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军的简历:为什么婴儿都是最好的语言学家——为沉默所困扰

　　为什么婴儿都是最好的语言学家——为沉默所困扰

　　你本来就应该会说话，这没有任何理由。几乎一出生，你就开始练习说话;上学之前，你基本上已经学会自由表达了。但这并不能解释你为什么能说话。说话能力是人类掌握的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它也是一种最复杂的能力。实际上，当你观察语言的各个方面时，你会发现语言太复杂了，就不应该存在。

　　请考虑以下数字：我们出生时一点也不会说话，对什么是语言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更不用说怎样理解语言和使用语言了。当我们长到18个月大时，我们已经掌握了50个核心词汇，可以理解大约100个词汇。三岁时，我们已经掌握了1000个词汇，可以造出比较复杂的句子。六岁时，我们的词汇量已经猛增到6000个，这意味着我们从出生开始算起，平均每天掌握三个新单词。良好的口语表达需要大约5万个词汇，这一数目还只是包括了字典上认可的规范表达。至少大约还有5万个成语或固定表达，例如，一天天、经验丰富、周末、对抗、处境危险、捆扎、全力以赴、吵翻天等。学习第二或第三外语的孩子，既要收集、储存两倍或三倍的信息，还要防止语言信息混杂到一起，这些孩子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不管我们掌握了几种语言，我们都会用类似外科手术的方法来处理这些语言。我们都是从积累名词、动词以及方位词开始的;然后我们开始学习概括词;我们能够感觉同义词的细微差别，尽管我们不能准确地表达这些差别。另外，语言不是萨满巫师独有的天赋，也不是爱因斯坦拨开宇宙面纱的能力——这一能力使他永远高高在上。语言能力是所有人类技能中最民主分配的能力。

　　语言习得在它的复杂性方面是与众不同的。当你把一件极其精美事物的完成过程看成一个整体时，它总是一个混乱的过程。只有当你把这一过程分解为数个小节，它才有意义。摩天大楼对于大多数想彻底了解它的人来说都太大，太复杂。单从它的体积上来说，摩天大楼就超出了我们这些身体微小的人的能力范围，但是新的摩天大楼还是每天都在建。

　　为了真正体会摩天大楼建设的每一细小进程，我们需要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解构摩天大楼，颠倒工程进程，倒退到它的支架开始锻造、它的砖头开始烧制、奠基挖的第一锹土。

　　同样，大规模进攻日成为目前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军事活动，这一荣誉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这一空前绝后的最大规模的陆海空行动共动用5000艘军舰、3万辆车，运输登陆作战士兵19.5万人、伞兵1.3万人，出动飞机1.4万架次，投了1.3万吨炸弹，甚至还运载了3489吨肥皂，因为当时预计要长时间驻扎在欧洲大陆。现在的军事家只有反复研究、慢慢追溯它的计划制定、物资供给、士兵招募甚至铆钉制造才能完全理解它的规模。

　　语言技能也是同样道理：我们必须解构语言习得的过程才能理解语言习得。我们误认为语言技能的习得是默默发生的，所以由此断定咿呀学语的婴儿的大脑才刚刚唤醒这种能力。我们对天赋形成的方式了解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欣赏其他伟大事物的所有琐碎环节。我们探究得越多，就越能理解宇宙的复杂性的意义。

　　要理解人类语言现象，最好的地方莫过于行为和分子神经系统科学中心的爱普勒·本纳西科实验室，这所实验室坐落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地区的拉特杰斯大学。在这所实验室里，每天都有许多聪明忙碌的人员在工作，而这里最敏捷的头脑当属于那些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的人。

　　以刚刚一岁的杰克为例，当他的母亲抱着他坐在一间隔音室里时，临床心理学家中心主任本纳西科会量一下他的头的大小。杰克的头的大小，本纳西科量过，但每次见到杰克她还是要再量一下，目的是跟踪记录与他头骨同步迅速长大的大脑。之后，她会和她的助手给孩子带上一个柔软的网状帽子。这顶帽子装有64个电极，每一个电极都被导液浸湿以确保它和头皮紧密接触。然后，他们一根一根地将导线连接到一根白色的粗缆线上，而这根缆线与电脑相连。与此同时，旁边的电视正消声放映动漫片，但动漫片不会吸引杰克很长时间。

