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狼人杀我是一匹好人:生既兀傲，死亦坚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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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既兀傲，死亦坚贞 作者：叶洛思 提交日期：2008-11-4 3:04:00
生既兀傲，死亦坚贞
——对《大美晚报》记者朱惺公的死亡勇气的精神分析
[内容提要] 朱惺公，字松庐，是抗日战争孤岛时期上海租界《大美晚报?夜光》的编辑记者，由于坚持对汪伪政权的笔伐，于1939年被汉奸特务枪杀。本文主要研究朱惺公在孤岛时期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种种困顿之下，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气概如何可能？本文从朱惺公的文章和经历进行分析，期望从内在的精神根源和外在的环境气场找到一个英雄烈士的新闻记者面对死亡的勇气的原貌。
[关键词] 朱惺公 “孤岛”时期 死亡气场 宋明理学
关于朱惺公的资料非常少，只有零零碎碎的两三篇追念的文章，网上也只有非常之少的且又雷同的个人资料。更令我惊讶的是，在国图的博士硕士论文库中，没有一篇关于他的研究文章！当这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贡献，也不曾在政坛、文坛上发挥过什么比较大的影响，他的身份更多地只被确认为一个抗日的烈士，而那个年代，烈士太多了！也因为他不够的丰满，他没党没派，没有牵涉到更多的知名人物，短暂的一生也没有多少迷人的曲折，留给我们的、值得抒写也就那么老生常谈的民族大义，而不能在论文里大书特书。总之，这样一个人物的研究价值似乎不大。但这也正是我选择他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原因。我总在不断的怀疑，这种舍身取义的行为选择到底如何可能？毕竟那个时代似乎离我们很遥远，而且作为人，我不相信这种没有由来的生命的超越，悲剧固然壮美，但是却不是可宣扬接受和追求的。如果说，个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只能因为他的信仰，那么像朱惺公这样一位没有给任何主义和党派精神绑架和组织强迫的人，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他的行为取向的精神内在活动和外在的影响因素会因为这种单纯的关系而变得更加得明晰，因而更加接近于常人、接近于人性的本质深层。而且关于他的研究的空白，也许会增加写作这篇文章的一点价值。
一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1939年8月30日下午四时许，《大美晚报?夜光》编辑记者朱惺公像平常那样安步当车，走着去报馆。他沿着公共租界北河南路从容地向南走，当他走上每日必经的的天潼路附近时，突然窜出三名埋伏已久的汪伪特务，两名强执朱惺公右臂，一名握手枪对准朱的太阳穴，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然后再对准朱惺公的左太阳穴，扣动了板机。朱惺公时年仅三十九岁。
这一天也许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了。不久之前，就在他所在的《大美晚报?夜光》副刊中，发表了又刊署名陈剑魂（有一说法说这是朱惺公用的一个笔名）的《改汪精卫诗》，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进行鞭挞。汪精卫原诗是早年作为革命党在清末赴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后于狱中写成：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而当汪精卫已成为一个勾结日本的头号汉奸，故而陈剑魂改诗为：
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而在更早的时候，即1938年2月，朱惺公一进入《大美晚报》，即在副刊设计“菊花专辑”以菊花喻抗战。他写道：“我以为菊花生来是一个战士，它挺起了孤傲的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时的细雨战，更和初冬时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翌年，朱惺公又在《夜光》上辟“民族英雄专辑”和“汉奸史话”，忠奸对比，古今相映，爱憎分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就在刊登《改汪精卫诗》后不久，他收到了一封具名“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的恐吓信，并附有一颗子弹，威胁说：“如再恶意漫骂，将被国法宣判死刑。”但是，朱惺公立即在《夜光》公开这件事，并发表了一篇题为《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特工总部指挥部”》的文章：
“余对于死，乃绝无所畏。二年来之寄生孤岛，早如待死之囚，所以不死者，乃刑之尚未遍及无辜。余乃叨天之幸，直至今日，仍得以不死之身，借文字与孤岛人士相见，今贵部将判余死刑矣！此诚余之宠幸也！盖以如此死法，死为烈士矣。烈士，死之最光荣者也，余一介寒士，庸懦无能，安足当此！余自信不能为烈士，余友皆谓余未必能为烈士，今贵部乃欲以此嘉名宠赐于余，是则安得不令余自抚昂藏，频摸头颅，亦如汪精卫当年'慷慨歌燕市，不负少年头’所发之豪语。余之头颅能得为无情之枪弹所贯，头颅乃不得谓为无价，头颅有价，死何憾乎！虽然，死则死耳，死必死得清白，而不作糊涂之鬼。兹当贵部尚在容忍之日，余不能无一词以辩，是以在将死未死之前，披肝沥胆而自为之供，所以答贵部者，亦即所以告社会人士知余死之而不冤也。”又：“秦桧，误国之大奸也，究无通敌作伥之史证。而今日之汪精卫则不然，居然将欲欣膺伪命，袍笏登场矣。是则汪精卫已由秦桧而进一步作刘豫受金主齐王之封矣。以奸恶如刘豫者，而欲国人不反对，是则除非将中国人皆杀尽，方可安享其永久之禄位。否则，中国如尚有一人，必将誓死以反对。余固中国之一人耳，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五千万人何！”又：“嗟夫！余今既不能逃避，又不能屈服，惟有作待死之囚矣！余知余如果因此而死，余兄在远闻耗，必曰：'佳哉吾弟！复何怨？朱子之死得其所也。’余妻亦必忍泪强笑而告诫余之幼子曰：'汝父因不愿作亡国奴死，汝如长大，必当复此不共戴天之仇！’余子虽幼，将亦雀跃而舍余妻曰：'阿父虽死，犹是中国鬼也！中国不亡，魂其歆格，尚飨。’至是余之英灵，必将彪炳于云霄之上，而与日月争光，照遍全中国任何黑暗阴霾之面，而追寻文文山，李若水之魂，相与共话亡国之痛矣！言尽于此，即此可代遗嘱，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彼苍者天，其必佑我。……余生作庸人，死作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者矣。”
这篇文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可代为遗嘱”。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我想从这篇文章着手，分析他这个人，主要分析他当时的生活工作处境以及从容面对死亡威胁的精神内在原因。从这篇文章，试图去接近这个人，这个时代里的这个特殊的环境。
二 瘦质娉婷，恐不堪风雨之摧残
