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医院结局什么意思:《曾国藩做人 胡雪岩做事》四

第三章
　　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
　　世界之事，总是变化不定，这就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和行动，以求取得最优的结果。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是其获得成功的法宝。他做人做事深明大义、晓明大体，更难得的是他拥有过人的先见之明和知人知事之明，其高明精明可谓是无人能及。
　　
　　
　　
　　
　　
　　
　　
　　做大事必须先明大局
　　
　　【曾国藩做人语录】
　　若一味骏快奔驰，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图美名，必有大污辱之时。
　　
　　
　　
　　任何事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是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么。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因为手中既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缓慢，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咸丰十年（1860）止，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1853）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咸丰十年（1860）四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的部队。闰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根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倚重的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畅谈时间长达二十三日夜，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的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冀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而作为清政府倚为干城的江南大营的溃败，也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左宗棠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名副其实地干一场了。
　　但是在走出这一步之前，曾国藩不会忘记把他的行动和时代脉搏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一贯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并且从来反应都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的消息的，但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 “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看个究竟，以为谕旨会对此事做出解释。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自己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的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 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最终结果就有如慢性自杀，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该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他们更主要地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而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则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曾国藩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与他有深厚交情且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替自己
　　出一口恶气，拖延救援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这些都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在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
　　一个做大事的人，必须谋之深远，在别人不能发现机会的地方发现机会，在别人不能谋取利益的地方谋取利益，而这些都需要对大局有一定的把握，对现实有深刻的洞察，对未来有着准确的预期，在战略上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深明大义，晓明大体
　　
　　【曾国藩做人语录】
　　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之责。
　　
　　
　　
　　曾国藩在致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可见明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明”字诀是曾国藩字诀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也是我国古代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长期以来一直探讨不休的话题，曾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所谓“明”，其本意是明亮，与“暗”而言是相对的。但在曾国藩的“明”字诀中，“明”字更多的时候是指其他的意思。如在治国理民方面，应该晓明大体、明达公正，还需要有先见之明；在为官从政方面，要明察秋毫、聪明机敏，适当的时候还要明哲保身；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要有识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方；在修身养性方面，应该知晓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等。
