队勇敢顽强，不畏流血牺牲，但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军官战术素养和士兵的教育训练水平等方面，确实与日军相距甚远。对此，日军也很自负。第11军首任指挥官冈村宁次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的总结中曾这样写道：“第11军以少数兵力果敢地进行作战，收到了很大战果。按兵力来说，可能被认为是冒险作战，但是当时第11军的作战课是根据日本军队以一个大队，可以和敌军一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斗力量来判断的。当然和中国军队相比，我方有比较优势的航空兵力相助，炮兵力量一般也占优势。”[注4]日军在作战时，一般以大队为战术单位。日军一个标准的步兵大队编制有1100人，包括：

    1、四个步兵中队（每中队180人）；

    2、一个174人的机枪中队（14人的连部和三个机枪排，一个弹药排，每排4挺重机枪，总数12挺）；

    3、一个55人的炮排（一个10人的排部，一个15人的弹药班，两个15人的炮班各装备一门70mm九二式步兵炮）；

    4、一个110人的运输中队（大车和骡马），有的大队将所属的运输中队合并到联队里；

    5、一个30人左右的大队部。

    日军曾就其战斗力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

    1、当敌军一个师（标准编制9000人）进攻一个大队时，皇军“则能抽调转用兵力，随时粉碎敌的攻势”；

    2、当皇军一个大队据守阵地时，只要各个据点阵地未被敌军炮兵等破坏，“虽受到绝对优势兵力的攻击，也可确保相当时间”；

    3、当敌军两个师合攻一个大队时，皇军仍能确保各阵地的据点，但“无充分转向攻势的余力”。

    虽然这种比较未必完全准确，但大体上反映出了中日两军战斗力的差距。

    这次牵制作战，阿南惟几共调集了二十七个步兵大队和十一个炮兵大队从湘北进攻,他认为即使薛岳增加了两个军,充其量也只有24个师的兵力,是很难与第11军抗衡的；况且经过上次长沙作战，第9战区参战的这些部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短时间内难以恢复战力。因此，阿南惟几仍然信心十足，不觉得有危机感。

    对于第二份总攻电令，阿南惟几不但不感到担心，反而觉得是一次扩大战果的机会。他在当日的日记中，曾激动地写道：

    敌将薛岳己命令，全部兵力限令于4日前，集结在捞刀河北岸冲击我军背后，敌军如果实现这一行动，我军将有更大战果。[注4]

    这主要是阿南惟几认为，中国军队运输落后，全靠步行，元月4日晚能否到达长沙外围尚不确定；何况此时天气开始转晴，航空兵可随时岀动轰炸阻截；当饱受空中打击而又疲惫不堪的第9战区各部陆续赶来时，第3师团早已占领长沙，可依托长沙的城防工事进行阻击；然后第11军可根据敌军动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捕捉围歼。

    于是阿南惟几下令房太郎抓紧进攻，务必在敌军形成包围以前攻占长沙。这时，参谋长木下勇提示：第6、第40师团现已推进至长沙外围榔梨市、金井一带，是否抽调一部助攻。阿南惟几笑着说：木下君，现在第3师团有六个步兵大队，另加炮兵、骑兵、工兵协同，还有空军强力支持；而守城的第10军只有三个严重减员的师，不到两万人。我军兵力如此占优，攻取长沙应是轻而易举。若再增兵，恐怕丰岛将军会要见怪的。木下勇一听，觉得也有道理，便不再言语。接着阿南惟几又下达了两条命令：

    1、第6师团以一部在榔梨市周围加速构筑阵地,师团主力保持戒备，整装待发；

    2、第40师团加强对东部山区浏阳方向的警戒，以保障第3师团侧后的安全。

    1942年的元旦在残酷和惨烈厮杀中过去了，午夜以后，长沙城内外炮枪声仍此起彼伏，新一天的血战又己来临。

     第十一章 第二天的拼杀
    一、长沙城东南的激战

    1942年元月2日长沙城东南

    元月2日凌晨,收到阿南惟几加速进攻的命令后，丰岛房太郎立即指挥日军进行攻击。1时30分，城南打靶场的日军再次向邬家庄、小林子冲进犯，守军虽经奋勇抵抗，反复肉搏，终因寡不敌众，于一个小时后，丢失邬家庄与小林子冲阵地。驻守黄土岭一带的预10师第30团阮营长闻讯后，立即带上本部官兵，乘日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迎头痛击，从而一举夺回了小林子沖与邬家庄的阵地。

    3时20分，日军又向这两处阵地发动疯狂进攻，方先觉下令第29团除留一个营坚守金盆岭、黄土岭附近阵地外，余部由副团长陈新善中校的率领，增援邬家庄、小林子冲。双方再次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直到天亮前5时许，终于将敌军赶出小林子冲与邬家庄。副团长陈新善、团副曾友文少校等在与日军的肉搏战中英勇牺牲。

    拂晓，日军出动20余架战机对我阵地施行轮番轰炸，掩护步兵向我军猛烈进攻。

    空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演变为决定战争进展的武装力量。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弱国，空军也很落后。在抗日战争开始之时，中国空军能作战的飞机仅223架,全部采购于德、俄、美、法、意等国,连各型零部件也需要进口，机型复杂多样，维修困难。而日本拥有自己设计与生产的各式空军飞机2700架，在经费、人员培训与后勤支持等方面也远远超岀中国。尽管双方差距悬殊，但中国空军凭借舍生报国，誓死如归的民族精神，与日军展开了拼死博斗。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机对长江内的日本军舰以及日本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轰炸，予敌较大打击，并击沉日本驱逐舰一艘。中午时分，恼羞成怒的日军海军航空队。不顾恶劣天气的影响,从台湾基地派出18架新型的“九六式”轰炸机对中国杭州笕桥机场和皖南的广德机场进行报复性轰炸，在杭州湾上空遭遇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第4大队战机的拦截，6架日机被击落,日军梅津航空队联队长石井大佐羞愧得剖腹自杀。中国空军取得了中日空战的首次胜利，一举粉碎日军航空兵不可战胜的神话，国民政府为此正式下令每年8月14日为空军节。

    随后，中国空军便遭到在当时号称世界第二的日本空军的疯狂报复。在“814空战”之后的三个多月中，中国空军和日军在上海、武汉、南京、杭州的上空，进行多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中国空军虽击毁日机230架，但损失也很惨重，至当年12月，南京陷落时，中国空军力量几乎损失殆尽。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飞行人员多数阵亡，一批空中名将相继陨落。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首的空军第4大队队长高志航上校首开击落敌机纪录，此后更是一人击落敌机多架，被日军称为“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1937年11月12日，高在河南周口机场遭日机扫射，中弹殉国。开战不到半年，中国空军“4大天王”中的另外三位：刘粹刚、乐以琴、李桂丹也悉数阵亡。

    就在中国空军陷入绝境之时，首批苏制战机375架相继运到中国，苏联志愿航空队也于1937年12月来华，驾驶这批飞机。1937年7月，中日正式开战后,西方列强认为日本军事力量强大,中国的抵抗不会坚持很久,便釆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作为日本“宿敌”的苏联认为其远东边境受到日本威胁，便采取积极行动援助中国。苏联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中国的有效抵抗来拖住日本，使其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8月21日，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后，中苏又签订了秘宻货款协议，根据协议苏联提供首额为5000万美元的信用货款，用于中国购买苏联军用物资。尽管中日开战以来，日军一直占有制空权，但苏联提供的以空军为主的军事援助，对中国能坚持到抗日的战略相持阶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9年到1941年期间，中国空军迎来了最为艰难的3年。这期间，中国空军几乎无力再进行大规模作战。同时，日本新式飞机——“零式”战斗机投入使用，中国的落后机型面对这种战机时几乎没有还手之力。1941年3月，中国空军第5大队34架飞机迎战日本12架零式战机，结果被击落13架，击伤11架，而日机则仅有少量损失。第5大队因此被撤销番号，改名“无名大队”，队员胸前要佩戴“耻”字胸章。至1941年夏，中国空军消耗到仅存65架飞机。就在此时，苏联为避免在欧、亚两线作战，以民族利己主义为基础，与日本于当年4月13日签定了“日苏中立条约”。苏联按该条约规定，逐渐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援助。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志愿航空队奉命撤回，中国空军再一次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

    日军利用空中优势，除了在地面作战中，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外，还对我国重庆、昆明等后方的军事基地、工厂、交通、城市进行狂轰滥炸，造成中国平民死伤惨重，在重庆，甚至发生了因躲避空袭而造成上千人窒息死亡的“重庆大隧道惨案”。

    中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以持久对速胜”的正确战略决策，经过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和英勇抵抗，日本在付岀了巨大的代价后，不但沒有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反而在中国战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美英因而开始改变“中立”政策，逐步提供为数有限的经济、军事援助。1941年，美国空军教官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200多人,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于7月和10月分两批抵达中国空军昆明基地。12月20日,当日本飞机肆无忌惮进行例行轰炸时，援华航空队的P－40型战斗机突然出击，一举击落日机10架，首战告捷。此后，这支航空队屡创空战佳绩，因其英勇神猛而被民间称为“飞虎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因执行南方作战计划己将多数陆军航空兵调走，派遣军飞机所剩不足100架，为了支持第11军作的这次牵制作战，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将第一飞行团50余架战机悉数调往武汉、岳阳，交由阿南惟几指挥。中国空军虽因陈纳德的航空队的加盟增添了力量，但由于气候、飞机性能等原因，还不能到长沙助战，第9战区只得在无空军协助的条件艰苦作战。幸亏12月24日开战以来，天空多为雨雪，限制了日军飞机的出动。

    随着这两天天气转晴，日机变得猖狂起来。为于配合第3师团的进攻，第一飞行团团长秋山丰次少将指挥日机轮番岀击。一时间长沙东南外围的阵地，从金盆岭、黄土岭、东瓜山、候家塘、邬家庄、扫把塘、修械所到妙高峰、天心阁都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

    随后，日军炮兵又开始补充轰击。由于前两次长沙会战，第9战区都将预定作战区的道路桥梁进行彻底破坏，日军这次便将重炮等笨重装备留罝在武汉、岳阳等地，只携带了九二式步兵炮等轻型火炮，因此威力并不大。上午8时许，正当日军步兵准备再度发起进攻时，守军岳麓山的炮兵阵地突然发岀地动山摇般怒吼，急速发射的炮弹呼啸划过长空，越过湘江，雨点般地落在长沙城东南阵地前，顿时将日军打得人仰马翻，血肉横飞。

    火炮自问世以来，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为战争中作战的主要火力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是最早使用火炮的国家，然而近代以来的积弱积贫，使国防工业严重滞后，仅能生产少量步兵武器、小口径迫击炮等小型武器装备，飞机、火炮、坦克等则完全依靠向外国购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中央军野战炮兵部队只有独立炮兵旅4个，各种野炮不到500门。和其他兵种一样，全体炮兵将士在抗击装备绝对占优侵略者的战斗中，不畏牺牲，英勇奋斗，予敌重大杀伤，自身也损失惨重。经过4年多残酷战争的消耗，炮兵部队和火炮数量大为减少。

    由于湖南在抗战中后期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0年5月，军委会将其直辖的炮兵第4旅划拨薛岳指挥，改编为第9战区炮兵指挥部。虽号称炮兵旅，但实力较弱，各式重炮总共才8门,其中：

    1、德造150mmsFH18榴弹炮2门。这种火炮是1937年底从德国引进的,总数有24门,从接收的附件箱内曾找到德国部队番号标记来看，估计这批炮是刚从德国现役军队中换下来的，经4年抗战的损耗，尚存8门，该炮炮架及底盘由德国克鲁伯兵工厂制造，主炮管出自莱茵金属厂，战斗全重5512公斤，射程13325米，以韩谢尔柴油越野载重车改装的重炮牵引车牵引，技术性能和质量在当时堪称第一；

    2、卜福斯m30－75mm山炮2门。该炮1932年购置于瑞典卜福斯军火厂（德国克鲁伯军火工业的子公司），总数为48门，现存不到10门,全炮重785公斤，既可分成8个部件由8匹马分驮，也可整体以两匹马挽曳，最大射程9150米，也是比较先进的现代化火炮；

    3、俄造m1900/3076.2mm野炮4门。俄造野炮是苏联援华火炮的主要品种，1938年初，国民政府兵工署在衡阳附近东阳渡火车站共接收了160门，作为第一次世界战时期的武器，该火炮炮身奇重，平时需6匹马挽曳，上坡时则需8匹马，但其使用的三种炮弹射程良好，这对于缺乏军火来源的中国来说，也是求之不得替代武器。

    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少将，保定军校第8期炮科出身，历任炮兵第16团团长，炮兵第4旅旅长，战斗经验丰富。上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王若卿带领部属积极备战，对长沙周围进行了测地，特别是将长沙近郊及城内可资为标志的建筑物，详细的加以测量，制成了两万五千分之一的标点图。当战斗展开后，炮兵能根据步兵指定的地域位置，依照调制完善的标点图立刻开始射击，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对步炮协同，守卫长沙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薛岳深谙用兵之道，长沙保卫战尚未正式打响，便将战区炮兵指挥部交归第10军指挥。昨夜，当加藤素一带领精锐部队突破军储库、邬家山附近阵地，攻入白沙岭直接威胁天心阁时，李玉堂立即严令预10师进行反攻，并要求岳麓山上的炮兵火力支援。王若卿将军得令后，亲自指挥两门卜福斯山炮开始急袭射击，紧接着又调4门俄造野炮也加入炮击，长沙城东南阵地顿时被烟雾笼罩，持续30分钟的炮火将悍敌加藤大队压制在白沙岭前沿阵地无法抬头，动弹不得。为预10师在午夜围歼该敌提供了强力的支援。

    上午10时左右,城南方向第3师团的野部队的第1、第2大队,冒着岳麓山上炮火的射击,与守军肉搏苦战后,进占了西湖桥。随后，这两股日军分别向东瓜山、妙高峰冲击。东瓜山失守后又被第29团反攻夺回，后又得而复失。战斗非常激烈，双方肉搏拼杀，死伤甚众。城东南方向的日军第18联队相继攻占了左家塘、邬家庄、小林子冲等阵地后，随即将进攻重点东移，分兵攻打妹子山、识字岭、圣经书院等据点，妄图从东侧的浏阳门、小吴门攻入长沙。第3师官兵顽强固守，击退了日军数次进攻，守住了这两座城门。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守军第30团还以一部兵力秘密机动至南门外主动进攻日军，使的野部队第2大队第2中队遭重大打击，中队长丸山信一以下所有军官全被杀伤。

    据日方军史记载：这一天，日军第3师团第一线各部队在空军的配合下，“反复进行了以城墙为目标的突击”，但“重庆军的抵抗极为猛烈，到处展开了一进一退拼死的争夺战”。“步兵第18联队自右起并排着第1、第2大队，对东侧城墙中央部分反复冲锋，双方陷于混战，反复地展开了高层建筑物的争夺战”；的野部队则“冒着从牛头洲及湘江对岸射来的重炮的射击，向南门东西一线发起攻击”，与守军“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展开肉搏战”。战至黄昏，其第2中队的全体干部，“均伤亡于湘江河畔”。[注1]

    二、葛先才团的绝地反击

    当日中午长沙城南修械所高地

    这天最为惨烈的战斗是南门外修械所高地的争夺战，这里是预10师第28团防御阵地的核心。团长葛先才，1905年出生，湖北汉川人，黄埔军官军校第四期毕业，是预10师里最富有战斗经验的团长，他将指挥所设在全线要冲修械所的背后。坚决表示要与阵地共存亡。

    修械所所在的这座山头南高北低，最北处有一座碉堡。日军如果占领了这座碉堡，就可以在山北面获得立足点，从而控制整个北面山头，进而威胁南面的守军。为了获得这个重要的支撑点，日军以密集炮火，向这座山头猛烈轰击，然后轮番强攻。10多架敌机也川流不息地从低空集中向此轰炸扫射，阵地附近民房被炸起火燃烧。炮弹爆炸后的硝烟，与房屋燃烧的烟火混成一体，遮天蔽日，10米之外一片模糊。战斗之激烈为开战以来所罕见：敌人虽伤亡重大，但仍前仆后继猛攻；第28团官兵冒着日军炮火，奋勇抵抗，在血与火中与敌反复争夺，不断以手榴弹和刺刀进行白刃格斗，场面十分惨烈。仅200米的阵地上，敌我双方的尸体就达数百具之多。打断的枪支，折断的刺刀，横七竖八，狼藉满地。恶战至中午时分，修械所阵地虽然无恙，但第28团兵力愈战愈少，形势十分危急。为了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葛先才决定弃守为攻。他用电话向师长方先觉汇报说：

    据目前战况看来，敌人兵力、火力绝对占优，又有飞机助战。我团官兵虽以血肉之躯挺住了敌军攻势，但是伤亡较大。若兵力如此消耗下去，能否支撑到外围友军向长沙合围之时，实难以肯定。因此，我决定率部出击，以攻代守，攻其无备，或有稳定战局之可能。

    方先觉考虑敌势太强,出击恐难奏效而增添伤亡,便提出了将第28团撤回城墙内固守的方案。葛先才答道：

    此方案虽是惟一减少伤亡的措施，我考虑过，但绝对不可后撤。因为目前只有南城门一条通道，部队撤入城内时，难免争先恐后，必将形成自乱；而且敌我咫尺之隔，我方后撤，敌必尾随跟进，后果不堪设想。现形势紧急刻不容缓，我即开始行动，不再向你请示。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葛团长随即通知各营长：以团部冲锋号为令，各部全力出击开始猛攻；要不惜任何牺牲，有进无退，违令者杀；同时命令团迫击炮连作好准备助攻。随后他又向陈希尧团长求助，请第30团在天心阁制高点的轻重火力掩护配合并阻止敌人增援部队。

    一切淮备就绪后，随着葛先才一声令下，第28团司号长吹响了雄壮嘹亮的冲锋号，第28团全体官兵齐声呐喊，如出山猛虎，奋勇杀向敌阵，日军被这突如其来凶猛攻势冲乱了阵角，惊慌失措，狼狈而逃。

    30多年后,葛先才将军在他的抗战回忆录中，对当年参加长沙保卫战时在修械所的弃守为攻回忆如下：

    霎时间,全团一声呐喊向敌冲去,杀声、号声、密集枪炮声，冲入九霄，天摇地动，声势赫赫。

    此时正是午饭时间，有一个连的准尉司务长带着五名炊事兵，挑着饭菜茶水餐具等，送来阵地，行至团长身边不远处，听到冲锋号音，激发斗志，其中一名炊事兵大喊道：“伙计们，我们加入冲锋杀敌去！”

    大家同声赞同：“好哇！司务长你看着饭菜，我们去杀几个敌人。”

    五人将挑着的篓桶往地上一放，各人拿着自己的肩担，喊一声冲，快步加入冲锋队伍行列，司务长也不甘人后，丢下饭菜也随队跟进。忽然间，敌人枪声全部停止，掉头狂奔，一个一个倒地不起。全团冲出约七百米，到了水稻田边缘，才以号音停止冲刺，而敌人则全部后撤约二千五百米才停止下来。此时，我军在湘江西岸岳麓山炮兵阵地，150毫米口径重炮开始发射。隆隆炮声向敌猛轰，打得敌人东藏西躲，有如热锅上蚂蚁乱窜。数日来，敌我距离太接近，我军重炮不敢发射，惟恐误伤友军。此时是难得的大好机会，可以充分发挥火炮威力。在多年的战争历程里，中国军队早已明白，遇到具有强大炮火和空中飞机支援的部队时，最好的办法是主动与其近战，最好是能双方绞杀在一起，这样，敌人的炮火优势就无从发挥，相反，距离敌人的距离越远，自己的危险就越大。在自己方面具有火力优势的时候，与敌人保持距离则是明智的方法。

    战区司令长官薛上将，由岳麓山指挥所，电话问军长李玉堂中将：“南门外出击者，是哪一个部队？”

    答称：“预10师葛先才全团。”

    长官极为高兴得说：“攻得好！攻得好！葛团长了不起。”[注2]

    第28团得胜后收兵回防，整固阵地。日军遭此打击，整整一个下午未对修械所发起进攻。傍晚，鬼头良三带领的第1大队与联队长的野宪三郎失去了联系。

    当晚，重庆最高统帅电令，葛先才团长晋升为少将，本次会战结束后，又升仼为预10师副师长。

    次日，湖南各大报纸皆在重要版面，将葛团长弃守为攻、主动出击的战况经过，描写得有声有色，尤其是《湖南日报》，在醒目大字标题里，更是把葛团长比做了长坂坡的赵子龙第二。

    时任预10师政治部科长的杨正华对这两天血战的回忆：

    1942年元旦，敌开始向我29团攻击，其笛野联队扑向金盆岭一带，石野联队扑向猴子石一带，气势汹汹，企图抢占各山头和高地；我29团早已捷足先登，逐一占领，居高临下，以逸待劳，凭着旺盛的斗志，机步枪一起猛烈射向敌人，继之投掷手榴弹，发射迫击炮，敌人纷纷倒地，无法前进一步。敌寇恼羞成怒，天明后即出动十余架敌机飞临长沙上空，陆空配合与我争夺，企图一举攻占长沙。但出乎敌人预料，初战即遇到强硬的阻击，受到重大的损失。不过，我方虽予敌以重创，但终因阵地正面太宽(约15华里)，配备的兵力单薄，伤亡亦大。激战至午前lO时许，我第一线始被突破。敌虽得手，付出的代价却也不小，计伤亡约七百人。

    当敌乘胜向我第二线进攻，如同前文所述在进攻第一线时遇到强硬阻击，遭到重大损失一样，又遭我28团迎头猛烈痛击，伤亡惨重，锐气大减，不能不暂时停顿。而我第二线此时已调整为第一线，也是我预10师的生命线。担任防卫的28团是我师战斗力最强的，葛团长的英勇善战也为全军公认。他的指挥所设在全线的要害部位即修械所背后，葛团长表示无论出现任何情况，他都决不离开修械所。

    在敌进攻葛团阵地时，从第一线后撤的29团张越群团长同政治部派出去联络的科员马有成来到了师部。我了解了他的来意之后，便单独去见方师长。我说：“敌人来得太快，其势太猛，张团实难以顶住!”方先觉叹口气说：“是这样；可惜现在张团的电话已中断。”我见方对张团长有体谅之意，便直言相告：“张团现已撤退下来，张团长和马科员一同来到了师部，他表示“未能达成任务，很对不起师长，请求处分。”

    方说：“叫他到副官处休息，等我稍空时，再带来见我。”方师长立刻接过电话向葛团长喊道：“现在就看你的了。张团已被突破，你马上派人收容整顿他的残部，归你指挥。任务重呀，我们全力支持你，你要顶住啊!”听到葛团长答复说：“师长尽管放心，我自有把握，决不会让薛长官丢脸!”这时方先觉的脸色才稍稍宽舒些。当天下午，敌虽未敢进攻，但枪声不断。至天晚，薛岳直接打电话向方先觉询问战况，最后问：“你部能守多久?”方沉吟了一下说：“我能守一个星期。”薛问：“如何守法?”方答：“我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薛岳说声“好”便放下了话筒。深夜时，我同副官主任张广宽围炉烤火值班，忽听隔壁方师长喊张广宽到他屋里去，告诉张说：“这封信你马上派人送到后方我家眷那里，在明天以前一定要送到。”张把信带过后，因未固封，我好奇地抽出信纸一看，才知是方师长写给家属的遗书。

    意略云：

    “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得失，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真如古人所云：‘守一城，捍天下。’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虽死犹生，含笑九耻矣；希吾妻节哀勿悲!夫子珊。”

    我看过后很是感动，决定发表以励士气民心。立拟新闻稿一则，交马有成科员连夜过江送往长沙日报社。次日，长沙日报即在头版刊发，冠以醒目的大字标题云：“方师长誓死守土，战阵中预立遗嘱。”读者闻之，莫不感泣。

    1942年1月2日拂晓，敌机出动二十余架，布满长沙上空，对我阵地施行狂轰滥炸，并掩护敌兵向我进攻，敌人拟在一日之内攻占长沙，志在必得；我则沉着应战，坚守阵地，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一场惊天动地的殊死战至此全面展开。8时许，我岳麓山的重炮(150毫米的榴弹炮)发出轰隆的怒吼，此时我军炮兵的士乃德山炮和八一式山炮同时发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也指向敌机猛击；步兵也一改常规，不怕暴露目标，纷纷举起步枪仰射。威慑力之大，迫使敌机不敢低飞和俯冲，因此只好躲进云层里盲目投弹，炸弹大都落人湘江之中，溅起冲天水柱。敌地面部队则因进展太快，道路破坏严重，重兵器很难跟上，仅有的小型炮火又被我火力压制；加以我岳麓山的炮兵在平时已把长沙市郊的重要据点测绘清楚，心中有数，所以有的放矢弹无虚发，最后逼得敌炮躲藏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反击?上午的战斗，敌人的伤亡人数在二千以上，所谓惨重。下午又无可奈何地停顿下来。[注3]

