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而不亲：蒋介石迁运黄金的代理人吴嵩庆

　　文章摘自《黄金秘档》
　　作者：吴兴镛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作者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黄金运台重要人物吴嵩庆的儿子，他从父亲的军费密记入手，十余年来在海峡两岸和国内外的档案馆、报章杂志及网上搜集资料，并寻访与运金有关的亲历者和目击证人，颇得许多第一……[连载内容]
吴嵩庆

　　吴嵩庆——1949年“预支”军费的负责人

　　蒋介石对先父吴嵩庆为什么这样倚信？先父担任国民党军队财务军需署长达15年(1947—1962)之久，职位并不高，但是这段期间所管理的军费数目在国民党政府总预算中最高曾占三分之二以上。此外，在国民党政府最艰困的时期(1948—1949)，中国国库大半资金也暂时由他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前面已提过，蒋信任他，但他并非“内廷的亲信”，因为他做人有原则，不是一位可以颐指气使的下属，由于这点原则，曾“顶撞”过蒋(替蒋的政敌白崇禧的部队领过银圆，又“违旨运黄金”到广州)，但蒋还是对他信任有加，只是蒋心知肚明先父不是一个会玩政治的人，从此摒他于高层权力圈外。肩上的两颗星，一直到退休，20年都没变过，眼见同僚(如严家淦，曾任蒋的副总统，后又“过渡”为“总统”)、下属越他而上，飞黄腾达，而他数十年如一日，只是本分地做他岗位上的事情，在日记里从未见任何怨言，只是自我鞭策把每天应做的工作做好。以下简单地介绍他的一生，让读者来决定，蒋介石是否知人善任。读者或可从他一生的经历，为个人安身立命作参考。如果因此 而改变为积极奉公的人生观，也是笔者所乐见的。

　　笔者祖父是读书人，教子极其严厉，使先父备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四维八德的身教及天下为己任的宏观。祖父以兴义学、排危解难为乡人称道，要求其子正道为“公”，从大处远处着眼，不斤斤计较眼前得失。父亲一生也以此自励，奉行不辍，笔者不是想过分“捧”自己的亲人，只能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他一生为公、冒险犯难的行谊及所做的许多“傻事”，如1936年在反共的高潮时，他竭力为亲共左倾的许多位入狱乡亲作保人，当年不但轰动镇海县城，也传到了沪上，至今还为乡人所乐道(小港信息网，宁波北仑教科网)，这些事从未听他提及，直到近日笔者才在网上知悉，这说明他只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而不顾自己的得失损益。他进教会学校之后，更增添宗教里爱人如己和每日自省的功夫。

　　笔者于2009年8月在本书校稿之际，查到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宁波市北仑区文联在2008年9月12日组织为戚家山名人投票，祖父吴吉三被乡人推荐为001号，并介绍他生平如下，可作上文注解：吴吉三(1874—1936)，名企唐，号梅香，戚家山青峙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因府试未中，又目睹清廷丧权辱国，受维新文化思想影响，遂绝意仕途，专心于家乡教育及公益事业。以自家西轩为教室，招集族中及近邻子弟读书。三十二年(1906)，以自家积泉庵之产业为经费，呈请镇海县署批准办学，定名青峙学堂。次年，青峙学堂开课，自任校长。三十四年(1908)，得族叔吴正訚等人资助，在村东石子滩新建校舍，取名七星延陵学校。后为解决办学经费，将祖产丰泰帆船出让，所得六千金作为学校经费。1940年，日军侵犯镇海时，学校毁于战火。抗战胜利后，校舍由其子嵩庆(即先父)重建，改为青峙学校。1989年5月仍复原名。办学期间，耗尽家财，但矢志不渝，临终仍嘱咐家人办学救国。吴嵩庆继承父志，接任延陵学校董事长，继续办学。先父一生奉行一个字，就是祖父教的“公”字。不是为了“公”事，我一位早夭的妹妹也许今天还活在世上。除了“公”以外，据我看，先父还奉行一个字就是“忠”(但非“愚忠”)，因为他早年追随了蒋介石夫妇，一生也就忠心耿耿地追随到底，即使在蒋最失意的时候，那就是1949年1月到次年的3月，蒋只剩下一个失败党(国民党)的总裁名义，也就是这段时间，蒋把一件极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即是前文所说的“第二至四批黄金运离上海”及央行的部分外汇及大部纯银银圆，也就是当年中国央行“现金”的半数以上，以“预支军费”名义转移到他手中，尤其是厦门的军费黄金，是以先父个人名义转入账中(《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

　　2008年秋，笔者从刚公布的蒋介石内战日记得知，蒋在1947年底调先父入(南)京时，已对国民党军队“陈旧”的军需系统完全失望。先父甫上任，得到的指示就是如何“落实”发饷人数，也就是把民国以来军中最令国人垢病的“吃空缺”的恶习纠正过来，但谈何容易。直到去台湾，先父与他的财务同仁才能点名(核对照片)发饷到每位士兵，在50年代完成蒋交办的任务。

　　俞鸿钧把260万(市)两黄金移到台湾，其价值当时约为亿美金的话(当时一英两市场价为50美元，一市两则为55美元)，那先父经手的“军费”就在2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比俞鸿钧所运黄金价值还要多些。他的清廉，在台湾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他儿子的笔者曾经见证了三件事，可与读者分享：

　　第一是，1957年笔者在台湾的大专联考中分数考得颇高，可进当时最热门的台湾大学的所有学系，但差一分进我的第一志愿台大医科(全台最高录取分)，那时高雄医学院医科已开办，如我填的话，可能是前几名，但这所私立医学院学费是新台币5000元，美金125元左右，是台大的20倍，但我家无法负担，这就开始了我一生中最暗淡、最失意、最感挫折的12年。直到1969年，我以自己的“成绩”进了美国排名前列的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自己借债去完成学医的志向。

　　第二是，1964年出国留学，先父向蒋经国借了1500美金做旅费及生活费，不到一年母亲来信，说被催还此款，幸而当时我在圣路易市的华盛顿大学有奖学金(每月200美元)，省吃俭用，刚好够还此款。

