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lol锋喙鸟头像:改变“农民工”称谓能否改变其命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6 05:51:14
改变“农民工”称谓能否改变其命运？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一度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去年7月，现任广州市委书记的万庆良，曾提议以“新广州人”取而代之。近日，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两省的领导都表示，这一称谓体现出对农民的不公，呼吁以其他名词取而代之。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还公开指出，在“农民工”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
“农民工”一词强调了务工人员的农民身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产物之一。事实上，这一称谓在中国已存在多年，统指身处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但户籍仍属于农村的人群。据统计，来自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目前在中国已有2.5亿人。
在提出改变称谓的同时，政府何时给“农民工”同等的国民待遇，才是问题的关键。此前，中国已有一些地区以行政手段规范“农民工”的称谓。不同地区采用的名称各异，比如，西安改以“新市民”，东莞采用的是“新莞人”，浙江省用的则是“新居民”。
近年来，纠结于“农民工”称谓，并将此上升为提案议案的现象并不鲜见。不过，就那些先行试验之地来看，虽然官方抹去了“农民工”的传统称谓，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以及命运并没有因此发生什么改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数亿“农民工”走进城市，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带来诸多问题。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觉得城市生活更精彩，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因为体制的原因又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农民工”子女就学、就医、养老等问题没有一项得到解决。
一些地方兴师动众地要改这一称谓，源于“农民工”群体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低工资脏乱差的代名词。站在“农民工”的视角上看，薪资标准不是他们自身所能决定得了的，而脏乱差又往往与收入有着密切联系。一个处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边缘的“农民工”，怎能贪图租住那些更为舒适的住房？春节过后，与一位央企的项目经理聚餐时，谈起“农民工”的住宿条件，他所在的工地，往往一间简易的房子里，要安排十对夫妻同住在一起，谁也没有想过他们的尴尬。
还记得20年前，与我相熟的一个泥瓦工在聊天时就发过一番感慨，他说一年四季都在城里盖楼生活，每当楼房盖好，就要离开，城市里的一切永远跟他无关。20年后，他己年过半百，已记不清为城市盖了多少楼，由于长期在外风餐露宿，身患多种职业病和慢性病，不再适应繁重的体力活，只能回到老家靠打零工和短工糊口，这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缩影。第二代“农民工”的命运又将如何？他的儿子依然走上了这条老路，在城市依然没有安居之所，每到春节，仍要舟车劳顿回到农村的老家过年。
相较于城市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等方面，可以享受财政提供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农民工”普遍拿着最低的报酬，干着世界上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这样的付出得到的往往是没有公平没有尊严没有保障的回报。特别是一些黑心的老板，榨干了“农民工”的血汗，赚得盆满钵满，却不肯支付正常的工钱，以至于常常出现“下跪讨薪”、“跳楼讨薪”这样的悲剧。诸如此类的现象，就算把“农民工”的称谓变为工人、老板、干部甚至领导，也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命运也不会因此发生改变。
去年下半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率领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视察后得出结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是绕不开的难题。而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人左右，以2.5亿“农民工”为基数计算，总成本将达20余万亿元。这意味，要想实现“农民工”命运的真正改变，缩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不仅仅在于一个称谓的改变，更在于公共财政特别是国家体制对“农民工”的扶持和认可。
称谓只是一个符号，一种叫法，与职业无关、与身份无关、与地位无关。现在有人把妓女称为小姐或者性工作者，多好听的名称，可是她们还得卖笑！如果“农民工”贫弱的生存状态得不到改变，歧视还将存在。有名无实是一种作秀，真正要改变的，不是称谓而是现实中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特别是不合理的用工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环境、网络舆论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才会使社会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趋于一致。
“农民工”一词强调了务工人员的农民身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产物之一。事实上，这一称谓在中国已存在多年，统指身处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但户籍仍属于农村的人群。据统计，来自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目前在中国已有2.5亿人。
在提出改变称谓的同时，政府何时给“农民工”同等的国民待遇，才是问题的关键。此前，中国已有一些地区以行政手段规范“农民工”的称谓。不同地区采用的名称各异，比如，西安改以“新市民”，东莞采用的是“新莞人”，浙江省用的则是“新居民”。
近年来，纠结于“农民工”称谓，并将此上升为提案议案的现象并不鲜见。不过，就那些先行试验之地来看，虽然官方抹去了“农民工”的传统称谓，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以及命运并没有因此发生什么改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数亿“农民工”走进城市，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带来诸多问题。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觉得城市生活更精彩，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因为体制的原因又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农民工”子女就学、就医、养老等问题没有一项得到解决。
一些地方兴师动众地要改这一称谓，源于“农民工”群体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低工资脏乱差的代名词。站在“农民工”的视角上看，薪资标准不是他们自身所能决定得了的，而脏乱差又往往与收入有着密切联系。一个处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边缘的“农民工”，怎能贪图租住那些更为舒适的住房？春节过后，与一位央企的项目经理聚餐时，谈起“农民工”的住宿条件，他所在的工地，往往一间简易的房子里，要安排十对夫妻同住在一起，谁也没有想过他们的尴尬。
还记得20年前，与我相熟的一个泥瓦工在聊天时就发过一番感慨，他说一年四季都在城里盖楼生活，每当楼房盖好，就要离开，城市里的一切永远跟他无关。20年后，他己年过半百，已记不清为城市盖了多少楼，由于长期在外风餐露宿，身患多种职业病和慢性病，不再适应繁重的体力活，只能回到老家靠打零工和短工糊口，这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缩影。第二代“农民工”的命运又将如何？他的儿子依然走上了这条老路，在城市依然没有安居之所，每到春节，仍要舟车劳顿回到农村的老家过年。
相较于城市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等方面，可以享受财政提供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农民工”普遍拿着最低的报酬，干着世界上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这样的付出得到的往往是没有公平没有尊严没有保障的回报。特别是一些黑心的老板，榨干了“农民工”的血汗，赚得盆满钵满，却不肯支付正常的工钱，以至于常常出现“下跪讨薪”、“跳楼讨薪”这样的悲剧。诸如此类的现象，就算把“农民工”的称谓变为工人、老板、干部甚至领导，也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命运也不会因此发生改变。
去年下半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率领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视察后得出结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是绕不开的难题。而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人左右，以2.5亿“农民工”为基数计算，总成本将达20余万亿元。这意味，要想实现“农民工”命运的真正改变，缩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不仅仅在于一个称谓的改变，更在于公共财政特别是国家体制对“农民工”的扶持和认可。
称谓只是一个符号，一种叫法，与职业无关、与身份无关、与地位无关。现在有人把妓女称为小姐或者性工作者，多好听的名称，可是她们还得卖笑！如果“农民工”贫弱的生存状态得不到改变，歧视还将存在。有名无实是一种作秀，真正要改变的，不是称谓而是现实中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特别是不合理的用工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环境、网络舆论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才会使社会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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