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记忆500字:东方文化周刊

2011-3-23 15:08:52

中国式大迁徙
并不只是春运
策划│本刊编辑部    统筹│龚宇   监制：老克  图片统筹│扎西·刘    执行│老克、刘璐、扎西·刘、陶晶晶、龚宇、尹健、杜梅、舒草、濮冠楠

自从十三年前参加工作后，我就在不断地迁徙，在异乡暂住。上次来南京先锋书店，看到该店的主题词：大地上的异乡者。心有戚戚焉，好像一下子像找到组织的感觉。其实人总是要迁徙的，一个部落，一个民族，只有迁徙的文化交融、情感碰撞，生命之树才会常绿。
记得刚从农村迁徙到南昌，得到第一份媒体工作，那时毫无悲凉情绪，觉得终于知音识我，冲出绝境了。所以风雪天穿件单衣套上薄袄就上路了。一路全是新鲜，第一次见公共汽车售票员提醒乘客注意拿好东西和礼让，全然不似我们农村客车驾乘人员的粗鄙；第一次见到楼顶“江西日报”四个大字，觉得好像荣国府般威严；第一次拿到800元工资，让我喜出望外，领导还说不好意思别嫌少。这个时候，城市彻底改变我的生活，让我兴奋百倍，虽然充满理想，但不知道理想是什么。而且中国经济尚未全面启动，报业改革跑得较前，是充满希望的迁徙。
第二次迁徙是往广州，那时南中国遍地是理想、机会和流浪的美感。当走下熙熙攘攘的广州火车站，空气湿热，虽然不安但让人沉迷。住满地狼藉的城中村，快乐得很。因为到了中国媒体最顶尖的地方，仿佛可以够得上历史，可以主宰中国命运。当然，收入也高。一个内地去的普通编辑，一月工资够买广州至少三平米房子了。回头算算，现在这是个什么概念。街头穿梭着衣着和口音都比较土的人，我也感觉很亲切，因为知道他们基本来自于老家江西或周边几省。那时有首流浪歌，主题是想念妈妈，但有思念不悲伤。毕竟，孙志刚那时还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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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魏寒枫）

中国式大迁徙之1——红卫兵大串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

行走着的父亲
文│赵寒露（著名作家赵本夫之女）

30年里，父亲都在行走。用他的脚，用他的笔，用他内心一直激荡着的流浪使命。
上世纪70年代之前，父亲只是一个农民。在奶奶看来，这个儿子比任何之前的赵氏族人都要命苦些。因为赵氏家族历代为大地主，哪个男子不都是在奶妈、雇工、驴马成群的光景里长大？就连爷爷好歹也是自小念着私塾长大的。可轮到父亲出生时，赵氏家族在那个小小的县城彻底败落了。
父亲是穿着破衫挨着饿长大的。
爷爷、奶奶对此很不甘心。好强的奶奶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出息起来，在那些全民挨饿的岁月里硬是咬牙让父亲读书，从村小学到乡初中，直到县高中。而爷爷对奶奶的要强自然是支持的，默默地扛起家里地里所有的重担。为了攒钱供父亲读书，爷爷种起了芝麻。芝麻起了，爷爷不分昼夜地推起了磨盘。于是，芝麻成了麻油。爷爷便骑上那辆古老的二八大杠的自行车沿街串巷地吆喝起来……
父亲就是在爷爷的吆喝声中考上了全县最高学府——丰县中学。父亲迈出了他进城的第一步！
父亲很争气，哪怕在课堂上饿得直吐酸水，仍旧勤奋读书。成绩自然是出奇得好。眼见着高考在即，爷爷奶奶焦灼地盼望着父亲能考上大学，哪怕是个师范生也行啊！起码赵家从此出了个先生。
可是，“文革”开始了。
父亲于是成了现今所说的“老三届”。
文斗、武斗声中，父亲本想默然走开。不料，却因赵氏家族过往的地主身份而被激进分子们揪了出来，剃阴阳头、架飞机……父亲愤怒了，却无奈。可这时的父亲却真正萌生了进城做城里人做自己主人的想法！
母亲就在这时走进了赵家。
母亲好强贤惠。她成了父亲背后的那块地基石，坚实固执地支撑着父亲朝他的梦想前进。
终于，“文革”结束了。父亲的灾难过去了。他自小就体现出来的文学才能很快显现。父亲成了县委县政府的一名通讯员。
父亲终于进城了。彼时的他瘦骨嶙峋，带着尚未平复的伤痛和疲惫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位移。
父亲和母亲成了城里人。
我成了第一个出生在城里的孩子。而姐姐直到上小学才被父亲艰难地从乡下调起户口。两年事，弟弟出生了。我们成了县城的五口之家。
爷爷奶奶终于笑了。
可邻居们却纷纷皱起了眉头，很是瞧不上我们这户暂住在旧校舍里的乡巴佬。于是，我们姊妹三个自小的回忆里都留有被人不断欺负的记忆。艰难开始于县城生活的父亲和母亲吃的苦头可想而知。
父亲始终笑不起来。身为男人，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强烈地需要得到尊重、得到认同。
苦难，在父亲身上真的成了一位好导师。
此后数年，父亲苦苦埋头于写作。仲夏之夜，蚊虫漫天飞舞，父亲穿着破烂的雨靴坐在院子的梧桐树下挥汗如雨。天寒地冻的严冬，父亲蜷缩在家中惟一的煤球炉旁奋笔疾书。父亲的不苟言笑，母亲的忙碌，邻居同学的欺辱，令我们姊妹三个压抑而茫然……
父亲的辛劳终于有了个好结果。他创作的小说《卖驴》一举获得1981年的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
全县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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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大迁徙之2——知青上山下乡

