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帮会钓鱼活动:中国国民党军统（22）大案之1935年10月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在汉口被刺身亡案

闲话军统（82）
　　经过“深思熟虑”和左右权衡，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呼吁和平：“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
　　这个“正当之途径”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猜测——不用多长时间，张学良就给出了答复。
　　1930年9月19日，张学良亲率东北军十万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各种反蒋势力登时如冰雪消融，一下就瘪了皮。
　　冯玉祥的余部，都归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前面我们说过，宋哲元的29军是张学良的部队，就是从这儿来的。另外还有孙连仲的26路军，还有韩复榘、石友三等等。
　　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均归张学良管辖。
　　1931年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地点就在北平的顺承郡王府，张学良就任视事。

　　想当年，张作霖在北京呼风唤雨时，此处就是他的“大元帅府”。1928年6月4日，张作霖黯然离京，并在返回东北的路上在皇姑屯被炸死。如今，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雄姿英发的张少帅卷土重来，想必是万千感慨在心头吧。
　　“三十而立”的张学良迎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然而，张学良不曾想到，这竟是他与东北那一片黑土地的永诀！
　　与张学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北军的“冯先生”。

　　1930年11月4日，冯玉祥通电“下野”。从此，“冯先生”就再没翻过身来，只是于1935年4月弄了个陆军一级上将军衔，同年12月弄了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虚职，至于在中国政坛、军界的影响力，随着西北军的覆灭，那是想都不要再想了。
　　纵横驰骋20年的“老”西北军，从此没这一号了。
　　说起来，冯玉祥发动的这场“中原大战”，真是得不偿失。
　　冯玉祥的西北军，代表一种“现象”，本想多说几句，但一说起来又不知要跑到哪里去，算了。
　　此前，蒋介石已经通过蒋桂大战，打垮了桂系，通过中原大战，不仅打垮了冯玉祥集团，同时令阎锡山集团噤若寒蝉，顺带手又拉过来了小兄弟张学良。杨永泰“顺手牵羊、反手牵牛”的妙计完全得逞。

　　至此，各路反蒋势力基本失去了与蒋介石搬手腕的实力，老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他的心腹大患了。
　　从1930年11月开始到1934年10月，蒋介石用了4年的时间，不停顿地向中共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
　　在这里要说点题外话，讲讲“中央苏区”或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关系。
　　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并没有讲清楚。
　　兹就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为大家理理思路：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起义时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转战到井冈山，并团结当地的袁文才、王佐所部，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宁冈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并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长和副团长。
　　有一张著名的《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反映的就是这个历史事件，据说当时毛泽东还特地换上了军服，说是“师长见军长”，必须换上军服。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51号——军事工作大纲》，其中明确指示：“可正式命名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根据中央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红军”的开始了。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在宁冈同红4军会合。其部队编为红4军第30团，彭德怀、滕代远分任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并分别兼任第三十团团长和党代表。
　　1929年0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赴赣南、闽西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则担负留守井冈山的任务。

　　毛泽东这一走，再回来已经是1965年。所以，毛泽东在他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930年02月，袁文才、王佐在江西永新县含冤牺牲，时年均为32岁。袁、王二人的死，直接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丢失。
　　也就是说，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历时两年零四个月。其中，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间是一年零两个月，恰好是一半时间。
　　再说毛泽东去的赣南、闽西地区：

　　1928年3月，赖经邦、李文林、古柏等在赣西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8年6月,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张鼎丞等在闽西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以上述两块根据地为基础，在朱、毛等的领导下，建起了以曾山任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以邓子恢任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
　　1930年8月，朱、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朱总司令”就是从这儿叫起来的。
　　1930年10月, 朱、毛率红一方面军一举攻克江西重镇吉安,并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军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曾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
　　“毛主席”就是从这儿叫起来的，原来，人们则称之为“毛委员”。
　　这就是“中央苏区”的由来。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为了说明一件事，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并非一回事,不要搞混了。
　　因为——我当年就没搞清楚。当时还挺奇怪，毛泽东他们明明是上的井冈山嘛，怎么讲了一段那边的事，再回来讲反“围剿”的时候，再也不提井冈山了呢。
闲话军统（83）
　　1930年11月，即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从中原大战中腾出手来，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并于当年12月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 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的鲁涤平被委任为南昌行营主任。
　　到1931年1月，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在第一次“围剿”中，最大的新闻，莫过于“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据曾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陶菊隐先生记载：当毛泽东见到张辉瓒时，还曾与他握手，并说“石侯先生,别数年矣,不期相值于此。”以此看来，二人还曾经有旧。
　　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保住张辉瓒的一条命，1931年1月28日，张辉瓒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被砍了脑袋。
　　张辉瓒的被杀，引起了很不好的负面作用，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把我党描述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并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应该说，杀死俘虏，确有不当之处。但国民党也没好到哪里去，在此之前的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已经在长沙就义。
　　第二、第三次“围剿”，都是以何应钦为主指挥，两次均铩羽而归。

