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丽餐厅特色:卅年间，落几滴星星雨点在心田(三十年回望之一)

卅年间，落几滴星星雨点在心田(三十年回望之一)作者：俞晓群 提交日期：2008-11-4 13:21:00 | 分类: | 访问量：2313
　　卅年间，落几滴星星雨点在心田
　　俞晓群
　　不久前，《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先生应华东师大陈子善先生之邀，与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座谈80 年代的《读书》和文化思潮。事后他感慨地说，人们对往事的忘却真是太快了，20多年前的事情，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听到沈先生的话，作家毛尖叹道，是啊，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就像古典文学一样久远。
　　如此快速的忘却一定是有原因的。不然，资深出版人陆灏为什么会说：“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两种困境，要么把过去看成是失去的天堂，要么觉得往事不堪回首。”陆兄说话，历来飘如浮云、落似残花，不着俗世痕迹。他这一句朗朗之言，自然唤起我追思的欲望。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1年进入出版行业，再到今日的繁华世界，整整30年了。作为30年的亲历者，我们忘却了什么？记住了什么？清理一下吧，我一边点数，一边不无谐谑地想起孔乙己那句妙语：“不多了，我也不多了。多乎哉，不多也。”
　　是的，时光飞逝，我记忆的脉络零乱得无从说起。
　　还是先从“文化”入手。文化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至高无上，至深无下。这30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文化的波折真实而确切。前10年，或曰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文化启蒙的时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更具体一点，在“解放思想”的主题之下，我们迎来了一个“文化丛书的时代”。老牌沉稳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就不用说了，时称三大编委会推出的三大丛书：“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推出的一系列著作，引领了10年间的文化思潮。一时间，相应的丛书、套书蜂拥而上，无数时髦的名词与学术概念扑面而来：保罗?萨特、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阿多尔诺、海德格尔、福柯、波伏娃、亨廷顿，还有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新儒学、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等。有人把那一段繁荣归因于“10年动乱”的文化反弹，正像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愤青们却反讽道：“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陈丹青语）
　　我是那一轮“文化启蒙”热情的追随者与参与者，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我们见到新书就读，见到新概念就想弄个究竟。1987年，我们也曾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丛书“当代大学书林”，算是几个年轻的出版人对于时代的回应。记得当时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个小小的“征稿启示”，结果投稿的来信铺天盖地，我们用大字报的形式把题目抄下来，整整贴满了一面10余米长的墙壁；其中有张光直、薛华等大学问家，更多的是一些初露头角的学术新人，像李君如、宋林飞、孟宪忠、邴正、陈学明等；推出的著作有《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当代西方社会学》《思考世界的十个头脑》《观念更新论》《美术、神话与祭祀》等。回想起来，那时提出一个丛书的名目，向社会征稿，真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觉。
　　到了90年代，当我们再以上面的形式公开征稿、组织选题时，社会上那种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呼应与认同没有了。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题目不好，后来才发现是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文化表征也由“启蒙”而转向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面对强势的市场化倾向，产生的“文化失语”状态（甘阳语）。
　　也有人说，90年代是“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李泽厚语）的时代。我们率先组织了“国学丛书”，它的编委会包括王世襄、王利器、方立天、刘梦溪、汤一介、张政烺、张岱年、庞朴、李学勤、杜石然、金克木、周振甫、徐邦达、袁晓园、梁从诫、傅璇琮；编辑部由陶铠、李春林、梁刚建、葛兆光、王炎、冯统一等人组成，他们在“编辑旨趣”中写道：“华夏学术向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降及近代，国家民族多难，祖国学术文化得以一脉未坠，全赖有学见之前辈学人参酌新知，发奋研治。‘国学丛书’愿承继前贤未竟志业，融汇近代以降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意义，期以成为高层次普及读物。”
　　至此，“国学热”兴盛起来。究其原因，有人说，这是对于8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的反击；有人说，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再一次反思；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坚守。
　　值得注意的是，“国学热”并不是90年代文化嬗变的唯一主题，人们所谓的“文化失语”也没有出现，一个更加商业、多元、俗化、冷静、中庸、现实的社会形态向我们走来。比如，9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它划分为三个子书系，即传统文化，侧重于普及；近世文化，侧重于整理与重现；外国文化，侧重于拾遗补缺、推陈出新。这中间，有文化的自觉，有传统的延续，有商业的考量，有启蒙的内涵，有西化的因素，有调和的形式，有宽容的表现，……总之，它是一个反极端的温和产物。它的主持者沈昌文先生解说，“保存为名，启智为实”，其中自有一番深意。