　　所有的连接都接好之后，杰克和妈妈会单独安静地待在隔音室里，甚至电视那听不见的嗞嗞声也被电磁抵消得寂静无声了。在旁边的屋子，本纳西科的助手会打开开关，一个电脑生成的声音会传送到隔音室。这个声音只发三个音节，其中两个音节——“哒”(da)和“嗒”(ta)会间隔不同时间随意重复，之后加上第三个稍有不同的音节“沓”(ta)，发音稍平一些就像西班牙语里发音规范的“ta”。在大人听来，声音来得太快，而且太相近，几乎辨别不开，但杰克不是大人，他只是一个13个月大的婴儿，他那长在更复杂的大脑上的耳朵更敏锐。

　　在看电视的同时听音节，他的听觉中心需要快速运转以收集和分类信息。大脑在默默地、隐蔽地完成这项工作，但尽管如此，电极还是探测到它的活动，感知到所谓诱发反应潜力(ERP)的变化。电波显示大脑的语言和听觉中心不仅听到了音节，而且分辨出了音节的细微差异。成人的“da-ta-ta”测验的ERP读出是单调的无法辨清的模糊形状，而杰克的ERP读出却清晰准确。

　　本纳西科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幕真是太伟大了。要听出相近发音的不同意味着你必须能够区分只持续35毫秒或更短时间的音节的不同。13个月大的婴儿做得很好，他们能够分辨任何语言的语音，而这项能力成人早就丧失了。”

　　婴儿的这项天赋源于他的大脑结构。新生儿的大脑看起来与成人的一样褶皱，一样分为两半，只是小了许多——只有橘子那么大。但是尽管大脑大小不一样，但成人大脑和婴儿大脑都大约容纳一亿个神经细胞，这一数量基本保持不变。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将这些细胞串在一起的连接方面，婴儿有绝对的优势。婴儿大脑的任何一个独立细胞都与多达1.5万个其他细胞相连，而这1.5万个细胞就有1.5万个不同的分支。这样，在整个婴儿大脑里就有多达10万亿个蜂窝连接。成人大脑里的每一个神经元的连接只有婴儿的三分之二，即1万个。

　　婴儿的大脑是在出生后才长得如此精妙。1979年，芝加哥大学的儿科教授彼得·亨特拉挈开展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他利用电子显微技术计数死亡孩子——这些孩子虽意外死亡但其大脑完好无损——大脑各部分的神经细胞数。总体上来说，婴儿的大脑在出生后继续发育，但大脑某部分的发育程度取决于人们对该部分的研究。可视皮层的神经细胞的突触会持续增加到孩子一周岁时。负责高级认知活动的大脑额叶部会一直发育到孩子九岁时。负责处理语言和听力信息的颞叶会一直发育到孩子三岁——恰恰是孩子语言刚刚开始流利的年龄。世界上现有语言的种类难以统计，因为语言跟动物种类一样突然出现又随时消失。总体上来说，现在世界上有6800种不同种类的语言在使用。仅法国就有75种语言在使用，有的语言土生土长，有的则是移植而入。小小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有惊人的820种语言被使用。全球使用的语言中包含了大约600个单独的辅音和200个元音。每一门语言平均都有大约40个独立音素。既然在出生前你不知道自己要学习哪种语言，自然就无法得知你需要哪40种音素，也就是说你要掌握所有的音素。这就是语言研究开始之前所遇到的众多困难之一。不管你在哪里学的化学或数学或生物，其基本原理到任何其他地方都适用。相比之下，语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它完全取决于你的出生地点。

　　婴儿大脑适应任何语言的能力以及它迅速聚焦一种或几种语言的速度历来都是众多语言研究人员试图理解语言的敲门砖之一。研究人员发现，早期的许多语言培训与选择性听力有关。西方人经常取笑许多亚洲人，因为他们不能区分r音和l音。西方人认为这两个音素相差甚远，不可能发生混淆。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听力确实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是与生俱来的。

　　中国台湾的一位研究生林荷花，就读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大脑科学所。他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一边让日本和美国志愿者听磁带上的“r”音和“l”音，一边对他们的大脑进行x光扫描。扫描获得的图像即便外行人也能一眼就看出不同。美国人对这两个音都很敏感，他的大脑图像就在相应位置出现了神经细胞簇，代表这两个音都在它们的确切位置上被听出和分辨出。相比之下，日本人的大脑扫描图像里神经细胞分布比较分散，在同一个小区域里，神经细胞开始向四周辐射，好像大脑在四下摸索，力图辨识所听之音。

