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道祖师香炉3:西汉最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和史学罪案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以北、龙门山之南过着农耕和畜牧生活。十岁便阅读古文。二十岁，开始到南方的江、淮地区游览，登上会稽山，探察大禹的遗迹；又到九疑山，泛舟于沅水和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首府研讨学问，考察孔子遗风；在邹县、峄山参加乡射礼；曾困厄于鄱、薛、彭城，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故乡。后来，他被任命为郎中，奉命参与西通巴蜀以南，以及邛、笮、昆明等地的活动。(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父亲的临终嘱咐  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泰山封禅，司马谈被留在了周南，没被允许参加，心中愤懑而死。父亲去世前，父子正好在河、洛间相会，父亲抓着他的手哭着说：“我们先祖曾是周朝的太史。在远古的虞、夏时期，职掌天文之事，即显功扬名。后世逐渐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将来再做太史，就是接替了祖宗的事业。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万年的大业，在泰山进行封禅，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去世之后，你必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史书啊。要知道，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大孝。天下都称颂周公，说他能够宣扬和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精通太王、王季的思想，乃至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而到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微，礼乐衰败，孔子研究整理旧典，论《诗经》、《尚书》，作《春秋》，是学者至今学习的榜样。自《春秋》‘获麟止笔’以来，诸侯混战，史书散乱得不成样子。而今，汉朝兴起，国家重归统一，明君贤主，忠臣义士，不断涌现。作为太史，我却没有记载和论说，是失职啊，并时刻为此惶恐不安，你一定要把此事记在心上。”司马迁也流着眼泪向父亲保证：“儿子虽然愚笨，但我一定会详细述说您及祖上所整理的历史遗文，不敢有半点疏漏。”(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谈在思想上，后期已转向儒家。

　　史料的搜集和写作思路  父亲去世三年，司马迁担任了太史令。于是，他便缀集历史和国家档案，做撰写史的准备。到第五年，太初改制，即汉朝把历法由冬十月为一年的开始，改成了正月，而司马迁是建议和参与者之一；(《汉书•律历志》)他坦言想法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是五百年，有能传记盛明之世，正《易传》，续《春秋》，本《诗》、《书》、《礼》、《乐》际会的人吗？’其意就在这里吧，就在这里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朝廷管意识形态的上大夫壶遂知道后，问：“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啊？”司马迁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讲：‘周朝王道衰废，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想害他，卿大夫掣肘。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政治主张也无法实行，便论说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范例。其方法是，贬抑无道的天子，斥退为非作歹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以明王道。’孔子说：‘我与其进行空洞的说教，不如剖析历史事例，意思就会更明确。’《春秋》一书，上明三王的治道，下辨人事的纪纲，甄别嫌疑，论明是非，讨论模糊之事，包括善行和恶行，尊贤贱不肖，恢复消亡的诸侯国，继承灭绝的世家，补救弊政和振兴荒废的事业，这是王道中的最大问题。《易》讨论的是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以说明变化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以说明行为见长；《书》记述先王的事迹，所以以治国行政见长；《诗》包含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以风土人情见长；《乐》是用音乐说话，以和谐见长；《春秋》论辩是非，所以以治理人见长。由此，《礼》是用来节制行为，《乐》是用来诱发平和心，《书》是来说明政事，《诗》是用来表达情意，《易》是用来讲变化之理，《春秋》是用来阐发道、义。“拨乱反正”，没有什么比《春秋》更行之有效的。《春秋》字数不过几万，而其要旨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春秋》一书，记载了弑君事件三十六起，灭亡了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逃不能保其国家社稷的不可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治国的根本。《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发生的，而是逐渐发展的结果’。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通晓《春秋》，否则，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的也不可以不通晓《春秋》，否则就只会墨守经义而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而不知如何灵活对待。为人君父而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会陷于篡逆被诛的境地，并蒙受死罪之名。当初，他们做事时，都认为是好事，只因不通晓《春秋》大义，才导致无法推卸罪名的结果。如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冒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不合正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罪。把天下的大罪加在自己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礼义根本。礼是在坏事发生之前予以杜绝，法律是坏事发生后再予以惩戒；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的杜绝作用隐而难知。”

　　壶遂又问：“孔子时，他上没有圣明君主，下不得重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空洞的思想来裁断礼义，充当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得到合适的官职，万事停当，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还要继写历史，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司马迁说：“哪里哪里，我写历史，怎敢与《春秋》相比。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纯厚，作《易》的八卦；尧、舜的强盛，在《尚书》中做了记载，而礼乐也兴起了。商汤、周武王的隆盛，《诗》进行了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奖周朝，并非仅仅讥讽呀’汉朝兴建以来，到当今的圣明天子，得到符瑞，举行封禅，更正历法，变换官服颜色，受命于天，恩泽广布，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经过几重翻译来扣中国边关，请求进献和朝见的使者不可胜数，难于统计。臣下百官都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他们的心意。再说，贤能之士不被任用，是做国家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使人人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业绩而不传述，违背先父的临终嘱咐，罪过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论著啊，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司马迁网罗天下旧闻，依据史料，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和一篇《太史公自序》，总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称为《太史公书》。他认为，该书是对《六艺》的拾遗补阙，自成一家之言，兼采《六经》异传，并蓄百家思想。他将该书的正本藏到了名山之中，副本留在京都，以待后世圣人君子研究。(以拾遗补阙，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载史上至黄帝，止于太初。

