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蹉跎岁月》:梁中堂：“四人帮”与计划生育

就连今天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历史上都曾被当作唯生产力论、经济挂帅和修正主义等被反复批判。但是，在计划生育问题上，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被提出来以后，在党内取得高度的统一，从来都没有遇到党内哪个派别的批评。一华国锋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说：“1971年到1978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四川省由29‰降到6.1‰，上海市由7‰降到5.1‰，他们的经验应该在全国推广。”从1967年“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后，上海市就牢牢地掌握在“四人帮”的手里，上海计划生育的好成绩，是和“四人帮”的领导分不开的。

 梁中堂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有关部门说因为“四人帮”曾经破坏计划生育工作，所以使得我国人口在一段时期内盲目增长。比如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吴桂贤1977年1月20日签署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給华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就说：

我们要……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在婚姻、生育领域腐蚀青年，干扰、破坏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罪行；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孔孟散布的封、资、修谬论，肃清其流毒。

因为华国锋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国家大政方针仍然“照过去方针办”，文中的孔孟是在“批林批孔”背景下的话指孔子孟子。“四人帮”和孔孟等反动、腐朽的势力一定都是反对计划生育的。一直到第二年6月，经过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和五届人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取代吴桂贤担任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之后，在召开的第一次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上，陈慕华还在讲话中说，“四人帮”干扰计划生育工作。反映这次会议基本精神的人民日报社论《书记挂帅，全党动手，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中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同其它工作一样，计划生育工作也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在婚姻、生育问题上煽动无政府主义，胡说什么“计划生育是婆婆妈妈的小事”，攻击党委抓计划生育是“忘纲忘线”、“不务正业”，诬蔑提倡“晚、稀、少”是“管、卡、压”，胡说“用电影宣传计划生育欠妥”，反对公开作教育，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对这种种谬论虽然作了批判，但其流毒还在，必须继续深入揭批，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分清路线是非，进一步调动搞好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不仅在当时很自然地接受这个观点，而且因为先入为主的思维作用，对于这一点也深信不疑。只是近些年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史，发现一个很奇特的问题，那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中，我们党的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有过反复，特别是主流的思想认识在过去一些年里都曾出现过“肯定－否定－肯定”或“否定－肯定－否定”的现象，就连我们今天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历史上都曾被当作经验主义、唯生产力论、经济挂帅、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等等被反复批判。但是，在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问题上，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被提出来以后，在党内取得高度的统一，从来都没有遇到党内哪个派别的批评。吴桂贤和陈慕华都说“四人帮”干扰或破坏计划生育工作。但是，除了吴桂贤主持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上有一句似是而非的江青所说的“用电影宣传计划生育欠妥”以外，没有见到任何足以说明“四人帮”干扰、破坏和反对计划生育的证据来。说江青的这句话似是而非，首先是没有具体交代揭发人是谁，这句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说出来的。因为没有人证物证，是否有这件事情都是个问题。其次，即使有这句话，它是针对什么事情说的？只有弄清楚具体发生的事件，才可以弄清楚这句话的本来含义。第三，如果按照这句话笼统地来理解，即使不同意用电影宣传计划生育也不等于就是要反对计划生育。与那个特殊年代这一类抽象、含糊的否定相反，许多历史资料反而清楚地说明“四人帮”重视和积极领导计划生育工作，甚至有的还表明在“四人帮”领导下计划生育工作创造出好的成绩、好的经验，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有不少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譬如，1979年6月，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说：

1971年到1978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四川省由29‰降到6.1‰，上海市由7‰降到5.1‰，他们的经验应该在全国推广。

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都知道，由于“十月怀胎”，一个地区的出生率高低，那绝不是一、二年的工作可以显示出来的。上海市的计划生育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和早些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所以，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要求全国学习上海市的经验。而上海市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一直控制在“四人帮”手里。特别是从1967年“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后，上海市就牢牢地掌握在“四人帮”的手里。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到华国锋这次讲话引用到1978年的数据，才2年的时间。所以，上海市在这个时间段上的计划生育好成绩，也是和“四人帮”的领导分不开的。

不仅透过华国锋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那几个数据所反映的问题，还有不少的具体证据证明“四人帮”的确重视计划生育工作。我手头有一份计划生育部门下发的题为《中央负责同志在七五年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关于计划生育的插话（据记录整理）》的材料，记录了1975年1月22日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和新当选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的两段话。从文字的安排推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是马天水先做了关计划生育的发言引起王洪文和华国锋的插话。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和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被张春桥提携结合进了上海市“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九大的时候当选为中央委员。文革期间的地方党委设立书记处，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常委。文革时期上海市主要领导的情况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市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姚文元，市委第三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因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3人长期在中央工作，上海市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实际上，因为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分管上海市的工业工作，与那3个人比较，有实际领导和管理经验，所以，上海市的具体工作主要都是由他来做的。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可能依仗着文革以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和马天水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旧关系，1975年6月在上海时曾经与马天水有一次谈话，可能是想策反马天水。马天水离开邓小平以后，立即向王洪文、姚文元做了汇报，实际是揭发邓小平。可见“四人帮”内部的密切关系和对上海市控制的严密程度。