    三、神田正种终于得到进攻命令

    当日晚20时左右长沙东郊榔梨市

    傍晚，第3师团伤亡惨重、进攻屡遇顿挫的战报传到岳阳，第11军前线指挥部气氛极为紧张，参谋们愁眉苦脸，预感到这次长沙作战凶多吉少。阿南惟几也感到形势不太乐观，为了安慰情绪低落的幕僚,他强作镇静地走进参谋室，在黑板上写下了两行绯句：

    今更莫把惊惧生，

    兵家胜败是常情。

    此刻,阿南惟几开始为自已的过于轻敌而后悔起来，昨天他还认为，皇军精锐的第3师团6个步兵大队进攻长沙，加上炮兵、工兵、骑兵和空军支援，一天之內粉碎守军3个师的抵抗将是很轻松的。因此，尽管第6师团已于元月1日抵达长沙东郊的榔梨市，参谋长木下勇还提出了增调其助攻的建议，但他并未指挥神田正种投入攻城，而是令其就地构筑阵地,在长沙外围保持机动，期望取得“更大战果”。不料，守军抵抗如此顽强，现在看来单凭第3师团攻占长沙看来是失策。如果在敌军合围之前尚未攻克长沙，第11军将陷于比较危险的境地。于是，阿南惟几便立即下令第6师团从长沙城东侧和北侧加入战斗，与第3师团从南、东、北两3个方向会攻长沙；另外还要求在金井附近的第40师团，快速南进至春华山一带，对东部的浏阳山区进行警戒，以掩护这两个师团的侧后。

    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也是一名贪功好战的将领，四天以前，正当他率部在汨罗江南岸高地猛攻第95师阵地时，忽然接到转攻长沙的命令，意外之余还感到有些气愤，心情比较复杂：既责怪阿南惟几将他蒙在鼓里，又担心丰岛房太郎夺去占领长沙的首功。但他还是急忙调整部署，领兵日以继夜地向南疾进，终于在元旦之前赶到了长沙东郊榔梨市，并作好攻城的准备。然而军司令官并沒有令他立即挥师直取长沙，而是要求第6师团原地构筑阵地，掩护第3师团的侧翼。因此，神田既有不满，又无可奈何,只得下令：步兵第45联队第1大队以阴山北方高地为中心，从曹家坪西侧至湾塘面向东北布防；第2大队以康思岭为中心，面向东南警备；辎重兵第6联队直接配备在榔梨市东侧，防守当地桥梁；步兵第13联队第3大队在东山军桥西南3公里附近，朝南配备防守东山军桥；师团主力在榔梨市整装待发。

    元月2日晚上20时左右，忽然収到阿南惟几“应以主力进入第3师团的右翼，攻击长沙东侧和北侧”的命令之后，神田正种为之一振，失落沮丧的心情一扫而光。据日方军史记载：“当时第3、第6师团，相互存在着强烈的争功思想，谁也不愿意甘拜下风”。[注4]他随之挺直了“沉重的腰板”，迅速作出了反应，立即下令：

    1、步兵第45联队守备师团后方榔梨市及渡口；

    2、步兵第13联队，首先攻占城东北郊之杜家山、陈家山，然后从湘雅医院向南进攻城东；

    3、步兵第23联队，首先攻占长沙城北郊区，然后从湘雅医院向西，直至湘江的岸边，由北面进攻长沙；

    4、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协同第13、第23联队作战；

    5、以上攻击部队由第6步兵团长竹原三郎少将指挥，当夜由榔梨市出发。

    当晚，丰岛房太郎也得到第6师团即将助战的通知。通过两天的激战，他已经明白长沙城这块硬骨头第3师团是难以独吞的。军司令官及时的增兵，使他将摆脱了一筹莫展的困境，从內心深处他是很感激的。为了和第6师团统一行动，丰岛作出了如下部署：

    1、师团预备队之步兵34联队第2大队立即增援的野部队,加强城南攻击；

    2、的野部队之第2大队迅速进攻南门外之东瓜山，接应已失去联系的第1大队；

    3、石川部队第18联队之第1大队携带山炮，在长沙城东浏阳门外抵近射击，摧毁周围火力点并打开城门，攻入城内。

    元月3日，第11军两个精锐常设师团主力将合攻长沙，长沙城的守卫战将迎来最艰苦的第三天。

    1942年元月3日长沙城东侧

    第6师团两个步兵联队及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在竹原三郎少将的指挥下，于元月2日晚上9时出动，从榔梨市出发，在洪山庙、湖渍渡等处渡过浏阳河，逼进到长沙城北的德雅冲、伍家岭、开福寺一带。从3日凌晨开始，日军就向第190师第一线阵地发起了进攻，当即遭到守军顽强的抵抗。其中杜家山的争夺战最为激烈。杜家山位于湖渍渡西岸(今长沙动物园东南山)，是长沙城东北面的制高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防守杜家山的是第190师第570团，面对日军第13联队突然袭击，守军居高临下沉着应战，用轻重机枪构成连绵的火网，待敌冲击至半山腰猛烈射击，打得日军尸横遍地，被迫而退。日军随后用炮火疯狂报复，接着又乘着烟雾再次强攻，又被守军用枪炮、手榴弹击退，如此反复达10余个回合。经过数小时的血战，守军也有较大伤亡，为了保持战斗弹性，第190师师长朱岳少将下令及时缩短阵地，退守到第二线据点，准备下一轮更艰苦的搏斗。

    黎明时分，日军第6师团和第3师团在长沙城外东侧小吴门外会师，长沙东侧共有3处城门，自北向南为经武门、小吴门和浏阳门。随即，两个师团的炮兵，集中火力，同时向长沙城的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守军阵地进行轰击。步兵则按划分的战斗区域展开攻击：第6师团负责进攻北门、小吴门和两者之间的阵地；第3师团负责攻打浏阳门、南门及其之间工事据点。李玉堂军长闻报后，立即要求岳麓山的炮兵立即向敌炮阵地轰击。由于日军未携带大口径重炮，加上小型火炮的炮弹也不多，所以很快就被我军炮火进行压制，逐渐停止了炮击。但是，两个师团的步兵却发起了猛烈的冲锋。顿时，长沙城的东侧,从北到南,都成了激烈的战场。第10军官兵英勇抵抗,使日军终日陷入苦战,死伤惨重,进展甚微。

    元月3日长沙城南

    清早，根据丰岛房太郎昨晚的作战部署，的野部队第2大队的日军，突然袭击南门外铁路以东战略高地东瓜山（南门南侧约1公里），企图在此突破后，迂回攻击南门防御阵地。守军开始时不露声色，待敌攻到阵前，轻重武器突然猛烈开火，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而逃。该大队的大队长横田庄三郎少佐恼羞成怒，拔出战刀，亲自率兵再次发起冲锋。

    东瓜山原由预10师第29团布防，在前两天的残酷战斗中，第29团减员在70%以上，几乎只剩下空壳。方先觉便将其余部和防区划归了葛先才指挥，第28团经过两天的血战，伤亡也不小，此时东瓜山阵地守军兵力尚不足一个营。在日军一个大队的拼命冲击下，该部守军虽击毙了包括横田庄三郎在内的百余名日军，但终因寡不敌众，失守东瓜山。

    方先觉闻报后急令葛先才组织兵力向东瓜山阵地逆袭，并请李玉堂军长调岳麓山的炮火支援；同时将师部的警卫、传令兵、担架兵、输送兵等编成一个加强连，驰援东瓜山；然后带领若干随从前往南门口督战。双方再次在东瓜山展开激战，至下午13时，阵地易手5次。

    日军在作战时基本上是以大队为战术单位，因此，虽然与联队失去了联系，但大队长鬼头良三少佐带领第1大队按原作战计划猛攻修械所阵地。第28团依托阵地工事顽强阻击，击退第1大队多次冲锋，予敌沉重打击。无奈之下，鬼头良三孤注一掷，使用残酷“肉弹”攻击：由疯狂的日本武士自愿组成的敢死队，将烈性炸药绑在身上，在火力掩护下，一个接一个向前冲，直到将守军工事据点炸毁为止。最后整个高地被削平了一截，日军终于占领了修械所阵地。看到日军如此凶猛，第28团的勇士也不甘示弱，纷纷自愿参入敢死队，也在身上绑着高爆炸药，趁着日军还没有稳固阵地时，争先恐后向前猛冲，用血肉之躯炸开敌人的火力点，将失去的阵地又重新夺了回来。

    增援的步兵34联队第2大队到达后，的野宪三郎令其大队长伊藤皓少佐率部进攻预10师第30团布防的红石嘴、陶家冲阵地，攻守双方展开激烈的拼杀，阵地失而得4次之后，日军因弹药不济，无力再战，遗尸百余具后被迫中止了攻势

    中午12时许，日机再次猛烈轰炸我军阵地，随后又空投部分粮弹接济攻城日军，在城南妙高峰阵地后侧，日机还空投小股伞兵企图进行偷袭，但刚一着地就被第3师第9团悉数歼灭。

    当日，城东南老龙街、严家岭、小跳马涧、红石嘴、陶家冲、修械所一线的预10师阵地都遭到日军的疯狂进攻。日军虽未得手，但经整日激战我军伤亡也较大。入夜，方先觉决定收缩防线，退守白沙岭、小跳马涧、陶家冲、东瓜山、修械所一线阵地。[注1]

    元月3日长沙城东

    石川部队按丰岛房太郎新的作战命令，一早就开始猛攻城东浏阳门。守军依托既设工事据点，用迫击炮、轻重机枪编织成严宻的火力网，使日军的数次冲击都付出沉重代价，无法取得进展。日军随后又调来飞机配合进攻,飞机狂轰滥炸过后，这里的明堡工事悉数被摧毁，而日军再次攻击时，战前李玉堂军长亲自督筑的暗堡火力突然发威，打得日军尸横遍地。敌指挥官石川忠夫少将又派由亡命之徒组成的敢死队扑向守军阵地，用人肉炸弹打开了几处缺口，随即发起了白刃冲锋。两军短兵相接，白刃战极为惨烈，城东阵地曾数次岀现险情。

    下午2时左右，经过大半天的血腥战斗，浏阳门附近袁家岭高地的守军，已死亡殆尽，日军随即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但立足未稳，便遭到第7团连续的反攻，团长陈德升上校戴上钢盔，手持冲锋枪，身先士卒，带领临时拼凑的预备队，向敌人发起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不久就将日军赶岀了阵地。

    接着东门外窑岭、识字岭一带阵地的战斗又呈现白热化，第8团第1营两个连的守军所剩无几，领队的副营长向团部求援，团长张振国上校此时手上已无兵可派，便向督战于天心阁的师长周庆祥少将请求岳麓山的炮火支援；同时亲自带领团部警卫排，扛着两挺马克泌重机枪前往阵前，用猛烈火力封锁窑岭与识字岭之间的道路，在重机枪和重炮的拦截下，敌后继部队无法增援，冲上阵地的几十名日军很快就被消灭了。

    日军第3师团工兵第3联队也按丰岛房太郎新的要求，抽调主力协助步兵攻城。由于长沙城墙外围的砖瓦建筑物都被构成工事、据点，敌工兵便采用挖地道等突击作业方法逐次爆破守军的堡垒群。另外还派岀若干小队破坏城防设施。下午16时，日军工兵由韭菜园一带穿墙凿洞，爬进市区。第3师第7团闻讯后，立刻派兵前往堵截；第190师第569团第1营也从小吴门由北向南跑步阻止敌后续部队。侵入市区的这股工兵日军虽然只有一个小队，但在城防工事内穿墙凿洞，破坏作用也不可小视。李玉堂闻讯下令组成一支特别行动队，由第190师副师长彭问津少将统一指挥，军直属工兵营予以协助，专门对付这股日军。彭副师长指挥这支特别行动队围堵拦截，紧追不舍，不久便将侵入市区的敌工兵全歼，城防工事的安全隐患得以消除。

    元月3日长沙城东北

    从拂晓起，第6师团两个步兵联队，在炮兵的支援下，向长沙城东、城北第190师的第二线阵地发动多次猛烈的进攻。小吴门、经武门、兴汉门等地硝烟滚滚，枪炮齐鸣。作为一支刚投入的生力军，日军气焰十分嚣张，丝毫不把守军放在眼，开始进攻时竟不顾隐蔽，一边嚎叫，一边挺直身体，朝守军据点、工事猛扑。守军各部沉着应战，并不惊慌，待敌冲至有效的射击区域，各种武器突然开火。在猛烈的火力打击下，大和武士被打得落花流水，再也不敢挺身冲锋了。日军在首轮强攻全部遭到失败后，又发起了多次攻击均未得逞。随后，日军采取各种战术手段，包括使用燃烧弹、施放毒气弹等，都不能突破第190师的防线，战斗呈现胶着狀态

    上午10时左右，神田正种将师团指挥部前移到长沙东站以东4公里的学堂园，见到日军在城廊阵地前累遭顿挫，便作出了如下指示：

    中国的城墙一般的都很坚固，然而我轻装的工兵，没有携带足够破坏城墙的炸药，因此，不要把攻击目标专固定在城墙，要把重点指向长沙城北侧街道。

    另外，为确保退路，他还吩咐要用一部分兵力确保长沙北侧的渡河点。

    根据神田的指示，竹原将日军攻城部队主力转移至城北，朝湘雅医院、留芳岭展开重点进攻，企图攻占附近的兴汉门、湘春门，然后沿城北街道攻入市内。

    兴汉门和湘春门原为长沙城北的两座城门,有坚厚的城墙和宽深的护城河，1922年至1923年间，按照当时市政规划，拆除了城墙、填平了河道，沿着老城基修筑一条湘春路。这条东西走向的道路是通往市内的必经之地，第9战区在此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在湘雅医院、留芳岭布防的第190师第569团在团长符志豪上校的带领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其中留芳岭一带战斗最为激烈，阵地6易其手，双方伤亡惨重。战至中午时分，第569团力尽难支，便奉令退守兴汉门、湘春路阵地。第190师师长朱岳収到告急电话后，立即向军部报告，请求岳麓山炮火支援；同时亲率预备队来到兴汉门增援。

    日军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后，占领了湘雅医院、留芳岭等处，正在欢呼胜利时，突然被一阵急风暴雨般的炮弹打得灵魂出窍、血肉横飞。如前所述，我军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在战前曾带队把湘雅医院作为标志性建筑物而进行了测量，汇制完善的标点图，战斗打响后只要步兵有要求，不出一分钟，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发射炮弹。收到李玉堂的通知后，王若卿指挥炮兵迅速按图上座标，轻车熟路地调整炮口，对占领湘雅医院等地之敌进行了猛烈的轰击。日军遭此打击，军心涣散，一时无法组织再度大举进攻。

    为了消除岳麓山炮火的威胁，日机多次岀动轰炸，使我军炮兵人员和装备受到不小损失，但由于岳麓山山高林宻，加上防空火力严宻，终不能得逞。

    下午13时，日军第23联队第12中队从湘雅医院窜岀后向西进至湘江东岸边，然后沿北二马路冲向湘春路城门。第569团符团长急令第2营第5连火速增援，当连长叶长青上尉带领该连冒着炮火赶到时，北二马路的地堡已被日军抢占了三个。在团部迫击炮、重机枪连的全力支援下，叶连长发起快速反击，激战过后，第5连第2排和第3排各夺回了一个地堡。日军在麻园岭的炮兵掩护下，重新集结兵力又向城门口压过来，几番冲锋后，日军一个机枪组占领了城门口傍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叶连长立刻带着连部数名战士，快速越过街心，闪身进入房内登上二楼，对着日军一顿扫射，全部歼灭了该机枪组。接着，双方又在街口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日军在其占领的最后一个地堡被攻克后，斗志丧失，便撤回到了湘雅医院。

    此后，竹原三郎还指挥多股日军釆用强攻、偷袭等战术，对兴汉门、南华女校、城东铁路沿线的协操坪等处，进行了多次小规模攻击，均被击退。

    当日，长沙城东小吴门也遭到多次攻击，由于防御阵地设置巧妙，日军的攻势被一一化解。在此布防的是第190师第568团，团长陈家堂上校毕业于军校工兵科，对阵地守卫战有独到之处。战前，他详细考察了地形，有针对性地在通往城门的必经之路挖壕掘堑，并构筑了多层防御工事，配置强大的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日军的攻城通道；在敌有可能迂迴包抄的其他支路道口，他也釆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如砍伐街树、推倒有碍防守的房屋建筑、设置铁丝网、拒马和层层地堡火力点等等。因此，当元月3日这天守军各处告急时，惟独该团防御阵地岿然不动。

    二、守城将士收到慰勉电

    当日上午长沙

    正当守军竭尽全力抵抗日军凶猛进攻时，战场上突然传来了最高统帅于2日午夜签发给第10军全体官兵的一份热情洋溢的电报。

    蒋介石此时的电报含意深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向美、英、苏联等国建议，马上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组成反法西斯同盟，苏联因欧洲战事紧张等原因不愿参加。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了东亚军事会议。美国代表为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和马格鲁德两位将军，英国代表为驻印度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中国代表为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会议初步决定中、美、英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商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问题。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中国抗战牵制了日军2/3的主力部队，是抗击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坚持中国抗战，对太平洋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及泰国、越南等地的抗日军队。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由蒋出任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国军队及越南、泰国盟军。

    1942年元月1日，由中、美、英、苏4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规定加盟各国“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联合国家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后正式形成。从此，已坚持多年、并已进入战略相持的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蒋介石感到抗战胜利有了坚实的保障。他希望这次长沙会战能打岀中国军队的威风，由此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在南方作战中取得连续胜利的时刻。12月25日，香港失陷；元月2日，日军又攻克了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驻守香港、马尼拉的英、美军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不堪一击；相比之下，第9战区的军队却顶住了日军的进攻已近半月，特别是在元月1、2日这两天的长沙保卫战中，第10军官兵那种英勇顽强、舍身卫国的战斗精神更是令蒋介石感到欣慰、自豪与振奋。

    因此，在得知马尼拉陷落后，他便马上发了一份专电，给正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了几十个小时的第10军：

    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均鉴：

    我第十军全体官兵，两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致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十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分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注2]

    蒋介石在这份电文中一连用了五个“我第十军”，口气格外亲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信赖和期待更是激励人心。这对两天来连续作战而伤亡惨重、精疲力竭的第10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各个阵地的据点、战壕里，顿时群情鼎沸；全体官兵无不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三、阿南惟几下达反转令

    元月3日岳阳第11军前线指挥部

    据日军战史记载：当天第3师团的战斗情况是：进攻长沙东门的石井部队仍在城墙附近与守军进行肉搏战，“但由于弹药极端缺乏，有的士兵在和重庆兵拼刺刀中战死”。进攻南门的野部队于早晨6时30分占领南门外的东瓜山阵地，但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中佐（本为少佐，按日军的褒奖制度，战死当日晋升为中佐）战死，而且“重庆军凭据附近一带的无数掩蔽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毫无退却的征兆，兵力愈加增多，事先已经储备好的大批弹药发挥了作用，反复逆袭达数十次”；“横田大队的左侧面已暴露在岳麓山的重炮阵地之下。从正面又受到了优势兵力的反攻，终日在反复地死斗中。正在第一线联络的联队副官神野一郎大尉战死，第5中队全体干部负伤。此时，弹药已经全部用尽”。

    第6师团战斗的情况是：“3日拂晓，各部队进入长沙城东北侧，一齐开始攻击。特别是步兵第23联队第12中队急袭了长沙城北侧阵地，在13时左右很快地挺进到湘江畔。另外第2大队占领了长沙城外的阵地。重庆军从湘江对岸的岳麓山，以重炮(15榴)应战，猛烈轰击。下午各部队虽继续在城墙外围，竭力攻击，但战斗陷入胶着，由于重炮（15榴）的集中轰击，我方不断伤亡。”[注3]

    此时，对于日军来说，有一个严峻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前线的弹药已经全部用尽。部分日军已经被迫用刺刀作战。由于第11军这次作战，从计划到开战过于仓促，后勤准备不足，开战后日军士兵只能用出动时紧急携带的120发步枪子弹作战。战斗开始前几天尚无大碍，但是随着战事的延长，枪弹消耗殆尽，战斗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阿南惟几在12月29日下午决定进攻长沙时，并未认真考虑后勤供应问题，只是吩咐木下勇通知负责后勤的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少将准备。

    当晚21时许，二见秋三郎在汉口接到了木下勇的电话：“因决定进攻长沙，希火速来岳州。”他听后大吃一惊：这次牵制作战，不但后勤准备不足；而且因新墙河以南的道路被第9战区彻底破坏，运输状况也存在着较大问题。当时第11军的工兵联队大部份调往了南方作战和宜昌筑城，只剩下两个工兵中队，没有足够的力量修路，后来他廹不得已地采取了放弃旧路，在东部丘陵地带开辟新路的办法，令工兵砍伐树木，用以铺路；遇到水田采用束柴铺垫，所铺的道路凹凸不平，质量还只能达到勉强通过汽车的标准。就这样日以继夜地干了5天，到29日才把用原木铺设的兵站路从新墙河修到了大荆街。如果作战区域在汨罗江沿岸还能应付，现要将战线再延长数10公里，后勤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因此，他当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乃自暴自弃之作战”这样几个字。[注4]

    尽管如此，次日早晨他还是带领后勤、运输、工兵等部门负责人，飞往了岳阳第11军前线指挥部；并单独向军司令官汇报了后勤供应存在的严重问题，阿南惟几认为第9战区防务空虚，攻克长沙无须耗费大量弹药；同时鼓励他研究可行办法解决。二见秋三郎只得紧急调弹药等军需物资，安排辎重部队汽车昼夜运输至大荆街兵站；同时一边用驮马部队向前线运送粮弹，一边联系空军突击空投，忙得不可开交。但数量有限，如同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滿足前线激烈战斗的需要。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第4通讯班吉材正男通过破译的电文，发现第9战区又新增了第4、第74军两支王牌军的番号，这样第9战区参战的兵力己达到了10个军。参谋长木下勇立即写了一份敌情判断，呈送阿南惟几，主要内容如下：

    敌军通过从长沙对岸岳麓山的督战，命第10军死守长沙，在此期间，第26、第73军从第6战区，第4、第74、第79军从广东及广西方面向长沙方面紧急集结，又命捞刀河之北的第20、第58、第78、第99军等南下，似正按照计划企图包围我攻击长沙的兵力，并极力隐蔽企图，聚集在长沙周围，大约在1月5日到达浏阳河畔，以形成包围态势。

    阿南惟几读过后，心里有些紧张，但表面上却平静自如，未作任何表示。

    下午17时，木下勇终于沉不住气了，他邀集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和作战主任岛村矩康等两人，来到阿南惟几的办公室，正式提出中止攻城，尽速撤退的建议。阿南惟几面带微笑，听完他们的陈述后说：第6师团参加战斗，是今天早晨才开始，尚未收到战果，乃理所当然。因而不能过早的停止攻击，应暂时观察、等待再说。

    正在此时,第3师团的战况报告送到了军部,报告很简洁,显示了丰岛房太郎的必胜信心：

    敌有4道防线，在街道上设有碉堡，同时又凭据房屋防御极为顽强。目前在师团右翼方面已展开巷战，不久，可以取得战果。

    阿南惟几看过后,传给木下勇等人，并说道：前方将士斗志激昂，我等要为之鼓劲，不可轻易言退。木下勇等一时间无言可对，便退了岀来。

    此时,阿南惟几坐在办公室內，又拿起木下勇写的敌情判断仔细读了一遍，慢慢地陷入了沉思。

    阿南惟几虽然实战经验不足，但毕竞戎马生涯数十年，以职业军人的敏感，他看到了久留在长沙城下的危险性，感到了第9战区指挥官薛岳的老谋深算。初到第11军时,他是比较佩服薛岳的，认为这位对手久经沙场，战功累累；但在上次长沙作战与其过招后，觉得也不过如此。因此，这次作战从根本上并沒有重视对手，同时又认为第9战区因抽调兵力南下防务空虚，再加上过份看重皇军的神勇，轻蔑重庆军的战力，未作充分的准备和周宻的谋划，就独自作出了攻占长沙决定。现在看来，己形成骑虎之势。

    作为深受天皇厚爱的忠臣，阿南惟几深感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皇室将他外放到第11军仼职，是希望他能够在仼期內创造辉煌战绩,以此作为台阶成为栋梁，更好地天皇陛下排忧解难。在南方作战急需用兵的情况下,第11军能基本保持原有兵力,能够进行这次牵制作战,是来之不易的。而自己用兵失当，将这次费尽千辛万苦争来的作战机会，轻易丟失。实在有辱皇恩，愧对国人。懊悔之余他又盼望岀现奇迹：长沙城在第3、第6师团猛烈攻击下终被攻破。一旦形成这样的局面，他将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赢得最终的胜利。