“寄身孤岛”这个句话，我们就可以猜测，朱惺公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很窘困。这种猜测不是没有依据的。有文章描写当时孤岛时期文化人的生活状况时，这样描写：“物价一日数变,人们很难生活下去。而文化人除了会使用一支笔以外,大抵都别无所能,日子越来越穷。”
朱惺公1900 年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一个中医家庭里。他自幼家境贫寒, 没有上过多少学, 但他刻苦好学, 靠业余自学能写一手好文章。他当过衣庄小店员、报馆广告课职员, 办过出版社, 摆过旧书摊, 在四处奔波,生活穷困潦倒。1938年2月，由人介绍，进《大美晚报》主编副刊《夜光》。而且，他在“孤岛”还拖儿带女，没有资料说明他妻子是否有职业，但无论如何，工资不大可能比朱惺公来得高，而“儿子尚幼”，所以，家庭的经济来源更多的是来自朱惺公。当他在几天未在副刊上发表文章的时候，许多读者纷纷致信问候。后朱惺公写文章表示家中因有人小病“未能排字写稿，多谢诸位的热忱关怀。”一旦家里有什么事情，能支撑的也只有他自己。他的生活，背着养家糊口的负担。
朱惺公讲人如“待死之囚”，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在当时的上海租界，有五种势力在支配着：法租界当局、公共租界当局、维新政府、日本军方还有重庆政府。其余如地下党、忠义救国军、铁血锄奸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党国军支队、虹口工作队、上海CC 团特别队等排日恐怖团体的活动日益猖獗。这里常常有暗杀的事件发生，特别是针对日本人和汉奸的暗杀行动。那时的上海被认为是世界上犯罪最多、最混乱的城市，与美国的芝加哥齐名。我看有过之而无不及。黑社会再怎么猖狂，也不及一个由民族仇恨所引起的那种由一个合法政权支持的带有军事、政治目的的恐怖行动。当时日本还没有对英美宣战，所以不敢贸然进犯英法租界，所以凡是在租界区还是要依法办事。而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是倾向性支持重庆国民政府的，所以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客观上为这些抗日、排日活动提供了一个“根据地”，也称之为“孤岛”。这也为报人们通过办报来进行抗日斗争提供了很好的基地。那时，众多报纸采取的策略是，以外国报纸的名义办报，拉一个外国人作为总经理，而实际上主事的是中国人。《大美晚报》就是这样的一份报纸。依托英美的庇护，艰难地生存、斗争着。
日本并不甘心在公共租界的被排挤，针对重庆国民政府的种种暗杀行动，汪伪政权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的特务组织，位于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简称“76号”。丁默村、李士群分任“特工总部”的正、副主任，但“76号”的真正主人，却是日本特务机关。“76号”内驻有一支由涩谷准尉统领的日本宪兵分队，职责就是监视“76号”的汉奸特务。“76号”每采取大的行动，不但要事先知会日本特务机关，还要在日本特务机关派员督导下方能实施。这个特务组织摧毁了大量的重庆政府在上海的特务组织。同时也对大量的爱国文人、记者进行策反、人身威胁甚至是暗杀。在这种高压、恐怖的氛围之下，一些人感受到了窒息的压迫、恐惧和不安。一些文学家可以选择隐居创作的方式来即保全自己，又保持名节。但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朱惺公，避不了时事政治，而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责任的新闻记者在面临着、谈着这种投敌卖国行径和外国侵略暴行，都不会缄口不言的。所以朱惺公此时也许只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战斗。另一种原因可能是由于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以及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激起了他们的这种昂扬斗志。或者两种原因都有。
租界并不是一个可以长久依靠的安全港湾，日本人只是暂时不愿撕破脸皮而已。
风雨欲来风满楼，而租界的稍稍安宁，却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安静。每一个有识之士都不会没有想到这样一点。对于死亡，朱惺公应该考虑到这种结果。
每个人都不会无缘无故地不顾自身安危去冒杀生之险，更不用说一个有理性的新闻记者。天伦之乐，何尝不是每一个人的追求？ 但是在朱惺公在遗嘱中说：“余知余如果因此而死，余兄在远闻耗，必曰：'佳哉吾弟！复何怨？朱子之死得其所也。’余妻亦必忍泪强笑而告诫余之幼子曰：'汝父因不愿作亡国奴死，汝如长大，必当复此不共戴天之仇！’余子虽幼，将亦雀跃而舍余妻曰：'阿父虽死，犹是中国鬼也！中国不亡，魂其歆格，尚飨。’”难道仅仅一个“烈士”的称号就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了吗？ 而如果他的这种行为选择是纯属现实的被逼无奈，那么他这个烈士的光环是不是要打了折扣？朱惺公在面临这种潜在的或者说已经是很明显的死亡威胁时，他是如何想的，如果他真的不在乎自己的付出的话的，那么他不用在后面提及兄长以及妻子，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可见这个问题他是思考过的，甚至是挣扎过的。这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最多时一种接近的猜测。而似乎我们要把问题进一步推进。
三 菊性耐寒，经霜愈傲
首先，在租界，几乎每一份报纸或者文学刊物都带有着浓厚的抗日情绪，鞭笞汉奸走狗、宣扬重庆政府和共产党成为他们一个主要的斗争任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日本就侵入了上海，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人们通过纪念鲁迅来唤起同胞的抗争的精神。当时“左联”已经解散，但是共产党仍然在上海留下了一批党员作家，其中有柯灵、王任叔、蒋锡金、钱杏邨、王元化等人，还有进步文化人士王统照、郑振铎、许广平等人。他们利用报纸文化副刊作阵地，继续坚持斗争，多侧面、多层次地宣传抗日救国。当时的《文汇报?世纪风》、《译报》的《爝火》和《大家谈》、《大美晚报?夜光》、《正言报?草原》、《大美报》的《浅草》和《茶话》等等，都是他们笔伐的阵地。他们以批判的武器，对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内的妥协投降派以及当时粉饰太平的恶浊氛围进行揭露。他们大都以杂文的方式写作，而鲁迅的笔风成为一种时尚。在1938年10月到12月间，孤岛文坛展开了以巴人、鹰隼为首的关于“鲁迅风”的争议。认为是应该坚持鲁迅的文风还是改革、发展鲁迅的文风，使之更加的直接和具有战斗力。
在那种在那个鲁迅风盛行的年代，人们的精神言语似乎都上了一种定势，如若不慷慨激昂，则苍白无力，是以越骂越凶，于是很多愤慨也许不必过多以为然。就像最近的的抵制家乐福事件以及封杀CNN事件，新闻的报道很容易形成一种既定的情感和判断模式的。这种模式可能因为群体的价值判断所然。当然其中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人们身处民族存亡的关头，集体主义开始变得更具有说服力而且被自觉地践行的时候，一个人的勇气是可以被激发出来斗胆地战斗的。