　　简而言之，曾国藩的“明”字诀就是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以求利国、利民、利己，以尽一个儒学信仰者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深明大义、晓明大体应该说是曾国藩“明”字诀中最主要的内涵。在曾国藩看来，“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认为担当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够晓明大义的话，就犹如凡夫俗子一样，难以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对事物有明确透彻的认识，也就成不了大事。
　　晓明大体对不同的人来说，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于主宰万民、君临天下的一国之君来说，晓明大体就是要善于用人，远离奸佞，任用贤良之材治国理民，而不能任人唯亲。人君不能善用贤良，贤良之材就会心生怨怼，天下生怨，就会亡在旦夕。
　　
　　东汉章帝时期的马太后就称得上一位深明大义、晓明大体者。东汉时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后马氏为太后，并打算对几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马太后极力反对。
　　到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因为不封外戚导致的“天怨”，再次上书要求加封外戚。马太后见到这种情况，立即下诏说：“凡是上书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于我，以便得到好处。从前王氏五侯，同时受封，黄雾四起，也没有听说迎来及时雨。先帝慎防舅氏，不准他们在重要的位置担任官职，我又怎么能够违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后的诏书后，觉得太后对几位舅舅太过严厉，就再向太后求情。
　　马太后语重心长地对章帝说：“我曾经观察过富贵人家，他们禄位重，就好比结实的树木，因此根必然会受到伤害。而且人们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温饱。而你的舅舅们受到皇室恩宠，吃的穿的无不具备，他们所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还能不满足吗?再给他们封侯就有些过分了，这样对他们没什么好处的。”
　　章帝听了，非常感慨，从此不再提此事。而马太后也以自己的公正无私、晓明大体的胸怀，不仅免去了外戚专政的隐患，而且又杜绝了一些好拍马屁的官员趋炎附势的行为，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晓明大义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要求官员为国尽忠、造福于民、为君分忧、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荐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为国效力。
　　对于为官一地、任职一方的地方官来说，肃整地方、移风易俗、鼓励农耕、劝民本业就是晓明大体的具体表现。对此曾国藩说道：“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
　　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帅来说，晓明大体更具有多重含义。曾国藩在这方面有许多过人的见解。他认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怄也”；“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乩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即要求将帅既善于知人料敌，又要有胆识谋略，还要治军有方，只有这样，才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帅。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
　　
　　
　　
　　将帅除了安邦定国之外，还肩负着剿除叛乱的责任，因此先见之明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这一方面，曾国藩也有着过人之处。
　　曾国藩的先见之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湘军，一是倡办洋务。
　　清朝自道光皇帝开始，各地农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连绵起伏，起义接连不断。到咸丰皇帝时期，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抗清大旗，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然而，清朝建国之初十分强大的绿营兵和八旗兵在镇压“叛乱”中，简直不堪一击，屡战屡败，根本不能让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有安宁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支新的武装部队来镇压“叛乱”，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派人物组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军队——湘军。
　　为了加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针对绿营的腐败，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办法，使湘军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绿营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是湘军，也许清政权就会在太平军的进攻下崩溃。
