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与共的明星夫妻:《报任安书》——逆境中的悲壮绝唱

《报任安书》——逆境中的悲壮绝唱

　　闲暇之余，爱看点书。读司马迁《报任安书》，让人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就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90年左右），字子长，陕西人，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前108年任太史令，前104年开始编写《史记》。
　　他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因李陵之祸，遭腐刑之辱，在极度的艰难屈辱中完成了不朽的巨著，记述了我国从远古到汉武帝时的历史，可谓是逆境中的悲壮绝唱，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 患难挚友将腰斩血泪传书。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他的好友任安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叙说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内心的极度痛苦，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完成《史记》的坚定信念，反映了自己的荣辱观、生死观和文史观。
　　书信思路纵横开阔，气势跌宕起伏，言辞真切感人。后人评说：“慷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这封信是在他的挚友任安行将执行腰斩之刑，而他自己又被执行腐刑不久，可谓是悲壮慷凉，血泪传书。就这封信自身来讲，不仅是回肠荡气的不朽散文，而且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司马迁的珍贵史料。
　　《报任安书》（摘录）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想见日浅。卒卒无须臾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愤懑以晓左右。阙然久不报，幸无为过。
　　译文：仆人司马迁对少卿再拜陈言。少卿仁兄，前些时候承蒙你屈尊赐信给我，教我慎重地待人接物，并尽到向皇帝推荐人才的责任。信中情真意切，好象有些抱怨我未有按照您的意见行事，反而听信了世俗之人的话。我怎么会这样做呢。我虽然平庸无能也曾听到过长者遗留下来的风范。只是我以为自己的身体已经残废而又处在卑微的地位，稍有举动就要受到责难，想要对事情有所补益，反而会招致损害，因此独自愁苦而无处诉说！俗话说：“为谁做呢？谁又听呢？”钟子期死了，伯牙终生不再弹琴。为什么？士人为理解自己的人去效力，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去打扮。像我这样身体已经残疾的人，即使才能像随侯珠、和氏壁那样可贵，品德和许由、伯夷那样高洁，终究不能引以为荣，反而让人耻笑自己受辱罢了。
　　本应及时回信，恰逢随皇帝东巡回来又忙于琐碎的事务，相见的时间很少，忙忙碌碌地竟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如今你遭到难以揣测的罪过，再过一个月就到了十二月，我随从皇帝去陕西凤翔的时间也就迫近了，恐怕你转眼之间就会遭到不幸，这样我就终生不能抒发我心中的愤懑让你有所了解，而死去的人由于得不到回信，他的灵魂就会抱恨无穷的。请允许我大致地说说我的浅见，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回信，务请不要怪罪我。
　　报任安书，即致任安的信。任安，字少卿，在大将军卫青麾下就职，后任益州刺吏。公元前91年，戾太子向当时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的任安下达发兵令，而任安按兵未动，事后，任安被判腰斩之刑。
　　此前，任安给司马迁写信时，并不知道司马迁也获死罪。当司马迁得知任安将就腰斩时，回复了这封信，真可谓是天上人间心灵的血泪交流。

　　二、 直言武帝辩真相获罪诬上。
　　司马迁在信中要告诉任安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遭“李陵之祸”。李陵，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关于李广，唐王昌龄在《出塞》中有这样的赞叹：“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前99年，二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命李陵率兵五千以分匈奴之兵。李陵被匈奴重兵包围，粮尽援绝，拼杀不果，投降匈奴。司马迁在这件事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是想宽慰汉武帝的心，没想到却遭来了杀身之祸。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旒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上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失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品税，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赎，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
　　译文：我和李陵都在宫中任职，平素没有很深的关系，各人走各人的路，也没有在一起饮过一杯酒，互相表示殷勤和友好。但是，我看他的为人，确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物，他侍奉双亲很孝敬，结交士人讲信用，处理财物能保持廉洁，待人接物都合乎礼义，能分别尊卑长幼，谦让有礼，恭敬节俭，甘居人下，常常想着奋不顾身，为国家的急难而随时献身。
