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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组织生命周期（中）

每种权力结构中都包含着从内部破坏它的力量，并且这种破坏还限定了权力结构可能发生转变的形式。

各种权力结构间的转变
        生命周期模型开发的第二个步骤是考察各种权力结构之间可能发生的转变关系。总共可能存在36种转变关系（这六种结构，每一种都可以转变为其他五种，还可以转变成本身的不同形式，比如在专制结构中，一位领导者可以取代另一位领导者）。所有这36种转变的例子都很容易找到。然而，研究文献和实践文献的记述都表明，某些转变类型比其他的更为常见。例如，有大量证据表明，随着企业的增长，以及企业股份变得更加分散，企业就会从工具型结构转变为封闭的系统型结构。实际上，Moyer和Pfeffer & Salancik都认为，增长可能是为了分散股权（即为了压制外部结合体）而有意采取的一种策略。当然，我们也能找到反向转变的例子，但这样的例子似乎不那么常见。

        根据本文前面的介绍，生命周期模型可以描述并证明组织的权力结构从组织的诞生到灭亡的过程中的一种或少数几种演化顺序。换句话说，它会把权力结构的转变排列成某种符合逻辑的模式。这样的模型要以最常见的转变为基础，才能具有最大的解释能力，但它还必须证明选择出来的这几种转变比其他的转变形式更常见。

        那些看起来比较常见的转变，与其他转变之间的主要差别似乎在于引起每种转变的力量的本质。不太常见的转变似乎是由于外部力量对结构本身或组织发展阶段的影响而产生的。例如，一项新的技术可能使组织中的权力从已经确立的管理者团体转移到某些新兴的专家团体——换句话说，它驱使一个封闭的系统转变为精英领导型的结构。相反，最常见的转变似乎是由一些完全不同的力量所驱使的，这些力量是内在的，会影响结构本身的性质和组织的某个特定发展阶段的性质。更具体地说，每种权力结构中似乎都包含着从内部破坏它的力量——换句话说，每种权力结构似乎都为自己的毁灭埋下了种子，并且这种破坏似乎还限定了权力机构可能发生转变的形式（假设组织本身并没有像原来的权力结构一样被毁灭，而是生存了下来）。例如，如果专制结构一再因为依赖于单个领导人（他在组织成长的过程中去世了、离开了、或失去了消息）而陷入困境，那么这个结构中的内在破坏力量似乎就是集中化和不稳定性。如果外部影响者经常要接手组织的权力来挽救组织，那么对于专制结构来说，向工具型结构转变，来减少不稳定性，似乎至少是一种比较自然的转变。

        可能会出现各种类型的外部力量，导致各种结构类型之间可能发生各种转变。所以这些转变都是无法预测的，至少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组织本身来预测。从组织的角度看，这些转变是特殊的，因此不能用来建立生命周期模型。

        相反，内部力量似乎数量更少，并且效果更为有序。尤其是，如果没有外部力量，这些内部力量应该可以使我们预测权力结构的转变（或者，在有外力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从统计学角度预测组织整体中发生的转变）。并且，通过把组织从确立最初的概念到灭亡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转变结合在一起，我们应该能够建立一个组织生命周期模型。

        在36种可能发生的转变中，有9种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用内部的破坏性力量来解释的。另外两种，可能不太常见，它们似乎也是受到内在力量驱使的，但同时也受到其他内在力量的相反作用。这些转变都列在了下面（最后两项标有括号），接下来我们将介绍这些转变的原因。

专制型 → 工具型
专制型 → 传教士
专制型 → 精英领导型
工具型 → 封闭的系统
传教士→ 封闭的系统
封闭的系统 → 封闭的系统
精英领导型 → 精英领导型
封闭的系统 → 政治舞台（稳定形式）
精英领导型 → 政治舞台（稳定形式）
（专制型 → 封闭的系统）
（政治舞台 → 专制型）

生命周期模型
        在上面列出的九种主要转变当中，组织权力的各种不同结构是非常明显的。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正是这个顺序决定了本文所介绍的组织生命周期模型。

        首先，它显示，没有任何一种结构会导致专制。而且专制是唯一一种会从自身引发出多种不同结构的形式。这意味着，这种结构属于生命周期模型的起始阶段，会引起不同的发展轨迹。相反地，按照所有可能发生的顺序，最终都会导致政治舞台这种稳定的形式。因此，这种结构显然属于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当然，这里假设组织本身能够一直存续下去，经历各个阶段，并成功地完成了所有必要的转变）。其他结构则显然属于中间的阶段，工具型和传教士型结构属于比较早期的阶段，而封闭的系统和精英领导型结构则属于比较晚期的阶段。因此我们一共提出了四个阶段。如图1所示，这四个阶段分别被标注为创立阶段（例如专制）、发展阶段（例如工具型或传教士）、成熟阶段（封闭系统或精英领导型）、以及衰退阶段（政治舞台）。九种主要的转变用实线表示，其余两种则用虚线表示。沿着其中的某些线（以及模型的终点处）显示了模型假设会出现的短暂而不稳定的政治舞台状态——在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对抗或动摇的联合（事实上，常常是这些联合导致了结构的转变）。尽管衰退和最终的灭亡被显示为模型的最后阶段，但是图中也用两条平行线显示了可能导致组织在早期阶段灭亡的结构倾向。

