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到福州的火车票:改变一代人命运的自学丛书

本报记者  潘　真

    那年月，物质匮乏，吃的用的大多凭票供应，食品店、菜场里长长的队伍司空见惯。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书店门口竟也排起了长队，排队人脸上的饥渴与那些争购紧俏食品的毫无二致。
      一套自学丛书，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发生在1977、1978年的各地读者排队疯狂购买“数理化自学丛书”，凝固成一个历史画面。出版这套丛书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功莫大焉。
      5月30日，我采访了徐福生，当年经手突击重排出版“数理化自学丛书”的科技社理科编辑室主任。
　　
      记者：决定出版“数理化自学丛书”，跟恢复高考有关？
      徐福生：是的。1977年夏天，我去复旦看望数学家苏步青教授。苏教授刚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集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告诉我，会上决定年内恢复高考。废除了11年之久的高考，终于有望恢复，知青们又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的命运了，这是何等重大的喜讯呀！我作为一名出版社编辑，马上想到，应该为考生们提供一套合适的复习迎考书。
       记者：那时所谓的知识青年，并没好好读过书，复习迎考书按照什么程度选呢？初中？高中？   
      徐福生：按理说，复习是指重新梳理过去已经系统学习和训练过的知识。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国家的文化教育混乱不堪，知青们其实只是名义上的中学生，绝大多数没受过系统的课堂训练，即使上过一点皮毛的，所读课本也只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之类，实际文化水准停留在初一，有的甚至只有高小。这些名义上的中学生“复习”什么呢？用当时的高中课本肯定不行，新编又来不及，而当时理工科院校为“工农兵学员”补习中学数理基础知识的材料又太简单，不够严密、系统，无师自学恐有困难。反复权衡下来，还是10多年前出版的那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相对合适些。
      我是1962年9月分配进上海科技社理科编辑室的，之前一个月，室里开始着手组织编写“数理化自学丛书”，聘请上海有丰富中学教学经验的教师，每人撰写最擅长的部分(分册)。编写宗旨是，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通过自学读懂、学好高中数理化基础知识。到1965年出版社开展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夕，“丛书”全套17册，除《立体几何》外的16册都出版发行了。在“四清”运动中，“丛书”遭批判，说它为升学服务、传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文革”中，又批判它与“上山下乡”唱反调，还对其“斩草除根”，全副纸型通通焚而弃之。
      编辑室内部议论时，就有人提醒：“一波三折地挨批，还没尝够？”也有人置疑：“10多年前编的书早已不适合现行教学大纲了，与往后的教学大纲偏离就更远，况且纸型都毁了，费九牛二虎之力去重排过了时的版本，划得来吗？”说得叫人忧虑重重。可是，总不能让考生们“赤手空拳”赴考场呀！高考恢复在即，现实的急需就是动员令、冲锋号，抓紧出版是唯一选择。编辑室酝酿再三后达成共识：传授数理化基础知识，能错到哪里去？在分管副总编辑蔡明的支持下，全室齐心协力，决心按原版样书发排，突击重排出版全套“数理化自学丛书”。
      记者：数理化的书，有那么多复杂的公式，况且，当年还没有电脑，用的是铅字，不是一般印刷厂都能赶排的吧？
      徐福生：很多数学式子，需要像搭积木一样搭出来，只有上海商务印刷厂最擅长。那时的排版印刷工艺还是传统的“热排”，排印过程要从铅字架上一个个铅字撮字起，工序十分繁杂。为了把书价降低20%，我们趁重排的机会，将原版的大32开本改排成小32开本，版面重新设计；定价按当时最低标准的学习文件类，每印张(32面)0.08元，全套(17册)11.73元。等不及整套出齐后一起发行了，就逐册出版、陆续上市发行，虽然给读者购书添了麻烦，却为第一批考生争得了宝贵的复习时间。终于，在出版社、印刷厂和新华书店的通力协作下，不足一个月，《代数(一)》就上架发行了。
      记者：听说“丛书”出一册脱销一册，卖疯了。前前后后究竟印了多少套呢？
      徐福生：“丛书”重排本出版发行的消息传出，各地新华书店顿时排起长龙，广大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亲友如久旱逢甘露，激动、企求的情绪难以言表。出版社虽接连安排重印，仍供不应求。实际印数，据不完全统计就印了435万套、6000多万册。另外，为便于各地及部队租印造货，出版社破例同时拷贝了13副纸型。后来知道，1978年12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向全军发出的《关于部队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几项落实措施的通知》文件中，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当时以普及中学数理化知识为主、以干部为重点。他们印发了20万套、300多万册“数理化自学丛书”，发至连队，帮助连队文化教育顺利进行。至于租印的10余副纸型究竟印了多少，难以准确统计清楚。
      记者：一套丛书，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实践证明，自学可以成才。我发现许多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回忆文章，深情提及“数理化自学丛书”，出版社和您本人一定珍藏了不少读者来信……
      徐福生：“数理化自学丛书”1977、1978年重排本的突击出版，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许多考生在这套“丛书”的帮助下，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长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骨干力量。
      这些“文革”前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怎么一下子能考进高等学府？主要是靠自学。从读者们对“丛书”的真切实践体验可见，自学也是一条向知识进军的有效途径。1979年8月，中国科学普及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为大会撰写了书面发言稿《编写出版自学读物是加速培养建设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即使到了今天，我认为，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还很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服务全国、联动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上海，如果能组织有丰富经验的教学和科技人员，下功夫多编写一些便于自学的读物，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科学知识素养、加速培养建设人才，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的确珍藏了读者给我的许多来信。我还注意收集各种相关信息，如2006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建社50周年庆祝会上，一位市领导的讲话中提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有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靠着它，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命运。后来，这套书借给了两位朋友，他们的命运也得以改变。现在这套书还放在家里的书架上，几次清理，都没有舍弃。”方志敏烈士的孙女方丽华回忆，1978年她初中毕业，爸爸给她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1980年她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旅英生物科学家江林华博士撰文说，他出身农家，1976年升入初中，渴望“丛书”，如获至宝。“丛书”知识系统全面，既弥补课本知识不足，又培养自学能力，帮他在1982年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广西的刘姓网友说，1977、1978年“数理化自学丛书”重印，对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人来说真是及时雨，“丛书”是使人进步的阶梯，帮他达到了高中文化水平，提高了自学能力，他一直珍藏着这套书。《新晚报》上魏姓读者说，他是70届初中，文化程度也就小学五年级，1977年“丛书”真是雪中送炭，成了他的“家教”，帮他考取了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中国国防报》上黄姓博士研究生导师说，上初二时，因“文革”中断了学业，“数理化自学丛书”使他靠自学进了大学。《人民日报》上赵姓读者说，他1978年在新疆铁道兵部队任兼职文化教员期间，团部给连队配发了两套上海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他就读这书考上了大学。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梅院长撰文说，他在贵州遵义上高中时，自学了“数理化自学丛书”，做“丛书”习题的草稿纸叠得近一人高，1980年考上了大学。还有一个小地方的中学教师，抄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带了一批小孩学，那批小孩个个考上了大学……
　　读着这些，我的内心至今还充满了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