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曝英达之父英若诚曾多年从事中共情报工作

2012年02月02日 16:29
来源：中广网

747人参与 18条评论 

英达父亲英若诚

核心提示：中国著名喜剧导演英达父亲英若诚被曝光曾多年从事中共情报工作,与当年著名的清华“间谍”案密切相关。

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在“戏”里，又在“戏”外。“自传”、“回忆录”可以算是作者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戏”的原型是人生中的自己，展现的是自己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的作者忠实于人生，“戏”里“戏”外合一；有的则时刻惦记着“观众”的感受，抽身“戏”外，比如英若诚。

晚年，在病榻上的英若诚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用英语向美国学者康开丽讲述了自己一生的故事。《水流云在》就是康开丽根据其谈话录下的四十一盘录音带整理而成的，2008年先是在美国出版，2009年才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

在中文版的“前言”中，康开丽说：“这是他希望别人听到的有关他一生的回忆录。……对重大事件进行了记载，有选择性、代表性……”

《水流云在》就如同英若诚演给我们的一出“戏”。“戏”名取自杜甫《江亭》中的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水滔滔，裹挟着世事的沧桑，而人的心绪却如浮云般悠然。这是历经大涛大浪后的平和，抑或是置身“戏”外的淡定。

在这出“戏”中，英若诚把对他影响最大的“文革”中的三年监狱生活经历放在了开头，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戏份。

在他的口述中，他莫名地被带到了监狱，在无所事事、迷茫的等待中练就出从送饭人的脚步声中听出菜粥稀稠的超常敏感。他娓娓地讲述自己如何为争取多得到一点儿自由而揽活干，如何对诸如秘制手工艺品上了瘾，跟狱友学手艺，以便“没有时间胡思乱想钻牛角尖”。他还为大家设计游戏，讲笑话，教狱友怎样下围棋……如此轻松和好玩，以至于他的儿子英达在幼年听到这段经历时觉得父亲就是去“玩了几年”，甚至非常向往。

在英若诚眼中，监狱里没有虐待打人的事，常用的惩罚也不过是罚跪而已。多年后，经记忆过滤，呈现出的是他对狱友给他的那块小肥皂的感念，是“出于生存本能”而“给自己找事儿干”的自娱自乐，是有好东西和狱友相互分享时的患难与共。

在接下来的一部分中，英若诚讲述了他的家族史及自己王公贵族式的童年，这也占了三分之一的戏份。他有着显赫的家族，他的祖父英敛之曾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外祖父是天津大学(即北洋大学)的创办者，父亲英千里曾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高才生，辅仁大学的教授，在平津战役期间被国民党政府安排飞往台湾，母亲曾受教于天津的圣约瑟夫女子学校，后来主管静宜女学……

我们看到，他的祖父如何由摇煤球的穷旗人之子传奇般地成长为一个绅士、天主教徒，并创立“英氏家族”，他的父亲又是如何以自己的人生承传了这种伟业与精神。不难看出，英若诚是引以为傲的，传承这种家族的伟业与精神也成了他的责任。

这出“戏”剩下的三分之一讲述的则是他的艺术与政治的双重职业生涯。然而，呈现出的更多的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面，里面讲述了很多他参与的舞台艺术的幕后故事，比如，他将《推销员之死》搬上舞台的来龙去脉，他在美国堪萨斯市出演“李尔王”这一角色的夭折，等等，却对他的政治生涯一笔带过。我们看到的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人生，却遗忘了他的政治生涯。

比如，他为什么蹲监狱？在这出“戏”中曾提到是由于“为彭真同志工作”，也曾提到其收集消息，但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是如何做的？其命运的每一个转折点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他是怎样平反出狱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是如何得到了稀缺的食物来招待外宾的？在当时和外国人有接触就可能被怀疑是间谍的情况下他怎么毫无顾虑地常在家和外国朋友小聚？所有这些，在这出“戏”中都是语焉不详的。

对此，著名专栏作者王佩曾对中、英文版本做了比较，指出：“有些书仅读中译本是不够的。”为此，我找到英文版本，查看这本书的英文版及一些资料，上面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也为我们拼接出英若诚“戏”外的人生，还原出在时代大背景下一个知识分子真实的心路历程。