　　曾国藩组建湘军是他在军事上的先见之明的表现。而倡办洋务，在国内率先建立洋务工厂，则是曾国藩从长远角度出发，希望富国强兵抗御外侮的又一种先见之明的表现。
　　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在道光年间突然遭遇外国势力“坚船利炮”的进攻。在“外夷”的炮火之下，清军虽然不乏勇敢作战、坚决抗敌的将士，但还是一败再败，结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迫签订屈辱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面对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是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
　　
　　咸丰末年（1861），冯桂芬写了《校邡庐抗议》一书，提出应仿效西法，革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各种弊端，并在书中将自己的详细观点和建议一一列明。书成之后，冯桂芬送了一本给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他也正在寻找救国之路。曾国藩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已经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势日艰”的日子已经到来，因此感叹“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当他看到冯桂芬的书后，连称是一本好书，不过又认为虽是“名儒之论”，但书中所提出来的主张却多数难以实行。
　　清军在两次烟片战争中的惨败，使曾国藩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在借助洋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将来对付洋人的法子。当时，清朝内部有许多人提出购买外国的火轮船镇压太平军，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并从英国购买了7艘轮船，打算“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对此，曾国藩也持赞成意见，但是他又认为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主张购买外国武器不仅是要镇压太平军，还应该保卫海上安全。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一件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从这件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是将抵御外侮与镇压起义军相提并论的。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思想：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杪，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持。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就是重在使“英法亦渐失其所持”，购买之后招募能工巧匠模仿制造，而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放在了次要位置。
　　可见，从这时开始，曾国藩心中就在想着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事情，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还没有思考到的。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轮船上面。当安庆军械所刚一创办，他就任命幕客徐寿、华蘅芳试造轮船。当徐、华终于造出一艘还不怎么完整的轮船——“黄鹄号”时，曾国藩欣喜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主，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
　　三年后，由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局在上海高昌庙创立。这时，太平军已被镇压下去，曾国藩已经认识到此时的民族矛盾正在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以应对将来的外患。为了支持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多次拨款给制造局，并于1867年制造出一艘轮船，曾国藩亲自取名为“恬吉号”。
　　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曾国藩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外文书。而另一个更好的举措则是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可以说当时国内各地之所以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等人的先倡之风。
　　
　　
　　高明处世，精明做人
　　
　　【曾国藩做人语录】
　　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人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
　　
　　
　　
　　为官从政者除了需要晓明大体之外，还应该做到忠于君事，明察秋毫，为百姓排忧解难。当然，在适当的时候还应该聪明机敏，明哲保身。作为一代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爱”、 “仁”的思想，对百姓疾苦非常关心。他说道：“设官为民，官不为民，余所痛恨。”他了解民瘼、体恤民情，为此不惜犯颜直谏，多次上书反映民情。例如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的《应诏陈言书》、《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等就是针对民间疾苦而作的。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曾国藩为了自己所尽忠的封建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是他在另一方面又能够体恤民情，希望采取措施解救处于困境中的老百姓。因此，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和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曾先后两次提出设立“义田”和“社仓”，来救济贫苦乡民，并率先在家乡捐银救济贫民。