梁晓声：人口流动释放了巨大能量
采写│扎西·刘
梁晓声
男，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荣城市泊于镇温泉寨。汉族。原名梁绍生。现在居住于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文学专业。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
当过知青，1968年下乡赴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厂长。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任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浮城》《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其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文章《慈母情深》（《母亲》的节选）被选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第9册。现在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职。

我成长在那个文革的动乱时代，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很旺，每年总能看到一批批的身穿黄军装，胸别毛主席像章，衣戴大红花，右手捧着老三篇，左手拎上白瓷脸盆，肩背被服包的学兄们登上敝蓬大卡车，前往广阔天地之中。
当时南京要求每家都要有知识青年下放，于是，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长大后要学上海知青金训华大哥到农村去大有作为，把家里留城计划让给妹妹，毕竟女孩下乡多有不便。好歹在我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国家取消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眼下看到是大批想法返城的知青，有的快速离婚回城，有的拖儿带女回城，有的甚至自残后落个照顾回城。
知青的农村辛酸故事，是我从邻居们的大哥大姐的口中得知的，直幸运自己没被卷入其中，否则还不知自已在下放路上会有怎样的结果。后来从知青作家梁晓声先生的小说中，看到了更多当年大有作为的知青们，是怎样度过那段苦难岁月的。
我拜读过梁晓声先生许多独著，象《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人间烟火》《浮城》《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今夜有暴风雪》《慈母情深》等作品。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啊——”。那激越的旋律，摄人心魄的呐喊，唱出了一代人心中的无奈，也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和其他流行歌曲不一样，这首红透大江南北就来自于梁晓声的文学作品《雪城》的主题曲，引出了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辛酸话题——知青和社会对共和国第一代人命运的共鸣。
认识晓声先生是在十年前，当时我带江苏有线电视台“情感超市”栏目摄制组，随南京知青赴新疆阿克苏阿瓦提丰收三场参加回访青春地活动。后来我又把晓声先生从北京请到南京演播室，现场和南京赴疆老知青进行实况对话。记得当时直播现场情景非常感动，说到触情处晓声先生和现场的观众全都落泪了。
当说起晓声先生他笔下的知青生活，说起他笔端浓郁、丰富的知青情感时，梁晓声说——我也是个知青。1966年他初中毕业时逢文革，1968年下乡到了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师二团，地点在黑河瑷晖县。
在北大荒的时候，所有的农活都要参加，秋收、抬木头，还要自己盖房子。那时年轻人觉得干劲很足，麦收的时候，就主动加夜班，连轴转，也不觉得累。对于联合收割机、对于一望无际的麦海、对于脱坯都有新奇感，所以也不觉得累。
当年下乡的时候只有20岁左右，对于艰苦没有多大的畏惧，时间长了感到对心灵威胁的是寂寞，那时侯文化生活很少，当时连书都没有。一般的生活就是收工以后洗把脸，然后到小河边去散步，然后就是睡觉。
晓声先生那时候爱好写作，即使艰苦，也能就着油灯看书写作，真是使不尽的精力。当时很年轻，觉得应该用自己的生命之火拥抱生活，用自己的心血浇灌手中的笔，一心为同时代的开拓者讴歌。在连队的时候，写了不少的诗歌散文先后在《兵团战士报》、《黑河日报》上发表，后来就被调到了团宣传股担任报道员了。
一次复旦大学招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两个的名额，招生的陈老师在招待所里，偶读到梁晓声在《兵团战士报》上的一篇小散文，随后便想法把他几年来发表的小散文小诗小小说统统找来，认真读了。然后亲自与团招生办交涉，将他的名字同复旦大学联在了一起。
上大学改变了梁晓声的命运，从身份上脱离了知青这个群体，但知青和知青的生活，给梁晓声的烙印实在是太深太深了，当他再一次拿起笔时，他的文学对象是知青，他的思考是知青，他要反映的生活是知青。
梁晓声的“知青小说”，表现了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热情讴歌了在动乱年代和艰苦环境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梁晓声的知青小说还充满了对知青命运的人性关怀和对知青运动的反思，这也是梁晓声“知青小说”能够震撼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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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迁徙之3——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指中国从1964年开始，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目的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原因是中苏关系恶化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去兵工厂奉献青春”，成了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由于建设地点多半偏僻，这种建设方式为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浪费和不便，而对于置身其中的众多中国人来说，它的刻骨铭心，亦远不止于那段渐行渐远的青春记忆。

