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为苏联划上句号，迄今已20周年。俄罗斯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它仍然面对未竟的任务。苏联缘何解体，国家如何转型，民主怎样才能巩固，当此之时，人们不仅需要盘点这些问题的得失成败，更应该从历史中去获得转型的知识。本专题由俄罗斯问题专家乐明撰稿。
 苏联缘何解体

    苏联解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由于俄罗斯的相关文献至今保密，因而各国学者一直无法对此做出客观公正的研究，导致了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多种解释。

    原因一是西方扼杀苏联的阴谋得逞。从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起，作为其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制定并实施了武力干涉、经济渗透、和平演变、秘密破坏、军事遏制等多种手段的颠覆计划。西方政治家以“冷战胜利者”和“历史终结者”自居，使得这种认识广为扩散。但中情局的解密档案表明，西方只是将苏联解体作为一种远期目标，并没有想过它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老布什在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时，仍赞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立新的12国联邦的构想。苏联解体前三周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演讲时，他还对乌克兰独立的主张提出了批评，称“自由和独立并不是一回事”。显然，西方期望苏联解体，但当它真正来临时，西方却并未做好准备，更不用说迫使苏联解体。

    原因二：苏联内部出现了“第五纵队”。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演讲中称，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摧毁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这被当作是这个“时代和人民的叛徒”对自己在苏联解体中不可推卸责任赤裸裸的承认。但仔细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举措，就会发现，他恰恰是那批最早看到苏联解体的危险，并努力去预防的人。解体最后时刻，戈尔巴乔夫仍努力推动建立新联盟。相反，各国共产党却都公开支持独立。因为他们很快发现，民族独立可以成为他们新的附属之物，这样苏联即便垮台，他们也能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苏联解体前后各加盟共和国政治精英的对比也表明，特权阶层基本上未有任何变动。那些新的改革者，全部来自于政府机构、共青团、克格勃等苏联时期的权力部门。这充分说明，这是一场全体统治集团的“整体叛变”。

    原因三：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结果。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均以民族为构成单位，当苏共意识形态空心化后，民族主义自然要填补真空。但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是两码事。1990年苏共支持率不足1/2，但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中，仍有76.4%的人支持保留联盟。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和外高加索三国，其他九国领导人也都对此表示公开支持。以纳扎尔巴耶夫为首的中亚国家领导人，直到解体最后时刻仍在努力维护联盟，甚至未来得及为仓促到来的独立作好准备。在独立已成事实后，各国才广泛发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

    原因四：经济结构畸形论。苏联军重工业优先和自我封闭的经济战略，使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出口。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与沙特达成秘密协议，将国际油价从每桶30美元打到每桶12美元，导致苏联每年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国家财政岌岌可危。但经济危机只会削弱一个国家，还从未直接引发一国的崩溃。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如果能稳步推行经济改革，苏联仍有很大机会克服经济危机，即便不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也能消除苏联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从而使苏联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原因五：体制缺陷导致振桥效应。上述原因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这些因素同时在苏联这座久已失修的老桥上产生了共振效应，而单独一个绝难做到摧垮苏联。由于系统的、综合的、多层面、结构性的缺陷，苏联的这套体制已丧失了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基础的认知和反应能力。国家对社会同质化的控制，表面上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结构，但同时也扼杀了社会的自愈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素。几十年来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相互迭加，最终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这些由来已久的矛盾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集中爆发？

    原因六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1987年苏共中央通过的对经济管理方式予以根本性改变的决定，开启了一项庞大的改革进程。其性质类似罗斯福1930年代推行的新政，都是由上层主动推行和实施，对其所依赖的、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经济体制予以全面性的改造，以确保现有政治体制的稳固性。这样的改革不仅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采取坚决果断的举措予以贯彻执行。新政前，罗斯福就说过，“我们应该像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前进。如果没有纪律配合政策的执行，什么样的领导人都不会成功。”但戈尔巴乔夫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经济改革开始不久，他就冒进地采取了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的策略，并将政治改革置于首位。原来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的庞大权力，要么被下放地方，要么被分权给立法机构，这等于是改革者主动将权力拱手让出，且让给了那些被改革者手中。这种自我放任，为各种摧垮苏联的因素打开了最后的枷锁。时任苏共中央秘书的苏联科学院院士沙塔林回忆说，在这场大变革中，“苏维埃政权变得无能为力，因为他们自己放弃了对国家的控制”。