　　
　　虽然曾国藩努力提倡为官者要尽忠为国，治理地方时应该明察秋毫，他本人在湖南也曾以整顿吏治、惩杀贪官污吏而令人胆战心惊。但是，在前途莫测的封建官场上，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因此曾国藩在提倡尽忠的同时，又时不时地做着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打算。
　　
　　他认为大抵处事应该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字有两重含义，一是高明，二是精明。同处在一个地方，但是登上高山的人只能看到遥远的地方，而登上城楼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空旷的地方，这就是“高明”；对于同一件东西，凭主观臆测的人，不如用工具测量的人准确，眼力好的人也不如用尺子量的精确，这就是“精明”。大凡高明之人，应该收敛锐气，降抑心志，使自己达到平实的心态，这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对于每件事情都能够精益求精，对其轻重长短能够做到一丝不差，那么就可以达到稳重踏实的境界，进而达到平和的境界。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因而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官场险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卷进政治斗争的旋涡。这一点从曾国藩下面的行动也可以看出来。
　　
　　当湘军主力正攻打天京外围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说，这正是曾国藩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但是这反而让曾国藩惴惴不安，思考着自己应该寻找退路了。因此在同治元年(1862)秋冬之际，湘军在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想上书辞去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职务，只是由于曾国荃的反对而作罢，但是他仍决定在二者中辞去一职，以示自己不敢贪恋权位。当天京攻破，有人“劝进”时，曾国藩断然决定裁撤湘军五万人。
　　这种种迹象表明，曾国藩是一个深知官场权术之人，知道在什么时候放权，以求保全身家性命。这正如他所说的：“宦途险恶，在宫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
　　
　　
　　
　　君子贵于自知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贵自知， 自知则明。
　　
　　
　　
　　曾国藩认为，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应严格要求自己，以达到知晓天命的境界。
　　曾国藩非常重视个人身心的修养，认为做人不仅要看到自己的长处，更要看到自己的短处，而且对自己的短处要勇于向别人承认。他给曾国荃的信中就说：“弟谓余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诚不免此弊，以后当留心惩改。”尤其到了晚年，曾国藩更是不放松对自己的检点，常以一种自责的心态来要求自己，体现出了他严格的自律精神。
　　为了完善自我，曾国藩从早年就开始注意结交名家，从严要求自己，使自己向更加高明者看齐。大理寺卿唐鉴是当时理学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结识他以后，经常向他请教，并写信告诉友人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自从认识了唐镜鉴先生，才算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学问的门径”；“听了唐先生的话，我就像瞎子见了光明一样。”
　　晚清时期的另一位著名理学家倭仁，是曾国藩极为尊崇的人物。
　　倭仁每天从早到晚，言行饮食，都有札记。凡是自己的思想行为有不合乎义理的地方，都要记下来，以期自我纠正。为了学习倭仁，曾国藩也同样行事：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为都记下来，以便随时检点自己；为自己规定12门课程，每天照此执行；将所写笔记定期送倭仁批阅。
　　此外，当时京师还有许多名流学者，曾国藩与他们也都倾心结识，学习他们的长处。如，何绍基擅长书法诗词，使曾国藩一生都很重视写字和做诗；吴嘉宾学有专长，告诉曾国藩治学应专攻一门，就像挖井一样，与其浅挖许多井而不见水，还不如专挖一口井而见到水。曾国藩对此见解非常佩服，写信给几位弟弟说：“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诸子百家，但当读一人专集，不应东翻西阅。一集还没有读完，就绝不换读他集。”
　　由于这些人的砥砺和影响，曾国藩逐渐养成了沉稳凝重的个性，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够从容不迫，应对自如。最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指挥千军万马，总控全局，终于以战胜疆场换得了“功名”。
　　在曾国藩看来，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就是知晓天命，因而他总是以此来要求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这一境界，并以此来教育子女。他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君子之道，以知命为第一要务，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在日记中他也多次提到要以知晓天命来要求自己：