把一切交给兵工厂
采写│瀚澄 

1966年，对22岁的章晋渊来说，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刚过了11月初八，北京城便降了第一道霜。原本，这是一个沾满喜气的寒冬，他和20岁的吴群怡刚刚结婚，正被父母催促生个孩子。但很快，他们便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小章所在的林泉电机厂，开始号召年轻人迁往贵州遵义远郊的桐梓县，支援社会主义航空事业。显然，小吴的内心是不愿和丈夫放弃北京户口，前往那个“未知的穷乡僻壤”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况且，小章还笑着安慰她说：“朱科长透露说，大家要踊跃报名表个决心，报名的同志还不一定能去得成呢！”但事实是，背起行囊、咬牙登上铁皮火车的，无一不是主动报名的“积极分子”。
两个月后，小章在南京的表姐——27岁的黎湘兰，也被号召去支援三线建设，但目的地比表弟一家更令人纠结：当时的南京电影机械厂计划支援甘肃临夏，而作为车间主任、党小组长的小黎，当然得起“模范带头作用”，甚至，她还必须说服“在思想上不太上进”的丈夫黄乾刚。按照厂里的规定，已经生了仨儿子的小黎，完全可以不必举家迁徙，只要孩子的奶奶坚守南京照顾孙子，小黎在若干年后可以“回归”。奈何当时奶奶拼死也要“跟着儿子去喝西北风”，使得一家七口只能倾巢前往临夏，成为全厂最光荣的模范家庭。
小章和小黎，在那个冬天的迁徙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露出一丝怨言，前者回忆道：“我当时心里一直在盼望，自己还年轻，和媳妇熬几年，没准儿就能回北京了。”后者则意味深长地说：“我意识到自己回不去了，是1972年1月31日被丈夫搀下火车的那一刻：六天硬座，我两条腿肿得跟馒头一样大——到了这么偏的地方，谁还会在意你的存在？”
桐梓县的生活条件虽然没法和北京比，但内迁那儿的林泉电机厂(国营3651厂)，至少还可以让他们活得下去：“厂里啥都有：食堂、浴室、电影院、学校，你根本用不着出去，一生都可以在这里面了结。”但，小章一刻也没有停止挂念北京，尤其在1975年生下儿子之后，他发誓要让孩子长大后考回北京，在那里安家落户：“表面上，我从不和老婆纠缠这些废话，她每次听到上海人反复唠叨要让孩子如何如何时，也从不发表任何看法，我们觉得，既然别人能撑得下去，我们为什么不能？但儿子12岁生日那天，她第一次在饭桌上说：儿子，妈妈和爸爸希望你争气，以后回北京娶媳妇，照顾姥爷。我当时就回里屋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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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大迁徙之4——南下淘金潮
中央从1988年海南建省起，就给予这块岛屿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所激发出的淘金狂潮，把海南岛变成了热土。由天南海北来到这里的青年，随身携带的是像"大革命"一般的创业激情；也有像张果喜那样带着金钱来拓荒的人，他看中了迷人的三亚，决定投资2亿元在这里兴建果喜大酒店；由北京南下的人，则多有政府背景，仅凭一纸批文即可获利。这也为后来海南楼盘崩盘埋下了伏笔。20年后在北京的商务中心区（CBD）里巡视一遍，人们会发现很多有影响力的企业家1988年都闯过海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CBD区域建起了SOHO现代城的潘石屹和到海南逐利一样，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也让普通中国人拥有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从此开启了中国“全民皆商”的年代，几十万人放弃公职南下淘金。这年，中国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生活在自己制造出来的大涨大落的情绪之中。

