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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文化：揭秘一妻多夫的藏地婚姻

http://www.sznews.com   2008-12-17 08:38  深圳新闻网   

　　西藏 隋唐女儿国

　　藏族这个男性彪捍勇猛的民族，在古代曾是女性中心社会！这个社会最初发生于中亚之游牧部落，并随游牧部落的固驻一区，而成为女性中心的国家。游牧部落，因为居无屏障，容易受外敌侵袭。所以壮健男子保卫家族，管理牲畜帐幕则委托于妇女与老弱。在对偶婚姻制度尚未严格建立以前，这样社会的妇女，为何具有战胜胜一切的魔力，缘由有三点:

　　（一）以性的关系，使男子颠倒。（二）以掌握衣食资粮之关系，使全群男性无形中受羁勒。（三）以乳哺婴孩之关系，博全群爱护。

　　这样自然形成为女性中心之制度。因女性一般柔弱，缺乏控制多数的力量。因此只有当其群体发展到十分盛大，常须与他族争战时，才会有男子势力崛起为王，改造为男性中心之社会。假设这个社会长久沉滞于渺小、孤立、和平、幽静之中，那么此女性中心制度可能延续到很久。在西藏冈底斯附近，是古代为女性中心社会。它实际上是隋唐时代女国。隋唐迄宋各书之记载西方异国者，多曾志述"女国"，或称"东女国"。它的部位就在在现在的西藏境内。
　"东女国"和苏毗王国

　　吐蕃时期(公元7－9世纪)，昌都地区是著名的"东女国"和苏毗王国的所在地。据《旧唐书》第一百九十七卷《南蛮西南蛮传》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称，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百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二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我国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考证也称，今昌都一带为东女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此今日在昌都地区还可以看到吐蕃东女国和苏毗王国文化的痕迹。

　　唐朝时候丹巴曾属东女国。东女国人著“缁衣”，首饰多用各种珠宝，华贵富丽。其记载与今丹巴一带妇女装束相似，至今丹巴藏族妇女的服饰不管多么漂亮，多么变化多端，其色彩基调仍以黑色为主。

　　《西域图记》《隋书》《大唐西域记》《北史》《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都有多多处有收录"女国"的文字记载。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东女国”的传闻。《西游记》第54回曾描写过一个大名鼎鼎的“西梁女国”。翻开玄奘亲撰的《大唐西域记》卷四，发现他记录一个“大雪山中”的“东女国”（也叫“苏伐剌拿瞿呾罗国”），玄奘称此国“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并且特别提到东女国“东接吐蕃国”。

　　从藏史《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可以查找到吐蕃以前子从母姓的历史记述，在西藏，喜马拉雅山诸峰全是女神，遍布藏区的大地之神（即十二丹玛）也是女神。可见藏族是一个神化和崇尚女神的民族，一首藏族民歌向春季女神发出了这样的请求:“春季的庄稼女神啊/请赐给我们土水风火吧/我这藏红花呀/正要扎下根啦”。当人们拜倒在女神足下的时候，也许已经隐约透露出藏民族对其史前母系时代的集体追忆，更容易让人在想象中去浮现逝去不见踪影的“东女国”。

　　在今天的藏区，仍然保存着“一妻多夫”及招赘女婿上门的婚姻制度，和“舅权”至上的婚姻礼俗；女性在家族中起着支配作用。
　扎坝一妻多夫实考

　　"扎坝就有可能是'东女国'80余城的一个。"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四川康藏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新建通过长期研究和实地考察发现，"东女国"的中心在今天四川甘孜州的丹巴县至道孚县一带，也属于党项羌。扎坝也在这个"东女国"的范围内。由于地处峡谷，与外界隔绝，因而古老习俗得以保留。比如扎坝人住碉楼，就与"东女国"人住高楼相印证；而扎坝家庭以母亲为主的

　　母系氏族残留，更是"东女国以女为王"的写照。

　　扎坝人是历史上失踪的有名的'东女国'的一个部落残余。保留着古党项羌的语言和'东女国'的习俗。

　　舅舅当权和搞不清楚父亲

　　"在扎坝，家庭的核心是母亲，各种家务事及农活均由妇女完成；舅舅掌权，大小事情必须经舅舅同意或由舅舅做出决定，小孩子也由舅舅养。" 扎坝区工委主任泽仁彭措告诉我们，扎坝家庭人口众多，关系复杂，连他也只了解了一个大概。