　　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近来因眼蒙，常有昏聩气象，计非静坐，别无治法，因作一联以自警云：“一心履薄临深，畏天之鉴，畏神之格；两眼沐日浴月， 由静而明，由敬而强。”
　　其中意味，已经不仅局限于“明”字了。
　　
　　
　　“明”可学而达之
　　
　　【曾国藩做人语录】
　　心不能不应物，欲尽理明，表里莹彻，虽酬酢万变，不能使之昏。
　　
　　
　　
　　曾国藩在致喻吉三的信中写道：“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渐成个“明”字。体悟“明”字的精妙之处，这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与其他字诀不同，“明”字在很大意义上不是仅靠个人后天努力培养就能达到的，因此此字也是最难学的。
　　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咸丰九年(1859)七月二十七日，他对礼前礼后营游击杨镇魁说：“带兵之道，廉、明、勤三者缺一不可……明则是非不淆，赏罚公道；勤则营务整顿，在下之人，自不敢懒惰废弛。此三者，‘明’字不可强而至，‘廉’字、‘勤’字，则勉强做得到的。”不久，九月三十日，他又给新任浙江处州镇总兵刘培元写信，告诫说：
　　“廉明勤慎”四字，刻刻持守， 以之为将，则称名将；以之居官，则称名官。纵或事机偶有不顺，而此四字终是可久之道。“廉”、“勤”、“慎”三字皆可以人力勉为之，“明”字则须得之于天，不可强为。
　　因为“明”字最难学，因此曾国藩才将之归为“天生”，其深意在于告诫手下人不可装聪明，装高明。本是平常之人却没有自知之明，认识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是极为可怕的。湘军中的李元度就是认识不到自己不能带兵的缺点，硬是独当一面，屡战屡败，断绝了仕进之途，实在是惨痛的教训。所以曾国藩说：“次青实不能治军……渠亦始终不自知其短。”
　　曾国藩如此告诫，目的正在于提醒部将，要有自知之明，认识到缺点所在，才能扬长避短。实际上，曾国藩并不迷信“天生聪明”的信条，不知道他的良苦用心者，还会认为他是“宿命论者”，实则不然。曾国藩认为，在自知的基础上， “明”虽难学，却并非不可学。同治二年(1862)二月初八，他给刚刚接任湘前左营副将洪德发写信说：
　　唯“明”之一字，须带有几分天性，然亦可以由人力做去。如事理有不明者，时时向统领、僚友讲求之，退而加以思索，思之不得，仍复再问，各使了然于心然后已。如此日积月累，自觉进益无穷，心境渐几于明白矣。
　　
　　在这段话中，蕴含着由“谦”、“勤”而生明的道理。不懂之处，不要装懂，此为自知之明；不耻下问，以副将之尊，不惜屈身下问统领、营官、僚友，此为谦，谦则由不知而知，由昧而明；常问多问，日积月累，此为勤能生明。在“勤”字诀中，曾国藩已深入地进行了探究，认为“求明之诀，仍不外从‘勤’字下工夫。”“勤”的内涵，一在于“亲”，二在于“多”，亲即凡事必亲身去做、去听，“多”在于坚持有恒，不可任意而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湘军名将中，做事“亲”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曾国藩尤其突出。他亲训士兵，亲励将士，亲察地形，亲作文牍奏章，从不假手他人。劳累的固然是自己，得益的也是自己。曾国藩将“亲”字归结为“五到”，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十，他给好友冯卓怀写信说：
　　
　　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其实，通俗地讲，身到即亲身，心到即亲心，眼到即亲眼，手到即亲手，口到即亲口，全面诠释了“亲”字的深刻意蕴。
　　“五到”之外，又有“四多”，他在给喻吉三的批牍中写道：“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 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做成个“明”字。
　　“五到”与“四多”互相祉充，使勤生明成了一个系统的学说。虽然这些都是曾国藩告诫别人的话，却无一不是他亲身体悟所得的智慧精华。其中每一条，他自己都亲身实践，有显著效果，才敢于用来教导下属或朋友。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每天行军路程，敌我情况，所办事项，甚至有些琐碎。在一份曾国藩传世文献中有几十页残卷，是他接见别人后记下的有关情况，每人单列一页，从籍贯、出身、年龄、父辈祖辈、业绩、相貌、性格几乎各个方面都有记载，最后加上他自己的按语，判断此

第四章

　　曾国藩的坚忍挺立之律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之希望。曾国藩的文治武功，得力于“挺”字诀尤多。“挺”字之用，并非全凭威猛，主要表现在明辨大局，挺身而出，敢于担当；遇到艰危时刻，挺然而立，坚忍卓绝，不动摇，不气馁；形势有利，则一往无前，挺进不疑。曾国藩的一生，处处体现出“挺”字精神。
　　
　　
　　关键时刻要“挺”得住
　　
　　【曾国藩做人语录】
　　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韧撑得住，可做出非常事业。
　　
　　
　　
　　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时，咸丰皇帝刚刚登上宝座，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底气。不过他毕竟是很有才能，很快就沉着下来，采纳了“以汉人治汉人”的建议。由于曾国藩的名声，咸丰皇帝的将点到了他头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办团练，协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时，曾国藩正在家里守丧。从内心出发，曾国藩还是想去建功立业的，但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自己正在守丧，如果轻易答应，恐怕被人耻笑，所以他放出话来：我要守丧，不能遵旨。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写好了奏章，准备托人上奏皇帝。 好友郭嵩焘对曾国藩发起了一场游说活动，然而曾国藩好像铁了心，就是不答应。后来郭嵩焘搬出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国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冲动，也无法推辞了，于是上演了一场“投笔从戎”的好戏。从此，他开始了一场“文人干武事”的艰苦大业。
