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领驾驶证到什么地方:红楼人名·甄费（士隐）二解：无道则隐

红楼人名·甄费（士隐）二解：无道则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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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一回说甄士隐，名费。其名字出典于《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郑玄注云：“言可隐之节也。费犹佹也。道不费则仕”。《中庸》原文这句话的上一句是“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郑玄之注，即承此句之意。唐孔颖达疏云：“言君子之人，遭值乱世，道德违费则隐而不仕；若道之不费，则当仕也”。毫无疑问，甄士隐名字寓意，有取于此。太平闲人更把甄费之“费”解释为“废”，又引导读者往《论语》：“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曹雪芹“蓬牖茅椽，绳床瓦灶”，而襟怀洒落；甄士隐看破红尘，遁世无悔，与贾雨村之流侥幸行险，苟且富贵，自有天渊之别。《红楼梦》开宗明义，无非伤时；贯穿始终，亦是骂世。可谓昭彰显著。至于什么“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歌功颂德，眷眷无穷”，不过是定哀微词，有谁买账。

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小说、电视剧中塑造的开明君主的形象，多为满清皇帝。平心而论，道光以前的满清帝王，也多有雄才大略，《红楼梦》产生时的乾隆帝，更是好甚了得。但这些人从来没有放弃“首崇满洲”的政策，从来没有放弃对汉族人民的防范和镇压。他们的雄才大略，只不过保证汉族人民久沦邪秽而已。满洲入关前后的屠城、掳掠、圈地、剃发，更衣冠，逃人法、满洲债……种种暴政虐行，有良知的汉族人不应忘记；满洲乾隆盛世时血腥的文字狱，也应永远铭刻在心。

在今天某些历史学家笔下，乾隆朝是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但曹雪芹仍然视之为“道德违费”的“乱世”，不与满清统治者合作，这主要是出于民族情感。生活在今天民族平等，团结和睦的中华大家庭的各族人民人民，可能无法体验“首崇满洲”政策下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华阴王氏宗祠记》：“昔《春秋》之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而秉礼之邦，守道之士，不绝于书，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几乎息之秋也。”岭南遗民表率屈大均《道援堂集·澹足公阡表》记其父屈宜之语云：“昔之时，不仕无义，今之时，龙荒之首，神夏之亡，有甚于《春秋》之世者。仕则无义，洁其身，所以存大伦也。汝其勉之。”其《广东新语》卷十二记《僧祖心诗》有云：“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红楼梦》一书，以传奇为《春秋》，无限沉痛，血透纸背，无非是宣扬民族大义，无非是呼唤汉族政权的重建。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儒教文化也有其兼容性。与此有关，我国历史上缺乏狭义的种族意识。这是好事，也有弊端。即使对今天的世界，种族主义也是万恶之源，但我们古代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却大都能和平共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类都没有实现大同，国家、民族之间，有时会发生矛盾、冲突。由于汉族人种族意识淡薄，往往缺乏对外部侵略的警惕和对民族危机的关心，在剧烈的民族冲突中，有时缺乏舍生取义的精神，容易充当被征服者的角色，动辄“吾其左衽矣”，“吾其辫发矣”。于是，五胡云扰之后有辽、金，辽、金之后有蒙元，蒙元之后有满清。《红楼梦》是“原始要终”之书，作者以及当时汉族人民最应该反思忏悔的，就是为什么泱泱中国，会被蕞尔满洲以急行军的速度征服？为什么满洲统治中国，已过百年，仍如日中天？

本世纪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也是由于他们了解（或自以为了解）中国这方面的“国民性”，想重做满洲之梦。甚至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之后，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还于1937年8月5日发表这样的高论：“尽管支那出现了举国的抗日热潮，但决不能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些支那人。在支那，只有‘社会’而无‘同胞’可言，假若有一亿支那人，那么至少可以说其中的八千万是丝毫不具备国家观念的苦力……”。中国毕竟有了宋明末世的惨痛历史教训，这次日本侵略者打错了算盘。但即使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我们的国家民族观念仍有待加强。