    下午19时过后，攻城的第3、第6师团仍无进展，吉材正男则发现，第9战区的第4、第26、第79军己超过薛岳指定的第一次攻击到达线，正向长沙东南郊榔梨市、东山、金盆岭等地区推进。19时40分，木下勇率领全体幕僚,再次来到阿南惟几的办公室，坚定一致地表示：我军如果在敌军合围之前（1月5日）不能转进至汨水北岸，后果将难以逆料。阿南惟几看着这些表情沉重、态度诚恳的部属，久久说不岀话来。最后，他比较理智但又仍抱一点幻想地下达了明日日落后开始反转的作战命令。这点幻想就是，留一天的时间让第3、第6师团猛攻，力争创造岀攻陷长沙城的奇迹。

    反转作战命令要点如下：

    1、我军将敌军牵制在长沙方面，已达到策应华南我第23军的目的，并且扫荡了长沙市内大部地区。

    大坪、青木飞行战队，密切地配合了本次作战。

    2、我军自今停止扫荡长沙，于1月4日夜开始反转，应击溃残敌，先向汨水一线前进。

    3、军主力应于榔梨市附近渡浏阳河，在其北岸等待集结，经过下列路线撤退：

    第3师团：麻林市——福临铺——伍公市（新市东6公里）道路。

    第6师团：麻林市——栗桥（福临铺西8公里）——新市道路。

    作战地界如下（线上及其西方属于第6师团）：

    榔梨市——牌楼铺——羊鹿嘴（枫林港东侧——黄土坝（麻林市西侧）。

    第3、第6师团的反转开始时间为4日日落后。

    4、第40师团以一部留在金井附近，以掩护军的侧背。主力即使开始行动，向春华山前进，击溃其所在之敌，以利于军主力的反转。

    5、独立混成第9旅团，向麻林市前进，以利于军主力反转。

    6、外园支队（独立步兵第95大队），到达岳州后，应迅速向界头市附近前进，击溃从西方干扰军主力反转之敌。[注5]

    四、薛岳出动预备队

    元月3日长沙河西岳麓山

    正如吉材正男监测的那样，第9战区的第4、第26、第79军3个军3日傍晚陆续已开到了长沙外围。

    第4军从株洲抵达长沙附近后，先头部队在日军步兵第68联队背后开始修筑阵地。

    第26军从浏阳推进至长沙东郊榔梨市附近，开始攻击第6师团在这一地区的既设阵地。

    第79军进抵指定的第一次攻击到达线后，马不停蹄，又向第3师团浏阳河渡河点榔梨市西南的东山镇迫近，一举占领了该敌工兵架设的军用桥梁。

    另外，驻扎在湖北第6战区的第73军收到军委会回湘增援的电令后，从常徳、澧县岀发，“在烂泥深坑里，两天两夜走了三百多华里”，先头部队第77师于12月30日抵达长沙岳麓山，接替第10军在河西的防务，使预10师能够全力以赴守卫长沙东南郊。元旦前后，第73军军长彭位仁中将率军部和暂5师、第15师也相继赶到。薛岳将其作为战区战略预备队，一旦长沙城岀现险情，随时准备增援岀击。

    第73军于1937年10月在湖南组编，首任军长为王东原中将。该军原辖第15,第77师,1940年暂编第5师改隶该军。第15师和第77师原属湖南地方部队，暂5师由湘西土著龙云飞为首的“湘西革屯抗日救国军”编成。这支部队虽然整训不足、武器装备简陋落后，但大多数官兵都是湖南人，具有国难当头不惜流血牺牲的传统和湘军历来剽悍、勇猛的战斗作风。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等战役中英勇奋战，屡建战功。后被军委会作为直接指挥的机动主力部队之一，哪个战区情况紧急，便调往哪里，在第6、9两个战区的对日作战中，该军“几乎无役不从”。

    经过三天的生死搏斗，第10军伤亡较大，但李玉堂仍奋力支撑，既沒有开口薛岳求援，也沒有动用河西驻防的第77师。薛岳当然能体会其艰难，但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想出动预备队。随着外围部队陆续到达，他感到艰难时刻终于过去，可派部分兵力增援李玉堂了。

    当日下午16时，薛岳下令第73军以暂5师接替第77师的防务，第77师交防后立即渡江助战。李玉堂即将这支生力军充实到因激战而损耗较大防御阵地，其中：师长韩俊少将率主力驻扎城南在南门口附近,协防八角亭、南正街等处的核心阵地；第77师第229团进驻城北湘春路，加固守长沙城北兴汉门、湘春门一带阵地。次日，这几处正是日军重点攻击所在，增补到此的第77师夯实了长沙城防的基础，彻底粉碎了阿南惟几等人攻占长沙的美梦。

    当日，军委会先后向第9战区了如下两道命令：

    训令（一）：

    1、该战区应速严令各部向长沙附近敌人围击，务确实截击敌人归路，包围捕捉敌人于战场内而歼灭之；

    2、应速以一部先期击破汨罗江敌人，占领各渡口。并即令孔荷宠部配合游击队，迅速向武昌挺进袭击；

    3、如敌突围北窜，应以第73军由长沙下游渡江，另以一部由金井附近分向汨罗江北岸超越追击，封锁汨罗江各渡口，阻止敌人退却，主力向敌跟踪猛烈追击，同时以有力一部向岳阳挺进，乘虚袭取之；

    4、向敌追击时，第10军仍应守备长沙。仰即遵照实施，并预拟追击计划，应机实行为要；

    5、已令第5战区以有力部队向汉口袭击。

    训令（二）：

    1、此次湘北会战，特应注意下级干部及士兵之战功，随时予以奖赏，并呈报本会备查；

    2、新墙河以南及汨罗江两岸地区，应即发动民众，乘敌后方空虚，彻底施行交通破坏，使敌退却时不能迅速脱离战场。以上两项，仰切实遵照办理具报为要。

 十三章 经受最后考验
    一、日军撤退之前的猛烈攻击

    元月4日长沙城东南及城北

    昨晚,接到第11军反转命令后,丰岛房太郎心中充满惆怅，他原本希望在离仼前夺得攻陷长沙的首功，未曾想到长沙守军如此顽强，第3师团尽了最大的努力，付岀了很大的伤亡，却未能攻克这座小小的城市。在得到第6师团增援后，两个师团的主力从南、北、东3个方向猛攻，还是被阻于城下，只能望城兴叹。更为可恼的是，新闻记者迫不及待地向东京发出的关于第3师团元旦攻克长沙的报道，使得国內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今后回到东京仼职，如面对国人。

    另外，加藤素一前两天在长沙城内殉国后，尸体尚未找到，也是件很棘手的事。加藤少佐勇猛机灵，自上海作战以来以夜袭取胜著称,在第11军久负盛名。如果找不回他的尸体，实在无法向第11军官兵交待，尤其是加藤的亲属。因为，尚武的日本历来对为国战死的军人是很重视的，要将其亡灵安放在“靖国神社”。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皇宫附近的这座神社，前身是“东京招魂社”，最初是为了给在明治维新内战(戊辰战争)中，为辅佐天皇而死去的3000多官兵“招魂”，1879年6月正式改称为“靖国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为天皇尽忠的武士，也包括在历次侵略战争中死在异国他乡的军人。这些为国捐躯的人在这里都有相应的灵位，灵位的下方安放其骨灰盒，骨灰盒盖上书写了其姓名、军衔。每年春、秋两季，官府、民众都定期举行祭祀，天皇、皇后有时也要到神社进行“御参拜”。这些战死者的亲属，都以他们家有过“为国尽忠”的人而自豪，也由此而具有较优越的政治地位。因此，如果加藤少佐的遗体流失在国外找不回，其亡灵将难以在“靖国神社”安息，他的亲属将更加悲痛。

    后来，丰岛房太郎回到东京就仼近卫师师团长后，曾恳请东条英机一同前往加藤素一的家中表示谢罪。当时,东条英机除任内阁首相外,还兼任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和对满事务局总裁数职，可谓是日理万机，本无暇顾及一名小小的陆军少佐灵魂是否安息,但由于老部属丰岛的再三请求,最终还是登门慰问了加藤的亲属。日本媒体就此大力宣扬，称东条英机是平易近人、体恤部属的“爱国英雄”型首相。

    言归正传。丰岛房太郎考虑到以上因素，便向阿南惟几提出了申请意见：我第一线部队现已冲进长沙敌阵正展开巷战，现只要再作一博，就可取得突破；因此希望把反转时间延期一日。阿南惟几和木下勇等商量，都认为目前第3、第6师团伤亡较大，加上粮弹不济，即使再这样战斗下去，也难以攻克长沙；而敌人的包围圈正在逐渐形成，如不当机立断迅速反转，处境将极其危险。因此，便复电丰岛房太郎：仍然按命令执行，反转时间不变。

    日军素有“下克上”的传统，“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虽然是句中国古话，但不少日军将领都认为很有道理，作战时对于上级指示，他们并不盲从，往往要根据自己对战况的判断和决心而作出执行与否的选择。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期，冈村宁次发现：第11军各部在战场上相当分散，不断遭到伏击、侧击和包围；虽已兵临长沙城下，但第9战区主力已悄然包抄过来，若继续向前进攻将陷入重围，便下令反转撤退。日军前线将领，收到撤退命令时，都大吃一惊，他们当时都认为作战顺利，可以再战。第6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直接打电报到军部陈述自己的见解，要求继续攻击前进，与其他部队会师长沙。第3师团第5旅团长上村干男少将和第13师团第26旅团长奈良晃少将，也有同样的想法。冈村宁次见此又发来第二道命令，比较详细地说明了撤退的理由：军部发现重庆军的战略企图，是诱使皇军进入长沙外围伏击圈予以重击，而军部没有强大的战役预备队可以支援前线。因此，请务必立即巩固既有阵地，作好撤退准备，最迟从明晚开始撤退。接到命令后，稻叶四郎固执己见，又分别致电第3师团师团长藤田进中将和第13师团师团长田中静一中将，表示希望支持继续攻击前进。只因得不到响应，稻叶四郎这才无可奈何地决定服从命令，收兵撤退。

    收到阿南惟几不回意推迟反转的复电后，丰岛房太郎仍不死心，他深知神田正种争强好胜，在长沙城下损兵折将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便派作战参谋石井国男中佐前往，企图串通第6师团一同“有所不受”军部的反转令——再战一天，攻陷长沙，多少挽回一点颜面。

    不过，这次第6师团沒有第一次长沙会战时那样旺盛的斗志，经过当天全力以赴的猛攻、激战，神田正种认为：守军斗志顽强、阵地坚固无懈可击，特别是湘江对岸岳麓山高地的150毫米重榴弹炮，威慑力巨大；而己方的部队因弹药供应不足，攻城战力锐减。作为一名久战沙场的老手，他明白疲兵阻于坚城之下的危险处境；尤其是当他得知有好几个军的中国军队正在快速包抄过来时，不禁暗暗叫苦。因此，当接到阿南惟几反转命令后，他如释重负，随即下达了如下命令：

    1、长沙之敌已遭到我军毁灭性的打击；

    2、师团决定停止扫荡长沙，于本日日落后撤出第一线，经过榔梨市军桥，到5日凌晨以前集结在浏阳河右岸地区；

    3、各部队今后停止扫荡，留步兵第23联队第2大队在现所在地到22时止，其余主力于本日日落后分成两个纵队撤离第一线，按下列顺序在通过榔梨市军桥后依照命令指定地点集结；

    撤退顺序：

    左纵队：师团司令部、行李、野炮第6联队的3个中队、卫生队、野战医院、步兵第13联队主力（欠第3大队）

    右纵队：步兵团司令部、独立山炮第2联队、步兵第23联队（欠第2大队）

    4、集结地点：左纵队在阴山北方高地、右纵队在康思岭；

    5、步兵第13联队第3大队随第3师团一起行动；

    6、卫生队及第1野战医院，应迅速将伤员后运到榔梨市。

    石井中佐赶到学堂园的第6师团指挥部后，向神田正种转达了丰岛房太郎的意见：长沙城突破在即，就此撤兵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实在难以面对死难的官兵；祈望第6师团支持推迟反转，继续合力攻克长沙。神田正种略为沉思后，态度很坚决地表示：我们的意见，应按军的命令行动。[注1]

    石井国男只得悻悻而返，将白跑一趟的情况报告了师团长。

    为此，丰岛房太郎只得放弃再攻长沙的想法，开始考虑如何实施反转令。4日上午9时，他在长沙东侧约1公里的周家湾,签发了第3师团甲第1206号命令，主要内容如下：

    1、师团决定停止扫荡长沙，于本日日落后撤出第一线，主要经过东山军桥，到5日晨以前集结在黄花市、磨盘洲之间地区，第6师团在东山南方高地的一部兵力，预定在师团撤退时予以接应收容；

    2、各部队今后停止扫荡，留一部分兵力于现所在地，其主力于本日日落后撤离第一线，按下列顺序在东山渡河点渡河后依照命令指定地点集结；

    第一线留置部队撤退时间待第一线主力撤退完了后进行，大致时间：的野部队在23时；石川部队在24时；

    3、撤退顺序：卫生队、行李辎重、师团直辖部队、的野部队、石川部队；

    4、工兵队主力，迅速到达东山，加固军桥并担任交通管制；

    5、师团直属部队于4日13时开始行动，经过东山向康思岭前进；

    6、卫生队及第1、第4野战医院，应迅速将伤员后送到麻塘及易家塅。

    为了在“反转”前作攻占长沙的最后一搏和隐蔽撤退的战略企图，丰岛房太郎和神田正种约定，于1月4日撤退之前，对市区再次发动猛攻。

    从凌晨3时起，城南第3师团的日军在的野宪三郎的带领下，向小跳马涧、陶家冲、东瓜山、修械所阵地全线进攻。7时30分，作为预备队的第2大队第8中队终于突破东瓜山预备第10师第28团的阵地。随后，日军合力转攻南门。这时，葛先才全团己战至只剩50余人。李玉堂急令援军第77师师长韩俊率部参战，双方在南门口、天心阁附近展开逐街、逐堡、逐屋的争夺战，八角亭至南正街一带几度发生白刃战。第77师是刚投入的战斗生力军，加上本土作战，三湘子弟更加骁勇。日军因连日苦战，再加弹药不济，血战数小时后，便败下阵来。午后，的野所部全被逐出了南门。第77师第231团团长左九成上校趁胜率部追击，又夺回了东瓜山阵地。凶悍的日军第8中队中队长被击毙后，日军战史记载：因弹药已用尽，余部只能“眼看着自上海作战以来的勇士黑田中尉的遗体不能收容。”[注2]

    城东石川部队的日军，在空军的配合下，从拂晓起，轮番猛攻浏阳门。由于弹药基本用完，凶悍的日军竟不顾刺骨严寒，赤背袒胸白刃冲锋。但血肉之躯，终究难挡守军猛烈的火力，加上岳麓山的重炮不断发射，呼啸而至的炮弹及其撕心裂胆的爆炸声，打得敌人心惊胆战，血肉横飞。其武士道精神也受极大的打击，不少日军的士兵、军官因此精神失常，会战结束后有的还要送回国内医治。

    城北的日军，在竹原三郎的指挥下，也竭尽全力地向兴汉门、湘春路、回龙山等处发起了多次冲击，但在严阵以待的守军阵前并未占到任何便宜。清晨，步兵第13联队突然开始猛攻湘春路南华女校，守军虽经昨日血战伤亡较大，但由于得到第77师第229团的增援，防御大为加强。日军连续攻击整整一个上午，始终无法突破。午后，日军恼羞成怒，又悍然使用了毒气弹。但守军官兵已有防护准备：轻重火力点配备了防毒面具；普通战士准备了水壶、毛巾及肥皂。因而战斗力并未受到大的影响，当日军下午14时再度攻击，又遭迎头痛击，除了在阵地上多留了一些尸体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在战争中使用毒物，古代就有。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人曾使用硫磺燃烧产生有毒的烟，使对方人员窒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首开化学战的先例。1915年4月22日，德军在比利时伊珀尔战线前沿6公里正面上，预先布设约6000具装有氯气的吹放钢瓶，利用有利的气象条件，向英法联军阵地吹放，造成对方重大伤亡。整个大战期间，化学战成为了一种重要作战手段，各交战国共生产毒剂约15万吨，其中大部分用于战场，因中毒而伤亡的总人数达100余万。战后化学战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1925年6月17日，包括日本在内的38个军事强国，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其中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窒息性的有毒或类似的气体、液体、固体物质以及细菌战剂。但是，签约各国仍未放弃对化学武器的研究、制造。只是顾及报复，未在战场上大量使用。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真正在战场上长期而又大规模地进行化学战的国家只有日本。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前，日军主要是同中国军队作战，中国是一个军事弱国，缺乏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部队装备不但没有攻击用的毒气武器，连防毒面具这类防毒器材都很缺乏；大多数士兵甚至对毒气一无所知。日军既不担心被报复，又可收到最佳效果，因此，便在中国战场肆无忌惮地广泛使用毒气。据不完全统计，中日战争8年期间，日军先后在中国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化学武器1731次，致使我国军民大量伤亡。日军使用的主要是催泪性的芥子气和氰化气体，即使少量吸入，也可使人的呼吸器官及内脏受损失，造成休克、昏迷，从而散失战斗力。当时，瓦斯毒气成为侵华日军必备装备，每个师团从司令部到基层各中队，都设有化学兵，军官和士兵均系统地受过“瓦斯特业教育”。每当战斗的关键时刻，如久攻不下的阵地、突围、掩护撤退等，日军就会使用瓦斯毒气，增加攻防能力。日军曾厚颜无耻地称这种极不人道的化学武器为“决胜瓦斯”。

    日军首次使用瓦斯毒气，是在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中，当时中国军队毫无经验，无仼何防备，损失惨重。日军在华进行的众多化学战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是在1941年秋的宜昌攻防战。当时，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陈诚曾调集第6战区10余万大军猛攻宜昌，日军第13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为了保住宜昌，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化学攻击，共发射二苯氰胂毒剂弹1,500发，芥路混合毒剂弹1,000发，飞机投掷毒剂弹300枚。我军攻城部队受毒气损伤者达到1600多人，其中500余人死亡。战役结朿后，国民政府投诉于国际社会，世界舆论予以强烈谴责。

    但是，日本不以为然，无动于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在南洋作战中使用了化学武器。1942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严重警告的声明：

    如果日本对中国或其他同盟国继续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战争形式，那么我国政府将把此行为看作是针对美国的，并给予同样而且充分的报复。

    由于美国在化学武器制造方面的研发、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日本。此后，日军在作战中，才没有肆无忌惮的使用。

    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军由于在简易的北岸前哨阵地遭受严重损失，担心中国军队在新墙河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更难以突破，竟大量使用化学武器。造成我军重大伤亡。这次会战，日军第3师团在第一天进攻长沙时，就使用了瓦斯毒气，预10师第29团由于准备不足，损失不小。李玉堂军长得知后立即下令全军釆取预防措施，因而这两天的战斗中，当第6师团攻击受挫再用毒剂弹时，就难以取得“决胜瓦斯”的效果了。

    下午15时后，各路日军均停止了进攻，悄然准备从长沙撤退。守军并不知情，仍如往常一样，利用战斗间隙，収容战友遗体，转送伤员，整固阵地，补充弹药。

    17时左右，日军为了掩护撤退，到处纵火，长沙南门附近的村庄浓烟冲天。李玉堂军长由此判断敌人将要撤兵，便当机立断地下令：着第77师全部、第3师一团准备出击，其余各部队仍固守原阵地，防敌回窜。不久，又収到了第9战区长官部的通知:

    我湘北第27集团军杨森等部，已从平江山区出击，断敌归路，其他部队均已出动，长沙地区的敌人有撤退摸样。军委会有令，敌如撤退，你军责在守城，无追击任务。

    二、第9战区下达追击令

    当日晚21时左右长沙河西岳麓山

    当晚20时，由广东回师的第4军，已收复了长沙南郊的阿弥岭、黄土岭、金盆岭，并连连发射信号弹，与城内守军进行联系。薛岳根据战局态势，将原来各集团军、军的围歼计划改变为由现地开始进行追击，命令如下：

    战区以彻底歼灭败逃之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为目的，其部署如次：

    1、罗副长官为追击军总司令，指挥第26、第4、第73军于微日(5日)拂晓前开始，以第26军由牌楼铺、东屯渡经枫林港、麻林桥、梁家桥(福临铺东北8里)、麻峰嘴、栗山巷、长乐街道，向长乐街、伍公市追歼败逃之敌。第4军由阿弥街、左家塘，经东屯渡、石灰嘴、青山市、福临铺、李家坡、双江口道，向新市、兰市河追歼败逃之敌。第73军由长沙经石子铺、马鞍铺、新桥、栗桥、马山神、武昌庙、骆公桥道，向骆公桥、归义追歼败逃之敌。

    2、杨副长官为堵击军总司令，指挥第20军、第58军在象鼻桥(含)、福临铺、栗桥(含)自北向南堵击北溃之敌，不得任敌由长乐街、骆公桥间窜过汨罗江北窜。

    3、王副长官为东方截击军总司令，指挥第37军、第78军在枫林港以北、长乐以南地区，自东向西截击北溃之敌。

    4、第99军军长傅仲芳为西方截击军总司令官，指挥第99军及第140师，在石子铺以北、新市以南地区，自西向东截击北溃之敌。第197师固守原防。第99师之一部固守湘阴、营田。[注3]

    临近午夜，枪炮声由稀疏转而沉寂，4天3夜的激战在长沙城下划上了句号。但是，这次长沙会战尚未结束，随着日军突围撤退行动的开始，一场以中国军队痛击败敌的战斗由此展开。

    三、3位基层军官的回忆

    以下摘录参加长沙保卫战的3位基层军官的回忆，以供参考：

    1、预10师政治部科长的杨正华关于长沙保卫战后两天的回忆：

    3日拂晓，神田将其主力投入长沙北郊，进攻我190师阵地。190师早有准备，予以迎头猛烈反击，敌伤亡在700人以上，战斗陷入胶着状态。

    敌第3师团得到第6师团的部分增援后，亟欲挽回颓势。丰岛下令力攻，其主力仍指向葛先才团阵地的修械所一带高地，双方进行着激烈的争夺，一日之内，拉锯战达11次，满山遍野尽是敌我不分的尸体。在3日的战斗中，我军已使用30团的一个营，师工兵营也参加了战斗。至晚，我葛团阵地巍然未动。

    同一天，丰岛拟另拓蹊径，寻找突破口，命其右翼队的石井联队转攻浏阳门（东门），令敢死队扑向城门。我第3师周庆祥师长亲自站在城墙上指挥反击，最后短兵相接，一场白刃战极为惨烈，敌敢死队百余人完全被消灭。其敢死队以外部队的伤亡，亦有700余人之多。日军另一联队与其大队失掉联系，盲目行动，被我消灭。其第一线的横田大队，于3日6时30分一度进抵距南门1.2公里的东瓜山，横田被我击毙，其部队被我击溃。一天的激烈战斗，敌伤亡惨重。是日上午，师部命令，29团团长张越群奉准晋升少将团长。入夜，方先觉携好酒到28团指挥所慰问葛团长，并协商明日战斗措施。

    丰岛与神田于3日夜协议，认为我预10师连日激战，必然精疲力竭，易于击破，决议合力一举消灭之。方先觉与葛先才亦料想到敌第6师团增加到长沙，必有恶战，决定将30团的两个营统交葛先才指挥，并与岳麓山的炮兵指挥官联系，设专线电话联络，以便密切配合。师部亦做万一的准备，如一旦葛部被突破，将据城墙据守，遂将妙高峰的塔亭炸倒，预行消除敌炮射击目标，并将妙高峰下的一条长街付之一炬，以防敌兵进入时不易肃清。师指挥部移到江边仓库地下室，继续指挥。这时，长官部亦知我师伤亡重大，作战艰苦，趁夜调来55师的一个团交方先觉指挥。方先觉不愿马上使用友军，于是作破釜沉舟之计，即时命令给师部全体官兵发武器，分守地堡和坚墙厚壁。我被指令指挥督战队和部分工兵坚守江边的一座仓库，在情况紧张时，我曾令副官蒋经纶枪决一名汉奸嫌疑犯。

