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红之袖珍妈妈38集: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下篇）

　　三、地缘政治问题与全球战略

　　应当指出，要充分理解世界战略形势的深刻转变，我们有必要简略介绍一点关于地缘政治战略的理论。根据我的研究，地缘战略学深刻的影响了20世纪的整个世界史。但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的多数政治家、外交家（更不要说一般知识分子），对这一极其重要的理论系统，特别是对于正是这一理论主导着多数世界性强国的外交战略，却似乎一无所知。

　　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J.MACKINDFR 1861-1947）在一系列论文中，首先提出了关于世界的“地理中枢”（Geographical Pivot旧多译作“枢纽”，似不确）的概念，他由此而形成了关于地缘战略学的理论。

　　他认为，全球可以划分成若干个大岛。联于一体的欧、亚、非三大洲是其中一块最大的陆岛。其次为南北美洲大陆，再其次为澳洲大陆。所以他称欧、亚、非大陆为“世界岛”。他认为，在这块世界岛上居于顶端部分的欧亚大陆，是决定世界历史发展的地理中枢，因此他称之为全球的“心脏地带”。

　　虽然麦金德并没有明确的指定界限，但综合他1904年到1943年的几篇论文看，他所谓地球的“心脏地带”，大略包括自苏联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起，向南延伸沿蒙古高原、克什米尔高原、西藏高原、伊朗高原，向西延伸至中东高原，以迄于黑海、波罗的海之间西欧山地所回环围绕下的东欧平原和西部西伯利亚平原。这一块地域之所以称为“世界心脏地带”，主要由于这块横跨欧亚的大平原位于地球上诸大陆的中心地带。其形势易守难攻，因其北部为北冰洋，东部及南部所临地域，均相邻与高原及沙漠地区，而西部则面临西欧山地，四面形成天然屏障。加以此一地域辽阔而富饶，具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苏联由于人力不足，至今难以开发利用），以及适于农业的肥沃土地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由此一心脏地带出发，东进可以达到中国、日本。南下可到伊朗、印度和中南半岛（东南亚）。进而越过阿拉伯半岛可以进入非洲大陆。向西可以控制西欧山地。从北或西面越大洋，即可进入美洲。因此，如果从世界整体的战略眼光看，这块地域的战略地位，恰恰相当于在中国为历代兵家所必争的中原——中央平原地区。实际上，麦金德所谓“地理中枢”，也正是把这块地域，看作世界的“中原”。由这种地理战略眼光出发，他提出了三句影响深远的名言：

　　“谁统治了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全球的‘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支配全世界。”

　　麦金德的理论具有惊人的预见性。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这块世界的心脏地域，的确是兵家必争之地，几度成为全球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聚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席卷西欧、占领法国之后，出人意料的突然放弃英国不攻，而回兵东向进攻苏联，其主导战略意图显然就是为了控制这块世界心脏地带。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把最精锐的部队，不是南投于激烈鏖战中的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却长期部署于中国东北、内蒙（关东军），面向蒙古和西伯利亚，其战略意图绝非仅仅为了防御，而是伺机西下联手德国，进取这块心脏地带。

　　二战后，这块世界心脏地带几乎完全为苏联所控制。但苏联虽然一度（70年代）似乎接近于控制世界的目标，却终于未能成功。这主要是由于其人力不足和经济实力不够（苏联的世界性战略目标是在斯大林时代制订的）。

　　但尽管如此，苏联对这块世界心脏地带的控制，仍然引起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极大惊恐。特别是在中国的革命胜利后，50年代中苏同盟的建立更加重了西方的恐惧。五六十年代的所谓“冷战”，实际上就是由于美国害怕其刚刚获得的对世界的控制权，被苏联夺取而采取的战略行动。数十年来，美国与苏联的全部争夺（包括目前为裁军与欧洲中导问题的讨价还价，以及美国鼓励东欧阵营解体、改革，支持波兰团结工会，鼓励苏联、东欧的人权运动等等政策），也都是围绕争夺这一世界中枢——心脏地带的控制权而演发的。

