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吃飒刘珊珊微博:两个故宫：从北京到台北

　　北京故宫的危机时刻

　　记者_张小摩 实习记者 汪昕 肖尔亚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美国找拉丹用了近10年，我们抓获‘江洋大盗’只用了58小时。气死奥巴马！”

　　5月27日下午，北京故宫的天空阴云密布，几欲摧城。在东华门内一块布告栏上，出现了以红白粉笔写就的一段文字。附近办公的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每经过此处，都会看到这则醒目的所谓“好消息”。

　　“这是我们一位老员工写的，我还看到有警察在此欣慰地驻足拍照。”一位北京故宫工作人员说。

　　然而，在北京故宫展品失窃、赠锦旗错别字、建福宫被指建会所敛财等一系列席卷社会的负面事件爆出后，如此 “好消息”，也成了讽刺之语。

　　从管理体制、安保制度、商业开发到危机公关，这座古老的紫禁城在遭受了空前的质疑后，猛然发现：世界变了。

　　如同一位沉疴在身的老人，在初始的无知与傲慢之后，北京故宫暂时失去了招架之力。

　　没有危机公关

　　对建福宫原市场开拓总监甄妮来说，这是梦魇般的5月。刚刚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8个月，就发生了“建福宫会所”事件，因被怀疑属下出现“内鬼”被辞退。

　　“是高层领导作的辞退决定吧。头一天我们还在开会。17日，人力资源方面的负责人就宣布这个解职的决定。”

　　甄妮没有问为什么。她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一来，公司都这样了，完全做不下去了，眼看着明天就关门了，我还留着干什么？二来故宫也发出声明要求整改，这也是符合精神的。三来，我的部门内部出现所谓的内奸，最后的10天，我挺别扭难受。身边最信任的人谁都不能信任了，惶惶不可终日。”

　　她的家庭算是“故宫世家”，父亲一直在故宫做行政工作，她小时候就在故宫上幼儿园，1999年赴法国留学，专业是国际艺术管理，其中有一门课是文物古迹的经营管理。去年10月，甄妮入职成为建福宫的市场开拓总监，负责公司形象、战略策划、营销企划、合作和媒体关系等事务，她戏称自己是“二进宫”。

　　不过，一系列“丑闻”爆出之后，故宫陷入舆论旋涡，甄妮成了牺牲品。

　　在“建福宫会所”事件之前，5月8日，故宫博物院发生窃案，在斋宫临时展出的7件展品失窃，估计价值数千万元。案发58小时后，警方宣布案件告破，疑犯竟然是临时起意的“小蟊贼”。

　　“这是丢人现眼的事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文保专家谢辰生说，故宫展品失窃、被指建会所敛财等事件，都出乎他意料，“我感到很伤心。”

　　而在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看来，故宫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今天的防盗技术是不能破解的，“不像过去，你看偷盗博物馆的，拿剪刀剪啊，什么红外线你拿个红布它就不反应，或者人在红外线之间穿梭啊。现在是电脑比对，一上警报，这个区域内的所有东西就固定了，一旦有移动马上报警。”

　　即使盗贼石柏魁被警方抓获，马未都仍觉疑点重重。“你说他飞檐走壁地跑了，从哪条路线上去的？故宫所有的建筑都离墙远着呢，那墙不是咱家里的墙，那墙三四层楼高，你怎么跳下来啊？”

　　故宫这次为何“丢人”？马未都说，不是因为它写错了字，而是不承认，还去强行解释。“这不明摆着的错了，他居然敢咬着说这字厚重。当时看着我都愣了，他们还真敢说。”

　　如果以现代传播的思维来看，无疑，故宫没有危机公关。

　　“它不像国际品牌，碰到危机后做漂亮的公关。”甄妮承认，“故宫是大家都了解的国有事业单位，它到今天还能开新闻发布会，道歉这个事，倒退几十年是不可能的。体制下的单位，这已经是个进步了。”

　　其实，故宫并非很多人心目中的“老朽”形象。它开了微博，并在一系列争议事件中作了互动。可惜的是，因为缺乏经验，这种互动尝试几乎沦为十足失败的公关行为。

　　5月17日，“故宫官网”反击批评者蔡成平，称“第一波想出名的人已经出名了，您晚了一步，下次赶早”。几乎在同一时间，此官网ID又与《北京青年报》记者邓兴军展开争辩，并质问“北青有多少无良记者”？

　　如此尖刻的回复，惹恼了更多的网民。“故宫官网”也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并公开道歉，“今天对蔡先生不尊敬的后果由我小编一人承担……真的跟官方的态度无关。”

　　甄妮对此也是摇头，“操作的人可能不专业，不是我们要求的专业发言人的水准，未必他发表的言论能代表故宫，这里面就会出现很多乱子，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文博机构一样，也有公关处理、面对危机的能力？”

　　记者几次拨打故宫宣传部门的电话，均无人接听。一位不愿具名的故宫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故宫现在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领导已经提醒我们，在网上不要跟网友争论，只能用时间来冲淡网友对故宫的关注。”