前苏联加盟国家 的转型与分化

    苏联解体后，各国毫无例外都陷入到经济灾难中。许多国家的GDP下滑超过10%，甚至达到百分之二三十，降幅最少的土库曼斯坦也达到5.3%。1994-1998年解体后遗症高峰时期，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克兰等国GDP降幅超过了解体时的两倍。

    到2000年，独联体国家的工业生产水平仍不到1991年时的60%，农业生产水平是1991年的68%。经济危机还导致各国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2000年各国贫穷人口接近40%，肉类和食品消费较1991年下降超过20%，乌克兰甚至达到50%，真正是节衣缩食。

    2000年之后，独联体国家在旧的经济废墟上终于引来一轮持久的高速增长。2006年，独联体国家整体GDP首次超过1991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各国年均增长率基本都超过7%，阿塞拜疆甚至达到11%。但这种增长并不均衡，大幅增长的国家主要靠能源价格上涨拉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等国GDP仍未达到1991年的水平。

    2008年的经济危机打断了这轮经济增长，除了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仍保持较高增长率外，其他国家都陷入低速增长，预计得到2013-2015年才能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到2010年，独联体国家整体GDP比1991年只增长了15%，年均增长率不到1%。在住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仍未恢复到苏联水平。因此，很难从这段增长期考察各国的转型成功与否。解体对各国经济的深度冲击，可能要好几个二十年才能消化。

    各国选择的转型道路不同，转型的成果也大不相同。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实施了“休克疗法”，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选择了在保留国家对经济强有力控制下的渐进市场化，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则采取了中间路线。20年后，各国境遇虽说不上是天壤之别，但分化已非常明显。

    2011年15国人均GDP较1991年增长率排名如下：阿塞拜疆489.81%，土库曼斯坦311.64%，哈萨克斯坦288.51%，爱沙尼亚270.36%，白俄罗斯265.85%，亚美尼亚260.41%，乌兹别克斯坦243.72%，拉脱维亚217.37%，俄罗斯205.93%，立陶宛194.82%，格鲁吉亚160.24%，吉尔吉斯斯坦136.29%，乌克兰132.49%，摩尔多瓦111.38%，塔吉克斯坦107.26%。前四位国家中，只有哈萨克斯坦在平均工资排行榜上也排在前列。到2008年，各国月平均工资水平是：俄罗斯718美元，哈萨克斯坦485美元，白俄罗斯396美元，乌克兰356美元，阿塞拜疆317美元，亚美尼亚293美元，吉尔吉斯斯坦137美元，塔吉克斯坦63美元。

    哈维尔评价转型时一再说，仅有市场是不够的，转型成果除了经济学指标外，也要在其他方面得到体现。欧安组织通过对人民参政议政，言论集会自由，合法反对派，自由公正选举，司法立法独立，帮派政治等指标的综合评价，认为15国中只有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摩尔多瓦可视为自由民主国家。在经济方面表现较好的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仍然是专制国家，被认为是世界最封闭的国度之一。三国政府出台的一些禁令让人匪夷所思。如白俄罗斯禁止美女出国，土库曼禁止镶金牙、演芭蕾。此外，土库曼还是独联体唯一的一党制国家。俄罗斯等七国则居于自由和专制之间。

    在国际认同方面，除波罗的海三国以加入欧盟北约的方式，顺理成章地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外，其他各国自我身份的认同建构远未完成。迄今为止，大多数国家仍然没有被世界经济体系所完全接纳，世贸成员国的资格就是明证。此外，依附在人员、文化上的旧情感记忆，也始终困扰着各国国内的身份认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除俄白两国外，各国都在推行“去俄语化”，但俄语仍被视为是“主流语言”，在城市和商界得到广泛使用，完全使用母语只有在农村和年轻打工者群体中才可见到。