　　第三是，1991年9月，笔者赶回台北料理父亲丧事，亲自经手他一生的积蓄款项，包括他30年的军职，11年担任唐荣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及最后12年在一家私营机构(万邦公司)任董事长的收入，他全部财产是现金300万元新台币(加上约90万元的人寿险及奠仪)。我母亲手中也有约同数的积蓄。这就是他俩一生的积蓄，这不到800万新台币就是我母亲赖以维余生的钱(还须维持一位来台依亲及照顾她晚年的儿子一家人的生活)，直到她九年以后以百岁高龄去世。2000年11月办完母亲丧事后，剩余的就让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分了。至于宿舍房子，是台北收支处长王逸芬在1949年替我们安排的，当年巷口还有猪舍，现在则是近建国花市，台北的黄金地段，光是土地就价值近亿元新台币，但先父在世时拒绝友人建议以新台币20万即可自己买下当时时价超过千万元的寓所，他对好意相劝的友人说：“我一生为公，不愿到暮年来占公家便宜。”他当然希望在两老过世之后，此项公屋就干干净净地交还公家，更不要没替国家出过力的子女“来占公家便宜”。

　　先父的教育

　　父亲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该日是地藏王菩萨(这是位发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菩萨)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总是被鞭炮声吵醒，像是为他祝寿似的。

　　他5岁到15岁上的是家乡浙江镇海附近的小学，先是念沙头的青峙学堂，6岁改念较近的七星延陵学堂，此校当年是先祖父吉三先生与一位叔祖合资新创的。

　　到16岁先父就进了宁波北岸的裴迪学校，是英人所办教会学校，前四年是中学，后两年是大学预科，他念了三年之后，就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毕业后进入大学部，民国十四年(1925)从商科毕业，已内定他到宁波四明中学任商科主任(两校均为美浸信会所办)。1926年冬我叔嵩寿以伤寒在校去世，父亲就离开此伤心之地。据笔者所知，他在四明中学教书的时候，教过一位后来台湾医学界的名人，那就是农复会的卫生组长许世巨。许是最初推动台湾家庭计划的发起人，是人口计划的执行人(会同周联彬教授)，后来曾得菲律宾著名于亚洲的麦格塞塞奖。1972 年我从霍普金斯医学院毕业，在台北的校友聚会上许老告诉大家，说先父曾在四明中学教过他英文。

　　他在宁波、上海念书的时候有两位要好的同学。一位是叶良光，在抗战胜利后我父担任财务署长后，一直追随父亲身边，财务署台北的地下金库有三把锁，其中一把钥匙就在叶的手里。另外一位是陈舜畊，在中国铁路界是有点小名气的，抗战胜利后曾任津浦铁路局局长，到台湾后曾任台湾省铁路局局长。他影响我父亲甚多，他与蒋家关系甚深，就像俞鸿钧与蒋家的关系建立之渊源有周雍能，我父亲与蒋家的关系有一部分是由于有双方都熟悉的陈舜畊。舜老的姊姊陈志坚是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结拜姊妹，蒋经国在上海念初中时，就是由陈果夫与陈舜畊照顾的。笔者曾为他在《传记文学》写过一个传。陈先我父亲去欧州留学，当然也影响到我父亲，他后来也去法国留学。
　1926年，北伐军一路破竹到上海，我父亲承陈舜畊的介绍进入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白崇禧，而陈自己则到蒋介石身边任机要秘书。有些奇怪的是，陈在上海这么久，还去黄浦军校教过书，应该知道追随蒋和追随白有多大区别，完全是不同系统的嘛。(幸亏后来父亲离开白，去了法国念书，回来后才被留法同学汪日章介绍到蒋的身边。)次年6月入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还是少校秘书，而此时陈舜畊已离蒋去欧洲留学去了。行军到保定时，指挥部取消，就失业了，其时北伐军已入北平，统一在望，先父或因陈舜畊在欧洲之故，也决心出国留学。承白崇禧之助，在1928年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大学院(今之教育部)院长蔡孑民(元培，浙江绍兴人，1868—1940)，蔡元培给他一个特约编译员的名义，月支薪100元作学费，自出国之日起支，使他有去法国留学的机会。那年10月，先父由上海乘轮赴法，因为在北伐行军时“看到各地鄙陋情形，深感市政建设当为建国之重要一环”，就选择进入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两年半后毕业，获硕士学位返国。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 

　　父亲嵩庆公在1931年夏天由法国回国，“经过几个月的失业，饥不择食，经友人介入铁道部任文书科员一年余”。据他告诉家人，每天无公事可办，就到图书室去念书。但是笔者在2009年无意之间在网上发现，先父那一年不仅仅在图书室读书而已，也晋升了一级。

　　1932年11月，商务印书馆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发出400余封征文信，寻求答案：“先生梦想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回复的142人中，有老舍、巴金、朱自清、梁漱溟、郑振铎、柳亚子、谢冰莹、林语堂、张申府等近代史上知名人士，先父以一铁道部的低阶职员，不知何故在此《东方杂志》里也留下了雪泥鸿爪，这或许是他平日在此杂志投过稿而列入征文之列，但在他自传里丝毫未提及。《东方杂志》(1933年1月第30卷第1期)记下：“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这种理想，当然来自传统儒学与在巴黎留学时亲身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息战思潮。1931年，中国正经历“9?18”事变，惨受日本及列强的侵略，祖国能无军备吗？多年后，先父又奉命出掌国民党军队财务与军需署，所管正与军备有密切关联，与他刚回国的理想相去甚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动乱的大时代中，有几人还能紧抱自己最初的梦想，而不为时势所推移？(刘瑞林编，《温故之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上)》，广西大学出版社；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30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

　　1933年夏他的留法同学汪日章(1906—1992)来信，那时汪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秘书［主任是毛庆祥(1898—1998)］，谓该室有一中校秘书缺，问他“愿否屈就”，先父认为这是一大好机会，随着向铁道部请假赴庐山，与毛庆祥及汪日章同见蒋，蒋看他履历书，知道他为沪江大学毕业(蒋曾资助陈舜畊念沪江大学)，又留学法国，即说：“好，好，好好工作。”(按：这就是蒋最早期的“侍从室”，是从1932年南昌“剿匪”时开始的。到抗战时，才扩大编制，正式称为“侍从室”，只是蒋比较低调，其实这里面人才济济，尤以抗战时为然，是蒋培育及观察人才之所在。)

