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多数医生失去了职业尊严感时！

1、眼下，医患矛盾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许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医生，却很少倾听医生的呼声。事实上，医生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虽然医生选择了沉默，但丑化甚至“妖魔化”医生的现象却愈演愈烈，极大地伤害了医务工作者的自尊和感情，使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更加恶化。人们不禁要问：那些在非典时期舍身救人的白衣战士，真的沦为“杀手”、“强盗”了吗？

2、不可否认，医疗界确实存在很多腐败问题，百姓深恶痛绝。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否定一个行业，否定一支队伍。我国有600多万医务工作者，如果真的都变成了“杀手”，怎么会有13亿人的健康？怎么会有人均期望寿命72岁的成就？事实上，每一位医生都希望“妙手回春”，没有一个人愿意患者丧命于自己的手术刀下，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那些把医生称为“杀手”的说法，既不公正，也不合理。

3、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群体的构成都呈“橄榄型”，两头小，中间大。极端好和极端坏的部分处于两端，大部分处于中间。对于医生这个群体来说，没有任何特殊性。大多数医生都是平凡人，他们每天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履行职责，救死扶伤。我们无须忽而把他们奉为“天使”，忽而又视为“魔鬼”。既不要“捧杀”，也不要“棒杀”，才是对他们的真正爱护。

4、“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在任何一个社会，医生都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因为他们肩负着维护人类健康的职责。医生当自爱，社会也当尊重和关爱医生。丑化甚至“妖魔化”医生，既是社会的悲哀，也是社会的耻辱。

5、我隐隐感到，这是一种可怕的社会情绪，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当大多数医生失去了职业尊严感时，那就意味着社会的文明秩序开始动摇。而个别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他们不再靠事实来引导公众，而是靠情绪来引导公众；他们忠于的不再是事实真相，而是公众的情绪。而不断让公众愤怒，已经成为“注意力经济”的促销策略。为此，我决心为沉默而压抑的医生们说几句话。此文发表后，在医务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大网站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我也成为近年来罕见的公然为医生“撑腰”的记者，赞扬者很多，攻击者也不少。是非毁誉，让历史评判去吧！

6、新闻报道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这是记者应有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然而，少数媒体为追求“眼球经济”，走入了“新闻娱乐化”的误区。个别记者热衷主动“策划”各种新闻，只求“轰动”不顾后果，并不关注科学常识和客观实际。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初衷，“茶水验尿”都是值得媒体反思的一个事件。它不仅可能恶化本已紧张的医患生态，而且使更多的媒体和群众受到误导，给社会制造了不和谐音符。

7、舆论监督的目的不是逞一时之快，而是为了揭露问题并解决问题，最终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因此，记者必须出于公心、出于良心、出于诚意、出于善意。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是建设性的，这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如果媒体盲目追求“卖点”，随意策划“茶水验尿”之类的“新闻事件”，最终将丧失公信力。

8、个别患者打着“维权”的旗号，不惜动用野蛮粗暴手段，肆意侮辱医生的人格，践踏医生的尊严。这是对人类文明底线的挑战，是一个理性社会所无法容忍的。

9、当“医闹”成群结队围堵医院时，当个别患者辱骂、恐吓甚至殴打医生时，当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边倒”时，医生就成了弱势。有时，他们的良苦用心被误解，却又无从辩解；有时，他们的医德医术被无端质疑，却又难于表白。于是，他们惟有伤心。而伤心过后，他们往往会以过度防卫来求得安宁。这对于患者来说，绝不是一件幸事。

10、长期以来，我们给医生戴上了太多的光环。面对患者，他们似乎只能永远微笑，而不能生气，不能愤怒。这是不符合常理的。面对草菅人命的医生，患者有愤怒的权利；而面对粗鲁无礼的患者，医生也有愤怒的权利。人都是有自尊的，而尊重从来是相互的。只有文明的医生，没有文明的患者，医患关系永远不会和谐。

11、中国用占世界2%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22%国民的健康问题，医务人员做出了巨大牺牲。当前，医改进入攻坚阶段，医务人员承担了很多社会风险和矛盾，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维护医生的尊严与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不可厚此薄彼。医生是医改的主体，决定医改的成败。如果不维护医生的尊严，维护患者的利益也是一句空话。