　　这并非是这位当工委主任的不体察民情，工作疏忽，而是的确这家庭成员的关系有点复杂，甚至连家庭成员自己都不太清楚。扎拖乡的阿夏拉就告诉我们，如此复杂的关系，他自己有时都会搞糊涂。至于，他在外面还有多少个兄弟和妹妹，"也许只有天知道"。"我们6个兄弟都在外面一妻多夫，家里的5个侄儿侄女都是我三个妹妹一妻多夫的。"阿拉夏说。

　　"我还好，至少还晓得我的父亲嘛，好多人都搞不清楚自己的父亲是谁。"他指着他旁边的舌本安克说，"他的几个兄弟，好像都不是一个父亲生的。
　"飞檐走壁"的爱情

　　在扎坝，青年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要谈恋爱找"甲依"（相好）。找到了"甲依"，但必须经受"杜苟"（爬墙）的考验。只有男方爬进了女方的房间，才能得到女方的爱和接纳。从此以后，女方家不再闩门，也不干涉，进出犹如自家。也不是所有扎坝小伙子都是爬墙高手，有些爬墙者，由于技术不过硬，在爬墙中途掉下摔死或致残。但爬不上去，也只能望墙兴叹，与意中人无缘。若要强行求爱，将会被打得鼻青脸肿驱逐出碉楼。

　　笔直平整而且陡峭的墙体真能徒手爬上去？而且，10米高的楼只需要4-5分钟？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舌本安克才有些拘束地当着众人的面展示了他的爬墙技艺。只见，他先用左手卡进墙体的仅能容下3只手指的小缝隙，然后用右手向前探测，在右手2只手指卡实时，他的身体开始腾空，就这样，象一只猴子一样，他左右两手交替上行，很快便上升到约4米高的第一层楼。而当他上升到最高4层的窗户时，我们看了一下时间，仅花去了4分10秒！"真的象一只灵巧的猴子！"

　　真的是眼见为实，这就是"飞檐走壁"的爱情；也只有爱情的力量才能让扎坝的众多小伙子练就这身"功夫"。

　　一妻多夫为哪班？为了保存家庭财产！

　　"一妻多夫是因为要保持财产的不外流"。作为扎坝地区最有知识的人，茨珠曲佩老人曾经在文革后期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上过大学，也曾是扎坝中心小学校的校长，现在是扎坝地区的文教干事。在当地，他很受人尊敬。

　　在解释为什么有一妻多夫现象时，他认为，在这个贫穷而闭塞的峡谷地区，由于土地和耕地面积少，一个家庭就不能无限的分裂。通过"一妻多夫"的方式，可以杜绝家里财产的外流。"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都各自娶妻生子，势必会重新组建家庭，重新修建碉楼，置办生活用具，这是这个地区的人所无法承受的"。 "母亲在家里的绝对权威不容更改，如果引进另外人家的一个女子，势必会改变这种格局。"茨珠老师同时认为，与这个地区尊敬母亲，保留了一部分母系氏族传统有关。
　"从生产力上讲，在扎坝，女性的工作量要比男性大得多。" 茨珠老师向我们介绍，当地女性除了要承担全部的家务事外，整个家庭的农业种植、牲畜喂养和挤奶等工作都是由母亲来完成。而男性主要从事副业，修房子、缝纫什么的。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四川康藏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新建基本同意茨珠老师的观点。他认为，母系氏族是人类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时候所必经的一个社会阶段，是以直系血缘来维系的家庭关系。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母系社会逐渐被父系社会所取代。但是，在一些生产力不很发达的地区，与外界交流几乎隔绝的地区，有可能这种母系社会得以保存，"扎坝就是一个典型"。

　　在其他实行一妻多夫制度的地方，例如昌都，农牧民对一妻多夫婚持肯定的态度，特别是在一妻多夫家庭较多的地区，大受人们的称道。主要认为几兄弟娶一个妻子，不但家庭财产不分散，而且家里男人多，有的做生意，有的干农活，有的放牧，家里会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富裕。而且兄弟不分家，亲人团聚，家人和睦相处，再好不过了。这样的说法不仅在昌都，在玉树甘孜也大致相同。基于这种说法，一些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以前康区生产生活水平低下，财产积累不易，特别珍惜，加上劳役多，劳动力缺乏，因此实行多夫制。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也较少争议。这里还需强调，老百姓的这种看法十分重要，是这种婚姻家庭广泛存在的基础。