　　先父晚年在台湾曾提及该次去庐山一逸事。一日，与汪等出游，帽为风吹落山去，汪日章即大声向先父笑道：“你出头了！”此次庐山之行，确是先父一生关键的转折点。汪别名荻良，亦一奇人，在蒋事业之巅峰时，即1938年抗战初，离开蒋侍从室少将第四组长的职位，去从事他的油画生涯。他留法时原是学艺术的，1947年至1949年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校长。先父周围，就有多位类此视富贵如浮云、有胸襟的道义之交(可参见敝著《黄金档案》的人物篇)。

　　不久，侍从官交来父亲的履历书，上面有蒋的批示：“准派为机要科长”。换一个人，一定非常高兴，留学巴黎大学，拿了硕士回国做个科长也不算过分，但我父亲看了：“大吃一惊，我对庆祥兄说：这绝对不可能，必是委座笔误。庆祥兄认为不会错，委座对你印象一定特别好。”但先父坚持要毛庆祥再请示蒋。次日清晨6时，汪日章打电话给父亲，“委座嘱即往见，至则见委座正在庭前静坐，胸腰挺直，而手置膝上，移时坐毕入书室，嘱我进见，微笑对我说：你还是先做少校秘书，好好从小做起。”(1933年父亲进入蒋机要室的任命状)先父就是这样极本分的一个人，不躐等躁进，从基层切切实实干起，由这样开始，蒋介石对先父的信任，渐渐超过了与他渊源更深、曾资助念大学的陈舜畊。在服务半年后先父就晋升中校密电股长，掌理蒋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先父曾提到一件事，印象特别深。

　　1933年9月底，福建的陈铭枢早有叛变迹象，10月初即陆续有各方面情报，我们截译密电工作也特别紧张，有一天，我适在黄季弼兄(主持黑室工作)办公室，得知正截获了一通无线密电，已译出了几个字，后经再三推敲，竟将全文译出，暴露了全面叛变计划，立刻送上委座核阅。此乃敌人自己供给的资料，比任何情报可靠。这也说明为什么，委座特别看重这一项黑室工作。

　　此即近代史之“闽变”，也间接证实了先父从一开始就受到蒋的信任，进入了最机密的中心。

　　1934年7月，航空委员会改组，蒋兼任委员长，不久意大利墨索里尼征得中国同意，派了一空军顾问团来华，团长为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民族英雄劳第将军(Genl. Rodi)，他想找一位秘书，其条件是此秘书必须为蒋委员长所熟知的人。先父就在那年11月至航委会到差(据汪日章回忆说是他推荐的，参见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开始了他在国民党政府空军整整十年的生涯，由航委会秘书，而笕桥航校秘书，而航委会主任秘书、经理处副处长，最后一职为空军上校经理处长。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西安事变，蒋夫人宋美龄应变出任航委会秘书长，晋升先父为主任秘书(《国民党军事制度》，2009)。

　　据2009年宁波北仑小港信息网登载，在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先父做了件“傻事”：当时宁波故乡的“蔚斗小学师生鉴于国内形势十分紧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三月，蔚斗、新民、良才三校决定出一份以‘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为宗旨的半公开油印刊物。编写工作由周鸣宇等实际负责。……为县政府所注意，……不久，蔚斗的多位爱国教师被捕”，先父却掩护地下党周鸣宇逃逸。“上海进步刊物《读书生活》、《妇女生活》曾以《镇海国民党当局逮捕爱国教师》为题，撰文揭露反动政府迫害爱国教师的罪行。蔚斗校董唐爱陆，校长乐嗣钟以及在上海的吴沛宁同志积极奔走营救，终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经吴沛宁之叔父(青峙七星延陵学校校董)、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吴嵩庆先生力保，迫使反动派不得不将被捕教师全部释放。爱国教师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两个月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由上文知道，先父并没担任过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只是位秘书，但在1936年他是航委会的主任秘书。这里又显示出先父在政治认识上，在国民党政府反共高潮中，是太“天真”了。他只知是非，而对党争毫无了解与兴趣。

　　在与蒋夫人共事期间，有一次他与飞虎将军陈纳德因事相争，蒋夫人对他说：“你得罪了顾问，应向他道歉！”我父亲说：“此事我有理，我决不能道歉，而且他用手拍桌，是他侮辱了我，应向我道歉。”蒋夫人听了遂向陈纳德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拍桌子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情，好罢，你们两人握手言和罢！”于是在夫人面前，我父与陈纳德两人热烈握手，言归于好。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洋顾问面前一向不卑不亢。

　　抗战期间，1942年先父已晋升为空军经理处长，四川梁山要筑一大型机场，以接应盟国空军，需要一笔巨大经费。父亲请夫人帮忙，夫人告诉他：“我们一同去孔公馆”。到时，孔祥熙(1880—1967，时任行政院长)远远看到他们下车就用英语说：“我知道你又来讨钱了，因为你带了会计来。”随着拿笔批“照发”二字。父亲认为，此案如果用正式公文手续，不知几个月才能办通。又一次，父亲经办某案，就用便条写着需费多少，面呈夫人。过了一小时，父亲收到侍从室送来的委员长亲写“吴秘书亲启”函，拆阅之下，原来是方才呈送夫人的便条委座没有批，只在后面写：“此致孔院长，中正手启某年月日”，蒋的字比他还要工整，让我父亲感到惭愧，也让他感激。先父与蒋夫妇的关系，较从属与长官的关系要深一层。