　　他平素所修养的品德，我以为具有国家杰出人材的风度。作为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去解救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出众的了！如今行事一有不当，那些贪生怕死而只知保全自己和家室的臣子，就随便夸大他的过失，以图酿成大罪，对此我实在感到非常痛心。
　　况且，李陵率领不到五千名步兵，孤军深入胡地，足迹到达单于的王庭，这就像在虎口边设下诱饵，勇猛地向强大的胡人挑战，向居高临下的为数众多的敌军展开进攻，与单于率领的军队连战十几天，所杀敌人超过自己军队的数目，使敌人连搬运尸体和包扎伤口都顾不上。胡人的君长都震惊了，便征调了左贤王、右贤王，出动了所有能拉弓射箭的人，集全部军队共同围攻他们。李陵率军转战千里，箭失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不至，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但是李陵一声号召，疲劳的士卒便没有一个不奋起的，将士们个个血流满面，还用空弓（箭已射尽）冒着敌人的血刃，与敌人展开生死搏斗。
　　李陵没有全军覆没的时候，有使者来报战况，朝廷的公卿王侯都向主上举杯祝贺。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奏章报来，主上为此吃饭无味，听政也没有心思，大臣们担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我没有考虑自己地位的卑微，看到主上极度悲伤痛心的样子，实在想献出自己诚恳的愚昧见解。我认为李陵对部下能做到有好吃的东西自己不吃，把仅有的少量物品分给别人，因而能得到部下拼死出力，即使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李陵虽然失败被俘，看他的真实意图，是想找到适当的机会立功报效汉朝。事已至此（指李陵被俘），无可奈何，但他摧败敌人的功劳也足以昭示于天下。
　　我要把所想的这些向主上陈说，而一直没有机会，恰逢主上召见询问（这件事），我就本着这个意思，论说李陵的功绩，想要以此宽慰主上的心情，堵塞那些对李陵怨恨的言辞。可能是我没能完全表达明白，明主也没有明白我的心意，以为我诋毁贰师将军而替李陵开脱，于是把我交给大理寺（主管诉讼刑狱的官）问罪（定为“诬上”的罪名）。
　　关于历史上李陵投降匈奴的事情，限于篇幅，不再多说。但就司马迁上述所说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是，司马迁为人正直，评判人物公正，对李陵功是功，过是过，这一性格成就了他严谨的治史品格。
　　二是，司马迁刚正不阿，他看不惯许多大臣溜须拍马的丑恶嘴脸，听说李陵打胜仗就彻夜狂饮，听到李陵打败仗就落井下石，甚至还要株连九族，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不站出来为李陵说句公道话。
　　三是，司马迁对李陵的事情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历史地看，李陵是韬光养晦，用现在的话说是暂时迷惑敌人，找机会再报效国家。但是，他的这些话既不为周围的大臣所支持，更没有被汉武帝所接受，因此就遭来了杀身之祸。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说司马傻，谁解其中味！”

　　三、 家境贫无钱赎罪受奇耻大辱。
　　那么，司马迁在获“诬上”的死罪之后，却怎么又就腐刑呢？他在极度的奇耻大辱中是如何承受心灵和精神的煎熬？他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又经受了怎样的炼狱般的考验？
　　在汉代有这样的法律规定，死刑犯要留下性命：第一，可以用足够的钱去“赎罪”。第二，用死刑换取腐刑。（腐刑：古代割除男子生殖器的残酷刑法）如果想活命，可以接受腐刑。
　　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
　　译文：为此（指李陵之祸）定为“诬上”的罪名，主上最终同意了法吏的判决。家境贫寒，没有足够的钱来赎身；朋友里没有一个肯出面相救的，同事和皇帝左右的大臣里也没有一个为我说话。人非草木，也只能独自和狱吏们在一起，被深深地囚禁在大牢之中，还能向谁去诉说呢？
　　卒：终于；货赂：钱财；交游：朋友；左右亲近：皇帝身边的大臣。
　　司马迁在被判“诬上”之罪后，为我们撕开了一幅世态炎凉的立体图。本来就家境贫寒的他，父母早亡，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妻子，而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弱女子，面对丈夫的杀身大祸，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她非常想挽救自己的亲人于危难之中，但她没有任何能力。
　　能够救他的就是他的朋友们了，可是，“交游莫救”，这其中不单纯是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司马迁是皇帝“钦批”的要犯，谁敢救他？因此，没有一个朋友出面帮助他。
　　还有能使他脱离危境的就是“左右亲近”了（有书译为“远亲近邻”之类，似为牵强附会。其本义应该是跟随在皇帝左右的大臣和与司马迁共事的同事），但是“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一是司马迁是个无权无势的小小太史，救与不救都没有利益可得，反映了官场的腐朽与险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话就遭了“李陵之祸”，因此，明哲保身的臣子们避之惟恐不及，绝对不会去冒“司马之祸”的风险的。
　　这样，在家境贫寒、“交游莫救”、“不为一言”的情况下，司马迁就面临着绝境，接受腐刑就成了司马迁活下来的唯一选择。而这种选择在当时来讲不仅面临着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还面临着灵魂的不断考问。
　　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以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呼？虽累百世垢弥甚尔！是以肠一日而九徊，居则忽忽如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译文：我因为多说了几句话（指李陵事件）遭逢灾祸，深深地为乡亲邻里耻笑。因此还玷污辱没了祖上，还有什么脸面到父母的坟墓上去啊？即使再过一百代，耻辱反而会越来越深。因此，难耐的心情九曲回肠，在家则恍恍惚惚，出门则不知要到那里去。每当想到这种耻辱，没有不冷汗浃背而湿透衣裳的。