　　对文物缺乏敬畏感

　　在此之前，关于故宫“流出文物”的猜测与传言就流传甚广，而接受本刊采访的几位专家曾表示，故宫在文物管理方面的疏漏可能还不止于此。

　　古画复制专家王开儒，曾在1995年底开始进行《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工作，这也让他获得了弥足珍贵的进入故宫库房的机会。“从延禧宫北门进入，第一道岗，都是穿着他们内部衣服的武警把守，登记携带什么东西，有没有铁器、火、烟等物品。右拐走过长长的胡同，在第二道岗前检查……里面会有录像，要注意自己的呼吸不能与画距离太近，不能动手摸。”多年后，他还记得进入库房令他兴奋心跳的感觉。

　　但这次1小时15分钟的“亲密接触”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1973年故宫揭裱此画时，将距画首80厘米处的补绢揭下。王开儒认为，这种做法是对文物缺乏敬畏感，即使有时代原因，也应承认错误。他于2002年发表《〈清明上河图〉的千古奇冤》一文，对故宫权威开始质疑，由此，与故宫的关系逐渐僵化。

　　故宫方面对王开儒的论点并不认同，发展到后来不予回应。

　　“故宫本应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权威单位，但在国宝上挖了一块，又接了一块，有失学术品格。老祖宗的东西，想添就添，想删就删，没有了对文物的敬畏感。”他还认为，说要听专家的不要信民间的，有“学霸”的意味。

　　故宫老研究员杨静荣说，作为国家级的博物馆，故宫一直有行政上的优势。“好的东西那个时候都往故宫送，包括改革开放以前，文物商店，他们收的东西好多都往我们那送，为什么？故宫那有钱，国家给拨专款，像我们要买重要的东西，专门打报告，财政部批，专款专用。”

　　但这种专款的使用也会出错。他回忆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个“陶俑事件”，当时北京潘家园出现据称是北魏的陶俑，有人跟文物局汇报说这是出土文物，应该赶快收回来。故宫当时“花了好几十万”去收了，结果“收完了以后全是假的”。

　　此次爆出的一系列事件，更是让故宫的管理运行机制遭到了空前质疑。

　　“设备是现代的，组织是严密的，人是不负责任的！”愤怒的谢辰生用这三句话表达自己的看法。博物馆被盗本来不算新鲜事儿，文物被盗窃，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问题是这次很严重，错误在人。”

　　在他看来，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设备问题。“人抓着了还让跑了，这不像话呀，回家睡觉去了。所以你有再先进的设备，有再先进的组织，你人不负责任，那什么东西也得让人偷掉。所以，悲哀，就悲哀在这儿。”

　　他觉得故宫的管理出现了问题，“这是严重的失职，故宫负责保安的这个领导应该负直接责任，主要领导人负领导责任。他要是个大盗还好，这完全是开玩笑的事情，简直是低级错误，犯了这种错误我觉得是不可饶恕的，这不能容忍，这必须严肃处理。”

　　隐秘的“猫腻”

　　故宫专家上电视，或者做拍卖公司的顾问，这也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谢辰生说，“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客观上对这些文物犯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你把文物当成什么呀？就是值多少钱，错了就拿锤子砸了。我对这事很反感，我觉得中央电视台《鉴宝》许多问题是整个文物工作出现偏差的一个推手。”

　　在体制上，不仅是故宫，内地的博物馆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为谁服务？马未都说，像他创办的观复博物馆是“赞助人的博物馆”，而故宫博物院属于“纳税人的博物馆”。所以，“我们怎么运作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他们那个就不能变成自己的事儿。” 言下之意，故宫的所有展览都应该是公益性质的，不能接商业品牌的活动。

　　而一些变相的商业活动，如果不是业内资深人士，根本不会发现其中的“猫腻”。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本刊表示，最近嘉德在北京拍卖的侣明室藏黄花梨家具，其实就是曾在2006年故宫展览上出现的展品。

　　“他们那东西本来就值几千万，花五百万(在故宫)搞一个展览，它卖好几个亿。卖的是谁？卖的是故宫。如果它不在故宫展，保证卖不到这个钱。这是不是利用？很多人说故宫没受损失啊，故宫当然受损失了。这么多钱是纳税人支撑的，你白用了故宫的品牌嘛！”

　　“他们就是想挣小钱。就是在国家身上躺的时间太长了。在外国，没有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敢拿着纳税人的钱，还干这事儿，这是不允许的。我觉得故宫只能做一种展览，比如，对方是博物馆，没有商业利益，谁也不会说什么，对不对？因为它不会拿去卖。”这位人士表示。

　　国内博物馆的资金利用效率，也是马未都一直耿耿于怀的。“我们私人博物馆由于经费紧张，所以每次都精打细算，我们用的展览费用，要是跟国家博物馆比起来，几分之一的花费就可以完成了。”

　　对于称故宫出事的原因在于经费不够的观点，文保专家谢辰生愤怒地在记者面前拍了桌子：“胡说八道，怎么经费不够？人跑了，你看着他让他跑了，该给你多少钱你才去抓？根本不是钱的问题，根本是人的问题。”

　　不过，即使被故宫宫廷文化公司辞退，甄妮仍然坚持，商业开发的路子没有错。她说，国外一直讲的观念是古迹的“活化”，而中国一般对古迹都是“封化”的概念，文物可能会尘封在地库里或束之高阁，古迹是关进大门才叫保护，“其实不然”，“我们之所以害怕开发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经常是过度开发，不良开发，实际上它是中性词。”

