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喜剧总动员 卜宇鑫:存得一分阴液 便有一分生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19:52:08
人体是阴精和阳气的统一体。阴精为精血津液等，阳气为人体的生命活动信息，是生命的火种。阳化气，阴成形。
明朝医家赵献可认为：“人生先生命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火”，“先有火会，而后聚精”。这个“火会”，实际就是由宇宙一点灵光（原神）与父母双方遗传生命子（阳神和阴神）在新生命发生的一刹那所共同形成的先天生命场（原气，又称元气、真气），是纯阳无极信息生命的虚静态，或称生命实体的气灵态，或灵魂态，是孙一奎先生（明代医家）先前提出的“坎中之阳，即两肾中间动气，谓之阳则可，谓之火则不可”。但只此不能成为一个生命实体，生命实体必须由一种实在的稳固的机体形式存在。构成这种实体的物质，如果用现代科学的观念来理解，就是一些重浊物质，它们具有凝聚力，即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阴气，或阴精、阴物。这就是“而后聚精”。一阴一阳谓之道（阴浊聚，清阳散，欲成道体，须通过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的结构方式），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阴一阳二气构成一个有血有肉又有灵魂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的生命根蒂就是赵氏说的“命门”，早在《难经》中就被称为“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三十六难》），“……其气与肾通”（《三十九难》）。
其实在赵氏之前孙一奎氏就指出：“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男女未判，而先生二肾。如豆子果实，出土时两瓣分开，而中间所生之根蒂，内含一点真气，以为生生不息之机，命曰动气，又曰原气。禀于有生之初，从无而有，此原气也，即太极之本体也。名动气者，盖动则生，亦阳之动也，此太极之用，所以行也；两肾，静物也，静则化，亦阴之静也，此太极之体所以立也……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这就更加明确了命门是“纯阳无极信息生命的虚静态”，是生命的本源，是人身性命之门。这也是对《难经》命门理论的发展。后来赵献可进一步发挥道：“阴阳之理，有根阴根阳之妙，不穷其根，阴阳或几乎息矣……阴阳各互为其根，阳根于阴，阴根于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从阳而引阴，从阴而引阳，各穷其属而穷其根也。”并将阴阳互根结合于心肾水火气血，如曰：“世人但知气血为阴阳，而不知水火为阴阳之根，能知水火为阴阳，而误认心肾为水火之真。”也即认为水火阴阳之根非根于心肾，而是根于命门，提出命门为“一身之太极”，命火为“人身之至宝”，并言：“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血之根……其根则原于先天太极之真。”大医家张景岳继而曰：“两肾者，坎外之偶也；命门一者，坎中之奇也，一以统两，两以包一，是命门总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故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五液充则形体赖以强壮，五气治则营卫赖以和调，此命门之水火，即十二脏之化源。”总而言之，命门火即真火，“坎中之真阳，以为一身生化之原也”，统管一身阳气；命门水即真水，调节着五脏之阴。则命门之真水真火通过肾的阴阳调节着全身阴阳的平衡。一旦命门水火有所偏盛偏衰，则必然导致全身脏腑阴阳的失调。当然，脏腑阴阳的平衡也关系着命门水火的盛衰。即命门阴阳与脏腑阴阳间互为病理因果关系，尤其是命门阴阳的消长转化（真阳寓于真阴之中，真阴含于真阳之内）则直接影响着脏腑阴阳的调节。这一切都说明，命门是推动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始动力。
