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熊猫怎么申请主播:重温南周03巨献：前中国总理朱镕基（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12:31:53
重温南周03巨献：前中国总理朱镕基（五）
2011-10-31 21: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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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浦东拓殖:12年走过发达国家100年的历程
1990年5月，在首次浦东开发开放新闻发布会上，英国路透社的一位记者突然向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发难：我个人认为中国在退步，浦东的开发开放能行吗？
当时的浦东没有辉煌的事实可以反驳这个质疑。
12年后，在中共十六大前夕，当这位路透社的记者再次站在浦东时，他被浦东的现实震撼了。他在自己的通讯中发出惊叹：上海——让世界羡慕不已的城市！
仅仅12年多，浦东就走过了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新兴工业化国家30多年的历程。
浦东这块10多年前的油菜水稻田如今高楼林立，一批批“国际社区”结邻而居，数以千计的外籍家庭把这块曾经被忽视的田地当成了自己美好的家园和创业基地。
开放信号
开发浦东是改造上海、振兴上海的人心所向。
1980年代初，《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新闻《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滞后的窘境：上海“不就像只光下蛋不吃食的老母鸡嘛；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第一、上缴国家税收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倒数第一……”
可谓一石激浪，该报道在上海引起强烈反响，上到政府高层下到普通市民对改造上海、振兴上海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振兴上海的最好途径莫过于开发浦东。当时上海官方和经济理论界普遍认为：开发浦东至少有两方面意义，一可为上海城市建设探索新路，以老区带动新区开发，以新区带动老区改造；二可作为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重要窗口，加快上海与世界经济“接轨”。
小平同志也非常支持浦东开发。1991年年初他在上海过春节时，曾谈到浦东开发问题，他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都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1988年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后，在前届政府的基础上，继续筹划开发开放浦东，并积极向党中央国务院争取。
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镕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后一旦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么样？”
朱镕基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朱镕基在许多场合都在为开发浦东积极造势。
可能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开发开放浦东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国际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在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正式挂牌办公后不久，1990年7月15日，《纽约时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新闻通讯——《向世界展示中国仍在大搞经济》；同年9月11日，《洛杉矶时报》也以《为低迷的上海倾注活力》为题，大幅报道浦东开发的现实和意义。
在那个时期，西方媒体鲜有以如此大的篇幅正面报道中国。
《向世界展示中国仍在大搞经济》一文引用一些人评论说：“如果有人可以使这个计划(指浦东开发)运转，那就非朱镕基莫属。他任命的那些技术型政治家们毫不犹豫地支持着他。”
《为低迷的上海倾注活力》一文中则这样评价浦东开发和朱镕基的关系：世人关注浦东，也意味着对中共高级干部素质的考验。……现任的上海市市长，61岁的朱镕基，被一致认为是中国政坛正在升起的一颗明星。浦东的成功将对他的政治事业提供帮助。
改革典范
开发浦东，缺少资金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朱镕基在1990年5月1日专门为浦东开发筹资做宣传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今后的5到10年内，开发浦东需要投入几百亿元的资金。
而当时，来自中央的支持是5年内仅给上海提供65亿元资金，而且主要是贷款，大部分资金要靠上海自筹。
因此，外国投资者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但当时上海吸引外资的形势非常严峻。在上海搞一个项目，要盖148个图章，办事程序也极不透明，外商反映尤为强烈。国外的企业家们后来在为上海共谋发展良策时也指出，影响上海吸引外资的障碍，正是一些领域存在的官僚主义、工作效率不高以及腐败现象。
很快，朱镕基显示出他的高效、决断的施政风格。
在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朱镕基提出的设立“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的建议，作为市政府决定获得通过。
经本报调查，上海这个为吸引外资而专门设立的直属省市一级政府领导的行政机构，当时在国内还不曾有过，它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简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后来，上海的这个“创造”在全国很多地方被广为应用。
“但要打开局面相当不容易，朱市长希望的‘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显然会触动当时既有的利益格局。”叶伯初说。这个76岁的老人1988年是上海市建委副主任，当时他已到了退休年龄，突然被朱镕基调到外资委任委员，分管基础设施的配套以及投资环境的硬件配套。
当时包括叶伯初在内的许多官员，思想上都有一个顾虑：你这个机构有这么大的权威性吗？“一个图章”能在所有的单位通行无阻吗？你这个机构人员的素质怎么样？会不会乱审批？能不能代表各方面的利益？
“朱镕基自有他的办法，他不仅在思想上做工作，更重要的是在组建过程中巧妙运用了很多科学、周密的方法，从中体现了他的领导智慧。”叶伯初说。
首先，外资委是在原有的体制架构下组建，而不是推倒原有架构。即原来各单位的职权都不动，新机构建立之后，与各部门密切联系，帮外商将各方面手续工作协调完成后，盖一个图章。
其次，团队组建也非常合理，将各单位原有负责人之一(副主任)叫来做委员，而不是另起炉灶。这些委员身兼两职：外资委委员、原部门副主任。这样工作协调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另外，为了保证外资委工作人员的素质，约30位具体工作人员也是从相关单位抽调的精兵强将，保证了工作的质量。