对照英文版的《Voices　Carry》，我们会发现在前言中有一部分即“What　to　Put　In　and　What　to　Leave　Out”在中文版中是漏译的。这部分内容披露，情报搜集工作贯穿了英若诚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殊工作，在那个特殊年代，他得以无顾虑地在家接待外宾，也因之受到政府的厚待，能得到普通市民很难得到的食品。然而，接待外宾的当晚他和妻子吴世良会将获得的信息写成长长的报告，装进写着“wuying”(音)的档案袋里上交。

这部分也披露了著名的清华“间谍”案。康开丽写道：“在清华，英若诚夫妇已经和美国受到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的讲师(Fulbright　scholar-lectur-ers)Allyn　和Adele　Rickett　成为好朋友。1950年安全部门到清华大学宿舍里找了英和吴，警告他们Rickett夫妇是间谍，让他们协助搜集这两名美国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随后，这对外国夫妇入狱。”

这对美国夫妇出狱回国后曾写回忆录《Prisoners　of　Liberation》(《解放之囚》，又名《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Allyn　Rickett(李克)当时看到拘捕证思考哪些地方露了马脚时，曾回忆到1951年6月和7月他的“清华最好的一个联系人”的两次拜访，而这两次拜访让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感到忐忑不安。

虽然李克没指明这位老朋友是谁，(在这本书的《序》中，李克夫妇说：“由于我们不愿使任何清白无辜的人为难，所以决定在整本书中，除两个和我们押在一起的美国人外，一律都用化名代替。”)但从其是“清华老学生”、“父亲在台湾，是一个国民党官员”、“新出生了小女孩”等信息中不难得出印证：李克夫妇的这个老朋友其实就是英若诚。

在《Voices　Carry》的“前言”中，英若诚向康开丽坦陈不愿在传记中讲自己做情报搜集的工作。从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水流云在》中对有些事情的讲述闪烁其词和只言片语。

英若诚曾解释说，“担心这样会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之中”，他“不希望自己的回忆录造成麻烦，尤其不能影响到英氏家族”。他儿子英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也曾说，“我父亲一生有保密的习惯”，“很多话题在当时是很危险的”。

在《水流云在》中，英若诚也曾说：“我生病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我们家族的历史及我对家族历史应有的责任。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看得出，除了怕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中，对家族伟业与精神的保护与传承也成为他所要考虑的。

我们很难想象把自己的好朋友当作间谍报告给上级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在《水流云在》中，英若诚曾反思道：“我费这么大劲儿，冒这么大风险图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得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分析，但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

正如徐晓在回忆那个时代时所说的：“在忠诚与背叛成为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随时都要面临考验的社会里，对其中任何人的不怀疑又是理性不允许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英若诚也不例外。

当然，除了出于“保护自己”这种本能，做情报搜集工作的原因，恐怕还与他的信仰有关。英若诚曾说：“西方普通读者怎么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中国年轻人的心理？他们怎么会明白我是多么心甘情愿为新政权服务？”

历经过日本侵华战争的知识分子，其内心深处，都涌动着强大的家国情怀。为了祖国的强大与光荣，这些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其最珍视的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不论是英若诚，还是何炳棣，甚至是唐德刚，这些抗战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家国情怀。

康开丽也曾说，英若诚做情报搜集工作及“文革”后本可以离开而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他热爱这片土地，这个他的祖父帮助建设、他的父亲被迫流亡的地方。她还说英若诚夫妇一直渴望加入共产党，但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而被拒，直到1979年他们才得以加入，据他儿子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英达在接受专访时也曾表达过其父曾为过去的信仰说假话。英达说：“他在这本书里还在为他认为值得维护的东西说假话，比如他说监狱里不打人，顶多就是罚跪。但是他的难友们跟我提到过，我父亲挨过很重的打，多数还是为别人。有些刑罚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一路走来，英若诚在困惑中小心地规避着时代的厄运，也深刻地认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