　　“我一直难平心里的遗憾，其实也有很多德高望重的人士对我们的事业是很支持的。”她感到遗憾的是，被指建福宫建会所事件时候，迫于舆论压力，刚刚启动的故宫商业开发之门不得不就此暂时关闭。

　　“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副教授施静菲也说，世界博物馆的一个趋势是，以前博物馆是文化事业，是不赚钱的，非营利性的，由政府作财政支持，但现在自筹经费的部分增加了，大英博物馆等为了吸引观众，也都做很多商业开发。“比如展览开幕邀请名流参加VIP酒会，让他们觉得受到尊重，他们的赞助捐赠会增加。”

　　体制下的蛋

　　“到故宫去的人很少是去欣赏故宫的，他们主要是看皇帝老儿怎么生活，大家带着这种好奇。”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说，“我们做博物馆的宣传也不够，这是双方的问题。”

　　即使很多博物馆有解说词，也都写得非常简单，参观者进去看的时候一头雾水，看完出来还是一头雾水。“我们国内讲解员一般比较注重于相貌上的，小姑娘长得标致一点，声音比较清脆一点啊。”但台北博物馆的讲解员，大部分都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

　　此类细节，最能体现博物馆的服务意识。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有一点让参观者好评如潮的，是其6个版本的门票设计。参观者交五十块钱可以随意挑一张门票，如果多交十块钱，就可以获得纪念版，包括六张不同的门票。

　　“这就叫服务。一开始我设计这票的时候很多人说卖不出去，说国家都免费的，您这五十块钱就挺贵的，你还加十块钱谁买？但是我们票卖得特好。”马未都说。

　　古瓷专家、前故宫研究员杨静荣则表示，从参观服务方面来说，故宫有些地方应当是退步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美术学院的学生参观故宫是免票的，很多人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到故宫看瓷器，一画就画一天。“现在参观故宫都成了逛庙会了”。

　　一所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在施静菲看来，除了有一流的设备、专业的研究人员和专业的推广人员，还应该有“以观众为优先的服务精神”。

　　甄妮早看到了故宫老体制的一些弊病。“这些事业单位是体制下的，中国发展太快，可是我们体制没有跟上。不是不要经营，而是体制下经营得不好，不到位，所以公众看到的就是不能经营，一经营就是过度开发，就变味。”

　　一篇题为《“故宫丑闻”是官办文化下的蛋》的评论就指出，故宫在回应外界对其错字的微博中称，锦旗乃保卫部门负责，制作后未交院里检查，发现错字后未向领导请示。其中出现的“未交院里检查”、“未向领导请示”等用词，就表现出故宫的官僚等级何其森严。

　　即使在一些细节上，故宫博物院也给人“老态”的感觉。副研究员周京南从1991年开始进入故宫工作，办公场所搬了三次，都是平房，他自嘲这样工作才“脚踏实地”。即使现在，办公条件依然拥挤，“办公室里只有一台上外网的电脑，每天提着那种老式的暖瓶去锅炉房打水”。

　　“要想真正做到国际化的文博单位的水平，肯定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长期在欧洲做文化遗产的经历，给了甄妮答案，“光靠国家的拨款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学习欧洲的先进经验是国家的拨款、基金会的资助、企业和个人资助，把所有力量整合在一起做文物保护，这才是以后的出路。”

　　作为副部级单位，故宫博物院有着浓重的官僚机构色彩，在遭遇“建福宫会所”事件之后，这条“出路”走得也许更加慎重，更加步履蹒跚。建福宫注定无法办成私人会所了，但那些低层次的商业尝试，命运又该如何？

　　有一次，马未都去故宫，穿过一扇门时，看到了一家小卖部，门口贴了张A4白纸，映照着古老红色的宫墙，纸上有两个黑字—“冷饮”。

　　“啪！贴在这儿，多难看啊！”马未都说。

　　台北故宫，我是你的朋友

　　文_实习记者 肖尔亚

　　“台北故宫建在一座山丘上，从台北市区开车半小时就到了，外形上有点像台湾的寺庙，四层楼高，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米黄色墙壁，很朴素，跟北京故宫很不一样。”如今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的王婷，还记得几年前去台湾做交换生，跟当地学生一起去台北故宫参观的情景。

　　“尽管建筑很普通，但里面的展品让人惊艳。”王婷说，在台北故宫，你会觉得文物并非遥不可及：“一排展示桌，精美的文物一件挨一件放着，进去就有种错觉，好像这些古董并不是多么价值连城。我记得在一个古陶瓷的展厅，一些陶瓷脆片用绳子挂在墙上，参观者还可以拿起来玩。”

　　和北京故宫的皇家宫殿背景有本质的不同，台北故宫完全是一座按照现代博物馆标准来设计和建造的功能建筑，无论在藏品保护，还是安保上，更适宜文物的保管和展出，也正是由于它的定位是博物馆，台北故宫也极为重视公共教育，“Old is new”一直是它的魅力所在。

　　与瑰宝近距离

　　现在位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阳明山的故宫，原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而建，于1965年11月12日正式开放。