《今日上海》杂志1998年11月的文章评论说，朱镕基想借此树立上海良好的国际形象意志之坚决，从他为这个委员会配备的强大阵容可见一斑。担任市长的他亲自兼任主任，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黄菊兼任第一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叶龙蜚任常务副主任，再由市计委、市外经贸委、市经委和市建委四大机构分管引资工作的副主任分别任委员。
一种权威由此产生，“所有外商投资项目一经这个委员会拍扳同意，全市所有部门都必须通力合作，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推进。该机构的功能除了审批、管理以外，还兼具协调、服务的性质”。
叶伯初说，外资委建立之后的效果是明显的。它做的第一件事情是14个小组主动上门听外商提意见。这是前所未有的。此举让所有外商颇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投资信心。
叶伯初认为，外资委设立后的政治效应也是很突出的。“六四”风波后，美国、欧盟等限制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几乎所有的外商大都持观望态度，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已经在上海投资的外商几乎没有撤走的。就这一点来说，外资委功不可没。
另据当时国内评选“最佳合资经营企业”的结果表明，10个当选者中，上海就占了6个。
强将手下无弱兵
浦东开发办的骨干基本上是朱镕基亲点，而且大部分是技术性或学者型官员。
浦东开发办原负责人沙麟说，镕基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可以说是“强将手下无弱兵”，而且他也很愿意让下属展示自己的才华。
沙麟回忆，1991年4月朱镕基带领上海代表团访问法国时，他只开了个头，接下来就让我们演讲了。我们都是用英语演讲的。这给外国朋友的印象很好：他的手下个个能力很强。他不像有的领导，不喜欢让下属出风头，表现自己的才能。我们看得出来，当时他是那样的放松，敢于用人。
他说，那次出访曾经难住了中国几家媒体驻法国巴黎的记者，因为朱市长常常撇开翻译，用英语直接与法方人员交谈。而且在后来法中协会举办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报告会上，不仅镕基市长用英语演讲，而且上海市外国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叶龙蜚和我都用英语作报告。这把许多只懂法语不懂英语的驻法记者急坏了。请一个翻译要每小时150法郎，以至于后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三四名记者围着时任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的徐匡迪，请他做同声翻译。
后来有媒体的记者留心了一下，发现朱镕基带出来的人个个都能讲流利的外语，这与过去很多中国代表团所有的人都围着翻译转形成鲜明的对比。
沙麟感叹，在朱镕基手下工作的心情是兴奋而舒畅的，又十分紧张，大家工作的节奏很快，兢兢业业。但他对问题的了解十分深刻，无形中对下属汇报工作形成了一种心理压力，大家要准备充分了才敢汇报，不然三问两问就把你问倒了，官僚主义在他这儿是行不通的。
“他非常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很多人说他厉害，不敢在他面前汇报工作，怕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掌握的东西比你还多。”沙麟说，“但你甚至可以跟他说‘不’，只要你说得出理由。”
他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在上海《文汇报》作了一次有关浦东开发的座谈。第二天他知道了，就在会上说：“你们才做了多少研究啊，就都发表大块文章啊？”后来我把有关这次座谈资料寄给他，他看看我们准备很充分就不说了。
一位在朱镕基身边工作过的上海官员这样评价他：朱市长是“刀子嘴巴菩萨心肠”。
沙麟断言，他批评了很多人，但从来没有无缘无故“伤害”过人，他总是为公不为私。
当时，正是朱镕基的严厉要求，浦东开发办工作人员的精干高效作风名扬海内外，甚至《纽约时报》也撰文赞扬：开发办的工作人员全然没有通常的中国官员那种官僚作风和暮气沉沉的味道。
国际友好人士评价，朱镕基在上海主政时开始表现出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实际行动，至少是在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方面，给浦东开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自己开明的政治形象锦上添花。
"皇甫平"事件破除思想僵滞支持者正是朱镕基
1991年初，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一组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引发当时思想理论界激烈交锋，而其支持者正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
“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当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惟一出路。”
这是1991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刊登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评论里的一句话。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其主要作者是时任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的周瑞金。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篇评论。仅仅半个多月后，系列评论的第二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又出现在该报第一版；紧接着3月22日、4月22日第三、四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分别见诸报端。海内外政治嗅觉敏锐的观察家们才注意到这组系列评论的作者“皇甫平”这个名字，才真正意识到其中蕴含的价值及分量。
而这组后来被称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作者及组织者正是周瑞金，而支持者正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
1991年北京的一些报刊仍然在努力鼓动改革开放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气氛沉闷。而这组评论“从锐意推进改革开放，到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姓‘社’姓‘资’；从发展市场经济，到如何选人用人，形成了一个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完整系列”，也打破了思想理论界的沉闷局面。