南下，南下，遍地是黄金
采写│刘诗超

说到自己的南下创业过程，刘亮总是心生感慨。笑着跟我说：“年轻的时候要懂得尝试不同的东西，因为这样才真正知道你适合什么东西。”
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的刘亮，在毕业之后跟大多数人一样回到了家乡，在当地的中国电信上班，从事网络维护跟基础设施管理工作。说到这个事，刘亮说“：当时家里人还是找了关系给进的，那时都找铁饭碗啊，待遇还真不错，福利也好。好歹中国电信还是国营单位，跟自己的专业也对的上，你可别说，多少人当时想进都进不了，有很多同学都羡慕我呢。”后来干了差不多2年，刘亮就心生退意了。理由是什么呢？原来刚去一年多还一腔热血，想好好的在这里干下去。可到后来，每天懒懒散散，有事就做事，没事就几个人办公室里坐着吹牛，有时连去都不需要去。这让原本不安分的刘亮开始犹豫了，这在当时他来讲就是浪费青春。而且国营企业你没有什么背景往上爬是绝对不可能的。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他碰到了以前的高中同学王强。王强没考上大学，听他家里人讲是外出打工了。但是让刘亮惊讶的是，这几年不见王强摇身一变，西装革领，手拿大哥大，一副大老板的模样。那天他们老同学见面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后来才知道，王强这大学没考上后就南下去广东打工，先是在广州一家服装厂当学徒，积累了经验，了解了各方面的渠道。两年后就离开了那间服装厂，自己开起了小服装加工厂，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当初的小加工厂现在已经扩展到几百人的规模。王强还说：‘以前我们班上的张志辉，现在更加不得了，人家开的电子厂更大，都有几千人的规模了。现在广东正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政策特别好，政府都支持你创业。特别需要人才，工作岗位也多，以后发展也大啊。你过来，我们一起干。以前读书都比我强，你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件事情对刘亮触动特别大，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以前读书都跟着我后面要笔记答案的人，现在一个个都比他混的好，见面都有些羞愧啊。”这让原本自己在国营单位心存优越感的刘亮彻底的动摇了。不过确实身边很多人都去广东了，说那边好，满地黄金。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刘亮不顾家里人反对，毅然的去单位请了半年病假。因为他是一个思想稳妥的人，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实在不行，我就回来，反正尝试一下也不差。”凭着这股不安分的心，第二天登上了广东的火车。“现在想起来了，当时真的胆子大。随便收拾了几件衣服，带了点钱就跑过来了。”就这样了坐了18个小时的火车，刘亮就到了广州。他第一站没有去同学那边，想着也不好意思。先自己找找工作，实在混不下去了在去投靠同学。当时还没有像现在的招工信息，连招聘报纸都没有。都是守着劳工所门口的黑板报跟个个招工单位的大字报。那门口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一有新的招工内容上去，大家就都涌上去看了。当时对广州没别的印象，就是人多，到哪里都是人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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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大迁徙之5——出国热
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火爆一时，也将出国热真切地展示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虽然此前已悄悄兴起了出国潮，但那还是一些红男绿女的专利，他们或者有钱有权、或者有名有学历。出国热真正从轻波微澜演变成沧海巨浪，是从1993年开始的。
这一年，中央正式确定了留学工作方针：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虽只有12个字，但“来去自由”却是一个巨大的政策转变，这也等于给方兴未艾的出国热加了一把火，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学来。搞科研的，盯着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从商的，想到海外赚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着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艺明星们，也成天惦记着好莱坞、百老汇。他们当年出国的目标，绝不是汽车洋房那么简单，而是人人胸怀大志，也带着“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幻想。