　　故宫馆藏文物最初为230863件，“中央博物院”并入后，增至242592件。连同整理后的档案30余万件及受赠、收购1万余件，以及最近几十年的不停购置，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有文物近68万件，其中90%的文物来自于北京故宫的旧藏和遗存，尤以宋元书画、宋代五大名窑、清代珐琅彩瓷等藏品著称。

　　如果说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房子，那么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是珍贵的家具。由于藏品数量巨大，故宫根据不同题材、不同材质、不同时间间隔会轮换一批展品，观众如果想全部看完藏品，至少需要30年。

　　相对于“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序》、“天下第二行书”的颜真卿《祭侄稿》这些书法作品，最为大陆游客熟悉的，恐怕还是毛公鼎、翡翠白菜、肉形石这三件宝物。在台湾，这三件也被誉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蜂鸟》杂志的主编戴清2006年曾经作为摄影记者访问台湾：“台北故宫的所有展品都近在咫尺，你可以走到展品前面，只是展品外面有一个防护罩，起一个防盗和防止游客触摸的作用，但你可以看得非常真切，不像在北京故宫，会有绳子或者栏杆把游客拦在外面，你只能很远地望一眼。”

　　这种“近距离”给戴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橄榄壳雕的小船，里面有苏东坡在吟诗，诗词也刻在船上，这么小的艺术品，在玻璃的四面都固定安装了放大镜，游客可以通过放大镜细致地观赏。”

　　此外，台北故宫内展品的布局也很合理：“不会人挤人，人挨人，北京故宫往往是绳子拦着，大家都想往第一排挤。当然，像‘翡翠白菜’、‘红烧肉’这些经典的藏品前面，还是会围着很多人，但是不会每处都这样。”

　　不仅是展品和参观者之间的距离“近”，故宫和台湾民众的实际生活也很近，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像一个教育和娱乐的中心，任何人，都可以走近它，亲近它。每到周末，台北故宫会延长开放的时间，晚上6点半到8点半免费，有不少家庭会选择这个时间到博物馆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台北故宫还运用3D和动漫技术制作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作者)的视频。

　　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去过台北故宫很多次，对他们做的文化普及工作非常赞赏：“他们有一个活动叫‘故宫之友’，意思就是，我是你的朋友，定期组织讲座，邀请你过来，比如在展览开展前，就会邀请艺术家来给观众做讲座。还有义工制度，一些退休教师或者对文物感兴趣的人经过培训、并通过考试后，可以给游客做展览解说。”

　　徐湖平对一名欧洲艺术展览的讲解员印象深刻：“他不是走到哪里背到哪里，那样跟语音讲解有什么两样呢？他们讲解得很活，那名讲解员在美国留学九年，拿了硕士学位。他讲解的时候，不但讲艺术家作画的特点、画作在艺术史中的地位，而且还会具体地告诉你，这张画好在哪里，怎么来欣赏。我们的讲解员很少能做到这点。”讲解完毕后，他们还会回答观众提出的问题，这样就避免了观众“进门时一头雾水，出门时还一头雾水”的情况，从而拉近了高雅艺术和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

　　创意故宫

　　台北故宫由于定位为公共博物馆，自开馆后对公共教育就尤为重视，1965年，蒋复璁任第一届院长起，就设立了青少年中心，每周一次免费让学生参观故宫，到了秦孝仪时期，他所关注的人群更为广泛，不仅设立了面对社会大众的“研习会”和对幼童开放的“活动与创意”教室；1997年，他们还用复制品到岛内各大监狱办巡回展。

　　近几年，台北故宫还匠心独运地推出了“国宝宴”，2008年，台北故宫将游客最喜爱的几件文物，都做成精致的餐点端上餐桌，比如故宫镇馆之宝“肉形石”，原为玛瑙类矿物精品，作为“国宝宴”上的一道主菜，则选用上等的蹄膀肉，先入锅卤约二至三小时，静置冷却后再用刀工雕出外形。

　　这只是台北故宫创意文化的尝试之一。去年11月，徐湖平赴台北参加“南宋特展”，主办方又推出了“南宋宴”，按照南宋食谱，制作了一系列精美的杭帮菜，还送给每一位来宾一件宋代花鸟画的高仿复制品。另一个打动他的细节是，故宫洗手间男女的标志，也切合展览主题，换成了南宋画像上戴纱帽的男官和戴凤冠的女官头像：“台北故宫在细节上做得非常到位，他们想各种办法让展览好看、好玩，相比而言，我们缺乏的就是这种钻研精神。”

　　“怎么样让故宫的藏品发挥她的活力，让故宫本身创造艺术价值，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台北故宫现任院长周功鑫介绍说，台北故宫还有一整套的商业合作制度，包括品牌授权、图像授权和合作开发。故宫先对商家进行文化方面的训练，长期合作之后，商家就会不断有创意的东西生产出来，再请院外的设计师、行销专家等组成评审团，通过审查后，商品才能进入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销售。

　　戴清对台北故宫的“文化开发”印象深刻：“在台北故宫，有一个非常大的纪念品商店，里面有很多高仿真品，”由于台湾的产权保护制度严格，故宫里的很多纪念品在别的地方都买不到，“比如翠玉白菜的钥匙扣，还有铜质仕女镜，做得非常精致。”