当1992年2月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他1991年在上海过春节期间就发表过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谈话。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就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小平同志还特地在上海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旨与小平同志的有关谈话其实是一脉相承。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朱镕基同志在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讲话时的原话。”时隔12年后的又一个羊年春节过后，在上海市新华路的寓所内，周瑞金先生回忆当时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组织过程时非常肯定地对记者说，“其中‘改革年’的提法，针对的就是有人提出‘质量年’的口号。”
像一枚石子骤然投入一池清水，这组评论在当时理论界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了思想理论界的一次交锋。而且很多人都在猜测议论文章发表的背景。台湾《联合报》在1991年4月发表文章，称这组文章与朱镕基有关。
周瑞金说，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视察了许多单位，并发表重要谈话，朱镕基同志一直陪在身边，并亲自整理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有关的谈话材料虽然传达的范围很小，但周瑞金看到并认真领会了其中精神。而且系列评论的最后一篇是在朱镕基上调中央后，才发表的。
但朱镕基在1991年年初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周瑞金基本都贯彻到文章中去了。“一是开发开放浦东，第二就是推进各项改革，称1991年是‘改革年’；在谈到治理经济环境中碰到的各种问题时，朱镕基同志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这是引用曹孟德的诗句加以改造，所以对他的原话，我印象比较深。”
周瑞金作为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主管社务、党务，并分管经济评论、理论等编务。在对当时的改革形势作了合理判断并在充分领会了朱镕基传达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基础上，他决定发表一组评论，对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
在评论的分工方面，周瑞金主要出点子，出思路，具体设计系列文章的各层主旨，并与其他两人分头撰写。
真正引起交锋的，是第二篇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因为当时有些人把市场化与私有化看作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素。上面有人更是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把刚刚统一起来的思想搞乱了。这个讲话在全市有关干部大会上作了传达，周瑞金当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连到香港履任新职务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
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审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只是对文章发表的程序，事先没有送审提出了意见，对此周瑞金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回忆过去，周瑞金说，当时的舆论环境确实很艰难，甚至已经到国务院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被某些人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云开雾散，局面才开始真正好转。
副总理时期:"朱老板"是一个真正懂经济的人
历史有大小之分，大历史是人类的历程，小历史是个体的生命历程。小历史容易为他人左右，大历史则如这个词语的最著名的使用者黄仁宇所言：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
因为现世总比来世实在，所以尽管政治人物大都在意自己在大历史中的地位，但又往往为小历史中的名利所累。因此，百般努力试图赢得小历史的，往往失去大历史，此为政客；无私无畏不在乎失去小历史的，常常在不经意间赢得大历史，是为政治家。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变革时期，一是战国至秦汉，二是三国至隋唐，第三次开始于1840年，何时完毕尚难预料，但是可以肯定：那将是一个连小历史也不容易为他人左右的中国。
相对于平稳时期，大变革时期的政治人物有条件对历史的运动曲线施加更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政客式的，还是政治家式的，则只有书写大历史的后人方可定论。
中共第三代执政集体主要成员之一的朱镕基，正是中国这样大变革时期的政府首脑。近十二三年，中国大地展开了加速市场化的雄壮戏剧———开放到加入WTO、改革到破冰攻坚、发展到国力空前———而这幕雄壮戏剧的主角之一，也正是从副总理到总理的朱镕基。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一例外都是这出戏剧的参与者。我们共同选择了不归之路，渐行渐远，寻找并迈上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路向。
□特约撰稿凌志军□本报驻京记者马克邓科
1989年到1991年，古老的中国在她的变革路上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跟头，但是很快，88岁的邓小平把她扶了起来，并且给她的几个领路人指了指方向。几个月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朱镕基十四大之前仅是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大多数党代表对他出现在常委行列中并不感到吃惊，因为现在又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而轨道的设计者邓小平对朱镕基有过这样的高度评价：“我们党选干部不光要政治可靠，还要懂经济。我党高级干部中懂经济的不多，朱镕基是一个真正懂经济的。”
连续两年4%左右的GDP低增长之后，尽管高层的提法还是“保4争5”，但1991年的中国经济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当年的增长率比上年高了一倍半，达到9.2%。“南方讲话”和十四大之后，各地更是大干快上，犹如一个饿了几顿的少年在狼吞虎咽。
1992年的中国人热血沸腾，GDP增幅飞涨到14.2%，官员们的审批前所未有的松快，到处都是新开工的项目，到处都是新成立的公司；银行的资金哗哗地往外流，全然不顾收不收得回来。国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8000亿，数目空前，但是实际上投出去11829亿。