　　他认为，在离开空军二三十年后，夫人仍对他照顾有加。1968年，他在唐荣钢铁公司任董事长，在高雄新建好一座中兴钢铁厂，正巧蒋夫妇也寓于澄清湖官邸，父亲极盼正在欢度82寿辰的蒋也能来厂视察，特写信给夫人。第二天，蒋夫妇即亲临此厂，夫人对他说：“我给你请到了！”让先父感到温馨。
1971年3月，先父遭遇重大车祸，座车与一被警察追逐的盗车在纵贯公路上相撞。第二天清醒后，在左营海军医院得知，士林官邸打来电话，当晚空军派专机由外科教授杜圣楷(杜是我们家的好友，也是蒋的侍医之一)护送至台北三军总医院治疗。次晨，外科主任卢光舜大夫(医界前辈，曾主持筹备兴建台北的阳明医学院)带了一束花来到病房，面传夫人关切之意，并谓这束花是夫人亲自在花园中采来的。卢大夫并告诉父亲：“我们医护人员看得多了，对某人，总统关切。对另一人，则夫人关切。很少有总统与夫人同时深切关怀如对你的。”方知昨日电话与专机，都是夫人从中促成的……

　　与蒋夫妇能同时建立良好关系，可能是家父的教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个性使然，如前述，他为人本分，从不作非分之想，也不做攒营晋身之事，先祖父教育他一切为“公”，所以一生很少为自己，甚至自己家庭着想(有时就有些过分，变得“不顾家”了)。因为是基督徒，与蒋夫妇在信仰上没有隔阂，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的，又是奉化的邻乡人(同属浙江鄞县)，在外语上也是得心应手，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日后中原板荡之时，央行的“军费”大任就降到他头上了。这也是蒋夫妇知人善任的一面：虽然古板木讷，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但在这之前，还须接受其他历练。

　　1943年7月，他奉命去国民党的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字初如)的赏识，于结业后调任少将粮秣司长，从此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于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1943年8月刚上任时，他就遇到一个惊险经历：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召集最高军事会议，带了一位高炮士兵，报告说，每日吃的主食，军米仅20两(照规定为25两)。委员长遥指着坐最后一排的粮秣司长作答，先父哪见过这样大的阵仗，刚上任，不知怎样作答。幸亏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良、俞飞鹏(后方勤务部长)说碾制、运输、储藏、洗濯都有损耗，替他解围，但蒋要他在山上多待几天，当时王惕吾(后为台湾《联合报》创办人)任蒋卫队团第二营营长，王逸芬(后任财务署台北收支处处长)任团军需主任，父亲就与他们住在一起，并请他们协助调查。

　　这种“粮耗”，是历史上最伤脑筋的事，他甫任斯职就须为此“耗损”说明清楚，实在是个难题。但他精力过人，脚踏实地，到部队去调查，由各种数据说明军粮之领发、碾制、运储等损耗难免，绝不能达到25两全数，这种用科学数据的统计方法，与我每日在实验室中作动物或人体研究论文，其复杂度不遑多让。他的结论是，需要管理一元化，建立全国仓库网，集中管理，以减少损耗。

　　通过了这次测验，他于一年后晋升为军需署副署长，1944年11月又奉命兼任兵役部经理处长，身兼两职当然是位“能吏”。另一方面，作为前西北军“军阀”的鹿钟麟是兵役部部长，而兵役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弊端所在，蒋介石曾枪毙了负责兵役的署长(原属军政部)，才设立兵役部，找了一个“党外”的西北军将领来做部长，自有平息众怒的目的。鹿部长也非傻瓜，特别找了位与蒋关系甚深又有清誉能吏的人来兼任经理处长，可以有如昔日的“钦差大臣”，来纠正风气。

　　父亲的一项任务就是调查新兵及师管区医务实况。他揭露贵州各师管区的医院直如“催死所”，途中二连新兵直如乞丐群，旅舍不许入内，夜卧檐下石板上，以致一夜即添病兵23人。碰到先父这样有血性的“钦差”：

　　……立即将病兵送入医院，嗣严经交涉，始得入室居住。夜闻咳嗽声呼应不绝，声声刺耳，不能入眠，因起而秉烛草此报告。钧长读之，当亦可闻新兵在寒夜所发呻吟咳嗽声，而共掬同情之泪也。谁无父母，孰无子弟，使其流连颠沛至于此极，未握枪受训杀敌前，已成饿者、病者、死亡者，害民而不能福国，尚有逾于此？……钧长当指兵役部长鹿钟麟。此外他也调查了新兵的伙食：……在贵阳则常领不到米。……在此军粮困难中，又有干部克扣之事。据兵站运输大队所接新兵面告，由安顺来筑(按：即贵阳)途中，连长曾售去米一斗；是否仅此数，尚不得而知。每日仅吃稀饭二餐，每人饿得目不能视云云。……至副食更谈不到，规定固少，而一般干部尚多克扣。调查兵站运输大队新兵，据云，每天仅吃稀饭，并无副食，并须为连长每人挑菜若干来筑图利。在晴隆查安兴师区四团六连及十连时，据云，副食每兵每天以十元计算，余作灯油等费。见其所吃之菜，亦不过菜汤一钵，每人分食少许而已。已嘱应照规定发十三元，此等事不一而足，实不胜追究，惟谆戒要爱新兵而已。……

　　这些就是他替兵役部实地调查的冰山一角，抗战那时已近尾声，不到一年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他揭露了兵役的虐政，国民党的腐败，但是日寇的侵略这笔账也不能不算！先父就是如此秉持自己一点读书人的良知，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特立独行。

　　兵役的虐政，到抗战胜利后，显然并没有改善。1945年8月盟军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C. Wedmeyer， 1897—1989)向蒋委员长呈上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称：

　　……中国的征兵方式是如厉疾……新兵都骨瘦如豺，身体软弱无力；军医院都成病兵的葬身之地……(《改变中国》)

　　其实，在日寇侵略下的民族抗战洪流中，人命如草芥，牺牲的岂止平民新兵？几乎每个家庭的亲族里都有病死之人，笔者家也不例外。

　　先父这样一心为公办事，不是没有代价的，家人子女就为他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由于营养不良，在成都我那不到3岁的妹妹兴静一天早上起来腹泻发烧，晚上请来医生诊断为痢疾，次日帮工抱去医院途中就死了。据年长的亲友说，妹妹得病前一日，笔者先拉痢，但挺过来了，才能活到今日。父亲当时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长，相当于中将级主管，如果借部车，当晚送医院，一定还有得救的。笔者5岁时，住在重庆，全家六口挤在一间房内，卫生、营养都很差。每餐都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能够有一两块甜饼干下饭，已算是不错了。笔者生疥疮，身上溃烂得很厉害，记忆里似乎没有去医院请医生治疗过，都是母亲与姊姊在屋外烂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疮。能活下来，看看自己身上的疮疤，现在年已古稀，也算幸运了。当时先父担任军政部粮粖司司长，主管全国军粮(家里配粮也是霉的)，忙得很，很少见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先母一手打理的。