在“戏”中，英若诚淡去了所有的灰暗，努力为我们展现其生命的华彩。然而，逃避了社会现实并不等于逃避了内心的现实，晚年的英若诚，在医院病得糊涂时还常说一些极具政治色彩的话。康开丽在“后记”中曾记述道：“英若诚有时把医生们当作外国间谍，当英达进病房时，他就会说：‘唉，你来救我了——他们都是间谍。我跑不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英若诚讲述的在监狱里的一个细节：犯人在监狱里要取下腰带，“以免他们企图逃跑”。他还解释说，“缅裆裤没有腰带绑着，整条裤子就会滑落到脚镣上。所以犯人都得提着裤子，要逃跑很困难，也很伤一个人的体面和尊严。”可见政治运动对他心灵的伤害。

徐晓在《半生为人》中也讲述过一个相似的细节：她的一个在“文革”中坐过三年牢的朋友，晚年在病榻上出现幻觉，不停喊叫：“别让警察来抓我！”

时光走过，看似了无痕迹，实则铭心刻骨。正如徐晓所说，“只要他有一双能够凝视自己内心的眼睛，有一颗能够感受良知的心灵，他就不可能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这一代人即便走得出历史废墟，也走不出心灵的阴影”。

原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他至死仍为信仰说假话

2012年02月02日 15:31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林建刚

383人参与 10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英若诚曾说：“西方普通读者怎么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中国年轻人的心理？他们怎么会明白我是多么心甘情愿为新政权服务？”

原文化部副部长 英若诚 资料图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 作者：林建刚   原题为：英若诚：“戏”里“戏”外的人生

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在“戏”里，又在“戏”外。“自传”、“回忆录”可以算是作者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戏”的原型是人生中的自己，展现的是自己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的作者忠实于人生，“戏”里“戏”外合一；有的则时刻惦记着“观众”的感受，抽身“戏”外，比如英若诚。

晚年，在病榻上的英若诚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用英语向美国学者康开丽讲述了自己一生的故事。《水流云在》就是康开丽根据其谈话录下的四十一盘录音带整理而成的，2008年先是在美国出版，2009年才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

在中文版的“前言”中，康开丽说：“这是他希望别人听到的有关他一生的回忆录。……对重大事件进行了记载，有选择性、代表性……”

《水流云在》就如同英若诚演给我们的一出“戏”。“戏”名取自杜甫《江亭》中的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水滔滔，裹挟着世事的沧桑，而人的心绪却如浮云般悠然。这是历经大涛大浪后的平和，抑或是置身“戏”外的淡定。

在这出“戏”中，英若诚把对他影响最大的“文革”中的三年监狱生活经历放在了开头，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戏份。

在他的口述中，他莫名地被带到了监狱，在无所事事、迷茫的等待中练就出从送饭人的脚步声中听出菜粥稀稠的超常敏感。他娓娓地讲述自己如何为争取多得到一点儿自由而揽活干，如何对诸如秘制手工艺品上了瘾，跟狱友学手艺，以便“没有时间胡思乱想钻牛角尖”。他还为大家设计游戏，讲笑话，教狱友怎样下围棋……如此轻松和好玩，以至于他的儿子英达在幼年听到这段经历时觉得父亲就是去“玩了几年”，甚至非常向往。

在英若诚眼中，监狱里没有虐待打人的事，常用的惩罚也不过是罚跪而已。多年后，经记忆过滤，呈现出的是他对狱友给他的那块小肥皂的感念，是“出于生存本能”而“给自己找事儿干”的自娱自乐，是有好东西和狱友相互分享时的患难与共。

在接下来的一部分中，英若诚讲述了他的家族史及自己王公贵族式的童年，这也占了三分之一的戏份。他有着显赫的家族，他的祖父英敛之曾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外祖父是天津大学（即北洋大学）的创办者，父亲英千里曾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高才生，辅仁大学的教授，在平津战役期间被国民党政府安排飞往台湾，母亲曾受教于天津的圣约瑟夫女子学校，后来主管静宜女学……