所以，朱惺公在《夜光》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应该说不是唯一的，而是一种形势之下的引弓射箭。同时，这种行为的选择必不可少的情感基础是人们对国恨家仇的痛彻心扉。他在来孤岛之前的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生活中，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罪行，一种激愤得爱国热情不可能没有。而朱惺公有别于他人的因素是，他针对的是头子汪精卫，文章如刀，句句挖心敲鼓，他岂能容忍？柯灵在朱惺公被暗杀之后的丢六天写文章说“这是汪精卫最近所施行的恐怖政策的牺牲者，是新闻记者被他所杀害的第一个。”又“死者在生前曾经接到过恐吓信，上海所有不被收买的正直的新闻记者也都接到了。以破坏'和平’相诘责，以支持抗战为炯戒，这发信者正是汪精卫的忠实的党徒。但恐吓所得的反响是一致的轻蔑，坚决的行动。只有朱惺公先生发表了公开信，加以答复和驳斥，于是他招来了恨毒。”“那对于恐吓者的公开的答复，剖白心迹，表明行径，对着暗中射来的冷箭，袒胸露腹，毫无隐蔽地挺立于壕堑之上，其实分明可以看出这不是个有谋有勇的战士，不过是一个梗直的义民罢了。”显然，在这个方面，柯灵也认为朱惺公不够“聪明”，策略不够“高明”，是以被当成了出头鸟。我说的朱惺公也许仍然有一点侥幸心理，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属于那个党派，他只是一个职业的新闻记者。而且，如柯灵说的，他是第一个被汪伪政权杀害的新闻记者，没有前车之鉴。虽然不是说他没有想到，这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在那种形式之下，每个人都是“待死之囚”，只争早晚而已。但是这种侥幸也不无可能存在，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的众多名记者，无不以敢言而闻名，言论上还有自由的传习。
朱惺公的在副刊上的文章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如果几天读不到他的文章，人们就会纷纷来信询问，甚至有人怀疑他消失了勇气，“沉默”了。为此，他在《慨乎言之》一文中说明了原委，表示家中因有人小病“未能排字写稿，多谢诸位的热忱关怀。”声称“我的处世哲学从来没有 '退避’二字，环境愈坏，我的勇气也愈形奋激。”
当一种黑与白，生与死的非彼即此的对立，使得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妥协侥幸的心理绝了路，那么心理的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便激发了人的无限反抗的潜力。个人可能是懦弱的，但是当一种反抗有了组织和支持，那么人也就获得了一种群体性的刚强。
一个人在盛名之下，往往做出的事情连他们自己都回吃惊或者根本也想不到的。群众的赞扬和整个社会的赞誉，仿佛是一个魔咒，让人处于一种气场当中，虽九死其犹未悔。
另一方面，朱惺公出身于一个清贫的家庭，而后的生活也是穷困潦倒。对于一个有报复的青年人而言，他们的出生必然给了他们一种道德上的焦虑。那就是如何减免内心因为权钱势的自卑而获得一种高贵的自我期许。他们需要一种追求，使得自己摆脱一种现实渺小的焦虑，而获得一种优越感。而这样的人，往往表现得孤傲和具有道德上的洁癖。这个我们可以从他写以明志的文章《瘗菊记》中，可窥一斑：
有客自武林来，贻我菊数盆，曰：「此佳种也，幸善养之。」
客去，余视其盆，粗而且裂，因另购新者而移植之。连宵天雨，寒甚。余视其花，含苞待放，瘦质娉婷，恐不堪风雨之摧残，乃移盆室内。未数日，花渐萎矣；意土壤之瘠也，复为施肥。然花终不寿，竟枯槁而死。
不数日，客复来，见诸花无一存者，状颇惋惜。余告以故。客曰：「君不谙菊性，爱之适之以害之。菊恋故土，非时莫迁；无端移植，斲伤之者一也。菊性耐寒，经霜愈傲；绝其风露，斲伤之者二也。菊既萎矣，复施以肥，是犹予痨瘵者以参苓，宁非速其死乎？」
余闻其言，瞿然起曰：「噫，余知过矣！夫菊之知恋故土者，义也；酣战风霜，勇也；不贪肥沃者，廉也。有此三德，余乃迫其抱屈以死，不亦过乎！」爰为收拾残丛，掘土瘗之。题曰「君子花之冢」，并系以铭：
「维尔黄英，花国之精，性原冷淡，骨本峥嵘；生既兀傲，死亦坚贞，宜供享乎太庙，垂万世以长荣！」
如柯灵所说，朱惺公带有一种“旧文人的习气”，这篇文章的写法，有类似于周敦颐写《爱莲说》。这里头的菊花所处的盆“粗而且裂”，暗喻着他的出身。但是这似乎也是他性命之本，一旦接受利诱“购新者而移植之”“移盆室内”便会“枯槁而死”。亦即生命失去了一种意义。其中有对自己“佳种”的自诩，说自己念“故土”，有对“义”、“勇”、“廉”的执着追求。同时，最后表明自己对垂名千古的渴望。这也不难理解他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中所表明的那种对于汪伪成全他为“烈士”的欣喜。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是一种讽刺。这篇文章放在外族入侵的大环境里，不仅仅是表明高洁兀傲的小品文，而更加显示了一种坚贞，一种对敌宣战的气魄。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朱惺公深受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特别是宋明理学。不仅是这篇文章写得有类于周敦颐的《爱莲说》，上面那篇气势磅礴的《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里，也有类似于韩愈《祭十三郎》的文法。古人崇尚另外一个人的文法，并模仿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技巧的学习那么简单，更有对一个人品行为人的崇敬，古人说，“文如其人”，讲的还有这层意思。韩愈是一个儒者，而且是一个刚硬之人，更重要的是韩愈也是出身贫苦，自幼孤苦伶仃，依嫂而长。身世的相似之处总是没来由的引起对一个人的亲近感。于是，韩愈的处世哲学也便深深地影响了朱惺公。特别是那种在贫困危难之中仍不改其志的坚韧。韩退之的《送穷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如果说韩愈对朱惺公的影响仅仅是我通过他的文风做出的一种猜测性的判断，那么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对他的影响那是毋庸置疑的。尽管这是旧式文人的通例，但是，似乎朱惺公因为他的牺牲而显得更加的顽固和深刻。
朱惺公在自己的自挽联写道：“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这边的“仁”和上面《瘗菊记》中的“义”“勇”、“廉”都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中，他推崇的文天祥、李贽和顾炎武那是宋明理学的践行者。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那些儒学要义成为他生命的一种支撑。
孔子所谓的“仁”，有很多种意识，主要的是解释为“仁者爱人”，即通过“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也通过推己来爱人。体现一种同情的心理。 继而扩展为一种“博爱”的胸怀。上升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爱。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示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对于善的本性的执着，无论寿命长短，不改其志，才可以达到作为一个儒者或者以个人所谓的“安身立命”。这体现了一个儒者对于人生命的价值观念，认为为一种理念和尊严的执著而死胜过蝇营狗苟的活着。另外，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显然这种乐得品格是利他的，朱惺公也许做到了或者努力追求这三乐，但是可以看出它没有把妻子儿女包括在内。
