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宇蓁采访:小说，“谁”来说——浅析鲁迅小说《祝福》中“我”的选择

小说，“谁”来说——浅析鲁迅小说《祝福》中“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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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周康平

摘要：鲁迅小说中为什么选择“我”作为叙述者，本文试分析其它小说人物作为叙述者的不合理性，再从三个角度来论述选择“我”作为叙述者的理由，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祝福》，给中学的鲁迅作品教学一些启发。

关键词 叙述者 鲁迅 小说解读

小说是要有一个叙述人的，故事由谁来讲，它的视角和口吻都不一样，它的选择是小说的主题反映的需要体现。比如《我的叔叔于勒》要表现的是“金钱世界里人的异化”，作者便选择了一个小孩的视角，以“纯真”来反映“丑恶”，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角度，如果选择了“我”的爸爸为叙述者，那就变成了“成人”看“成人”的视角，就会少了“反差”所带来的给人的震惊和深思。在钱理群的《<孔乙己>叙述者的选择》中，分析了叙述者为什么是“店里头的伙计”。笔者深有同感，实际上，鲁迅的小说在选择叙述者的时候，都是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而做出选择的。比如小说《祝福》中“我”的选择，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弄懂这个问题，能更好的解读《祝福》。

小说《祝福》的主题是反映“病态社会中病态现象”，要达到这个目的，作者需要选择载体，所以安排了一系列人物出场，有“鲁四老爷、祥林嫂、卫老婆子、短工、我、柳妈、听故事的鲁镇人”等，这些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安排成叙述者，那么鲁迅为什么单独要选择“我”作为叙述者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下，选择其他人的不合理性。

首先是祥林嫂，如果选择了祥林嫂，那么小说就会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涉及到鲁迅所特有的艺术构思，鲁迅要观察一个人，往往把他放到特定的关系中来表现。夏瑜置于茶馆，孔乙已置于酒馆，阿Q置于未庄等等，这种特定环境能把主人公置于众目睽睽之下，让人深思，所以第一人称自然不为作者所欣赏。再说，让祥林嫂来自述故事无异于讲阿毛的故事，读者看了一遍，这种嚼头就会消失殆尽，其实，实际上的情况是，以祥林嫂的认识程度之低，也是不能很好地去表现小说的主题的。那么为什么在《故乡》中选择了“我”作为叙述者呢？那是因为在《故乡》中要表现的主题是“通过‘我记忆中的故乡’与‘现实的故乡’对比道出‘精神世界的失落’”无须把“我”置于环境去观察。“我”的选择本身就是内心情感体验的需要。

那么“鲁四老爷”是不是合适的人选呢？因为祥林嫂的故事，鲁四老爷一直是比较清楚的旁观者，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从他的眼去看祥林嫂，从而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我们知道，鲁四老爷的书房里摆着“文房四宝”“《近思录》（朱程理学）”“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可以想象到，以他的眼光去看祥林嫂，自然只看到的一面，那就是祥林嫂的死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且是一件早就该发生的事情，他的叙述就不能把祥林嫂所遭受的苦难很好地表现出来，就算能表现，也不会产生这种让读者产生这种“命运落差”感觉。何况鲁四老爷本身就是作者要表现和揭露的人物呢？按鲁迅的小说模式—— “看/被看”，鲁四老爷也是被看的对象，以被看的对象去看对象者是不恰当的。在这个意义上，短工、柳妈和卫老婆子等其它人都是不合适的。短工除了这一点外，他也没有了解祥林嫂的基础。

至于卫老婆子，她应该是祥林嫂的故事了解的最全面的人，在叙述故事这一点上，她是最为合适的，文章完全可以通过她的讲述来全面描述祥林嫂，而且在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在祥林嫂的命运道路上，她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是她给了祥林嫂多次的“命运转机”，来到鲁镇打工也都是她极力促成的，祥林嫂被抓再嫁的故事也是从她那里得知的。那为什么作者还是放弃了她作为叙述者呢？我们不妨来作这样的一个想象——假如真的卫老婆子成了叙述者，那么，文章中就该省略去了：有无魂灵的对话，我跟鲁四老爷的对话。这两段对话却恰恰是文章中较为重要的部分，我相信读者一定知道，不须赘述。