　　到1932年5月，蒋介石是有点急了，于是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开始第四次对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这一次，红军遇到了一个“天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
　　继“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之后，杨永泰又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高论，不要小看这8个字，这是杨永泰为蒋介石立的第二功——“剿共”。
　　杨永泰认为，以往失败的关键，是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简单地等同于其他军阀，而共产党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强大战斗力，是其他任何地方军阀所不具备的。
　　有鉴于此，杨永泰给蒋介石出了几个“绝招”。
　　首先是在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这一级，其目的，就是加强社会面控制。
　　关于“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我们前面讲“韦孝孺”案的时候介绍过的，原来是杨永泰出的坏主意！
　　最初，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完全是冲着我党来的，后来发觉行之有效，慢慢推广到其他地方。
　　严格来讲，所谓“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其实是“违法”的，因为实行这个“制度”并没有经过“立法院”的批准，就是杨永泰那么一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那么一公布，这事就办起来了。所以立法院拒绝承认，但立法院承认不承认没有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而且能办成。
　　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有意见的，还不仅仅是立法院，行政院还不干呢！
　　因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不听命于政府机构，而是直接对“军事委员会”负责，把行政院扔到了一边。
　　这性质可就变了，你立法院可以窝窝囊囊、可以装聋作哑，可我行政院不行啊，政府官员都不归我管，那还要我这个政府机构干什么用，你军委会全管了不得了么！
　　更生气的事还在后头呢，这个“行政督察专员”虽说不归行政院管，也不由行政院遴选，可任命却要由行政院来发文。也就是说——军委会给行政院拉名单，这几个人派到哪里哪里当“行政督察专员”，你给我下个文就行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带这么气人的！
　　就这样，杨永泰这一个主意，把行政院和立法院都给得罪了。
　　第二招是“保甲制度”。
　　说起“保甲制度”，我们都很熟悉，历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北宋王安石变法，其中就包括《保甲法》，到了民国，由于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把这个制度给废掉了。

　　这次，杨永泰把老祖宗的这个“法宝”又捡了起来。
　　1932年8月，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其中最关键的是：如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也就是说，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
　　由于行之有效，1934年，国民党“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
　　客观地说，“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和“保甲制度”虽然不复杂，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这是制度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

　　1933年5月,蒋介石亲临南昌指挥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此时的杨永泰已经是南昌行营秘书长了，他给蒋介石又出了一个主意——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场“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简言之，就是“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
　　“新生活运动”后来曾发展到一个无所不包的程度，怎么评价它，我的层次还不够。个人感觉这个“新生活运动”似乎有点过于表面化，没有触及人民大众内心深处的东西。比较直观的，大家可以看看《围城》，督学到三闾大学视察那段，传达的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一些思路。

     闲话军统（84）
　　以军事进攻的调整为主，以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夺命三招”为辅，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然我党内部也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众所周知的，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转移。
　　15年以后的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也曾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原来是拾杨大才子之牙慧。
　　杨永泰随之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不是说“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么，所以“南昌行营”的7个厅被杨永泰简化成两个厅，第一厅是军事厅，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第二厅政治厅，自然就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了。所以当时的人们将第一厅称为“三分厅”、第二厅为“七分厅”。
　　这还不算，到发文的时候，杨永泰这个秘书长，排名居然排到了参谋长贺国光的前头，真是咄咄怪事！
　　贺国光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骑兵科出来的，跟刘湘、杨森、唐式遵、王瓒绪等等都是前后同学，1927年就当军长了。那个时候，杨永泰还在上海“韬光养晦”呢！
　　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10个省的用人和行政都划到了南昌行营，归他的“七分厅”管。
　　关键是大家数一数当时有多少个省——国民党有话语权的，其实就这十来个省，杨永泰等于是在以“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的身份在当行政院长！

　　这一下，那个行政院真是可有可无了。一时之间，杨永泰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
　　有句话叫做“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杨永泰蹿升的轨迹过于“火爆”，又不知道为人，所以大家把所有的坏事都搁在他头上，只要蒋介石整治了谁，大家不恨老蒋，却都把账记在杨永泰头上，认准了肯定是那个老小子出的坏主意！
　　杨永泰虽然名字叫做“永泰”，却好像不大懂得“持盈保泰”的道理，这与他一肚子的韬略似乎并不相称。
　　别忙！杨永泰有话说。
　　据说,某一次大家因为某事，又在骂杨永泰。他的秘书实在看不下去了，为了替他洗清冤屈，出示了蒋委员长的“手谕”，以证明某事跟“杨秘书长”没有关系，真的是“委员长”让办的。
　　杨永泰听说以后，居然很严肃地跟秘书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中国有没有我杨永泰，没有关系，但是没有委员长不行。我们当下属的，就是替长官分忧的，有功自居，有过推诿，那不是我的品格。谁要恨我就恨我好了，只要“领袖”的威望不受损伤就好。
　　有这样的幕僚长，老蒋夫复何求！
　　杨永泰不愧是读过线装书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他悟得很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