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火股票行情走势:皇帝梦葬一世英名：袁世凯时期的中国最开明？

皇帝梦葬一世英名：袁世凯时期的中国最开明？ 2006-10-12 08:07:00　　来源：中国思维网　　编辑：文庆　　进入社区论坛 　　作者:草翅膀

　　一

　　满清贵族察存耆对袁世凯的社交风度有过这么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袁世凯拜访我父亲。我因为平日在报上见过不少关于袁宫保的故事，想见识一下，遂进客厅上前请安。

　　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般离开座位，也抢前几步，一边对我还安如礼，一边口中说：不敢不敢。他这样的举动，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父亲忙说：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气了。袁世凯双手紧拉着我的双手，连声说：老弟好！老弟好！半侧脸用炯炯的目光看着我，同时又半侧着脸看着我父亲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又回过头去对我父亲说：让我们先谈一谈。我父亲便不再言语，原来那时的习俗，尤其在官场里，若要同人家的子侄说话，并不直接问本人，而要先向其长辈说明。这时袁世凯便问我说：经书都读了吧？我说：现在才读了周礼，易经还未读。袁世凯说：读经是要慢慢读，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什么书，我可以送过来。又很郑重地对我父亲说：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于是，父亲对我说，你回书房去吧！我便退了出来。 第二天的中午，我刚下早学，就看见门房的院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门房的人对我说：袁大人差人给少爷送书。 …………

　　袁世凯笼络人的功夫就是如此炉火纯青！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一八五九年出生于河南项城的一个官僚世家，早年两次乡试未中，或许也就因此他一生厌恶科举。弃文从武以后，他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八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由于当时朝鲜与清朝有宗藩关系，吴长庆领兵前往镇压，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回天津，次年也即一八九五年十二月，由荣禄、李鸿藻奏派扩练驻扎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小站练兵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在这里他培植了一批后来成为民国风云人物的亲信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世珍、曹辊、张勋等。

　　此时维新变法运动兴起，袁世凯捐资参加强学会，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新派人物。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期间，袁世凯面对谭嗣同，当面应允：除旧党，助行新政，却在事泄后向慈禧太后宠信的荣禄和盘托出。光绪被慈禧囚禁，戊戍变法失败，前后不过百日，所以后人也称之为百日维新。次年，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兼山东巡抚，一九O一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九O二年，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至一九O五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除第一镇系由满清贵族铁良统领的旗兵外，其余均为他小站练兵时的亲信所控制。

　　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以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对满清贵族集团构成潜在威胁，一九O六年，袁世凯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一、三、五、六镇交陆军部管辖，次年，被调离北洋，到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一九O九年，更被摄政王载沣罢免一切职务，回河南老家养病。

　　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很可能从此退出政治舞台，终老家乡，因为当时执政的摄政王载沣等相当一批满清权贵都十分嫉恨他的势力。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宣统皇帝的生父，宣统当时还只是一个幼童。

　　一九一一年十月（宣统三年），武昌起义令清政权摇摇欲坠，袁世凯被重新起用，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接着，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攻占汉口后，回京组阁，十二月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要满清皇帝退位，袁世凯效忠共和，作为交换条件，拥护他出任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一月，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就任临时大总统，踌躇已久的袁世凯审时度势，逼迫宣统逊位，二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南京的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但袁世凯授意属下策划假兵变，拒绝去南京就任，最终留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政府。

　　二

　　戊戍变法期间，袁世凯向慈禧亲信荣禄告密，至今一直为人所痛恨，但也有历史学家指出，袁并非主动告密，而是荣禄当时已经获知内情，令他十分惊慌，为保全自己，才将事情和盘托出的；宋教仁的死，是否真与袁世凯有关系，也缺乏足够证据支持，虽然以往权威的史料，对此都异口同声地予以肯定。

　　指出这两点，固然有还历史真相的本意，但也涉及到文章后面对二次革命的必要性以及时机的选择、消极后果，在必要的理性思考下的质疑。

　　袁世凯是洋务运动的实践者，是清末在朝最杰出的改革派政治家，对世界大势有过较清醒的认识；比起前辈曾国藩、李鸿章，袁更善于接受西方文明、更能够摆脱儒教文化道统的束缚，但可能也相应地缺乏曾、李具有的传统道义感。后来讨伐他的檄文中，有既为清室之罪人，又为民国之叛逆的说法。前者顺应历史潮流，无可非议，这说明这种传统道义感，具有局限性。后者就是后面我所要谈到的，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非仅道义二字所能承担。

　　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期间，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直隶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一九O七年，他在天津举行了旨在推广地方自治的市政选举，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政治选举。他一生痛恨科举，致力于兴办现代教育。辛亥革命发生后，他与革命党人合作，推翻了长达两百余年的满清皇朝。共同创建了中华民国，可谓功不可没。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的袁世凯，一天工作十多小时，却始终精力充沛，处事果敢，能敏锐地发现问题的要害，迅速作出重要决策。对这一点，同时代的人都曾有目共睹。