　　一妻多夫家庭的内部关系

　　藏族传统的一妻多夫家庭有兄弟共妻、朋友共妻和极个别的父子共妻几种形式。但在康区最主要、最普遍、占绝大多数的为兄弟共妻。解放前，谭英华先生在今甘孜地区境内调查的45户一妻多夫家庭，其中兄弟共妻44户，共101名男子，平均每户均2.3人，非兄弟共妻家庭1户，丈夫2人。

　　一妻多夫家庭以而兄弟共妻为普遍，其次为三兄弟共妻。四兄弟以上共妻的只是极个别现象，在昌都丁青县丁青村的一妻多夫家庭120户，丈夫257人，平均2.29人。昌都县妥坝乡9户一妻多夫家庭，一妻二夫7户，占78％，一妻三夫、一妻四夫各一户，分别占11％。
一妻多夫 如何娶亲？

　　康区藏族的婚姻既有娶妻婚，也有入婚。但一妻多夫家庭均为娶妻婚，尚未发现可几兄弟入女方家的情况。其婚礼习俗与一夫一妻的娶妻婚相同。由于多夫，在提亲时，有的要明确说明是几兄弟娶妻，也有的不说明。举行婚礼时，有三种不同的情况，较多的一种是一人为代表参加婚礼，这种情况大多是长兄为代表娶妻，以后弟弟们逐渐长到后，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从名誉上丈夫变成事实上的丈夫，完成共夫家庭。当然也有少数的例外，代表者不一定长兄。如类乌齐县有一户兄弟共妻，哥哥是跛子，结婚时由弟弟代表婚礼。第二种为兄弟们均参加婚礼娶妻。如丁青县丁青村的布吉兄弟俩，参加婚礼时兄弟并排坐在一起，妻子坐在旁边。第三种为部分兄弟参加婚礼。如丁青宗色扎部落的泽丁扎巴结婚时，父亲为他们三兄弟娶一妻，但他年龄还小，只有两个哥哥参加了婚礼。结婚时究竟采取哪一种方式，主要视其具体情况而定，如兄弟的多少，兄弟间年龄大小的差异程度，长兄弟与新娘年龄差距，等等，而且同一家庭不同代的人之间也有差异。如布吉是兄弟两参加婚礼，但他们的儿子当代表。

　　一妻多夫 孩子如何叫爸爸？

　　一妻多夫家庭子女对父亲的关系，从称谓可见一斑。一种是称大哥为爸爸，其余为叔叔。在芒康还有称大哥为爸爸，其余的依次为大叔、二叔、三叔的。如果大哥去世，则可称二哥为爸爸。另一种则不加区别，几个丈夫均被一概称作爸爸，这两种不同的称呼方法，有时还共存于同一村庄，如丁青县丁青村就是这样。不同的称呼方法仅仅是一种习惯，并不意味着子女真正是谁的。在昌都调查过的几户家庭的父亲们没有设想过子女中谁是自己的，谁是其他人（哥哥或弟弟的），反正这个家庭的子女，均是自己的子女，一视同仁。反之子女也一样，对父亲们也一视同仁，也不知真正的生身父亲是谁。子女的所属，从家庭的角度看待的，而不是强调个人。这种习惯也有利于家庭的和睦。
　对丈夫们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偏爱

　　多夫家庭的夫妻关系也有特点。在昌都，对多夫家庭的妻子，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评价标准，如果能搞好几兄弟的团结又孝顺父母，一家和睦相处，则认为很贤惠，受到舆论的称赞。反之，如果弟兄婚后闹着要分家，则说妻子偏心，会受到舆论的指责。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大家都知晓。

　　女人在婚后会有长者告戒对丈夫们要一视同仁，不能偏爱某一人，如贡觉县丁卡村的松那讲，她与四兄弟结婚，婚后老人对她讲，对几兄弟要平等相待，搞好团结。因此对多夫的妻子来说，也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要。搞好团结，除日常生活方面外，与一夫一妻家庭不同之处就是要处理好与丈夫们的性关系。