出国潮中在白纸上描绘自己的画家
采写│尹健

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制订了允许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的10年时间里，出国人数就达16万人之多。那时，出国是件很时髦的事，许多人削尖脑袋想尽办法往国外跑。于建宏，1960年生，1988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国画专业，1989年由当时女友的母亲担保到美国纽约，先在一家画廊里画“行画”，后自己开了家红木家具店之今。
每个时代改变人命运的机遇都不相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出国热大潮中，时年29岁、已在南京市司法局工作的于建宏，命运因此得到改变。现在回头看20多前的选择时，他说自己这一步走得很关键，也很成功。
于建宏是我在南艺上学时关系玩的最铁的一位同学，住一间宿舍，很小就喜爱画画，是个天生喜欢美术的人。他的父亲、姐姐、弟弟却都是当兵的，父亲还是位将军，在南京军区大院里有套很大的房子，于建宏没出国前我经常去那玩。于建宏现在的身份是纽约市一家叫“宏发”的红木家具专买店老板，经营的规模很大。客户除美国人外，还有许多欧洲人，有些韩国人和日本人也会去那订家具。他说“这份事业和成就与出国是密不可分的”。1988年南艺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京市司法局，负责局里的宣传工作。1989底，在参加工作近二两年后，机遇出现在他面前。女朋友的母亲在美国定居后，费了不少周折也帮他们俩办好了去美国的手续。我还记得当时他带着女朋友到我家来，告诉我这消息时兴奋的样子。要知道，那时出国是千千万万人的梦想，多少人做梦都想能出去淘桶金，但那时能拿到护照就以相当不易，签证成功更是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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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大迁徙之6——打工潮
一二十年前，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经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轰动全国。那部由广东电视台拍摄的剧集叫做《外来妹》。故事发生的大背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用工制度松动后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而其中的外来女性组成了一个鲜活而特殊的群体。
事实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发展，从1979年至1997年期间，我国经历着一个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到1997年，中国城市数目达到668个，比1979年新增了452个，相当于前30年增加的2倍多。中国快速发展的三十年，所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
中国农民正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进城，加入到1.2亿的打工大军中。而伴随着“农民工”一词出现的，是“农村留守儿童”与“青壮年进城现象”，以及“民工潮”、“春运”、“治安”等字眼，这已成为社会学家们关注十多年的热点话题，“农民工问题”也成为了一个跨世纪问题。而当一个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水平增长到18%后，许许多多的问题都相应产生了。

城市真的有那么好么？
文│程小桥

每一年的春假之前，都是一轮候鸟的集体返巢。过年期间的保姆荒保安荒民工荒，反衬的是那1.2亿打工大军给城市带来的不可或缺。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每一年的元宵之后，又会有一大批农民工再次踏上返城的道路，他们之中也会多了一些崭新的面孔，挂满了对幸福生活追寻与渴求的期许。然而有些人却注定会是失落失望的。
李小军就是在2009年元宵节之后，踏入南京城的那批民工之一。
正如有人给中国现代导演划分年代一样，也有人给农民工划分层代。对于到南方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泛指上世纪80年代初到珠三角打工那批人。他们年纪多集中在“60后”和“70后”，虽然这些农民工因为失去年龄的优势，文化程度较低，很多人工作日益难找而已经返乡，但他们就像刚恢复高考之时的“老三届”大学生，在农民工队伍中地位着实特殊。在90年代初的“民工潮”中，占多数的“70后”和“80后”可以被算为第二代农民工。
而李小军所代表的这代，正是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的一群。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李小军在乡村学校以及县中接受过到高中的文化教育。他说他担任过班上的英语课代表，能说一些简单的外语，他一直没有丢下英语书，他还想再去考个成人高考。“我和同学大多都没干过什么农活，即使在农忙季节，家人也只让我们安心学习。”小军和他的父辈们不同，他从小就怀着一颗亲近钢筋霓虹的心，他比那些叔伯们有更多赚钱和创业的坚定梦想，他挣扎着的呐喊是——“我要离开这里，我不属于黄土地。”
即使带着这样美好的初衷，像小军这样年轻的第三代农民工想要在城市里扎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相当大的成本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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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大迁徙之7——三峡移民
古老三峡的十年巨变，向世人证明：中国人不仅能修建世界一流的水利工程，还能够实施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水利移民工程。
三峡大移民，一部雄浑的史诗。三峡浩大的移民工程，世界水利史上亘古未有。根据规划，三峡蓄水至175米水位时，最终移民将达120万人。这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是此前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伊泰普电站移民的28倍！4月27日，三峡二期移民工程通过国务院最终验收。三峡移民用泪水和汗水浇筑的大坝之基已经筑牢了，走在了工程设计的前面，完全能适应大坝初期蓄水的需要！ 10年来，三峡库区已搬迁、安置移民72万多人。其中我省库区夷陵、秭归、兴山、巴东已搬迁移民184613人，占全部计划的90%以上。