    4日拂晓，敌发起全线进攻，并有空军助战，我无空军，全恃炮兵的密切配合。我官兵早已严阵以待，沉着迎战，必待敌进入火网，始以机步枪猛射，并投掷集束手榴弹，炮射亦不止，敌死伤枕籍。敌后续部队，被我炮兵火力封锁不易前进。当时我岳麓山的炮兵，只要有要求，不出一分钟，就可射出炮弹，准确性极高。忽然，一个奇迹出现了：天空突然发现敌机空投一给养箱，竟被我火炮击中于空中！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官兵的斗志，拼杀更为勇猛。此时敌炮弹似已用尽，不再回击。敌酋丰岛下令肉搏，敌兵冒着刺骨严寒，赤背袒胸猛冲猛进。但以其血肉之躯，怎能挡住我方猛烈的火力，况我炮射频繁，撕心裂胆的爆炸声，使敌人心惊胆战，其武士道精神被我大大的挫败了。这一场残酷的搏斗，敌伤亡不下2000人。下午，敌人的冲击已软弱无力，在望远镜里看到敌后方人员忽前忽后，慌乱不堪，我们判断其情况必然有变化。

    原来丰岛和神田指望40师团快速到长沙增援，可是敌40师团进抵金井时，被我外围部队从东方和西北方合拢包围，不能冲出；独立混成第9旅团更无消息，丰岛和神田已经黔驴技穷。至夜，前方的枪声由紧密而稀疏，而沉寂。夜半后，传来长官部的通报：“我王陵琪、杨森、罗卓英诸兵团皆以到达指定位置开始行动，敌后路已断，长沙地区的敌人有溃逃模样。敌如溃逃，你军责在守城，无追击任务。”我们一颗颗悬着的心这才轻轻地落下，顿感难以形容的轻松。[注4]

    2、第190师作战科科长黄钟的回忆：

    近午，日军白刃冲击湘雅医院，被我火力击退。复集中掷弹筒轰击，因我军沿墙根开射击孔，又未奏效；再用平射炮轰击墙脚，轰得到处是洞，我军退守兴汉门抵抗。敌攻至护城河（大水塘）时，被我军扼止。这时回龙山失守。预10师副师长孙明瑾前往督战；浏阳门吃紧，第3师参谋长孙鸣玉前往阵地策军。

    三个师的正副师长均未回师部吃午饭和休息，惟李玉堂与参谋长蔡雨时时在指挥所对坐吃馒头稀饭，突然一弹穿破玻璃击碎菜碟，并击折李玉堂一箸，李玉堂就用手抓大头菜吃。

    蔡问：“是不是换一个位置？”

    李答:“不动、不动。”

    蔡又问:“那我们就快点吃。”

    李又答:“不用，不用。”

    可见李玉堂之镇静。

    下午，敌人炮兵阵地被我岳麓山的炮兵强大火力摧毁殆尽，惟闻我方炮弹迎着西北风，落到敌人阵地上的爆炸声。

    薛岳电告李玉堂:“外围各军已全面反攻。第4军已抵暮云市、大托铺；第73军已由乔口渡过湘江……望再坚持一夜。”喜讯传遍整个火线，第10军将士提出了“苦战一夜，打退敌人，守住长沙，要回军长！”的口号。[注5]

    3、预10师第29团侦察排长王维本的回忆：

    在元旦的整日激战中，敌机每批三四架，一批批接连不断地前来轰炸或低空扫射我军阵地，至第二日亦复如此，这时我团指挥所仅由我排剩下的士兵保卫。1月2日上午，一架敌机低空向我袭来，能目见敌驾驶员面目，我跑到扫把塘的大道边大石牌坊下，举起枪榴筒射击该机，使该机受伤，驾驶员腿中弹后跳伞被俘，该机坠毁。不久，又见敌炮兵从东塘山向我指挥所轰击，并掩护其骑兵冲击三营的七里庙西南高地。团副曾友文命令警卫人员掩护团长先撤退，然后带着我们侦察排战士和部分警卫冲上了阵地对进攻的日军进行阻击。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日军骑兵部队轮番向我军进攻，由于地势的原因，日军的骑兵部队机动性并不强，我们用手榴弹和机枪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后来，团副指挥我们边打边退，最后撤到了仰天湖东边的大古墓与团长会合。清点人数时，发现我们团指挥所除我之外，仅剩下了团长张越群、几名传令兵、司号长、13名警卫以及侦察排的战士。下午3时左右，敌又一小分队连续两次向我阵地攻击，均被我军击退，战斗中，我左耳震伤。而敌人更为残暴地向我发射烟幕弹和毒气弹，我士兵只能用水壶灌水打湿毛巾掩鼻防护，好多战士都因为吸入了毒气而发晕，有些甚至丧失了战斗能力，但我们仍然坚守阵地直至最后胜利。

    从元旦起与敌人激战3日3夜。敌我双方形成拉锯式争夺阵地，前后共5次，我军阵地仍然屹立不动。战斗中各师师长及副师长均亲临前线督战鼓舞士气。元月2日下午，七十三军援军已由岳麓山到王母山嘴一带，我们更加斗志高昂。至4日凌晨我前线枪声已绝，天明后师长方先觉即令各部队清扫战场。此次战役，我二十九团伤亡较大，然而用鲜血换来了胜利的硕果，保卫了长沙城的无恙，也是值得的。[注6]

 第十四章 突围浏阳河畔
    一、浏阳河畔的战斗

    元月5日长沙东郊榔梨市

    4日下午，丰岛房太郎率师团直属部队和卫生队、辎重队等非战斗部队，从长沙东侧一公里的周家湾开始先行撤退，午夜时分到达浏阳河畔的东山镇附近。先期到达的工兵第3联队联队长沼崎恭平中佐哭丧着脸报告：这里的军用桥梁傍晚已被重庆军炸毀，几次冒着枪林弹雨强行抢修，均因敌军火力太盛无功而返。丰岛房太郎一听吃惊不小，但未露声色，只是下令沼崎指挥工兵再作努力。这时候身后传来的阵阵枪炮声，说明追兵已近，使他感到不能在此久留，便命令部队沿浏阳河西岸向磨盘洲退却，企图从那里的渡河点徒步渡河。

    东山军桥是进攻长沙之前由丰岛命令工兵第3联队架设的，在第6师团元月1日到达榔梨市后，丰岛认为侧背无虞，便将部队全部调到前线，而未留兵驻守这座唯一可供部队撤退的桥梁。神田正种后虽派了第13联队第3大队担任东山方面的防御，但该大队却将重点配备在军桥西南3公里外的高地上。

    元月4日凌晨，第79军第98师师长王甲本少将率部赶到东山附近，便向东山军桥发起进攻，在消灭少量的护桥日军后，占领了这座桥梁。王甲本留下第293团在此防守，随后又率第292、第294团攻占了磨盘州，控制了那里的徒涉渡河点。

    第293团团长马登云上校立即命令属部在军桥附近构筑工事，设置火力网，严防日军夺桥；并安排工兵在桥中央预设炸药，必要时将桥炸毁。

    第6师团第3大队的大队长鹰林宇一少佐得到军桥被袭的警报后，急令第12中队前往增援，遭到猛烈的火力阻击，直到傍晚才接近军桥附近。这时，从长沙返回的第3师团工兵第3联队也赶到西岸桥头，两股日军合力进攻，企图夺回军桥。马团长一看情况紧急，便下令引爆，随着一声巨响，桥中央部分约20米被炸毀。后来，沼崎恭平又釆用强攻、小船偷渡等办法，试图夺取、抢修桥梁，均遭第293团火力严密封锁不能进行。

    丰岛房太郎带领部队沿着河堤一路摸索前进，刚到磨盘洲附近，准备徒涉时，突然遭到对岸猛烈的炮火袭击。部队开始混乱，尤其是那些文役人员、伤病员、卫生兵等非战斗人员约700人，因不明情况，均向师团指挥所周围龟缩，乱作一团。此时后面追击的第4军步步紧逼过来，丰岛房太郎只得把身边仅有的一些参谋、勤杂人员组织起来进行阻击。这时，的野部队第2大队及时赶到，奋力击退了追兵，丰岛房太郎才逃过一劫。

    的野部队于4日下午15时25分收到反转命令后，首先收容了伤亡人员，由第1中队护送出发，随后山炮大队、速射炮中队以及驮马部队也开始撤退，18时30分，先行撤退的日军在清水塘（长沙南门东南4公里）汇合，正准备退往东山军桥时，突然遭到重机枪急射，几次冲击都不能通过，只得原地固守，等侯救援。

    的野宪三郎率联队主力在日落后用全部火力向守军射击，一面佯攻，一面开始从长沙城外撤离，于22时左右抵达清水塘附近。

    长沙的守军根据薛岳的指示没有派兵追击。从株洲赶来的第4军第59师，在师长张德能少将的指挥下，收复了长沙南郊的雨花亭、金盆岭阵地后，傍晚后由长沙城南向榔梨市迂回，在清水塘附近与正在撤退的从日军相遇，双方展开激战。第59师先头部队一个营发起冲锋，突破了保护联队指挥部的第7中队防御阵线，的野联队本部一度陷入恐慌。后因第2大队拼死救援，才得以解围。

    对此日方军史记载于下：

    重庆军仍然在继续冲锋，迫近军旗已在咫尺之间，联队长的野宪三郎大佐拔出战刀，在紧要关头拼命战斗。本部传令小队、军旗小队以军旗为中心，组成圆阵，与冲来之敌接战格斗，保护军旗。军旗已危急万分。田中象二中尉事后追述说：“重庆军的手榴弹，投掷距离，如果再延长10米，人和军旗就都被炸飞了。”[注1]

    随后，的野宪三郎调整了撤退布署，以第2大队为前卫乘黑夜全力冲击前进，炮兵部队、驮马部队和护送伤兵的卫生队都各自编成突击班，强行跟进。经过一路狂奔，终于冲破第59师重重阻击，抵达了位于东山渡河点西北方的李家湾子。在战斗一开始就失去联络的第1大队，在鬼头三郎的指挥下，当晚23时才开始反转撤离，一路上都处于交战状态。元月5日凌晨2时30分，该部在烂泥冲（清水塘东南约1公里），救出了被围的独立山炮兵第52大队,随后又冲破了第59师第175团的阻拦，至早上6时许，才与联队部汇合。

    根据丰岛房太郎的指示，在长沙城东侧的石川部队负责断后，在师团各部陆续撤退完毕后，石川忠夫便率部开始了撤离长沙，于元月5日凌晨2时许抵达渡河点西侧。当得知工兵仍在为架桥而努力时，石川要求第18联队长石井信派兵配合，石井信即令先头部队第2大队第7中队先行进至渡河点，掩护工兵部队架桥。当这个中队发起进攻时，再次遇到对岸第98师的猛烈射击，中队长松本中尉阵亡于浏阳河中。

    石井信赶到后立即将所部分为两队：亲自指挥主力向磨盆洲发动进攻；另留一支小分队护卫师团部、旅团部和联队军旗（这个时候，日军第3师团联队以上指挥部皆集中在一个地方）。就在石井信率部猛攻磨盆洲时，该联队的军旗也一度遭到威胁，丰岛房太郎只得岀面亲自保护军旗。

    日军战史曾这样记录：

    此时，步兵第18联队，将军旗安放在后岸民宅中。可是，突然院中落下了一棵敌迫击炮弹，瞬间就将护卫军旗的哨兵上半身炸飞。恰值那时，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正在安放军旗的隔壁房间，当即跑出来大声喊道：“我来保护军旗，”亲自担任起保护军旗的任务。[注2]

    日军战史还提到，这是继第68联队军旗遭受威胁之后的第二次军旗危机。所说的军旗是联队旗。

    日本陆军部队的军旗通常有两种：一是“日之丸”太阳旗，旗面上一轮红日居中，辉映着白色的旗面，为天皇专用，又称作“天皇旗”，二战后成为日本国旗；二是“旭日旗”，由太阳旗演化而来，白色的旗面上红日居中，另有16道血红的光芒线，称作为“陆军御国旗”，即联队旗。前者数量众多，军中使用广泛；后者弥足珍贵，仅为建制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才拥有，不轻易动用。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曾指出:

    自1874年1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对近卫步兵第1、第2联队亲授军旗为肇始，此后凡日军新编成之步兵及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以为部队团结之核心，将士对军旗之精神，举世无比。

    经天皇亲赐的军旗是该联队荣耀的象征，因此日军非常重视。所有的联队都会抽调精兵编成直属于联队本部的军旗小队，战斗再激烈，军旗小队也不会轻易抽调上前线，他们职责就是用生命护卫军旗。一旦军情紧急，军旗将受到重点保护；若战局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最高指挥官应先将“军旗奉烧”，再组织全体“玉碎”。因为，如果联队军旗毀于战火或落入敌手，则被视为是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按日本陆军的规定，师团长和联队长必须剖腹自杀，该联队还可能被撤销番号，从日军编制中消失。

    这次攻击第79军另外一支部队,原来当王甲本指挥第98师阻击日军时，逐渐发现了日军指挥部所在地（尚未判明是何级别的指挥部）。这时，夏楚中中将率第79军第194师、新6师赶到，得到报告后，夏军长命令炮兵轰炸，并组织突击队发起渡河冲锋，企图歼灭这个日军指挥部。

    石井信率部突破第98师的防线后，发现师团指挥部及军旗遭到危险，立即命令跟随渡河的佐源贤一中尉率领的炮兵中队掉转炮口向进攻指挥部的第79军突击队开火，暂时阻止了中国军队的进攻。这时的野部队,在突破重重阻击后，正好赶到这里与师团部汇合，便合兵一处将渡河进攻的中国军队击退，第3师团指挥部这才暂时摆脱了困境。

    元月5日凌晨3时左右，丰岛房太郎在浏阳河西岸集中了所属部队，但伤亡已达500余人。石井信虽然占领了磨盘洲附近的可徒涉河段，但是在接下来的进攻中始终无法突破第79军的阻击。因对岸敌情不明，丰岛不敢冒险带领拥有众多伤员及非战斗人员的师团部从这里渡河。正当他左右为难之际，中午时分突然收到阿南惟几的通知：第6师团已于当日早晨从榔梨市的军桥渡过了浏阳河，正在对岸休整，并己确保榔梨市军桥，以接应第3师团渡河。他立即决定由石井信率领第18联队在磨盘洲附近牵制、掩护，师团其余各部均于下午15时30分岀发，向榔梨市军桥靠拢。午夜时分，第3师团各部借助夜色掩护，陆续通过榔梨市军桥退至浏阳河北岸，与第6师团会合。

    相对而言，神田正种比丰岛房太郎要狡猾一些，在攻打长沙前就考虑了退路。他在榔梨市配置了步兵第45联队以及辎重兵第6联队，构筑了纵深阵地，保护榔梨市交通要道和这座军桥。元月4日凌晨，萧之楚中将率第26军推进至此，便从四周同时发向榔梨市攻击。虽然第45联队第2大队的阵地在当夜被渗透，其第7中队的阵地在日落后被攻占；第1大队和辎重兵第6联队也都陷入了苦战，付岀较大伤亡。但是，榔梨市交通要道和军桥仍一直由第6师团掌控。

    元月4日傍晚，依照神田正种的反转命令，第6师团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开始撤退，由于第3师团在长沙东南部突围与第4军激战，长沙城东北一线中国军队不多，第6师团未遭大的阻击便退到了榔梨市附近，并于元月5日早晨通过军桥渡过了浏阳河，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唯一的较大损失是该师团的100多名伤员和护送伤员的辎重兵第6联队第1中队失散，几乎全部被歼。该中队在4日傍晚刚出发时有230人，而到作战结束后返回驻地的仅剩43人。

    生还者之一，该中队第3小队上等兵川合升，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如下：

    当晚，第1中队抵达战线前沿，顺利地完成了交付弹药的任务。但是，在收容伤员时却遇到了麻烦，卫生队匆匆忙忙地将100多伤员（概数）移交给了中队，就带着其他的伤员先撤了。尽管在以往作战中，中队曾有过多次运送伤员的经历，但此次因事先并没有准备，不得不在战地收集驮载用具，以便用驮马运载伤员，好不容易整理好二百余个，却耽误了出发时间。此时，夜深了，师团主力已撤走。中队跟在师团的后卫部队阿部大队的后面撤退，在黑暗中行军，遭到敌军不断的袭击，既要保护伤员，又要排除敌军的狙击，混乱中掉了队，并迷失了方向，与友军完全失去联系。5日拂晓，终于在朗梨市西北4公里处，遭到优势之敌包围攻击。中队虽作出突出重围的努力，但敌军兵力数十倍于我，突围是十分困难的。在激烈的战斗中，中队陷入混乱，杉本大尉以下大部官兵相继战死，只有我们少数人逃了出来。[注3]

    脱离险境后，神田正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总觉得心理不平衡，第6师团费尽千辛万苦在长沙打了两天，付岀巨大伤亡后，未获仼何战果就打道回府，实在有损于战功累累的师团荣誉。当他发现榔梨市四周都有中国军队，但兵力并不多，便准备发动一场反击战，以报长沙城下受挫蒙羞的一箭之仇。但这时又收到第11军前线指挥部的指示，称第3师团因东山军桥被毁，现陷困境。特令“第6师团确保榔梨市军桥，掩护第3师团渡河”。他只得暂缓布置反击，便增兵严守交通要道和军桥，并通知师团主力原地集中休整待命。

    元月7日长沙以东捞刀河北岸

    第3师团与第6师团在榔梨市成功会师后，丰岛房太郎由衷地向神田正种致谢：

    “我全体官兵非常感谢贵部支援、接应。”

    “不必客气。”神田欠身回礼后又说道：

    “前两天丰岛君提议在长沙推迟反转，本人考虑：一则疲兵久屯坚城之下为兵家大忌，二则有违军令，故未予响应。失敬之处，诚惶诚恐，请予见谅。”

    “哪里，哪里。重庆军险恶，幸亏军司令官和阁下英明，若依愚见后果不堪设想。”丰岛房太郎答道。

    “现榔梨市四周重庆军不多,我俩是否联手合作，予敌一痛击，既可为死难的官兵报仇雪恨，又便于日后反转。”神田迫不及待地对丰岛对说。

    四天的长沙恶战和昨日恶梦般的撤离，使得丰岛斗志崩溃，心有余悸。他沉吟良久,感到必须尽快逃离险境，把伤亡累累的部队带回去交差方为上策，便说道：

    “我师士兵连日激战，疲劳不堪；且弹药缺乏，再战恐难収实效。”

    神田在痛惜之余，只好放弃复仇行动，重作部署如下：

    1、第6步兵团长竹原三郎少将指挥第23联队（欠第2大队）、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为师团前卫纵队，前至到青山市（今长沙县青山铺镇，下同）一带，占领该地附近到天花山一线战略要地；

    2、师团部和步兵第13联队及工兵、辎重兵、卫生队、伤兵等为中央纵队，沿前卫纵队开辟的路线前进；

    3、步兵第45联队为师团后卫，占领榔梨市附近阵地，掩护师团主力撤离；

    4、步兵第23联队第2大队占领榔梨市南侧阵地至7日晨，掩护后卫部队撤离阵地，然后追赶师团主力。

    元月6日早晨，日军第3、第6师团离开榔梨市，向北退去。此时，由欧震、萧之楚、夏楚中率领的第4、第26、第79军等部已先后追击至此，并向榔梨市附近的日军发起围攻。丰岛房太郎和神田正种都不敢恋战，两个师团排成长长的并列队形，向北退却，沿途虽然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截击、侧击，但是仍旧不顾一切的撤退。至7日凌晨退到捞刀河北岸，枫林港地区。

    第6师团辎重兵第6联队因担负运送300余名伤员的任务，行动迟缓。刚作好出发的准备，便遭到攻击，阵地被突破，前线各中队的联络被切断。联队长服部政之助中佐命令重建的第1中队和第2中队发起白刃攻击，以协助第一线部队撤退，经过血战才脱离战场。

    当晚20时左右,第3师团进至牌楼铺时，拼命突岀重围的联络军官杉崎喜又少尉，带来了辎重兵第3联队联队长片冈幸作大佐的紧急求援报告：从4日以来陷入重围，现正在苦战。元月4日晚，该联队满载弹药和粮食，正在急速送往前线。23时30分在榔梨市附近碰上了第26军的部队。该部被迫在茶塘(榔梨市东北10公里)村庄附近占领阵地固守，并立即电告第3师团求救。当时，丰岛房太郎正因东山军桥被毁而自顾不暇，只得回电：“希暂时隐忍自重，千方百计顽强战斗。”后因指挥全师团返转而费尽心机，丰岛居然一时忘记了派兵去解救。见到杉崎喜又后，他立刻下令的野部队火速前往接应收容。

    这时，忽然又收到第29旅团长石川忠夫的来电：在曹家坪（榔梨市东约4公里）南侧被围。石川于5日午夜自率两个中队前去接应从磨盘洲突围的第18联队，刚与石井信会合就被中国军队3面包围，激战一天仍不能摆脱困境，只得向师团部求援。丰岛房太郎一面调兵驰援，一面下令各部在原地集结兵力并彻夜保持戒备；同时又电吿阿南惟几，请求飞机增援。7日上午，第1飞行团团长秋山丰次得知情况后，立即岀动10多架飞机助战，石川所部得以突围。

    二、第40师团在金井、春华山的苦战

    元月5日长沙县金井镇

    12月30日，正在指挥第40师团昼夜强攻汨罗江河岸高地的青木成一，收到攻占长沙的新作战命令后,虽颇感到意外，但仍立即调整部署：步兵第234联队以第2大队确保鸟石尖、磨刀尖一线，掩护师团侧背，余部经鱼口湾——麻峰嘴，向金井疾进；师团主力以步兵第236联队为前卫，兵分两路，从栗山港出发。该师团在麻峰嘴东侧避开大道沿着山间小路，于12月31日晚19时到达天王庙，又经彻夜行军抵达金井。此时全师团的补给线已经断绝，因当地坚壁清野做得较彻底，饥寒交迫的日军四处寻食无所获。据日军战史记载：元旦早上官兵们好不容易收索到的粮食，只有白薯两个。[注4]

    元旦下午,第40师团接到阿南惟几的命令：必须把瓮江方面山区之敌击退到浯口——瓮江——金井道路以东地区。青木成一便令步兵第236联队于次日晨向瓮江方面北上，又命令第步兵第235联队在其东侧投入战斗。日军还没开始行动，尾追而来的第37军便抢先发动了进攻。元月2日黎明前，第95师一部向驻守金井东北侧1公里处大山坡高地的第236联队第4中队的阵地发起攻击，并占领了该高地。第236联队在第235联队的协助下又夺回大山坡高地，当其继续向北前进时，在管家桥（金井北约7公里）北侧与南下中的第95师主力部队遭遇，双方随即展开激战。该联队由于弹药不济，陷入苦战。第235联队从东侧攻击相对顺利，占据了蒲塘（平江正西偏南约10公里）——金井道路东侧的高地。

    到了元月3日，阿南惟几发觉青木成一并未真正理解他的意图，仍在为击退金井四周的中国军队全面岀击，便又下了一道命令：第40师团应以一部分兵力占领金井北方隘路口，掩护军侧背；同时，集结部队做好岀击准备。

    青木成一这才如梦方醒，急忙収缩战线，集结部队，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准备。此时，第78军又从平江赶来，与第37军联手将日军第40师团包围在金井地区。4日早晨，第40师团接到了第11军反转的命令：

    我军停止扫荡长沙，于今夜开始反转，第40师团以一部留在金井附近，以掩护军的侧背。主力即开始行动，向春华山前进，击溃其所在之敌，以利于军主力的反转。

    此时，该师团第235联队在北边的朱邻市已被包围，第234联队奉命到南边的大山塘集结，也陷入了终日的苦战，因缺乏弹药、粮草，各部军心涣散，一片混乱。直到日军岀动了9架飞机进行火力支援和弹粮空投，情况才有所好转。

    青木成一由此命令：非战斗部队及伤员、野战医院等留在金井，由第236联队守卫；师团主力于日落后全力突破大山塘南北敌防线，沿象鼻桥（金井西8公里）——象土桥——文家塅——春华山的道路挺进。由于沿途不断遭到阻击与侧击，第40师团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才于在6日黄昏到达春华山以北地区。青木成一下令按划分区域驻守备战，各部尚未构筑好阵地，当晚就遭到第37军和第78军的联合攻击，顿时又陷入苦战。

    元月7日上午，青木成一得到了第3师团与第6师团反转基本顺利的情报后，决定调整部署：师团主力当晚脱离战斗，经罗家冲向学士桥退却；第234联队由原路返回，增援留守在金井的第236联队。此时，第236联队已遭受重大打击，几乎粮尽弹绝。

    5日清晨，当第40师团主力从大山塘突破包围后，联队长龟川良夫大佐随即派兵占领了大山塘周围双华尖、仙姑殿等制高点，同时下令非战斗部队及伤员就地隐蔽起来。大山塘为金井以南的丘陵高地，距福临铺不到10公里，是长沙东部山区的战略要点。从6日早晨起，第37军由北、东、南三个方向对日军据守的阵地发起进攻，龟川带领第236联队顽强抵抗，伤亡惨重。日军战史曾记录了元月7日黎明时分一场15分钟的激战：