　　丁青县丁青村的阿巴与卢呻两兄弟结婚，她自己讲，两兄弟都不错，哥哥老实忠厚，对人好，弟弟年轻伶俐，相对而言她较喜欢弟弟，但在日常生活中对两兄弟一样对待，在性生活上也不偏心，尽量满足，两兄弟对她也很好，身体不舒服时很体谅，家庭十分和睦。

　　一妻多夫如何夫妻同房？

　　夫妻同房，以前的资料记载一般是丈夫在门口放置一个信物表示，其他丈夫就会自然回避。

　　在昌都调查，则有一种新的方法。有的家庭，丈夫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并不需要任何明显的方法，自然而然就会知道兄弟中谁与妻子同房，如睡觉时兄弟不在，去了妻子房中或睡觉后兄弟离去等。因每天在一起生活，从一些细微的举动既可知晓，于是其他的丈夫自觉回避。

　　在一些具体的生活方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总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不像某些制度那样规范，整齐划一。
　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劳动分工

　　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人说较高，有人说较低。从昌都调查的情况看，在家庭中妻子处于一种自然的、正常的地位、既没有明显的男尊女卑，也没有女尊男卑之类的文化习俗。但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却有大致的分工。在一妻多夫家庭，几个丈夫在务农、放牧或经商等生产经营活动中，往往有一定的侧重，但不严格。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特点，既有临时的分工，也有长期的侧重。

　　如芒康县嘎妥镇的土登央培家就较典型。家长土登央培主管家庭经济及家务安排等，妻子玉罗主要做家务事、做饭、带孙女。三个儿子娶仁青曲珍为妻。大儿子主要做生意，二儿子主要干农活（主要是较重的农活，如运肥、运庄稼、梨地、运柴火等），三儿子搞长、短途运输，仁青曲珍主要做一些轻的农活（如下种、田间管理、收割等）。根据各自的特点，有大体的划分。这是生产经营活动较复杂多样的家庭，工种多，分工也较细。而其他主要经营农牧业的家庭则没这么复杂。大体还是妻子干家务活，带小孩子和做较轻的农牧活，而丈夫们主要是干较重的农牧活及出售农牧产品等对外经济活动，其分工的基础主要是根据年龄和性别特点进行的，并不特别歧视妻子，妻子也没有特别权力。

　　家庭财产如何继承？

　　昌都藏族传统基层社会的整合主要靠的是宗教和地缘组织，没有普遍的、以血缘亲属为纽带的氏族组织（三岩等地的帕措组织除外），普通的农牧民对世系的追溯往往只能说道爷爷辈，或曾祖父辈，再往上能说清的人就很少了。家族的世系观念不强。

　　在家庭中对子女并不存在嫡蔗的区分，一视同仁。非婚生孩子也一样，在社会上也不受歧视。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继承权上。对普遍农牧民而言，继承权主要是家庭财产的继承。一般的习惯，儿女长大后或分家，或结婚离家，家庭财产的划分主要是按在家的人口计算，大多数是每人一份（有的地方给父母多一点）。子女，包括一直在家生活的非婚生子，均是同等的，没有厚此薄彼的制度。如果家里子女多，最后父母留谁在家，也没有制度性的传统。父母觉得谁孝顺，谁能干，而本人又愿意留在家里，则留谁。
　对于头人而言，继承权除财产外，还存在头人地位的继承，这一点对儿子而言，同样是平等的，不存在长幼的区别，非婚生子也可继承。如丁青宗色扎部落头人泽丁扎巴讲，当时他手下的根保尼扎彭措的妻子没有生男孩。旗子听说尼扎彭措有一个非婚生的孩子，经证实后，主动将孩子接回家，还当上了根保。另一个定本，与妻子生有一子，孩子长大后去拉萨当了喇

　　嘛不回家了，妻子于是将定本在外的非婚生子接回继承家业。正是这样的习惯为一妻多夫制家庭妥善解决子女问题提供了传统的文化基础。

　　如上所述，一妻多夫家庭的丈夫们对家中子女，在所调查的家庭中，丈夫们并没有刻意弄清谁是自己的子女，谁是兄长（或弟弟）的子女。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弄清这一点并不重要。而社会上对多夫家庭的子女的看法也是“以家为单位的，外人称其子女也是某家的子女，而不是称某人的子女”。换言之，如果一种文化特别强调男子本人的世系传承的话，单这一点就会使多夫家庭难以存续。