　　曾经作为交换生、在台湾世新大学学习半年的孟庆舒，也对台北故宫的“文化创意”感到惊奇，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两年，但她仍然对那些纪念品念念不忘：“台北故宫以故宫展品为主题的纪念品非常精美、雅致，比如裁信刀、书签，大件的比如丝巾、领带，太多了。”虽然北京故宫也有纪念品商店，但是她坚持认为那些“不够雅致”，台北故宫每个纪念品都会有它旗下的商标，所以即使一张书签要人民币15元，她也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必须买”。

　　虽然孟庆舒对展品了解不深，但台北故宫整体的氛围给她的印象很好：“博物馆里人非常多，有大陆游客，但是台湾游客偏多，展厅内很安静，有秩序，不像北京故宫，游客们挤成一团，你只有透过一个小窗口看宫殿里面的内部陈设”。

　　此外，台湾各大博物馆的“用心”让孟庆舒难忘：“每个博物馆都有很多的游览简介、展品说明，其实北京很多博物馆都可以做到，但相比来看，台北故宫做得要用心得多，而北京故宫更像是吃老本，‘玩得不舒服？爱来不来’。”

　　现在在美国念书的孟庆舒说，在美国，也参观了不少博物馆，场地大小不是问题，重点是组织者的用心程度，博物馆做得用心，观众都能感觉到，而北京故宫，不能给她这样的体验。1965年，“一宫两院”的故事

　　文_李公明

　　1925年10月10日下午2点，在原来的明清皇宫紫禁城的乾清宫内举行了一个被称为“故宫博物院”的文化机构的开幕典礼。从此“故宫”的形象发生了质的改变：皇宫的政权象征意义被民权、文化共享的意义所取代。其诞生之匆忙、筹办开馆之紧张— 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才作出成立故宫博物院的决议，距开馆只有12天 —原因是为了杜绝清室复辟的政治斗争需要。

　　人们甚至从名称的变化上也能体会到政治的意味。今天的中国人恐怕都知道故宫，但是讲“紫禁城”的恐怕就少了很多。故宫与紫禁城有什么区别？从紫禁城变为故宫博物院，这是时代转折的象征。但是至今在西方国家出版的旅游小册子里，时常还是称之为“紫禁城”(The Forbidden City)，因为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更需要唤起的不是哪个政权的合法性意识，而是对一个文化他者的神奇想象。

　　美国学者塔玛拉·哈里希指出：“故宫博物院体现了现代国家历史建构的一个重要悖论：既需要切断当前(后帝国时代)与帝国过去的联系；又要保持与古代文化与文明的一种关联感和延续性，因为现代身份认同由此而来”。切断与延续，这的确是对中国政治与文化悖论非常准确的描述，我们对两个故宫(严格的说法是“一宫两院”)的故事的思考不妨就从这里延伸出来。

　　世界上有了两个故宫

　　1965年，中国农历乙巳年，蛇年。

　　这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不少大事，如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从海外抵达北京等。还有一件是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后来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白其科学上的道理，只知道这是“伟大成就”。从宏观来看，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2235亿元，国民经济调整全面完成，据称是新政权建立后最好的年份。还有一件真正影响巨大的事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文革”风暴的前奏。

　　这一年的11月12日，中国大陆似乎没有什么大事。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是关于办农村医院的报道，第六版刊登了一首后来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王杰的枪我们扛》。与台湾有关的是在第二版刊登的报道《民革中央委员会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九周年》，民革副主席程潜在讲话中“寄语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反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死敌美帝国主义”，希望台湾军政人员“相率归来”。

　　整个中国大陆上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天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意义：在这一天，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从这一天开始，世界上同时有了两个故宫博物院。

　　那一天在场见证了这个时刻的人很多，但是恐怕没人比满族人那志良先生的忆述更有意义，因为他从1924年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之后，一直供职于故宫(前后两个故宫)；他亲历了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物南迁、文物精品运台和成立台北故宫的各个时期，可以说他是最贴近故宫文物的守护者和见证人。关于1965年11月12日这一天，他说：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故宫博物院就选定了这一天举行开幕典礼。开幕的那一天，外双溪真是热闹极了，山上山下，停满了汽车。开幕典礼开始，由“行政院院长”严家淦主持剪彩仪式，故宫博物院主任委员王云五致开幕词，大意是说：这个新馆的成立，有赖于故“副总统”陈诚先生的大力支持；又蒙友邦的赞助，以援款协助建修新馆；又承“总统”指示，严“院长”之赞同，把这个新馆，作为国父永久之纪念，定名为中山博物院，在国父百年诞辰之日，中山博物馆正式落成意义更为重大。“行政院”严家淦“院长”的演说，强调这个馆名定名为中山博物院的恰当，他说：

　　严“院长”讲完，美国新闻处处长韩德森John Henderson代表美国政府致贺词，也是赞成把这个新馆，定名为中山博物院。剪彩仪式完毕，由孙科博士为国父铜像揭幕，他也有演说，他的讲词中，没有谈到博物院定名的问题，而注意在铜像……