 董仲舒云：“善言古者必有征于今”。偶尔读到原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先生的《我看韩国》一书，韩国由于历史上曾受日本的侵略，至今不准用日语作广告，不准映日本电影，不买日本货。而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腾飞，与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意识是分不开的，对拒不认罪的日本政府，对那些还在美化侵略战争，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右翼势力，也是一种有力的回击和警告。冯先生在书中还写到他访问韩国的一段奇遇。那就是见到了明朝遗民的后裔，至今还在奉明朝永历正朔，甚至戴明朝网巾的冯氏本家！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曾对通晓《五经》，关注汉南的真真国女儿表示赞美，说她“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与韩国人相比，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某些红学家，也应感到惭愧。当我们的“人民公仆”坐着日本产高级汽车，碾压过几十年前侵略者活埋中国同胞的万人坑时，他们是否感到过不安？当我们听到有良知的日本人（如东史郎的辩护律师）批评中国人对日本侵略军的罪恶讲得太少的时候，我们又是什么感觉？

以红学泰斗自期的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第三章《籍贯出身》，说清朝开国百年之后的曹雪芹，已是“百分之百的满洲旗人”，“亡国”、“思明”的说法，放到他身上，“令人感觉滑稽”。他又在《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上发表的“获奖论文”《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中重申这个观点。周老先生认为，如果说曹雪芹是明遗民，那么他“应生于明亡前至少一二十年才对行。如此，他必须至少是个寿逾一百三十岁而尚未停笔的‘作家’才对。只这一点，就使索隐派失去了基本的理据”。

也许周老先生会大呼“见鬼”，就是在今天，在南韩，仍有“明义会”、“明遗民”。据 1990年8月12《人民日报》第7版张未驰《“大明遗民”故国情》：“现在，这支‘遗民’共有2800人”。孽臣孤子，灯灯相传；沧海成田，犹衔木石；神州春回，尚余鹃血。他们的丹心碧诚，岂周氏“滑稽”二字了得！

唐代以前，郑学独尊。《三礼》之书，除郑玄外，更无一人敢于问津。孔颖达、贾公彦注疏，不过发挥郑说，未有新解。如果《中庸》中“君子之道，费而隐”只有郑玄一种解释，那么《红楼梦》作者，单凭“姓甄，名费，字士隐”这寥寥数语，即可判个诽谤之罪，大逆不赦。妙的是后来宋儒作了与郑玄完全不同的解释。而且由于程、朱把《中庸》从《礼记》中取出单行，注解者更多。又由于程颢把“君子之道，费而隐”一章称之为“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这段文字更受学者们重视。可谓异说纷呈，连篇累牍。但也异中有同。譬如宋儒几乎都土苴汉唐，无一人赞同郑玄之说。朱熹《四书或问》卷四罗列各家之说，权衡辩驳，曰：“诸家皆以夫妇之能知能行者为道之费，圣人之所不能而天地有憾者为道之隐，其于文义协矣”。但他又对程门弟子游酢发挥此说，以良知良能为道之费，以不可知、不可能、“七圣皆迷”者为道之隐之说，提出批评，斥之为“庄生邪遁荒唐之说”。朱子《四书章句·中庸章句》的解释非常简明：“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清代汉学复兴，郑玄被奉为宗主。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三第一则《经注平易》即援汉唐古注，以“世道费，则君子隐去”解“君子之道，费而隐”，并赞美“古注最平易”，其潜台词就是宋儒之说太穿凿。乾隆《钦定礼记日疏》卷六十六疏《中庸》，录郑康成注、孔颖达疏，于宋儒，惟取朱子章句，不过十个字。三者并存，虽按而不断，而孰重孰轻，已十分了然。