12、为什么医生干得这样辛苦，却总得不到患者的理解？很多正常的医学问题，却被视为“医疗事故”，动辄以暴力威胁，进行“天价索赔”。社会上往往把患者视为弱势群体，而忽视了医生也会成为弱势群体。很多人只强调医生的服务态度，而不管患者的就医态度，片面地认为“患者永远是对的”，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13、其实，尊重从来是相互的，医生要尊重患者，患者也要尊重医生。医患关系，本质上是平等互信，而没有高低贵贱。因此，我希望表达这样一个观点：请把医生当成一个普通人，尊重他们、理解他们、爱护他们，不要捧得太高，也不要贬得太低。

14、近年来，关于医生被患者殴打甚至残杀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以至于不少人有点麻木了，甚至还幸灾乐祸。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有些地方，医患关系正经历一个令人忧虑的“冰期”，出现了严重扭曲。长此下去，最终将不仅阻碍着医学进步，影响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对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危害。记得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人们对医生的赞歌处处可闻。然而，非典之后，有的人对医生的评价又一落千丈。

15、必须肯定，我国的广大医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好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广大群众的健康长寿，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对此，我们不能把支流当主流，更不能以极端方式“闹医院”、“杀医生”。这种丧失理智的行为，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不容的。

16、医学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高风险行业。尽管人类在医学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由于人体的极端复杂性，仍有一大批疾病尚未被攻克，如癌症、风湿病、糖尿病等。即便是对于很多常见病，在治疗中也会因个体差异而发生意外。可以说，一部医学史，就是无数失败演绎的历史。医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有代价的。

17、遗憾的是，很多患者对医疗效果期望过高，对医疗风险却不认知，不能正确对待医学的失败，以为进了医院就是进了“保险箱”，治不好病就是医生的错，动辄发生过激行为。这不仅极大地伤害了医生的感情，也挫伤了医生探索未知领域的积极性。为此，一些医生只好采取防卫性措施，该做的手术不做了，该冒的风险不冒了。医患互不信任、互相防范，其代价就是医学进步延缓甚至停滞，患者根本利益受损。

18、近日，在福建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一名患者向正在行医的戴春福教授连捅数刀，导致教授不治身亡。据了解，戴教授今年50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患者行凶的原因是因为戴医生多年未治好他的病。这是2005年最具轰动性的新闻事件之一。当无辜的老教授被杀后，一项调查显示，居然有80%的网民同情凶手。这种非理性的判断，触动了我敏感的职业神经。为患者鸣屈，固然可以赢得浅薄的喝彩；但为医生撑腰，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社会不保护医生，医生怎会保护患者？两败俱伤，何益之有？

19、其实，分析诸多残害医生血案，行凶者的作案动机往往并不复杂，很多是因为缺乏对医学规律的基本认识，最终迁怒于医生。一些患者认定：花了钱就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就是医生有问题。这样的想法虽然幼稚，却很有代表性。看来，让全社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是何等重要。

20、医学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是一门向着完美前进、无限接近但永远达不到完美的科学。医学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多变性，同一疾病的表现可能不同，不同疾病的初期表现亦可相同，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更是扑朔迷离。即便是很多常见病，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其结果也有难以预测的一面。因此，医生是一个绝对的高风险职业，包括诊断风险、用药风险、手术风险等。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临床的确诊率也仅为７０％左右，即有３０％左右的误诊率。对于医生来说，如果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是很不现实的。

21、在世界上，有两个职业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对这两种人的态度，考验着一个社会的良知。侮辱乃至残害医生，直逼社会的道德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

22、淋漓的鲜血，喷溅在白衣天使的身上，拷问着执政者的灵魂。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居然会发生如此野蛮的“返祖现象”，实在令人惊诧！这些残酷的暴力事件，不仅直逼每一个有良知者的心理承受底线，也直逼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

23、其实，中国的医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他们拿着微不足道的报酬，干着最苦最累的活，长期忍辱负重。虽然也有怨言，却从未放弃职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守护生命的群体，却连自身的生命安全也无法保证，这究竟是谁的耻辱？

24、中国正处于一个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凸显。而医院作为一个与百姓生命息息相关的“窗口”，自然最容易引燃社会情绪的导火线。

25、医学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发生医患纠纷，不足为奇。如果医患双方都能理性对待，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患者往往不愿意诉诸法律，而更喜欢“以闹取胜”。只要病人死在医院，活着的人似乎就有了赚钱的机会。不管是谁的责任，医院都要花钱摆平。否则，家属就会和职业“医闹”联合起来，摆花圈、设灵堂、围医院、打医生，仿佛有天大的冤屈。

26、其实，很多“医闹”都是黑势力花钱雇来的，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最后，医院迫于无奈，只好花钱买平安。于是，“医闹”和死者家属坐地分赃，各有所得。如此一来，“医闹”成了一个投资少、风险低、致富快的新职业，黑恶势力，趋之若骛。