　　所以，从表面看起来，美、苏斗争似乎完全是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而发生。但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这种斗争真正深刻的涵义在于，将由谁在未来控制、主导世界。因此，这是根本战略的冲突。由此可以肯定的断言，美国决不会由于苏联的改革可能导致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与美国趋同，而成为苏联的友好甚至同盟国。除非苏联四分五裂，从而完全丧失对美国的威慑力，甚至最终由于经济崩溃而沦为美国的附庸国，美国决不会帮助苏联。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正是为了扼制苏、中，特别是防止苏联由这块心脏地带出发控制全世界，美国在50年代才先后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三大军事同盟，试图从西、南、东三方向（北面是北冰洋），对占据世界地理中枢的苏联施以围堵。而其防御的战略重点，首先集中在西欧高工业化、也是最容易被苏联攻击的那块靠近世界心脏的地区。

　　由此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在与中国为仇三十年后，美国会在70年代对经济落后的中国屈尊就教，主动谋求建立关系。而且这种政策，又恰恰是由在意识形态上最反共的尼克松、里根等亲自推动，并且发端于中国政治上反美的表面色彩最浓的文革时期。

　　如果以中国人好大喜功的观点，天真的以为这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战略的重要胜利，那就未免贻笑大方。殊不知，从地缘战略学的观点看，这其实正是出自美国人著名的实用主义精神，在战略上对中苏矛盾和中国力量的利用。而促使其政策转变的关键，一方面是由于在越南陷于困境急需摆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70年代苏联在全球范围处于咄咄逼人的攻势地位，给美国造成的战略恐惧和压力。

　　毛泽东、周恩来在70年代初，出于急需摆脱当时中国由于文革而导致国内、外政治陷入困境的实际需要，毅然摆脱意识形态和政策连续性的顾虑，采取了同样讲求实效的灵活方针，反过来利用美国，这是非常高明而富有战略远见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拆散中苏同盟，鼓励中国与苏联长期为敌，这种政策对于美国可以说是一石二鸟：既具有调动中国力量在东南方向牵制苏联从而进一步扼制苏联的深远战略涵义，又可以以苏联牵制中国，防止中国采取与苏联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政策，阻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麦金德关于世界中枢理论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斯派克曼（Nicholas.J.Spykman 1893-1943）根据美国的战略需要和心脏地带已被苏联控制的现实，对这一理论作了修正。他认为，如果仅仅控制住世界“心脏地带”，还不足以实现全球霸权。因为这一心脏地带地理战略位置虽好，但由于人口、气候及经济发展条件的不足，还不足以构成控制全球权力的中心。

　　因此他认为，将影响未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战略地域，并不完全集中在“心脏地带”。如能控制环绕心脏地带的欧亚沿海地区，那将足以遏止心脏地带的国家称霸世界的企图，并且进而与之争霸。由此他提出了地缘战略学中的“边缘地带论”。正是根据这一修正了的地缘战略理论，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已经控制世界心脏地带的形势下，转而寻求在“边缘地带”建立军事基地和势力范围，以围堵“心脏地带”共产主义的扩张。

　　我们可以注意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迄今，全球战略形势的实质就是：一方面，苏联占据心脏地带寻求向外扩张；另一方面，美国则沿边缘地带设置重重包围圈和牵制力量，阻截和抵制苏联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扩张。而斗争的中心，则集中在环绕整个心脏地带的边缘地区，即：西欧、巴尔干半岛、中东、伊朗、阿富汗、印度与巴基斯坦，以及包括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在内的环太平洋沿岸。由于地处边缘地带中部的中东地区恰又是世界石油的主要产地，因此在这里进行的斗争就格外激烈。

　　但是在这种战略斗争中，我们又可以注意到世界战略焦点的显著东移。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居于心脏地区右侧的欧洲。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发生一种极可注意的世界战略形势变化，这就是东、西方焦点形成两极分化。由于日本在东方的崛起，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发生，东太平洋边缘地域与传统的欧洲地域一样，成为世界斗争的一个新焦点。

　　而在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来，先后发生的几场局部大战：朝鲜战争、苏伊士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印巴战争、阿富汗战争，都明显呈现出世界战略热点超越传统的世界战争舞台——欧洲，而向近东和东方地区迁移的明显趋势。由世界战略焦点东移的总趋势中，我们可以理解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奇迹起飞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诸小龙的经济起飞，一方面也反映了世界战略重心东移的趋势；另一方面对于未来世界战略形势的变化又隐涵着极为深刻的历史性意义。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今日影响世界局势，造成全局性动荡的几乎所有策源地不再像二战以前那样集中于西欧北美，却无不集中在环绕世界心脏区域的欧亚交界和环太平洋边缘地带。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地理战略学家哈斯霍夫（KarlHaushofer，1869-1946）的“生存空间”理论。他认为未来的世界必将走向某种形式的统一，因为对大国来说，“没有世界的统一就不可能获得经济资源真正的自给自足。”他认为，这种世界统一，应当首先通过形成若干跨国界的大区域组合而实现。他设想了三个至四个这种跨国界的“泛区域”。每个“泛区域”都是一块足以自给自足的生存空间。其构想如下：