其实，朱惺公不能不理解孟子“权”的思想，孟子讲的是一种应变。而朱惺公的行为似乎更突出一种“舍生取义”。这也说明形势不容许他有“权”的选择。在这种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宋明理学就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宋明理学是一种伦理学主体的本体论，它孜孜讲求“立志”、“修身”、“涵养德性，变化气质”以完成“内圣”人格。所谓“内圣”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传统社会的最高表现形式，其意蕴有三：
一曰：“孔颜乐处”。指圣贤之乐不在外物，而在自我，是自我意识到自身与万物浑然一体，达到“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对物质欲望的克制，无论自身的生活处境条件怎样，都不能改变一个人对于“理”和道德的追求。
二曰：“民胞物与”。指的是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种博大胸怀，体现出一种广阔的“宇宙意识”。中国的知识阶层正是在这种“宇宙意识”中，引发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而将个人人格的完成，置于大众群体人格的完成之中。
三曰：“浩然正气”。所谓浩然正气，即执著于人格理想与道德信念，不为任何外来压迫所动摇。
宋明理学建树理想人格的理论与观念，对于中华民族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天祥在异族强权面前慨唱浩然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给了中华民族一种强有力的宏大的生死观念。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激励和鼓舞了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成为危难之际动员中华民族每一分子自觉起来捍卫群体尊严和安全的号角。东林党人在腐朽政治势力面前，风骨铮铮。即使镣铐加身，亦不失节，即使屠戮在即，亦不屈膝。又这些人所传递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以及道义责任感，闪烁着理想人格的灿烂光辉，浸润了宋明理学的精神价值和道德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脊梁。
从朱惺公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文山、李若水的极度推崇，说明宋明理学已经融进了他的价值观念里头，这种哲学对他来说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它理想人格不与出生挂钩，是一条他可以通往他向往的高贵的人生境界。一个人能坦然的面对死亡，除非有一种异常坚定的信仰。但是，我们从萨特在他的戏剧《墙》和《死无葬身之地》里可以看到，再坚定的革命分子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也和常人一样的恐惧。我要说的是，任何说服人去死的主义和思想都是不人道和违背人性的，势必会造成心灵的艰难抉择。这也正是萨特在后来总结的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一个论据。但是信仰对于朱惺公而言，如果不是苏格拉底在临死之前为死亡作一个辩解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一种摆脱死亡恐惧的安慰。
四 “杀君马者道旁儿”
当一种精神价值和道德理想成为一种公众的共同准则，那么它对人行为选择的影响胜过了任何理性的思考。死亡，也是一种气场。当一个时代的死亡已经成为一种家常便饭，那么人就很容易轻生或者说是已经淡漠了对死亡的恐惧。或者在权衡人生的基础之上，觉得坚持一种高洁的姿态胜过生命存在本身，那么就是所谓的“殉道者”就出现了。但是无论如何，正如在第二部分所说的，任何对于放弃生命的宣扬都是邪恶的，把死亡当成一种理想的实现无疑是一种局外人的陈词，以彰显死者的精神荣光。我们知道，正常选择死亡（自杀）只能由于某种绝望。朱惺公尽管面临着精神和生活的压力，但是还不至于到了绝望这种地步，特别是作为旧式文人，他们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朱惺公这种面对死亡的行为选择，无疑他的性格本质以及理学精神思维定势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用理性来解释这种行为无疑是愚蠢的。而且一个人的行为选择往往是不能解释的，特别是这种周遭弥漫着隆重气场的喧嚣。行为理性或者动机本身往往是事后的自我解释赋予的。的确，任何一个行为总与人的内在特质息息相关，佛洛伊德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说得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种行为的深层其实需要一种情势的引发。就像是活火山，你知道他会爆发，但是你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发。面临着压迫和恐惧威胁的人，反抗的精神勇气如何生成？我觉得无法用一种理由去说明的，它更多的是一种突发的，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之下，没有彩排地进行人生悲壮的表演。所谓时势造英雄，除了提供便利的条件之外还提供精神的勇气，这也就是一种时代的精神。
时代的精神散发着一种浓厚的思维气场，也携带着一种远久的积淀。朱惺公的行为选择也许如上面所说的，是一种没有彩排的生命的悲壮演绎。而底下的观众也是另一个他慷慨面对死亡威胁的原因。蔡炎培写过一句话，叫做“杀君马者道旁儿”，你不知道这些人具体是谁，但是他们的喝彩让你激起了早已疲惫的身躯，狂奔，直至力竭而亡。无论你为的是那个荣耀还是因为在叫喊声中惊慌失措。
再众人齐声喝彩的情况之下，理性冷静的思考无疑在扫了很多人的兴。而我相信，在当时为朱惺公打气的看客们绝不仅仅是一个看客，他们也是参与者，在朱惺公被暗杀之后，《大美晚报》两任经理张似旭和李骏英、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也随后被杀。孤岛期间被杀害的报人还有"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申报》记者金华亭、《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正言报》经理冯梦云等。1940年8月15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遭暗杀受伤而幸免于难。
而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每个人的血性都被激发了出来，而这个民族的精神传统为这种血性早已涂抹了崇高伟大的色彩，在这个崇尚先人经验的民族里，有了一种的历史对照无疑增加了对这种“舍生取义”更加执着的追求。更何况，他是一个新闻记者，一个掌握了话语权的新闻记者，一个被历史和民众赋予了必须战斗的新闻记者。如果说，朱惺公相信历史是轮回、循环的，那么，他必定在这种历史观念中，从历史长河之上找到了自己相似的人生与历史定位，这种观念很容易地转化为一种宿命的观点，产生了一种宿命般的责任意识。由此出发，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朱惺公这种“大义凛然”了。
