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点秋香冬香:来向荣：我的大学

我 的 大 学
来 向 荣

1955年，我中学毕业，如愿以偿地考取北大数学力学系，攻读数学。我所在的数学1班是个满不错的集体，对专业怀有浓厚的兴趣。家在北京的不多，大部分人来自全国各地，远离家乡和亲人。初涉人世，我们十分珍视友谊。在未名湖畔散步，在如诗如画的风景中，我们对自然，人生和科学，有过许多严肃认真而又天真稚气的讨论。怀着对真善美的渴望，我们神往于使人向上的东西。团员轮流记团小组日记，敞开心扉，深入交流对各种问题的思考和感受。班上让我主持墙报，我认真撰写发刊词，同学们踊跃写稿，表现了多方面的兴趣。因为功课繁忙，墙报没有坚持办下去，但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买不起衣服，团支部书记陈传涓送我蓝制服，张福仁等送我衬衫。女同学看见我的书包破烂，特地给我做了一个崭新的蓝布书包。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是我从少年儿童队到青年团以来深信不疑的信念。

我爱好思辨，喜欢辩论。在北大1957年5月19日以后的气氛中，我对理论的兴趣空前高涨。但我没有参加过当时的各种社团，没有张贴过大字报、小字报。我认为自己的知识不够，当前的任务是学习。

在学生中的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了。我不能适应这种突然的转变，认为这不是正常的辩论，深信当时广泛流行的传闻：“毛主席赞成放不赞成收”。时值期末，《中国革命史》课程印发了一份开卷考题目录，供选择。从1957年6月30日至7月6日，我以“革命史试卷初稿”为副标题，奋笔疾书，写成上万字的《民主问题论纲》，纵论民主问题的各个方面，涉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南斯拉夫问题、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并评述了当前的反右派斗争。这时，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修改和补充，已经公开发表。我注意到，同江隆基副校长原来的传达相比较，有了好些差别。我也注意到，毛主席提出了判别人们言论行动的六条政治标准。我认为，自己的文章完全从社会主义的立场立论，是绝对不违背六条政治标准的。我在文章中，对毛主席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给予高度评价，摘引了毛主席大段大段的话，来说明当前反右派斗争的失当。我的文章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提法和论述。比如，我论述了“革命警惕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人们之间神经过敏的猜疑和不信任”。我不同意把领导人的话视为法律，不同意站稳立场就是无条件跟着舆论走，不同意把不同意见统统斥之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不同意对提出反对意见的人 进行围攻：翻出其历史，揭露其言行，用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论证法，把提意见的人推论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甚至更进一步。 我批评“敌人高兴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欢迎”这个公式，认为这个公式包含着形而上学。我批评《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中国上空黑云乱翻，是源出于章罗 同盟的论断，认为这是极大的主观主义，认为从个别人去寻找历史事件的原因，是唯心史观。我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在大学生中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压服。等等。

1957年7月16日，我把写好的文章给陈传涓看，征求意见。 她是团支书，班上唯一的党员。她来自重庆，我来自自贡，1班只有我们两个四川人，自然感到亲切。我在中学时也做过团支部工作，对她充分理解，完全信任。我们常常讨论问题，交换看法。她的父亲是私营工商业者，1956年曾写过一篇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准备发表，她把稿子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我认真阅读后，写成详细材料交给她。她很赏识，认为我“有一定理论水平”。

我十分自然地把这次就民主问题交换看法，视为以往同她多次交换看法的继续。我很坦然，深信自己文章中没有不可告人的东西，但不愿张扬，不愿惊动别人，叮嘱她不要把文章给别人看。她当时的想法同我一样，满口答应。

我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星期后，她把原稿还给我，但我的文章已被油印成小册子，同班人手一册，系里派丁石孙老师亲临指导，开了持续一个星期的批判会，对我的文章逐段逐句进行批判。我的文章被说得一无是处，被视为集各种谬论之大成，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材料。我忿忿不平。我很自负，虽不至于认为自己的每个论点都是正确的，但一般和整个说来，我认为自己的文章有创见。在这之前，我没有写过大块文章，这篇文章是我的处女作，我珍视它。论点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不恰当的观点和提法可以修正，但说我有不良动机，是天大的冤屈。对于严厉的批判，我并不介意，我的许多论点在批判时被歪曲了，他们并没有真正驳倒我，触动我。但陈传涓在最后一次会上的长篇发言，是对我的沉重打击，不是她的论据说服了我，而是她的坚决的态度震撼了我。会后，她把这篇副标题为“答《论纲》作者”的批判稿，亲手交给我，表示我们之间这段交往的结束。事隔多年，我对她的批判的具体内容，全忘记了，但其中追述友谊，解释她曾极力为我辩护的话，特别是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有同样善良的心灵，我们都有考察事物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至今没有忘记。 她的这篇文章，我一直保存着。文革中，我的许多东西被抄走，她的这篇文章也被抄走。1979年，北大党委组织部的杨同志到数学系做落实政策工作，她在退还我的部分被抄材料时，对我说“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就不退还你了。”这是后话。

悲哀的经验，能锻炼人的感情，使它更为纯洁。这种境界，我体验到了。同人类身体的素质相比较，人类道德方面的素质更富生命力。悲哀很少使人丧命。一个人不可能长久地沉溺在悲痛里，青春的力量和生命的力量更强。我从来没有像在这些日子里这样心安理得，从来没有像在这些日子里这样清楚地体验到自己的性格。往事在我的心上一幕一幕地展现出来，在看待它们的时候，我能够更客观些和更冷静些了。人类诚然是节外生枝，枝外又生枝的。