　　这里不得不插进来说明的是，由于手头没有台湾版原书，这里的文字引自黄山书社2008年版那志良的《我与故宫五十年》第224页。根据该版的“出版说明”，上引文字中的纪年和双引号，应该都是经过了“技术性调整”。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即便是在今天，文化符号(纪年、机构名号)使用中的“政治正确性”仍然在大行其道，这种阴影甚至在目前“两宫”高调交流的蜜月中仍然存在。例如，2009年2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访问团来北京访问交流，被媒体称作“文化破冰之旅”，但是加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之上的双引号处处可见。在这里由双引号所表达的那种特殊含义在我们的政治正确传统中无非就是“所谓的”的意思，即便说是亲兄弟，仍然是“所谓的”故宫博物院，在正统与非正统的问题上还是来不得半点含糊。

　　还是回到1965年那一天吧。

　　开幕这一天，大批的文物其实还没有从台中、北沟运来，只是运来了作开幕展览的文物。为什么众多要人在开幕词中都强调命名为中山博物院的正确性呢？这恰好又是彼时彼岸体现“政治正确性”的最好例子。据那志良说，最初在这里立馆址地界的时候，界桩石柱上写的是“故宫中央博物院地基”，但1962年6月18日举行奠基典礼的时候，奠基石上写的是“国立故宫博物院新馆奠基”的字样；到了1965年10月工程快完成时，蒋“总统”来此视察时因知道开幕日期定在孙中山诞辰之日就随意说了句“定名为中山博物院，岂不更有意思？”，得到了“行政院院长”严家淦等很多人的赞同，其理由之中就包含有等到将来“反攻”胜利，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分别重返北京和南京，这个“中山博物院”就转为正式机构。在这里传达出的意味是，故宫本不应出现在这台北郊外的西外双溪的小山下，目前只是暂栖身而已。当然，这个“中山博物院”虽然在政治上正确，但在文化上还是无法与“故宫”相比，后来还是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

　　但是，无论如何暂栖身，台北故宫博物院自成立之后就踏踏实实地继续安顿文物、扩充建筑、组织展览、举办学术活动、出版学术与普及刊物，一切都迅速走上了正轨。

　　这就是在切断之后的延续，从某种角度来看似乎是对1949年在北京故宫发生的“切断与延续”的另一种复制。

　　切断与延续

　　这两个故宫的的确确“本是同根生”，这条根就是清代宫廷：北京故宫的藏品有85%、台北故宫的藏品有92%都是来自清宫。当然，两个故宫在文化遗产的形态和价值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北京故宫首先是拥有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堪称为中华民族规模最大的文化不动产，然后才是那些珍贵的藏品；而台北故宫的文化价值尽在其藏品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者的不可比性就很明显。但是，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来看，两个故宫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南北分隔，在漫长的岁月中曾经断绝了交往，但是文化上的血脉同根、理气同源是多长的时光都无法改变的。

　　然而，如果我们今天还仅是津津乐道于两个故宫博物院的辉煌而曲折的历史和那些人与事的回忆录，如果还仅仅是从“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的角度来研究故宫、研究1965年出现两个故宫的意义，恐怕我们会放过了许多起码是更值得揭示的意义：从宏观的方面说，如对确立国家政治形象的作用、对民族身份认同的价值、对形成历史想象共同体的作用等等。其实从古代的“问鼎”之说和“泗水捞鼎”的故事中，中国人早已把国宝典藏与政权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样的道理，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卢浮宫博物馆于1793年成功开放，“其意图是向国内的批评家和外国观察家表明革命政府的稳定性，它所具有的力量和足以有效地保护国家遗产的能力”。

　　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两个故宫在机构组成、运作方式与政治网络的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了实现公民共享价值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故宫也是不无道理的：大陆民国时期的故宫、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其间的关系明显地呈现出切断与延续的性质。

　　故宫到底是谁的？

　　在1925年9月29日由善后委员会通过的《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等文件中，牢固地确立了一种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以理事会为执行机构的组织运作形式，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国民委托、社会各界学者名流共同裁定与监督和专业部门具体运作的模式，其最大特征就是国有文物资源的社会化监管。

　　1965年开馆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决策、监督机构把理事会改名为委员会，职权更是扩大了一些，如收购文物，除了请专家审查之外，一定要提到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一届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王云五，常务委员有王世杰、李济等七人，委员有孔德成等27人。博物院内部自院长以下只有古物组、书画组、总务处、出版室、秘书室、安全室、登记室、会计室、人事室和展览委员会共十个部门(参见那志良前引书)。

