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兵主演的电影:《人之上升》科学卷2

回首页 

三、科学精神不能简单化、庸俗化为“求是”或“精益求精”

    关于这一点需要特别提出来说一说。此事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之争有关。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对许多人来说，否定的答案总是使他们心里很不舒服。而得出肯定的答案，往往就理直气壮。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发现一些常见的论证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首先，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在本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机构组织。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基本上都使用上面的定义。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而现在有的论者在大发宏论之前，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东西，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是这实际上已经偷换了论题，争论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另一种近年更常见的做法，也迹近偷换概念：论者先将“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然后设法论证中国古代有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究竟是什么呢？竟被归结为只有两个字：“求是”；或者再加四个字：“精益求精”。接下去的进展就不难预料了──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上面六个字来，当然是易如反掌，于是断言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精神的；而科学精神又等于科学，于是就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
　　上面这种论证的荒谬之处，又远过于前一种。姑不论“科学”与“科学精神”能否等同，只看对科学精神的归纳，就大成问题。不错，在科学精神中确实可以包含“求是”和“精益求精”；但是能不能反过来推论，只要有此六字，就是有了科学精神呢？
　　让我们来设想，在──比如说吧──两千年前的汉代，有一位迷人的、但是不识字的红妆少妇，这一天她正对镜梳妆，当她精心梳理她的发型时，她难道不知道精益求精吗？当她反复描绘她的秀眉时，她难道不知道“实事求是”才能得到满意的效果吗？那么，好啊！当欧洲人还在罗马帝国的征伐下呻吟时，我们中国千千万万不识字的少妇们都已经毫无疑问地掌握着科学精神，更不用说那个时代的博学之士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科学精神”，在全世界所有民族中至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将科学精神归纳成这样六个字，只是对科学精神的庸俗化，根本无助于解决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一问题。

四、现代科学的源头在何处？

　　答案非常简单：在古希腊。
　　如果我们从今天世界科学的现状出发回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古希腊的科学与今天的科学最接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有两段名言：
　　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1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兴起和罗马的衰落，古代便完结了。中世纪的终结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否定的否定！2
　　这话至今仍是正确的。考察科学史可以看出，现代科学甚至在形式上都还保留着极强的古希腊色彩，而今天整个科学发现模式在古希腊天文学那里已经表现得极为完备。
　　欧洲天文学至迟自希巴恰斯以下，每一个宇宙体系都力求能够解释以往所有的实测天象，又能通过数学演绎预言未来天象，并且能够经得起实测检验。事实上，托勒密、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乃至牛顿的体系，全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构造出来的。而且，这一原则依旧指导着今天的天文学。今天的天文学，其基本方法仍是通过实测建立模型──在古希腊是几何的，牛顿以后则是物理的；也不限于宇宙模型，比如还有恒星演化模型等。然后用这模型演绎出未来天象，再以实测检验之。合则暂时认为模型成功，不合则修改模型，如此重复不已，直至成功。在现代天体力学、天体物理学兴起之前，模型都是几何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托勒密、哥白尼、第谷（Tycho Brahe）乃至创立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开普勒，都无不同。后来则主要是物理模型，但总的思路仍无不同，直至今日还是如此。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当容（A. Danjon）在他的名著《球面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引论》中，对此说得非常透彻：“自古希腊的希巴恰斯以来两千多年，天文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改变。”而这个方法，就是最基本的科学方法，这个天文学的模式也正是今天几乎所有精密科学共同的模式。
　　　　有人曾提出另一个疑问：既然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那如何解释直到加利略时代之前，科学发现基本上是缓慢进行的，至少没有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形式发生？或者更通俗地说，古希腊之后为何没有接着出现近现代科学，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
　　这个问题涉及近来国内科学史界一个争论的热点。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理由就是古希腊之后并没有马上出现现代科学。这一理由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辩，似乎一棍就可将对方打闷，其实只是不能伤人的虚招，中国有一句成语“枯木逢春”——当一株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枯木，逢春而渐生新绿，盛夏而枝繁叶茂，我们当然无法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我们怎么能质问：为什么寒冬时它不现新绿？
　　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就好比长江的源头在西部，但东流入海还要经过漫长的路程，我们怎么能要求它必须一下山就入海？

五、“正确对于科学既不充分也非必要”

　　在我们今天的日常话语中，“科学”经常被假定为“正确”的同义语，人们大都习焉不察——因为科学的权威实在太大了。而这种假定实际上有问题的。
　　比如，对于“托勒密的天文学说是不是科学？”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理由是托勒密天文学说中的内容是“不正确的”——他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我们知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然而这个看起来毫无疑义的答案，其实不对的，托勒密的天文学说有着足够的科学“资格”。
　　难道“不正确的”结论也可以是科学？
　　是的，真的就是这样！因为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阶梯，今天“正确的”结论，随时都可能成为“不正确的”。我们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
　　不妨仍以托勒密的天文学说为例，稍作说明：在托勒密及其以后一千多年的时代里，人们要求天文学家提供任意时刻的日、月和五大行星位置数据，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可以提供这样的位置数据，其数值能够符合当时的天文仪器所能达到的观测精度，它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后来观测精度提高了，托勒密的值就不那么“正确”了，取而代之的是第谷提供的计算值，再往后是牛顿的计算值、拉普拉斯的计算值……如此等等，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之中——这就是天文学。在其他许多科学门类中（比如物理学），同样的过程也一直在继续之中——这就是科学。
　　有人认为，所有今天已经知道是不正确的东西，都应该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甚至认为“理论物理每年发表的无数的论文中有各种各样的模型，这些模型中绝大多数自然是错的，这些错的模型虽然常常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过程，它们不会被称为科学。”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因为这将导致科学完全失去自身的历史。
　　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哪一种模型（以及方案、数据、结论等等）是永恒的，今天被认为“正确”的模型，随时都可能被新的、更“正确”的模型所取代，就如托勒密模型被哥白尼模型所取代，哥白尼模型被开普勒模型所取代一样。如果一种模型一旦被取代，就要从科学殿堂中被踢出去，那科学就将永远只能存在于此时一瞬，它就将完全失去自身的历史。而我们都知道，科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古希腊算起），它有着成长、发展的过程，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是在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正确对于科学既不充分也非必要”这个陈述（出自刘华杰博士），听起来似乎离经叛道，其实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陈述。这一陈述中的“正确”，当然是指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正确——“正确”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
　　科学中必然包括许多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正确的内容。这些后来被证明不正确的内容，好比学生作业中做错的题，题虽做错了，你却不能说那不是作业的一部分；模型（以及方案、数据、结论等等）虽被放弃了，你同样不能说那不是科学的一部分。
　　还有许多正确的东西，特别是永远正确的东西，却分明不是科学。比如“公元2003年5月15日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陈述，而且是一个“永远正确”的陈述，但谁也不会认为这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