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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九) 作者:李安山 文章来源:中国日报 点击数:235 更新时间:2008-11-5 2:26:29


  地区国别史研究与综合研究

  所谓地区国别史研究主要指对某一地区或国家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包括他们的教育、社团、经济、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历史。综合研究则是指对华侨华人诸方面的研究。对地区国别史而言,对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史的研究特别突出。朱杰勤于1979年在暨南大学开设《东南亚华侨史》,他的讲义经整理加工后于199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篇幅不大,但时间跨度极大,从公元前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在书中明确指出,东南亚华侨史“应该是通史性质,而不是断代史和国别史性质”。这一观点为后来者进行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黄文鹰、陈曾唯、陈安尼著《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吧城华侨人口分析》(1981)是一部研究荷属东印度公司时期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华侨人口变迁的颇有份量的专著,书后附录的10种相关统计和资料尤为珍贵。

  从1980年代后期起,华侨华人研究专著开始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世界华侨史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华侨华人研究丛书”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华侨史丛书”最为突出。“世界华侨史研究”是由朱杰勤先生计划和领导的一个全国科研项目。诚如朱杰勤先生在“世界华侨史丛书总序”中所言,“世界华侨史的编写,最好取材于各国华侨史,触类旁通,才能事半功倍。由于已出版的各国华侨史种类不多,遂使编写世界华侨史的人难以搜集有关的参考资料。这恐怕是世界华侨通史至今尚未出现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目前还须加强各国华侨史的研究、编写和出版的工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世界华侨史丛书”由朱杰勤主编,已出版了《菲律宾华侨史》、《印尼华侨史》、《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美国华侨史》、《日本华侨史》、《澳大利亚华侨史》等,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华侨华人研究丛书”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田汝康担任编辑委员会顾问,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前所长担任主编。该丛书中以《东南亚华侨通史》(1993)最为突出。该书由吴凤斌主编,作者包括庄国土、林金枝、李国梁、蔡仁龙,均为长期研究东南亚和华侨问题的专家。全书分为三编。在第一编“古代的东南亚华侨(公元前3世纪-公元16世纪)”中,作者叙述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早期交往,分析了海商-流寓-定居的东南亚华侨移民模式,并论及东南亚各地及中国对早期的华侨的态度。第二篇“近代的东南亚华侨(17世纪-20世纪10年代)”涵盖的内容广,从殖民者的抵达到辛亥革命的发生。作者分析了华侨的职业与经济活动、契约华工与华侨人口结构、华侨的社会分层与融合、华侨移民组织与文化影响。第三篇“现代的东南亚华侨(20世纪10年代-40年代)”研究了当地华侨的人口结构、华侨与中国的关系、华侨社团、华侨教育及华文报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并对民国时期的侨务机构和侨务政策进行了阐述。全书长达70余万字,始于公元前3世纪,终于1940年代,是一部史料翔实的历史著作。

  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侨史丛书也引起学术界注意。前面提到的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即为丛书中的一部。另一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碧笙主编的《南洋华侨史》(1989)。该书分为三篇,从12世纪到20世纪中叶。由四人分工合作而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陈碧笙撰写的“绪论”对华侨的名称与含义、华侨出国的原因、华侨问题的实质及华侨历史的分期等问题提出了较为明确的看法,可以说是形成了一家之言。陈碧笙提出了三个十分重要的观点。第一,作者针对华侨问题的实质是“殖民问题”、“移民问题”和“国籍问题”等三种观点,提出了“华侨问题的实质是民族问题”这一观点。第二,华侨历史的分期应以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为主要依据。第三,华侨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12世纪初期-16世纪后期;16世纪后期-1840年;1840-1949年;1949至今。这些观点对后来的研究有一定影响。

  华侨华人地区国别史成果一览表

地区国别

作者

出版年份

出版社

备注

印度尼西亚华侨史

温广益、蔡仁龙、刘爱华、骆明卿

1985

海洋

编著

印尼华侨史

李学民、黄昆章

1987

广东高等教育

 

菲律宾华侨史

黄滋生、何思兵

1987

广东高等教育

 

南洋华侨史

陈碧笙

1989

江西人民

 

美国华侨史

杨国标、刘汉标、杨安尧

1989

广东高等教育

 

美洲华侨华人史

李春辉、杨生茂

1990

东方

主编

东南亚华侨史

朱杰勤

1990

高等教育

 

朝鲜华侨史

杨昭全、孙玉梅

1991

中国华侨

 

东南亚华侨通史

吴凤斌、庄国土、林金枝、郭梁、

蔡仁龙

1993

福建人民

吴凤斌主编

“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

温广益

2000

中山大学

主编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

林远辉、张应龙

1991

广东高等教育

 

