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哈尔滨杨国福:腐败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3:26:42
2006年09月15日 08:52:39 来源：光明网
【字号大中小】 【我要打印】 【我要纠错】
【Email推荐： 】
原标题：腐败时论置疑
摘要：在腐败问题上，“寻租论”、“制度源头论”、“功能论”、“无法根治论”在一段时间内非常流行，这些观点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在实践中容易产生误导。揭示其所陷、所蔽，有助于认清腐败问题的本质。
关键词：腐败；寻租；制度问题；人的问题；正功能
对腐败的研究和腐败问题一样，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学术观点的竞争最终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些流行的见解，但并不意味着把握了问题的本质，它们的流行和腐败问题一样，有着很深的社会背景。本文拟以设问的方式对这些似乎已成定论的学术观点提出质疑。
一、“寻租”：腐败的原因还是结果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西方学者为“学术”目的而创造的概念、理论一旦被国内学者发现，立即就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内某些经济学者在西方经济学书籍中读到“寻租”的概念之后，以为找到了一切腐败问题的症结。他们认为，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管制，由于政府管制经济而形成了“租金”，必然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釜底抽薪”，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这个时期正是“双规制”施行时期，这为“腐败寻租论”提供了一些依据。然而“双规制”被淘汰之后，腐败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但这些经济学家却依旧坚持这种观点，只不过把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个永不过时的说辞成为发现问题的理论武器，任何不正常的现象都能从中得到解释。
六成公众对反商业贿赂的成效信心不足
所谓“租金”是指类似于地租的与一定经济要素相对应的利润。布坎南将它扩展到行政权力，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活动，是人们在特定制度背景中的行为。[1]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假设，即追逐私利是一种天然的法则，在纯粹的市场竞争中这种行为能够转化为效率，否则就会造成浪费。拐弯抹角地搞出“寻租”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是为了证明某种经济模式的优越，但在这种制度模式下难道就不存在租金？如果把惟利是图看成是类似于本能的行为，那么只要存在管制和约束，就都存在“租金”，所谓真正的、彻底的市场化模式同样也离不开法律等制度框架，难道这种约束就没有租金？按照上述理论，如果要杜绝“寻租”活动的话，那么根本的办法不是建立特殊的经济模式，而是将一切约束都解决掉。只有到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寻租”所造成的浪费才会消失。由此可见，“寻租”理论并不能证明某种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它能够证明的只是无政府状态的“优越性”。
政治权力所谓的“租金”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其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权力的异化，在于公共权力不遵循公共原则。“寻租”理论的问题是，它不去分析政治权力变异（产生“租金”）产生的社会原因，而将问题直接归咎于权力。权力成了问题的根源，而使权力发生变异的原因则成了正常的现象。一些学者将“寻租”产生的原因概括为政治干预经济，其实，如果将惟利是图看成是内含于经济中的“正常”的行为，如果存在那种不依赖于任何制度或价值的一般的、真正的“市场经济”，那么问题的本质并不是政治干预经济，而恰恰是经济干预政治。正是因为所谓“经济法则”的扩张，本来不存在租金的领域都具备了“等价”交换的资本，不只是行政权力，医疗、教育、法律、舆论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因为权力的异化和疯狂的“寻租”行为而产生大量的“租金”。如果用政治干预经济来解释腐败，那么怎样解释政治领域之外社会权力的异化？如果将腐败看成是“租金”诱惑的结果，那么怎么解释计划经济时期腐败相对较少的状况? 为什么在无需“彻底市场化”的“样板”国家“寻租”行为不能自动消除?为什么在不断下放权力的过程中腐败现象却不能减少?
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权力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一些学术家用僵化的模式来衡量一切，这样一来，行政权力是否必要、是否适当的问题并不存在，能否适应某种经济或政治模式的“内在要求”成了判断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只有模仿来的“最优”，没有具体环境下的“最优”，如果泳衣是“好”的，那么所有场合、所有时间都应该穿戴这种服装，这就是一些学术家的思维定式。在他们那里，腐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要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恶因就会自动结出善果，腐败问题就会马上解决。在这种理论看来，防止手生冻疮最好的办法杜绝冻疮生在手上的机会，如果生了冻疮，就应该“釜底抽薪”，砍掉手臂。将所谓的市场领域扩大，政治权力干预经济的几率的确减少了，但由于“内火过旺”，政治权力腐败的绝对数量并不会减少，社会权力的腐败却大量出现。由于社会面貌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产生腐败的原因并没有消失，它即使不产生政治腐败这样的恶果，也不会生出善果，这只是将问题从政治领域向其它领域转移。“将公权谋私利转化成私权谋私利”，这是解决问题还是魔法师的障眼法？改变了问题的表现形式，虽然能欺骗人们的眼睛，但问题依旧存在。市场秩序混乱、恶性竞争实际上就是同一问题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
“租金”的非正常存在是腐败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一问题在“寻租”理论家那里非常模糊。如果说前者是后者的原因，那么理论家津津乐道的“设租”该怎样解释？本来不应该存在租金的地方现在被人为地设置了租金，这难道不是腐败的结果？政策的失误或制度的缺陷可以用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租金的大量存在却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在腐败成风的前提下，公共权力异化转化为私人权利，产生大量的“租金”，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并不是“租金”诱惑的结果，而正是它的原因。用“寻租”来解释腐败，虽然可以得出“市场化改革是遏止腐败的基本途径”这样的结论，但恰恰颠倒了因果，实际上是将问题的转移当成是解决问题。