    双华尖上的第5中队在突然遭到猛烈炮击的同时，被优势之敌冲入阵地，约60名守军顿时死亡一半，山顶被占领。在此同时第2大队本部，也遭到奇袭。水泽第2大队长立即率领预备队第6中队断然进行反击，虽然夺回了山顶阵地，但仅在15分钟的激战中水泽大队长、三宅、关田两中队长战死，以及其他12名军官伤亡。[注7]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该联队弹药几乎消耗殆尽，步枪子弹每人不过10～15发，手榴弹每人只有1～2枚。7日中午，日军两架轻型运输机曾空投了一些弹药粮秣，但多数都落到第236联队阵地周围的塘田中。无奈之下，龟川良夫决定拼死一搏，下午17时电告青木成一：

    拟当夜集中所余兵力发起最后攻击。

    青木担心龟川联队孤注一掷的反击造成全军覆没，急忙回复：

    主力今晚决定开始反转，龟川部队要隐忍自重，等待主力到达。

    直到8日夜，第234联队抵达大山塘，才将这里的日军解救岀来。此时第236联队伤亡达390余人，除去护卫伤员的，能坚持战斗的只有20余人。

    三、日军遗弃尸体之多实为罕见

    元月5日长沙二里牌

    元月5日，薛岳将前线指挥部从岳麓山迁回长沙的二里牌。早上，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驱车经过南门八角亭时，看见日军遗弃尸体很多，二里牌也有少数尸体。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

    从日军通信袋的文件内容和几天来日军攻击长沙的情况看，它是想把长沙完全攻下，把第十军完全消灭再走，要是做不到，好像会失去“皇军”的面子。因此就失去了撤退的时机。及至我外线主力部队接近长沙，日军除了态势不利和伤亡重大、疲劳过度外，携带的粮弹也不允许它再对优势兵力作战，它不得不乘夜仓皇撤退。第十军首先发觉日军由长沙南部撤退，即派小部队向长沙北部东北部夜袭，这更增加了日军的混乱。当时正值隆冬，他们把大衣、军毯撂了许多；带不了的武器也没来得及破坏；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及烧完。日军撤退的翌日早上，赵子立同薛岳等由岳麓山回长沙二里牌驻地，车过八角亭后，看见日军遗弃尸体很多，二里牌也有少数尸体和死马。后来参谋长吴逸志由耒阳回到长沙，让人把已经掩埋的日军尸体全部扒出来。埋在一起，堆一个高台子，并勒石留念，上书“倭寇万人冢”，旁书“陆军中将吴逸志题”。虽没有万人，但冢中也有几百具尸体。[注5]

    关于日军在长沙的弃尸，杨正华老人也有如下回忆：

    1月5日天明后，曾扬言必于1942年元旦打到长沙过新年的敌先头部队(丰岛第3师团)和后续部队(神田第6师团)早已销声匿迹，无影无踪。只有我方部队在山地紧急搜索，清扫战场。搜索部队在一处荒草窝里，抓住一名尚在酣睡的日青年军曹，解送师部审问，尽得其情。原来日军连日进攻，连番失利，屡遭挫败，早已被我拖得精疲力尽，狼狈不堪。敌人在莲庄设立的临时野战医院，遗下50余具军官尸体，尚来不及掩埋。到此，我第10军经过四昼夜浴血奋战，出奇制胜，终于击败顽敌，胜利地完成了“死守长沙，缠住敌寇”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恰在此时，军委会来电指示：“战场不动，留待各国驻华使节前来参观。”三日后，我以预10师政治部主任身份陪同参观团亲临战场，首先到修械所、黄土岭一线绵延起伏的山地参观。只见满山满谷的敌尸，纵横狼藉，有的四肢张开，有的龟缩一团，有的相互堆叠，有的缺腿断臂，种种丑态，不一而足。有一位使官用半生不熟的华语风趣地嘲弄乱七糟八的敌尸说：“你们不会逞凶了吧!”在这天气阴冷、木落草枯、景象荒凉愁惨的战场上，不但炮弹枪弹的碎片随处可见，硝烟味、血腥气味阵阵扑鼻，还散乱地遗下日军官兵曾经珍藏在身的许多家书和女人的照片，随阵阵山风飘飞舞动。侵略战争造成的后果的确是残酷的。[注6]

    同时，元月6日第98师在打扫磨盘洲战场时，也发现了300多具日军官兵的尸体，师长王甲本叫来作战参谋钟旭，交待挖一个大坑把这些日军尸体掩埋，并亲笔写下了“倭寇万人冢”五个大字，叫石工刻上。

    另外,后来第27集团军总司杨森所部在打扫所辖地区战场时，也发现了上千具日军尸体,杨森便令挖坑集中掩埋，并派人在坑旁立上石碑刻字，以作标记。

    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士道的国家,对为国战死的军人历来都很尊敬。因此日军作战，无论胜败，都不轻易遗弃阵亡者的尸体，总要将其设法收容，然后举行葬礼焚烧,再将其骨灰带回国內；若是战场情况特别危急，也尽量将尸体就地掩埋，待战役结束再设法寻回。而这次长沙会战，日军将大量阵亡官兵的尸体遗弃于战场荒野，实为罕见。其仓惶败逃的程度由此可见。

    元月4日傍晚之后，第9战区的第4、第26、第73、第78、第79、第99军等部，对撤离长沙、逃至浏阳河畔的日军第3、第6师团进行了追击和围堵拦截，并且阻止了第40师团由金井南进与这从两个师团的会合。参战各部齐心协力，奋勇岀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抱头鼠窜，除了丢盔弃甲外，还打破传统，遗弃了大批阵亡者的尸体。

    第9战区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要报中这样总结这一阶段的作战：

    1月4日夜，自长沙外围败残之敌，溃逃至东山、榔梨市、长桥、石灰嘴地带。我第4军由东屯渡，第73军由湖迹渡衔尾猛烈追击。第79军向东山、榔梨市，第26军向长桥，第78军向滨墈，自东向西猛烈截击。第99军向石灰嘴、白茅铺，自西向东，猛烈截击，形成第一次追击包围战，痛歼两昼夜，斩获甚众。

    同时，在敌后的挺进兵团和各挺进纵及各抗日游击武装，积极展开游击战，除在新墙河、汨罗江地域袭击日军兵站、后勤补给线外，还在临湘、蒲圻、咸宁、崇阳间广大地区，不断袭击日军,并对岳阳东北长江北岸的敌白螺矶机场和岳阳火车站，进行炮击和进攻。致使日军高度紧张，一片恐慌，士气大受影响。

   第十五章 日军逃回原地
    一、捞刀河北岸的突围

    元月8日岳阳第11军前线指挥部

    当日早晨，当三个师团主力均脱离险境，正在交替掩护往北反转时，阿南惟几坐在办公室反复地考虑如何实施一次反击战。这次费尽心机争来的牵制作战，战果如此微小，他感到很不甘心。

    还是在元月5日，当第6师团渡过了浏阳河，神田正种准备对榔梨市四周的中国军队发动一场反击战时，阿南惟几是比较赞同的，只是考虑当吋第3师团陷入无法渡河的困境，若就此展开战斗，第9战区众多的部队蜂拥而至，难以脱身,故未予表态。不过，当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痛感在反转中，甚有必要进行一次大反击，以振士气，同时予敌以精神上的打击。明（6）日，将视情况可在金井——栗桥一线或在其北方实行决战。[注1]

    元月6日，全日阴雨，飞机不能随意岀动，加上各师团撤退途中不断遭到截击、侧击，尚未突岀包围圈。阿南惟几便暂未提反击之事。7日，天气转晴，第一飞行团战机频频岀动，对各师团的顺利反转给予强力支援，日军困境得到改变。阿南认为反击时机趋于成熟，但考虑到部队弹药不济、且又连续作战，又觉得胜算不是很大。

    8日上午，正当他犹豫决走岀办公室时，见到了幕僚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心事重重，立刻感到了必须争取一次反击战的胜利方能够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因而放手一搏的心情变得格外强烈。

    日军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博弈的心态在将领中不断膨胀。从被奉为军神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策划并实施偷袭珍珠港，到这次阿南惟几独断进攻长沙，都可以得到印证。

    于是，阿南惟几便果断地向木下勇等提出发起一场反击战，以振士气。幕僚们见军司令长官信心十足，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随即拟就了作战命令，要点如下：

    为了坚决包围歼灭青山市北部地区之敌，我军毅然于正面以第6师团，从栗桥向正北方突破铜盆寺，第3师团应迅速进入福临铺东北地区，第40师团应向西北方迂回，断敌退路。

    接到军部反击的命令后，各路日军均在行军途中更改了原定路线：

    第6师团逐次击溃据守在青山市北方一带高地的中国军队，傍晚时，其前卫纵队由竹原三郎率领开始向栗桥挺进，其余各部也准备由青山市出发；

    第3师团于16时到达纪铿桥（青山市东8公里），开始向福临铺东北地区进击；

    第40师团主力急速前进，向青山市西北方向迂回，企图控制通往东部山区的要道。

    傍晚，木下勇将刚收集到敌情动态上交给阿南惟几，情报显示：敌第58军己经占领栗桥（新市南约25公里)附近一带；同时，第73军、第99军也正在进入在新市以南山区的达摩山地区。木下勇等幕僚认为，由于敌情有变，反击战计划恐难以实施。若第6师团从栗桥向正北方突破，沿途道路狭窄，地势险要，加上敌重兵把守；需耗费很多时间。从安全稳妥的角度考虑，应暂停反击，并令第6师团变更进军路线，从敌防范薄弱的地区福临铺方向突围出来。对此，阿南惟几虽然不完全认同，但又拿不岀更好的办法；反复商讨后便采纳了幕僚的建议。

    对此，日军战史有记载：

    此日，军参谋部收到：“敌第58军已经占领栗桥附近一带。同时，第73军、第99军等也进入达摩山东侧是及东北侧地区”的情报后，对第6师团突破栗桥隘路产生了忧虑，军幕僚们遂于傍晚向阿南司令官提出：“突破栗桥需要时间，应从福临铺方面突破敌薄弱地区北进”的意见。

    阿南司令官尽管记下了自己的想法，“幕僚们还是忧心仲仲，但必须相信我军特别是皇军师团拥有军旗的步兵联队，有极大的战斗力。”但还是不得已而批准了这一意见。[注2]

    当时，竹原三郎已指挥前卫纵队向栗桥一带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击，神田正种正准备下令,要师团各部积极跟进,一举突破西影珠山麓的险峻隘路，占领栗桥,退住新市。突然接到了飞机投下的“师团应经福临铺东侧向界火市转进”的变更命令，命令中没有说明目的和理由，致使神田正种深感困惑，但他只得照办,便立即作了如下调整部署：

    1、步兵第45联队由师团后卫改做前卫，经福临铺挺进到飘风山；

    2、原前卫纵队在师团最后尾，担负后卫任务，向麻林市北侧前进；

    3、步兵第13联队在师团主力的前方，向麻林市前进；

    4、师团主力在第13联队之左侧行动；

    5、阿部大队（第23联队第2大队）进入师团主力队列，担负起保卫师团战斗指挥所的任务。

    元月8日中国重庆

    元月5日上午,当日军狼狈从长沙城下撤离时,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夫人宋美龄的陪同下，参加了隆重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就职典礼,庄严地就职书上签字。此刻，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由然而生，使他深感责任重大。后来他在《元月反省录》中写岀了当时的心情：

    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英、美、苏已成为反侵略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內。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但有惭惶而己！[注3]

    薛岳及第9战区将士很是争气，长沙会战己胜券在握，但他希望战果更大一些。当蒋介石看到“日军有50多架飞机助战我军累受其害”的报告时，即令空军前敌总司令周至柔设法岀动一次空袭。当时是中国空军最艰难的时期，各类飞机加起来只有几十架。

    由于委员长有令，空军克服了种种困难，于元月8日上午，由大队长金雯率领轰炸机第2大队8架飞机，从成都军用机场起飞，飞临湘北上空，猛烈地轰炸了在长乐街、新市、浯口之敌。当饱受敌机摧残的中国军队，看到自己战机从蓝天掠过，听到巨烈的爆炸声从敌阵中传来，群情激昂，呼声四起，士气确实受到很大的鼓舞；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空军弟兄的舍命相助。因条件限制，这批轰炸机无战斗机护航。当敌飞行团长秋山丰次得知中国空军前来轰炸时，急令第54战队岛田安也少佐的8架战斗机岀动。金大队长率领飞机在返航途中，被日机追上。由于事先考虑了多种应急方案，我军飞机只损失两架，并击落敌机1架，击伤两架，创造了以轰炸机击落战斗机的成功战例。

    蒋介石闻报很高兴，沉思片刻后又要通了薛岳的电话，给第9战区下了一道命令：

    以福临铺东侧的古华山为界，西面由杨森副司令长官负责，东面由王陵基副司令长官负责，督率各军务须阻止、切断敌军。如敌从某军正面逃走，即将其军长枪毙。

    薛岳立即将这道的命令转发并加上如下按语：

    此次北溃之敌，伤亡惨重，弹尽粮绝，无论追击、堵击、截击，各军应绝对快速机敏，勇猛果敢，索敌而歼灭之。如有作战不力，任敌安全逃逸者，决依法重惩。其俘获甚多者必从优叙奖。

    杨森、王陵基两位副司令长官和负责拦截、追击的各军军长收到这道严厉的督战令后，不敢怠慢，指挥属部积极奋斗，终将日军第3、第6师团包围在捞刀河北岸的青山市、福临铺和影珠山地区。

    二、影珠山上山崎大队被歼

    元月9日长沙县影珠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虽然东北军奉令未予抵抗，但东北各阶层的民众和广大爱国官兵不甘屈服，自发性地组织了“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武装，纷纷奋起反抗。为了镇压东北军民的抵抗,日军各常设师团经常派遣辖下的各旅团前往东北执行独立的作战任务。正常编制下的步兵旅团是由两个步兵联队所构成的，但派往东北的旅团为了独立作战的需要，配属了骑兵、炮兵、工兵等辅助部队，便称之独立混成旅团。在卢沟桥事变前，独立混成旅团是日军一种建制特殊的临时性作战单位。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深陷中国战场，兵力严重不足，便陆续编成了几十个正式的独立混成旅团，用以稳固中国大陆占领区的秩序和治安。当时编成的独立混成旅团基本上是由旅团本部、4个独立步兵大队、旅团炮兵队（野炮或山炮2～3个中队）、旅团工兵队、旅团通信队等单位构成，总兵力为5～6千人。

    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1939年元月在中国华北山西编成，原驻太原，主要仼务是为了讨伐当地山区的抗日武装。该旅团装备精良，山地作战经验丰富。作为第11军第4师团调岀的补充，1941年11月，独立混成第9旅团奉令调入武汉地区，拟担仼武昌警备。12月上旬，正往武昌途中，旅团长池之上贤吉少将忽然收到派遣军总部的命令，转道岳阳参加本次长沙会战。该旅团赶到岳阳后，立即进驻新墙河南岸重要据点关王桥，在汨罗江北岸掩护第11军进击部队左侧背安全。

    元月4日，根据阿南惟几的反转命令，池之上贤吉引军连夜渡过汨罗江，向麻林市前进作为接应。汨罗江南岸多为丘陵高地，混成第9旅团虽是一支长于山地作战部队，但由于被匆忙投入战场，对地形、对手情况都不了解，因而进军比较缓慢。

    元月6日黎明3时左右，混成第9旅团到达福临铺西侧后,正在休息时遭到影珠山的小股部队袭击。池之上贤吉决定停止南进，攻占影珠山，从这里打开一条通路,接应从长沙反转的日军。

    影珠山位于长沙东北部,距长沙约40公里，该山分东、西两座，呈南北走向，长约7公里,周边30公里，有大小峰峦70余座，主峰海拔500多米，地势险要。东、西影珠山分别控制着由长沙通往汨罗江渡口新市、伍公市(新市东6公里)的要道。为了堵击敌人，薛岳已命杨森指挥的第20、第58军迅速占领影珠山。当第9混成旅团来到山下时，第58军新编第10师等部队已抢先在此布阵以待。

    元月8日拂晓，在敌机的配合下,混成第9旅团两个大队的日军以西影珠山南麓为突破口，发动了多次进攻，均被挫败。池之上贤吉见正面强攻一时难以奏效，便下令组建一个“集成大队”迂回偷袭，企图夺取东影珠山北面的山顶要地，打开另一条通往湘北的要道。集成大队由独立步兵第40大队第1中队、第4中队、大队直属炮兵小队、通信班一部以及若干卫生兵组成，由于第40大队的大队长堀內中佐患病，第1中队长山崎茂大尉便被任命为该集成大队的指挥官。

    日军通过旅团部参谋岗本中佐等人潜入侦察，了解到我军阵地的部分布防情况，并判断影珠山一线约有一个师的兵力，便以为可偷袭得手。其实我军当时在此有四个师（第20军、第58军各两个师），以一个数百人的大队去攻击，无疑是自取灭亡。

    9日凌晨，山崎大队突然从希古台发动进攻，东影珠山东北地区为第20军和第58军的结合部，守备兵力薄弱，很快就被突破。随后，山崎茂又率部向山顶的新10师师部快速推进。

    该师特务连连长罗用颜少校发现日军奔袭，立即带领全连紧急投入战斗，并向师长鲁道源少将报警，鲁急调离师部最近的第30团第1营前来增援。然而在第1营尚未赶到之前，特务连的阵地又被突破，新10师师部危在旦夕。

    此时。正在前线指挥第20军与日军第9混成旅团主力作战的杨军长，得知新10师师部遇袭后，立即将军部唯一的预备队骑兵连调往驰援。在连长杨汉烈少校的带领下，该连全体官兵奋勇冲击，迫使山崎大队放缓了对新10师师部的追击。不久，新10师第29、第30团的相继赶到，友军第134师一个营又来增援，山崎大队便被包围起来。该敌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左冲右突，伤亡大半仍不能突岀重围。山崎茂自知难逃厄运，便派出一名军曹回旅团部报告，又作困兽之斗，旋遭炮击身亡，余部随之被全歼。被歼之前，残敌先杀战马，再毁坏机枪、山炮等武器，最后以刺刀和手榴弹自毙。元月9日下午，日机飞临影珠山上空时发现，在荒草、乱石中和树林边，除了遍地的尸体以及一些损毁的炮架、枪支，战场已是一片沉寂。

    日军战史对山崎大队的覆灭经过作了如下记载：

    天明后，在山上双方的混战，极为激烈，官兵们不断的负伤倒下，10时左右，我弹药用尽，在到处的草丛中，可以听到伤员的生和自绝的手枪声，山崎大队长负伤，满身是血，但仍继续指挥战斗。最后山崎大队长终于决心殉国，于是命本部附斋藤军曹突围向上级报告关于夜袭及其后战况与决心殉国等情况。该军曹巧妙地突破敌防线，于日落后回到旅团司令部，报告了情况。

    斋藤军曹走后，山崎大队长再度遭到迫击炮弹的轰击而死亡。接着士兵们就用刺刀互相刺杀或者用手榴弹自爆而死。[注4]

    曾任第58军新11师师部秘书的杨世英老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录的：

    25日拂晓，敌军在飞机掩护下突破友军阵地直趋长沙。揭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序幕。战区司令部采取“口袋”战术诱敌深入。当我军迟滞敌人于新墙河畔的5个日夜里，战区即做好保卫长沙的准备工作，于是命令前线部队避开敌军主力迂回敌后，截断敌方补给线，尾随至距长沙约50公里的山岳地区，二十军（四川部队）占领古华山；五十八军居中占领东西影珠山；九十九军占领明月山堵死敌军退路——影珠山与明月山之间的栗桥大道及影珠山与古华山之间的福临铺大道。

    1942年1月3日，侵入长沙郊区的敌军在我岳麓山炮兵火力的压制下，又遭我保卫长沙部队猛烈攻击，敌军在伤亡枕藉、又无补给的情况下，只好放弃攻占长沙计划，返身撤退。

    影珠山高500余米，周沿30余里。山上茂林修竹，郁郁苍苍，千百户农家散居山坳。东影珠山巅有三间青瓦白壁的庙宇。五十八军的军指挥所及新十师的师指挥所就设在庙宇上下。

    1942年1月3日下午，隆隆的炮声自长沙方向传来，由远而近。入夜，北风呼啸，敌我双方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与风声相应和，有如疾风骤雨，又似潮水拍岸，彻夜不停。白天，枪炮声沉寂时，膏药牌的飞机就窜入阵地上空，擦着山岭盘旋侦察，连续四日。7日午夜，敌方阵地上连续朝我影珠山发射耀眼的照明弹，继之，一股日军亡命地从我军山脚下的防御薄弱地段冒上了影珠山，与我警戒部队短兵相接。在这紧要关头，孙渡镇定自若，手握电话筒与左右友军联系，调动各属山下部队合力出击敌军；鲁道源冒着弹雨指挥警卫，以旺盛火力居高临下压制窜上山来的敌人。鏖战至8日拂晓，终将窜上影珠山的千数敌人全部歼灭。俘虏钻进红薯地窑及荆棘丛的日军士兵21名，旭日东升清扫战场，山沟山坳中，道路上堆积着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

    会战告捷后，五十八军调驻长沙市东北的枫林市休整，《阵中日报》的战地记者伏笑雨，《中央日报》的战地记者胡定芬，《扫荡报》战地记者王淮冰等报道了五十八军将士浴血奋战影珠山，杀伤大量侵略军的战绩。中央电影制片厂还到枫林市拍摄了《影珠喋血》的镜头。[注5]

    在第20军和第58军协力将突入影珠山的日军歼灭后，立即组织兵力对敌发动反击，彻底击溃了第9混成旅团，使该敌始终无法越过影珠山与日军第3、第6师团会合。

    三、福临铺第6师团陷于重围

    元月10日长沙福临铺镇冯家塅

    元月8日傍晚,神田正种收到阿南惟几“师团应经福临铺东侧向界火市转进”的变更命令后，立即作了进军路线的调整部署。不料，这一调整却使第6师团陷于重围。

    当时,正在向麻林市西侧前进的步兵第45联队收到“经福临铺挺进到飘风山”的命令后,立即由师团后卫急转为前卫，于当日午夜出发，9日天明后，在福临铺南侧与中国军队遭遇，经过一番激战,于15时占领了从飘风山到徐家山一带的阵地。

    竹原三郎指挥前卫纵队由于没有及时収到调整命令，8日夜晚，依然向栗桥前进，通过强攻或迂回，于9日拂晓终于到达栗桥西侧。此时才知进军路线已变，只得沿原路折回，途中在黄板桥附近被围陷入苦战。

    步兵第13联队当即离开师团主力队列，从青山市附近出发进入山中，寻道向麻林市前进，9日上午9时许,在麻林市以北约3公里的冯家塅东方高地突然遭到包围，与师团断绝了联系。

    9日上午11时左右，神田正种带领拥有大批非战斗人员的师团主力,在第13联队的左侧方前进，抵达麻林市北的冯家塅附近。此时，神田发现第6师团已被分割成为三部分，前卫、后卫部队均已脫节；而且，师团主力纵队行军序列拉得过长，有些部队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有陷入孤立的危险。因此，他决定师团指挥所暂在此休息，以集结掌握部队，便了如下命令：

    1、师团主力暂时在冯家附近塅大休息；

    2、阿部大队（步兵第23联队第2大队）以一部在四周山地警戒，主力向北攻击前进，并占领冯家塅北方各要点；

    3、马场中队（步兵第23联队第9中队）直接担任战斗指挥所的警戒任务；

    4、其余部队（包括伤员）集结在附近休整待命；

    5、各部队均需注意敌人的袭扰。

    未等日军开始休息，从中午起，中国军队便不断地对冯家塅进行袭扰，至半夜攻击加剧，神田正种的师团部也数度告急，他将通信队等全体后勤人员进行战斗配置，准备死守指挥所。

    辎重兵第6联队因带着300余名伤员，行动比较困难，陆续来到冯家塅西南3公里处的洼地后，又遭到猛烈的攻击。联队长服部政之助指挥全体人员自行编成战斗部队进行战斗，连卫生队也制作了竹扎枪以保护伤员。

    在冯家塅东方高地被围的步兵第13联队，全天都在进行极为激烈的战斗，虽有第一飞行团的航空兵临空助战，仍无法突出重围。为防不测，联队长友成敏下令将文件全部焚烧。

    关于第6师团在冯家塅的被围情况，日军战史有如下记载：

    到了中午，指挥所突然遭到东南方相隔约500米水田的高地的急袭射击，师团直属步兵第23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阿部政太郎少佐）虽立即攻击前进，但枪炮声越发激烈，入夜，敌弹始终集中在指挥所周围，司令部全体人员也进入战斗配置。手榴弹的爆炸声近在咫尺，迫击炮也在前后爆炸，23时30分，师团又命令通信队“直接警戒死守司令部”。神田师团长事后回忆说：“敌弹击中墙壁的声音终夜不绝，甚至以为指挥所坚固的土墙也会倒塌。”