　　1945年他被陈诚系的王东原(湖北省主席)请去当财政厅长，先父对在湖北任职两件事常悬念在心头不敢忘。第一，我去湖北服务是由王主席东公推荐。当东公携着名单向蒋先生报告时，委员长指着我的名字说：“他是办军需的，不能去！”东公说：“他本人已同意。”委座才予核准。其实，王东公曾请我们高级班同学刘公武兄事先征求我意见，我说：“现在我们工作没有个人自由，如果委员长一定要派我去，我自乐意去追随东公。”我知道委员长选拔干部，有他一贯的方针，违反他意志的事情，实非我所愿，每念及此，心中仍是悒悒(按：王有些自作主张，像是先父在攒营，使他不快)。第二，当王东公调任湖南主席，万武樵(耀煌)先生接任湖北，我提出辞呈，并面报武公表示坚决。武公向委员长报告时，委座说：“此人我知道很好，可留任，其余各厅处可随便更换。”当武公归来告诉我经过时，使我对委座成全支持的德意，又增一层不可磨灭的感戴！他除当财政厅长外，也兼任省银行董事与总经理。他与湖北人相处得很好，在近三年的任职中，“与议会也相处得不错。第一月初到差时，曾遭若干位围攻炮轰，以后他们知道了我的工作与生活情形，从不曾再对我有不礼貌言词，有时且替我辩护”。［按：先父由重庆去湖北任职时，途中被匪抢掠，可能是民国史上被土匪打劫的最高现任官员，在“土匪史”上亦留有记录：“湖北省新任财政厅长吴嵩庆等的专车行至川东武隆白马山，被贵州道真王怀瑾匪伙拦劫，并绑走数人为质，吆吓官方……”(《中国土匪》，2008)］

　　先父当了近三年的湖北财政厅长，笔者曾记下：他依然是两袖清风，家庭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改善，武昌的大雪天里，我们这些小孩还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底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湿透了，一个冬天，双脚一定生冻疮。念小学三年级时我与当时一位主席的公子同校，记得那时他是学校的明星，周围都围着捧月的众星。有一个镜头印在我脑海中，至今如在眼前，就是他小手腕上那只圆形的大表！到笔者有一只表时，已是十余年以后了。多年后读到一则新闻，说是某夫人因为儿子在美国并不是太得意，只好一人返回台湾养老，大叹美国居不易。不知她的那位公子是否就是在武昌校园里曾见到过的少年同学，真是人生如梦呀！

　　出任财务署长管内战军费(信任而不“亲”) 
到1947年底，父亲又被召回军中，担任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这是美国顾问建议的，将国防部改组，实施新编制，将联勤总部的财务署划归主计系统。那时的行政院主计长徐堪(字可亭，属张群的政学系，1949年1月出任财政部长)向国防部长白崇禧推荐先父出任。白说：“他是我北伐时的老部下，当然欢迎。”先父是蒋和桂系都能接受的人。是福是祸尤未可知，就赶上国共内战，将蒋托付央行的大部分资金带到台湾。从此工作更忙，他的家庭生活更少，尤其是1949年得到蒋总统的“托金”重任之后，更是忙得全国到处飞。曾计算过，在这年5月里，不到四个星期，他就乘坐了14次飞机。要知道，这些飞机都是“二战”的剩余物资，战乱中飞机保养更是不足，为了赶时间，只要加满了油就飞。在这之前两年，1946年12月24日一天就在上海摔下来三架民航机，不到一个月后在上海与重庆又掉下来三架，多半是天气与保养的问题。那时节飞机出意外的机会真是不低，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上了飞机就可呼呼大睡的，为了“公”就顾不了自己的安全了。

　　5月15日，他奉命飞上海，安排第四批黄金运台，次日碰到老上司周至柔(空军总司令)与蒋经国，在办这件公事时：周嘱速送眷赴台，因川沙(在上海市南面15里海边)已陷也，回告妻儿(作者是幼子，也在里面)，均愿赴台，因托仲谋洽机，余赴央行洽事，一时半回，则室已空。因赶往机场送行，俟三时起飞后回。显然先父这次来沪跟提出央行最后这第四批金银作军费有关，也因为这一偶然的机会碰到了周总司令，使包括当时在上海念小学的笔者在内的部分家属才得以“脱离虎口”。先父“公尔忘私，国尔忘家”(王东原将军评父亲的话)也未免太过分了。以他当时总管军费、掌握实权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属“早离危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周至柔去提醒，去催促他送家眷赴台，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上海是5月27日解放的。事后，父亲也觉得“……事之缘，信有之，如非此次偶然公差赴沪，则此次上海失守，眷必陷于彼矣！”(这是他5月28日于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记下的，同时也提到两周来他体重掉了11磅，并于前一日昏倒过。)

　　1949年12月7日是先父在国共内战期间在大陆的最后一日，以后他工作的重点就只在金马台澎了。

　　在台湾的工作 

　　1949年底，先父乘载台北运成都5万两黄金的回程机，带领几位共危难的同事，包括董德成、叶良光等，飞到台湾。这些人，从另一立场看，都是国民党最反动的顽固派了。事实上，他们都是奉公守法、勤勤恳恳的公务员。到了台湾，在两蒋的领导下，与台湾百姓齐心把台湾建设成令人称羡的“亚洲四小龙”之首。

　　1950年1月8日蒋介石日记：“朝课毕，见吴嵩庆研讨对军费总预算数目及筹备……”蒋总结大陆的失败，军人数目不核实、军需腐败是重要因素，改革军中财务任务就落在先父肩上。