生既兀傲，死亦坚贞
——对《大美晚报》记者朱惺公的死亡勇气的精神分析
[内容提要] 朱惺公，字松庐，是抗日战争孤岛时期上海租界《大美晚报?夜光》的编辑记者，由于坚持对汪伪政权的笔伐，于1939年被汉奸特务枪杀。本文主要研究朱惺公在孤岛时期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种种困顿之下，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气概如何可能？本文从朱惺公的文章和经历进行分析，期望从内在的精神根源和外在的环境气场找到一个英雄烈士的新闻记者面对死亡的勇气的原貌。
[关键词] 朱惺公 “孤岛”时期 死亡气场 宋明理学
关于朱惺公的资料非常少，只有零零碎碎的两三篇追念的文章，网上也只有非常之少的且又雷同的个人资料。更令我惊讶的是，在国图的博士硕士论文库中，没有一篇关于他的研究文章！当这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贡献，也不曾在政坛、文坛上发挥过什么比较大的影响，他的身份更多地只被确认为一个抗日的烈士，而那个年代，烈士太多了！也因为他不够的丰满，他没党没派，没有牵涉到更多的知名人物，短暂的一生也没有多少迷人的曲折，留给我们的、值得抒写也就那么老生常谈的民族大义，而不能在论文里大书特书。总之，这样一个人物的研究价值似乎不大。但这也正是我选择他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原因。我总在不断的怀疑，这种舍身取义的行为选择到底如何可能？毕竟那个时代似乎离我们很遥远，而且作为人，我不相信这种没有由来的生命的超越，悲剧固然壮美，但是却不是可宣扬接受和追求的。如果说，个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只能因为他的信仰，那么像朱惺公这样一位没有给任何主义和党派精神绑架和组织强迫的人，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他的行为取向的精神内在活动和外在的影响因素会因为这种单纯的关系而变得更加得明晰，因而更加接近于常人、接近于人性的本质深层。而且关于他的研究的空白，也许会增加写作这篇文章的一点价值。
一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1939年8月30日下午四时许，《大美晚报?夜光》编辑记者朱惺公像平常那样安步当车，走着去报馆。他沿着公共租界北河南路从容地向南走，当他走上每日必经的的天潼路附近时，突然窜出三名埋伏已久的汪伪特务，两名强执朱惺公右臂，一名握手枪对准朱的太阳穴，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然后再对准朱惺公的左太阳穴，扣动了板机。朱惺公时年仅三十九岁。
这一天也许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了。不久之前，就在他所在的《大美晚报?夜光》副刊中，发表了又刊署名陈剑魂（有一说法说这是朱惺公用的一个笔名）的《改汪精卫诗》，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进行鞭挞。汪精卫原诗是早年作为革命党在清末赴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后于狱中写成：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而当汪精卫已成为一个勾结日本的头号汉奸，故而陈剑魂改诗为：
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而在更早的时候，即1938年2月，朱惺公一进入《大美晚报》，即在副刊设计“菊花专辑”以菊花喻抗战。他写道：“我以为菊花生来是一个战士，它挺起了孤傲的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时的细雨战，更和初冬时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翌年，朱惺公又在《夜光》上辟“民族英雄专辑”和“汉奸史话”，忠奸对比，古今相映，爱憎分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就在刊登《改汪精卫诗》后不久，他收到了一封具名“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的恐吓信，并附有一颗子弹，威胁说：“如再恶意漫骂，将被国法宣判死刑。”但是，朱惺公立即在《夜光》公开这件事，并发表了一篇题为《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特工总部指挥部”》的文章：
“余对于死，乃绝无所畏。二年来之寄生孤岛，早如待死之囚，所以不死者，乃刑之尚未遍及无辜。余乃叨天之幸，直至今日，仍得以不死之身，借文字与孤岛人士相见，今贵部将判余死刑矣！此诚余之宠幸也！盖以如此死法，死为烈士矣。烈士，死之最光荣者也，余一介寒士，庸懦无能，安足当此！余自信不能为烈士，余友皆谓余未必能为烈士，今贵部乃欲以此嘉名宠赐于余，是则安得不令余自抚昂藏，频摸头颅，亦如汪精卫当年'慷慨歌燕市，不负少年头’所发之豪语。余之头颅能得为无情之枪弹所贯，头颅乃不得谓为无价，头颅有价，死何憾乎！虽然，死则死耳，死必死得清白，而不作糊涂之鬼。兹当贵部尚在容忍之日，余不能无一词以辩，是以在将死未死之前，披肝沥胆而自为之供，所以答贵部者，亦即所以告社会人士知余死之而不冤也。”又：“秦桧，误国之大奸也，究无通敌作伥之史证。而今日之汪精卫则不然，居然将欲欣膺伪命，袍笏登场矣。是则汪精卫已由秦桧而进一步作刘豫受金主齐王之封矣。以奸恶如刘豫者，而欲国人不反对，是则除非将中国人皆杀尽，方可安享其永久之禄位。否则，中国如尚有一人，必将誓死以反对。余固中国之一人耳，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五千万人何！”又：“嗟夫！余今既不能逃避，又不能屈服，惟有作待死之囚矣！余知余如果因此而死，余兄在远闻耗，必曰：'佳哉吾弟！复何怨？朱子之死得其所也。’余妻亦必忍泪强笑而告诫余之幼子曰：'汝父因不愿作亡国奴死，汝如长大，必当复此不共戴天之仇！’余子虽幼，将亦雀跃而舍余妻曰：'阿父虽死，犹是中国鬼也！中国不亡，魂其歆格，尚飨。’至是余之英灵，必将彪炳于云霄之上，而与日月争光，照遍全中国任何黑暗阴霾之面，而追寻文文山，李若水之魂，相与共话亡国之痛矣！言尽于此，即此可代遗嘱，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彼苍者天，其必佑我。……余生作庸人，死作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者矣。”
这篇文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可代为遗嘱”。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我想从这篇文章着手，分析他这个人，主要分析他当时的生活工作处境以及从容面对死亡威胁的精神内在原因。从这篇文章，试图去接近这个人，这个时代里的这个特殊的环境。
二 瘦质娉婷，恐不堪风雨之摧残
“寄身孤岛”这个句话，我们就可以猜测，朱惺公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很窘困。这种猜测不是没有依据的。有文章描写当时孤岛时期文化人的生活状况时，这样描写：“物价一日数变,人们很难生活下去。而文化人除了会使用一支笔以外,大抵都别无所能,日子越来越穷。”