　　林荷花说：“我们刚开始实验时，让两队志愿者辨别‘ba’和‘wa’两个音，因为这两个音在日美两种语言里都有，我们发现所有的志愿者辨别得都很好。而当他们辨别‘r’音和‘l’音时，我们发现了不同。”

　　如果只是亚洲人的耳朵辨音有缺陷，那么跨文化无调性的意义将大打折扣。东方人对西方人无法辨别节奏感很强的广东话也大惑不解。俄罗斯人对意大利人的“gl”组合的发音也满腔疑虑。希腊人辨识不出泰国语中的双元音。即便在欧洲语言中，各国“r”的发音位置也不尽相同：英国人用舌尖发“r”，西班牙人用颚中部发“r”，而法国人则是用咽部发“r”。

　　显而易见，我们不是天生耳聋，否则出生地的语言我们也学不会。在解开婴儿听力如何适应地区语言方面，工作突出的或许要数心理学家安德鲁·迈尔左夫以及语言和听力专家帕特里夏·库儿夫妇团队，他们是林荷花开展研究的西雅图研究所的主任。他们两位也是《婴儿床里的科学家》一书的两位作者，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这本书探讨了新生儿和蹒跚学步的孩子的神奇大脑。

　　跟本纳西科的实验室一样，库儿和迈尔左夫的研究所也曾经是自然科学和儿童玩耍的场所，场所里计算机和大脑成像机跟孩子的玩具、儿童丛书堆放在一起。为了研究语言习得，库儿设计了一项实验，他邀请一群刚刚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连续四周每周三次到研究所里玩半个小时。所有的孩子都来自英语家庭，并由一名看护人员照看，给他们读书，跟他们说话。有时，这名看护只讲英语，有时他只讲汉语。没有一个孩子曾学过两种语言。一个月后，所有的孩子都带回研究所测验，检查他们是否学会一些汉语的发音。

　　因为向不会说话的儿童提问他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显然行不通，所以库儿设计了一项实验：她让孩子玩的时候，旁边的扬声器播放一连串随意的电脑生成的录音，例如“oo”和“ee”。在众多语音当中偶尔会插入几个汉语音素。那些能分辨出汉语音素的婴儿在听到熟悉的音素时，会朝扬声器看去。每当孩子朝扬声器看去，一个盒子会发光，盒子里面的机械猴会开始敲鼓。奖励是很诱人的，但孩子们很快懂得并不是每次转头都有这样的奖励，只有他们对汉语音素做出反应时，才会有奖励。总是跟说英语的护理人员待在一起的孩子一次奖励都没有得到，因为他们一次都没有转头。其他孩子在整整一个月中只听了六小时的汉语，但每次听到汉语音素时都有反应，他们做得跟那些只懂得汉语的中国台湾地区的婴儿做得一样棒。

　　那些听过汉语音素的婴儿不仅会辨别出汉语音素，而且会一直保留这一能力。当他们一个月后再次来到实验室，虽然没有再进一步听汉语，但他们仍然能够辨别他们听过的那些汉语音素。

　　结果虽然令人振奋，实验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库儿发现她的方法只有在说汉语的护理人员跟孩子同在一屋时才有效。当她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实验，让护理人员只在录像里给婴儿读故事，跟孩子说话，结果孩子一周后返回实验室时，他们对汉语音素的了解并没有比原来多。可是录像里老师教的如果是手工技巧，孩子们是记得住的。一个孩子如果在录像里看过成人展示如何玩新玩具，之后他会在成堆的新玩具中找到他看到过的那个玩具，而且知道怎样玩。语言强调目光交流、强调相应变化和手势指点，所以需要教师言传身教。

　　塔夫茨大学认知研究中心的主任、语言学家雷·杰肯多夫说：“语言是一门高度社会化的技能。语言教与学的关键就在于你我同时专注于同一件事情，目光交流和手势指点有助于教与学。要记住，我们不仅仅只是长着手指，我们还能用手来指示。这一现象里面一定有原因。”

　　年龄会影响库尔实验的结果。总体上来说，婴儿月份越大，辨别汉语的能力越强，这种形势会一直持续到婴儿九个月大。九个月后，语言大门就慢慢关闭。一岁的孩子如果坚持每天都听同一门新语言，他对这门语言的掌握远没有半岁的孩子或更小的孩子掌握得好。库尔写道：“从语言角度上说，孩子一开始都是世界公民，可以掌握任意一门语言，但他们很快就会丧失这种能力。”