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说曹雪芹“祖《大学》而宗《中庸》”。其宗《中庸》于郑、朱二人，亦兼收并蓄。当作者按郑玄的意思为甄士隐命名时，表示了他对满清统治的批判态度，寄寓了心中无限隐痛，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表现了他改变现实、恢复中华的强烈愿望。当作者按朱子的意思为甄士隐命名时，则主要是从创作方法和题材选择上体现出来。为了进一步说明这方面的影响，还是把《中庸》第十二章完整的写出来吧：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朱子在《四书或问》中释此章，有云：“道之体用上下昭著，而无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妇，极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极其远大而言之也。盖夫妇之际，隐微之间，尤可见道不可离处。知其造端乎此，则其所以戒谨恐惧之，实无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诗》首《关雎》而戒淫佚，《书》记厘降，《礼》谨《大昏》，皆此意也”。《大学》八事，“齐家”为人道之要；夫妇之际，又齐家之要。

  人类的历史，是男人和女人的历史。《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卦序》又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男女情爱，是人类生存繁殖的惟一途径，开辟鸿濛，孰非情种？人之大欲在是，礼之大防在是。儒家哲学、伦理学乃至政治学的出发点，亦在是。《毛诗》传《关雎》云：“夫妇有别，则夫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十二回，他调停潇湘妃子与枕霞旧友的矛盾，“落了两处的贬谤”，慨叹“如今不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切协，将来犹欲何为”。有人说《红楼梦》是“爱情掩盖政治”，孰不知对于儒家来说，男女夫妇之道本身，就是政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王化之基，纲纪之首。而不是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博士所说，是“细枝末节”。它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密切相关。弗雷伊德的泛性论，如果除去其令人窒息的解剖间气味，不过老生常谈而已。《红楼梦》所谓“大旨言情”，实质上是从谈情出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阐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广大隐微，无所不包。孙桐生《妙复轩评石头记叙》：“就其浅，可以化愚蒙；而极其深，可以困贤智”。即使今天，也同样有这种情况。很多仅有小学水平的打工仔、打工妹读《红楼梦》，津津有味，如痴如醉。而有的大学文学专业高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读《红楼梦》，却苦于不得其解，废书而叹。

男女关系的状况，从小的方面，可以看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从大的方面，可以看一个民族的进化程度，可以看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可以验国家的治乱盛衰。古人读《关雎》，《葛覃》，而知周之兴，读《桑间》、《濮上》而知郑之亡。在今天看来，未免小题大做，但在古代，却是顺理成章。

在《红楼梦》产生时代仍被列为科举考试教科书的胡安国《春秋传》，于开卷解释著《春秋》，之所以托始于隐公，竟是由于隐公元年秋七月，周平王下赗鲁惠公之宠妾仲子：“夫妇，人伦之本，朝廷风化之原。平王……赗人之妾，是拔本塞源，自灭之也。《春秋》于此，盖有不得已焉耳。其托始于隐公也，不亦深切著明也哉”。《红楼梦》中写“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自亦有其寓意。