    …………

    1月9日步兵第13联队（联队长友成敏大佐）成为师团的右翼纵队，第3大队（大队长鹰林宇一少佐）为前卫，在山中寻路前进，突破敌军重围，到达麻林市。此时，在麻林市附近，特别是在其东方高地上有重庆第4、第26军（6个师）因尾追前日由此北上的第3师团，到达此地重庆第78军3个师也从东方向我迫近中。友成联队为了掩护沿西侧大道前进中的师团主力。毅然突破集群的敌大军，进入东方高地。战斗极为激烈残酷，联队各部在集群的敌军重围中，陷入孤立，弹尽粮绝，到处展开了反复的肉搏战，孤军奋战达4天，于12日才撤退到平岗联队的收容阵地。

    10日下午，进入冯家塅东方台地的友成联队各部队，到处与敌遭遇，展开了轻、重机枪的狙击战；接着又遭到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我军以大队炮还击，一度将其击退。但是敌人大军连续不断成群的蜂拥而至，我炮手、机枪手相继战死。重庆军吹着冲锋号，夹杂着喊杀声逼近，到处展开了手榴弹战。飞行队虽以全力支援，但对于群集的大军，并无效果。各队均陷入混战之中。至傍晚，步兵中队当中的机枪弹药以及手榴弹等都已用尽，有的部队竟至仅依靠刺刀进行战斗。

    此夜，友成联队长命令各队突破敌阵，在台地北侧的梅薮桥集结。此时，师团主力，如前所述，已在其西方山麓冯家塅一带陷入重围。[注6]

    关于友成联队在冯家塅东方台地激战的情况，日本史学专家有田寿雄先生曾在其专著《明兵团的血路》里有详细的记录，现摘录其第一大队在前田山的战斗，以供参考：

    前田山是一座南西向的条形山，标高约380米，其四周都遍布宽缓的丘陵谷地。这种地形实际上并不利于防守。在大队构筑工事的过程中，敌第59师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前田山附近，其一边以小部队骚扰我军，一边在前田山以南的丘陵地带集结兵力。下午3时前后敌第59师的一个团开始向正面阵地进攻。此时，士兵们还没有完全构筑好工事，大队部与各中队之间的电话线也没有架设好，不动身色地将敌人放至近处，集中火力射击，同时联队炮和大队炮也向敌人猛烈开火，顷刻之间阵地前即倒下一大片敌人的尸体，迫使其后退。此次战斗，敌兵损失了一个营的兵力。但在战斗中，一挺重机枪出现机械故障，以后一直处于不能射击的状态。

    受到重大损失的敌第4军马上改变了策略，并不再急于进攻，而是以两个团在我正面阵地以南约500米处构筑工事。我军为了破坏敌军的行动，以山炮、大队炮和重机枪袭击。但是，敌阵中隐藏有二十几门迫击炮，见到我军火力点暴露，就一起对准正面阵地进行猛烈轰击，企图彻底制压我军火力。我军也利用山炮和步兵炮进行还击。炮击中，一发重型迫击炮弹正好落在正面阵地的机枪工事爆炸，仅存的1挺重机枪被炸毁，机枪小队长箱崎健一少尉、机枪副射手日高幸之助一等兵和弹药手仲村渠正江一等兵等3人当即被炸死，造成了当时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炮击我军的同时，敌第4军的两个营隐蔽地从南运动到东北。炮击刚一结束，还没等阵地上的浓烟完全散去，该敌即迅速地分成几个冲击队列向前田山的东北方迂回，警戒兵力十分薄弱的联队炮阵地首先遭受攻击。

    在离联队炮阵地约250米的前田山上,前田大队长用望远镜看到为数众多的重庆军分成数路正在逼近联队炮阵地。于是，他在指挥大队炮立即向该敌开火的同时，将一挺重机枪配属给鬼冢中队（欠1个步兵小队又1个分队和1个轻机枪分队），命其赶去救援。但是，（中队）刚一下山，就被五百多敌人挡住了去路。半个小时后，虽经奋战击溃了这股敌人，但此时联队炮阵地上一片寂静，堀越队似乎已全部牺牲。

    前田少佐从望远镜中见到敌人已布满联队炮阵地，即指挥前田山上的大队炮、掷弹筒和重机枪对准其猛烈开火，（联队炮）阵地上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乱成一团。

    鬼冢大尉深信自己的部下不会这么轻易被消灭，命令中队继续向联队炮阵地前进。突然，中队的尖兵吾妻一等兵报告发现从联队炮阵地方向过来一小群人，象是自己人，但是不能确定。为了以防万一，鬼冢大尉命中队先隐蔽起来。一会儿，那一群人走近了，大家都看清楚了－－－是步兵分队长上田伍长带队的8人。

    从上田伍长的口中，鬼冢大尉得知了（联队炮）阵地已被重庆军占领，守军大部战死的情况。上田伍长战后有幸生还，于平成7年12月接受了笔者的访问，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炮击刚一结束，近千名敌步兵就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快速地突击阵地。我队虽以轻机枪和步枪对正在逼近的敌人猛烈射击，但其利用死角不断接近阵前，手榴弹象雨点一样飞过来。获得剑道五段称号的堀越曹长看到敌人攻上来了，勇猛地挥舞着战刀，扑向敌人，在接连砍倒几个敌人后头部中弹而亡。接着，机枪分队长浅羽军曹也在肉搏战中阵亡，其他27人尽管拼死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激烈的白刃战中大部战死，最后只剩下我们8个人，在处置了山炮后撤了下来。”

    下午4时前后，鬼冢中队向占领联队炮阵地的敌军发起反击，成功地夺回阵地，收容了浅羽军曹以下7具战友的尸体。但是堀越曹长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其他13位战友也去向不明，他们后来全被当作战死处理。

    4时20分，敌人又重新集结兵力，向联队炮阵地发起冲击，拼命地逆袭鬼冢中队。双方在这个局部一时处于拉锯战的状态。

    与此同时，两百多敌人也从数处攻进了第3中队（欠1个步兵小队，配属1个重机枪分队）阵地。尽管中队弹药极端不足，但在队长占部信大尉的率领下，与敌勇敢地拼杀，用刺刀消灭了突入之敌，守住了阵地。

    前田少佐见此情况，决定立即从正面阵地抽出兵力投入东、北两阵地反击。而此时，鹤贺队的当面之敌正向其猛烈射击，好象有立即进攻的企图。于是，当大队的命令传达到该部队后，鹤贺队长强烈反对从该处抽调兵力。无奈之下，前田少佐从大队本部中的非战斗人员中抽出23人编成一个小队，在大队副官多根慎吉中尉的指挥下，投入到联队炮阵地逆袭敌军。

    至下午4时40分前后，除联队炮阵地还残留有少数敌人外，迂回的敌军均被我军击溃。此时，前田大队长向联队长发去电报，要点如下：“下午3时前后，敌第4军大部队开始不断与我军交战，目前经激战已击溃其大部。”

    下午5时20分前后，敌又有大部队（后来才知道为重庆军第4军第102师）抵达战场，大队当面之敌的兵力火力大大加强。随后，敌人竭尽全力地开始对正面阵地的重点攻击。其迫击炮集中火力向阵地猛烈轰击，炮弹不断在阵地上爆炸，浓烟、沙土腾起，鹤贺队的士兵们躲在战壕内一动也不敢动。在前面的战斗中，大队的弹药消耗严重，其中步兵炮炮弹已全部用尽，前田山和正面阵地的两门大队炮都只好沉默。

    炮击停止后，约两千余敌人在军号的命令下，在起伏不平的地形中以30－40米的间隔，成三个梯队冲向正面阵地。其第一梯队约800人利用我军火力的减弱，猛然突进至我前沿约30米处，一起投出手榴弹，在浓烟的掩护下，突入正面阵地，展开白刃战。我军毫不示弱，与敌人拼命肉搏，短兵相接。转瞬之间，敌第二、三梯队也相继突入正面阵地。在昏暗的天空下，敌人布满阵地，到处都展开着凄惨的肉搏战。虽然此时我军士气仍然旺盛，但经过连日不眠不休的徒步行军与激战，士兵们早已疲惫不堪。于是，在白刃战中不断有人因体力不支而战死。鹤贺队仅凭刺刀要打退数量五倍于我的新锐之敌的进攻，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只好在处理了步兵炮后放弃阵地后退，一直退到了前田山下。在重机枪的掩护下，到达山腰处休整。

    随着鹤贺队放弃正面阵地，其当面的敌军乘机追杀到前田山下。这样，不仅使正在联队炮阵地拼杀的鬼冢中队腹背受敌，也使前田山被敌人包围。同时，在北部阵地的占部中队也陷入孤立。

    当天下午，虽未下雪，风却越来越大。无线电受此影响，信号断断续续。5时前后，大队的最后一台无线电机停止工作。这样，大队无法向东方高地的友成联队长报告。而随着前田山被包围，敌人破坏了电话线，我军却无法前去修复，大队与山下两个中队之间的通讯联络被切断。敌迫击炮弹不断落到山顶，有几颗在大队指挥部近旁爆炸，情况十分严重。

    此时，突然北方传来了友邻部队的军号声和枪炮声。随后，联队本部的山本副官一行4人赶到前田山，带来了友成联队长的命令：“鹰林、小镐两大队正从后侧全力攻击贵队当面之敌，请（贵队）立即突破敌阵，在台地北侧的梅薮桥集结”。于是，前田少佐决定大队立即按照联队命令突击。在他的指挥下，大队匆匆忙忙地就地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处理了不能带走的器具，然后以鹤贺部队－大队本部－机枪队的序列相互掩护下山。所幸在夜幕的掩护下，没有遇见敌军阻击。同时，前田少佐派出了传令兵向山下的部队传达了联队命令，大队即向梅薮桥方向行进。[注7]

    竹原三郎指挥的后卫部队在黄板桥附近突破重围后，处置了相继伤亡的人员，于10日黎明前，到达冯家塅附近。上午8时，神田正种指挥各部连续向福临铺突围推进，全天只前进了约8公里，当晚又在福临铺南侧陷入重围。竹原的后卫部队战斗更为激烈，上午从冯家塅岀发，到晚上集结宿营时，仅向前移动了4公里。

    元月10日岳阳第11军前线指挥部

    元月9日，阿南惟几得知第6师团主力陷入重围的消息，愕然失色。本次作战以来，他一直保持泰然自若心态，每当发现幕僚忧心忡忡时，总以和蔼、坚决的言行态度，尽力去安慰、鼓励部下，而今天则完全陷入沮丧和懊悔之中。他责怪自已沒有坚持原则，听从幕僚意见，匆忙改变作战部署，致使第6师团如此被动，不然的话，甚至还有可能取得一次反击战的胜利。当夜，他在日记中写到：

    1、昨日仍是极好的飞行天气，各兵团已进入汩水附近；

    2、情况已经明了，昨夜第6师团，若按原计划北进，必能给予动摇中的第58军以重创并能与独立第9旅团合力痛击敌人，对于在指挥作战中经常产生的胆怯及谨小慎微的弊病，今后必须大力训练改正，这次的行动，余虽有所察觉，之所以不得已而迁就者，唯恐幕僚之动摇及对自今夜以后稍起困难复杂的第40师团的指导造成混乱之故，同时也认为不致有严重不利之处；

    3、高级指挥官往往有不仅仅根据理智与自己的战略看法行事而起作用和情况，其战例也是有的；

    4、14时视察了（在岳州布防）坂口大队的阵地，其射击圈1.4万—1.5万，又有120—130的自卫能力，告诫切勿麻痹大意而归；

    5、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1中队，陷入重围，令救援，并祈祷其安泰。[注8]

    10日早晨，第一飞行团根据阿南的要求全力岀动支援，但第6师团仍未能解脱围困。下午16时，阿南惟几决定立即采取救援行动，下达了如下命令：

    1、第6师团的反转，陷入困难；

    2、我军决定立即采取收容第6师团的行动；

    3、第3师团应立即以一部兵力，向福临铺方向发起攻势，协助第6师团反转；

    4、第40师团主力，应于今（10）日夜，进入福临铺北侧地区，以一部确保古华山，主力集结在该地附近，作好进攻准备。后方部队集结在麻石山东侧的第3师团后方。

    四、日军终于逃回原防地

    元月12日汨罗江南岸

    元月11日拂晓,天气放晴，日军第一飞行团全力协助第6师团突围,50余架飞机倾巢岀动：轰炸机和战斗机轮番猛烈地轰炸、扫射；侦察机频频搜索我军动态；运输机连连空投弹药粮秣。第3、第40师团昨夜收到阿南惟几救援第6师团的命令后，立即展行行动：第3师团步兵第18联队从麻林市以东的沙基市彻夜急行军，于11日黎明到达了竹山铺，与第6师团步兵第23联队第2大队会合；第40师团主力，连夜从象鼻桥攻向福临铺以北地区，先头部队于11日早晨在麻峰嘴南侧，遇到了刚突岀重围的第6师团步兵第13联队第1大队。

    下午13时30分,第6师团主力在麻峰嘴南侧地区集结完毕,在飞机和救援日军的协助下,突破了中国军队拦截线,于16时30分到达第3师团控制的收容阵地上芭蕉（位于飘风山与麻石山中间）附近。

    中国军队随即从麻石山、麻峰嘴等地岀发进行追击。日军一面抵抗、一面撤退。

    第3师团从12日凌晨3时起，开始退往汨罗江南岸渡口新市附近,在此又突遭袭击，第8联队的第1大队长森胁常市少佐等被击毙。新任师团长高桥多贺二中将开始接管指挥，他下令在新市附近整顿部队态势，准备下一步行动。

    第6师团一边朝伍公市渡口撤退,一边在汨罗江南岸与飘风山之间地区整顿、收容部队。断后的步兵第13联队突出了重围后，其第3大队在长岭（麻峰嘴北5公里）乃被围得水泄不通。后来，日军岀动10多架九七式轰炸机，反复轰炸，才将该大队接应出来。

    第40师团亦从春华山东侧北撤，会合留守金井的龟井联队，从11日下午起开始沿长沙至岳阳古道撤往后方，途中未遭到较大的阻击，于12日下午18时在长乐附近集结完毕。

    当日，日军各部分别渡过汨罗江。

    从长沙到汨罗江,只有短短的80公里路程，日军元月4日夜间从长沙撤退后，遭到中国军队奋勇的追击和围堵，足足用了8天时间,付出了重大的伤亡,才得脱困，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中，遭到比在台儿庄还要凄惨的败仗。如果沒有占绝对优势的日本空军不间断的紧急支持，那么日军惨败还会要大得多。

    关于日军败退，赵子立老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日军主力借黄花、榔梨方面的部队的掩护抢渡捞刀河，由于我第十军进行战场内的追击，我岳麓山的重野炮以最大射程向捞刀河射击。日军渡河时相当混乱；渡过捞刀河后，前面有第三十七军、第五十八军两个军截着，后面有第七十三军、第二十六军、第七十九军、第四军等及第三十集团军主力追着，此时不得不作困兽之斗。我第三十七军、第五十八军在捞刀河、汨罗江之间，占领纵深的阵地。

    初期，日军一面于昼间以一部占领捞刀河以北地区，阻止我追击部队的前进，一面以主力向北进攻，硬要夺路而走。日军先头和两侧的部队都上起刺刀，远则射击，近者格斗。但几经突击，伤亡很大，进展很慢，虽勉强能冲开道路，但不能排除我军在其两侧的射击。我追击部队是生力军，连续击破敌人屡次派出的后卫部队，迫近其主力。日军为了减少损失，不得不于白天战斗，夜间撤退，但一经我伏击或袭击，又发生混乱，自相残踏。由捞刀河至汨罗江约100里，日军约经六七日的苦战，才摆脱了重围。

    战后，据我军被俘逃回的人员说：“日军在捞刀河、汨罗江间十分艰苦，前有阻兵，后有追兵，处处都有伏兵，不断发生战斗，没有休息的时候；行军锅都撂了，米也没有了，地方又找不到米（藏起来了），有时找到一点，只好用饭盒来炊爨，有的连饭盒也丢了，只好用钢盔来作炊具，后来夜间走，找不到老百姓带路，有时找到一个，不是装聋，就是作哑，不给他好好带路，他生气，就把老百姓杀了，只好靠地图和指北针定位，摸着走。有时捏一下电筒看看地图，一阵枪声打来，手一哆嗦，在图上的指北针掉在地上，再不敢捏电筒照了，弯着腰多半天摸不到指北针。”这是他目睹的一个日军大队的情况。[注9]

    我军第4、第20、第37、第58、第73军尾追至汨罗江南岸后停止追击。只有第78军于元月13日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以北继续攻击。

    元月16日新墙河畔

    元月14日，中国军队第37军自颜家铺、第4军自伍公市、第73军自新市继续展开追击。暂54师自洪桥、长湖、第140师自黄沙街由北向南实行堵击。第20、第58军自黄谷市、关山由西向东截击。对日军形成了新的追击包围战，日军作困兽之斗，拼命再次突破包围，至16日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原防地。

    其间，以第140师的阻击战最为激烈。该师原为第37军预备队在守备金井，日军进犯汨罗江时，曾奉令增援第99军。日军进至长沙城外后，薛岳任命师长李棠少将为挺进司令，率第140师在敌后骚扰，截阻日军的后勤补给。该师曾一度渡过新墙河，向岳阳发起攻击。日军开始从长沙败退时，第140师转向新墙河、汨罗江两岸破坏敌临时公路，并在黄沙街、龙凤桥附近构筑工事。元月14日上午，溃退日军蜂拥而至，第140师的3个团全面展开阻击战，使当面之敌不能前进一步。激战中毙伤日军数百,击毁汽车30多辆，并击落敌机一架。日军又岀动8架飞机狂轰滥炸，将第140师仓促构筑工事、据点悉数被毁，日军随之通过冲开的缺口夺路而逃。

    元月16日，双方基本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日军第11军前线指挥部撤回武汉，第1飞行团也返回南京。我军第20、第58、第78军等部则继续在汨罗江以南继续搜索日军残留部队，同时向新墙河以北日军阵地实施警戒。第78军追至四六方，暂54师、第140师分别向忠坊、桃林、西塘一带寻歼残留日军。

    会战开始时，日军为了配合主力作战，根据阿南惟几的命令，赣北方面第34师团第218联队的第1大队及独立混成第14旅团的独立第65大队分别于1941年12月25日、26日，由安义、箬溪向西进攻新3军及第72军的阵地，先后占领高安、武宁；但在守军的顽强阻击及奋勇反击下，再无进展。该两处日军分别于1942年元月5日、6日，撤回原防地，恢复了原态势。

    元月18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下达结束战斗的命令，空前惨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历时23天后落下了帷幕。

 第十六章 敌军伤亡总结
    一、双方伤亡情况

    元月22日中国重庆

    1942年元月17日,长沙会战基本结束，蒋介石致电薛岳：

    1、第三次长沙会战所有各部队及官兵战绩，希速查明；

    2、敌我伤亡概数及俘虏、俘获战利品等，希即查报。

    元月22日上午，一份关于敌军伤亡情况的密电呈蒋：

    谕委员长蒋，谨将第三次长沙会战敌伤亡列起如下，此数仅系遗尸，被俘及各部目睹者，至其阵亡及重伤官兵自行焚化，则遍地皆是，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者，无从调查统计，均不在此数内

    敌负重伤23003，阵亡33941，合共伤亡遗尸56944。职薛岳。子养。达长。印。（长沙）[注1]

    随后，薛岳又报来俘获及我军伤亡数目：

    1、俘虏日军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官兵139人，打死军马1766匹，缴获步骑枪1122支，轻重机枪114挺，山炮11门，掷弹筒20个，毒烟筒106个，枪弹45095粒，炮弹131发，军马268匹，机宻文件158件，无线电台9架及大批军用物资。

    2、我军阵亡11259人，负伤14779人，失踪2042人，共计损失28116人。

    日军战史公开的数字是：

    敌遗弃尸体28612具，被俘1065人；我方损失：战死1591人（108人），战伤4412人（241人），死伤马匹1120匹。

    注：（）内数字是军官人数。[注2]

    一般而言，或为鼓舞士气，或为邀功避过，战果公布渗有水份在所难免。但第三次长沙会战双方公开的伤亡数字存在如此大的悬殊，倒是令人费解。战后，中国海峡两岸的战史专著对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记载如下：

    一、台湾方面：

    1、1978年出版的《抗日御侮》：

    会战结束，据日军之战报记载：人员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国军战报记载：敌军伤亡万人以上，被俘139人。

    2、80年代初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据1942年3月1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所报第三次长沙会战敌军伤亡等统计表：日军伤23003，亡33941，被俘139人。

    3、1988年出版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

    日军10余万大军伤亡奇惨，据估计除溃散被俘者外，其死伤约在6万余人以上，为抗战以来空前大捷。

    二、大陆方面：

    1、1987年出版的《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1942年1月22日薛岳致蒋介石密电称敌负重伤23003人，阵亡33941人，合计伤亡遗尸56944人。1月24日薛岳致蒋介石密电称俘敌139人。

    2、1994年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

    此役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该书随后又引用了日军战史资料，死伤共6000余人，付出高于香港作战2倍多的牺牲。

    3、199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

    薛岳自述敌官兵遗尸5万6千余具，另俘敌390人。该书另引日军战史数字，死伤共6003人。

    4、2001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相关内容如下：

    引自《第9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的数字是敌遗尸56900多具，被俘139人。该书另引自日军战史数字则死伤数字为香港作战的2.5倍。

    5、200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相关内容如下：

    此次会战，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及第9战区发表的战绩说：日军伤亡56944人，俘虏日军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官兵139人。

    在整个中日战争乃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最令人质疑的就是日军公布的每次战役的损失人数。如抗战初期的察哈尔万全之战，日军称此战中步兵第3联队几乎全军覆没，原因是该联队在1936年二二六兵变中充当主力，后遭多方责难，第3联队官兵为了洗刷耻辱，在万全城下发动了自杀性的冲锋，大部战死沙场。但令人不解的是，日军在同时公布的战报中第3联队的伤亡合计不超过100人。

    即使是战后，日本出版的战史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如在1982年岀版的《简明日本战史》中，记载的新加坡进攻战，日军亡1713人，伤3378人。该书的两位作者——桑田悦和前原透，是日本知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其原始资料主要于防卫厅所出的战史，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被誉为日本战史“小百科”。而《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太平洋战争》中引自当时日军宣传班的数字则大有岀入：战死3283人，负伤6110人。该书的作者小俣行男，是当时亲历战事一直追踪报导的战地记者，他特意在上述数字后面加注，认为没有隐报作假。

    日本历史专家有田寿雄先生根据战史资料，再结合走访了多位老兵，在其1997年撰写的《明兵团的血路》记载：

    第二次长沙作战，明兵团（第6师团）战死1086名，生死不明者66名；第11军共计战死约2500名，生死不明者118名，其中有30多人战后从重庆活着返回国内。[注3]

    且不论这些数据的缩水性，但至少可以说明日军的战死者肯定不止1000余人。

    其实,日军每次战役的损失数均可分为三种：首先是对外公开的数字，军方为了宣传皇军英勇顽强，战无不胜,所公布的战绩及损失，夸大和缩水都较严重；其次是内部上报的数字，也就是战斗结束后日军各作战单位向上级汇报的损失数，以便厚生省查对发放抚恤金。这个相对宣传的数字要比较真实可靠些；最后是各作战单位内部统计的数字，这样的数字往往是最接近真实的，但属绝密资料很难面世，尤其是在战败前夕，日军高层为了掩盖罪恶事实，下令将军中绝密作战资料都予以焚毁，使人更难了解历史真相。

    如果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岀，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公开统计的数字是有较大折扣的。且不说在新墙河、汨罗江，尤其长沙城4天3晩激烈的进攻中产生巨大伤亡，单是在12天撤退途中，遭受的损失也要大大超过日军战史上所公布的数字。如元月5日，第3师团仅在盘洲战场，就遗弃了300多具尸体；同日，在浏阳河畔，第6师团辎重兵第6联队第1中队200多人及其护送的100余名伤员几乎是全军覆没；元月8日，影珠山上，第9混成旅团400多人的山崎大队仅存一人。仅以上三处地点，日军战亡者就有千余人。

    第9战区公布的战绩，可能也有失真之处，但无论是人员损失还是歼敌数量，就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的历次战役的战果和记录而言，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应是最为辉煌的。

    二、日军关于长沙作战的总结

    元月18日湖北汉口

    阿南惟几回到武汉后，下令在第11军司令部设置灵堂，于18日15时30分举行追悼会，沉痛哀悼为国捐躯的将士。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也从南京专程赶来参加。仪式礼毕，随即在会议室召开了高级军官总结会。