　　这是对自己受辱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封建制度的无情讨伐。真可谓千回百转之笔，书光明磊落之志，抒愤郁不平之气，传曲肠九回之情。

　　四、 生死劫为创史记活重于泰山。
　　在封建社会里，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腐刑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对身体的巨大痛苦，而是生不如死地对心灵和精神的严重戕害。他想到了死，因而面临着生死抉择。
　　他在“腐刑最下极矣”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生存，是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积极的生死观。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译文：假使我依法受死，如同九牛身上失去一毛，和死去一只蝼蛄蚂蚁有什么不同？而世俗又不会把我和为坚持气节而死的人相提并论，只不过认为丧失理智、罪大恶极，不能摆脱，罪有应得而已。人总是要死的，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对于死的价值运用不同罢了。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引用过司马迁的这句话，可见毛泽东是非常敬重司马迁的，就现在看，司马迁的“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如果他真的被杀或自杀，“死”则轻于鸿毛，或许，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会有更多的“虚美”之词。
　　二是他要完成《史记》的事业观。司马迁认为，他是蒙受冤屈而被判所谓“诬上”之罪的，白白被砍了脑袋没有任何价值，与此相连系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著作《史记》的终生理想。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译文：所以暗自强忍着苟活下来，甘愿囚禁在污浊的监狱中，是遗憾于一庄未了的心愿，卑贱无知地了却生命，我的著作就再也不能发表于后世。
　　私心：心愿；文采：著作。“活着”和“心愿”这两个原因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活下来是完成《史记》的前提条件，而著作《史记》又是活下来的全部动力。
　　三是，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做太史令，是一个学识渊博，在史学上很有抱负的人，一直想修著一部史学大典，但未能如愿。临终前，就把这一理想和愿望留给了司马迁，他在遗嘱中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流着眼泪答应了，发誓一定要完成父亲的遗愿。而三年后，他真的担任了太史公，因此，他必须活下来，把“文采”“表于后世”！

　　五、 师前贤定信念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要战胜如此巨大的精神痛苦，要适应如此恶劣的的世俗环境，仅仅有正确面对生死，立志著就《史记》的想法，似乎还远远不够。于是，他不断在前贤的身上吸取巨大的力量，把一个“虽累百世”的漫长痛苦过程，转变为修行品格、坚定崇高信念的过。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译文：古代富足尊贵而名声磨灭不传的人，多的难以记述。只有那些卓越杰出的人为后人称道。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受困厄而著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却写出《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国语》；孙子被砍去髌骨，著就兵法；吕不韦迁徙蜀地，《吕览》流传后世；韩非子在秦入狱，写出了《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都是圣贤们为抒发内心的愤懑而努力作出的。
　　倜傥：卓越；厄：受困；膑：砍去膝盖骨。司马迁正是从古仁人圣贤的身上吸取了博大的精神力量，立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六、 就极刑无愠色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的最后，告诉了任安自己著作《史记》的宏伟计划，并已经付诸行动，以告慰他的好友，也告慰他的父亲，还告慰此后的二千年！
　　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译文：近年来，我把精力寄放在浅薄的文字上，收集散失在世间的历史资料，详尽地考察其事实，综合事物的本质，考察其成败兴衰的规律，时间从黄帝开始一直到现在……想要彻底探求天和人的相互关系，通晓古今社会规律的变化，使其成为（史家）学说。草创还没有完成，却遭到了这场（李陵之祸）灾难。惋惜没有完成全书，因此，接受极刑也不能有怨愤。如果我真的能完成这部书，传给理解我的人，传播于大都邑之间，就算偿还了我前面受屈辱的债了，即使被杀一万次，还有什么后悔的呢！
　　无能之辞：浅薄的文字，自谦，意为著书立说；略考：详尽的考察；究：穷，彻底的探求；际：相互关系；变：变化规律；责：通假字，债。极刑：腐刑。
　　司马迁已经完全从那汗颜的羞辱中解脱出来，“就极刑而无愠色”，他那饱经忧患、感慨深沉、睿智隐痛的天才头脑，完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达到了一种崇高的境界，那颗金子般纯净闪烁的心，遨游在天与人，古与今浩缈无际的时空隧道里！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实际上为后人耸立起三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1、史学成就的高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从远古到当今时代的（就司马迁而言）3000年历史的伟大巨著，无论是从内容的丰富，还是从时间跨越的长度上，都是前无古人的，成为后世史学家的优秀楷模。“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通志.总序》）“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札记》）