进入1993年，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全国都在争建特区赶超深圳，中央政府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实际上开张了8700个开发区；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开进了广西小城北海，因为人们相信这里将是大西南的出海口；海南省的房地产比北海更热，因为海南是全国最大的特区。
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发现其实银行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
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就像决了口的洪水一泻千里。国家统计局1993年4月份的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
可是中国脆弱的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根本承受不了如此迅猛的经济扩张，飞机票一般人根本买不到，货运列车每天短缺5万辆，造成损失11个亿，客车则总是超载，每天有80多万人站在车厢里度日如年；原材料的价格还是双轨制，但是钢材水泥的价格先是每月、后是每周上涨几百元，各种“倒爷”又开始漫天飞舞，连大学校园里那些“板材”、“线材”都弄不清楚的半大孩子也在琢磨着哪儿能搞到货源和车皮。
很快，1980年代后几年令人心悸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1992年末，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6.7%，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43%；燃料价格上涨69%；建筑材料价格上涨25%，到1993年春天，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但是很少有中国的高级官员看出苗头不对，这也正应了邓小平一年前的话：“我党高级干部中懂经济的不多”。
64岁的副总理朱镕基是看出苗头不对的高官之一。两年前，他在上海顶着“姓社姓资”的压力鼓动加快改革，如今，他决定冒着被指责为拖改革开放后腿的风险给经济降温。
当年的4月1日，朱镕基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可是地方大员们却都不买账，一位省长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另一位省长接过话头，“连你们都不热，我们更不热”；第三个省长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第四个省长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第五个省长倒是表了态，但他的态度是：“我们才刚刚开始”；第六个省长更加干脆：“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都说自己被越甩越远，追还追不及呢！末了，省长们达成共识：1993年是“大干快上的一年”，要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
显然，省长们对面前这位政治局新常委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他们没想到，这位副总理虽然言辞谦虚，但踩刹车的决定早已作出。
这也难怪，朱镕基是个个性十足的人，他头脑敏捷，行事专断，疾恶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视强者而同情弱者。1993年他64岁，却仍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近30位。他还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一个外国记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后，说他不会笑。一个中国记者多次听了他的讲话后，说他有四敢：“敢说，敢干，敢怒，敢爱。”还有人说他：从“右派到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
由于李鹏总理病休，江泽民与朱镕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就成为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他们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削减行政费用20%；重新审查开发区；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等等。
真正富有“朱镕基特色”的一幕，是他强力收缩银根，迫使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回收贷款，这是对从中央到地方、从单位到个人的投资冲动的釜底抽薪。
经济过热的直接诱因是投资过度，投资过度是因为金融失序，到1993年春夏之交，金融混乱达到了顶点，下面几个例子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一个姓李的湖南人提出公款100万元，在银行透支1000万元，然后私刻公章，制造了操纵股价牟取暴利的“苏三山”事件；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把100亿美元交给了两个在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一个叫沈太福的人以24%的年息集资10亿，自己贪污200万。
银行是中央垂直领导，一向是听话的好孩子，可是那年春夏，国务院接连7次发文，结果全然无用。7月，朱镕基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人总行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紧接着召开，朱镕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厉声说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
说到最后，他高叫一声：“同志们”，在听了那么多刺耳的话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他说“同志”，反倒吓一跳，谁也不敢走神，就听他接着说：“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从此以后，朱镕基就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朱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
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还增加了405亿的储蓄，以此为储备，银行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企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在10年之后评价道：“朱镕基最漂亮的杰作就是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虽局部地区受了影响，但中国经济防止了更高程度的、全局式的恶性泡沫。如果不是当时采取断然措施，中国的损失将是极其惨重的。对于朱的这个功劳，怎么说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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