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蒲台的苇 的阅读理解:中国国民党军统（29）大案之1931年4月24日在武汉被捕的顾顺章叛变案

闲话军统（101）
　　从蒋介石官邸回到徐恩曾的办公处，令蔡孟坚没有想到的是，徐恩曾已将顾顺章转移，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要说徐恩曾这事办得也真是够小家子气的，再怎么说，顾顺章也是人家蔡孟坚抓来的，要处置也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假装商量商量啊。
　　这人没劲！
　　没有办法，利益面前，顾不了那么多了。
　　偏巧张道藩还不放心，又追到饭店里来，对蔡孟坚说：如果按照蒋先生的指示，你确实应该留在南京，继续指导顾顺章一案。但是你是“两湖特派员”，南京、上海两地不是你的工作范围，对此，你要慎重考虑。
　　看着“CC系”这帮人这样明目张胆地“把持朝政”，欺上瞒下，蔡孟坚极为愤慨，南京，他是一天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张道藩刚走，徐恩曾的搭档、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又来找他，说：你抓了顾顺章，“功在党国”。以后回到武汉，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公事、私事都可以。
　　这个话听在蔡孟坚耳朵里，基本上等于直接下逐客令了——“你还不赶紧回武汉！还在南京这儿待着干嘛呀？知道不知道自己讨人嫌啊！”
　　至此，蔡孟坚真的是已经心灰意冷，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说：“我年仅二十三岁（原文如此。实际当时蔡孟坚应为26岁），已在人生中体会得失利害，如果勉强遵蒋公之命留在南京，因顾顺章已被隔离，无法利用。陈立夫、徐恩曾为蒋公浙籍亲信，无能对抗，只好回武汉行营侦缉处机构。”
　　实际上，我们仔细体察张冲的话，还不是那么简单。张冲其人，可不是一般水平。

　　张冲，1904年生，浙江乐清人，字淮南，因此许多人习惯称其为张淮南。
　　张冲也是大学生，1922年考入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1925年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并加入国民党。
　　张冲曾于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短期学习，后来因反对张作霖被逮捕，给判了三年徒刑。张学良上台后，张冲被释放，并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特派员，从此逐步进入“CC系”核心层。1929年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总干事。
　　由于张冲的特殊经历，他在调查科中，被看做“留俄系”。张冲通俄语，他的第二任太太就是苏联人，因此，张冲跟陈立夫等留学西洋回来的相比，属于另一路，独树一帜，有自己的班底。
　　张冲与徐恩曾，并不是太对付，听他对蔡说的话，明显有拉他的意思，希望能为己所用。
　　生擒顾顺章、“功在党国”的蔡孟坚，不但没有得到褒奖，反而窝了一肚子气。一怒之下，蔡孟坚当即飞回武汉，旋即辞去“两湖特派员”职务，从此“直接退出反共组织”。
　　蔡孟坚的一生，以“铲共专家”著称，俗话说：“炒股炒成股东，卖房卖成房东”，蔡孟坚则是“铲共铲成专家”。
　　其实，他全部的“铲共”生涯，不过9个月而已！在其96岁的一生中，只占很小的篇幅。
　　1932年底，蔡孟坚任湖北省会警察局长，从此进入政界，“一心改良警政机构”，直到1938年10月24日武汉弃守。

　　后来，蔡孟坚曾任兰州市市长，颇有一番作为——建设兰州，才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
　　蔡孟坚的故事，暂时讲到这里，以后，在“张国焘案”中，还会讲到他。
日期：2009-11-17　11:15:41