　　后来担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黄炎培回忆：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务和私事时。袁常常以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因此害怕他。

　　山西军阀阎锡山回忆他初次晋见袁世凯：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全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

　　但相对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而言，从旧体制过渡来的袁世凯，虽然有过锐意改革的政治经历，也能够审时度势把握历史机遇，由于其长期的旧官僚生涯，受过浓厚的传统专制思想和酱缸文化的熏染，袁世凯只能算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不过民国初期，革命党人，清末立宪派人，袁世凯的北洋派系等各种政治力量共和，倒也曾经开创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宽容、最活跃的政治局面。至今，还有人怀念那一个时代。

　　一九一三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远非后日可以相比；或大或小的党派应运而生，除了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组建的国民党以外，还有曾反对同盟会的共和党，以及梁启超组合清末立宪派成立的民主党，这是当时最有势力的三个政党，一九一二年底至一九一三年初，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果：在参议院二七四席中，国民党占一二三席，共和党五五席；在众议院五九六席中，国民党占二六九席，共和党仅占一二O席，梁启超的民主党惨败，在两院席次中仅占二四席。

　　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胜，但宋教仁在国会开幕前被暗杀，经袁世凯同意，民主党的梁启超在国会选举失败后，又加入了共和党，再找上当时反对国民党的统一党，把三党合并成进步党，这样，双方在众议院旗鼓相当，在参议院国民党仍然占据优势。

　　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袁世凯在国会选举中正式当选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取得权力以后，他开始暴露出集权野心，引起梁启超的不满和警觉，转而同国民党合作，起草了旨在约束大总统权力的宪法草案，规定中国民国的国体为统一民主国，议会为两院制，政府为责任内阁，总统由国会议员组织选举会选出，宪法的修正与解释，由国会议员组织宪法会行之，其中袁世凯最反对的是大总统任命国务员须经国会同意，大总统对国会无解散权等。他咨文国会，要求修改宪草，扩大总统权力，并且授意各省都督通电反对宪草。但国会不为所动，将宪草三读通过，并于十一月三日提出两院合组的宪法会议，次日，袁世凯以查获国民党与曾经参与二次革命的前江西都督李烈钧往来密电几十通为由，下令封闭国民党总部，并令各省于三日内封闭国民党支部，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

　　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实为取消国会。袁世凯一声令下，北京军警连夜出动，就将凡在二次革命发生时仍具国民党籍的三五O余名国会议员的证书和徽章全部收缴。但国会议员总数八七O人，剩余五二O人，仍拥有开会的法定人数，于是再次下令，虽在二次革命前脱离国民党并加入他党的议员，也视作国民党，取消其议员资格，第二次取消八O余人，两次取消四三八人，仅剩余议员四三二人，已不足半数，十一月十三日，两院议长通告，宣布国会停止议事，第一届国会遂寿终正寝。 十一月二十六日，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以取代国会，成员几乎都是军阀、官僚、满清遗族，只有少数投靠袁的进步党人。各省军阀政客此时纷纷通电要求明令解散国会，遣散残余议员。次年一月十日，以政治会议决议为名，袁下令将残余议员遣散回籍，不久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这样，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用以制衡袁世凯的国会就被彻底摧毁了。 袁世凯开始走向集权，这个新旧思想参半的人物，代表着当时实际执掌权力的新旧军阀、实力派的利益，与民国初期的民主力量发生了激烈冲突，由于军队牢牢地控制在这些人手中，由曾经声势浩大的民主力量主导的宪政民主实验，最终被证明十分脆弱。

　　但这一切，果真是难以避免的必然结局吗？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曾经遭到黄兴的坚决反对，主张通过法律解决，一开始各省拥护者寥寥，最终很快就被袁世凯挫败，并且客观上促使袁世凯迅速右摆，转向集权，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孙是否也过于草率了一些？对这一段历史，袁世凯固然要负首责，但二次革命彻底断送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继续合作的机会，从此打开了辛亥革命以后各派军事力量纷争、政局动荡、国家内乱的潘多拉之匣，对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中的某种负面作用，今人已经有所省悟，但尚未成为主流观点，在此提示一下，以后会继续探讨。

　　三

　　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凯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二月，进步党内阁熊希龄总理辞职，三月，《中华民国约法》问津，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国务院为政事堂，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十二月约法会议又通过新的总统选举法，改总统任期为十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举，人名写在嘉禾金简上，藏于金匮石室，金匮石室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右侧，选举总统时，拿出来唱和一下就算通过。