　　1月21日先父日记：“上午随关部长(吉玉)、徐(董事长)柏园、严厅长(家淦)、任厅长(显群)及陈次长(良)于11时进谒总裁：1.一月份军费照给；2.军额减为80万人；3.军饷应直接发到官兵身上。”蒋又提核实部队人数，撤退来台湾的军人应在百万以上。

　　从1949年直到1962年，来台湾最初的13年，他还一直是担任财务署长。中间(1950年4月)出任军需署署长兼管经理署，总的还是管军费。蒋介石实在换不出别的可靠的人，而且知道他忠于职守，即使不升官也无怨言。笔者出国的那年(1964年)，他届龄从军中退休，去当年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唐荣)担任董事长。

　　刚到台湾，财务署实行补给到团，即点名发饷，立刻把大陆吃空缺的陋习从军中扫空。但先父同时发现：

　　各部队自大陆撤退以来，多多少少总有些亏空(垫付款)，过去可寅吃卯粮；现在军费不再经过军师部，对过去亏空无法交代。我已向各部队查明，是项亏空共有104万元(新台币)。当时任君立刻起来报告：“吴署长所说的必是实情，为使部队长安心工作，此事必须予以解决，我负责筹款。”蒋“总统”(介石)即席指示照办。各部队长觉得这样痛快解决问题，非过去所能想象得到，大家欢声雷动，无不竭力拥护补给到团的核实政策，使国民党军队整顿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位任君就是任显群，是位有担当的台湾省财政厅长，后来为追求京戏名旦顾正秋得罪了蒋经国，吃了不白的官司。1950年6月19日先父记下颇有意思的有关两颗台湾政坛新星的评语：“晨访任(显群)严(家淦)二君，任锋露、严稳狡，各有千秋”。看来先父还是比较欣赏锋芒毕露的任显群，能做实事，解决问题；而严则会玩政治。此当年台湾省先后财政厅长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任后锒镗入狱；而严则一帆风顺，“贵”至“中华民国总统”，继蒋介石。人之一生命运为其性格所铸成，在此再得佐证。先父则觉，在人事应付间，自愧才不如二君。得蒋老先生赏识信任，一生唯以“廉洁”二字相报。

　　50年代先父又建立了给各部队发给特支费的制度。那时他每月在外面跑的时间多，分访各部队长征询意见。有一次到嘉义75军，晚间与叶军长、罗师长闲聊，叶说：“现在军长无法干了！”问何故？他说：“军长现在每月特支费为180元，可做什么用？从大陆撤退来的旧部，我们每人都很多，经常每月总有几个来找你；现在编制确定了，人事稳定了，不能随便补人。有人来找你，总要请吃一顿饭，送一些旅费。送少了不要，送多了又送不起，人家何从知道你做军长的苦处。昨天还有一个人来看我，我送他30元，他往地下一掷跑走了；你看气不气人？”他次日回到台北，适逢(“总统府”)财经会谈，就把这故事简单地报告了。当时任厅长立刻起来又支持他说：“吴署长说的对，部队长需要有一些特支费才能办事，我负责每月筹100万元，请他去分配。”蒋“总统”指示照办。当日，他即通告预算局将此特支费妥为分配，呈请核定后拨发，军长每月可分配3000元，又解决了军中一个难题。所以，当年在部队中，先父有“财神爷”之称。因为他经常去访问部队，解决其随时发生的困难。所以，补给到团能够彻底执行。不久，又补给到连，进而补给到个人。他回忆往事，在执行配合方面不能不怀念他老友任显群之贡献，任的功劳应是不可磨灭的。

　　他同时要与美国顾问打交道。军需署共七位顾问，许廉夫中校(Lt. )为首席，是他对手，时常偕同出去访问部队。……许认为要提高部队士气，必须先使士兵吃得饱穿得暖。他提议士兵副食须增加每天黄豆二两、每月鱼肉各一斤，连同原有的油盐配给，方能足够营养；至于军服，第一年冬夏各发人字布服装各贰套，以资替换，并发棉背心加活动袖子一件，以后每年发冬夏服各一套。先父曾请示“总统”，蒋老先生说：“国民党军队军械要请美国人支持，至于吃穿应由我们自己想办法。”所以对许顾问所提的办法，原不想再予进行，但是许坚持非这样办不可，那时已做成计划，只等待先父签字，最后得到中美双方核定。他犹忆这一方案的经费，“占了那一年经援的大部分，但对当年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提高，实有极大贡献。那时，要增加每月军肉鱼各一斤，供应七十万大军，实在不是一件易办的事”。(按：初抵台湾，经整编后的国民党军队人数，先父记下1950年3月31日总统府军事会议上曾提到的，空军82000人，海军43000人，陆军575000人，合计70万。而1月21日日记则为80万，两个月缩编了10万人。)

　　蒋介石不想要美国人涉入国民党军队补给太深有他的原因，美国人就是喜欢利用顾问补给，进而控制盟国的军队，然后以容易受它控制的军人发动政变，设立它心目中的“民主”政权。美国在南朝鲜、南越都以给官兵发饷为饵，控制军队后，发动政变。50年代，美国早已想在台湾如法炮制，给国民党军队发饷，为蒋所拒。美国中情局中有些人素质不是很高，似乎像日本的浪人，更像是《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人，怎么是蒋介石的对手？何况当时他身边还有精明能干、饱经忧患的蒋经国。

　　这里又想起半世纪前的“5?24事件”。1957年刘自然少校被美军雷诺上士于近距离枪杀，2个月后美军判雷诺无罪。台北爆发群众暴动，美国“大使馆”及新闻处被侵入，据说是蒋经国指使，目的是搜取美国在台的情报活动，翻箱倒柜的过程中被监视器拍摄到。而所搜到的情资里，就有美国扶植台独等证据。可以想见美国对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政一向有二心的。此事件就是蒋经国要显点颜色给美看。后来倒霉的是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他那时被内定为联勤总司令，已经开始做接任新职的准备。先父是联勤里最资深的，我们父子曾被邀请去他家，在台北宾馆斜对面，蛮宽敞的房子，陪着打羽毛球。结果，他当然是空欢喜一场，被撤职，连卫戍司令也当不成了。
　在50年代军需补给、军饷等对台湾在大陆失败后，对军民心的安定颇为重要。此外，先父又筹设军中储蓄业务。此办法初拟设立“军友银行”，有很多人不赞成，拖了一年多，但由于蒋介石的坚定指示，方在1959年2月定案，成立“同袍储蓄会”，对于安定军心、提高士气起了很大作用，军中每人都受其惠。当时对“军友银行”的设立，反对最力的就是财经界的人，包括陈诚在内。部分原因是：先父与蒋经国是患难之交，不受陈诚支持，在意料之中。他的耿介廉洁，也是财经界人士所担心的。