　　当然，新语言并不会以护理人员朗读和奖励舞蹈玩偶那样清楚有序的方式来到孩子身边。语言也不是通过教室里不停地重复和练习的方式习得的。实际上，语言就像一场雨把大量的、毫无意义的语音和词汇洒在孩子身上。甚至在单一语境里长大的孩子也要做许多分类工作。他们或许只听到一种语言，但他们周围无数人都在说这种语言，而且每一人的嗓音和语速都不一样。如果婴儿要理解语言，他必须在听到语言的同时能够实时解构语言——分解开不计其数的音素成分。孩子是否理解语言取决于孩子的语言解构速度。

　　单词不是越长越难，恰恰相反，单词越短越难以理解。单词“people”(人们)只有两个音节、四个语音(两个元音、两个辅音)。单词“streams”(小溪)里只有一个音节却包含五个辅音(“s”要数两次，因为两次的发音不一样)和一个长元音。本纳西科目前正在研究我们如何能够一次听见大量音素，她将精力聚焦于众所周知的大脑融合点上。

　　如果输入信息狂轰乱炸大脑的速度非常快，所有的数据最终会模糊不清，而在一些情况下，这确是一件好事。如果大脑没有融合点，数字音乐将不再是连续不断的美妙乐曲而是一串断断续续的音调;电影会是一系列跳跃的照片而不是连续的画面。然而就语言而言，融合点却会碍事。

　　为检测耳朵处理单词的速度，本纳西科让婴儿听音调和音素的间隔只有300毫秒。与大多数标准相比，这一速度很快，但对高速运转的大脑来说这仍然是慢动作。本纳西科逐步缩短间隔并同时监测婴儿的ERP大脑影像读出图。她的研究表明，即便音素间隔由300毫秒缩短为200毫秒、100毫秒甚至35毫秒，婴儿的大脑跟上音素没有任何困难。35毫秒意味着因素间隔比音素的发音时间都短，但婴儿的大脑仍然应付自如。当音素间隔降到8毫秒时，婴儿就听不清楚了。

　　本纳西科说：“婴儿最终听不清楚了，不是因为他们失去兴趣或是大脑神经元连接超负荷，而是因为独立的神经元承受不了了。每次神经元听到一个声音，它都会放射一次。在它听到第二个声音之前，它要完成放射并回归原始状态。最后神经元的发射、恢复不能跟上声音速度了，所以婴儿就听不清楚声音了。” (责任编辑：王蕊)

　　即使神经元疲惫不堪了，大脑也有办法缓释这些放射器。婴儿有时能通过所谓概括方法处理间隔只有一毫秒的语音。不是一个大脑细胞在全力传递一个信号而是一群细胞稍稍用力在传递一个信息。因为在集体行动中，没有一个神经元耗费太多能量，所以他们的恢复速度加快，信号处理就随之加快。本纳西科说：“单个细胞有速度上限，但集体合作可以超越上限。”

　　几乎所有婴儿的大脑都以同样的速度在运转，那么那些不能正常运转的大脑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些人不能分辨机关枪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呢?本纳西科发现，由于外伤或先天异常造成听觉困难的婴儿，在音素间隔为70毫秒的时候就达到大脑融合点了。70毫秒间隔意味着音素之间的间隔是语音持续时间的两倍。如果不对大脑进行扫描，至少在孩子会说话或阅读之前很难发现哪些孩子有听力困难。对那些有说话和阅读困难的孩子进行ERP检测，大脑融合点问题就会浮出水面。本纳西科说：“如果你不能精确地画出一个单词的音位图，你就不能识别它和复制它。”

　　这种感知问题非常棘手。父母认为对有听力和阅读困难的孩子说话时语速慢一点、发音清楚一点，孩子就可能更清楚地听到。但这只是一厢情愿。我们可以将元音拖长一点，例如“e”发成“eeeee”或将“oo”发成“ooooo”，但是那些类似于“p”和“b”的爆破音是不能拖长的，他们只能以同一语速发出来。语言病理训练和矫正阅读练习能帮助孩子改善一下信息处理问题。但信息处理问题是语言成败的关键，长期治疗也只能加快几毫秒的信息处理速度。