27、很多地方官员认为，患者闹事，肯定是有冤屈，医院是公家的，赔点钱就“和谐”了。然而，正是这种是非不辨、黑白颠倒的“和谐观”，既导致了国有资产白白流失，又助长了“医闹”的嚣张气焰，使其有恃无恐，肆意危害公共安全。

28、试想，一个街头乞讨者都能被冠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何况一群“医闹”真的以打、砸、抢、烧的方式干扰公共医疗秩序？为什么有时对待群众上访就滥用警力，而对待“医闹”围攻却要“慎用警力”？难道法律的弹性如此之大？

29、当前，不少人认为：如今的医生过分追求经济利益，他们吃“回扣”、拿“红包”，把金钱看得越来越重，把病人看得越来越轻。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应该承认，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确实有一部分医生见利忘义，放弃了职业操守。但是，绝大多数人依然坚守理想，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因此，他们最大的快乐就在于，用自己的医术治愈患者的疾病，并得到患者的尊重和认可，这也是医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

30、也许有人问：医生真的不看重钱吗？假如患者做手术不送“红包”，医生会不会故意做坏？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作为医生，谁都想妙手回春，没有人想把病人治坏。至于有的病人没有获得满意疗效，甚至发生了医疗事故，大多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而非医生主观故意。因为医术是医生立身之本，谁敢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谁就是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一旦上了手术台，医生的心中就不会有任何杂念。患者命悬一线，吉凶未卜，医生如履薄冰，哪可能故意让手术失败，甚至还恰到好处地留点“病根”？这不仅在技术上很难把握，而且在主观上也不符合常理。

31、患者究竟是不是消费者？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患者到医院花钱看病，就是在购买医疗服务，当然属于消费行为，因此，患者就是消费者。假如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患者到医院就是花钱买健康了。可是，医学是一个充满局限性和风险性的领域，患者能否真的买到健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人体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一旦这台“机器”出现故障，医生在大多数时候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却不能保证修复如初。这和修理机器迥然不同。例如，汽车的发动机坏了，换台新的照样奔跑；而人的心脏坏了，换个新的却不一定能用。这就是医疗的特殊性。可见，把看病视为消费，是违背常识的

32、在消费领域，买卖双方平等自愿是一个基本原则。假如引申到医疗领域，医患之间就可以讨价还价，医生愿不愿意抢救病人就成了一种自由选择。遇到危重病人，一个医生如果没有把握，完全可以放弃救治。换言之，患者可以选择“买与不买”，医生可以选择“卖与不卖”，这才是买卖公平。显然，这种逻辑是荒谬的。所以，医患关系不能等同于消费关系。

33、医生的执业行为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治病救人。无论患者贫富，在紧急情况下，医生都要履行救死扶伤的天职，这是法定的义务。医生不应该根据是否盈利决定是否拯救生命，患者也不能认为花钱就能买来生命。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无价的，如果把生命与金钱画上等号，那么医院就成了生命的“自由市场”。倘若如此，人的尊严又何在呢？很多患者认为，花了钱就应该看好病，看不好病就得赔钱，忽视医学的风险性和复杂性。结果，医疗纠纷越来越多，打闹医院现象愈演愈烈。

34、挂号费体现了医生的技术劳务价值。一名医生对患者的病情作出诊断，是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的。有的诊断看似简单，却是用无数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换来的。一张处方，凝聚着知识的价值。理一次发、修一次脚，人们需要付几十元；而让医生诊断一次，却只付几元钱。当一名医师的劳动价值连理发师、修脚师都不如时，我们所提倡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岂不是一句空话？

35、在一片“看病贵”的抱怨中，医生的声音显然被淹没了，很多人陷入了“闻降则喜”的误区。只要看病费用降低，就欢呼喝彩；只要一提涨价，就骂声如潮。这就使得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一直无法理顺，甚至严重扭曲。据北京市最近对39家医院的调查，医疗服务收入普遍亏损。以静脉抽血为例，成本为1.39元，其定价却为1元，收入不足弥补成本。这就意味着，工作量越大，亏损越严重。所以，很多医院只好搞“以药养医”，让患者多付药费。可见，在一个不合理的医疗收费体系中，患者也不会成为受益者。