    会上阿南惟几很诚恳地进行了检讨，他认为，此次长沙作战由于自己判断失误，在“作战指导上不适切”，战果很不尽人意，在追悔莫及之余，深感对不起死难的第11军官兵，更辜负了天皇陛下的厚爱。他请求同仁批评指点，希望上级严厉处分。

    与会者对阿南惟几指挥这次作战心中多有怨言，便三言两语不留情面地说起来。

    参谋长木下勇提出：

    此次作战是由于军司令官盲目自信，对双方的作战能力，缺乏客观的正确判断而才招致了如此的失败。

    丰岛房太郎接着说道:

    虽然我明天就要回东京了，但有几句话不得不说。作为第3师团指挥官，对于战役失利应承担责仼，但阿南司令官在作战指挥上太轻率，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调度几个师团的大部队进攻或反击，象吹哨子一样简单、随意，是应当深刻反省的。

    神田正种对后勤不力提出了指责,抱怨道：

    中国有句古兵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我军此次作战，很不重视后勤。我师团前线的粮食、弹药、一直供应不上，当部队撤至浏阳河以北、福临铺一带时，更是多次被迫使用刺刀作战。由于四处都是敌军及武装民团，我部不能分散出动筹粮，作战官兵及伤员无法得到足够的粮食，军马亦不能按时喂料，有的部队甚至将伤病员担架上的垫草用来喂马。

    第40师团的青木成一补充说道：

    我师团龟川部队在重围之中伤亡惨重，主要原因是粮弹供应匮乏，每个士兵仅有子弹10至15发，每个分队平均不到两个手榴弹。官兵冒着敌方猛烈的火力肉摶拼杀，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他接着又提到：

    由于粮弹不济，战力骤降，加之转进仓促，不少阵亡官兵的尸体被迫遗弃于战场荒野。

    话音一落，与会者面面相觑，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可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无论是按日本的传统还是军人条令，这都是绝不允许的，相关责任者难逃其咎。

    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见此，便打破尴尬局面，咳嗽了几声，开始作总结发言。

    首先，他严历地指岀，第11军司令官未作充分准备和派遣军总部批复就擅自进攻长沙，是极不妥的行为，应予严厉批评。阿南惟几立即面红耳赤地站了起来，立正之后低头恭听他的训斥。

    随后，他又对木下勇、丰岛、神田等人的错失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意思是这次作战一败涂地，并非阿南惟几一人之过。

    当他看到这些高级将领都惭愧立正起来，觉得可以适可而止了，便示意大家坐下。然后表示，第11军这次长沙作战,虽然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但却圆满地达到了牵制重庆军的作战目的，为攻克香港和南方作战作岀了贡献，功劳是应该肯定的。

    担任过教育总监、陆军大臣的畑俊六深谙为官之道，他可不会轻易让部属的失错成为竞争对手的把柄。因为他清楚：在远离东京的中国仼最高军事长官，比在控制欲望十分强烈的东条英机身边听差要轻松自在得多；而觊觎他这个职位的则大有人在。

    在畑俊六的授意下，第11军长沙作战的总结报告主要是肯定成绩；对阿南惟几的指挥失误，避重就轻一笔带过；遗弃大批阵亡官兵的尸体之事更是极力隐瞒，未予公开。东京大本营在南洋作战捷报频传得意之际，为了鼓舞士气,当然也不愿承认“战无不胜”的皇军，这次长沙作战打了败战。因此，阿南惟几沒有受到重责和仼何处分。

    日军战史后来关于长沙作战的总结有如下记载：

    这次作战是以配合香港作战为动机而进行的。然而我军推进到汨水一线时，情报以及兵站都没有充分准备，重庆军当时节节退避，我军完全跳入了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

    再加上，面对着不论在物质或精神方面，都有充分准备的重庆军30个师，我军在兵力上与上次长沙作战比较，步兵方面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地把战斗力和战斗意志统一起来，错误重重，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彼我的战斗力量。

    在第一次长沙作战中，没有给予重庆军以应有的打击，相反地，更促进了在这块大地上，掀起了全民的防御高潮，在此更看出限制作战的问题乃至其不利的方面。

    这次在主战上，竟达战死1591名，战伤4412名。

    在这次以策应香港作战为目的的第二次长沙作战的损失，竟为香港作战的2.5倍。

    在国际上，英、美两国给重庆政府打来贺电，国内外掀起一片胜利的凯歌。全国各地为庆祝战胜日军的捐款多达250余万元。[注4]

    阿南惟几由于性格随和、为人厚道，待人诚恳，人缘较广，因而深得东京上层人物的偏爱，就连裕仁皇后良子的女官们，也对他交口称赞。在畑俊六的刻意庇护下，这次长沙作战受挫，对他仕途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因此，后来在日本天皇的特别关照下，他步步高升，成为了日本陆军统帅。

    1942年7月，阿南惟几升任驻齐齐哈尔的第2方面军司令官，8个月后又晋升为大将，1944年底任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长，1945年4月升任铃木内阁陆军大臣，終于成为天皇裕仁掌控军队的陆军最高军事长官。四个月后，日本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阿南惟几凭着对天皇裕仁的无比忠诚，在这个关键职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进入1945年以后，美国收紧了对日本的包围，攻克了硫磺岛和冲绳岛屿。日本陆军制海、制空权尽失，任由美机日益对其本土进行毁灭性轰炸。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只剩下日本孤军作战。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否则“必然迅速彻底毁灭”，即暗示将使用核武器。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无力再将战争延续下去，但军方仍在坚持抵抗，企图拖延时间，争取适当的“和平”条件。因此，日本首相当即发表谈话，予以坚决拒绝。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城市破坏史无前例；8月8日苏联又宣布加入波茨坦公告并宣布对日作战，次日凌晨,170余万苏联远东军分三路从600公里的战线上进入中国东北，上午长崎又传来再遭原子弹袭击的噩耗，日本面临着被美苏瓜分彻底亡国命运。

    在此背景下，日本天皇裕仁于8月9日深夜11点50分，在御文库的地下防空室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首相铃木贯太郎、外务大臣东乡茂德、陆军大臣相阿南惟几、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副武等6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均出席会议,并充分表达了个人意见。会上形成两派，相持不下：铃木、东乡、米内赞成接受“波茨坦公告”，但以不能危害天皇的地位作为唯一条件；阿南惟几等另三人则主张拒绝“波茨坦公告”，将战争进行到底。

    这时，首相铃木突然起立说道：

    陛下：臣等无法达成共识，而形势又刻不容缓，故只能恭请圣裁。

    根据惯例，天皇不直接“圣断”国务军机大事，只是婉转表态。1941年11月在决定对美英开战的御前会议上，裕仁虽不大赞成袭击实力雄厚的美国，但也仅仅是开战决议通过后念诵了祖父明治天皇的两句诗：

    四海之內皆兄弟，

    为何无故动干戈？

    与会者不曾料到首相会请天皇裁决，惊讶之余，只能侧耳静候“玉音”定夺。

    稍顷，天皇裕仁神色戚然地说：朕意采纳终战意见，接受《波茨坦公告》……

    天皇“圣断”一下，阿南惟几等人只得放弃己见，铃木贯太郎连忙召开内阁会议，宣布了天皇裁决，并拟定了终战电文，并于8月10日上午，通过瑞士、瑞典两个中立国，将求降电文转达给美、中、英、苏四国政府。

    为了拖延天皇公布投降的“圣断”，主战派中的少壮将领不惜策划兵变，准备扫除主和派的铃木等人，占领皇宫，把天皇“保护”起来，以武力切断皇宫与主和人士的联络，促使天皇收回求和成命。为了争取陆军首领的支持，策划者进行多次劝说，要求阿南惟几批准他们的“起义”计划。

    作为一个自幼受武士道精神熏陶的职业军人，阿南惟几是绝不愿接受投降的。他曾制订了一个“一亿玉碎”的防卫计划，拟将征兵范围扩大至15到60岁的男子和17到45岁的女子，准备拼死继续战斗到底，让入侵之敌血流成河，直至知难而退。但身为一名天皇的耿耿忠臣，他必须时刻尊重皇上的意愿。当裕仁作岀圣断后，尽管他内心深处痛苦万分，但是仍在陆军省大楼的地下防空洞里，向课长级以上军官传达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定，并强调说：帝国陆军不能违反严格的军纪，只能绝对服从陛下，别无选择。由于阿南惟几态度明确，尽管田中少佐等10余名少壮军官组织发动了政变，一度冲进了皇宫，但很快就被陆军卫戌部队平息。东京政局基本稳定，全国未形成大乱。

    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终战诏书》：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尔等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

    …………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当日凌晨4时，阿南惟几在天皇播出投降诏书之前剖腹自杀。自杀时留下遗言，称昭和十七年的长沙之战是他终身最大的遗憾！

    天皇裕仁本无御国之才，囿于多方节制图有抱负，但他在日本面遭毁亡之际能作岀适应历史趋势的正确抉择，仍不失

    有功于国民；而他苦心孤诣栽培提携的阿南惟几所起的作用则至为关键。

    阿南惟几为图报皇恩厚爱，急功近利，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利令智昏独断攻取长沙遭受惨败，亦是悲剧性格使然；后当日本存亡时刻，作为陆军统帅不能效命沙场，而要依天皇意愿放下武器乞和投降，内心必然痛苦万分，故只能选择自戕。

 第十七章 庆贺长沙大捷
    一、中外的庆贺与媒体会

    元月18日中国重庆

    前两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媒体为了鼓舞士气都不遗余力、大张旗鼓地宣庆取得了大胜，但实际上都不能称为大捷，客观地是第9战区取得了一小胜，一平局。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集中兵力10万之众，采用多路突然袭击、穿插、分割等战术手段,企图围歼第9战区中央军主力,薛岳釆用“争取外翼，后退决战”的战术。击退、阻止赣北、鄂南日军，将湘北来敌诱至捞刀河决战地带，准备集中兵力加以歼灭。后被冈村宁次察觉，日军及时撒退。第9战区因而取得了会战的胜利，但胜果不大，只能称为小胜。

    第二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指挥第11军4个师团及2个独立混成旅团，共约12万人，釆取多处佯攻、重点突破的战术，从湘北进犯。由于薛岳在开局应对失策，中期军情失密，处于被动不利地位。只因阿南惟几在掌握战场主动权后过于贪功，不断分兵追逐守军先后投入战场的部队，虽将作战目标逐一击溃，但未能成建制地予以歼灭。加上全局战略失衡，在第6战区猛攻宜昌的牵制下，只得仓惶撒兵。日军在付出了较大伤亡后，并没有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从而迫使民国政府屈服、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目的。故不能称胜，可视之为平局。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驻武汉的日军第11军,为策应华南日军攻占香港，牵制第9区军队南下援香港，阿南惟几调集驻武汉的日军第11军3个师团及辅助部队共7万余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两个月后又从湘北卷土重来。薛岳根据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釆用“天炉战法”诱敌深入至长沙预定决战地区。守卫长沙的第10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布置在外围的机动兵团周密协同，对敌进行合围，日军被迫撒退。第9战区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日军狼狈而逃，伤亡严重。本次会战，战役主动权一直由中国军队掌握。因而取得了自武汉会战结束以来的最大战役级别的胜利，是抗日正面战场名副其实的一场大捷。

    当第三次长沙会战硝烟未散，国内新闻机构就争相刊文,评论宣扬。

    元月6日，《东南日报》号召以长沙会战的勇敢精神战胜凶捍之敌：我们将来的艰苦，固然还是方兴未艾，但我们倘能以“战长沙”的勇敢精神去从事每一场大战，则我们最后胜利必能提早到来。

    元月7日，《力报》发表社论：敌人实在没有什么了不得，只要我们的部队布置得当，以及我们的战术运用得法，加上我们旺盛的战斗意志，就可以在理想的地区内，注定敌人的命运—使得敌人遭遇到我们预期的失败。

    7日和8日，《大公报》先后发表社评《长沙之捷与太平洋战局》、《再论长沙大捷》，深刻分折了“这次长沙挫敌的意义”。

    元月8日,《中央日报》头版刊登专文《长沙大战与太平洋》，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长沙大胜对亚洲战区的重大影响，指出：唯有中国军队攻击日寇最为英勇。

    元月11日，《新华日报》社评说：对我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打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的决心，有实力，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逞的时候，同时进攻中国。它配合了友邦作战，使盟军在香港陷落，马尼剌失守，马来亚危急之际，有着中国战场上的胜利，以鼓舞友邦，以打击敌人。

    相对而言，日本媒体与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宣传相比，力度则小得多，也许是受到了元旦那天的新闻，在国内形成闹的影响。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在开战初期十分顺利,所向披靡，势不可挡。美英军队接二连三的失利，使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同盟国在亚洲战区取得的唯一的胜利,因而便成为了全球新闻的焦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英国伦敦《每日电讯报》这样评价：值此远东阴霾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泰晤士报》评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国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纽约《先驱论坛报》赞扬道：华军之胜利，即为同盟国之胜利，并使民主集团认识此次之胜利，为最合时机，且确信全球抵抗侵略之战争，为一不可分性之整个战争，湘北之大捷，其重要性最低限度可媲美英军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之胜利。

    12月5日，日军刚从长沙外围败退，为了见证长沙大捷，美、英、苏等国驻重庆使馆武官和美国《纽约时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英国《泰晤士报》、苏联《塔斯社》及中国《中央日报》、中央通迅社等特派记者就组成了一个规模较大参观视察团，开始从重庆飞桂林，7日早晨抵达长沙。

    12月8日，视察团在听取了第9战区的战况报告后，在长沙市区外围及近郊进行了实地考察，先后视察了修械所、白沙岭、磨盘洲等处。

    12月17日晚，视察团飞返重庆后，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邀请视察团部分成员现场广播参观见闻及感想。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福尔门这样说道：

    这一次长沙大战，可以说是太平洋战事爆发以来日军第一次遭遇的大败仗。不，不仅是大败，还是惨败。这种说法并不是根据官方的报告，我是从亲眼所见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中国第三度的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

    美、英等国政府及军政要人纷纷发来了祝捷的电报。

    美国总统罗斯福获悉长沙大捷后，致电中国统帅蒋介石：

    中国军队对于残忍侵略者的抵抗，唤起了美国人民和一切其他爱好自由的人民最高的赞扬。中国武装和非武装的人民在反抗装备上远为优越的敌人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其他联合国家的战斗人员与人民全都受到了激励。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电贺蒋介石：对于阁下之部队在长沙周围策动抵抗日军时，其精神与有效之动态，表示庆贺。

    英国掌玺大臣阿特里在下院发表演说：长沙一役的胜利，为中国军队未来胜利之先兆。

    美军西南太平洋总司令魏菲罗上将贺电：：贵国军队于长沙所获辉煌之战果，诚为年首之祥征，谨致庆贺，鄙人确信吾等通力合作，将足证日本侵略之终败，与吾等共同目标之胜利也。

    美国海军部部长兴诺克斯在《告中国人民书》中说：数周以来，贵国在长沙之伟大战绩，非仅为中国之胜利，亦且为所有同盟国家共同之胜利，而为打击整个轴心之胜利。

    这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对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整个太平洋战场反法西斯阵营的士气，对支援美、英在太平洋战场作战也有一定的作用。国内外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掀起一片胜利的凯歌”。重庆等地民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连夜狂欢，举行火炬游行。大后方不少城市派岀代表团，前往长沙专程慰问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各种慰问物品源源不断转送第9战区，仅捐款就达两百多万元。

    在全国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国民政府于元月18日晚上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晚20时，中国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一身戎装，准时出现在中外记者面前，并很愉快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重庆《中央日报》记者抢先发问：此次长沙会战获胜，委员长有何感想？

    蒋介石笑了笑后答道：此役乃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在亚洲战区对轴心国作战之首次伟大胜利。本人与全国军民同样的深感欣喜。倭寇在陷入中国之巨大泥沼不能自拔之后,挺而走险,孤注一掷地发动太平洋战争，无异饮鸩止渴,必将加速灭亡。中国政府和我本人对抗战前途和世界恢复和平充满信心。

    中央通讯社记者接着问：您认为此次长沙大捷对同盟国作战全局有何影响？

    蒋从容回答：轴心国妄图称雄世界显然是自不量力,白日做梦，但德、意、日诸国穷兵黩武多年,倚仗先进武器装备猖獗一时,亦给世界各国带来浩劫惨祸。中国民众经历四年半艰苦卓绝之战争，消耗敌寇大量兵员、装备，对世界和平亦有巨大之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倭寇暂时得逞，竟狂称战无不胜。我军在长沙会战中使其原形毕露，这不仅可以扬我国威，坚定全国民众抗战胜利之信念，还向世界表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之决心和实力。这对我盟国军民增添之必胜信心亦有深远影响。

    英国路透社记者问：作为最高统帅，请问您对此次作战的军事指导及过程有何评价？

    蒋介石清了清嗓子后说：此次战役自始至终都在最高军事当局直接指挥之下，当然湖南方面战区长官和各部将领亦调度有方。就战略指导而言，是成功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法。当敌寇悬军深入，被我忠勇之第10军拒于长沙城下，后方断绝，只得狼狈回窜，又遭我主力四面围击，全赖其空中优势才得以逃脱。全军将士之奋勇歼敌，地方民众之倾力支援亦是至要。

    美联社记者又问：中日战争爆发以来，阁下指挥装备劣势的华军取得多次胜利，您认为最满意的是哪一次？

    蒋略为停顿一下，大声说道：本人以为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我军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二、庆功会和军委会的表彰

    元月25日湖南长沙岳麓山下

    当日上午9时,第9战区举行庆祝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大会,在岳麓山下的开阔地区,用木材临时搭建了1个宽敞的大礼堂,进门处摆放着第9战区在整个三次长沙会战中捐躯的烈士灵牌,数以万计的阵亡将士按其生前的军事单位、职务，整齐的列于祭坛上。礼堂主席台上，挂着孙中山、蒋介石的巨幅画像。会场左右两侧，分别挂着《作战经过示意图》、敌我伤亡情况对比表及巨幅宣传标语等。

    薛岳率第9战区全体高级将领及长沙守军一万余人参加了会议，湖南省、长沙市的党政要员、社会各界人士及市民代表应邀出席，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等一行12人岀席了会议。会议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主持，首先是全体肃立，向烈士灵位三躹躬,默衰5分钟，然后场外的警卫列队对空呜枪，礼祭英烈。接着由薛岳讲话，他比较全面地介绍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基本情况，高度赞扬了全体将士义无反顾,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战，对死难者再次表示衰悼，对伤残者予以慰问，对地方民众的支持深表谢意。各参战单位分别作了具体战斗过程、经验总结发言。最后，徐永昌代表军委会宣布表彰令：

    1、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国民政府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

    2、授予第10军军长李玉堂二等宝鼎勋章；

    3、授予预10师师长方先觉、第3师师长周庆祥、第190师师长朱岳等三位师长四等宝鼎勋章；

    4、授予预10师、第3师，第190师民族荣誉旗。

    其他战绩显赫将士亦获各等勋章奖励，不一一枚举。

    随后不久，军委会又根据战功提拔任命了以下将领：

    1、第10军军长李玉堂升任27集团军副总司令；

    2、第4军军长欧震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3、第58军军长孙渡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4、预10师师长方先觉升任第10军代军长，预10师副师长孙明瑾升任师长，该师第28团团长葛先才升任副师长；

    5、第59师师长张德能升任第4军军长；

    6、新10师师长鲁道源升任第58军军长。

    沧海桑田，半个世纪已过去。

    1996年,台湾资深媒体人陈君天为拍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战纪录片,到台南宜兰的乡下采访薛岳,此吋薛岳已经101岁高龄了，但记忆力很好。在摄像机前谈起他的抗日生涯、长沙会战和天炉战法，仍然记忆犹新，滔滔不绝，一反其近来说话不太流畅的常态。摄制组要走时，老将军回到他的书房，提笔挥毫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字送给采访小组。一代名将的赤胆忠心，令人肃然起敬。

    1998年5月3日，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中国抗日第一战将,薛老将军寿终正寝，享年103岁。薛岳为人豪爽仗义，性格清高倔强，加上取得长沙大捷后有些得意骄傲，多次顶撞上司,故不为当局者器重。

    长沙大捷的主将李玉堂后来更是惨遇横祸。1950年7月，因妻弟涉嫌投共知情不报，与夫人陈伯兰一同被捕，次年除夕(2月5日)，夫妇两人同在台北碧潭刑场被执行枪决。1983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2004年1月17日，台湾当局发表公开声明，为李玉堂夫妇沉冤昭雪并颁发“名誉证书”。李玉堂将军泉下若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长沙大捷中功居首位的预10师师长方先觉后升任军长，在1944年6月开始的长（沙）衡（阳）会战时，率领第10军这支英勇的部队孤军奋战，坚守衡阳47天，毙敌近两万人。为了保护残余的部属和伤兵，方先觉被迫缴械投降，后于同年12月逃回重庆。虽然受到了热烈欢迎，并荣获青天白日勋章，但毕竟有悖民族伦理观念，时过境迁之后，便无人提起。方先觉将军的晚年生活较为凄凉，据说曾以鬻字画谋生。1983年3月3日，这位抗日名将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家中去世，享年79岁。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终战诏书》宣告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总共进行了八年零一个多月。期间，中日两军在正面战场先后进行22次较大规模会战。中国军队前仆后继，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与战斗力绝对占优的日军拼搏，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的英雄气慨,谱写了荡气回肠的壮烈史诗。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军事弱国，与当时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日本相比，无论是部队素质、训练、装备还是工业基础、经济实力等，都有很大的差距,因而在这22次悲壮惨烈的会战中,获胜的次数并不多。而在这屈指可数的胜战中，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最为突岀。

    然而，这场名副其实的大捷却未曾得到应有的宣扬。

    台湾方面，也许是薛岳桀骜不驯的性格，加上李玉堂的横祸以及方先觉坚守衡阳的晚节不保，当局不愿张扬。而大陆这边宣传正面战场抗日，以前有很多禁区，八十年代后才有大的突破，但专家学者的系统研究仍属起步阶段。因而海峡两岸，乞今为止，尚无有关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专著，这是令人遗憾的。
 第十八章 长沙大捷简析
    一、长沙大捷名副其实

    中日战争全军面爆发以来，中国军民为了抵抗凶恶的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但由于双方军事实力悬殊较大,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因而中国军队与战斗力绝对占优的日军作战,取胜的概率是很小的。

    兹将中日两军在正面战场先后进行的22次较大规模会战简介如下：

    1、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1月11日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抗战爆发以来，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中国陆续投入70多万军队,日军也增兵达20多万,经过三个多月激战，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余人，为日军伤亡人数的6倍。中方通过这次战役，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亡华的迷梦，成功地实现了转移决战地点的战略目的，迫使日军改变了进攻路线——将主战场由地形开阔、利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华北转向水网遍地、山壑纵横的华东，从而在根本上扭转了我军防御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局势，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日～12月13日

    淞沪会战后,日军乘势攻打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国军队有15万人负责守卫南京，但多为凇沪战场被击溃的部队，疲惫不堪，战力较弱，所以作战开始便迅速溃败。12月4日，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陷。日军进占南京城后，为了报复和恐吓中国军民，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等的指挥下，对我南京同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在六周的时间内，30余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惨遭杀害。

    3、太原会战：1937年9月13日～11月9日

    1937年9月13日，日军华北方面军进攻山西，企图夺取这个华北战略要地，掠夺中国的煤炭等矿物资源。第2战区司令阎锡山积极调动兵力抵抗，蒋介石派卫立煌将军率中央军第14集团军增援山西。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共28万余人，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共14万人。10月2日，日军进攻太原北大门忻口外围阵地，我军以卫立煌为总指挥，集结13万人固守忻口。13日，日军三个师团共7万余人发起总攻，中国军队英勇作战，坚守忻口防线半月有余。前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郝梦龄将军和第54师师长刘家麒将军壮烈殉国，官兵伤亡惨重，战势呈胶着状态。11月2日，另一路日军迂回石家庄得手，侧击太原，我军侧后受到威胁，只得撤出忻口阵地，11月5日，各路日军已完成对太原的包围。守城司令傅作义将军见大势已去，便于8日夜下令由南门突围，太原失陷。此役我军伤亡十万余人，歼敌军近三万。其战役的意义是，不但消耗了敌大量的有生力量,对牵制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也有积极作用。

    4、徐州会战：1938年1月～5月21日

    平津河北失陷后，日军迅速攻入山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畏敌抗命，一再退却，致使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变占领山东大部，打乱了军委会的部署。3月15日，日军进攻临沂，但在张自忠将军的第59军顽强抗击下未能越临沂半步，致使日军第5师团与第10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落空，敌第10师团孤军深入台儿庄，被孙连仲将军的第2集团军阻击不能动弹，第5战区司令李宗仁将军成功把握住战机，调动各路军队完成对第10师团的包围，4月3日下令发动总攻击，日军全面溃退，我军取得台儿庄大捷,毙伤敌两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后日军为了报复调兵25万余人，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企图围歼聚集在这一地区的近60万中国军队，李宗仁将军率部由西南面成功突围，日军围歼我军主力计划破产。