　　本纳西科说：“与解决微妙的神经元连接相比，有时解决由于外伤损害大脑语言中心的难题比较容易。你可以集中精力于大脑损伤部位，但是修正神经元连接却非常具有挑战性。”

　　干脆、快速地理解语音是掌握语言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如何将语音分解为音节词、大写字母、句号和段落等手段来使语义表达更清楚。单词断开和逗号使用会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作者的思想链。如果没有这些标识，你所看到的将是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你要读懂它就必须慢慢地、艰难地将连在一起的文字分开。对尚不会说话的孩子和不熟悉所听语言的成年人来说，单词听起来就像没有标识的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你认为葡萄牙人、韩国人或土耳其人用母语交谈的速度就像机关枪吗?实际上，他们的语速并不快，是你那未经过训练的耳朵反应慢，其实他们在听你说话时也有同感。

　　精密连接的婴儿大脑不会为超高速语音困扰。婴儿大脑会迅速适应以母语交谈的人的语速，迅速适应的关键是掌握单词重音的位置。在英语单词中90%的重音在第一音节，例如：apple(苹果)，picture(图片)，habitat(栖息地)，tablecloth(桌布)。波兰语的重音位置就恰恰相反。如果你跟说某一语言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你就会喜欢他们的说话方式。库尔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在英语语境中成长的八个月大的婴儿被带到实验室听一半短语时，倾向于把“the guitar is”听成“the gui tar is”，因为“guitar”的重音落在婴儿不熟悉的第二音节上，婴儿的大脑就会在“tar”前面把单词断开，断定这个词组中有一个两音节的单词，并推断这一单词是“tar is”。最终他们会断词正确，但这种错误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婴儿根据自己大脑迅速掌握的语音规则来分解语音的结果。

　　婴儿很早就注意到音节变化和口语的整体趋势。2003年意大利研究人员做了一项实验，研究人员在新生儿顺着听录音和倒着听录音时扫描了他们的大脑。为了使录音顺放和倒放不易被区分，研究人员专门选择了那些声谱仪相似的单词和词组，以便顺放和倒放时耳朵听起来都比较相似。可是婴儿们无一例外地喜欢顺放的声音：在他们听到顺放的声音时，他们大脑左半球负责处理语言信息区域的活动比较集中，而当他们听到倒放声音时，上述区域的活动不集中。研究人员不大确定究竟是婴儿的大脑为了这种喜爱而相应连接其神经元，还是在胎儿期他们就慢慢熟悉语言的正确节奏，因为外界弱减的声音还是可以穿透子宫壁的。不论是什么原因，婴儿非常清楚哪种语序是正确的，哪种是错误的。

　　杰肯多夫说：“参与研究的婴儿会对所有声音做出反应，但他们会自觉地对单词的词头而不是词尾更敏感，突然所有事物都围绕词头转动。”

　　一旦婴儿掌握了语言节奏和单词断开，他们就开始朝最困难的工作发起进攻了：了解将语音串成短语和句子的语法结构。难怪，一旦我们会听单词，我们最新理解的是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因为我们能看到这些物品和动作。那么类似“of”之类的词又是如何掌握的呢?连词和将来时间的助动词又是怎么掌握的呢?即便现在，你能解释清楚一个像“would”一样的词的确切含义吗?如果你相信盖尔曼的理论——事物和观点的描述越长就越复杂，那么“would”就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所有模糊的概念都是将语言连在一起的砂浆——语法大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语法如此发挥作用，为什么所有语言和文化的语法都比较相似。20世纪60年代，麻省理工大学的语言学和哲学教授乔姆斯基提出生成语法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生来大脑就装有一套预置的语法程序，该程序加载了名词、动词、句法和其他一些语法工具的重要规则。这些规则比较宽泛，例如，形容词不一定要在名词之前，双重否定不一定就是肯定，等等。但是就是这种宽泛性使婴儿可以掌握所有语言，不论语言之间有多大不同。乔姆斯基的理论有很强的感染力，因为它解释了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为什么某些结构我们听起来正确而其他一些则不是;为什么有许多条件句和从属句的复杂结构我们可以理解，但我们说不出所以然来。图表解释一个简单句“蓝皮书在桌子上”和解释一个复杂句“如果我已经预见到结果是什么样子，我会采取不一样的行动”是截然不同的。然而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感觉对的句子就是正确的句子。

