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国际银行家txt免费下载:解读“师者”（1）：韩愈的跑官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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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韩愈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之首，中唐时期的文坛领袖，不仅是唐宋古文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也是由汉唐注疏之学向宋明新儒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历代对他评价较高。晚唐才俊杜牧将韩愈与杜甫相提并论，认为韩文与杜诗代表最高成就，故称“杜诗韩笔”。北宋文豪苏东坡则力捧韩愈，称之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并对其中《祭十二郎文》给予高度评价，说，“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近人大学问家陈寅恪则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那么韩愈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对中华文化史做出怎样的贡献？本文将娓娓道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韩愈。
一、韩愈的跑官生涯
韩愈家道中落，三岁时父亲就成为地下工作者，所以放养在大哥韩会家。大哥和大嫂对韩愈非常关心，不但在生活上照顾韩愈，而且教韩愈读书写字，希望他长大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政治高级动物，因此，韩愈7岁的时候，已经能背诵许多诗文，还会写一些文章了。不幸的是，韩愈的哥哥韩会因病早逝。当然令人感动的是，他的嫂子不离不弃，没有放弃对韩愈的教育，继续教授韩愈读书写字。
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十九岁的韩愈怀着经世之志远大理想，进京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韩愈自视甚高，其作品《马说》所言的千里马实为韩愈自喻，他认为自己满腹经纶，应当给予高官厚禄。因此，他提出日行千里的马，有时吃一顿就要吃尽一石的粮食，喂马的人不按照它日行千里的能力来喂养，就难以日行千里了。韩愈这匹千里马，因为家庭条件不好，确实吃不饱。为此，韩愈认为寻找到人生中的贵人——伯乐相当重要。
那么，这个自视甚高的韩愈公务员考试怎么样？一连三次告失败，直至贞元八年（公元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那一年韩愈25岁。中唐时期，考个进士挺很不容易，因为编制控制得相当严格，属于千军过独木桥，韩愈能在25岁考中进士已经属于幸运了。原因是唐开元以后，全国参加制科的人“多则两千，少犹不减千人”，而“所收百才有一”。孟郊45岁才考上进士，为时犹未晚也，得意忘形之下就写下了《登科后》一首：“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中年孟郊考取功名也不算“杯具”，大多数人则是皓首穷经，至死未能考中。可谓人生有限，而考试无限！
按照唐代公务员管理制度，考上进士离国家公务员还有一步之遥。唐代的科举制是一项非常严格的公务员选拔制度，有非常严格的程序，考入进士，除非是前三甲，可以直接做官，但品秩不高，得从基层做起，官职在八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处（县）级干部。如果没中前三甲，还得进行公务员专业素质培训，相当现在的“党校培训”，培训时间较长，一般三年，最后由吏部（组织部）进行测评，按照能力落实工作，这叫铨选。可惜，韩愈这匹千里马，因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没有夜草吃，自己肥不起来，自然是肥不了关键的人，所以工作迟迟得不到分配。