我们看到，他的祖父如何由摇煤球的穷旗人之子传奇般地成长为一个绅士、天主教徒，并创立“英氏家族”，他的父亲又是如何以自己的人生承传了这种伟业与精神。不难看出，英若诚是引以为傲的，传承这种家族的伟业与精神也成了他的责任。

这出“戏”剩下的三分之一讲述的则是他的艺术与政治的双重职业生涯。然而，呈现出的更多的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面，里面讲述了很多他参与的舞台艺术的幕后故事，比如，他将《推销员之死》搬上舞台的来龙去脉，他在美国堪萨斯市出演“李尔王”这一角色的夭折，等等，却对他的政治生涯一笔带过。我们看到的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人生，却遗忘了他的政治生涯。

比如，他为什么蹲监狱？在这出“戏”中曾提到是由于“为彭真同志工作”，也曾提到其收集消息，但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是如何做的？其命运的每一个转折点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他是怎样平反出狱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是如何得到了稀缺的食物来招待外宾的？在当时和外国人有接触就可能被怀疑是间谍的情况下他怎么毫无顾虑地常在家和外国朋友小聚？所有这些，在这出“戏”中都是语焉不详的。

对此，著名专栏作者王佩曾对中、英文版本做了比较，指出：“有些书仅读中译本是不够的。”为此，我找到英文版本，查看这本书的英文版及一些资料，上面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也为我们拼接出英若诚“戏”外的人生，还原出在时代大背景下一个知识分子真实的心路历程。

对照英文版的《VoicesCarry》，我们会发现在前言中有一部分即“WhattoPutInandWhattoLeaveOut”在中文版中是漏译的。这部分内容披露，情报搜集工作贯穿了英若诚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殊工作，在那个特殊年代，他得以无顾虑地在家接待外宾，也因之受到政府的厚待，能得到普通市民很难得到的食品。然而，接待外宾的当晚他和妻子吴世良会将获得的信息写成长长的报告，装进写着“wuying”（音）的档案袋里上交。

这部分也披露了著名的清华“间谍”案。康开丽写道：“在清华，英若诚夫妇已经和美国受到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的讲师（Fulbrightscholar-lectur-ers）Allyn和AdeleRickett成为好朋友。1950年安全部门到清华大学宿舍里找了英和吴，警告他们Rickett夫妇是间谍，让他们协助搜集这两名美国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随后，这对外国夫妇入狱。”

这对美国夫妇出狱回国后曾写回忆录《PrisonersofLiberation》（《解放之囚》，又名《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AllynRickett（李克）当时看到拘捕证思考哪些地方露了马脚时，曾回忆到1951年6月和7月他的“清华最好的一个联系人”的两次拜访，而这两次拜访让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感到忐忑不安。

虽然李克没指明这位老朋友是谁，（在这本书的《序》中，李克夫妇说：“由于我们不愿使任何清白无辜的人为难，所以决定在整本书中，除两个和我们押在一起的美国人外，一律都用化名代替。”）但从其是“清华老学生”、“父亲在台湾，是一个国民党官员”、“新出生了小女孩”等信息中不难得出印证：李克夫妇的这个老朋友其实就是英若诚。

在《VoicesCarry》的“前言”中，英若诚向康开丽坦陈不愿在传记中讲自己做情报搜集的工作。从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水流云在》中对有些事情的讲述闪烁其词和只言片语。

英若诚曾解释说，“担心这样会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之中”，他“不希望自己的回忆录造成麻烦，尤其不能影响到英氏家族”。他儿子英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也曾说，“我父亲一生有保密的习惯”，“很多话题在当时是很危险的”。

在《水流云在》中，英若诚也曾说：“我生病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我们家族的历史及我对家族历史应有的责任。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看得出，除了怕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中，对家族伟业与精神的保护与传承也成为他所要考虑的。

我们很难想象把自己的好朋友当作间谍报告给上级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在《水流云在》中，英若诚曾反思道：“我费这么大劲儿，冒这么大风险图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得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分析，但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

正如徐晓在回忆那个时代时所说的：“在忠诚与背叛成为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随时都要面临考验的社会里，对其中任何人的不怀疑又是理性不允许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英若诚也不例外。