　　袁世凯逐渐背离了宪政共和，把权力变成了私有之物，总统宝座想坐多久就坐多久，想交给谁就交给谁，但这还不够，想当皇帝的念头，随着权力的膨胀也悄然萌生，偏偏他身边的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说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了让父亲相信舆论拥戴他称帝，竟然特地印刷了假的《顺天时报》。《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汉文报纸，是袁世凯每天必读的报纸。由于其独立性，一九一五年，与当时被钳制的其他报纸不同，经常刊登反对帝制复辟的文章。

　　袁克定虽然瘸了一条腿，却很想当太子，怕父亲看到这些文章动摇称帝的信心，自掏腰包拿出三万银元购买印刷设备，每天按照《顺天时报》的固定格式，把反对帝制的文章改成拥护帝制的，印刷以后送进父亲官邸。这个秘密后来被袁的女儿袁静雪披露。

　　拥护复辟的亲信，请出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两位国际知名的宪法学权威，尤其是古德诺认为：一个国家应采用何种政体，要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经济状况相适宜。他在《共和与君主论》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难望有良好结果；如用君主制，较共和体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杨度也竭力鼓吹帝制复辟，他写了《君宪救国论》，并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袁世凯授意下，成立筹划帝制的筹安会，筹安会由著名学者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孙毓筠等参加，包括他自己，历史成为六君子，在全国发起了复辟帝制的舆论攻势。

　　在一片复辟的鼓噪声中，有人沉默，如黎元洪，但也有很多人、包括袁的部属反对。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都表示反对或持保留态度，特别是梁启超，在熊希龄内阁辞职后，逐渐看清袁世凯的本质。杨度成立筹安会以后，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的行为予以抨击，并与蔡锷密谋反袁。

　　诚如徐世昌后来所说的，一生城府颇深的袁世凯，在称帝这件事上犯了个天大的错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袁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权力与威望，还是给子孙留下社稷的强烈欲望冲昏了头脑？徐世昌、段祺瑞、梁启超等不赞成复辟帝制，但并不缺乏溜须拍马之辈，交通系的头儿梁士诒就是其中一个。梁出售沪粤关栈存鸦片六千箱，共得二千七百万元，悉数供为帝制经费，收买各方，策动请愿团，一时冒出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甚至妓女请愿团……向参政院递交请愿帝制书。

　　梁再联络各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再呈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袁同意参政院要求，筹备国民会议。参政院以最快速度制定出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一九一五年十一月选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一三人，全体投票赞同君主立宪制，并发出拥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开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基，传之万世。

　　参政院十二月向袁世凯恭上总拥戴书，不用咨文而改用奏折：请我圣上上登一步，万世不易也。谁料想袁世凯当日就把拥戴书发还，说：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地。

　　袁世凯同意复辟帝制，但却又说：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可无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袁世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属下怎么会不懂得他的心理。参政院当即再写拥戴书，全面回顾了袁世凯的丰功伟绩，并且指出，既然袁已赞成设立君主政体，那么民国就自即日起消亡，既然民国已经不存在了，袁当初就任民国总统时效忠共和的誓言也就自然失效了，请袁世凯只管当皇帝好了，一切责任由国民代表大会承担。

　　这下袁世凯无法推托了，于是，登基大典定于一九一六年元旦举行。即将当上皇帝的袁世凯决定对有功之臣封王晋爵，大加犒赏。副总统黎元洪有武昌首义之功，为人低调，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不敢公开反对，但也不肯接受封给他的王位。

　　逊帝溥仪被封为所谓懿德亲王，位在诸侯之上。龙济光、张勋、冯国璋等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阎锡山等为一等侯，曹锟等为一等伯，余为子、男，共一百二十八人，其余师旅长、镇守使授轻车都尉。另外发布旧侣、故人、耆硕免予称臣的命令，黎元洪、载沣、徐世昌等免予称臣。

　　此时，蔡锷已经悄悄地逃出北京，前往云南寻找自己的旧部下。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云南护国军起义了。

　　四

　　袁世凯为了称帝，秘密与日本交涉，接受了二十一条，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要求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二十一条引起国内抵制日货的活动，现在网络上看到抵制日货，其实在历史上，中国的爱国者就曾经这么干过。1915年上半年，日本对华输出商品价值较去年同期下降1790万美元。国内抗议如潮，二十一条无法付诸实施，同时也打击了袁世凯的声望。袁世凯本意是想以此换取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结果落了一场空。

　　蔡锷在云南发动唐继尧等旧部，会同李烈钧发动护国起义，袁世凯派曹辊、张敬尧等统率4个师3万余人，三路进攻云南，当时护国军总兵力两万余人，由蔡锷所率入川部队仅七千余人。1916年1月，蔡锷兵分三路，进攻泸州、叙府等蜀南各郡，二三月，袁派援川大军约10万余人，与蔡锷护国军在川南激战。护国起义的力量不足以打败袁世凯，却促使贵州、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独立。