三峡移民：挑着泡菜坛子去远方
文│舒草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汉书》），中国人向来以安居祖业、儿孙绕膝、无疾而终为太平人生的标准，视飘零异地、客死他乡为最凄凉的事情。然而，因为三峡工程的兴建，三峡库区21个县市共计110多万人必须在蓄水前迁移，相当于搬空一座中等城市，为了水利工程而作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搬迁，世所罕见。199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 “舍小家为大家”的移民动员， 并逐步扩大移民外迁计划， 2001年至2003年展开大规模移民外迁，乡民开始了扶老携幼泪别故土的历程。
黄雪一家正是2001年巫山县大昌古镇居民外迁的第一批，近十年时间了，她对搬家那天的情形记忆犹新：“家具电器锅碗瓢盆早都归置好了装上船，只有泡菜坛子没得办法，得抱着，外头的水泡不出我们峡里的味道！那天领导干部要来握手，我们个个都要抱泡菜坛子，还腾不出手呢！”黄雪用峡里人特有的幽默把领导揶揄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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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大迁徙之8——北漂一族
据统计，北京流动人口每天大约378万人，其中一半是常年在北京流动的。而且，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涉及到各行各业。外地人在北京生活，开始俗称“混”，后又被俗称“漂”。但对于“北漂”这一说法的争论没有统一过。按照通行的说法，“北漂”指的主要是北京流动人口中有知识、有学历的那一部分。目前他们已经发展成为“北漂集团”，它的出现是一种“文化型”的社会现象。最早出现的是诗人，然后是画家、作家等，如今演艺圈成了 “北漂”的主流。1992年这类“北漂”族只有2万人，到目前为止已经达30万人。但是，北京对演艺人才的需求据说只是1万人。

漂在北京
采写│三石

群众演员大多集合在北影厂门口和横店影视基地，被称为“北漂”“横漂”。他们有的心怀明星梦，期望成为下一个王宝强，有的则只为混一天吃两顿。城市，农村，大学生，经商的，退伍军人各行各业，形形色色，专业演员，业余演员，多才多艺的人数不胜数，虽然贫困交迫，但他们还在苦苦的追求，它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成功。
他们很瞩目地站在北影厂门口，以至于记者打车往北影厂时，司机问：“就一堆群众演员站的那地儿？”他们又很黯淡，分不清谁或谁的面孔，男的大多平头，蹲在那，女的则化很浓的妆，倚在栏杆边上。当被人注视时，他们会突然眼睛里放光，以为“活”来了。北影厂里在拍什么戏，他们比谁都清楚。
第一个与记者聊天的是圆圆脸、戴眼镜、来自湖北的小王，当记者介绍身份后，他又接着问：“电视台的？”后来记者才知道，原来许多电视台的编导也会来这找演员，去演《法制进行时》一类节目，那里面不有很多“案件回放”嘛。
当知道真的不是看中他让他去演戏时，小王颇有些失望，还开玩笑：“那你采访我给我钱吗？”
小王是一名外地民办大学的学生。2006年2月，她独自来到北京，想边打工边学习。一天，公交车一则“剧组急招群众演员”的广告吸引了她。从小就有着当演员梦想的她，来到木樨园附近的这家“演艺公司”，立刻受到了工作人员的交口称赞。欣喜之余，她缴纳了200元建档费、300元服装押金和30元的暂住证办理费，然后被带到了怀柔的一个院子里。那里她遇到了一群群一样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大家窝在一起。
初时，有新鲜感撑着，群头也确实领着他们一起去上过戏，可是很快小王就觉得自己被骗了。“收了我们的钱，就去过两次片场，一次给20块钱，但是房租、水电、饭钱都还要我们每个月交100块。他们（群头）一直招新的人来，上戏的机会都留给他们，因为上戏是福利嘛，没有戏留不住人。”在那里，小王他们顿顿都吃的是面条，睡的是上下铺，屋子里冷风能从各个角落吹进来。后来，小王决定跟着在片场认识的临演姐妹们混，偷偷从怀柔的院子跑了，每天自己在北影厂门口等“活”。
其实，小王演的戏并不多，她更愿意去拍广告，“同样是20块钱一天，演戏太累了，从早折腾到晚，说不定要剃光头，抹油彩。拍广告轻松多了，钱一样赚。所以我专候着广告的活。”
记者问现在物价上涨，怎么他们拍一天还是20块钱，小王说：“被‘群头’扣了呀！按规定是100元，可剧组给的钱从副导演到‘群头’，这一层层盘剥下来到咱们手里就只有20元！”事实上，这几年市场好，拍的电视剧和电影特别多，需要用大量的群众演员，小场面的戏，可能只需要几个临时演员客串，但遇到一场大戏甚至需要100多个群众演员。这时候，副导演首先会和一些民间经纪人联系，告诉他们可能要拍多少场戏，大约要用多少群众演员，需要多大年纪的人，外在特征等。一般情况下剧组给有台词的群众演员的报酬在四五百元，没有台词站了一圈人的那些群众演员一个人五六十元，有的大剧组给的可能还会再多些。　　但有时拍起戏来，现场那么多人，基本上导演都不会去数一共来了多少群众演员，只要民间经纪人说的数和他们预想中的差不多就行。他们不怕花钱，因为花的不是导演自己的钱。甚至有些剧组专门喜欢烧钱，似乎烧钱越多说明拍摄的成本越高，就往大片上靠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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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大迁徙之9——春运
春运是中国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的现象。以春节为中心，共40天左右。“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将有2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占世界人口的1/3。中国春运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运输高峰，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2008年，那场50年不遇的大雪
文│老克