俄罗斯的独特道路

    历史是一面镜子，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和评价，不仅反映了当下的政策观念，更代表了对未来的不同认识和期待。作为苏联的国际法继承者，俄罗斯选择的道路对世界的意义非同小可，也是对苏联解体后最明确的阐释。但对俄国的走向仍然众说纷纭。这从俄国社会对苏联解体的不同评价上就可管窥一斑。

    认为苏联解体是一场灾难且巨大损失的人，基本上是普通百姓、公务员和强力部门。他们占俄罗斯人口大多数，普遍对1990年代改革引起的变化充满了不适感，对苏联仍抱有怀念之情。普京对苏联解体的评价，应和了他们的想法和心理，他以恢复俄国尊严和荣光为主旨的对外政策因此获得广泛支持，俄国民族主义也取代苏联共产主义压倒性的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

    以企业家、知识分子、媒体人员等城市精英为代表的新俄罗斯人的视角则完全不同。他们认为，苏联是在暴力颠覆旧俄和对其他民族强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在阻止沙俄帝国像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那样分崩离析同时，布尔什维克也将俄罗斯民族的命运紧紧拴在了新的苏联帝国上，使其偏离了自己本来的路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才真正完成民族国家的新生，才获得了开辟一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道路的机会。但以俄国首任外长科兹列夫为代表的全面“融入西方”尝试很快宣告失败，新俄罗斯人在探索道路上遭遇重创，从此成为俄国社会的少数派。

    对内，双方争论的焦点则是，1990年代的改革还要不要进行下去，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下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开启的自由化给俄罗斯带来的是90年代的噩梦。自由化摧毁苏共遗产同时，也破坏了中央政府的威望和有效治理。地方对中央的权力觊觎不断增强。整个90年代，俄罗斯当局除了疲于应对经济危机外，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应对地方联邦主体的独立甚至分离趋势，以免俄罗斯重蹈苏联的命运。

    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是好走极端。普京上台后，俄罗斯政治的钟摆也迅速从自由化回归中央集权。在“可驯服民主”的大旗下，寡头被调查和审判，联邦主体的人事权被中央重新收回，各种激进政治势力被新的法律和行政门槛挡在大政治之外。形成了以普京直接领导的俄罗斯统一党为核心，几支立场固定、且对现政权持建设性态度的政党为附属的简单明了的新政治格局。与叶利钦时代复杂动荡的局面，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操盘现在变得容易许多。

    梅德韦杰夫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内力图“重启”被普京暂停甚至扭转了的改革进程。他面对的最大阻力并非普京的掣肘。普京选择了“梅普组合”而非修宪连任，已经表明了他对叶利钦创立的俄国政治传统的尊重。他在前不久接受俄统党总统竞选人提名的大会上，也公开接过了梅德韦杰夫“前进，俄罗斯”的口号。

    这表明俄国统治集团虽然在改革的力度、步伐、节奏、甚至路径上都存有很大分歧，但继续改革已成了俄罗斯执政集团的公开政治口号和其合法性的基石。当然改革的前提是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危及发动改革的统治集团本身的政治安全。现在的问题是俄国社会整体对改革持消极态度。

    苏联解体20年后，俄罗斯只有10%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了，25%的人认为他们是这20年的牺牲品。对改革本身也持负面评价。多数人认为1990年代的改革是一场上层对下层的掠夺，改革者并非为了俄罗斯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是借改革之名夺取政治权力，或对社会财富进行有利于己的重新分割，因而对进行新一轮的改革持抵触态度。梅德韦杰夫提出“为了现代化继续改革”的政治蓝图后，42%的人支持为了现代化继续改革，57%的人认为稳定仍然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前提是与1990年代改革完全不同的新路。只有1/3的人认为，1990年代的改革是必须的。