　　一、泛美地区：实现南、北美洲统一，以美国为统治国。

　　二、泛亚地区：亚洲由北至南实现统一，以日本为统治国。

　　三、欧非地区：使欧洲与非洲统一起来，以德国为统治国。

　　四、泛苏地区：使苏联与印度统一为一个地区。

　　五、或者，使德国占领苏联纳入欧非地区。使日本占领印度纳入泛亚地区。

　　哈斯霍夫这种生存空间的设计，实际上是以区域性大国为中心重新瓜分世界的一种设想。他这种理论对于20世纪的世界战略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一方面东向攻击苏联，谋求控制世界心脏地带。另一方面，南向进攻非洲，试图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泛欧亚非地区，这正是出自哈斯霍夫的生存空间设计。

　　日本在战争中谋求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以至70年代苏联与印度缔结攻守同盟，80年代出兵占领阿富汗，从战略意图看也都渗透了哈斯霍夫观念的印迹。

　　从地缘战略学的观点看，中国大陆地处太平洋的“边缘地带”，而且是欧亚边缘区域中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地区。20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远东战略斗争中一个最重要的焦点区域。麦金德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指出：“处于中枢地带的国家（指苏联），若是能够越过欧亚边缘地区到达太平洋，则凭藉其雄厚资源与人力就可以取得制海权，进而争霸世界。”我们可以注意到，50年代苏联试图与中国建立控制东海、黄海的联合舰队；70年代苏联以海参崴为中心扩建太平洋舰队，进而在越南建立南下太平洋的海军基地，显然也体现了这种地缘战略的设想。在麦金德1904年“历史的地理中枢”一文的最后结论中曾有一段警句：“如果日本和中国统一起来，征服俄国的东部领土，进而推翻俄罗斯帝国，就将既掌握对世界的制海权，又拥有制陆权。”我们知道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战略意图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斯派克曼在其最后著作“和平地理”（Geog-raphy of the

　　peace）一书中曾指出：在亚洲边缘地带，如果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指中国或日本），对美、英、苏三国都将构成莫大的威胁。所以他建议，三国应当联合起来阻止任何国家在“边缘地带”建立新权力中心的企图。这一警告事实上意味着，凡具有控制世界企图的任何国家，在全球战略上，将绝不会希望在亚洲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现代化的中国。

　　由这种战略利害观出发，我们可以注意到，苏联在40年代中国解放战争的决定时刻，反对解放军度过长江，极力主张划江为界，形成南北朝局面。而无独有偶的是，在美国方面，抗日战争胜利后，也曾推行马歇尔的“调处”政策，试图迫使国民党接受解放区存在的事实，反对由蒋介石统一中国。（毛泽东和蒋介石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当时都坚决拒绝了苏、美试图分裂中国的主张。也正是他们的这种立场，才奠定了不远未来台湾、大陆必将达到某种形式的统一的历史前提。）

　　耐人寻味的是，从政治上看，当时苏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当然盟友。而美国则是国民党的盟友。但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真正战略意图，却都是企图造成中国长远的分裂局面，从而实现古中国兵法中所谓“两利而俱存之”的政策。根据后来发表的丘吉尔等人的回忆录，我们知道美、苏的这种政策，是基于他们之间在雅尔塔（罗斯福、斯大林）所达成的瓜分世界的默契。而这种默契，却也是上述地缘战略观念的产物。直到当代，我们仍然可以注意到，尽管结成了表面的中美友好，但美国对于大陆与台湾实现统一的问题竭力阻挠，对于西藏独立则暗中给予关注和支持。这也仍是上述战略观念的延伸。由此可见，所谓友谊，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掩盖战略厉害关系的深刻差异。

　　一些国际战略分析家认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人或日本人的世纪。”最近还出现了以现代化中国为中心的环太平洋文明区，正在兴起的说法。这些说法，表面上看去似乎很可以鼓舞中国人。但是这种说法也还具有另一方面的含意。因为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正是一种战略警告，其潜台词是应该警惕中国走向强大，而在新世纪中对太平洋地区以至全世界产生强大的竞争和扩张力。如果以中国的古老文明、历史智慧、辽阔幅员、巨大人口，更加上现代技术和经济来实现这种竞争和扩张，那么对于美国和西方（包括日本），将成为一个极其可怕的噩梦。所以从根本上说，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均不希望在“边缘地带”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现代化的中国，这是可以肯定无疑的。