现代科学也已证实人体存在着元阴元阳，如通过血浆中cAMP（环腺苷酸，阳性）和cGMP（环—磷酸鸟苷，阴性）的含量及其比值的变化，可以反映人体阴虚阳虚的变化。当cAMP含量明显升高，cAMP与cGMP的比值则明显降低，该情况下血样呈现阴虚指征；反之，当cGMP含量明显增高，cAMP与cGMP比值则明显降低，此种情况的血样呈现阳虚指征。即阴虚者cAMP增高（阴份不足）或cGMP降低（阳份有余阳亢阴虚），阳虚者cGMP增高（阳份不足）或cAMP降低（阴份有余阴盛阳虚）。上述为从生物化学的角度看人体的元阴元阳。再从内分泌的角度来看，命门元阴元阳的功能与下丘脑——脑垂体——肾上腺轴、下丘脑——脑垂体——甲状腺轴以及下丘脑——脑垂体——性腺轴有密切关系，无论脑垂体、肾上腺或性腺的功能亢进或减退都会导致元阴元阳的变化而影响到整个人体的阴阳调节。
在阴阳互根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黄帝内经》十分重视阴的作用，如《素问·阴阳离合论》曰：“阳予之正，阴为之主。”“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即强调阴为主持，阴为阳之根本。在阴精和阳气的互根互用中，阴为阳基，阳为阴主。《素问·生气通天篇》曰：“阴者，藏精而起亟。”“精者，生之本”（《素问·金匮真言论篇》）。“年四十而阴气自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灵枢·本神》）。《周易》之“天一生水”也说明了阴的物质基础。这些论断也从侧面强调了阴精保养的重要意义。此外，在维持机体阴阳平衡方面《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提出了“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在病理方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了“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这是在人体生命机能中把阴放在与阳同等重要的地位。《内经》还强调抑阳益阴的观点，提出“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论点。元代大医家朱丹溪（属著名的养阴学派，极为重视阴在人体中的重要意义）还特别提出了“阳有余，阴不足”论，其主要观点为阴易亏而液难成，相火易耗伤阴液，应抑相火保阴精（填补了刘完素治阴虚火亢症时的只泻火不养阴的一面）。张景岳虽在《大宝论》中提到：“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并认为“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生化之权，皆由阳气”，但张氏却在《真阴论》中指出：“凡物之生，本由阳气”，然“不知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强调了“阴不可以无阳”、“阳不可以无阴”及“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思想，从而辩证地指出了在保阳的同时，护阴的重要性（如曰：“实热为病者，十中不过三四；虚火为病者，十中尝见六七”，即“凡阴气本无有余，阴病惟皆不足”，“此阴以阳为主，阳以阴为根”）。张仲景的“急下存阴”，王冰的“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吴鞠通的“存得一分阴液，便有一分生理”等，皆为强调阴气的重要意义。
但《内经》等却特别注重脏腑之阴，尤其注重肾阴。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即肾为坎水，肾为水脏，肾阴为五脏阴之根，是体内阴液的根本。所以，肾阴温存，对各脏腑组织都起着濡润、滋养的作用。例如：脾（胃）为坤土，为五脏阴之本，但若肾水寒泛，则必致脾寒湿，困阻脾阳，使脾阴无法温运（化）；肝为震雷之脏，性刚动，内寓相火，最易劫夺肝阴，故《淮南子》有“大怒破阴”之说（因肝肾有重要的同源关系，故养肾水以济肝之阴在病理学上极有意义；若肾阴不足可致肝阴不足，最后阴不制阳而致“水不涵木”）；肺阴为水之高源，关系到下源的盈亏，而肾精（阴）的多寡则又直接决定肺的肃降和气的下纳，故“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而心阴则为离火中之至阴，是“一点真水合于两火之中”（清·郑钦安·《医理真传》），故清代医家郑钦安将其视为极珍贵之阴分，倘肾阴与心阴一同制心阳，心肾平则水火调而必阴阳和。关于肾阴的主导作用，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两组临床来予以进一步说明。