　　事实上自班固《汉书》下至《明史》，以至《清史稿》的一系列史书，都基本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2、文学艺术的高峰。《史记》同时是传记文学名著，司马迁把中国的散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史记》记人叙事，场面集中，结构严谨，语言简洁，独具匠心，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后人诗歌、小说、戏剧无不受到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3、治史品格的高峰。司马迁著《史记》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成一家之言”，即要表达出他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物乃至对统治者的独到见解。
　　班固曾这样评价司马迁：“其文直，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他的《史记》不仅客观公正，而且“不虚美，不隐恶”。他的特殊经历使他更清醒地看到封建社会的罪恶，认清统治者的残酷本质。他刚正不阿，笔锋直至秦始皇、汉高祖，特别是对他同时代的汉武帝，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揭露和鞭笞。
　　由于原著的《武帝本纪》犯忌讳太多而被抽掉，（现在看到的是后人补写的）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其他篇章中，看到汉武帝的昏庸无知、荒唐可笑的一面。直接抨击开国之君和在位的皇帝，在封建社会的史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就更没有。
　　同时，司马迁对农民起义的将领，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极尽歌颂和同情。
　　《史记》不朽；司马迁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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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拷问 生命的思考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只有坦途没有暗礁，人生只有幸福而没有灾难。宫刑，在古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无以复加的摧残和打击。这对于司马迁来说，确实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屈辱。然而，宫刑并没有毁灭司马迁，反而促使司马迁成就了一番事业，促使他“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给后人留下了无以伦比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使它成为斐然旷世、名扬千古的百代伟人。其实，我认为人死都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人的本能就是求生欲强。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失去了生命，梦想、成功、希望都无从谈起，所以司马迁也在为自己求生找出口，“夫人情莫不贪生怕死，念父母，顾妻子”。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自己的负责。作为一个有生命尊严的知识分子，在命运转折关头所迈出的堪称伟大悲壮的步伐，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一个人踩着自己的影子前进，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无怪乎20世纪另一个英雄鲁迅大声疾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生存的过程中，各人的经历不同，耐挫心理也不同，在很多的挫折困难中，有的人选择了轻生，有的人选择了做一个行尸走肉的人，这是对生活的轻率，对生命的怯懦，不负责任。“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他的人已经死了，他还活着”，这句话简单而伟大的概括出来生命的意义，以及思想灵魂的作用。肉体的生存过程是短暂的，如何让思想以灵魂在肉体腐烂消失后依然“活着”，这正是我们所要想的和所要做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历史的传承者，高贵、低贱、伟大、平庸、积极、颓废……林林总总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讲述自身存在的意义，人躲不过的是时间，真正对自己负责的有所为也需要对时间有正确的认识，知道将来，期待未来，也就知道了生命的意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是每一个有思想的生命体自身灵魂的必然拷问。生命像火炬般燃烧，昨日是燃烧的灰烬。错过了太阳你流泪，夜里是否还会有群星？作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之著，《史记》无法回避生死的问题；作为一位学富无车、身经磨练的旷世文学家、史学家，面对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思考，司马迁更是有着卓越的生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