    但梅德韦杰夫的微调并非毫无意义。刚刚结束的俄罗斯议会选举中，作为执政党的俄统党得票率只有49.32%，这是2000年普京上台以来执政党首次未能超过50%。这既是对普京政治方针的反动，表明其“可驯服的民主”一旦稍微松一下笼头，就立马会变得不驯服起来；也给了1990年代的俄国自由主义以希望：尽管普京公开宣布2012年回归表明，1990年代的改革进程在俄罗斯已彻底失败，但其土壤还在，其强大的生命力，甚至可以一直追溯至沙俄时代。

    普京的政治观点是：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换句话说，就是一切都是可以交易的。在第二个普京时代，俄罗斯仍然什么都可能发生。就像研究俄罗斯的人常说的，这个国家，永远无法用逻辑和理智来衡量。

普京的欧亚联盟梦想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中不仅失去了全部，而且一无所获。俄国人认为苏联是俄罗斯人的国家，因此，俄罗斯联邦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获得了独立，而是被分离和肢解后残存下来的大部分。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只有俄罗斯才有这种切肤之痛，这是理解普京欧亚联盟的基本政治背景。

    欧亚联盟的构想始于1994年，但之后俄罗斯外交重心几经调整，直到最近才被普京重新大张旗鼓的提起，成为其第三次总统竞选的主要纲领。其意图清晰可见，即通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自贸区，建立一个由莫斯科主导的环俄罗斯政治、军事、经济共同体，将之塑造为欧亚地域内的核心力量集团。但和当初靠华约、经互会联接起来的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一样，这一共同体也有同样致命的缺陷：一体化的基础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联合的目标不是自发的，而是强制的。

    独联体国家中，有能力推动一体化的国家除俄罗斯外，只有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是“欧亚思想”的热衷者，曾希望出任苏联总理，对普京欧亚联盟构想有很大认同。乌克兰退出最早的俄白哈乌四国统一经济空间后，正是在纳扎尔巴耶夫的全力支持下，普京才得以推动俄白哈关税同盟建成，使独联体一体化有了质的飞跃。

    但纳扎尔巴耶夫作为苏联元老，政治雄心颇高。他明确提出欧亚联盟应和欧盟一样，将总部设在位于欧亚地理中心的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纳认为，这是考验欧亚联盟是否是由平等伙伴组成的联合体的基本标准。纳扎尔巴耶夫还多次申明，加入欧亚联盟后，哈萨克将继续保持多元化的外交和政治的完全独立。这与普京的初衷显然相去甚远。

    乌克兰现任总统亚努克维奇对独联体一体化态度暧昧，虽迫于俄天然气价格上的压力，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关税同盟，但始终不愿放弃与欧盟的自贸区谈判。乌克兰驻布鲁塞尔大使明确表示，“尽管入盟的门票昂贵，但坐上了这趟车就不能再下来”。梅德韦杰夫因此批评乌“想脚踏两条船是不可能的”。哈萨克斯坦也从2008年起积极实施“欧洲之路”计划，认为欧盟是其现代化效仿的对象。乌哈两国的亲欧倾向，将是对普京“欧亚联盟”构想最大的政治威胁。

    白俄罗斯一直是俄在独联体的“铁杆兄弟”。但随着近年来俄白经济利益纠葛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俄白国家联盟只是为了低廉油气供应和白俄罗斯产品进入俄罗斯的政治表态。至于更深层次的“欧亚联盟”则要走一步看一步。友谊必须用实际利益来交换，这也是绝大多数中亚国家对俄政策的精髓。到目前为止，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个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小的国家仍未签署俄提出的独联体自贸区协议，对普京的欧亚联盟构想，绝大多数国家也予以冷处理。

    欧亚联盟要恢复苏联时代的经济联系，这恰恰与各国现在奉行的经济政策相悖。苏联解体前，各国就采取了严厉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独立后，各国更是坚定按照自己的方式阐释市场和发展的含义，对进口施加了严厉的关税限制和贸易壁垒。新的政治边界很快成为新的经济边界，原来通畅的经济联系和流通被人为阻隔，导致各国间最初的贸易只能通过地下经济进行。市场转型最初激发的自由贸易和一体化倾向被各国维护本国经济独立的政治要求所扼杀。