日本华侨史

罗晃潮

1994

广东高等教育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

黄昆章

1998

广东高等教育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

张秋生

1998

外语教学与研究

 

风雨沧桑五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

黄昆章

2000

丹青

 

非洲华侨华人史

李安山

2000

中国华侨

 

欧洲华侨华人史

李明欢

2002

中国华侨

 

  李明欢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一个西方社会中的华人移民社团》(英文,1999)详细研究了荷兰华人社团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这是作者在荷兰读书时进行的研究项目。该书较充分地利用各种文献资料,采取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包括社会调查与口述历史),从理论上论证了华人移民身处“两个世界”的社会形态,阐述了华人移民为改变其不利地位而作出的各种努力。李安山的《非洲华侨华人史》(2000)较充分地使用了国内外可资利用的史料,研究了非洲地区华侨华人的来源、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活动及文化生活等方面,并对非洲华侨华人史的5个历史问题和华侨华人研究中的5个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南京先生认为“《非洲华侨华人史》是这个专题研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中国的学者曾出版过相当一批综合性研究著作。例如葛仁局的《炎黄子孙在海外》(1986)、杨万秀主编的《海外华侨华人概况》(1989)、张兴汉等主编的《华侨华人大观》(1990)、李原、陈大璋编著的《海外华人及其居住地概况》(1991)、方雄普、谢成佳著《华侨华人概况》(1993)。有的历史著作是对华侨华人史的概论,如巫乐华的《华侨史概要》(1996)。虽然这些著作多为概述、概况或概要,但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广,信息量大。这些作者对中国华侨华人的研究功不可没。

  关于海外的华文报刊,曾出版过三部著作:方积根、胡文英的《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1989)、杨力的《海外华文报业研究》(1991)和王士谷的论文集《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1998)。前两本虽因各种因素,内容上多有重复,但书后所附的各地华文报刊的统计表则十分有用。王士谷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3篇,分为三部分:历史与现状、报刊与报人、体会与思考,内容极广,从海外最早的华文报刊谈到现今的大陆新移民报刊和海外中文电子报刊,地区则涉及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报刊。附录“本书专有名词华文外文对照表”很有参考价值。

  另外,有的专著是对一个国家华侨华人历史与现实的综合研究,如陈昌福的《日本华侨研究》(1989)、李白茵的《越南华侨与华人》(1990)、周南京著、吴文焕编《菲律宾与华人》(1993)、黄露夏的《马来西亚的华人》(1999)和方雄普的《朱波散记——缅甸华人社会掠影》(2000)。有的著述是对华人社会某一方面的研究,如李明欢的《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1995)对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团历史渊源及当代华人社团的组建动因、组织形态、经济机制与社会功能进行了分析;方雄普、许振礼的《海外侨团寻踪》(1995)是对各地华侨社团的初步探索。谭天星、沈立新的《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志》(1998)注意到20世纪中叶以后华侨文化逐渐向华人文化转变、内涵更为丰富这一趋势。

  关于海外华文教育的学术论文数量颇多,这方面的专著也不少。举其要者,由张泉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华侨教育》(1991)、周聿娥的《东南亚华文教育》(1995)和朱慧玲的《当代日本华侨教育》(1996)。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华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写、由林蒲田主编的《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概论》(1995)从宏观的角度对海外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的起源与沿革、海外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国内华侨教育的回顾、新时期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台湾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及华侨捐资办学等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是对国内学者关于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有的著作是关于某个特殊的华人群体,如赵和曼的《广西籍华侨华人研究》(1996)和杨力、叶小敦著《东南亚的福建人》(1993)较全面地介绍了广西和福建两地华侨华人的情况;丘政权著《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1997)论述了客家源流及其与香港崇正总会的关系。周昭京著《潮州会馆史话》(1995年)收录了世界各地潮州会馆图片91幅和文献16件,为研究潮州帮和潮州会馆比较扎实的专著,颇有参考价值。冷东的《东南亚海外潮人研究》(1999)则是关于潮州人的最新研究。还有冯子平的《海外琼人风云录》(1993)以及《中山人在夏威夷》(1995)等。

  王国杰的著作《东干族形成发展史》(1997)的小标题为“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该书较详细地研究了东干人在清末早期为逃避清朝政府的追捕而在中亚地区落户的历史。全书分为9章,分别论述了东干人的起源分布、从1877年起到1980年代东干人发展的历史、东干族的文化及他们的习俗与礼仪。由于作者曾先后两次访问中亚地区考察东干人的乡村,与当地东干族居民进行了访谈与实地考察,加之对陕甘语和俄语能运用自如,这一著作可以说是填补了我国对东干人研究的空白。丁宏的《东干文化研究》(1999)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全面地分析了东干学、东干人的经济生活、东干语文及其文学、东干人的伊斯兰教及其风俗习惯等方面。作者也曾到中亚东干人地区进行过实地考察。这两部是我国目前仅有的关于定居国外的中国少数民族华人的专著。