延伸阅读：
“反腐败”的根本问题是体制改革
【字号大中小】 【我要打印】 【我要纠错】
【Email推荐： 】
原标题：腐败时论置疑
摘要：在腐败问题上，“寻租论”、“制度源头论”、“功能论”、“无法根治论”在一段时间内非常流行，这些观点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在实践中容易产生误导。揭示其所陷、所蔽，有助于认清腐败问题的本质。
关键词：腐败；寻租；制度问题；人的问题；正功能
对腐败的研究和腐败问题一样，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学术观点的竞争最终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些流行的见解，但并不意味着把握了问题的本质，它们的流行和腐败问题一样，有着很深的社会背景。本文拟以设问的方式对这些似乎已成定论的学术观点提出质疑。
一、“寻租”：腐败的原因还是结果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西方学者为“学术”目的而创造的概念、理论一旦被国内学者发现，立即就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内某些经济学者在西方经济学书籍中读到“寻租”的概念之后，以为找到了一切腐败问题的症结。他们认为，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管制，由于政府管制经济而形成了“租金”，必然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釜底抽薪”，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这个时期正是“双规制”施行时期，这为“腐败寻租论”提供了一些依据。然而“双规制”被淘汰之后，腐败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但这些经济学家却依旧坚持这种观点，只不过把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个永不过时的说辞成为发现问题的理论武器，任何不正常的现象都能从中得到解释。
六成公众对反商业贿赂的成效信心不足
所谓“租金”是指类似于地租的与一定经济要素相对应的利润。布坎南将它扩展到行政权力，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活动，是人们在特定制度背景中的行为。[1]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假设，即追逐私利是一种天然的法则，在纯粹的市场竞争中这种行为能够转化为效率，否则就会造成浪费。拐弯抹角地搞出“寻租”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是为了证明某种经济模式的优越，但在这种制度模式下难道就不存在租金？如果把惟利是图看成是类似于本能的行为，那么只要存在管制和约束，就都存在“租金”，所谓真正的、彻底的市场化模式同样也离不开法律等制度框架，难道这种约束就没有租金？按照上述理论，如果要杜绝“寻租”活动的话，那么根本的办法不是建立特殊的经济模式，而是将一切约束都解决掉。只有到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寻租”所造成的浪费才会消失。由此可见，“寻租”理论并不能证明某种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它能够证明的只是无政府状态的“优越性”。
政治权力所谓的“租金”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其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权力的异化，在于公共权力不遵循公共原则。“寻租”理论的问题是，它不去分析政治权力变异（产生“租金”）产生的社会原因，而将问题直接归咎于权力。权力成了问题的根源，而使权力发生变异的原因则成了正常的现象。一些学者将“寻租”产生的原因概括为政治干预经济，其实，如果将惟利是图看成是内含于经济中的“正常”的行为，如果存在那种不依赖于任何制度或价值的一般的、真正的“市场经济”，那么问题的本质并不是政治干预经济，而恰恰是经济干预政治。正是因为所谓“经济法则”的扩张，本来不存在租金的领域都具备了“等价”交换的资本，不只是行政权力，医疗、教育、法律、舆论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因为权力的异化和疯狂的“寻租”行为而产生大量的“租金”。如果用政治干预经济来解释腐败，那么怎样解释政治领域之外社会权力的异化？如果将腐败看成是“租金”诱惑的结果，那么怎么解释计划经济时期腐败相对较少的状况? 为什么在无需“彻底市场化”的“样板”国家“寻租”行为不能自动消除?为什么在不断下放权力的过程中腐败现象却不能减少?
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权力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一些学术家用僵化的模式来衡量一切，这样一来，行政权力是否必要、是否适当的问题并不存在，能否适应某种经济或政治模式的“内在要求”成了判断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只有模仿来的“最优”，没有具体环境下的“最优”，如果泳衣是“好”的，那么所有场合、所有时间都应该穿戴这种服装，这就是一些学术家的思维定式。在他们那里，腐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要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恶因就会自动结出善果，腐败问题就会马上解决。在这种理论看来，防止手生冻疮最好的办法杜绝冻疮生在手上的机会，如果生了冻疮，就应该“釜底抽薪”，砍掉手臂。将所谓的市场领域扩大，政治权力干预经济的几率的确减少了，但由于“内火过旺”，政治权力腐败的绝对数量并不会减少，社会权力的腐败却大量出现。由于社会面貌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产生腐败的原因并没有消失，它即使不产生政治腐败这样的恶果，也不会生出善果，这只是将问题从政治领域向其它领域转移。“将公权谋私利转化成私权谋私利”，这是解决问题还是魔法师的障眼法？改变了问题的表现形式，虽然能欺骗人们的眼睛，但问题依旧存在。市场秩序混乱、恶性竞争实际上就是同一问题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
“租金”的非正常存在是腐败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一问题在“寻租”理论家那里非常模糊。如果说前者是后者的原因，那么理论家津津乐道的“设租”该怎样解释？本来不应该存在租金的地方现在被人为地设置了租金，这难道不是腐败的结果？政策的失误或制度的缺陷可以用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租金的大量存在却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在腐败成风的前提下，公共权力异化转化为私人权利，产生大量的“租金”，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并不是“租金”诱惑的结果，而正是它的原因。用“寻租”来解释腐败，虽然可以得出“市场化改革是遏止腐败的基本途径”这样的结论，但恰恰颠倒了因果，实际上是将问题的转移当成是解决问题。
延伸阅读：
“反腐败”的根本问题是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