当然，除了出于“保护自己”这种本能，做情报搜集工作的原因，恐怕还与他的信仰有关。英若诚曾说：“西方普通读者怎么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中国年轻人的心理？他们怎么会明白我是多么心甘情愿为新政权服务？”

历经过日本侵华战争的知识分子，其内心深处，都涌动着强大的家国情怀。为了祖国的强大与光荣，这些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其最珍视的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不论是英若诚，还是何炳棣，甚至是唐德刚，这些抗战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家国情怀。

康开丽也曾说，英若诚做情报搜集工作及“文革”后本可以离开而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他热爱这片土地，这个他的祖父帮助建设、他的父亲被迫流亡的地方。她还说英若诚夫妇一直渴望加入共产党，但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而被拒，直到1979年他们才得以加入，据他儿子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英达在接受专访时也曾表达过其父曾为过去的信仰说假话。英达说：“他在这本书里还在为他认为值得维护的东西说假话，比如他说监狱里不打人，顶多就是罚跪。但是他的难友们跟我提到过，我父亲挨过很重的打，多数还是为别人。有些刑罚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一路走来，英若诚在困惑中小心地规避着时代的厄运，也深刻地认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

在“戏”中，英若诚淡去了所有的灰暗，努力为我们展现其生命的华彩。然而，逃避了社会现实并不等于逃避了内心的现实，晚年的英若诚，在医院病得糊涂时还常说一些极具政治色彩的话。康开丽在“后记”中曾记述道：“英若诚有时把医生们当作外国间谍，当英达进病房时，他就会说：‘唉，你来救我了——他们都是间谍。我跑不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英若诚讲述的在监狱里的一个细节：犯人在监狱里要取下腰带，“以免他们企图逃跑”。他还解释说，“缅裆裤没有腰带绑着，整条裤子就会滑落到脚镣上。所以犯人都得提着裤子，要逃跑很困难，也很伤一个人的体面和尊严。”可见政治运动对他心灵的伤害。

徐晓在《半生为人》中也讲述过一个相似的细节：她的一个在“文革”中坐过三年牢的朋友，晚年在病榻上出现幻觉，不停喊叫：“别让警察来抓我！”

现实版《越狱》：英达父亲英若诚狱中生活

核心提示：在医术方面，这位老中医教我的内容有合法的也有违法的。合法的是怎样制作鸦片。在他们那块儿这是合法的，他说。作为一个医生，他不能没有鸦片，他用鸦片来治咳嗽、哮喘这类疾病。他跟我交上朋友后，有一天他说：“我教你怎么制作假的鸦片。”当然，这是违法的，跟印假票子差不多。

英达在英若诚追思会上，身后是英若诚照片

文章摘自 《水流云在》 作者：英若诚 康开丽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组织犯人偷胡萝卜和土豆不仅是在犯人中得人心而已，我还得争取监狱管理人员的信任。每次监狱长把我们集合在院子里总有原因，通常是需要会这样那样手艺的人。他会把我们集合起来：“你们当中谁会干水泥活？”

无论他需要什么样的手艺人，我总是第一个举手。我之所以举手是因为我能因此离开牢房多得到一点自由。

这次他正好要找人干水泥活，也没有具体讲什么，我当然自愿提供服务。

“散会到我办公室来。”他给我下令。

其他人都回了牢房，我被带到他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他就说：“我们上级决定不能让这地方老这么不像话。应该把监狱正门整修一下，要让这监狱看起来就像是改造思想的学校。我们需要一个标志。我在大城市里看到过，用水泥铸成字，固定到墙上，但不能让墙倒了。”他接着说：“你需要些什么材料？需要什么，说话。”

我答道：“我需要水泥，还需要盐。”(他们在食物中放的盐很少，以防我们脚肿，所以盐是珍贵物品。)

“盐，还有油漆。我们得给字涂上油漆，那样就好看，还需要些油灰。”

我把所需的材料都列出来给他，他听得很专心。

“我还需要新鲜的猪血。”

“干吗用？”他问。

“掺进油漆里，那样油漆涂到水泥上就不会掉下来。”我答道。

“有必要吗？”