　　孙中山鉴于以往国民党失败的教训，1915年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也就是日后的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但党规要求入党必须按手印，并且宣誓效忠他本人，为黄兴等所拒绝。广东这时在中华革命党的压力下也宣告独立。中华革命党还以居正为总司令，在山东连克10余县城。

　　日本此刻也改变态度，指责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袁世凯是以接受二十一条换取日本人对他复辟支持的，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这是袁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袁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前者在袁筹划复辟之际辞去总长职务，托病归隐西山；后者此时任江苏将军，坐镇南京，拥兵观望。国务卿徐世昌原是袁的好友，一直劝说袁不要称帝，辞职而去。冯国璋和江西、浙江、山东和湖南等省将军共同敦促袁取消帝制，并密电其他将军征求同意。

　　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4月，下令恢复责任内阁，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自己仍然拒绝下台。

　　5月8日，各独立省份领导人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次日孙中山发布《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袁世凯5月29日发布“宣布帝制案始末”，以推卸责任，同时策划川、湘向西南反攻，但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两个袁世凯最信任的心腹却反戈一击，也于5月22日和29日相继宣告独立。

　　6月6日，袁世凯病死前说了一句：“他害了我，”就昏迷不醒，一命呜呼了。袁本来有机会成为彪炳青史的历史伟人，但他一意孤行，逐渐背弃宪政共和原则，权欲恶性膨胀，逆天而行复辟之路，终于众叛亲离，以“窃国大盗”的恶名贻笑后人。

　　究竟是谁害了他？人们推测袁世凯是指他的长子，印刷假《顺天时报》的袁克定，但或许也另有其人。随着袁生命的终结，答案已经永不可知了。

　　结束语

　　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窃国大盗”的恶名葬送了他一世英名——本来作为民国首任大总统（孙中山只当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他很有可能作为中国的华盛顿名垂青史。

　　清末的政坛，袁世凯以改革派的形象赢得了良好声誉，与南方媾和，迫使溥仪退位，与孙中山携手共创中华民国，把他的声望推到了颠峰。但袁世凯终究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在清末，曾担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他，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但当时就没有脱离官僚政治的窠臼。

　　与辛亥革命合作，对于他而言固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更多的是顺势而为，含有很大的被动性。他不具备黄兴、宋教仁等人对于宪政共和理想主义的精神，也不具备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对于宪政共和真诚信仰的理念。他从来没有打算放弃过自己的既得利益，整个以北洋集团为首的官僚、军阀阶层的利益。

　　当宪政民主实践触犯到其利益时，一种理性的宽容的沟通，也许能够为民国初期颇为浪漫的宪政民主实践找到更好的出路，然而，孙中山的急躁与冒进只会把局面弄得更糟糕。我这样说并非没有理由，因为从二十世纪全部的历史来看，袁世凯的北洋集团，虽然脱胎于晚清洋务派，思想属于新旧参半的过渡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并不适宜简单地把他们看作坏人。他们习惯于生活在晚清官场的潜规则之中，曾国藩、李鸿章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人物，各人的素质与境界不同，却也并不缺乏具有传统道义感的人，如果革命党人能够以更大的耐性与更宽容的心态与之相处，或许结果会更好一些。

　　从袁世凯到北洋政府、蒋介石的集权，百年中国政治走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梁启超评价袁世凯所说的：“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何尝有所谓政治，惟有此二物之魂影，盘旋熏灼于人心目中而已。”一个是白刃也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另一个就是用既得利益收买、拉拢一帮人物，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相互维护，视天下百姓为刍狗。

　　对于二十世纪民国初期这段开局，袁世凯固然要负首要责任，难辞其咎，这段开局倘若处理好，或许整个二十世纪的政局会焕然一新，也未可知。历史，又过了百年，人们悲哀地发现，早期由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党人共和开创的民国初期，竟然是中国有史以来，公民拥有选举、新闻、言论、出版、结社、组党、游行、示威、罢工等这些基本权利最多，社会政治空间最自由、思想学术最开放的一个时代。即使是在南方革命党人退出北京政府以后。甚至袁世凯称帝以后，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军阀政府，依然并不是二十世纪中国曾经有过的最黑暗的政权。

　　写到这里，笔者也有些伤感。举个例子吧，段祺瑞，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曾经反对过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去世以后北京政权一度实际由他执掌。但据说他为官比较清廉，学生示威被军警枪杀了若干名，段深感内疚，竟长跪不起，责任固然靠跪不能洗脱，但也说明这些从北洋官僚到民国官僚的政客，虽然一直未能成功地把中国从官僚政治向市民政治转变，未能摆脱集权政治的怪圈，不过论其做人的道德底线，却也超出后代一些无所忌惮的流氓政客军棍许多。 呜呼哀哉，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