　　在北京，194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机构进行多次调整。据统计，从1952年7月到1966年4月，经过13次调整变动，最后确定为：院长办公室、政治部、业务工作部、群众工作部、古建管理部、行政处；2000年变为拥有院办公室、人事处、计财处、国际交流处、资料信息中心、保卫处、开放管理处、工程管理处、古建部、行政服务中心、研究室、宫廷部、古器物部、古书画部、展览宣教部、文保科技部、图书馆、紫禁城出版社、党委办公室、工会、团委、纪检监察处、审计处、离退休人员服务处、经营管理处等25个部处；到今天，现有机构是31个：院办公室、人事处、计划财务处、外事处、审计处、法律顾问处、经营管理处；党委办公室、纪检监察办公室、工会、团委、离退休人员管理处；文物管理处、科研处(研究室)、古书画部、古器物部、宫廷部、文物保护科技部、展览部、资料信息中心、图书馆、古建部、宣传教育部；保卫处、开放管理处、工程管理处、基建处、行政服务中心；文化服务中心、紫禁城出版社、古建修缮中心。(据郑欣淼《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第50～5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8月。)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名册呢？“两宫”的规模大小之别恐怕不是造成这种反差的根本性原因。至今也没有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董事会作为最高的权力、监督机构，难怪在近来这段日子发生的故宫“几重门”风波之余，很多人在问：故宫到底是谁的？

　　再回到1965年吧。

　　这一年的北京故宫应该是有着很不错的光景。这一年故宫完成的古建保养修缮工程是皇极殿、宁寿门、贞顺门下架油饰工程竣工。这一年北京故宫经过挑选，接收了245件溥仪携出宫外、最后向政府主动交代的古文物、稀有珍宝、宫廷用品及价值很高的艺术品。这一年故宫博物院的宫廷原状、历代艺术、专题展览三大系列的陈列基本完成，形成以明清两代皇宫为院址，以宫廷历史、宫殿建筑和历代艺术品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综合性博物馆。但是“文革”风暴马上就要席卷而来了。幸亏由于故宫的象征性地位，使它很快得到了保护。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运台文物很快得到一个适当的保存环境。1969年制定的《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征集办法》有效地在台湾展开增加藏品的行动。目前所有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雕刻、文具、图书、文献及其他工艺品，连同整理后的档案30余万件及受赠、收购1万余件，总计共有约65万件文物。1989年，由“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聘请社会学者、专家四十余人组成委员小组，再次进行全院藏品文物的清点检验，至1991年5月完成。

　　过去社会上流传过一种北京故宫是“有宫无宝”、台北故宫是“有宝无宫”的说法，自然是很不符合实情的。原先北京故宫对外宣布是150万件文物，今年1月底正式公布了现有藏品为1807558件。这是故宫自1925年10月10日建院以来，第一次在藏品数量上公布全面而准确的数字。但是要实现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文化遗产的真正共享，无疑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而最近人们对于故宫发生的以“会所门”为标志的商业化浪潮的强烈质疑，更反映了对文化共享前景的深深忧虑。

　　在今天，回顾两个故宫的故事，我们意识到所谓的“故宫学”— 如果的确可以像敦煌学那样拥有自己的学科性的话—应该包含有更多与故宫的外部文化历史相关联的维度和主题，应该使“故宫”折射出更丰富、更敏感的20世纪中国历史内涵。比如说关于1965年以后的台北故宫，在那个国际冷战的大气候之下，天晓得有多少西方学者、文化遗产的爱好者把这里视为接近中国伟大的艺术传统的唯一通道？在20世纪后半期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艺术传统的研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起到的作用与影响恐怕是无与伦比的。在2000年以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有向东南亚、南太平洋区域发展的趋向，这是否也反映出一种从旧式皇宫藏品迈向区域人类学藏品的学术转型的可能性呢？与此相比，北京的“故宫学”是否也应该在发展视野上有所拓展呢？

　　无论北京还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故事都应该共同回响着86年前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时，清室善后委员会通报故宫博物院成立时向在场的人们说的那句话：“从今日起，这个地方属于每一个国民了。”

　　(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港台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

　　执掌故宫的人

　　文_记者 陈祥

　　两个下野的院长

　　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10月10日成立后，在八十六年光阴中，共经历了五任院长的轮替。

　　前两任院长易培基、马衡都是被迫“下野”，首任院长易培基遭人陷害，跌入了“故宫盗窃案”的无妄之灾中，后来只得挂印弃官；继任者马衡自1933年上任后，主持故宫博物院长达20年，这位拒走台湾、坚守故宫的两朝元老，在“三反运动”中难逃厄运，多次挨斗，最终被迫下台。

　　作为开馆元老的易培基是章太炎的弟子，故宫博物院甫一创立，就建立了包括于右任、蔡元培以及蒋介石在内的阵容强大的理事会，德高望重的易培基被推举为首任院长，全面主持故宫博物院事务。

　　在易培基的任期内，内战频仍，城头变幻大王旗，北京城在各路军队手中几度易手。但故宫却免于战火的洗劫和毁坏，进城的军队皆会派警卫部队来驻扎保卫故宫，军阀如此“礼遇”，应与易培基坐镇不无关系。

　　易培基因“故宫盗窃案”请辞后，原古物馆馆长马衡接任易培基行代理之职。在此之前，马衡任职于北京大学研究所，担任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1924年11月，受刚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之邀，马衡开始参与故宫文物的清点工作。在金石考古学上卓有成就的马衡，从1934年4月正式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到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前后长达18年，这其间，马衡熬过了八年抗战的晦暗时光，也见证了大军进城、北平解放。

　　上任之初的马衡，在1934年6月呈行政院及本院理事会的报告中说：“院中最困难问题，厥惟文物之整理与保管。盖十年以来，半在风雨飘摇之中，点查则本甚粗疏，整理亦仅及局部，保管更责任难专；非有根本改进之决心，难树永久不拔之基础。譬之故家田产，略无统计，试询其子姓以田亩四至，率茫然不能置对，乃欲责其管理难矣。”