“9.13”事件以后，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作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积极加以培养。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王洪文就被上调到中央负责党章起草工作。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王洪文当选为紧跟周恩来之后的党中央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以前，虽然已经出现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失望和对“四人帮”的批评，但是，因为毛泽东长期离开北京在南方养病和周恩来因病住院治疗，就形成了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政治格局。当然，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要还是毛泽东有培养接班人的打算。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1975年11月15日给邓小平一个报告的批示，王洪文在该年7月到外地，经毛泽东同意，才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所以，计划生育部门整理的这份材料说“中央负责同志”，这是当时背景下党内对王洪文的特殊称谓。按照身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的安排，1月13至17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周恩来继续当选为国务院总理，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因病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仅仅念了一个开头，接下来的许多活动就不能参加了。鉴于当时中央领导的具体情况，人大会议仅仅是走个程序，向世人宣示已经10年没有履行工作的全国人大会议终于召开了，会议的使命就算完成了。所以，本该在人大会议上审议的1975年经济计划改为会议后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的方式。因为计划工作是当时体制下十分重要的问题，按照当时的情况推测，1月22日全国计划座谈会召开的时候，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以上领导、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都应该参加会议。地方上的领导，根据上海市马天水参加会议来判断，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也都该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查阅《邓小平年鉴》也未能确定邓小平是否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按说，周恩来住院期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实际征求大家对国务院已经通过的1975年全国计划草案的意见，按理该是邓小平主持会议。另外，我们也不清楚王洪文、华国锋和马天水以外的其他人是否也就计划生育工作主动发言或者讲了话。但是，仅仅就计划生育部门整理出来的这份记录来看，在当时计划生育还未能成为基本国策和各类会议对计划生育还没有普遍重视的情况下，王洪文和马天水的这个发言和讲话，充分表明了“四人帮”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视程度高于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高于其他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

计划生育部门的这份《中央负责同志在七五年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关于计划生育的插话（据记录整理）》说，当马天水在计划会议上谈到毛主席对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一方面要把生产搞上去，另一方面要对人口加以控制，人口增值率要下去。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插话说：

各省同志要抓一下，人口再增加不得了。第一把手要亲自抓。有一位常委要经常抓。只要政策落实，是能降下来的。河北的经验可证明。但方法要注意，主要是政治上教育，关键是做好思想工作。

回去要认真抓一下，经常有一位常委分工抓，或一位书记也可以。

人口控制，尤其在大城市，如果降到千分之五或者六，上山下乡就用不着做那么多的工作了。

同一份记录稿上紧接着是华国锋的一段话。华国锋在1973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刚刚闭幕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因为华国锋并不负责中共中央方面的日常工作，所以，这份材料上说的“中央负责同志”显然不是指华国锋。华国锋1973年由湖南省委书记任上调北京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因为文革期间人大工作瘫痪，许多老的副总理在文革中纷纷被打倒，新上来接替那些副总理的人都以业务组成员的名义进行工作。所以，文革期间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1973年7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兼任组长。虽说四届人大已经开过，但因人大后的副总理都没有具体分工，这时的华国锋还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这样，华国锋在座谈会上谈计划生育工作，相当于本部门说本部门的话。我们不敢肯定华国锋有关计划生育的话是否是接着王洪文的插话才说的。如果是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作了上面那几段发言后，在场的华国锋才接着讲了这几句话，那就说明即使是身兼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华国锋在那时也不具备“四人帮”的计划生育自觉。华国锋说：

这件事关系到民族健康，有利于教育和生产，河北南宫经验很说明问题。要搞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我国农村人口比例大，这个工作也主要在农村。但做起来任务艰巨，我们也要像医疗卫生一样，把计划生育的重点也放在农村。

不仅有上面王洪文和马天水的发言，而且同一时期上海市创造出不少好的做法被中央肯定成为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基本制度。就在王洪文和马天水发言前20多天即197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的32号文件表扬和肯定了上海市的一些基本经验。1978年6月26日，新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其履任新职的第一次讲话中说：“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又亲自圈阅发了中共中央32号文件，计划生育工作冲破了‘四人帮’的干扰，蓬勃发展……”陈慕华的这句话显然是不符合基本事实的。因为，这份经毛泽东圈阅的32号文件明明是向全国介绍和推广上海市的基本经验的。32号文件的第一段话就告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现将上海市《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及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该通知还说：“上海等先进地区的经验说明，搞好计划生育，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经常抓，抓得紧。”说明该文件是肯定和推广上海市的经验。

汇集王洪文的这次讲话和1974年32号文件转发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上海市至少有这样几点做法被计划生育部门很快接受并推广至全国了。

第二，1974年上海市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要求各级党委把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积极抓好。”陈慕华在1978年的报告中要求：“县以上党委每年要讨论四次，县和县以下党委更要常议常抓。”

第三，上海市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各级党组织普遍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健全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从公社到生产队，从街道到里弄，从工厂到车间、班组，基本上做到层层有人抓，块块有人管，从组织上保证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陈慕华的报告中要求：“县以上革命委员会要建立和健全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精干得力的工作班子，人员列入行政编制。……农村公社、城市街道和大的厂矿、企事业单位，要设一名计划生育专职人员。”

第四，上海市的报告中说：“许多区、县、街道和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生育规划‘半年一修订，每月一检查’的制度……”根据陈慕华这次会议精神所写的人民日报社论《书记挂帅，全党动手，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中则说：“各级党委要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一年讨论几次，大抓几次，常抓不懈。”

至于上海市报告中所列举的具体做法，“发动计划生育工作的骨干，根据群众需要，挨户送避孕药具上门，把工作做到家……”实际是要求基层计划生育管理员具体掌握每个未批准生育指标的、有条件生育的育龄妇女（即有配偶的育龄妇女）的具体避孕方式和经期变化，则更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惯常做法。1974年上海市給中央报告中列举的做法应该是上海已经做到的，1978年陈慕华給中央的报告要求全党全国应该做的至少是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在那时还未曾做到的。现在，上海市的那几点做法已经是我国现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制度。这段被尘封的历史究竟说明什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哲人言，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我们先把被历史蒙上的灰尘掸去，让世人看到其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