朱惺公1900 年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一个中医家庭里。他自幼家境贫寒, 没有上过多少学, 但他刻苦好学, 靠业余自学能写一手好文章。他当过衣庄小店员、报馆广告课职员, 办过出版社, 摆过旧书摊, 在四处奔波,生活穷困潦倒。1938年2月，由人介绍，进《大美晚报》主编副刊《夜光》。而且，他在“孤岛”还拖儿带女，没有资料说明他妻子是否有职业，但无论如何，工资不大可能比朱惺公来得高，而“儿子尚幼”，所以，家庭的经济来源更多的是来自朱惺公。当他在几天未在副刊上发表文章的时候，许多读者纷纷致信问候。后朱惺公写文章表示家中因有人小病“未能排字写稿，多谢诸位的热忱关怀。”一旦家里有什么事情，能支撑的也只有他自己。他的生活，背着养家糊口的负担。
朱惺公讲人如“待死之囚”，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在当时的上海租界，有五种势力在支配着：法租界当局、公共租界当局、维新政府、日本军方还有重庆政府。其余如地下党、忠义救国军、铁血锄奸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党国军支队、虹口工作队、上海CC 团特别队等排日恐怖团体的活动日益猖獗。这里常常有暗杀的事件发生，特别是针对日本人和汉奸的暗杀行动。那时的上海被认为是世界上犯罪最多、最混乱的城市，与美国的芝加哥齐名。我看有过之而无不及。黑社会再怎么猖狂，也不及一个由民族仇恨所引起的那种由一个合法政权支持的带有军事、政治目的的恐怖行动。当时日本还没有对英美宣战，所以不敢贸然进犯英法租界，所以凡是在租界区还是要依法办事。而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是倾向性支持重庆国民政府的，所以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客观上为这些抗日、排日活动提供了一个“根据地”，也称之为“孤岛”。这也为报人们通过办报来进行抗日斗争提供了很好的基地。那时，众多报纸采取的策略是，以外国报纸的名义办报，拉一个外国人作为总经理，而实际上主事的是中国人。《大美晚报》就是这样的一份报纸。依托英美的庇护，艰难地生存、斗争着。
日本并不甘心在公共租界的被排挤，针对重庆国民政府的种种暗杀行动，汪伪政权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的特务组织，位于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简称“76号”。丁默村、李士群分任“特工总部”的正、副主任，但“76号”的真正主人，却是日本特务机关。“76号”内驻有一支由涩谷准尉统领的日本宪兵分队，职责就是监视“76号”的汉奸特务。“76号”每采取大的行动，不但要事先知会日本特务机关，还要在日本特务机关派员督导下方能实施。这个特务组织摧毁了大量的重庆政府在上海的特务组织。同时也对大量的爱国文人、记者进行策反、人身威胁甚至是暗杀。在这种高压、恐怖的氛围之下，一些人感受到了窒息的压迫、恐惧和不安。一些文学家可以选择隐居创作的方式来即保全自己，又保持名节。但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朱惺公，避不了时事政治，而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责任的新闻记者在面临着、谈着这种投敌卖国行径和外国侵略暴行，都不会缄口不言的。所以朱惺公此时也许只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战斗。另一种原因可能是由于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以及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激起了他们的这种昂扬斗志。或者两种原因都有。
租界并不是一个可以长久依靠的安全港湾，日本人只是暂时不愿撕破脸皮而已。
风雨欲来风满楼，而租界的稍稍安宁，却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安静。每一个有识之士都不会没有想到这样一点。对于死亡，朱惺公应该考虑到这种结果。
每个人都不会无缘无故地不顾自身安危去冒杀生之险，更不用说一个有理性的新闻记者。天伦之乐，何尝不是每一个人的追求？ 但是在朱惺公在遗嘱中说：“余知余如果因此而死，余兄在远闻耗，必曰：'佳哉吾弟！复何怨？朱子之死得其所也。’余妻亦必忍泪强笑而告诫余之幼子曰：'汝父因不愿作亡国奴死，汝如长大，必当复此不共戴天之仇！’余子虽幼，将亦雀跃而舍余妻曰：'阿父虽死，犹是中国鬼也！中国不亡，魂其歆格，尚飨。’”难道仅仅一个“烈士”的称号就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了吗？ 而如果他的这种行为选择是纯属现实的被逼无奈，那么他这个烈士的光环是不是要打了折扣？朱惺公在面临这种潜在的或者说已经是很明显的死亡威胁时，他是如何想的，如果他真的不在乎自己的付出的话的，那么他不用在后面提及兄长以及妻子，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可见这个问题他是思考过的，甚至是挣扎过的。这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最多时一种接近的猜测。而似乎我们要把问题进一步推进。
三 菊性耐寒，经霜愈傲
首先，在租界，几乎每一份报纸或者文学刊物都带有着浓厚的抗日情绪，鞭笞汉奸走狗、宣扬重庆政府和共产党成为他们一个主要的斗争任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日本就侵入了上海，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人们通过纪念鲁迅来唤起同胞的抗争的精神。当时“左联”已经解散，但是共产党仍然在上海留下了一批党员作家，其中有柯灵、王任叔、蒋锡金、钱杏邨、王元化等人，还有进步文化人士王统照、郑振铎、许广平等人。他们利用报纸文化副刊作阵地，继续坚持斗争，多侧面、多层次地宣传抗日救国。当时的《文汇报?世纪风》、《译报》的《爝火》和《大家谈》、《大美晚报?夜光》、《正言报?草原》、《大美报》的《浅草》和《茶话》等等，都是他们笔伐的阵地。他们以批判的武器，对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内的妥协投降派以及当时粉饰太平的恶浊氛围进行揭露。他们大都以杂文的方式写作，而鲁迅的笔风成为一种时尚。在1938年10月到12月间，孤岛文坛展开了以巴人、鹰隼为首的关于“鲁迅风”的争议。认为是应该坚持鲁迅的文风还是改革、发展鲁迅的文风，使之更加的直接和具有战斗力。
在那种在那个鲁迅风盛行的年代，人们的精神言语似乎都上了一种定势，如若不慷慨激昂，则苍白无力，是以越骂越凶，于是很多愤慨也许不必过多以为然。就像最近的的抵制家乐福事件以及封杀CNN事件，新闻的报道很容易形成一种既定的情感和判断模式的。这种模式可能因为群体的价值判断所然。当然其中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人们身处民族存亡的关头，集体主义开始变得更具有说服力而且被自觉地践行的时候，一个人的勇气是可以被激发出来斗胆地战斗的。