2008年春运，我在南京每天都在关心南方的“电视新闻”，尤其是牵挂广州火车站滞留的17万想回家过年的旅客。也许我有广州五年漂泊的经历，“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在电视上见到那些排队背包旅客，心里就会有“咯噔”一下的感觉。
那年春运，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遭遇五十年不遇的大雪，暴雪和冻雨等给这几省公路、铁路、民航、城市管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广州火车站，更是春运客流迁徙的中心枢纽。由于火车站候车室早就是人满为患，广场上每天都滞留十几万的旅客。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从网上又重新看了一遍当年的图片，那些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面孔，那些双眉紧锁的愁容，那些哀怨的眼神，依然会撞击你的心。
我在广东漂泊5年，知道那种出门在外的孤独和凉意，人在外面越久，越是拉开距离，对故乡和亲情就越是更加在乎，难怪那年春晚《常回家看看》那首歌，让全国数亿游子唏嘘不已。我那时人在广东，每年春运魂萦梦绕的就是“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在广东那几年春运的前夕，我和同事早就托朋友买机票，甚至为机票还请人吃过饭。最辛苦的是第一年刚去深圳，机票太贵飞机坐不起，只能在深圳火车站售票点排队买票，记得我和另一位湖南同事，两个人轮流排了一天（午饭是轮换），才买到两张火车票。其实坐火车的旅客绝大部分都是最普通的打工者。记得那年当我坐上回南京的火车时，把那种绿皮火车形容沙丁鱼车一点都不过分，也许你不相信，车厢里全是人挤人，走道上、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睡着人，洗手间早就被人占了，30多小时的车一路上只能是少喝水。当年专栏作家刘原那篇成名作《丧家犬也有乡愁》，正是描写我们这些“丧家犬”返乡过年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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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
整理│无翼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华民族一直在不断流动的迁徙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的黄河流域，后来向淮河、长江流域一路繁衍，并逐步向西、向北延伸。古代的移民浪潮，除了开疆拓土、垦殖屯兵，主要因素就是战乱。每当朝代更迭，或是异族入侵，总会引发大规模的移民迁徙。两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北宋末的靖康之变，无一例外都带来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新中国成立后，移民潮更多是与经济建设有关。像开发北大荒，开发新疆、三线建设，还有三峡水库百万移民，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些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都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永嘉南迁：北人南迁之始

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战乱使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秦汉以来，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一直是北多南少，此次永嘉之乱导致的南迁人口约90万，使得原有的人口分布格局发生变化。南方人口不仅得到较快的增加，南方经济也得以迅速发展。永嘉之乱导致的人口迁移，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同时，此次迁移也使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第一次移向长江流域，改变了以前北重南轻的文化格局。