　　只有深刻理解麦金德、斯派克曼、哈斯霍夫等西方现代战略家的地缘战略观点，我们才可以真正认识美国、日本、欧洲、苏联等世界性强国的中国政策。可以说，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欧、美以及苏联和日本的全部对华政策，从来没有脱离过地缘政治战略观点的轨道。

　　只有深刻理解麦金德、斯派克曼、哈斯霍夫等西方现代战略家的地缘战略观点，我们才可以真正认识美国、日本、欧洲、苏联等世界性强国的中国政策。可以说，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欧、美，以及苏联和日本的全部对华政策，从来没有脱离过地缘政治战略观点的轨道。

　　四、新中国外交史的回顾与反省

　　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可以大体上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949-1959年）

　　政策特点是实行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同时在国际上（特别是亚非地区）广泛寻找新朋友的时期。这个时期世界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以苏、美为首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封锁和冷战。中国入朝参战，体现了中国这个时期“一边倒”的战略，而且强化了以美国为重点敌国的攻击目标。

　　这个时期，正是新中国刚刚建立，需要立本和站住脚的时期。因此在这个时期，以苏联作为外援，实际具有某种不得已的涵义。

　　第二时期（1960-1970年）

　　这是中国摆脱苏联制约，试图自主推动世界革命和国际性的“人民战争”的时代（推动革命的重点地区，当时中国特别注目于分布在中国东翼和南翼的日本、东南亚诸国。而这里当时正是美国的控制区）。因此在意识形态下，也并非完全没有巩固国家外围的现实涵义。

　　一面反美，一面反“修”（苏）；进行两线作战，而战略重点，特别放在以援越为中心的反美斗争上。

　　同时把争取外交盟友的重点地区，放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即后来所谓“第三世界”。这一路线的政治延伸，就是文革时代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以及文革中、后期提出反对“两霸‘’的战略，以及联合第三世界的”革命外交路线“。

　　回顾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作了许多蠢事。其中最大的蠢事，就是尚不善于区分意识形态的虚幻幻想与中国的真实经济，政治利益。结果，在激进革命的意识形态误导下，盲目为他人作嫁衣裳——所大力援助的国家，有的实际是地区性的潜在对手。

　　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彻底摆脱了苏联影响的羁绊，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从而不再依附于苏联的世界地缘战略。这种不依附任何人的真正独立地位，是意义重大而深远的。也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从来没有获得过的。

　　第三时期（1971-1981年）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世界，两方面都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变。中国外部战略形势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在越南战败，并开始全面收缩其在亚洲地区（包括在台湾）的政治、军事参与。这就大大减弱了其对于中国的威胁力。另一方面，五、六十年代曾经属于美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内的若干东太平洋国家和地区（日本及四小龙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长），从而开始改变东亚和东南亚的战略态势。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地区发动武装革命已不可能。

　　加以文革动乱和林彪事件，使国内政治遇到严重困难。而与苏联发生边境武装冲突，导致爆发战争的危险。因此在对外战略上，中国不得不开始发生变化，由进攻性的革命路线，转变为防御。

　　当时表面的提法似乎仍没有变，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动下，以恢复联合国席位和建立中美、中日邦交为枢纽，中国的外交布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苏联为主要敌国。而对美国则逐渐由敌化友。

　　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一关系格局上，形成了一个著名的神话：即似乎存在一个决定世界战略平衡的美中苏三角。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是那个时代某些政治浪漫主义者虚构出来的一个神话。

　　原因在于，这个说法，夸大了中国的世界战略作用，却完全忽略了在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的现实力量方面，远远强大于中国的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的战略存在和作用。

　　以中美建交为枢机，中国外交方针由此时期开始发生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变是，由过去偏重意识形态的政治考虑，转为注重现实主义和实效主义的方针。

　　第四时期（1981年以来）

　　中国的外交在前一时代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概言之为以下数点：

　　1.战略目标由向外看、主动出击的世界革命路线，完全转移到向内看、为现代化服务路线。这一转变意义之大，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点上体察到：50、60、70年代，中国经常牺牲自身经济建设的利益，把巨额资金、物资投入支援”世界革命“o而80年代的外交目标，则服务于为中国经济发展，寻求外部援助和投资上。