  江浙一带先民曾远涉重洋,移民世界各地,开风气之先。近年来温州人、宁波人移民海外创业者甚众。国外学术界开始注意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如法国和意大利的学者对温州人的研究。[39] 国内学者也加强了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章志诚主编的《温州华侨史》(1996)和项光盈主编的《世纪之交看温州:解读温州模式与温州现象》(1998)分别对温州人移民和创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沈雨梧编著的《走向世界的宁波帮企业家》(1990)为海外宁波企业家的传记,收入49名著名企业家,记载了他们海外创业的艰辛过程。鲍杰主编的《论近代宁波帮》(1996)收录22篇论文,探讨了宁波帮的形成,但其在海外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1997年10月召开了“海外宁波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海外宁波人研究》(1998)标志着学术界对海外宁波人研究的重视。

上一页  [1] [2] [3] [4] [5] 下 王春光的著作《巴黎的温州人》(2000)是近年出版的一部海外华人的优秀个案研究。该书的小标题是“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巴黎的温州人达10万之众,这部著作力图解释巴黎的“温州现象”。作者为了解情况,与当地的温州人搭铺同睡,用观察和访谈等实证调查方法,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描述了温州人进入法国的三种方式(家底团聚、劳工输入和偷渡),分析了温州移民的就业模式三步曲(打黑工、做雇工、当老板)、社会层化及社会地位的三个衡量指标(来法国的时间、老板和在侨会中的地位)。作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对巴黎温州人家庭经营方式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们充分利用传统资源和当地资源,其经营方式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雇佣廉价劳动力、以家庭管理模式来降低管理成本和减少流通环节、以模仿手段紧跟市场变化。作者指出,巴黎温州人的生活方式已发生变化,由于社会内部的语言和教育水平不同,代沟开始形成;由于与外部世界的价值观不同,温州人开始形成一种“社会新类”。这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专著。

  在80年代华侨华人研究的起步阶段,曾出版了一批论文集。这些论文集从多次举行的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选出,又是蓄久而发,虽然所选论文有重复现象,但质量都比较高。较为重要的有三部:吴泽主编的《华侨史研究论集》(1984)、郑民、梁初鸿编的《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二集,1989)和陈碧笙主编的《华侨华人问题论文集》(1989)。《华侨华人史研究集》共收入论文68篇,分为两辑。与中国历史有较密切联系的论题为第一辑,与所在国历史有关系的论题为第二辑。洪丝丝在“华侨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代序”中认为要防止大国主义倾向、防止大华侨主义、避免盲目崇洋和避免过份迷古,这为后来的华侨史研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两辑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选取编的,是从三次全国侨史学术研讨会(1981年12月、1984年3月和1986年7月)及地方侨史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挑选出来的。《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93)集中国学者十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最高水平。

  老一代学者或是治近代史出身,博古通今,或是自己身为东南亚华侨,有语言和文化背景优势。近年来,他们将自己的论文文稿整理出版,如陈碧笙的《世界华侨华人简史》(1991)收入了作者本人多年从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成果,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朱杰勤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1984)中关于华侨历史方面的论文研究了华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19世纪加里曼丹华侨反抗英荷殖民者的斗争及19世纪的契约华工等问题。姚楠的《南天余墨》(1995)收入文稿23篇,其中关于20世纪华侨研究的概述和新加坡南洋学会早期情况的文章颇有份量,有的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有关,有的是对同仁友好的回忆,对了解近代中国特别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华侨华人研究情况颇有收益。

  周南京的《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1995)汇集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菲律宾历史、印度尼西亚问题和华人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超过半数的论文涉及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其中关于中国血统主义等方面的论文曾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李君哲的《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变迁》(1998)侧重论述了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经济状况及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梁英明的《融合与发展》(1999)对东南亚华人的经济发展、华文教育的现状及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就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关系及民族政策进行了探讨。吴文焕编的《菲华问题论辩——黄滋生教授论文选编》(1999)就菲律宾华人历史、现状及其同化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黄昆章的《从落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世界华人研究文集》(1999)对自己长期从事的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的发展变化及一些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丘立本的《从世界看华人——华人研究新探》(2000)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并对当前的热点问题和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进行了跟踪研究。蔡仁龙的《印尼华侨与华人概论》(2000)收入作者关于印尼华侨华人的论文14篇,内容涉及历史、国籍、认同、企业等问题。孔远志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2000)分为三个主题: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分别对当地社会及华侨华人的语言教育、宗教习俗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此外,各地方华侨历史学会和高校的研究机构也先后出版了各种论文集,如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史论文集》(1981-),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史研究论文集》(1986-)、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研究集》(内部出版)、由钟汉波、张应龙主编的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的《广东侨史论丛》(1999)、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历史论丛》(1984-)、上海华侨历史学会的《上海侨史论丛》(1987-)、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的《华侨史》(1982-)论丛等。