所以，朱惺公在《夜光》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应该说不是唯一的，而是一种形势之下的引弓射箭。同时，这种行为的选择必不可少的情感基础是人们对国恨家仇的痛彻心扉。他在来孤岛之前的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生活中，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罪行，一种激愤得爱国热情不可能没有。而朱惺公有别于他人的因素是，他针对的是头子汪精卫，文章如刀，句句挖心敲鼓，他岂能容忍？柯灵在朱惺公被暗杀之后的丢六天写文章说“这是汪精卫最近所施行的恐怖政策的牺牲者，是新闻记者被他所杀害的第一个。”又“死者在生前曾经接到过恐吓信，上海所有不被收买的正直的新闻记者也都接到了。以破坏'和平’相诘责，以支持抗战为炯戒，这发信者正是汪精卫的忠实的党徒。但恐吓所得的反响是一致的轻蔑，坚决的行动。只有朱惺公先生发表了公开信，加以答复和驳斥，于是他招来了恨毒。”“那对于恐吓者的公开的答复，剖白心迹，表明行径，对着暗中射来的冷箭，袒胸露腹，毫无隐蔽地挺立于壕堑之上，其实分明可以看出这不是个有谋有勇的战士，不过是一个梗直的义民罢了。”显然，在这个方面，柯灵也认为朱惺公不够“聪明”，策略不够“高明”，是以被当成了出头鸟。我说的朱惺公也许仍然有一点侥幸心理，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属于那个党派，他只是一个职业的新闻记者。而且，如柯灵说的，他是第一个被汪伪政权杀害的新闻记者，没有前车之鉴。虽然不是说他没有想到，这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在那种形式之下，每个人都是“待死之囚”，只争早晚而已。但是这种侥幸也不无可能存在，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的众多名记者，无不以敢言而闻名，言论上还有自由的传习。
朱惺公的在副刊上的文章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如果几天读不到他的文章，人们就会纷纷来信询问，甚至有人怀疑他消失了勇气，“沉默”了。为此，他在《慨乎言之》一文中说明了原委，表示家中因有人小病“未能排字写稿，多谢诸位的热忱关怀。”声称“我的处世哲学从来没有 '退避’二字，环境愈坏，我的勇气也愈形奋激。”
当一种黑与白，生与死的非彼即此的对立，使得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妥协侥幸的心理绝了路，那么心理的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便激发了人的无限反抗的潜力。个人可能是懦弱的，但是当一种反抗有了组织和支持，那么人也就获得了一种群体性的刚强。
一个人在盛名之下，往往做出的事情连他们自己都回吃惊或者根本也想不到的。群众的赞扬和整个社会的赞誉，仿佛是一个魔咒，让人处于一种气场当中，虽九死其犹未悔。
另一方面，朱惺公出身于一个清贫的家庭，而后的生活也是穷困潦倒。对于一个有报复的青年人而言，他们的出生必然给了他们一种道德上的焦虑。那就是如何减免内心因为权钱势的自卑而获得一种高贵的自我期许。他们需要一种追求，使得自己摆脱一种现实渺小的焦虑，而获得一种优越感。而这样的人，往往表现得孤傲和具有道德上的洁癖。这个我们可以从他写以明志的文章《瘗菊记》中，可窥一斑：
有客自武林来，贻我菊数盆，曰：「此佳种也，幸善养之。」
客去，余视其盆，粗而且裂，因另购新者而移植之。连宵天雨，寒甚。余视其花，含苞待放，瘦质娉婷，恐不堪风雨之摧残，乃移盆室内。未数日，花渐萎矣；意土壤之瘠也，复为施肥。然花终不寿，竟枯槁而死。
不数日，客复来，见诸花无一存者，状颇惋惜。余告以故。客曰：「君不谙菊性，爱之适之以害之。菊恋故土，非时莫迁；无端移植，斲伤之者一也。菊性耐寒，经霜愈傲；绝其风露，斲伤之者二也。菊既萎矣，复施以肥，是犹予痨瘵者以参苓，宁非速其死乎？」
余闻其言，瞿然起曰：「噫，余知过矣！夫菊之知恋故土者，义也；酣战风霜，勇也；不贪肥沃者，廉也。有此三德，余乃迫其抱屈以死，不亦过乎！」爰为收拾残丛，掘土瘗之。题曰「君子花之冢」，并系以铭：
「维尔黄英，花国之精，性原冷淡，骨本峥嵘；生既兀傲，死亦坚贞，宜供享乎太庙，垂万世以长荣！」
如柯灵所说，朱惺公带有一种“旧文人的习气”，这篇文章的写法，有类似于周敦颐写《爱莲说》。这里头的菊花所处的盆“粗而且裂”，暗喻着他的出身。但是这似乎也是他性命之本，一旦接受利诱“购新者而移植之”“移盆室内”便会“枯槁而死”。亦即生命失去了一种意义。其中有对自己“佳种”的自诩，说自己念“故土”，有对“义”、“勇”、“廉”的执着追求。同时，最后表明自己对垂名千古的渴望。这也不难理解他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中所表明的那种对于汪伪成全他为“烈士”的欣喜。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是一种讽刺。这篇文章放在外族入侵的大环境里，不仅仅是表明高洁兀傲的小品文，而更加显示了一种坚贞，一种对敌宣战的气魄。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朱惺公深受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特别是宋明理学。不仅是这篇文章写得有类于周敦颐的《爱莲说》，上面那篇气势磅礴的《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里，也有类似于韩愈《祭十三郎》的文法。古人崇尚另外一个人的文法，并模仿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技巧的学习那么简单，更有对一个人品行为人的崇敬，古人说，“文如其人”，讲的还有这层意思。韩愈是一个儒者，而且是一个刚硬之人，更重要的是韩愈也是出身贫苦，自幼孤苦伶仃，依嫂而长。身世的相似之处总是没来由的引起对一个人的亲近感。于是，韩愈的处世哲学也便深深地影响了朱惺公。特别是那种在贫困危难之中仍不改其志的坚韧。韩退之的《送穷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如果说韩愈对朱惺公的影响仅仅是我通过他的文风做出的一种猜测性的判断，那么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对他的影响那是毋庸置疑的。尽管这是旧式文人的通例，但是，似乎朱惺公因为他的牺牲而显得更加的顽固和深刻。
朱惺公在自己的自挽联写道：“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这边的“仁”和上面《瘗菊记》中的“义”“勇”、“廉”都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中，他推崇的文天祥、李贽和顾炎武那是宋明理学的践行者。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那些儒学要义成为他生命的一种支撑。
孔子所谓的“仁”，有很多种意识，主要的是解释为“仁者爱人”，即通过“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也通过推己来爱人。体现一种同情的心理。 继而扩展为一种“博爱”的胸怀。上升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爱。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示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对于善的本性的执着，无论寿命长短，不改其志，才可以达到作为一个儒者或者以个人所谓的“安身立命”。这体现了一个儒者对于人生命的价值观念，认为为一种理念和尊严的执著而死胜过蝇营狗苟的活着。另外，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显然这种乐得品格是利他的，朱惺公也许做到了或者努力追求这三乐，但是可以看出它没有把妻子儿女包括在内。