　　曾国藩虽然领了旨，但他实际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皇帝虽然命令他以在籍侍郎衔去办理军务，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幅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烂摊子。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这也是曾国藩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面对着重重困难，曾国藩并没有退缩，而是一步一步地前进。他认为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是无用的军队，自己训练的士兵应该有更大的战斗力，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应该直接归自己指挥。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建立和发展湘军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关于人和钱的问题，曾国藩并非束手无策，曾国藩虽然“无能”，但是他最擅长的是用人。此时，他的两员大将出现了，一位是江忠源，一位是罗泽南。这两个人物在清朝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就是在这两位干将的鼎力支撑下，曾国藩开始了与太平军的殊死战斗。江忠源带来了一批“楚勇”，罗泽南带来了1000多人的“湘勇”，这真是“雪中送炭”，救了曾国藩的急。
　　办团初期，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办匪”，也就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可是太平军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曾国藩是一个“慢郎中”，而咸丰皇帝的“心病”太平军却是急惊风：1853年，太平军打到了湖北的蕲、黄一带，湖北省会武昌告急，皇帝下令曾国藩出兵增援湖北。这年年底，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安徽庐州(合肥)，皇帝第二次下令曾国藩火速率兵救援。次年二月，太平军攻破黄州清军大营，皇帝第三次下令曾国藩立即赶到武汉救援。面对皇帝的道道急旨，曾国藩又该如何处置呢?他深知自己白手起家，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惯战的军队的，湘军刚刚建立，用这样的军队去与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
　　出兵还是抗旨，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办的，如果没有“挺”功是不行的。此时的曾国藩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他更清楚，太平军绝非一般的农民军，而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战术和战法都很厉害的军队。曾国藩知道，没有一支劲旅是绝对不能出征的。当时，曾国藩的湘勇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与一般的小股农民武装战斗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要与太平军作战，没有一支熟练的水勇和一支成熟的炮队是万万不可能的。他下定决心，船要大船，炮要洋炮。造船要精工良木，买炮不惜重金。大船、洋炮不齐，绝不出兵。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巨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这时候的曾国藩，真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咸丰皇帝认为，太平军攻势凌厉，调曾国藩的湘勇是为了解决朝廷兵力不足，当今帮手；而曾国藩认为，八旗军和绿营军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依靠湘勇才能最后解决问题，才能最终完成任务。由于君臣之间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产生了矛盾。
　　曾国藩多次上奏说：“事势所在，关系至重”，不能草草而出，并向朝廷建议“实行四省联防”。咸丰皇帝对此很不满，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
　　近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 
　　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自吹自擂的书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他又一次下令曾国藩出兵。但曾国藩并不因为自己受到了讥讽就出兵，上奏说：
　　臣自知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习武事，既不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贲事贻笑于天下，臣何以言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苦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曾国藩的这一片热诚还真的打动了咸丰皇帝，从此咸丰不再下令催促他增援外省，并且御笔朱批对他进行安慰：“成败利钝故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曾国藩数次抗旨不遵，不但没有引起皇帝的不满，反而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看来曾国藩是“挺”之有理的。对此曾国藩当然更是感激涕零。很多年后，曾国藩对此还是念念不忘。在九江战役中，原奏折的底稿与他的坐船一起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于是他专门派人去京城抄回原来的奏稿与咸丰皇帝的“朱批”一起保存，以显示皇帝对他的“恩遇”。
　　曾国藩不出兵，不仅违背了皇帝的命令，也抛开了师友的情谊。湖北发生第一次危机的时候，他先接到了皇帝的圣旨，接着又接到了湖广总督吴文镕的求救信。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两人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交，曾国藩都应该出兵救命。但是曾国藩不肯出兵，他是害怕败在太平军的手下。