韩愈自从到京师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因为家里穷，来回资费都成问题，为了省去来回的盘缠，就做了“京漂”。这段日子相当艰苦，最后饿昏了头，就去拦北平王马燧的行驾。为什么去拦他吗？因为韩愈堂兄曾做过马燧的属下，并随马燧出征吐蕃时战死，大概是这一层关系，马燧非常照顾韩愈，将他带回宅邸，提供他吃穿住用，还让他两个儿子跟随韩愈一起读书。谁知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马燧一命呜呼，韩愈连乞食的地方都没有了，如果吏部再不落实工作，怕是要饿死街头了。而这几年来，韩愈眼睁睁地看着和他一起考中进士的人一个个地被选拔走，正式光荣地成为国家公务员。看久了，就看出门道了，原来要实现这最后“质的飞跃”的“隐性规则”，就是递“行卷”给权贵，然后由权贵充当伯乐举荐。这“行卷”明着说是个人作品集，暗着也可以是金玉书画。韩愈一脸酸菜相，吃饭都成问题，怎么去弄这金玉书画？他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自己的作品集。于是，韩愈决定放在手头一切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到京城权贵家门口活动，望能敲门求见生命中的贵人。然而不是金砖做成的敲门砖，是敲不响更敲不开门权贵之门的，结果很“杯具”，一扇门都未能为韩愈敞开。
怎么办？韩愈这千里马没夜草也罢，早就是连白天的草料都没服，再耗这样耗下去，千里马就要饿死了，决不能坐以待毙。韩愈想，我敲不开你的门，我就鸿雁传书，把自荐信送到你书桌前。写自荐信，成本低，不就是几滴墨水、几张纸，外加一个信封的事，我也不怕你不看，第一封没有回音，就写第二封；第二封仍是石沉海底，就继续写第三封，我就这样锲而不舍地搔扰你，即使你不打开信，也要让你记着我韩愈的名字。而且，只要是能够说得上话的权贵，我韩愈都写给你们，宰相那边那是必须的，皇亲国戚更不能少，甚至连郡守令尹也行，我这叫广撒网，只要网到一个伯乐，就是一大收获。经过这么个操作，穷书生韩愈终于修成正果，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出现了，那就是宰相董晋。
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七月，董晋以宰相兼领宣武军节度使赴汴州任上，趁机叫上韩愈打下手，他奏请朝廷给韩愈一个秘书省的九品校书郎身份，兼任汴州幕府做观察推官。这个职务相当于地方中级法院院长。虽然幕府不算是国家公务员编制，但可以参照国家公务员给予俸禄。而且这些幕府工作人员，收入还挺不错，情况跟现在公务员类似，街道或者镇政府油水倒多。
韩愈做了将近10年的“京漂”，现在好歹混到了份公差，再也不用乞食于人了。更喜人的是，他到处写自荐信，不仅让他攀上了董晋这位伯乐，而且打响了自己在京城的知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且听笔者分析：收到韩愈自荐信的权贵们，第一封信，大部分都会拆开一来看，且当笑料读之，因此对韩愈初有印象；第二封信，一看落款人是韩愈，不拆信也知其中内容，对韩愈这两个字眼熟了；第三封信，又是韩愈，便想这小子还真能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个不停了，领教，算你狠！于是，长安城的权贵们普遍认为，韩愈是写文章的高手。另外，韩愈写自荐信的目的是想取得伯乐的赏识，文章必须赏心悦目，构思要精巧，言辞要恳切，马屁要拍到实处，这自然很锻炼文笔的。经过这一段魔鬼般训练，韩愈笔力非凡，遣词造句修炼成精了。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韩愈的名声飘出了长安，飘到了洛阳再飘到了汴州，况且韩愈以进士的身份从长安到达汴州，当然算是文化名人。韩愈拿到了不菲的工资待遇，手头阔绰起来，想到自己原来乞食的艰难，开始回报社会了，对前来交游的文人士子给吃给喝，表现得很有大哥气派。落魄的江南才子孟郊听说有这么冤大头，于是前来投靠，两人一交谈，相见恨晚，决定组建一个文学社团，于是韩孟诗派终于诞生了。所谓学而优则仕，那么仕而闲则教，这时期，韩愈开始好为人师，工作之余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才俊学习古文创作。
在汴州混吃混喝，物质生活改善，文化生活更是丰富了。谁知潇洒了三年，这董晋一命呜呼了。韩愈深感董晋的知遇之恩，特地护送董晋灵柩去洛阳，所幸的是，他的义举让他避过一场兵变，而他的同僚兼朋友陆长源、孟叔度不幸罹难，这大概就知恩图报者，天佑其人。由于这场兵变，韩愈的家人南逃至江苏彭州，韩愈得知情况后，从洛阳出发到徐州地界，经人介绍认识了徐建封。
徐建封是文武全才，知道韩愈在董晋手下干过革命工作，又听说过能写一手好文章，于是叫韩愈担任徐州节度使推官。如此一来，韩愈生活又有保障了，自然对张建封感恩戴德。谁知韩愈在徐州没呆上一年，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这张建封因年事已高，也寿终正寝。
两个伯乐相继辞世，韩愈举目四顾，周边再无有德高望众的伯乐了。生计又成问题，这可怎么办？韩愈想想这做外官，油水虽是高了点，但公务员的编制始终没法解决，没有编制就不能考虑什么行政级别，总不能总打外围战，还是回到长安，从长计议吧。于是，韩愈再次回到长安，等待吏部的工作分配。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冬天，韩愈参加吏部组织的中央机关干部选聘。这时的韩愈已不是一张白纸，给董晋和张建封打过下手，这两位都出将入相的名臣、重臣，很有口碑，虽是乘鹤西去，但余威尚在。幕府的工作经历无疑大大提升了韩愈的能力分。再则，韩愈去年护送董晋灵柩入洛的行为，着实给韩愈加上不少道德分。还有韩愈组建了文学社团，担任社长，早已是名声在外的文化名人。这一回如果吏部再不分配工作，那实在是说不过去。因此，第二年即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韩愈通过了吏部的政审考察。