 

    延伸阅读：

汉人也有一妻多夫：揭秘古代的典妻现象

 

　　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器物一般出租给别的男人的陋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萌芽，一直到民国才开始由盛而衰，新中国成立后，典妻才彻底消失。

　　或许是赋税繁重，或者是真的走投无路，但拿着自己的妻子抵押给别人换钱糊口，终归是令人不耻的行为，但在古代，尽管朝廷也曾颁布法律禁止，但典妻依然蔓延开来，竟然成风。作者蒋晗玉在《书屋》2008年第11期著文说:“无论是典妻还是借妻，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占有，女性对男人的人身依附，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听从丈夫的处置，像商品一样被买来卖去……”这个买来卖去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古代典妻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妻多夫制的变异

　　田壮壮的纪录电影《德拉姆》（又名《茶马古道》）中有这样的内容:一个赶马人称自己的伦理上的“嫂子”为“姐姐”，原来小伙和哥哥是共妻的。他们淳朴地、心安理得地面对这样一种生活，或者叫做生活方式，这种融洽是曾经的非血亲之间的“打伙共妻”现象所不能比的。在辽宁省档案馆典藏的档案中，有一件关于打伙合同的档案:

　　立打伙人孙长义因无钱使，将自己贤妻张金香中人说允，情愿送与张现思名下打伙，言明身价小洋钱叁佰元正，押账钱当面交清，分文不欠，有官钱使用，两家均纳，倘有天灾病业、逃走等情，各安天命。此系两家情愿，恐口无凭，立字为正。（后面还有立字人、中保人、中间人、借字人的签字画押。）

　　这种让自己的妻子与别的男子打伙生活在一起方式，在东北地区俗称“搭伙”或“拉帮套”。这实际上是招养夫，是一种一妻多夫制的变异形式，其实质是让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无能力维持生计的男人家里帮助过日子。它的特点是已婚女子的本夫患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抚养妻子儿女或老人，家境十分贫困，维持不了最低的生活水平，只得依靠另招一夫，负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这些婚俗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贫苦潦倒而迫不得已“卖妻获利”。

　　“典妻”又称“承典婚”、“借肚皮”、“租肚子”等，指的就是借妻生子，为旧社会买卖婚姻派生出来的临时婚姻形式，与现代社会“借腹生子”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中国的典妻风俗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特别是浙江各地，如宁波、金华、舟山、绍兴、湖州等地，从宋元以来一直盛行。柔石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所述即浙江农村的一个典型的典妻故事。
　“质妻和雇妻”现象的萌芽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质妻和雇妻”现象。所谓的“质妻”，即把自己妻子转让给他人为妻，换取一笔钱，到约定的时间，要回妻子，送回原款。所谓“雇妻”，即雇主支付雇金给女子的丈夫，在约定的期限之内，让该女子作为自己的临时妻子，到期将女子送回其丈夫，雇金不收回。这两种形式可视作典妻的萌芽。及至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典雇妻子的现象更为普遍。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1075），因为旱灾和蝗灾，老百姓质妻卖子，父子不保。元祐元年（1086）时，苏轼在一项奏折中写道，二十年间，因为欠苗，卖田宅雇妻女的人不可胜数。《元史·刑法志》有如下规定:“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请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由此可见，元代时典妻之风已大盛，故统治者不得已而明文禁之。元世祖时，有大臣王朝专门为此典妻陋习上奏，请给予禁止。

　　典妻之风虽经元统治者力禁，但并未真正革除，到了明代依然盛行。于是清代的法律也特别对此设条。《清律辑注》中载“必立契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方坐此律。今之贫民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不在此限。”可见典妻之风不但不减，而且人数甚多。为了区别对待，因而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典妻之风盛行的原因

　　旧时典妻风的盛行由多种经济原因所致，“贫贱夫妻百事哀”:如丈夫有病无力维持家庭，或负债累累度日艰难；也有因赌博而穷困潦倒者，丈夫无奈而租典妻子。此类一般由丈夫做主，而妻子则被迫同意；也有丈夫长期外出不归，妻子生活无着而自典者。受典者往

　　往由于其妻子不育无出，征得妻子同意而去借妻生子。但无论是典妻还是借妻，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占有，女性对男人的人身依附，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听从丈夫的处置，像商品一样被买来卖去，没有抗拒的能力，反映了社会黑暗和道德伦理的落后。