　　曾国藩怀着十分痛苦的心情给自己的老师去信，细细地说明不能出兵的道理。吴文镕被完全说服了。后来吴文镕又被太平军围困，反而给曾国藩去信，劝曾国藩稳重再稳重。信中大致说：
　　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迎敌，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易率兵出师，东南大局，全仗你一个人了，务以持重为意。我虽然是你的老师，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的作用不如你。希望三思。
　　曾国藩不能出兵救老师，心里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的老师虽然理解他，但是吴文镕的死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吴文镕在清政府有很高的地位，只要曾国藩有什么麻烦，他都会挺身而出，处处为曾国藩说话。吴文镕一死，曾国藩失去了一大支柱，后来在政治上常常陷入困境，没有人替他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老师死了，曾国藩没有了政治上的依靠，这是他在这场抗旨风浪中的一大损失。曾国藩的另一大损失是江忠源的战死。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早在道光年间就认识了曾国藩。黎庶昌所著的《曾文正公年谱》记载过这样一段故事：
　　江公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公与语市井琐屑事，憨笑移时。江公出， 目送之， 回顾嵩焘曰：“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女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江公自是遂师事公。
　　当时，江忠源不过是一名举人，而曾国藩已经是二品官员了。曾国藩从那时起，就与江忠源关系密切，江忠源把曾国藩当成老师。早在1847年，江忠源就组织了一批乡勇，镇压了青莲教起义，因此获得了知县的官职。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做学问，曾国藩是江忠源的老师；而办团练，江忠源是曾国藩的老师。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1851年，江忠源的父亲去世，江忠源回家守丧。太平军起事以后，他就带领招募来的乡勇前往桂林、蓑衣渡等地和太平军交战。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就是在蓑衣渡与江忠源作战而死的。1853年，江忠源被赏赐二品顶戴，不久升为安徽巡抚，官在曾国藩之上。
　　
　　江忠源在庐州被困，情况非常危急，咸丰皇帝紧急下令曾国藩救援。可是曾国藩忍着巨大的悲痛，因为兵丁还没有训练好，就是不发兵。最后，江忠源战死。
　　曾国藩是一个书生，打仗对他来说，无异于赶鸭子上架，所以他与江忠源秘密商定，要精心训练一万精兵交给江忠源，让他去完成消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可是江忠源一死，迫使曾国藩不得不亲自出马，可谓“逼上梁山”了。
　　“挺”是一种心理素质，是一种谋略，包含着人生的诸多真谛。“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挺”得过去。“挺”必须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所谓“眼底无私天自高”。可以想一想，如果曾国藩前怕狼后怕虎，又怕在皇帝那里获罪，又怕对不起师友，那么，曾国藩就不是曾国藩了，太平天国起义也可能是另一个结局。
　　
　　
　　撑起两根穷骨头
　　
　　【曾国藩做人语录】
　　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
　　
　　
　　
　　曾国藩在与属下官员闲谈时，曾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道：我年轻时喜欢与人挺着干，现在老了，不挺了，也就没有什么功绩了，看来还得挺，所以你们要记住，世上的事能不能胜，就看你挺不挺得住。
　　“挺”的这一层意思，指的是在危急时刻，要坚持住。曾国藩称之为“坚忍”。在曾国藩自己身上，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对生理上的痛苦的承受。曾国藩生下来就患有顽固性的皮肤病，俗称牛皮癣，发作时痛佯难忍。曾国藩几乎每天都忍受着这种折磨，为此还出现了他怕“毛”的传说，一怕鸡毛，二怕长毛(太平军)。就在疾病的煎熬中，他仍然南征北战，丝毫不影响治军作战。他的惊人承受能力无法不令人敬佩。对此他谈笑自若，如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他给李续宜的信中说：“敝疮亦小愈，然手不停搔，颇以为苦。郑板桥有言：‘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阁下既吝此‘隔靴’之赞，鄙人当自为‘入木’之爬。何如，何如?”其言诙谐幽默，而所受之苦，绝非常人可想象。由此显示出他的“挺”字功夫。
　　二是对于各种政治上的挫折和官场上的失意，他都能挺住。曾国藩在仕途上也非一帆风顺，如咸丰七年(1857)被迫家散，同治六年(1867)因剿捻不力而被撤职回任，这些对他都是很大的打击。但他并不气馁，仍以“挺”字坚持，静待时机。
　　三是军事上的挫败，他对付失败的办法也是“挺”，即坚忍。四次惨败，他都靠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重新振作，转败为胜。
　　由于经历了无数困难，曾国藩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何人，只要想做成一番事业，就得经受磨难。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而能成就事业的人物，必须具备与困难作斗争的意志。
　　曾国藩给湘军名将刘松山接连写过两封信，都是教导他面对困难要挺住：“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
　　在给自己的学生黎庶昌的信中，曾国藩也说过同样的话：“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繁琐，亦磨砺也。”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给江西一候选县丞也讲了这番话：“古来忠臣孝子，多半是处逆境磨炼出来的。若一片顺境，有何难处?”