        在对模型进行详细描述之前，需要对其特性做一点说明。所有的理论都进行了必要的简化，因此同现实不会完全一致。现实社会存在很多细微的差别；在理论化的过程中，研究者会忽视很多这样的差别，以掌握其中隐含的主要趋势。对于这些权力结构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答案一定是“也存在、也不存在”：说不存在，是因为没有任何组织会像典型的组织类型那样简单；说存在，则是因为每种结构都反映了某些组织在发展的某个时点上的主导趋势。因此，当专制被描述为组织建立初期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结构时，强有力的领导就被简单地理解为新组织中的主要趋势，就如同把组织的最终阶段描述为政治舞台，是为了指出那些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组织似乎要经历大量的政治活动。“专制”和“政治舞台”是给这些主导趋势贴上的简单标签——用来建立模型的标签。此外，应当强调的是，这个模型只是众多可能的模型中的一个，每一个模型都是根据持有某种特定观点的人的特殊论证思路建立起来的。我们还应该像了解组织中的某些真实情况一样，去了解当代社会中的重要问题。

组织创立时期的专制结构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组织在初创时所面临的条件。它大概有一项使命，以及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但除此之外可能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没有确定的结构、标准、内在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基本的设备。它的创立者可能就是领导者，也可能是其他人任命了一位领导者，但可能没有其他正式成员。

        事实上，建立最初的结构，购买各种设施，以及最重要的，雇佣第一批员工（或吸引第一批志愿者）通常都是担任领导的创立者的工作。由于还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程序和信仰，权力必然会因此集中在领导者个人身上。而且，潜在的外部影响者也可能倾向于对新组织不闻不问：在组织最脆弱的创立阶段，过多的要求会起到破坏作用。因此，新组织的内部结合体很可能是个人化的，而外部结合体则是被动的，导致了专制的结构。

        然而，最初的这段专制时期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例如，第一名受雇的专家可能会从领导者身上夺走大部分个人权利，从而导致组织向精英领导型结构转变。或者，如果运作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重复，可能就会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程序，从而使组织向官僚主义结构转变，比如工具型结构或封闭的系统型结构。

        然而，也有一些因素会促进专制型的最初结构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首先，建立新的组织往往依赖于强有力的领导者，才能确保组织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同时，意志坚定的人会被吸引到新组织的领导队伍中去，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创立组织的领导者还拥有别人无法拥有的机会，建立组织，加强他们自己的势力——建立强化其自身管理风格的程序和规范，雇用忠于他们自己的员工，等等。

        因此，组织在创立者掌权的时候一直保持着专制型的结构也并不是罕见的现象，有时候会持续数十年，尽管有时候向其他结构转变的推动力量也很强大。这种情况的经典案例发生在福特汽车公司，它的创立者将个人化的（而且是真正的“专制的”）强大控制系统一直保留到自己去世，结果，几乎摧毁了他终生努力获得的成果。

向发展阶段转变
        出于很多原因，专制的组织往往是不稳定的组织。很多组织还年轻，所以根基不够稳固；它们通常规模很小（因为在大型组织中很难维持个人化的控制）；并且，最重要的是，它们的管理只依赖于某一个人。一次心脏病发作可能就会彻底摧毁其根本的协调机制。或者，如果它们同自己太过依赖的那位领导者失去了联系，可能没有其他人能插手帮忙——没有一名内部人员具有足够的知识和意愿和原来的领导者抗衡，也没有任何外部人员会积极对此表示关心。因此，许多组织灭亡的时候还停留在专制结构阶段，在图1中用最先出现的两条平行线表示。实际上，组织的灭亡可能是专制型组织最自然的转变方向，那些破坏它的力量是它的内部特性中所固有的。

        然而，不稳定性似乎往往会使这种权力结构走向尽头，而不是使整个组织走向尽头。当专制被证实是不稳定的，组织就会被推向另一种结构。因为专制结构本身固有的力量，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框架提到的其余五种结构中，它最有可能向其中三种结构转变，而向第四种结构转变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专制型结构内部的力量既促进这种转变，又会阻止这种转变。

当一个组织高度依赖技术技能和知识时，那么就有可能很快向精英领导型结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可能会通过政治舞台的形式来完成