  近年来,各地所编的论文集有的为研讨会的内容,有的为一个专题。如1997年9月在广州举行“广州市华侨文化研讨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华侨华人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华侨华人文化的特征以及华侨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作用等综合性问题。1998年出版的《铸就尊严——“华侨与近现代史”获奖征文集》是浙江侨声报组织的“华侨与近现代史”征文,收录的征文共有66篇。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出版的研究专集《改革开放与福建华侨华人》(1999)收录论文和专访共40余篇,对改革开放与华侨华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湖北省归侨联合会编印的《湖北华侨史论丛》(无年代)收录了一些文章和回忆,记载了湖北(主要是天门)华侨在欧洲和东南亚的活动。 从1949-2000年的华侨华人研究来看,总体而言,中国学术界对“华侨”特别是“华人”的作用大致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华人是“爱国同胞”,与中国存在着各种缘分,他们是中国的宝贵财富,是国家建设的有力支持者(“五缘说”是代表之一)。“外籍华人与华侨虽有区别,但在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方面,同我国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40] 另一种认为华人与当地民族融合和自然同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华人成为所属国公民并忠诚所属国是自然现象,对中国的贡献和投资主要是依中国的环境而言(“自然同化论”是代表)。换言之,有的学者认为要尽可能地利用好华侨华人这一资源,甚至认为华人的投资理所当然,是以“缘”为基础的;有的学者则认为对华侨华人的作用可以加以发挥和利用,但不能想当然,要客观认识其作用。如何看待华侨华人在中国建设中的作用,如何在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情况下使其成为中国建设中的有利因素,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只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拿出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国家政策的制定才会更具科学性。

  从目前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来看,尽管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重复性研究较多,高水平研究较少;普及介绍偏多;重点研究较少;现象描述较多,理论概括较少;东南亚地区及美国研究较多,欧洲国家和落后地区研究较少;汉民族华侨华人研究较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较少。[41]

  在新的世纪里,华侨华人这一现象将会日益突出,华侨华人研究也将面临新的挑战。概括起来,这种挑战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好三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应该充分强调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不宜过分强调两者的关系。

  第二个悖论:应该充分强调世界华人的团结;不宜过分强调世界华人的团结。

  第三个悖论:应该充分强调华侨华人的寻根意识;不宜过分强调华侨华人的寻根意识,而应该强调他们的全球意识。

  我们知道,只所以会出现这些悖论,主要因为华侨华人研究与现实紧密相连。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才能称得上是“挑战”。

  第一个悖论牵涉到中国与华人所属国或华侨定居国的关系。“充分强调”意味着用各种形式联络双方的思想感情,维持和巩固双方的文化联系,发展双方的经济关系。这种“充分强调”难免引起华人所属国和华侨定居国的疑虑,这些国家担心感情、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会发展到政治上的联盟;因而出现了要求华人“政治效忠“的呼吁。华人往往因为这种宣传而受到所属国统治精英和主体民族的压力,有时导致华人在所属国的生存条件恶化。

  第二个悖论牵涉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与第一种悖论相同,“充分强调”意味着发展和利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感情、文化和经济联系,从各方面加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同样,这种努力会引起一些国家的恐惧,也会引起敌对势力(或潜在的敌对势力)有意识的渲染和夸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这种倾向会日益严重。我们注意到,大肆渲染“大中华经济圈”或“华夏共同体”的正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日本人和美国人。

  第三个悖论关系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华侨华人本身。从时间上看,全球意识是面向未来,而寻根意识是面向过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才、资金和财富的流动往往不以国籍为牵动力,利润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促使华人不断地再移民。有学者认为,在新的环球化华人特质中,中国作为祖先的家乡、地缘政治体和文化构筑,已不再是海外华人所面向的中心。“环球华人”不强调自己扎根于当地的或国家环境。他们是世界网民,而不是某国的公民。[42] 这种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的确是对传统认同观念的反叛。

  中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世界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有极其重要的示范效应。王赓武先生在第四届世界海外华人学术研讨会上关于新移民的主题发言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应以积极和务实的态度面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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