　　在乔姆斯基发表这一理论后的50年间，许多学术人员对它提出质疑——乔姆斯基本人也提出过质疑——但没有一个命中要害。除了生成理论，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孩子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复杂的语法规则，而成年人在学习语言时则需要不断地练习、重复才能记住词汇变形表。199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非常小的孩子有与生俱来的能力辨别非常细微的差异，譬如“吃胡萝卜的人”和“吃胡萝卜”之间的差异。非常小的孩子就知道第一个短语表示“吃胡萝卜”这个动作经常发生而第二个短语则表示一次性事件。200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我们感知音乐内在结构的节奏感——几乎无人否认这种感觉的与生俱来性——也在支撑着我们对语法结构的感觉。我们不是唯一能够发声的物种，但我们是唯一有乐感的动物——这一现象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杰肯多夫甚至在脊髓上精确定位了控制说话时复杂呼吸的部位。如果我们的脊柱先天就为语言做了准备，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就不会为句法结构编制程序以便于语言交流呢?

　　杰肯多夫说：“没有受过语言训练的失聪孩子会遵循基本语法规则含糊不清地发音。从几种语言发展而来的混杂语言也遵循基本原则。我们好像是带着一个语法软件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那么我们又是什么时间丧失了这个语法软件包的呢?为什么婴儿大脑神经元的超常能力——本纳西科称之为神经元突触的“茁壮成长”——不是一直伴随我们一生?如果进化为我们选择了我们最需要提高自己的品质，它就不应该舍弃这一品质，以保证我们在在整个一生中掌握其他语言时跟掌握第一语言一样毫不费力。

　　一些理论学家认为，我们语言天赋快速丧失的原因之一或许可以归结为精简是复杂系统的行为方式。公司、委员会、城市和大脑一开始都蔓生出许多不同的结构以便于自己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度。在你做事之前，你不会知道你所做的事会把你带到何方，因此你必须准备齐全。随着时间的流逝，体系越来越娴熟，它就启动了自我蚕食过程——一种精简优化过程——为提高效率而吸收和舍弃部分结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约翰逊认为，这种现象几乎跟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法则相媲美。大脑的部分结构开始退化，就像鲸鱼的指状物和海豚的软毛，退化是为了整体的进步。他说：“在系统早期，多样性被当成一种可用材料，随着体系的日趋完善，它也就消耗殆尽了。”

　　对语言而言，这一退化现象尤其重要。稳定孩子的主要语言(通晓多种语言的人的两三种主要语言)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大脑牢记熟悉的语音和句法，滤除所有的无用之物。库尔发现，尽管父母为自己的孩子说话早而自豪，但实际上，孩子掌握母语的速度越快说明孩子掌握其他语言的能力也在快速丧失。

　　节约能量在遴选语言能力中也发挥了作用。维持数以万亿计的神经元突触的功能需要消耗许多能量。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我们与生俱来的复杂神经系统没有足够的能量来维持我们一生，尤其是当我们年龄渐长、食欲减退时。伊利诺伊大学脑发育方面的专家威廉·格里诺说：“在人们发育的早期，我们是营养贫瘠的物种。一个神经元突触需要耗费太多能量来维持。语言习得错误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起初需要一个庞大的体系来保证语言习得正确。之后，我们可以慢慢修剪这个体系。”

　　杰肯多夫补充道：“令我们惊讶的事情不是我们损失了许多神经元突触，而是我们大脑的可塑性和成熟性会不断加强并持续一生。”

　　然而，语言大门终将会关闭，新语言的学习速度会放慢直至停止。但在我们生命的周期里，这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我们对首选掌握的这门语言不断改进和完善，与孩子们刚刚接触的语言相比，我们的语言更精准，更抒情。毕竟《哈姆雷特》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并不出自蹒跚学步的儿童之手。文学、诗歌、散文甚至一段平常的对话都需要对一门或少数几门语言的不断练习才能做到。纵使我们怀念由于年龄的增长而丧失的那些语言能力，这种集中的成就无疑是对繁琐性的巨大胜利。

　　对于战胜繁琐性的价值和知晓何时后退和削减的价值来说，如果语言是最有意义的例子，那么大脑还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同样具有价值的教训，那就是如果繁琐没有节制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后果。你在你身上找不到繁琐的东西，但繁琐的东西就在你周围，在大脑发明的日益精巧的物件上。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生活因此简单化了，那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电子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