　　1964年8月他从军中退役，当时蒋经国有三个工作让他选择：第一是农民银行总经理，其次是辅导会副主任委员，第三是亏负累累的唐荣钢铁公司。第一个工作应是最好，薪水最高，如为晚年家庭及个人健康(他有糖尿病)着想，退役下来，应该轻松点。董事长竺枝珊老先生是蒋介石的妹夫，竺已告诉父亲，再过两年他就退休，让出这农民银行董事长的位置给父亲，这本来是最好的抉择。我那时正准备出国，除了每月200美元的奖学金，自己身无分文，如前文所述，机票钱还是从先父向蒋经国借的1500美金里支出的。但他那“傻劲”又犯了，选了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到那“恶名昭彰”的唐荣。他曾回忆道：“但调职前消息早已传播，亲友闻讯都来规劝，绝对不可以去管这一烂摊子。后来竟成为事实，心中未免有无限感慨，特呈请正式自军中退役，以示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之意。”(按：同时他也拿“断”军中的退休金，全部一次领了新台币10万元，当时值美金2500元，就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退休金绝缘了。)

　　笔者当时也参加了这“规劝行列”，在忙着办出国手续之际，特别搭乘公交车远道从台北市“东门町”到石牌荣总去看他的糖尿病医生田可高大夫，希望他也帮忙劝阻。当然，这些功夫都是白费！从1964年他跳入了这“火坑”，到1976年再次以七五高龄退休，他对得起高雄人，对得起台湾老百姓，也对得起唐传宗(创始人唐荣的公子，据说还了他8000万)，但对自己家毫无裨益。他在12年中，最初几年没拿薪金，去世后，才知道唐荣公司连个人寿险都没有替他买，也没有退休金。

　　唐荣耕耘12年 

　　他接手时，唐荣全部资产亿新台币，而负债总额超过资产2000万(亿余元)，利息负担沉重，每月债款利息300万元以上，每月亏损高达500万。他一面增资，一面处理闲置资产，接掌后不到半年就转亏为盈，增强了员工的工作信心。同时，他筹建新厂，第一就是建中兴钢铁厂，主要以发展当时仰赖大宗进口的高级钢材为要务。……厂的经费，系自日贷中拨300万美金，这要感谢当年经合会李国鼎先生的支援。至于台币配合款，是省政府周转金内流用，也要谢谢周厅长宏涛(省财政厅)先生的接济。第二为中兴合金钢厂，是奉令办理的，是1968年10月开始筹划，至1972年5月21日落成。所需美金360万系由日贷内配拨，台币款一亿六千余万由国防部项目指拨。此厂为国防部所有，由唐荣代建代管代营，现已拨并于台湾机械公司。我现保存一份上总统报告书，蒙批“复悉并嘉奖”。此合金钢厂，主要是制造炮管用的无缝钢管，是与日本三菱合作，据说当时曾有炮管外销到中东的盟国约旦。

　　同时，他也发起筹设“中国钢铁研究所”，并扩建台北的唐荣机械厂与铸机厂。与1964年比较，唐荣钢铁公司在他手中回生，由负债2000余万，到1975年底反而累积资金亿。钢锭产量由月产7000公吨，提高到万公吨。此外，炼钢电炉和轧钢机，也是除旧换新外，更大幅增加。1976年3月是他告别唐荣的时候，在海外看到新闻，他的继任人不到一两年已卷入某项弊案。国民党里的一些人还是没有从大陆的失败中学到教训，但至少有贪污嫌疑者被抓出来了。

　　一次小小的中共统战

　　在唐荣前后的二三十年中，先父除了钢铁工作以外，还热心于教会工作，曾任“基甸会”会长，负责“军官团契”；以及老人福利事业，曾任“世界资深公民协会”副主席(在副主席的竞选中击败美国的代表)。除了唐荣的公差以外，他常常代表台湾到海外访问，都是他分内的且与政治没什么相关的活动。

　　在海峡两岸尚未开放之前，大概是1973、1974年，笔者回台北探亲，有一天我俩在外散步，先父有些神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原来是留在大陆20多年无音讯的大哥的亲笔信，在那时候政府官员与大陆亲友私下通讯是犯台湾当局大忌的。他告诉我，前些时在东南亚旅行时香港一位沪江大学的老同学跟他联络，说是周恩来总理“向他致意，并希望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尽份力”。其实，周在1924年8月已由法返中国，父亲是1928年以后才去的，只可算是他的留法前期同学，两人并未在法国相遇或认识过。父亲告诉这位老同学，如果周真有诚意，可否让他大陆的三个儿子来香港见见面，就知道他们都还很好地活着。同时，他把一次泰国的行程临时缩短，提前赶到香港。见到了老朋友时，才知道孩子们来不及办手续，无法赶得上来港会面，但带来了长子的亲笔信。信中说大陆生活很好，两位弟弟也很不错，总之，都平安无事。当然，二三十年的隔绝，能见到信也很好，但是总不及实地见面更好。

　　父亲并告诉我他已向(当时任“行政院长”的)经国先生报告过了，蒋没讲什么话，只是摇头说：“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以后十多年，先父还是经常出入台湾，参加国际钢铁、老人福利及宗教等各项活动与会议。蒋父子对他还是信任有加。我把大哥的信带返美国，从那时就开始不断通讯，知道大陆兄弟的情况，让父母亲安心不少，这要感谢中共这次小小的统战。