那么具体叫韩愈做些什么呢？吏部官员伤透了脑筋，直到这年的秋末才决定下来，考虑到韩愈是以写自荐信而闻名的，号称“长安一枝笔”，而且搞了一个诗人沙龙，有声有色，很有气候。既然如此，那就量才而用吧，就叫他到国立大学报到，职位是大学教授，即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正七品上阶的官职，列编中央机关人员。对韩愈来而言，这个职位是相当合适的，有利于他开展教育事业和推进他的新古文运动。
新官上任，勤于执教，并且将自己的教育心得写了篇学术论文《师说》。这时，要职位有职位，要学术成果有学术成果，可以名正言顺地招收门徒了，一时“韩门第子”广布于长安。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冬天，韩愈四门博士满届，韩愈在想，我总不能就这么点出息，写写文章，带带学生，做个大学教授就心满意足了，“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可是货真价实，应该卖个好价，做个大学教授太委屈我匹千里马了，我呢应该走到李老板德宗的面前，参政议政，建千里之功啊。于是，韩愈又操起老本行，如雪片般地向权贵们写举荐信。广撒网后，身为皇室贵胄的京兆尹李实看到韩愈如此肉麻地吹捧自己，很受用，决定助韩愈一臂之力。所谓做得好不如马屁拍得好，在李实的运作下，韩愈转职为监察御史，这正八品下的官职，但职位特殊，属于皇帝近臣。如此看来，对人说好听的，有时还真能得到实惠。
进入御史台后，韩愈就认识了柳宗元和刘禹锡。韩柳刘三人诗文俱佳，年纪相仿，文名相当，自然同气相逑。他们三人一边是搞政治，上书谏议，监督百官；一边是搞文化，讨论创作技巧，大刀阔斧地推行古文运动。
韩愈性子鲠直，在其位谋其政，积极发挥监察的作用，看到关内百姓饥旱，便上书《论天旱人饥状》，特请李老板德宗宽徭役、免田租，以安京师；看到宫市为祸民间，便上书《论宫市》，极论宫市之弊，希望李老板能够下令废除。可是问题出来了，首先你反映关内百姓饥旱，赈灾不力，李老板德宗问起责来，首当其冲是你恩公李实大人。李实心里发狠，心想：韩愈啊韩愈，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不要弄错是我对你举荐有功，而你恩将仇恨，纯属白眼狼，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能把你举荐到李老板德宗跟前，同样也可以把你踢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一边凉快。再者你反映宫市之弊，宦官势力早已坐大，连皇帝的废立他们都插得上手，岂能得罪？如此一来，韩愈腹背受敌，朝堂之上有奸臣攻讦，宫闱之内又有阉党进谗。再者，韩愈说这是荒政，那是弊政的，指指点点，李老板德宗在这个领导岗位上好歹也干了二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然喜欢听到天下升平的话，怎么在你口中都成了民不聊生了。于是，韩愈已无法容身于长安城，贬诏就下来了，这一贬啊，就贬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连州阳山县。阳山县在广东，那时的广东，相当于现在中国的西部，需要大开发，韩愈摇身一变，成为“援粤干部”。
援粤一年后，李老板德宗寿终正寝，光荣地成为地下工作者，新老板顺宗正位继大统，大赦天下，远在阳山县的韩愈列入召回的名单。于是，韩愈从连州阳山县赶往江陵等候新的工作安排。为什么到江陵？那时候的行政区划跟现在不同，连州归江陵府管辖，所以要到江陵去候命。谁知到了江陵，因为朝中“永贞革新”失败，新老板转眼间变成了过期老板，给人请了下去退居二线。这样，韩愈就滞留在江陵，没办法，先权作荆南节度使裴均的幕府，担任法曹参军一职。为什么可以担当法曹呢？原因当然是有过类同的工作阅历，曾在董晋手下做过观察推官。
在江陵潜伏了将近一年，韩愈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大声地宣告自己与永贞革新派势不两立。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六月，韩愈终于奉召回到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也就是代理教授，这国子博士比国子四门博士待遇要好，国子博士教的五品以上大员及郡县公的子孙学习典籍，而国子监四门博士教的只是七品以上官员及有封爵的子女们学习基础课。但时隔不久，因长安有人对韩愈的文章说三道四，韩愈怕再遭非难，便主动申请去东京洛阳的国立大学分校任教，避开长安这个是非之地。韩愈的请求很快获得了朝廷的批准，于是他潜心从教，教而闲则从事文学创作，约40岁时，韩愈转正，成为“真博士”，兼从六品上阶的都官员外郎。大约42岁时，韩愈升为正五品上阶的河南令，继续留任洛阳。