“有，那是传统做法，是专业油漆匠们传下来的。”

这还真不全是瞎话。

“还有就是一个小火炉，用来加温。和水泥的时候温度太低水泥就容易开裂。掺进一些温水就能防止水泥开裂。”那是一九七○年一二月份，当时天气很冷。

“这些都容易办到。”他说。

“还有，还需要一些砖头。油漆里还得加进一些砖灰，用砖头摩擦掉下来的灰。用这几样材料调制的油漆黏度就很高。”

他问我哪里可以买到砖灰。我说：“买是买不着，不过你这儿有许多人手可以自己做，不是什么重活儿，两个女号就能对付。”

“好吧。”他做了记录。“还有什么？”

我说了最后一个要求：“纸，大张的纸，铅笔、橡皮、尺子。先得把字写出来。”

他满足了我所有的要求。

我得承认，有两位女性在场干起活儿来就是不一样。我们都很久没看到异性了。监狱长不放心男犯人，女犯人就好得多。我知道如果我强调磨砖灰的工作女的都能对付，他就会让女犯人来帮我。

我们就这么开始了。我把铅笔断成两截，两头都削尖。每支铅笔就有四个笔头，我自己藏了三支，在监狱里铅笔是很有用的。相比我自己制作墨水的过程，这真是太方便了。

那两位来帮我的姑娘都乐，问我：“是真的吗？你真的需要……？”

我说：“当然是真的。”

她们就开始磨砖。

炉子生了火，烧着水。有了热水，那简直就是帝王般的生活了。

接着水泥来了。最后是猪血。猪血上出了点问题。猪血得在清早从屠夫那里直接运来。

第一次拿来后，我说：“对不起，这不够新鲜，猪血已经结块了。我需要最新鲜的。”我把这些猪血留下了，加了盐煮了汤，和那两位女犯一起分享，味道很好。

我是从另一位犯人那里学到制作水泥的技术。他是位专业的泥瓦匠。他惧怕当官的，所以不敢自愿报名。

“请你把所有的诀窍都教给我。”我向他讨教，他同意了。

他们要求我做八个字：“现成的。林副主席的指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是，是。”我们便开始写这几个字。

这差不多花了一个星期，因为我在那里拖时间。

有一天监狱长来了，“怎么样了，做完没有？”

“做完了。”我答道，“不过我有个问题，可以问吗？”

“问吧。”

“林副主席的话是没问题。团结、紧张、严肃，这些对犯人都合适，问题是最后这个‘活泼’——让犯人活泼合适吗？”言下之意是犯人有可能会不安分、闹事。

“我的责任。”他说，“你有什么建议？”

“应该是我们通常在报纸上看到的口号。八个字，让我想想……‘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怎么样？”

他十分高兴：“好，好，好，就换成这个。”

“那又得多花些工夫。”我告诉他。

“那没问题。”他答道。

我就把原先给我的纸留着，另外又要了些纸。我开始做新的标语。泥瓦匠难友告诉我，先做整面墙的架子，然后注入水泥，最上面一层是特制的水泥，然后按平，粘到墙上。然后再把写上字的纸贴到上面。不用糨糊，因为水泥还是湿的，纸自然就粘在上面。接着就是把这些字刻出来。

干完以后，我告诉监狱长：“还得等几天才能干。”我又多了几天享受的时间。

最后轮到派人清早跑着去屠夫那里取新鲜的猪血。猪血拿来后，我就把血放进水里加了盐，在炉子上加热。然后我就把这几个字漆成鲜红色，革命的颜色。

那个任务就完成了。我还得到了表扬。能出来几天，那两位女犯人也高兴，因为整天在牢里坐着极为无聊。

不久，我们又被集合在院子里，监狱长问：“你们当中谁会做腌青椒？这地方盛产青椒。上级领导要求我们改善你们的饮食，我知道光啃窝头很单调，我们自己做些腌青椒怎么样？我这里有个大桶……”

当然又是我举手。

他很惊讶：“这你也会？”

“我会。”我答道。

“你在哪儿学的？”他问。

“我们犯人当中有位曾是一家著名酱菜园子的学徒。”我答。

“那就让你们试试，”他说，“你需要些什么？”