痛定之后，漫作长歌，可以舒筋活血，畅怀荡气。

最大的折磨，莫过于良心的责难。对于心地光明的人，不管遭遇到什么，他虽然在短时间内也有困惑和不安，但经过这种悲哀经验的体验，他的心会逐渐趋于平静。人们的指责不管多么庄严郑重，但如果是莫须有的话，他又能有何感应呢?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一个清白无辜的青年，他的意志之坚，是没有东西可以比拟的，他既不懂得势利，也不懂得委曲求全。他只承认真理和逻辑，不会屈服于施加给逻辑的暴力。向怀有成见的人说明其成见的不公允，对于一个男子说来，是不屑为的，并且是无益的。真正的清白，是不必急于表白和急于表现的。了解我的人，不会责备我。不想了解我或不能了解我的人的责备，不会使我痛苦。能够以谦逊的态度来观察人生、对待人生的人，不会惶惶不可终日。

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行政处分是“保留学籍，留校考察”。我强烈希望换一个环境，申请就业。我的就业申请未获批准，只批准我到北大下放干部基地劳动。从1958年4月到1960年6月，我先后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的上达摩村和东斋堂村劳动。1960年6月，北大党委决定，原行政处分不是劳动考查的，可以回校学习。我申请就业的本意，就是要跳出北大的圈子，没想到仍在北大的圈子之中。经历两年多的劳动，我深感知识的匮乏和文化的饥渴，认识到学习的珍贵，决定顶着帽子重拾学业。1960年6月30日，我回到学校，插入58级。当58级作五年制和六年制的划分时，我认为五年制不学专门化课程，接触不到数学前沿，过去的努力白费了，选择了六年制。我看见，更年轻的人正在成长起来， 他们比我敏捷，灵活，同他们相比，我已经相形见绌。可是，我在一点上强过他们：意志强过他们。我没有白白地经受了严酷的劳动和思想斗争的锻炼。我已经把放逸之心收回来，能够专注于学问了。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数学。利用节假日，我多次到故宫、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纪念馆看展览，到天文馆看星象。在乾清宫，面对镌刻在御座屏风上的格言“知人则哲，安民则慧”，我久久伫立，陷入对历史的沉思，感慨良多。有一次，我到北京展览馆看英国水彩画展，回来后同李灏谈论感想，他不以为然地说：“这一块多钱，可以到海淀买一大块鱼品尝。”我说：“我从南校门出去，步行到中关村车站，乘车到白石桥只用了一角钱。画展是免费的。在天文馆看星象表演用了一角五分。从原路返回，仍用一角钱，此行总共用了三角五分。”他赞赏我的精细，我们哈哈大笑。

我沉浸于自己的境界，把1957年的事情忘记得一干二净，不知道自己在政治上还有什么未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领导的眼中，我始终是一个右派分子。1962年10月2日，年级党支部书记和一位支委找我谈话，要我谈谈自己的问题。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发问，我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问道：“什么问题？”他们大感意外，语塞，谈话不欢而散。

1964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我的自我批判通不过，不能毕业。系里通知我从10 月4日起参加劳动，先在系属实验工厂，随即到学校的基建队当壮工。1965年5月，我被调到十三陵分校基建队劳动。1966年春，基建工作告一段落，我被安排在分校的苗圃劳动。文革开始后，我很快被揪回北大，加入到牛鬼蛇神的队伍中。

196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整版，刊出北大大字报选，一张大字报说，“数力系五五级有一个右派分子”，如何如何反动。1969 年党的九大后，我到平谷县南山村劳动数月，回校后，旋即被调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干校劳动。 1971年秋后，干校搬到大兴县天堂河农场。从1973年8月7日至1974年5月14日，  我针对罗思鼎《秦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中的论点，以及梁效用对秦始皇的态度来划线的论点，提出不同看法，写了数万字笔记。1974年5月17日，当时的北大党委会和革委会在北大东操场召开对敌斗争大会，由两名武装公安人员将我从大兴干校押至台上批斗，将我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到北京市团河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后，我回到大兴干校继续劳动。1978年9月20日，干校领导向我传达中央文件，摘掉我的右派分子帽子。1979年1月8日，干校解散，我回到北大数学系。此后，我先后收到三个平反通知：《关于来向荣反革命问题的复查结论》、《关于撤销来向荣劳动教养的决定》、《对来向荣同志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

我早就听说，我的毕业证书在1964年已经做好，一直锁在系办公室的抽屉里。我认为现在可以去领毕业证书了。这时， 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插曲。管教务的姜先生拿出当年的成绩档案，指着毕业论文栏目下面的空白说：“你没有毕业论文成绩，所以不能毕业”。我向他详述论文答辩的有关情况，他经过核实，补填了成绩，发给我毕业证书。顺带说一下，1964年我在陈家鼎老师指导下的毕业论文《非齐次可列马尔科夫过程的轨道性质》，经过删节和补充，已在《数学研究与评论》1984年第1期 刊出，它是我完成大学学业的证据。

简历：  来向荣， 男，1937年3月11日出生，四川自贡人。1955年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4年毕业。1980年调入北京工业大学应用数学系，1990年评副教授职称。1998年2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