　　2.由具有明确战略敌人和具有僵硬的意识形态理念原则的革命外交，转变为全方位寻求朋友和合作者（即”对外全面开放“），并且努力化敌为友的和平式外交。意识形态的理念性，逐渐完全被现实主义的功利观念所融合。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考虑中，不断渗透进新的因素。其中地位愈来愈重要的，除原来的美、苏两大国外，以对日本和东亚新兴诸国的关系为最引入注目。

　　然而尽管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全球性战略观念实际上还是含混而不系统的。造成这种含混性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是由于仍未彻底摆脱以国际政治关系为核心，而不是以现实与长远的国家利益（这种利益的核心是经济利益）为根本的传统决策思想。使中国人看不清自身战略利益的其正所在。第二是由于传统外交路线中一些当代已不适用的政策遗产和观念，仍在继续发生影响。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由于：中国事实上至今尚没有完全确立以自身最大和长远国家利益为主导的世界战略思想体系。

　　因此，中国当代的对外关系缺乏攻势、活力和主动性（与新中国初叶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外交的活力、气魄和局面形成强烈对比），往往具有局部性策略和战术的性质，却缺乏目光宏大、预期久远的设计和运筹。

　　由以上的简略历史回顾，我们可以注意到如下几点：

　　1.自建国以来，基本上是以十年左右为周期，中国的国际方针发生明显的转变。

　　据此我们可以设想，在90年代，随着中国世界薪战略的制订，中国外交可能再次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2.决定中国外交战略的考虑和设计，愈来愈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相联系，从而愈来愈从专注于国际政治关系，转变为关注经济发展利益。

　　3.四十年来的中国外交，已经基本走完了一个全程。如果以对美、苏这两个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世界性大国的关系为标志，那么这就恰是一个正——反——合的三段式：

　　联苏反美——联美反苏——协和美苏

　　4.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关注焦点，正在由关注全球动态，转变为首先关注于中国的周边四域。这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在中国外交方针正在转变的过程中，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事实是，20世纪末叶的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意义重大的变化。这就是世界经济政治重心的全面东移。

　　我们知道，自从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的重心和主导力量，一直集中在西方的欧洲。在本世纪中叶，更进一步向西方移动，因而美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成为主导世界方向的力量。

　　但是在19-20世纪的历史中，还发生了另一种冲击世界的巨潮——这就是东方力量的崛起。首先是19世纪日本的现代化。接着是世纪初跨接东西方交缘地域的俄国发生革命和迅速工业化。

　　随之是40年代末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后是70年代亚洲诸小龙的经济快速起飞，以及日本上升为世界经济中的第二超级大国。

　　孤立地看，人们似乎很难意识到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整体性、全球性意义。但是，如果从世界性的地缘战略形势来思考，那么从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就可以发现隐藏于其后的一个统一的主题，那就是：

　　东方的复兴

　　许多迹象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在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决定性重心将由西方转移到地球的东方。当西方世界正面临由于能源、资源耗竭、经济停滞、文明老化的深刻危机时，正是在东方，还沉睡着巨大而未开发过的处女资源、巨大的人力资源、巨大的资金储备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以及虽然尚有待发掘但却极其具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古老文明宝库。中国的未来前途，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将在、事实上也只能在东方作为一个整体（正如西部的欧美曾经作为一个整体）的复兴中，得到最后的确认和成功。

　　我们可以预言，在今后10-50年的时间内，以下三组关系的演变（1.中国、苏联、日本；2.大陆、台湾、香港；3.中国与南朝鲜、新加坡等环东太平洋边缘地带诸新兴发达国家）将决定东方的命运，并从而也将影响世界的命运。在这三组关系中，中国都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地位，主要是由于中国在东方所处的地理中枢位置，中国目前仍属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的潜在影响力和文化凝聚力；却并不是由于与中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力量。而与此同时，在中国附远却已经存在一个经济上极其强大的。日本，并且它的这种力量早已渗速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泛东方地区。因此，日本必定是中国在未来一个潜在的最重要对手。在未来的新世纪中，谁将成为泛东方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凝聚核心？究竟是中国，还是日本？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无法回答。问题的最终解答，将取决于中国今后十年在内外政策所又一次面临的深刻转变阶段中，能否以既务实而又富于远见的精神，制订正确的内外发展战略，从而克服面临的深刻危机，实现经济的真正起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