我又列了一张清单：“青椒，大量的盐，带针的竹筷子，每根筷子要四根针。”

“你要针干吗？”他问。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要针是因为针在监狱里又是一样珍贵的东西。大家的衣服都很破烂，我们每两个星期才能用一次针线，每次用都催着归还。我将成为监狱里的有针阶级。

“你为什么需要针？”他又问了一遍。

“盐光留在表皮上进不了青椒，就没味儿。所以要用四根针绑在筷子上。每人拿一根筷子扎青椒。”

“为什么要四根？”

“我是这么学的。少于四根效率低，浪费劳动力。多于四根也没必要，四根正好。”

“那好吧。”他的口气软了下来。

我又接受了这个任务。腌青椒做得不错，确实改善了我们的饮食。我真认识一位曾在酱园里干过的犯人。我在监狱时几乎是绞尽脑汁了解周围犯人的特殊才能和智慧。

有位从香港来的工程师，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最专业的知识：怎样用当地的溪流发电。内容包括怎样发电，怎么储存所发的电，怎样在没有现代设备的情况下建造浴室。我相信这些内容在将来会特别有用。

我们这些犯人人数不少，我在里面找到了有各种才能、特长和天分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没机会在别人面前露自己这一手。我通过观察估计谁有一手，我就试着与他交朋友。我就这么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各种技能。这些技能使我能在监狱里自告奋勇完成各种任务，还有助于我将来出狱后建立自己的生活。

我从一位犯人那里学会怎么制酱，从另一位那里学会了怎么种葡萄。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怎样孵小鸡。我在笔记本里做了如下记录：

孵小鸡不能超过二十个蛋，十二个最合适。用这个方法孵出来的小鸡只有一两个是雄的，节约了时间和精力。辨认小鸡的性别有三种方法。小鸡在地上走的时候，雌的走直线，雄的却左右摇摆不时改变行走方向。第二种方法是提起小鸡的两条腿，小鸡的头垂着便是雌的，要是小鸡的头朝前或朝后仰，便是雄的。第三种方法是以手捉鸡，向后退缩者为雌，向前挣扎者为雄。

他提到还有别一种方法是蛋壳开裂、小鸡要出来的时候，先出来的多半是雌的。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知识的。我到现在对他辨认公母的方法仍感到神奇。

还有一位姓田的老中医。当时这位田大夫七十出头。他是从北京北部山区来的，他们从一座小山上淘金。先把山的岩石炸开，从炸开的岩石块中用铁夹子把任何闪亮的东西夹出来。金不容易氧化，总能从岩石里被辨认出来。然后再把这些闪亮的材料收集起来，放到小溪里，让金子沉淀下去。因为金子要比普通的岩石重。通过这种方法他们能得到一些金子。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淘金方法。

在医术方面，这位老中医教我的内容有合法的也有违法的。合法的是怎样制作鸦片。在他们那块儿这是合法的，他说。作为一个医生，他不能没有鸦片，他用鸦片来治咳嗽、哮喘这类疾病。

他跟我交上朋友后，有一天他说：“我教你怎么制作假的鸦片。”

当然，这是违法的，跟印假票子差不多。他告诉我怎样用某些植物来制作：放到锅里，加热到植物变成黑色，质地黏稠，还告诉我怎样在鸦片上做假的商标。

直到某一天，他也不得不承认：“不知道现如今外面是个什么样子？我在这儿被关了五年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行市，也许卖假的不安全了，小心为妙。”我就假鸦片所做的笔记十分含糊，因为我觉得照实写下来太危险。我所做的记录即使被人看到，他们也不会知道那是制作假鸦片的方法。

“你为什么被捕？”这问题我对每个人都问，我也问了这位医生。

“那是我自己糊涂。”他说。在“四清”的时候，大家都要对自己的过去作交代。他交代说在日本人占领时期，他被日本人抓去，被逼着为一位日本军官治过疟疾。他交代完以为没事儿了，没想到几天后被抓了起来，罪过是他给日本军官开药治病就算当过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