在这期间，他广交朋友，名声响亮，号称“文章巨公”。当然生活条件更为改观，有工资拿，又有可观的润笔费可收。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李老板宪宗知道韩愈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很有一套，便派他去编史书去撰修《顺宗实录》。从隋唐以来，实录均由官修，每当某个皇帝去世，即由继位者指令史臣撰修先皇一朝的实录，一般由宰相担主编的。撰修这《顺宗实录》还真棘手，原因是前任老板顺宗只做几个月的老板，主要政绩就推行了“永贞革新”，成为过期老板还是现任老板请下来的。韩愈心想，写好这个实录必须得按照现任老板宪宗及诸内、外大臣的意思，其实是清算“永贞革新”王叔文集团为主要政治目的，同时还要维护当权各方的政治利益，他要褒赞顺宗必及王叔文等，清算王叔文等又必及顺宗，怎么拿捏都成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一旦写到王叔文，必须殃及好友柳宗元、刘禹锡等。
这可怎么办呢？向来下笔千言的韩愈顿时表现扭扭捏捏，无处下手。他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了柳宗元。柳宗元倒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势态，要求韩愈写，实事求是地写，因为柳宗元知道韩愈的骨子眼想什么？你不是跟我同气相逑吗？也提出过罢宫市，更知道潘镇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况且我是你的朋友，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文章巨公怎么评价永贞维新，怎么评价我柳宗元。韩愈无奈，硬着头皮上，直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韩愈才算完成了李老板宪宗的差事。凭心而论，韩愈这个永贞革新的局外人，还算比较冷静、客观地记述了顺宗一朝的政事。对于《顺宗实录》，柳宗元还是认可的，认为韩愈有史家风范，要不然柳宗元也不会在死之前特意关照刘禹锡请韩愈为他写墓志铭。
第二年即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因为顺利完成李老板的编史任务，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考功郎中属吏部，主管官吏考课之事及主持省试进士的监考工作，同时负责起草制诏，属于李老板宪宗的侍从官了。在李老板跟前混个眼熟，升官也快，第二年即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晋身为正五品上阶的中书舍人。但没将中书舍人的位子坐热，便调至正四品下阶的太子右庶子，官价虽上了半阶，却因非显要位置，所以是明升实降。为什么呢？韩愈这匹千里马因为寻找伯乐太多，阿谀奉承之辞太滥么。当年韩愈江陵任法曹参军时，颇得荊南节度使裴均优待，而裴均的儿子裴锷却属于“高衙内”的类型，名声不佳，韩愈在为裴均所写的的一篇序文中对裴锷也很尊敬，结果遭到同僚的攻击。看来主动出击跑官，还是需要有点远见的，先是李实那里，落个了恩将仇报的恶名，再是裴钧那里，落了降职处分。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安徽淮西再度发生吴元济叛乱，朝廷委派宰相裴度临时就任淮西节度使，裴度上表朝廷请韩愈以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正五品上阶）的名义随行，并委以彰义行军司马，驻守蔡州。就在这一年，裴度平定淮西之乱，韩愈因平定有功，又升官了，叫他做正四品下阶的刑部侍郎，相当司法部副部长。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李老板宪宗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高举孔孟思想旗帜的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不合时宜地激烈批评李老板宪宗，其语气过激，惹得李老板盛怒之下要杀之而后快。幸亏，韩愈这几年在长安人望不错，宰相裴度、崔群极力劝谏，而朝中大臣纷纷磕请李老板三思。李老板才渐渐平息雷霆之怒，免了韩愈的死罪，贬到岭南道做潮州刺史。
潮州刺史正四品下阶，是地方行政长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城市市长的行政级别。韩愈写诗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便前往潮州任上。这潮州比起连州阳山县更远，更是蛮荒。这是韩愈第二次被赶出中央政府，成为“援粤干部”。