安史之乱：天子去蜀，多士南奔

天宝十四年（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叛乱，前后长达八年之久。黄河流域又一次遭受战火破坏，少数民族趁唐朝边备空虚而大量内迁，中原百姓生灵涂炭，家园被毁，只好背井离乡，到远离政治中心、相对安定的南方寻找安居之所。据史书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次人口南迁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至此，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地区（一说持平），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中心首次由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

靖康之变：南强北弱始确立

北宋时期的靖康之变，导致了中国古代史上第三次人口南迁高潮。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在金军的强势攻击下，徽、钦二宗被俘，北宋灭亡。康王赵构逃到临安（今杭州）宣布即位，建立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大批王族、官员、平民也随之举族迁移，涌向江浙、湖广等地。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垦种的土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人民，于是“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
随着北方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南方原先的“蛮荒之地”大多变成了鱼米之乡，文化上、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也在此时得以确立。

闯关东：悲壮的谋生的运动

“闯关东”是指17至20世纪中国华北地区农民向东北三省移民的运动。关，指山海关，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为“关东”。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将长白山周围地区列为封禁范围，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行垦殖。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流离失所的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冒险“闯”入东北，置之死地而后生。
“闯关东”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路，陆路是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各关口出关，进入辽沈地区；海路则由山东半岛或福建沿海乘船到达辽东半岛。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闯关东”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其中山东人占了八成。

走西口:晋地文化的口外移植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二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已突破三亿。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徙谋生。
民间所说的“西口”，是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的“杀虎关”，俗称“杀虎口”，自古就是重要关隘，历代王朝都在此屯兵遣将，设置防守。“走西口”的主体主要是河北、陕西、山西人，而山西人所占的比例最高。他们或向西迁移，经“杀虎口”进入蒙古；或向东进发，过大同后经张家口进入蒙古。人口迁移的同时，以晋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也被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并与当地游牧文化相结合，形成富有浓郁特色的移民文化。

下南洋：“望洋”怎能不“兴叹”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百姓和失去权势的前朝贵族往往选择外迁。由于地理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诸国成为这些人的首选的迁徙地和避难所。
在清代，东南亚泛称南洋，包括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11个国家。鸦片战争之前，在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了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此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些人为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选择漂洋过海，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下南洋”又出现新的高潮。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文化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华人也成为东南亚各国人口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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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式迁徒，并不止是春运
文│葛剑雄、张宏杰

自古以来，人口的迁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移民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载体，在没有现代化传媒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近代以来，移民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1840年以后，沿海沿江的新兴城市几乎都是移民的产物，其中最典型的是上海。
移民最大的作用当然是促进人口的合理分布，人往高处走，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能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不过，新中国六十年的人口迁徒却有着自己的独特面貌。
新中国的人口迁徒可以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人口迁徙与政治紧密相连；后三十年，人口迁徙回归了本来规律。
前三十年的人口迁徒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8年，随着中国大陆风雨苍黄、天翻地覆，政治和经济因素强有力地改变着人口布局：随着一个政权的失败，一批大陆人跟随国民党迁到了台湾；共产党执政后，数万名北方干部背井离乡，到南方去接管新解放区。连绵数十年的战争终于平息，大批军人复员转业，解甲归田。而随着50年代后期中国大地上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大批农民流入城市，成了产业工人。在青海，为了国家的农业垦荒计划，十年间有近百万名青年来到了这里；在黑龙江，有10万官兵奔赴“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为了建设新疆，从1949年开始，有数百万的居民迁入这块西北边陲之地。
综合以上几股人流，从解放初到1958年，中国大陆人口流动规模十分巨大。虽然有着强烈的国家政策因素影响，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人口流动是健康的、正常的、有益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除了少数人口迁到境外，人口主要流向是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边缘流向中心。在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了居民有迁徙的自由。仅在1954年到1956年的两年之间，就有7700万农民成为了城市居民。
自由流动中止于1958年，这一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农村与城市之间不能够再随便迁移。从此之后，人口流动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由政府主导或者控制，具体部署由政府计划安排，甚至不排除强迫因素。正常情况下，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但从50年代末开始，却出现了一股股逆向的迁移潮，形成人类史上罕见的政治移民现象。比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大量城市闲散人口被下放农村，许多“右派分子”被迁徙到边缘的地方去。60年代中央又决定建设“大三线”、“小三线”，大批工厂从沿海发达地区迁移到内陆边远山区。“文化大革命”中，上千万的知青上山下乡，到边疆去。在这场席卷中国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中，共有2000万名青年被下放，它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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