　　相对应的，马衡牵头制定了与文物保管有关的“出组规则”，针对各馆处科组制定分门别类的规章制度，成立“文物分类整理委员会”，颁布“专门委员会设立章程”。专门委员会包括书画、陶瓷、铜器、美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器以及宗教经像、法器、建筑物保存设计等委员会。马衡还聘任了各专业内的学者担当委员。

　　在院长任期内，马衡的一大举动是和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去香港购回《中秋帖》、《伯远帖》，它俩和《快雪晴时帖》合成清宫“三希”。他们花了35万港币从一家英国银行赎回。

　　正当马衡大展拳脚时，1952年的三反运动将他和一批干部斗了下台，长日困在昏天暗地的审查交代中。审查者理所当然地认为马衡掌管故宫近30年，与价值连城的文物相伴，经手之间肯定有贪腐之事。同事中有人实在受不了审问加捆绑殴打，就信口开河给马衡编织了罪名。马衡因此遭解职，被迫离开故宫。

　　马衡在1948年到1952年期间的日记，已由故宫所属的紫禁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时光碎片拾颉，尽管日记的主人在文字里没有流露出个人的喜怒哀乐，但身为新政权下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已经很少有时间来埋首他的专业，在日记里，记叙最多的是没完没了的会议。

　　任期最长的吴仲超

　　继马衡之后，担任院长职务的是吴仲超，其任期从1954年到1984年。从马衡卸任到吴仲超接任，院长职位在中间两年一直空缺。

　　吴仲超是一名标准的老资历革命家。1927年9月曾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政治经济专科，1928年入党，长期从事江南地区的地下工作，曾担任江苏南汇县委书记、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苏皖边区区委书记、中共华东分局秘书长等多项职务。这些职务中，惟一与文物有关联的，是他曾任职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

　　作为一名忠诚的政工干部，吴仲超努力建立起自己开明的形象。吴仲超刚接手的故宫博物院，面临人力匮乏、财政紧缺、保护不周等局面，比起处处受限的马衡，吴仲超最显著的成就，是利用自己在体制内受信任、威望高、地位稳的优势，对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机构作了一系列调整和扩大。到任之后，他首先从文物整理入手，经过六年的整理，所有文物分级登记在册。

　　此时的故宫，在全能的政府权力配套下，开始大规模的文物回收、征集工作。为了鉴别更多回收物品的真伪，故宫也开始扩招人马。在1953年，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复员军人们，被充实到职工群体中，他们被安排到安全保卫和维修工作的岗位上。

　　马衡时期，没有副院长一职。副院长一职，最先就是出现在吴仲超时期，陈乔作为首位副院长，在1953年1月上任，在1959年3月离任。陈乔是书法爱好者，1931年参加左联，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文工团团长、河北军区文化部长，成长路线类似吴仲超。

　　1975年10月，故宫博物院设立了第一副院长一职，老革命者彭炎担任，彭炎在1980年接替吴仲超主持实际院务工作。此时，吴仲超虽是院长，但已患病住院，身体状况从此不允许工作。

　　吴仲超是故宫博物院任期最长的院长，前后长达30年，并且跨越了十年“文革浩劫”。在“文革”开始后，由于周恩来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故宫才免遭冲击，1970年7月5日重新开放，吴仲超随着故宫大门的开启而复出，但仍处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一直到1973年1月，故宫才恢复“文革”前的领导建制。

　　“失踪”的院长张忠培

　　接任吴仲超院长一职的是张忠培，张忠培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1961年北大考古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吉林大学执教鞭。从副教授一路到历史系主任、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席。他主持过元君庙仰韶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著有《中国北方考古文集》、《元君庙仰韶墓地》、《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等书。

　　张忠培的任期是1988年10月到1991年9月，是故宫历任院长时间最短的一位，记者在查找资料时也发现，在故宫网站的“先贤榜”中，其他几任院长都位列其中，独独未见张忠培的名字。

　　在张忠培的任期内，一批复转军人被安排到故宫高层领导的岗位上，其中就包括空军上将裴焕禄；创作“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谭斌，谭斌原名谭立夫，他于1997年上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2003年卸任。

　　大手笔的郑欣淼

　　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毕业于西北大学党政专修科，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组组长，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文化部副部长。

　　2002年上任的郑欣淼，在他之前有11年没有院长，比1952年-1954年的空档期更为漫长。

　　郑欣淼上任后，在牛气十足的国家财政支撑下，故宫开始大修，按计划从2002年到2020年，19年内每年投入一亿元。

　　2003年1月9日，郑欣淼首次提出了“故宫学”的概念，主张以此连接“一个故宫”和“两个博物院”，将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放在一起研究。在郑欣淼的主持下，海峡两岸故宫的交流日趋频繁。

　　在郑欣淼的任职期，副院长数量骤增，由张忠培时期的4位上升至6位，与吴仲超时期相等。后来因为给北京公安局送锦旗而广为人知的副院长纪天斌，与上任党委书记谭斌一样，系行伍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