韩愈一到潮州任上，就给李老板宪宗上表承认自己的态度，并请求宽恕，语气相当谦卑、诚恳。宪宗阅罢，果然心软了，便准备召回韩愈。谁知朝中宰臣皇甫镈一向嫉恨韩愈的狷直，怕李老板宪宗重新启用韩愈，便率先进言说，“愈终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意思就是说，韩愈毕竟太无法无天，不大听话，说话不大和谐，就调换个好一点的省份就行了。于是，当年底韩愈转任袁州刺史，袁州虽也属“下州”等级，但在江西宜春已属中原，比起广东潮州而言，地理及物质条件就稍微好些。
不过，在李老板宪宗心目中，韩愈还是很有学问与才干的，他让韩愈在袁州刺史的任上过渡了很短一段时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九月，将他调回京城，升任为从三品的国子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也就是国立大学校长兼教育部长之职。
这一年李老板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给咔嚓掉了，杯具性地成为皇陵的地下工作者，这样新的李老板穆宗上台。新任老板总会弄些彩头，添点喜气，因此，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作为国防部副部长，总得搞出点政绩，长庆二年（公元821年），韩愈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他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镇州之乱。因此，这年九月转任吏部侍郎，吏部比起其他各部，权重位显。长庆三年（公元822年）六月，韩愈担任三品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这期间，莫名其妙地卷入到了一个党争的阴谋中。
让韩愈担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其实是“牛李党争”阴谋中的一环。这个阴谋是针对御史中丞李绅的。当时李老板穆宗有意重用李绅，宰相李逢吉和牛僧孺为了阻止李绅的升迁，有意提拔鲠直的韩愈担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这个兼任的御史大夫并非去御史台上班管事，而只是一种地位的象征。这件事的关键一点就是韩愈兼任的御史大夫这个职衔，按照唐朝的制度，御史台的官员是中央监察官，叫做台官。而京兆府的官员要参谒御史台的官员，叫做台参。不仅要台参，在正常情况下，京兆府的官员即便是京兆尹在路上行走时见了御史台的台官都要自行避让的。
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矛盾，按照制度京兆尹韩愈要参谒御史中丞李绅，但韩愈兼任着御史大夫，从官制上讲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领导，让领导参谒下属又讲不过去。于是，李逢吉和牛僧孺以李老板穆宗的名义下了一道敕令，特许韩愈不用台参。当然这个特例只是针对德高望众的韩愈一个人，下不为例。
圈套由此就设计好了，它的基点是韩愈和李绅两个人的性格。李绅性格刚急偏激，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大动肝火。果然韩愈不台参一事，引起了李绅强烈不满；而韩愈的性格鲠直喜欢较真，较真的时候斥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他也对李绅的言论作出强硬的反驳。
李绅和韩愈为了台参的事争论起来，双方先是互相传递文书争论不休，后来李绅为此上奏李老板穆宗弹劾韩愈，韩愈则用李老板的特许敕令为自己辩护，整个事情闹得是满城风雨，人们都知道京兆尹和御史中丞吵了起来。这时候，李逢吉等人便以解决御史台和京兆府这两个部门的不团结问题为由，双双免去了各自负责人的职务，韩愈转任兵部侍郎，李绅出任江西观察使。这个处理结果后来作了更改，李绅出京赴任前面见李老板穆宗为自己作了辩护，李老板让他留在京师当了户部侍郎。韩愈也面见了李老板穆宗，穆宗问他你和李绅争来争去的是怎么一回事，韩愈也为自己作了辩护，于是他又回到了出任京兆尹之前的岗位继续当吏部侍郎。在唐朝，吏部是中央六部之首，而在中晚唐各部的尚书多为论功行赏之任，真正管理各部事务的是侍郎。
莫明其妙的卷入一场纷争使得韩愈心神疲倦，再加上他也是服用丹药爱好者中的一员，身体受到损伤。心神和身体的原因使得韩愈抱病在身，已经不能履行正常的公务，这时韩愈想，自己官至三品，可称立功；著作等身，可称立言；倡孔孟之道，可称立德，已是功成名就，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可以身退了。于是，便在长庆四年六月请了长假回到城南庄养病。
韩愈总结为官一生，深知仕途不易，深有感触啊，于是总结道：“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于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这是他跑官的心得。他这一辈子在仕途上频繁地升来降去，多因其狂狷的脾性、激烈的谏言、找错靠山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