其实，朱惺公不能不理解孟子“权”的思想，孟子讲的是一种应变。而朱惺公的行为似乎更突出一种“舍生取义”。这也说明形势不容许他有“权”的选择。在这种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宋明理学就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宋明理学是一种伦理学主体的本体论，它孜孜讲求“立志”、“修身”、“涵养德性，变化气质”以完成“内圣”人格。所谓“内圣”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传统社会的最高表现形式，其意蕴有三：
一曰：“孔颜乐处”。指圣贤之乐不在外物，而在自我，是自我意识到自身与万物浑然一体，达到“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对物质欲望的克制，无论自身的生活处境条件怎样，都不能改变一个人对于“理”和道德的追求。
二曰：“民胞物与”。指的是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种博大胸怀，体现出一种广阔的“宇宙意识”。中国的知识阶层正是在这种“宇宙意识”中，引发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而将个人人格的完成，置于大众群体人格的完成之中。
三曰：“浩然正气”。所谓浩然正气，即执著于人格理想与道德信念，不为任何外来压迫所动摇。
宋明理学建树理想人格的理论与观念，对于中华民族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天祥在异族强权面前慨唱浩然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给了中华民族一种强有力的宏大的生死观念。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激励和鼓舞了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成为危难之际动员中华民族每一分子自觉起来捍卫群体尊严和安全的号角。东林党人在腐朽政治势力面前，风骨铮铮。即使镣铐加身，亦不失节，即使屠戮在即，亦不屈膝。又这些人所传递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以及道义责任感，闪烁着理想人格的灿烂光辉，浸润了宋明理学的精神价值和道德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脊梁。
从朱惺公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文山、李若水的极度推崇，说明宋明理学已经融进了他的价值观念里头，这种哲学对他来说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它理想人格不与出生挂钩，是一条他可以通往他向往的高贵的人生境界。一个人能坦然的面对死亡，除非有一种异常坚定的信仰。但是，我们从萨特在他的戏剧《墙》和《死无葬身之地》里可以看到，再坚定的革命分子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也和常人一样的恐惧。我要说的是，任何说服人去死的主义和思想都是不人道和违背人性的，势必会造成心灵的艰难抉择。这也正是萨特在后来总结的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一个论据。但是信仰对于朱惺公而言，如果不是苏格拉底在临死之前为死亡作一个辩解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一种摆脱死亡恐惧的安慰。
四 “杀君马者道旁儿”
当一种精神价值和道德理想成为一种公众的共同准则，那么它对人行为选择的影响胜过了任何理性的思考。死亡，也是一种气场。当一个时代的死亡已经成为一种家常便饭，那么人就很容易轻生或者说是已经淡漠了对死亡的恐惧。或者在权衡人生的基础之上，觉得坚持一种高洁的姿态胜过生命存在本身，那么就是所谓的“殉道者”就出现了。但是无论如何，正如在第二部分所说的，任何对于放弃生命的宣扬都是邪恶的，把死亡当成一种理想的实现无疑是一种局外人的陈词，以彰显死者的精神荣光。我们知道，正常选择死亡（自杀）只能由于某种绝望。朱惺公尽管面临着精神和生活的压力，但是还不至于到了绝望这种地步，特别是作为旧式文人，他们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朱惺公这种面对死亡的行为选择，无疑他的性格本质以及理学精神思维定势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用理性来解释这种行为无疑是愚蠢的。而且一个人的行为选择往往是不能解释的，特别是这种周遭弥漫着隆重气场的喧嚣。行为理性或者动机本身往往是事后的自我解释赋予的。的确，任何一个行为总与人的内在特质息息相关，佛洛伊德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说得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种行为的深层其实需要一种情势的引发。就像是活火山，你知道他会爆发，但是你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发。面临着压迫和恐惧威胁的人，反抗的精神勇气如何生成？我觉得无法用一种理由去说明的，它更多的是一种突发的，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之下，没有彩排地进行人生悲壮的表演。所谓时势造英雄，除了提供便利的条件之外还提供精神的勇气，这也就是一种时代的精神。
时代的精神散发着一种浓厚的思维气场，也携带着一种远久的积淀。朱惺公的行为选择也许如上面所说的，是一种没有彩排的生命的悲壮演绎。而底下的观众也是另一个他慷慨面对死亡威胁的原因。蔡炎培写过一句话，叫做“杀君马者道旁儿”，你不知道这些人具体是谁，但是他们的喝彩让你激起了早已疲惫的身躯，狂奔，直至力竭而亡。无论你为的是那个荣耀还是因为在叫喊声中惊慌失措。
再众人齐声喝彩的情况之下，理性冷静的思考无疑在扫了很多人的兴。而我相信，在当时为朱惺公打气的看客们绝不仅仅是一个看客，他们也是参与者，在朱惺公被暗杀之后，《大美晚报》两任经理张似旭和李骏英、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也随后被杀。孤岛期间被杀害的报人还有"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申报》记者金华亭、《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正言报》经理冯梦云等。1940年8月15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遭暗杀受伤而幸免于难。
而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每个人的血性都被激发了出来，而这个民族的精神传统为这种血性早已涂抹了崇高伟大的色彩，在这个崇尚先人经验的民族里，有了一种的历史对照无疑增加了对这种“舍生取义”更加执着的追求。更何况，他是一个新闻记者，一个掌握了话语权的新闻记者，一个被历史和民众赋予了必须战斗的新闻记者。如果说，朱惺公相信历史是轮回、循环的，那么，他必定在这种历史观念中，从历史长河之上找到了自己相似的人生与历史定位，这种观念很容易地转化为一种宿命的观点，产生了一种宿命般的责任意识。由此出发，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朱惺公这种“大义凛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