　　有人认为，《史记》是“李陵之祸”的产物；《史记》能成为名著，因为“李陵之祸”使司马迁实现了一位普通史官到伟大史家的根本性转变，不妥。因为此时《史记》已写七年了；而且，他的史学观和是非观不是“李陵之祸”改变的，他原本就有“六经异传”以及“百家思想”，这才是《史记》成为名著的原因。

　　《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有赋八篇。但是，今天只有《悲士不遇赋》传世。(《艺文类聚•卷三十》)司马迁受刑后，任中书令，很受汉武帝宠爱。老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给他写信，希望他学习古代贤臣，能向皇帝推荐人才(就是任安自己)。司马迁写了《报任安书》作了回答。汉宣帝时期，《太史公书》首先由司马迁的外甥杨恽传出，杨恽也被朝廷上下誉为奇才，名显一时，被提拔为“左曹”。新莽时期，王莽特地加封司马迁的后代人为“史通子”，以示褒奖。(《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汉书•司马迁传》)

　　“史学罪案”质疑  西汉后期，扬雄认为：《太史公书》记载了六国、西楚和汉初等历史，是非观与公羊思想不完全相同。(《汉书•扬雄传》：是非颇谬于经。)东汉初期，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力述说汉景帝的短处及汉武帝的过错，汉武帝怒而削《孝景本纪》。后来，司马迁帮李陵说话，所以被处腐刑。又因为有怨言，他被下狱而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班固的父亲班彪说：司马迁论说学术，先讲“黄老”，后讲《五经》；记叙工商，轻视仁义并羞辱贫穷；谈到游侠，鄙视节操而重视事功，这都是伤害了儒学的根本思想，这是他被处以“宫刑”报应。(《后汉书•班彪传》：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范升说：《太史公》与《五经》相悖，与孔子的言论不合。(《后汉书•范升传》：《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班固在肯定以上批评外，说：“汉朝承接唐尧的运数，建立了帝业，到达六世的时候，史臣司马迁乃追述汉家的功德，私造当代皇帝《本纪》，还将其编在了百王的后面，尤其与秦朝和项羽并列！”(《后汉书•班彪传》：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东汉中期，召开了白虎观经学会议，会上《公羊》派占了上风，董仲舒的“三纲”思想被写进法典(《白虎通》)，思想专制成为现实。会后，杨终受诏将《史记》删得只剩十余万言。(《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因为汉明帝就认为，司马迁所写的书虽成一家之言，扬名于后世。可是，由于他被处宫刑，所以文中有刺讥，贬损当世，不是义士。而司马相如无节操，文章有浮华之辞，没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可是，死后能表忠心，主上(汉武帝)找他遗书时，能称颂皇帝的功德，建议封禅(《言封禅书》)，是忠臣的作风，远远超过了司马迁。”(班固《典引序》引明帝永平十七年的诏书：“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东汉末，王允说：“从前，汉武帝没杀司马迁，让他写了‘诽谤’的史书，流毒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大约在东汉后期，《太史公书》也被贬为《史记》。

　　应当说，司马迁的“史学罪案”是千古冤案。第一，这是公羊派的门户偏见。批评司马迁的都是公羊学家，因为他们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则非。第二，兼采《左传》和百家思想无可指责。公羊家完全否定《左传》是儒经，不妥。时至今日，儒家十三经都有《左传》。而且，百家思想不是全无是处，汉武帝“尊儒”就“悉延百端”，这是学术自由的表现。第三，事实根据不足。从《孝景本纪》看不出“诽谤”；《今上本纪》失传，但从《太史公自序》的提要看：“汉朝兴起到今上(汉武帝)，已经五世，隆盛开始于建元时期，对外反侵略，开疆拓土；对内修订各种法度：封禅、更定历法和改变官服颜色。以此为原则，作《今上本纪》。”他对汉武帝的歌颂是主旋律。第四，其他理由都属诬陷或臆断。如，黄老”在汉朝治国思想上早于《五经》，先叙述“黄老”，不算错；司马迁身为史官，写史天经地义，还与上大夫壶遂讨论过，不能说“私作本纪”；司马迁因“有怨言而死于狱中”的说法，没有班固和其他文献的佐证。

　　历史反思  现在，有人仍认为，《史记》是“牢骚之作”，司马迁因“李陵之祸”不满，所以在《孝武本纪》中多记求仙问药之事。还有人以“李陵之祸”批评汉武帝“搞专制”。

　　我们认为，司马迁能忍辱负重，不负父亲嘱咐和历史使命，是后世的楷模。《史记》是“一家之言”的典范，只能看出一个史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看不出“牢骚”。《孝武本纪》是后人用《封禅书》补的，以此批评司马迁，不妥。“李陵之祸”不是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报复，司马迁是咎由自取。李陵降敌，大节有亏，他为叛徒辩护，言之不当，这是政治错误，不属思想专制。而且，李陵一家都被处死了，司马迁能活下来，说明汉武帝对他的恩德已是天高地厚，无可指责。

　　《史记》的长处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即，善于把历史事件、人物、时间，整理得井井有条，既有道理，又不哗众取宠，文字质朴但不猥琐，直抒胸臆，句句都是实情，不浮夸，也不隐恶，确实是实录。缺点，恰是公羊史观，如他对公孙弘批评，就欠妥。司马迁的“史学罪案”，是汉朝“尊儒”后，公羊家制造的第一起学术冤案，应彻底平反和批判。今本《史记》是南北朝时恢复的，多有错谬，有人以此苛责司马迁，不妥。(胡宝平 孙景坛《〈史记〉的“成书、学术罪案、主要特点”新探》，《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