如心阴暗耗，心火上炎不能下荫，则易导致胃燥上逆，胃逆则肺气不降而呈“火炎胃燥金逆”之病理，看似根源在心，需要清心，即所谓“治胃莫如治心”，但实际上是“此元阴不足而肺燥也”，“此元阴不足而胃火旺盛也”，“此元阴不足而心气有余也”（清·郑钦安·《医理真传·卷三》），是心阴不足心阳失依，肾水不能温升润土而上济心阴的缘故，所以治心的目的还是为了心阴得肾阴（温壮肾水）之济，以共同涵养心阳，使心火不亢，让心阳（君火）下荫。这就是“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强调真水、真火不足在脏腑辨证上的重要意义。又如，肾阳式微坎阳不能发动，以致脾陷胃逆、肝木不升，出现“水寒土湿木郁”的病理，欲使肝脾复升，实践证明其关键仍在肾。只有温补肾阳（益火之源），在水中求火（肾阳是水中之火，故于水中补火），才能水火得其养，使肾气恢复，此后方可消“寒、湿、郁”之阴翳（yi遮蔽）。这就是说，对脾虚升陷，在许多情况下单纯补脾力弱效差，若兼以补肾（温补肾火以暖肾水）则效力倍增，这就是所谓的“补脾莫若补肾”。此乃“下元无火，不能熏蒸脾胃也，法宜补火”，“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清·郑钦安·《医理真传·卷四》）是也。对临床上诸多疾病的各种致病因素中，赵献可强调不能忘记真阴真阳不足这一主因，而且确认肾阴亏耗不仅为阴虚（阴精是物质基础），而且有阳虚（阴阳互为其根）。所以后来张景岳认为，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而是命门之火衰；阳胜于下者，原非阳盛，而是命门之水亏。从而进一步说明了肾阴（亦阴精）是阳气的根本，是阳气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在临床上，因精血渐亏，致相火必旺，终致火愈旺则阴愈消之阴虚阴衰病，比比皆是，故赵献可提出了“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之八九，火衰成病者百无一二”的辨治理论。所以，注意益养生理阴气（生理阴盛和病理阴盛有本质区别）对健康是极有意义的，特别是益养肾阴（肾精），对抑制阳气（肾阳）的耗散，减缓细胞分裂，放慢寿命钟拨转，具有决定性意义。
赵献可氏认为荣养先天之本的关键在于滋补肾水。世人之所以肾阴不足（阴亏），是因为少年肾水正旺却欲心太炽，妄用太过；中年欲心虽减，然少年丧失太多，焉得复实；及至老年天真渐绝，只有孤阳（此孤阳非君相之真火，为邪火耳）。因此补阴之药，自少至老不可抽（因滋其阴则火自降）。特别是一些按四季保健的非处方类滋阴生津药物，如：乌鸡白凤丸（春季肝）、生脉饮（夏季心）、雪梨膏（秋季肺）、八味丸（金匮肾气丸——冬季肾）或六味丸（六味地黄丸——冬季肾）等，在季节到来之际适量服用，不但对特指脏器益阴生津，而且对五脏养阴都有益。关于补肾阴之药，赵氏在临床上则十分看重用上述的六味丸（六味地黄丸）及八味丸（金匮肾气丸）。他强调，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则是左肾之真阴不足，可用六味丸，若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者，则是命门之相火不足，可用八味丸。此二方皆滋其先天之化源，用于补其阴而使阴与阳齐（水能制火，水升火降，病必除矣）。八味丸能伐肾邪，在《金匮要略》中治“虚劳”之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等。八味丸以地黄为君，余药佐之，非止为补血之剂，而取其养五脏、益气力，有补虚损五劳之功。如熟地、山萸、丹皮、泽泻、山药、茯苓皆濡润之品，所以能壮水之主；肉桂、附子为辛润之物，能于水中补火，以益火之源。水火得其养则肾气复。故此方对五劳虚损脉耗而虚，阳强阳萎者，服之易效。六味丸为肾虚不能制火之专用方。赵氏认为：“肾中非独水也，命门之火并焉，肾不虚则水足以制火，虚则无水以制，而热症生矣，名之曰阴虚火动。”六味丸所选药均能入肾，具有滋补肾水、敛阴火的独特功效。如阴中之阴的熟地黄、山茱萸能滋少阴、补肾水；肾恶燥，地黄、山药、泽泻皆可滋润之；而入肾敛阴火、平虚热伏热，则非牡丹皮莫属；茯苓淡能渗泄则可制水脏之邪。正因为上六味药的养气、滋肾、制火、导火的相互作用，故用于肾虚不能制火所致之病效果显著，对临床上所见之肾虚作渴，小便淋泌，气壅痰涌，头眩眼花，腰腿酸软，或肾虚发热，自汗盗汗，败浊为痰，以至便血诸血等症均有治疗作用，赵氏以王太仆（王冰）语高度概括曰：“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即此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