　　有关典妻的规矩

　　典妻虽说是一种临时性的婚情方式，却也很是讲究仪式的，一般要经过媒证、订约、送聘、迎娶等环节。所谓“媒证”，乃是典委的中间介绍人，或受男方所托，或受女方所托，将受典双方接上关系，并充当证人的角色。媒证在订立典妻的契约上需出具，若有误差，媒证是有责任的。一般典妻均经过订立契约的过程。契约主要写明出典妻子的时间期限，典租妻子的租价及备往事宜。租典期一般租为一至二年，典为三至五年。典租价以妇女的年龄大小、典租时间的长短而定。对承典的人说来，对所典的妇女也是要提出条件的，比如必须具备生育能力，出典期间不得与原来丈夫同居。苛刻者还要求其在出典期不得回家照看自己的孩子等，并将这些要求写到契约中去。而出典者在有的地方跟新夫住，吃穿均由新夫负责，有的地方则住在自己家中接待新夫，而让原夫回避。这种契约对妇女来说无疑等于卖身契，契约一旦成立，被出典的妻子就得供人玩弄，为人生育，还得与自己所生之子女骨肉分离。
　典妻中的送聘完全是象征性的，受典者往往在订立契约后象征性地送点东西给该妇女，如头巾、衣服等，也有送玉器戒指的。所送的聘礼又将由该女子戴上穿上，然后回到受典者家中。凡受典后住入受典者家中的，一般都行迎娶之礼，要择吉日迎娶。迎娶常在夜间，由受典者出花轿迎典妻回到家中。不少地方典妻入家后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要宴请宾客族人。在浙江武义一带，受典家要在饲堂里摆上香火，设宴请族长、房长及长辈参加，取得他们的认可。有的还要治薄酒谢媒证。不过也有不少地方是不举行什么仪式的，抬进屋中后便就同居了。金华一带因典妻不赴受典者家中居住，故仪式概免。由典者到出典家姘居。典妻中的礼仪主要并不是为了尊重出典者，而只是为未来的儿子博取正名，以取得社会的承认。在典妻期间所生育的孩子是归受典者所有的，姓受典者之姓，认原受典者妻子为母。这对出典者来说是最伤心的事。人之情莫过于骨肉之情，此血缘的割裂常有致出典者为疯的，惨不忍睹，这叫“留子不留妻”。

　　出典者中也有贪图受典者家中舒适而无意回到夫家的；也有因出典期满而孩子尚幼不忍骨肉分离的；也有出典后原夫病故或外出不归致使其无家可归的；常由受典人与前夫重新谈判，再出一笔钱，续典续租甚至将其买了下来，典妻也终于成了买妾。不过此类事并不太多。大多期满仍回到前夫之家，仍去过其贫寒的日子。

　　还有一种是“自卖自身”情况，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件卖身执照，原文是这样的:

　　立执照:婚书人刘门杨氏，因丈夫亡故，并无家业、儿女，无依无靠，度日难过，亲朋无有，每日哭哭啼啼，家人可叹，因此自托冰人自卖自身，情愿卖与周凤喜身旁为妻，度日远年，三造说允同家言明，做身价钱壹佰伍拾元正，当交不欠，笔下交足，自交价后，永不反悔，此系两家情愿，若有反悔者，有冰人执照为证。媒人:李德功、老金太太，宣统元年九月十二日杨氏代字赵青山。
这里所说的“冰人”就是媒人，但为什么叫“冰人”呢？《晋书?索紞传》里讲，有一个当孝廉的官员，他的名字叫令狐策。有一天梦见自己站在冰面上，与冰下面的人谈话，感到奇怪，不知吉凶，就来找索叔彻圆梦。索叔彻说:“冰上为阳，冰下为阴，这一定是阴阳（男女）之事了。你在冰上与冰下人谈话，为阴阳语，这个梦预示你将要为人说媒，到开冰的时节，婚事就成了。”不久，太守田豹果然来求他做媒。此后，人称媒人为冰人，后来又有了“红娘”、“划柯”、“媒妁”、“月老”、“保山”、“媒证”等多种别称。古代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冰人做媒，因此也叫冰媒。上面这件档案所展示的卖身执照发生在1908年。奉天省安东县的妇女刘杨氏因丈夫去世、膝下无儿无女，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产，也没有了在夫家再呆下去的理由，且自己生活又无依无靠，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家里人（杨氏丈夫家里的亲人）看着很可怜，同意她另找个人家。因此，杨氏托了个媒人把自己卖给他人为妻。