        专制型结构最自然的转变可能是转变为传教士型，至少是在富有魅力的领导者离职之后。创立组织的领导者通常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些留下来的人很自然地会以“传奇”、规范、以及传统的形式把他们的魅力巩固下来，形成制度，因此留下来的人会围绕着一个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组织因此向传教士型的结构转变。（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过程，组织在变为一个平等的传教士型组织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段一位强有力的魅力型领袖领导的时间，以便确立起一个意识形态。）如果任其发展，很多专制型组织在有魅力的领导者离开之后，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但很多组织并不是这样自然发展下去的。（而且很多组织最初也不是由魅力型领导者建立的。）这些组织在创立者离开后，甚至在创立者还没离开的时候，很容易受到攻击，会成为并购的首选对象，变成外部影响者的猎物。有些组织甚至会寻求外部影响者的庇护，例如年迈的企业家或继承人会将公司卖给大型联合企业，以确保组织的财务健康。当然，委托他人创立组织的外部影响者，在耐心地等待组织走过最初的专制阶段之后，也将终于进入组织内部，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外部影响者都会通过一个有用的管理层建立起官僚化的控制系统，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因此也就使组织成为他们的工具。因此，我们假设第二种自然的，并且可能更为常见的转变是：许多专制型结构倾向于转变为工具型结构，这通常是由于其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造成的。

        只要没有外部影响者的干预，从专制型结构向传教士型结构的转变就会很顺利，但是从专制型结构向工具型结构的转变过程却可能充满矛盾。对组织拥有个人控制力量的创立领导者很可能会反抗外部的接管行为。所以，在魅力型领导者离职后，其他内部人员可能也会抵制外部人员把组织变成其工具的行为，因为那通常意味着用官僚化的控制制度取代萌芽期的意识形态。Larcon & Reitter描述了一家杰出的法国家具制造厂的员工抵制美国母公司通过官僚控制加强母公司权力和向常规的大规模生产转型的尝试。矛盾的双方可能会表现出全面的对抗，直到其中一方占了上风；它们也可能达成一个临时的绝对联盟，以避免摧毁整个组织（大型联合企业在恶意接管一个组织后，会暂时保留被接管组织的领导人，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因此，如图1所示，我们假设，从专制型结构向工具型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个过渡性的政治舞台结构，这个过渡阶段可能是不稳定而短暂的，表现为对抗和/或动摇的联盟形式。但是一旦转变完成，组织很可能会平稳地保持在工具型结构上，其权力则被牢牢地掌握在外部结合体的手中。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专制型结构都会转变为工具型或传教士型结构。专制型结构另一种可能的转变方向是转变为封闭的系统，但是人们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内部存在阻止这种转变的力量，因此在图1中用虚线表示这种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管理者团队取代原来单一的领导者，成为权力中心。例如，在独裁的政府之后，通常会出现这种官僚化的政治制度，比如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就是这样。如果一名企业家亲自建立了一个大型公司，或一名专制的工人领袖建立了一个功利性的大型工会联合会，他们离开之后也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专制型结构向封闭的系统转变的可能性大于向传教士型结构和工具型结构转变的可能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组织在个人化的领导下发展到比较大的规模，已经建立了稳定的行政结构。实际上，这种结构的发展通常都意味着组织在领导者离职以前存在冲突——个人化控制和官僚化控制之间的冲突。并且，当领导者离职后，可能有不同的管理人员竞争领导地位，或者可能会有外部影响者试图接管组织。因此，我们假设，在从专制型结构向封闭系统转变的过程中，很可能存在政治舞台，其形式为动摇的联盟与/或对抗。

        然而，我们一般认为，与向传教士型结构或工具型结构转变的可能性相比，专制型结构向封闭系统结构转变的可能性要小，因为专制型结构当中有一种力量会抵制这种转变：个人化权力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以个人化的形式控制组织的领导者可以采取各种措施避免与管理者发生冲突——他可以将组织的规模保持在小型水平上（这样就不需要太多的管理人员），也可以在需要更精细的管理时马上离开（这会促进组织尽早向另一种结构转变），或者干脆不允许发展强大的管理层，不论组织的规模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些措施都会促进组织最终转变为工具型结构或传教士型结构，而不是直接转变为封闭的系统。

        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专制型结构还可能发生另一种转变。我们假设，当一个组织高度依赖技术技能和知识时，那么就有可能很快向精英领导型结构转变。由于需要这类专家，专制的时期很可能持续得比较短，因为专家进入一个新组织后，便会承担起相当大的权力。例如，内科医生会带着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走上工作岗位；因此，一家新医院可能会在建立后不久，便像成立了很长时间的医院那样运作。这种情况与那些不依赖于资深专家的组织刚好相反，因此必须制定许多自己特有的流程，从而它的建立阶段会比较长。在这里，我们仍然假设，从专制型结构向精英领导型结构的转变可能会通过政治舞台的形式来完成。决心迅速掌管权力的专家可能会与不愿匆忙交出个人控制权的创立领导者发生对抗，他们也可能会暂时建立起一个动摇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