这样可以选择的余地就不多了。“我”自然是最佳的。在“我”的选择上，我觉得这几点是最为重要的。

一是，我的身份决定了“我”的选择。

我的身份是知识分子，也只有我这样的人才会去思考祥林嫂之死的真正原因。去思考这种问题在鲁镇看来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短工的态度上看出鲁镇人的态度。

……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时候？怎么死的？”，短工的态度很明显：这也要关心？这也是值得关心的？所以“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卫老婆子说起祥林嫂故事时的漠然和淡定；鲁四老爷的皱眉；听故事的滑稽表演都展现了鲁镇社会对祥林嫂的生命的漠视。在这一点上，也只有“我”才是妥帖的。

二是，文章的主题决定了“我”的选择。

以往分析《祝福》，主题大多确定在“展现了封建社会中被压迫的妇女的命运的惨况”，这样的分析，“我”就只是一个“封建社会中被压迫的妇女的命运”的见证者和叙述者。这样分析的弊端，有很多文章分析过，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说这样的分析是不完整的。最近新课程改革中对于“小说主题理解”的多元性解读的回归做了很恰当地表述，也逐渐回到了重视文本的本来面目。很多人指出，鲁迅的《祝福》也是“另含深意的”（钱理群语）。《祝福》一文也是表现知识分子“我”灵魂深处的浅薄和软弱、无奈与逃避。“我”的存在，是病态社会中的病态表现之一，鲁迅企图通过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企图思考当时知识分子的出路与责任问题。当然更有人指出：《祝福》中当“我”面对祥林嫂的三个问题时，“我”却以“说不清”即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作答，让我发现自认为与“鲁镇”社会（传统）绝对对立的“我”与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最终只能选择“再度离去”。关于这一点，钱理群先生这样表述：祝福在“他人的故事”中，还有一个“我的故事”——“我“在与鲁镇社会的关系中，始终是一个“异己者”。“我”当年离去，自是对“家乡”的背弃，如今“我”归来，故乡“已没有家”，不再存有《故乡》里“我”那样“寻梦”的奢望，“我”只是四处“漂泊”中在家乡暂作停留，发现家乡一切都没变：祝福的祭祀活动等等，“我”注定与这停滞不前的鲁镇社会格格不入，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社会的不相容性[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是文章的一个主角，甚至有人说，“我”才是最终所要表现的主角，“关注内心世界精神状态才是作家的真正创作源头”（苏霍姆林斯基语）。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小说选择“我”作为叙述者是最为合适的，也是最为恰当的。

三是，故事本身叙述的需要决定了“我”的选择。

说故事也要考虑到故事的叙述方式。小说采用了插叙的方式展现出了鲁迅的小说风格的多变性，按时间顺序来讲述祥林嫂的故事那不是鲁迅的“爱好”，这也是小说作者抛弃选择祥林嫂身边人特别是卫老婆子作为叙述者的原因。“我”这个角色的合适点在于：有些故事，我是知道的；有些事要听过来补充；有些事实直接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样，文章就会呈现三个层面的内容：有直接发生的（如有无魂灵的对话）；有所见的（如祥林嫂的外貌、在鲁镇生活的情况等）；有是听来的（如阿毛故事等）。这样的不同类型的故事组合自然会采用“现实与过去，真与虚”的方式，使文章展现出多变的叙述方式。这样使文章读起来富有跳跃感。这种效果正是作者想要的，这样的情况也多见于鲁迅的其它的小说里。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小说把“我”作为主人公的领悟：在小说中，祥林嫂和她生活的立体社会环境成了我关注的对象，接着，自己也成了祥林嫂故事的一部分，成了拷问的对象，而读者在欣赏作品时，又形成了与小说人物，叙述者之间的互动。这样小说就呈现出了复杂性，显示了鲁迅非凡的小说写作艺术。

参考书目

1、  钱理群.名作重读.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1

2、  语文学习编辑部 绍兴鲁迅纪念馆 鲁迅作品在中学课堂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①]钱理群 《祝福：“我”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名作重读》上海教育出版社P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