36、一直希望提高医生的诊疗费，降低药品的费用，让医生不再靠开药提高收入，此举恰恰是解决看病贵的治本之策。但是，公众并不理解，很多媒体记者也不理解，一听医生要提高诊疗费就骂声一片。有人甚至“和稀泥”：先降低药价，再提高诊疗费。其实，恰恰相反，不提高诊疗费，怎么真正降低药价？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难道让医生去喝西北风吗？

37、目前，我国公立医院实行“以药补医”，在政府补偿不足的情况下，医院要想生存，必须靠多卖药、多检查赚钱，或者过度采用高新技术，因为普通医疗服务大多是赔钱的。对于医生来说，由于劳动付出与收入严重不符，很多人的工作热情和效率大大降低。部分医生因无法从技术劳动中获得应有的收入，把私下拿取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等当成了合理补偿。这既败坏了医生的声誉，又加重了百姓的看病负担。

38、不久前，河南洛阳市中心医院发生了一起医患纠纷。一名食道癌患者不幸病死，患者亲属竟然迁怒于医护人员，非法拘禁4名护士达6小时，罚跪打骂，导致3名护士昏迷。事后，肇事者被警方依法拘留。透过这起恶性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观念误区：一个人生了病，似乎只要送到医院，就成了医生的事。如果治不好或者死亡，医生就要受到谴责，医院就要承担责任。这实在是一个荒谬的悖论。

39、一个人生病住院，本质上是寻求医生的帮助。而医学是有局限性的，医生也不是万能的。这恰如美国医生特鲁多的那句名言：医生治病，“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所以，把有病治不好的责任一古脑推给医生，是违背常理的，也是不公正的。

40、生老病死是人的自然规律。生病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恢复健康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谓“病去如抽丝”。一个人生了病，医生只能设法缓解痛苦，逐步逆转病情恶化，而不能保证立竿见影，妙手回春，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患者所要做的，就是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共同研究如何战胜疾病。如果不能理性看待生老病死，怀有过高的期望值，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加深对医生的误解。

41、的确，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但是，医生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尽心救治上，而不能保证每一个病人都能康复。一个危重病人死在医院，倘若排除了医生敷衍塞责、医疗事故等原因，那么，首要原因就在于疾病之危重。如果抢救成功，我们应该感谢医生；如果抢救不成功，我们也不必苛责医生。毕竟，人体是一台极端复杂的“机器”，一旦损坏，很难恢复如初。假如我们把抢救成功都视为理所当然，把抢救不成功都归于医生失职，那么，今后就没人愿意当医生了。

42、对于一名贫困患者，医院在没有收费的情况下，集中各科力量全力救治；当患者家属不配合签字时，医生轮番苦口婆心地劝说，虽然悲剧最终未能避免，但医生从未言弃。也许，这才是整个新闻事件的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个别媒体却忽略了这一点，把孕妇之死归于“医德沦丧”，甚至使用了“一尸两命”、“惨死”等标题，把一个“医生救人”的故事演绎成“医生杀人”的故事，从而导致了整个事件的复杂化。

43、近年来，我国新闻界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很多媒体一味追求“吸引眼球”，盲目迎合受众需求，甚至靠不断增加“负面新闻”来提高收视率、收听率和阅读率。其后果是，记者不再靠事实引导公众，而是靠情绪引导公众；媒体不再忠于事实真相，而是忠于公众的情绪。这种错误的新闻价值观，助长了记者的急功近利，催生了大量的失实报道，“纸馅包子”就是一个沉痛教训。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白剑峰同志勤奋敬业，为人正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始终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审视历史和现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用心书写历史，是一名出色的党报新闻工作者。

近年来，他不畏艰辛，深入别人未到之险地，写世人未知之故事，发表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作品，尤其是在公共卫生报道领域成绩显著。他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情挚爱，常常关注那些被人遗忘的的平凡小人物，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关注重大的民生问题，塑造了很多优秀医务工作者的形象，弘扬了医疗卫生战线的正气。

作为一名卫生专业记者，他一贯本着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的精神，坚持出于公心、出于良心、出于善意、出于诚意，敢于个别媒体纠正不负责任的报道。2007年，个别媒体炮制了"茶水发炎"事件，严重违背了科学常识，误导了公众，加剧了医患矛盾。为此，他及时撰写消息及评论《茶水发炎与媒体责任》，扭转了舆论导向。在医疗卫生领域，他的很多作品高屋建瓴，独辟蹊径，社会影响很大，对于推动医疗卫生改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起到了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几年来，他针对医疗卫生领域的热点话题，撰写健康时评60余篇，其中《不要丑化医生形象》抨击了妖魔化医生的错误舆论导向，受到医务界的广泛赞誉，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给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