    5、兰封会战：1938年5月21日～6月

    徐州会战期间，土肥原贤二中将率第14师团进攻河南兰封，意图堵住往郑州方向撤退的徐州中国军队主力。但军委会已有察觉,决定将孤军深入的土肥原师团围歼。薛岳将军率20万中国军队很快将该敌三面包围，但由于前线将领指挥不力，土肥原率部逃脫，会战没有取得应有的战略结果。战后追究责任，第88师师长龙慕韩被枪毙，第27军军长桂永清和第8军军长黄杰遭撤职查办。

    6、武汉会战：1938年6月12日～10月27日

    1938年6月12日，日军华中派遣军一部（波田支队）在海军与航空兵的支援下，登陆攻占长江下游北岸的港口城市安庆，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至10月中旬，日军已推进至武汉外围。在为期四个月的武汉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10万余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军委员决定放弃武汉。10月26日清晨，日军进入武昌城，激烈的武汉会战落下帷幕。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一次战役。就战役而言，日军虽然竭尽全力占领了武汉三镇，但从战略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原以为迅速攻占武汉，就能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从而“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却不料中国政府继续抗战的决心更为坚定。

    7、随枣会战：1939年5月1日～5月20日

    武汉会战后，驻鄂日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我军对武汉的威胁，向湖北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军队第5战区主力，5月1日，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三个师团和骑兵第2、第4旅团等7万日军发起全面进攻,第5战区司令李宗仁率两个集团军和江防守军共22万余人进行防御，并予敌包围实行反击。战至23日，第5战区部队先后收复枣阳、随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恢复战前态势，会战宣告结束。此役双方各有胜负，日军伤亡一万余人，中国军队损失两万以上。

    8、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10月14日

    （本书已有简介，在此略）

    9、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3日～1940年10月30日

    沿海被日本占领后，广西的北海等地是中国唯一的直接出海口。为切断外国从海路物资援助中国，威胁西南大后方，日军于1939年11月进攻南宁。24日南宁失守，中国军队退守南宁西北及北面高峰隘、昆仑关等地。日军为确保南宁安全，开始进攻高峰隘、昆仑关天险。12月4日，日军攻下昆仑关，随后又占领高峰隘，双方在这两处相持。为了大后方及交通线安全，蒋介石命白崇喜率26个师共19万人反攻南宁。杜聿明将军率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成功克复昆仑关,击毙敌第5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取得昆仑关大捷。后日军因战线过长，1940年2月9日开始南撤,至9月撤离南宁进入越南，中国军队终于将日军逐出广西，桂南会战结束。

    10、枣宜会战：1940年5月1日～6月18日

    1940年侵华日军为确保武汉，在第11军司令宫园部和一郎指挥下，于5月2日发动枣宜会战。第5战区司令李宗仁指挥6个集团军进行阻击。日军自5月1日起分三路先后攻占明港、桐柏、唐河、枣阳等地，10日会师于唐白河畔。中国军队转入外线的部队将敌反包围于襄东平原，收复明港、桐柏，一度克复枣阳。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数千人渡襄河出击，在南瓜店遭敌万余人夹击，壮烈殉国。5月31日晚日军强渡襄河，6月14日攻占宜昌。16日中国军队全面反攻，分别到达江陵、宜昌、当阳、钟祥、随县(今随川市)、信阳以北一线，与日军对峙。此役日军虽占领宜昌，但并未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

    11、豫南会战：1941年1月25日～2月7日

    豫南是陇海线以南黄泛区以西的河南地区，东连皖北，南接鄂北，平汉路贯穿其间，公路发达，战略地位重要。枣宜会战后，日军深感周围我军对宜昌的威胁，1941年1月25日，决定倾力攻击周围中国军队，以解除威胁。但双方主力未有接触，所以只有小规模战事，伤亡均不大，很快又恢复了原来态势。

    12、上高会战：1941年3月15日～4月9日

    为保证南昌及附近占领区的安全，1941年3月15日，第11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指挥两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的日军，由安义、南昌等地分三路向上高地区进攻，试图消灭毁赣江、抚河流域间的我军第9战区部队，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第将军率10万余中国守军，在以上高为中心的10多个县的广阔区域内，与日军展开激战，取得了毙伤敌军一万五千余人、缴获无数武器弹药的胜利，史称上高大捷。

    13、晋南（中条山）会战：1941年5月：

    1941年5月，华北日军为摧毁抗日根据地，肃清黄河两岸的中国军队，集中了10万余人的部队，包括从华中中国派遣军和关东军中抽调部队和飞行团，进攻晋南中条山地区中国第1战区的近18万部队。中国军队因指挥不当，各部缺乏配合，中间突破后，被切为东西两部，之后为日军各个击破，共伤亡四万两千余人，被俘三万五千余人，日军伤亡仅两千余人，损失比例为1比20，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14、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7日～10月9日

    （本书已有简介，在此略）

    15、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17日

    （本书已全面介绍，在此略）

    16、浙赣会战：1942年4月～7月28日

    为了防止中美空军联合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大本营命中国派遣军调兵15万，进攻浙江第3战区中国军队，以图打通浙赣铁路，摧毁其沿线众多的航空基地，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指挥属部共12个军，在第3战区三个军配合顽强阻敌。双方激战至7月，日军基本实现作战目的，便停止再战，退回原防驻地。8月30日，双方基本恢复了战前态势。此役我方损失较大，军民伤亡达25万，日军死伤近三万。

    17、鄂西会战：1943年5月～6月

    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后，守备兵力薄弱，处于中国第6战区包围中。为改变这种不利态势，日军第11军于1943年5月，调集约10万兵力，在从宜昌、沙市到石首之间200多公里宽的正面，向长江南岸发起进攻，企图围歼鄂西第6战区主力，并夺占洞庭湖产粮区。5月5日，日军向洞庭湖北岸进攻，后渡过长江进入石牌渔阳关之线。第6战区在石牌要塞附近设伏，日军陷入重围，5月31日中国军队完成了切断后勤交通线后发起围攻，日军全线后撤。6月10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此役毙伤日军万余，中国军队损失两万五千余人。

    18、常德会战：1943年11月2日～12月

    日军第11军为摧毁中国军队第6战区根据地,于1943年11月2日向常德发起全面进攻。负责保卫常德城的我军第74军第57师，在师长余程万将军的带领下，以八千之众，对抗装备精良的四万敌寇，孤军奋战了16个昼夜，伤亡殆尽。12月3日常德失守，但此时第6战区外援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外线包围，日军因损失重大，便退出常德，并于12月10日开始全线撤退，至1944年1月，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此役，日军死伤约三万人。第57师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宁死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19、豫中会战:1944年4月17日～5月25日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被美军打的节节败退，为了固守本土和守住现有占领中国地区，日军大本营集结50多万大军发动一号作战（中方总称为豫湘桂战役），目的在于打通于东南亚日本南方军的联系，将从东北到东南亚这些地区连成一片，以作为今后作战的资本。

    在日军强大攻势下，河南的第1战区部队节节败退，丢城失地，日军很快突破黄河防线，随后南侵夺取了郑州，5月1日，攻陷许昌，25日又占领洛阳。中国军队第36集团军在撤退途中遭遇日军，总司令李家钰上将当即阵亡。4月27日,日军打通平汉线，占领河南全境的陇海线，为后来的湘桂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称之“为八年抗战之未有大耻”。第1战区司令蒋鼎文因而被撤，副司令汤恩伯撤职留任，第29军军长马励武被免职，一名师长及三名团长被枪毙。

    20、长（沙）衡（阳）会战：1944年5月～8月

    在豫中会战同时,日军调集20余万兵力发动了在湘的长衡会战,由于第三次长沙会战获得胜利，导致第9战区有些轻敌，对日军重兵进攻准备不足,结果长沙城保卫战只坚持了三天便告失败，6月10日，长沙失陷。6月23日，快速突进的日军便开始了对衡阳的进攻，中国军队第10军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日军没有退却，在军长方先觉的率领下顽强抵抗，日军第11军使尽浑身解数，折兵上万仍不能攻破衡阳。最后在后援无望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残余的部属和伤兵，方先觉被迫缴械投降，衡阳在坚守47天后终告失陷。同年12月，方先觉找到机会逃回重庆，后受到蒋介石及重庆各界欢迎，并荣获青天白日勋章。此战日军伤亡三万余人，其打通粤汉线的时间被大大推迟。

    21、桂（林）柳（州）会战：1944年8月～12月10日

    长衡会战后，为达到打通交通线的目的，日军主力沿湘桂铁路长驱南下大举进犯广西。1944年9月14日，不战而取要地全州，临阵脱逃的中国军队第93军军长陈牧农被处决。各处守军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攻势，桂林、柳州经过惨烈的血战后相继失陷。11月24日,日军再次攻克南宁，然后占领广西全境。1945年初，湘桂、粤汉铁路沿线全部落入敌手，日军形式上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任务。一号作战至此结束。

    此次豫湘桂战役，日本穷尽战略储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之后，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是其预期目的并没有达到。和南方军的联系由于兵力损失过重，中美空军又掌握了制空权，可以随时对其交通线进行空中打击而失去了意义，直到十个月后举国投降，这条所谓大陆交通线也没能通车。

    22、湘西会战:1945年4月～6月

    中日在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这时中美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而我军作战部队则大都配制了美械装备，武器优于日军，战斗力大为提高。日军狂妄自大，轻视中国军队，于1945年4月投入4个半师团共8万余人冒险进攻湘西芷江。企图摧毁芷江的中美空军基地，并威逼贵阳，迂回攻击重庆。此次会战的主战场在湘西雪峰山，中国军队投入了近20万兵力，在中美空军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奋勇杀敌，日军从进攻一开始便遭到迎头痛击，战至6月，日军全面溃退。此战日军伤亡达三万余人，投降者更是数以千计。

    从以上简介中不难看岀，在正面战场进行的22次较大规模会战，真正获得的胜战只有台儿庄大捷、第一次长沙会战、昆仑关大捷、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和湘西会战等6次。虽然其他的会战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有的甚至还对整个中日战争产生了战略关键性的影响，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但毕竟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因此，无论是从战略和战斗，还是从战绩与影响来看，第三次长沙会战均最为突岀，可称之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大捷。

    二、长沙大捷的主要原因

    第9战区之所以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薛岳总体战略部署得当，阿南惟几指挥判断失误

    薛岳总结了与宿敌第11军历次战斗经验及教训，根据敌我双方军事装备和综合作战能力实际，针对日军正面突破、两翼包抄、分进合击、速战速决的战术，利用湖南三面环山的特殊地形和湘北地区山丘河流交错纵横的地势特点，研制出一种套专门对付日军以从湘北进犯的“天炉战法”。其要旨是：逐次抵抗、诱敌深入至长沙附近，再集中优势兵力反击歼敌。

    前两次长沙会战，日军利用机动能力较强和装备、火力占优的特点，沿粤汉铁路两侧长驱直入，第9战区第一、二线守军逐次抵抗，层层设防，虽然给了日军以一定打击，但相比之下，本身的伤亡更多。在敌飞机、重炮等火力绝对占优情况下，一味采取这种死守战地的战术打法，往往造成我军人员大量伤亡，得不偿失。前两次会战虽采取“后退决战”的战略方法，但未能达成大量歼敌的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充分利用地形优势，诱敌过浅，决战过早，迂回和断后的兵力太小。

    第三次长沙会战，第9战区按照“天炉战法”要领，改变了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模式，指导第一、二线守军均要在保存自己的前下逐次抵抗，充分地形和防御阵地尽量迟滞、消耗日军，在达到争取时间、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后，立即转移阵地，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日军侧翼继续进行抗击，采用夜袭、侧击、伏击、尾击等各种手段，消耗敌人战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攻击受挫之时，配合预先埋伏的机动主力决战，将“悬军深入”的日军一举围歼。

    同时将决战地区选择长沙城外，也是制胜关键所在。决战地区的延伸，造成了日军的兵力分散，重炮、战车等重装备武器无法跟进，以致我军只有八门重炮的炮兵部队，在坚守长沙城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造成日军攻城多次被阻，遭受较大伤亡，攻击力明显下降。而后勤补给线随之延长，不仅使日军的弹药、粮食以及医药等军需物资供应不上，使其在当地筹掠粮草的企图也因不能分散兵力而无法实施。在进攻长沙和被迫撒退的多次战斗中，日军因弹药不足，不得不以刺刀进行白刃战，战斗力大受影响。

    日军在这次作战遭受失败,与主将阿南惟几指挥判断失误有很大的关系。阿南惟几因深受天皇的器重，虽实战经验很少，仍从日本东京外放到中国武汉任第11军司令官。他由于在上次长沙作战中未取得理想战绩而十分懊悔，建功的愿望比较迫切。这次长沙作战是为了策应中国派遣军第23军攻占香港，牵制第9战区的兵力南下，当香港守军被迫投降后，第11军作战任务已完成，应结束作战。若如此，日军也就不会遭到后来的惨败。但是，阿南惟几判断，第9战区在经过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沉重打击后，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战斗力，这次作战，必然是不战自溃。为扩大战果，他在“情报以及兵站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独断决定进攻长沙，“跳入了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从而造成了最终失败。日方军史也认为：这次作战“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地把战斗力和战斗意志统一起来，错误重重，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彼我的战斗力量。”[注1]

    第二、全体将士同仇敌忾，不畏牺牲英勇奋战

    第9战区司令薛岳，身先士卒，抱着与长沙城共存亡的决心来指挥战斗，先是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把前线指挥部迁到河西岳麓山就近指挥；当日军兵临长沙城下，又约法三章号令全军，并表示：“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防守长沙城区的第10军军长李玉堂，战斗打响前，将湘江内的一切船只，全部都撤往水陆洲和河西，表示了破釜沉舟、与长沙共存亡的战斗决心。防守敌主攻方向的预10师师长方先觉预立遗嘱给妻儿，极大鼓舞了三军的士气。预10师第28团团长葛先才，为了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带头向日军发起反冲锋，威震敌胆。在新墙河南岸守卫傅家冲阵地的王超奎营和坚守长沙左家塘据点的曹健生营，均在营长的带领下，英勇搏斗，击退了日军数次疯狂的进攻，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宁可战死也决不后退，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最为惨烈的长沙南门外修械所高地的争夺战中，守军勇士在身上绑着高爆炸药，争先恐后向前猛冲，用血肉之躯炸开敌人的火力点，将失去的阵地重新夺回。中国军人这种义无反顾,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和前仆后继,荡气回肠的献身精神,是确保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根本基础。

    第三、湖南民众的大力支持

    自古以来,湖南人的血性特别的刚硬.死不服输。每当遇到国家有难、外族入侵的关键时刻，,湖南人都会义无反顾，挺身而岀，宁愿牺牲生命,也要奋战到底。自晚清曾国藩湘军兴起，湖南尚武之风更盛，曾有无湘不成军的好评。在19世纪中叶，曾7次来华考察的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说：湖南是中国的一个士兵之乡，以盛产勇士而著名。湘潭才子杨度曾自豪地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1938年10月26日，日军占领武汉后，湖南成为最重要的正面主战场，战事之多，战绩之盛，为全国各省区之最。中日战争期间，在中国正面战场进行了22次较大会战，其中有6次发生在湖南，按先后顺序分别为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和湘西会战。在6次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60余万人次，伤亡20多万人。中国广大官兵浴血奋战，包括一批师、团长在内的10余万湖南籍官兵为国英勇捐躯。

    在8年抗战中，湖南人民为全国的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每年提供的军粮就达1000万担左右，提供军棉有7万担，军布为300余万匹，数量之多，常居全国各省之首。[注2]湖南供应国民政府、西北、西南各省的粮食，远远超过其供应军粮的数目。更为重要的是,湖南作为国民政府重要兵源补充基地,平均每年就有26万余人（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人口大省四川）入伍。这些新兵有很多分到了第9战区各部，如守卫长沙城的第10军就有40%的湘藉战士。在抵抗外侮、捍卫家园的战斗中,三湘子弟骁勇善战，大大地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同时，湖南民众还积极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组织了百余万人参加了侦察队、救护队、交通队、宣传队和慰问队，进行疏散人口、粮食、牲畜，抢运军用物资，救护伤员，侦察敌情，担任向导，构筑工事等后勤工作。此外，湘北、湘中、湘南等地还先后组建了数百支游击队和近6万人的自卫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

    1945年8月21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奉令到湖南芷江洽降，曾谈到了对于湖南战场的感受：

    打湖南比打中国的任何一个省都吃力。我们几乎调集了在华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但是，在湖南打了7年，该省78个县市，到今天宣布停战为止，我们实际占领的只有44个。湖南人确实与中国其他省的人不一样。后来我们才弄明白，这里是清朝曾国藩湘军的家乡。[注3]

    在这次长沙会战中，湖南民众的积极配合和热情支持主要体现在：

    1、破路淹田：先后岀动20余万人将新墙河至长沙的道路桥梁进行彻底破坏，然后将交通要道上的公路、驿路挖断，变为农田，并放水淹没，不仅使敌军的坦克、重炮等重装备不能顺畅通过，后勤补给也受到较大的影响。日军在进攻长沙和撤退的战斗中，均因粮弹不济战斗力下降，损失严重。

    2、后勤支援：各地民众均组织了战时服务队，积极协助我军战斗。据有关统计，仅在长沙、浏阳、平江、湘潭4地，就有16万多人组成战时服务队。其中：长沙县6495人，浏阳86058人，平江34340人，湘潭约36000人。服务内客主要有：帮助老百姓空室清野，破坏敌后的交通线,提供情报，协助构筑工事、据点，输运粮弹物资，救助、收容伤兵和慰问、犒劳前线将士。长沙的战时服务队曾募集寒衣棉被2万余件，为第10军官兵御寒，并发动西乡民众募集猪肉万斤，蔬菜200担，犒劳守城战士。

    3、自发杀敌：除了游击队、自卫队积极配合作战外，湖南民众自发抗敌的英勇事例也不胜数举：仅1942年1月，长沙县一带农民用锄头、扁担、菜刀消灭日兵不下百人；浏阳县民众自发袭击入境之敌，毙伤数十人；青山乡农民王吉生被敌掳去带路，将七名日军引入地雷区，与之同归于尽；年仅14岁的协南乡中心小学学生金继贤，被掳去带路时，将日军引入我军埋伏圈，使敌被歼80余人，金继贤惨遭杀害；长沙县麻林桥15岁少年向忠明，手持锋利柴刀，潜伏于灌木丛林中，击毙掉队日军三人并俘虏一人，获我军嘉奖。[注4]

    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第9战区在气候方面也得天独厚，占了天时之利。数十年不遇的雨雪与骤降至零度以下的低温，造成湘北新墙河等四条江河水位猛涨，增加日军进攻和后勤补给上的困难：平日可徒涉的河流，因雨雪造成水量大增，必须要有渡河的装备、在适当的渡河地点，才能通过；作战区域被彻底破坏的道路积水和泥泞加深，致使日军重炮、坦克、骑兵等运行不易，军需补给供应不畅；特别是乌云锁天，连日不开，使得飞机不易配合地面作战，空中优势受到限制，影响了日军战斗力的发挥。

    三、长沙大捷的意义

    第一、提高我军士气，瓦解日军斗志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虽然中日战争此时已进行4年多，但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日军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在抗日正面战场上能够取得这样一场较大的胜利是很不容易的。从战略布署到战斗过程以及日军伤亡情况来看，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果最为辉煌，比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万家岭、昆仑关、上高会战所取得的战绩更胜一筹。仅从日军大量弃尸于战场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日本民族尚武,对为国战死的军人历来都很尊重，他们尸体是不能轻易遗弃的。因此日军作战不论胜败，总要设法将阵亡者的尸体收容，然后举行葬礼焚烧,再将其骨灰带回国內；若是战场情况不允许，也要尽量将其尸体就地掩埋，待战斗结束再设法寻回。而这次会战，日军将大量阵亡官兵的尸体遗弃于长沙城下、浏阳河畔、影珠山等战场荒野，这在日军历次作战中是比较罕见的，由此可见其仓惶败逃的程度。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心，各地民众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庆祝活动，掀起一股庆贺胜利的浪潮，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提高了我军广大官兵的士气。当时国内有媒体称：“此次长沙会战，可使全国将士心理上为之一变。”受此影响,各战区都向敌军展开了不同程度的主动出击。而日军由于伤亡较大，特别是大量阵亡者的尸体被遗弃，部队士气影响很大；在作战中，中国军队的异常奋勇的拼战、长沙岳麓山上猛烈的炮火和激烈战斗中缺粮少弹的白刃拼杀以及战场上惨不忍睹的情况，使日军不少官兵丧失斗志，还有的甚至精神失常。日方军史承认：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长沙会战胜利后，日军在几年之内，都不敢再对长沙进行任何重大的攻击。中国正面战场近两年也几乎末发生大型战斗，直到1943年12月常德会战才再燃战火。

    第二、提高反法西斯阵营的士气，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

    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对珍珠港美军的太平洋舰队进行空袭后,立刻对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发动了全面进攻。当时，能够遏制日军南下的还有美国陆军的远东空军和英国皇家海军的Ｚ舰队。但是，在12月8日至15日大约一周时间内，300多架美机被打得只剩下了轰炸机10架和战斗机20架，而由英国海军最先进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及4艘驱逐舰组成的Ｚ舰队命运则更惨。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其登陆舰队立即南下，准备强渡柔佛海峡在马来半岛登陆。刚从英国本土远涉重洋开到新加坡的Ｚ舰队得知后，离开基地去拦截，途中被日机发现遭遇围攻。12月10日，“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都被击沉。日军在解除了美、英盟军空中和海上的后顾之忧后，便一路滔滔开始横扫美、英、荷等国在亚洲的据点与要塞，仅从偷袭珍珠港之日至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不到40天内，日军就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如下战略要地：

    12月12日，登陆关岛战略空军基地，占领了美属马里亚纳群岛南端门户；

    12月22日，攻占美国威克岛，抢占了西南太平洋的踏脚石；

    12月25日，攻陷香港，夺取了英国在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

    1942年元月2日，占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始扫除美国在远东的根据地；

    元月11日，攻占马来亚首府吉隆坡，威逼英军新加坡要塞；

    元月16日，抢占婆罗洲，取得攻击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基地。

    日军在开战初期的这一系列所向披靡的胜利，显示了其凶悍的战斗力，使当时盟军在心理上笼罩了一层阴影。中国军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反法西斯阵营的士气，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武装和非武装的人民在反抗装备上远为优越的敌人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其他联合国家的战斗人员与人民全都受到了激励。据他的儿子伊利奥回忆，长沙会战不久，罗斯福曾对他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因而国外媒体称：在“远东阴霾密布之际”，“同盟国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这对增强同盟国军民必胜的信心是有重大意义的。战后，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薛岳将军一枚美国独立勋章，以表彰他对抗日战争中的杰出贡献。

    第三、增获美、英资金援助,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以落后的装备，在几乎无制空权的情况下，与凶悍的日军单独地对抗如此之久，不但未被打垮，居然还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美、英等国这才真正知道中国军队的作战能耐——特别是在本国军队，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以后。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抗日战场全部战备物资如军火、石油、药品、汽车等大都从这条国际运输通道运入国内。为了保卫这条抗战物资输血管，中国多次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但一直被轻视中国军队实力的英军婉拒。通过这次长沙保卫战,自大而又傲慢的英国人转变了看法。元月21日，长沙大捷后第5天，丘吉尔首相致电驻印度的英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奉劝他不要拒绝中国军队援助防守缅甸和滇缅公路。这就有了后来40万中国远征军先后两次进入缅甸，以伤亡接近20万人的代价，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东南亚主战场的作战，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抗日战争史上悲壮的一笔。

    为了将更多的日军牵制在中国战场，在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美国政府以最快速度，通过法案拨给中国5亿美元的信用贷款，英国政府也立刻决定给中国5千万英镑贷款，，作为法币的平准基金。中国孤苦无助的抗日战争坚持了4年多后，总算真正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援助。抗战之前，国民政府1936年的全年收入，只有12.51亿元，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可想而知，这笔巨额资金对改变中国艰难的处境，是何等的及时重要。

    1942年元月1日，当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过程中，世界上26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4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元月3日，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作用和地位获得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和肯定，遂跻身成为抵抗法西斯轴心的主要盟国。

    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使馆区域界驻兵、军舰行驶、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等特权。在美英两国的促动下，其他国家都与之仿效。此后，国民政府陆续与有关国家签订了新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终于被废除。

    当然，我们不能将中国获得巨额资金援助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全部归功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因为这与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反西斯战争作岀的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是紧密相连的。但是，长沙会战确实赢在了关键时刻，正如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的那样：此次之胜利，为最合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