五四以后，人们把儒家的男女之妨说成是封建礼教，斥之为腐朽反动，恨不得将它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在中国古代，却是华夏优越、区分于“夷狄”的重要标识。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朝，文化上要落后一些。尤其在婚姻制度方面，与汉族的差异很大。古代汉族知识分子以己律师人，多有歧视之语。宋遗民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说蒙古“素无礼法，绝非人类”，“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礼节服色，一体无别”。《明实录》吴元年冬十月，朱元璋北伐檄文中说“元之臣子，不尊祖训，废坏纲常……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满洲入关前后，虽然开始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在婚姻制度方面，还保存了一些满族传统，甚至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和陋习，与汉族传统道德相悖。如天聪九年，蒙古察哈尔林丹汉的妻妾先后归顺皇太极，皇太极纳其多罗大福晋（嫡妻）囊囊太后，其叔弟济尔哈朗纳苏泰太后，其弟阿巴泰纳俄尔哲依苏太后，其长子豪格纳伯奇太后。林丹汉的妻妾，在皇太极父兄子侄那里，找到了归宿，皆大欢喜。顺治初年，多尔衮专权，逼陷其侄豪格致死，“遂纳其妃”。及多尔衮死，顺治声明其罪，兄弟叔侄，又把多尔衮的妻妾给瓜分了。《红楼梦》中写贾珍、贾蓉、贾琏等之于尤氏姐妹，自有范本。第六十九回，写贾琏“素昔见贾赦妻姬妾丫头众多，贾琏每怀不轨之心，只未敢下手”，太平闲人批云：“便是杀牲口之说”。明斥此等事为禽兽所为。而好色的贾赦竟能体恤下情，把功底尚好的秋桐，剪与能干的儿子。《红楼梦》之揭满清之腥秽，也主要是从“情”的方面。焦大之骂，颇类明太祖之檄文；对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等人，也是实录。 

男女情爱，是人类永远敏感的但又永远说不清的一个领域。人之大欲在是，从这个角度说，开辟鸿濛，孰非情种。人之大惑在是，从这个角度说，开辟鸿濛，孰为情种。《韩诗外传》中有一段孔子答子夏问《关雎》的话，颇能展现圣人风怀：“《关雎》其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悉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孔子这段话，有浓郁的抒情色彩，真有点像柏拉图所说的“迷狂”。游酢以“七圣皆迷”形容《中庸》之“隐”，朱子以为“荒唐”，但在爱欲这个问题上，其实很少例外。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不像美国总统克林顿所说，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这可近取其譬：据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回忆，周总理曾告诫他，“要清醒，不要犯生活错误，毁了自己”，其言太沉重。而曾“关心”过红学研究的原中共北京市市长陈锡同，与其子陈小同重蹈贾珍、贾蓉父子覆辙，身败名裂，且有损于党风国格，教训惨重。

《红楼梦》的“隐”，并不全由于思想的广大隐微，也有作者为防备文字狱而使用的大量障眼法。所谓诡词、微词、巽词、遁词，所谓似谶、似偈，似符、似簶。《红楼梦》为演缺陷之书，“神有短，圣有亏，谁能足愿；地难填，天难补，造化如斯”。现实的局限和矛盾，也造成智慧的痛苦。古人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例。《红楼梦》作者于一一六回明确敬告读者：“过去未来,莫谓智贤能打破；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无论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还是对于家庭、个人的命运，曹雪芹可能和孔老夫子一样，“盖难言之也”。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又绝对不是为了隐藏什么，为写谜而写谜。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所谓“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他是那么的渇望知己，那么的渴望有人了解他心中的无限沉痛，万难心事。

宋倪天隠述其师胡瑗之说的《周易口义》卷一，释《乾》之初九“潜龙勿用”，对我们了解“甄士隐”名字取义，也会有所启发：

盖后世之人多以潜隐为徳，或隐于岩野，或遯于林泉，罔徳义以沽名，傲衣冠以耀志，故有终身不见用于世而乱人伦者也。且疏又引舜耕歴山，汉祖为泗水亭长，是岂终潜哉。盖养成其徳耳，然圣贤其无隠乎？曰已道未着，已行未成，必学问之以养成圣徳，然后施为于天下耳，甘终身于山林川泽哉？然或上下为戾，亦有可隠之时，故《中庸》曰：“君子之道，费而隐。”虽然，岂隠遁哉？隠其身不隠其道，所以然者，不以一己之私忘天下之公。故孔子皇皇于衰周，孟轲汲汲于战国，皆谓有圣人之徳，身未显而其道不自穷也。《乾》六爻皆圣人象也，若之何有圣人之资而潜隠自居乎？《文言》曰：“潜之为言也，隠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圣人之戒勿用潜隠为徳，可谓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