　　闲话军统（102）
　　1931年4月28日，徐恩曾、张冲，率领大批特务，杀气腾腾地来到上海。
　　为防止“红队”的暗杀，顾顺章并未与他们同行。

　　徐恩曾鼓励他手下的特务说：
　　“此次上海大搜捕，有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一是匪党中央、江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一是共党匪首。两个目标，哪怕只有一个成功，就是不朽殊荣。届时，我将亲自面陈蒋主席，为诸位请功晋升！”
　　由于周恩来的紧急部署，避免了大的损失，但是，毕竟只有一、两天时间，全部转移难度很大，因此，还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用徐恩曾自己的话来说：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除恽代英以外，直接被顾顺章出卖的，还有蔡和森。
　　蔡和森，1895年生，湖南湘乡人。
　　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当时大家评价说：“林彬（蔡和森字“林彬”）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
　　后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加入共产党，并于1922年中共“二大”上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上，被蔡和森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蔡和森被中央派去恢复刚被破坏的广东省委。因广州已无法立足，不得不转移到香港。
　　1931年6月，经顾顺章叛卖，港英当局将蔡和森引渡给广东军阀，于8月4日英勇就义，时年也是36岁。
顾顺章叛变的第三个恶果，是间接导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被捕并叛变。
　　1931年6月22日，本已安排转移的向忠发，因故耽搁，结果被捕，并立即叛变。
　　向忠发的叛变，相对损失不大。究其原因，向虽是“挂名”的总书记，但从他上台，实权就不在他手中，一开始是李立三、后来是瞿秋白、再往后是在米夫支持下的王明，至于军事工作，有周恩来去做，秘密工作，具体的都掌握在顾顺章手中。他本人是高高在上，听着好听，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掌握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向忠发“叛”是叛了，可是跟顾顺章不一样，他手中没什么可“卖”的，不值钱。
　　另外，向忠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毛病——贪图享乐。最后出事，也是肇因于此。
　　所以，连国民党特务都瞧不起他，认为他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徐恩曾回忆说：
　　“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

　　一个人，如果让敌人都看不起，那这人就完了。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枪决，时年51岁。
　　顾顺章叛卖的第四个人，是杨登瀛。
　　杨登瀛是著名的双面间谍了，也是个传奇，为我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他为人机警，始终没有引起怀疑，结果这次也被顾顺章一并“抖搂”出来。
　　出事之前，陈赓曾向其示警，但杨登瀛自恃与张道藩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没有撤离。事实也是如此。
　　用蔡孟坚的话来说：“杨登瀛系张道藩的朋友，终于入狱后被释放。”话里话外，对此也颇为不齿。后杨登瀛曾任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杨登瀛的事迹，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查，笔者就不写了，否则这个章节就太长了，真成大杂烩了。
　　1970年冬，杨登瀛在上海去世。
　　顾顺章叛变的第5个后果，也是最严重的一个，是中共中央最终不得不迁离上海。
　　尽管通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中央领导和中央的组织机构，但保护并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能够继续领导中国革命。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一，由于中央所有的落脚点均已不能使用，领导人员和领导机构每天忙于转移、隐蔽，常常是刚找到一个适合的落脚点，突然又传来消息，某某又叛变了，请立即转移。很显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第二，所有的联络点、交通站和联络方式均已暴露，彼此之间联系的渠道被切断，各种命令、指示都难于发布出去，遑论执行！
　　因此，在顾顺章叛变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处于瘫痪状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立足，危险程度越来越大。
　　我们经常使用“白色恐怖”这个词来形容中共早期所面临的形势，毫不夸张地说。到了1931年的这个春夏之交，“白色恐怖”应该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革命的火种，中央不得不决定，逐渐将党的重要领导同志撤离上海。
　　最先离开上海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一把手”王明。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这一去，王明再回国的时候，已经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1月。
　　临行，王明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云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以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以博古为“总负责”。
　　这一“总负责”，博古一下从1931年9月负责到1935年01月。在早期的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当中，既是时间最长的，也是年纪最轻的——“下台”的时候，都不到28岁。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江苏无锡人，博古是其俄文名字（俄语“上帝”之意）。

　　1925年，博古相继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上海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干事，同年秋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博古是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1930年5月回国，1931年1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4月任团中央书记。1931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总的责任，当年，博古刚满24岁。
　　第二个撤离的，是处境最危险的周恩来，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当年年初就已决定让他担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临时中央在上海又坚持了一年，终于无法立足，于1933年1月转入中央苏区。
　　从此，上海结束了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顾顺章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方面，它给我党带来了严重损失。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促成了中共中央的一次新生。
　　试想，如果没有顾顺章事件，中共中央依然在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毛泽东等人依然被视为“土包子”、依然处于边缘化地位、依然属于被批判的角色，此后的革命进程，会是一个什么走向，还真不好说。
　　相反，中共中央迁到瑞金，虽属无奈之举，客观上却大大加速了理论派与“土包子”的融合，虽然在“融合”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毕竟“吹尽狂沙始到金”，选择与淘汰的过程本就是这么残酷。最终，中国的革命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