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部毛囊炎的原因:鲁迅与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的关系（一）

鲁迅与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的关系

——兼谈“鲁迅如果活着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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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鲁迅之子周海婴撰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记载，“1957年，罗稷南先生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五十年前的罗稷南先生“惊出一身冷汗”，五十年后的学者精英、律师精英“喜出两个鼻涕泡”——又抓住了毛泽东的一个罪证。于是一改往日对鲁迅深恶痛绝的态度，假腥腥地为鲁迅先生的早逝庆幸起来。

下面就讨论关于鲁迅先生和毛主席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一些问题，顺便揭露一下精英们的丑陋嘴脸。

谈谈“反右”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右派精英把“反右”比作秦始皇的“坑儒”，污蔑成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洗脑”、“愚化”，目的是巩固毛主席的“皇位”。这个说法很阴险，也很能欺骗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影响的老百姓——他们对帝王将相们的手段很熟悉。

我们就下面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

非常必要。别说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太需要改造思想。我上中学时就希望将来能上大学，大学毕业就是干部待遇——“学而优则仕”。

当干部有啥好处？不干活还多拿，人五人六，高人一等，“堂上一呼，阶下百诺”——封建等级、剥削思想。

鲁迅先生的《孔乙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甚至毛主席几十年的“劳动者最光荣”、“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的思想教育，到现在也没能战胜几千年前孔老二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流毒。

今天，也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

二、毛泽东排斥知识分子吗？

这是个伪命题。不想做无谓的回答。看一段毛主席的讲话：

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活动。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我们学校就不能办。我们有许多报纸就不能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共产党就没有出梅兰芳，就没有出周信芳；大学教授就没有，工程师现在开始有一点，很少；技术人员开始有一些进了共产党，大批的还是党外人士。

所以，我们几百万知识分子，不管他多么动摇，但是，是有用之人，是我们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现在只有他们当教员，没有别的教员，因为他是上代遗留下来的，是社会遗下来的。论他们的出身都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但是可以教育过来，我们不要搞唯成分论，鲁迅也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马克思就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列宁也是，那怎么得了呀？这就不能讲唯成分论。因为现在，他们——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没有社会根子了，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社会根子，我们已经挖了，现在他们就像降落伞一样，吊在空中了，所以就便于改造，并不要怕他们。（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三、毛泽东要把知识分子往什么方向改造？

向无产阶级文化方向改造，而鲁迅的方向就是无产阶级文化方向。

毛泽东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作谈会上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并号召造知识分子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知识分子的方向就是毛主席的“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是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

四、知识分子为什么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因为劳动人民养活了官员、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有些东西说是他们养活了劳动人民，那么，没有官员、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原始社会，劳动人民是不是都饿死、冻死了？知识产生于劳动，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制造劳动工具的历史。最初的知识传承也是在劳动实践中完成，后来由于劳动技能和知识的不断增加，才产生了专门学习劳动技能的学校和专门从事劳动技能传承和发展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服务于劳动。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的一员，并非是一个高贵于劳动人民的什么特殊群体。

鲁迅先生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讲道：

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然而，孔老二横空出世，胡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知识分子便逐渐脱离劳动人民，成了剥削阶级的帮闲、幕僚。知识也成了他们在劳动人民面前炫耀的资本。后来竟畸化成为只学八个人的文章，一朝金榜题名，就位极人臣，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而且封妻荫子，鸡犬升天。——一个孔乙已、一个范进就把整个罪恶的科举制揭露的淋漓尽致。

“为人民服务”就是让知识服务于劳动和劳动人民，让知识分子回归劳动人民队伍。这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本质回归，谈不上什么“先人后己”、“舍己为人”。然而到了精英嘴里就成了“迫害”。

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十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阶级，我们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方向去，他们不懂这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我们上一回民主革命，不过革那三张皮而已，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革两张皮：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同小生产者所有制（小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在，新皮二张也不存了，现在剩下什么皮呢？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个公有制这个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是吃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饭，吃公有制的饭。

脱离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教育必然走向岐途，知识又成了“敲门砖”。我赶上了国家包分配的“末班车”，考上大学就是“中状元”的感觉——一切都有了。现在不包分配了，是不是就走上正轨了？我有一个亲属，今年毕业，我去他那找本书，他慷慨的说：“都拿去，我已经告别看书的年龄了”；再看看每年学生毕业期间，废品收购站里堆积成山的教材、资料，就知道现在的教育就是浪费青春和树木、肥了书商和废品收购站的事业。

五、毛主席如何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就是被“伤痕派”所诟病的“上山下乡”、蹲“牛棚”。我一直相信毛主席采取“知识分子和工农劳动相结合”的改造方式，就有受鲁迅先生影响的成份。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写道：

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当革命文学的运动勃兴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忽然变过来了，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是突变之说。但我们知道，所谓突变者，是说Ａ要变Ｂ，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于是就变成了Ｂ。……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旧知识分子）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当右派们发现跟着毛泽东非但吃不到劳动者供献上来“黄油面包”，而且还要受“大字不识一萝筐”的工人、农民领导。于是他们无法容忍了，要复辟——复辟到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朝得第，封妻荫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士大夫时代。

鲁迅先生早就看穿了他们的嘴脸：

我少年多看俄国、波斯、荷兰等国的小说，深知他们亦时常起来革命，但是他们的思想，终是不符事实，……如俄国的文学家，他们到革命成功了，就逃到别国去过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未革命以前，以革命为神圣的、应当的；不知达到了目的，每餐只有两块面包，到不如前日的生活舒服，所以他们垂首丧气的漂泊在他乡。再讲我们中国，在民国未成立以前，一般人士均热烈提倡革命；到了革命成功，一般下等阶级人民，均站立起来了，而主持革命的人，倒不如不革命自由。所以现在中国产生了一班遗老，他们均痛恨革命。

无耻酸儒们反而造谣说，毛主席要把他们为民请命的“铁骨”，改造成只会为毛主席歌功颂德的“软骨”。他们个个成了大义凛然、不畏强权的民族脊梁、志士仁人。

今天，洋人、贪官、资本家残酷压迫工农群众，“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右派精英们，非但不替劳动人民说一句话，反而无耻的说是“替富人说话，给穷人办事”。

鲁迅先生在上海劳动大学做《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时说：

几年前有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欧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所以也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知识阶级对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赞成他，到处都欢迎他，但是他们既受此荣誉，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那时他们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他享受了高贵的生活，就记不起从前一切的贫苦生活了。——所以请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记了说话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

今天再读此文，发现我们要说的话，几十年前鲁迅就替我们说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样是鲁迅先生的主张。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