    独联体经济委员会的数据统计表明，1990年代初，各国间的贸易额下降了6-7倍，之后也长期在600亿-650亿美元这样的低水平徘徊。相反，各国与域外国家的贸易水平则呈大幅上升之势。与更广阔的域外经济空间的合作成为新独立国家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砝码。

    各国之所以参与独联体一体化，主要还是协商如何更好分配前苏联留下来的能源资源。其次是在美欧均陷入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尝试从俄获得资金引进的新渠道。因此，到目前为止，独联体一体化更多表现为来自上层的推动，这与市场机制下自发的地区一体化进程背道而驰。各国的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也没有作为实际支撑的经济基础，这使一体化无法深入展开。

中国如何处理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

    苏联解体后，中国外交面对的最大冲击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与这些国情千差万别，对中国态度和认知各不相同，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地位和重要性也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关系。

    从中国的建交传统出发，在与新独立国家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中国采取了稳扎稳打、逐个推进的保守方式，分别建立外交机构，分别确立联系机制，分别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与新独立国家的建交建馆过程相对缓慢，时间较长，这客观上影响了中国与各国关系的推进。但好处是一开始就确保了双方之间不存在影响正常国家间关系的障碍，为之后与部分国家关系的飞速提升打下了基础。

    如何确定与新邻国的边界问题是建交完成后的当务之急。这一次中国外交采取了积极主动、联合推进的方式。通过创立上海五国机制，与各国达成《边界相互裁军和信任协定》，为边界谈判和勘界工作开创了良好的互信氛围。至2000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界全部解决。2005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界也确定。

    受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限制，中苏边境省份间的经济往来很少。苏联解体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边贸出现井喷式增长，但双方政府未对此作好准备，没有对其予以有力监管，为此后“灰色清关”、低劣产品泛滥等严重影响两国贸易关系的问题埋下了隐患。

    1990年代末，中国与相关国家能源为主的新经济合作开始启动。与西方公司先行，政府殿后服务的模式不同，中国与各国的能源合作，完全由政府主导。政府的全面规划、强力介入和政策资金保障，成为双方能源合作成功铺开的主要原因。几乎所有能源大单的签署，都是在相关国家领导人访华，或中国领导人出访之际完成的。目前，中国已在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获得油气田，在俄罗斯合作开发油气田，与三国签署长期的能源进口合同，铺设油气管线。到2010年，中国从上述国家进口的石油约占中国石油进口的9%；进口的天然气占比接近一半。

    这种特殊的“政商”关系，迅速拉近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但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给中国与各国的正常经济合作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应相关国家的请求，中国加大了对独联体国家的无偿援助、优惠信贷和直接投资。中国资本大举进入各国，特别是其重要战略行业，为中国与各国关系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对独联体，尤其是中亚的“经济蚕食”。

    金融危机后，中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不是G20、达沃斯论坛、金砖峰会等全球多边机制，而是上海合作组织组织内的高峰会。因为上合组织，俄罗斯和中亚已成为中国领导人出访最密集的地区，尽管这与其在中国外交整体布局中的重要性并不完全相称。此外，上合组织还为安全、经济、人文等所有涉外职能部门建立了专门的分委会，成为仅次于联合国的、中国参与最全面的国际组织。在投入这么多后，上合组织下一步的发展将向何处去？这已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一道重要难题。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三个独联体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未来中国对独联体外交的重点和关键将是中亚。

    在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协定的鼓舞下，与中亚的自贸区协定被视为是中国经济外交下一步的主要突破口。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除了前述提到的中亚国家对中国“经济扩张”的担忧外，俄罗斯加大对中国“经济巨人”在其传统势力范围边崛起的防范，是另一个难以化解的障碍。

    中国明确承认俄在独联体的传统影响，支持其推进的一体化进程。在推动中亚诸国的合作和促进地区一体化上，中俄目标相同，理应协调一致，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但两国在推进中亚一体化上的方式和理念不同。俄罗斯正在推行的将中亚国家悉数纳入独联体一体化的政策，实际上是对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的釜底抽薪。目前看，除非将俄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二为一，否则很难明确划分两组织在中亚的责任和分工，两种机制间的相互掣肘（两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重合）将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