　　这种交易首先由媒人先找好买主，然后买卖双方及媒人三方共同协商，商定好价钱，现金当面交清；为了怕日后妇女反悔、逃跑，故立执照为证，以绝后患。在执照下面，写有媒人的签字画押，买卖双方也在名字下十字画押，杨氏在其名字旁摁了手印。待手续齐备后，此执照具备了法律效力。这一张纸能把自己卖多少价钱，要视年龄、相貌、身体状况等多方面条件而定。这种自卖自身的现象只能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妇女在走投无路时，迫不得已所采取的下下策。其未来命运如何，只有依靠媒人，听天由命了。
　再看另一件典妻的档案:

　　赵喜堂因手中空乏，难以度日，进退两难，出其无奈，实事无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结发妻送于张慕氏家中营业为主，同更言明使国票六百元整，当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为满。如要到期，将自己妻领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灾病孽，各凭天命，于有逃走，两家同找，如找

　　不着，一家失人一家失钱。期满赵喜堂领人，不与张慕氏相干，恐后无凭，立租字人为证。

　　这张典妻的契约期限是八年，安东县县民赵喜堂因生活所迫，将自己的结发妻子典与他人，妻子在典夫家中生活，到期后，将妻领回。在这张契约上，写有本夫的名字，并摁上手印，并没有写上妻子的名字，这也说明妻子本人没有权力主宰自己命运。

　　“转房婚”现象

　　另外，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很多民族，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转房婚”现象。除了大家知道的西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昭君出塞的故事，类似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晚唐的咸安公主，在回纥生活了21年，她先后按回纥的收继婚制嫁给长寿天亲、忠贞、奉诚及怀信可汗。创造了历嫁祖孙三代、两姓、四位可汗的和亲记录。隋宗室女义成公主，于公元599年嫁给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死，义成公主又先后改嫁他的儿子始毕、处罗、颉利三位可汗。唐朝建立以后，义成公主数请颉利可汗出兵攻唐，为已经灭亡的隋朝报仇。626年颉利可汗率兵深入长安附近，刚即位为帝的唐太宗与之结盟。四年后，唐将李靖大破突厥，颉利可汗被俘，义成公主被杀，东突厥汗国灭亡。
　转房婚现象到宋朝在统治阶级内部就大量减少了。这种寡妇嫁给小叔子，违背儒家的三纲五常原则。从血缘关系上来讲至少是一种乱伦，汉族的上层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种陋习。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比较典型的如包公，把自己的侄儿铡了以后，管自己的嫂子叫“嫂娘”，在中下层人中，这种现象依然故我，嫂子就得嫁给小叔子，弟妹就得嫁给大伯子，宗族观念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一直到1949年以前，这种事在汉民族的社会底层当中非常普遍。只是各地叫法不同。寡妇嫁给小叔子，在陕西、湖北、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叫“转房”，在湖北东南部地区叫“旧婚”、“续婚”、“晚亲”。

　　满洲人在入关之前，也是流行这种“转房婚的”，哪怕是在统治阶级上层也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入关以后的满洲人，跟汉族人长期接触，也学四书五经，也学朱熹的学说，逐渐也觉得这个事是丢人的。入关几十年之后，《大清律》作了修改，加了两条:一、收父祖妾及叔伯母者，（类似于唐高宗那样的）斩；二、收兄嫂与弟媳者，绞。但在顺治帝刚刚入关的时候像这种事清宫就很多，比如孝庄皇太后她到底嫁没嫁给多尔衮呢？学界一直说法不一。认为孝庄皇太后嫁给了多尔衮这种观点的论据:一、这是为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二、弟娶其嫂是满洲旧俗；三、就是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顺治皇帝自己也干过类似事情，他喜欢上自己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媳妇了，就是董鄂妃。

　　转房婚这种现象却不只是在中国才有的一种特殊婚俗现象，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如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转房婚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于丹麦的反映。另外在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以及美洲、非洲一些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长期流行过转房婚。（文/蒋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