　　这里又想起另一次中共统战(或宣传)，那就是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天，一位亲戚来告诉母亲，说是听到上海一个无线电台的广播，是我祖母在呼唤，要父亲“反正”回归。在父亲的记录里，1948年4月他曾帮助一位同乡长辈“筱香叔”在上海取得电台执照，他感觉“很后悔，不应循私”。大概就是从这个电台来的广播。1949年初在上海，母亲和我还应邀去电台吃过茶点。记得是在一个大厅里，有歌唱表演。台上就是播音室。

　　从唐荣钢铁公司退休之后 

　　1976年，父亲已是75岁高龄，他坚持退休。原先创立的“中国钢铁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是1966年成立的，负责执行同业间外销合作公约，当时越战正是火苗旺盛，需要钢材甚多，为避免同业恶性竞争外销，才制定合作公约。父亲由于大家拥戴担任董事长已11年，原是尽义务的，此时他退出唐荣，“中钢公司”决定给他一笔车马费，“以维持生活”。(按：很奇怪，先父在唐荣任董事长11年多，居然没有一点点退休金。“中钢公司”后来倒闭，连以母亲名义投资在里面的钱也失去了，但得蒋经国的帮忙，其他股东的钱都还清了。)

　　从退休到1991年过世，他在最后15年担任一家焦姓老板的私营公司的董事长。此外，他于1979年创办大同老人福利基金会，这原是一位已故教友韩时俊长老的一项遗愿，为年老传道人建一退休之所，其哲嗣韩伟(首任台北阳明医学院院长)秉承遗志，将治丧余款12万余捐赠以作倡导。父亲自己尽力捐助，到1981年捐得新台币1000万。但此戋戋之数，实难以觅地建屋照顾老人生活，经在台北市基隆路一段55号三楼设立“松柏之家”，以作老人康乐教育休闲为主。另设立松柏学苑，邀集学有专长者教授老人语言、法律等方面的知识，笔者也曾应邀讲授医学新知。这个“松柏之家”是法人机构，由董事会管理。

　　在此之前，他也创办了台北近郊景美的沪江中学，那是1958年邀集沪江大学同学会在台湾校友共同努力的结果，他担任了前三届八年的董事长。当年为购地建教室真是焦头烂额，到处做不受欢迎的劝募者(后来我替他设立一个基金，才知道要人捐钱的困难)，最后占地一万坪的沪中在景美出现。他在1966年把建校所有债款筹措清还后就“功成身退”，辞去董事长职。由于台湾工业起飞，地价大涨，千禧年去访问时，学校基金充足，当时任董事长的不但有美奂美仑的宽大办公室，还有学校供给的轿车与司机，但这些他在世时都没有享受到，只有一栋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学大楼“嵩庆楼”，巍然矗立于校园中。笔者曾带妻女去参观松柏之家与沪江中学，希望在美国生长的下一代知道她们的祖父，为中华大地、退休老人及下一代无私地献出了他一生。

　　他的晚年生活并不宽裕，去世后他身边全部的存款，已于前述，约300万新台币(加上90万的奠仪与人寿险)。1991年台湾已工业化，生活程度普遍提高，这不到8万美元的积蓄，实在让他没有安全感。30年的(军)公务员生涯，去唐荣时，如前述，为表示与全体员工共患难，一次拿出退休金10万新台币，就与军人退休金绝缘了。到1990年左右，如分月拿退休金的话，以退休国民党军队中将，一个月就差不多有10万元了。也许他太信任国民党政府，没有想到1988年1月蒋经国突然辞世，经国是比他还年轻近九岁的，当年的老战友都先他而去，如周作人所说：“人以寿辱”，他的确活得够长了。虽然李登辉那时真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个政府已不会记得他，只有自求多福了。他去世后，我在书房锁着的铁柜中找出一个空信封，是我寄给他最后一个生日的挂号信，除祝他生日快乐外，还附有美金1000元，这现金显然使他感到温馨，也说明，老年人到这年龄是需要经济上的安全感的。可惜我这拿薪水的医学院教授，有家有小(幼稚园年龄)，能力也仅限于此了。这就是当年经手全中国中央银行国库大半金、银、美金外汇的老人。

　　他是在1991年9月25日由大陆经香港，回台北当晚就过世了，当时要营点像样的墓地至少要百万了，幸而有蒋纬国做联勤总司令时在台北东北面五指山上建了国民党军队公墓，要得过两个勋章以上、有功的将校和尉士官才能入葬的，我就赶着去办，得以顺利地只化了少数费用就入葬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还颁了褒扬状：“总统”令：

　　除役陆军中将吴嵩庆，志虑忠纯，清廉耿介，壮游巴黎，学有专精，迭膺军政要职，夙昭令绩，于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联勤财务，军需署长及副总司令任内，建立制度，支应军需，协助建军备战，厥功至伟。大陆易色，抢运库存军实，稳定基地金融，应变有方，勋遒益懋，嗣后主持唐荣公司，创办沪江中学，致力国民外交，推展老人福利，亮节高风，允足矜式。兹闻溘逝，轸悼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忠荩。

　　这里所述，言简意赅，倒是实情，尤其是“大陆易色，抢运库存军实，稳定基地金融”，就是指把国库金银作军费，作为新台币准备金的一部，以“稳定基地金融”，除了黄金白银外汇，还有什么可以稳定金融呢？这比蒋老先生给俞鸿钧的褒扬状要写得清楚多了。俞的是：“……排除阻难，为国家保存元气，以奠财经再造之基……”当然，虽没有提什么库存金银，但为国家保存了什么“元气”，可以奠财经再造之基呢？当然这也是隐约地指黄金，只是更含糊一点。

　　父亲的这张褒扬状是前北大教育系主任、毛泽东“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同志、先父留法老同学吴俊升老先生写的，吴老告诉我是他与王东原将军及查良鉴三位“特任级”官员联名上书“总统府”申请褒扬令的。父亲在这里也清清楚楚地留下了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参与国库黄金银圆及外汇运台的铁证，李登辉后来想否认，看到这个褒扬令也不再申辩了，他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吧！那是2004年，我曾在电视上公布了这张褒扬令，他虽然汉文基础不是很好，总应该看得懂自己签发的文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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