　　显然，90年代的文化表现出一种宽容、多元抑或软弱的气质，不再咄咄逼人，不再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它甚至为多种文化的交流预留了充分的空间。它还接受了中国学术通俗化的倾向，从南怀瑾的喋喋不休，到蔡志忠的恣意画风，一直到大陆娱乐化、评书化学者的登堂入室，都得到学院派与严肃文化的包容或默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学热”虽然没有覆盖90年代整个的文化历程，却在所谓“和而不同”等妥协的状态下得以生存和延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延续到当下。有趣的是，新时代又赋予了国学新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全球化的形势，让我们喊出了文化“走出去”的口号。两年之内，《中国读本》被翻译成10余种文字；数年之中，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布开来，伴随着《汉语教材》的及时跟进，我们甚至在国际上找到了出版的盈利空间。
　　以上，我们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谈论30年文化流变。其实还有一条线索不容忽视，那就是流行文化、时尚文化的嬗变。《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畅销书”是道还是器呢？说不清楚。我知道它有三个主要的支撑点：一是时尚，二是好看，三是流俗。上世纪80年代，流行文化的筋脉是琼瑶、亦舒、三毛、金庸、汪国真、舒婷、……港台文化的新鲜气息，熏染了我们好长一段时间。那时中国的门户刚刚打开，田园风光与初露头角的小资情调交织起来，人们的心绪像电影中的慢动作一样，激情而笨拙。
　　到了90年代，情况有些复杂，以《廊桥遗梦》为先导的西方畅销书进入中国，接着有《苏菲的世界》《英国病人》《失乐园》《格调》《学习的革命》；以刘晓庆《我的自白》为名人传记的发端，接着有赵忠祥、庄则栋、倪萍、杨澜、姜昆、宋世雄、吴士宏、王蒙；还有余秋雨、王朔，还有《老照片》，还有比尔?盖兹，还有早逝的王小波。显然，90年代的这一张书单,已经加大了年代的文化变数,也加快了流行频率，王蒙先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余秋雨带来10年以上的辉煌，其他的人呢？
　　新世纪畅销书的出版情况，看上去更加符合现代流行与时尚的定义。人们的注意力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2000年《第一次亲密接触》《三重门》，2001年《我为歌狂》《哈利?波特》，2002《几米绘本》《谁动了我的奶酪》《菊花香》，2003年《幻城》《我们仨》，2004年《狼图腾》，2005年《达?芬奇密码》，2006年《品三国》，2007年《论语心得》，每年还有一大串畅销书目、数据、分析、评论，我们的操作，看上去越来越像西方文化的模式，以及《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了。
　　对于这些书，读书的行家止庵先生说得好：“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此语听起来很有哲理。他把我们的思绪引向另一个重点问题，那就是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否可以说，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是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其中登载李洪林的一篇文章，原题为《打破读书禁区》，范用先生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是“阅读界”思想解放的先声，它的进步意义无须赘述，它带来的书业繁荣也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充分体现。
　　第二次是1989年4月，《读书》杂志刊载柳苏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此文一发争议颇大，面上是讨论董桥文体的问题,深层却是关于“阅读”目的性的反思。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通读者》中的一句话：“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这样的观点，在后来沈昌文先生编辑“读书文丛”、“书趣文丛”时，阐释得明明白白。应该说，这是在阅读的意义上，又一次思想解放。
　　第三次是2003年11月，《新周刊》的封面上印着几个血红的大字“无书可读”。刊中侯虹斌的主题文章《无书可读的三种说法》，从2300多年前，亚里斯多德与其弟子们的一声喟叹说起，列出了一串旷世奇才的名字：达?芬奇、斯宾诺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陈寅恪、钱钟书、顾准……他们在所生的时代，超越了前人的思想，都有“无书可读”的困惑。遗憾的是，新世纪的“无书可读”却不是大师的体验，而是平民的实践。我们可以说，这是“分众”的结果，这是“速食”的结果，这是“功利”的结果。究竟是什么结果呢？这就是我们出版30年来追求的结果吗？
　　30年，漫长而充实。即使忘却了许多东西，还是留下三条线索：文化，畅销书，阅读。在文化出版的意义上，这些已经足够了。首先，文化是出版的命脉，它引领着我们前行的脚步；出版最多是文化的助动者，顺应文化潮流，准确地把握文化走向，才是我们得以生存的依据。其次，畅销书的概念是一个舶来的东西，即使它经过近30年的嵌入、发展与繁荣，它依然是一个商业概念，不应该让它引领甚至涵盖整个出版领域。最后，在阅读的意义上，畅销书的繁荣与“无书可读”的结论，形成了巨大的反讽。它实际上是在提示我们，今日出版的理论与实践，确实遇到了新时期的挑战。君不见，当众多“出版高管”疯狂地呼喊赚钱、赚钱、还是赚钱的时候，刘杲先生也在大声疾呼：“文化是出版的命，出版的魂。没有文化，出版还有什么意义！”其实两者都没有错，只是前者有些极端地强调“赚钱”的意义，它会让我们的行为走向“准出版或非出版”的领域；刘杲先生强调“文化坚守”，正是在强调出版的根本或曰命脉。我是追随刘杲先生的观点的，因为身处这样的行业里，我们经营的产品就是“文化”；离开了文化，我们无路可走，只有改行。这就是我对“30年文化出版”的认识与结论。
　　写到这里，我的记忆愈发显得凌乱而无边际，星星点点，像初春的一阵暴雨之后，林中的树木鲜绿了，空气湿潮而温婉；我们仰起脸，阳光已经醒来，水珠依然滴落。孩子们一定会问：它们来自天上，还是来自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