　　李鸿章人虽聪明，却缺乏坚忍之气。曾国藩多次教导他。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接替老师镇压捻军，开始时连吃几次败仗，形势棘手，他自己也有些慌乱。曾国藩一席话使他有了主心骨儿。这年六月，曾国藩来信说：
　　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唯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军律不可骚扰；二曰奏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譬若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不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两个月后，曾国藩仍不放心，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
　　事机不顺之际，要当宽以居之，静以待之，不可过于焦急……今阁下当此艰危之局，望将躁急郁迫之怀扫除净尽。
　　两封信的一个共同主题，都是提醒李鸿章要挺住。当时形势不佳，李鸿章的一些幕僚见势不好，都打了退堂鼓，先后离去，甚至最得力的丁日昌、李鸿裔也有退意。曾国藩赶紧给他们打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道：“或诸贤联翩引去，则李帅后路全换生手，尤虞掣肘，尚祈勉济时艰、强留襄事为慰。”在他的苦劝之下，这些人大多留了下来，与李鸿章一起挺了过去。
　　
　　刘铭传是李鸿章手下第一大将，为人刚毅，“河防”策略就是他与曾国藩提出的。曾国藩镇压捻军不力，许多人批评“河防”是守株待兔，建议废止。曾国藩不久离任，但他仍旧劝诫刘铭传，一定要挺住。刘铭传对曾国藩极为佩服，始终坚持“河防”之议，促成李鸿章接受，最后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后来他专作了一幅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不怕败，败不馁
　　
　　【曾国藩做人语录】
　　打脱牙和血吞。
　　
　　
　　
　　靖港大败，湘军几乎全军覆灭，曾国藩也差点自杀而死。当初他曾经上书皇帝，批评绿营军无能；长沙练勇期间，他也多次抨击绿营军不行。而今自己组建的湘军也同样战败，他顿感“无颜见江东父老”，心灰意冷，几天几夜不吃不喝。 
　　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官场上、社会上飞短流长，闲言碎语满天飞。有人主张弹劾曾国藩，撤销湘军；有人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面对这一切，曾国藩如坐针毡，哭笑不得。此时，其父曾麟书来信，教导他应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家正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现在的形势，只能前进，决不能后退。 
　　曾国藩本来就忍劲十足，父亲的一番鼓励以及左宗棠的智激，使他的勇气又鼓了起来，马上叫幕僚草拟奏折，向皇上报告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 
　　幕僚详细地把岳州等地接连吃败仗的情况叙述了一遍，如实地写了“屡战屡败”一句。 
　　曾国藩一看，觉得这样上奏显得自己也太无能了，便接过笔来，把“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这样一换位置，一个常败将军，突然变成了“不怕败的将军”，被动变成了主动，消极变成了积极，一副“不怕败”、“败不馁”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后，对曾国藩虽败犹战非常满意，令其重振旗鼓，继续战斗。有人说，这是曾国藩在玩弄“文字游戏”，其实，这是一种智慧，一种精神。 
　　这种“伎俩”，曾国藩不止玩过一次。后来，他率领湘军进军湖北，发誓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嘱咐家人为他备办棺材，不获全胜，绝不生还。 
　　可能因为曾国藩的决心大，因而士气很足，湘军在湖北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在给朝廷上奏时，幕僚又将“备棺在家”的事写进了奏折。曾国藩见后，斟酌一番，将“备棺在家”改为“带棺出征”。 
　　咸丰皇帝看到奏折后，龙颜大悦，对曾国藩的忠心、决心大加赞赏。 
　　无论是把“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还是将“备棺在家”改为“带棺出征”，都表现出曾国藩的一种决心，一种毅力。正是他的这种坚忍不拔的毅力，才挽救了行将灭亡的满清朝廷。 
　　可见，“坚挺”是一种心理素质，也是一种谋略，包含着人生的很多真谛。 
　　“坚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挺”得过去，必须有点大公无私的精神，正所谓“眼底无私天自高”。曾国藩“屡败屡战”和“带棺出征”的故事，就最能说明他的“坚挺”。
　　
　　
　　
　　
　　
　　难关要靠自己挺过
　　
　　【曾国藩做人语录】
　　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妄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其他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围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奏准。多隆阿借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而官文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大致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也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庸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之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猛浪。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第四，痛除傲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又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六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预感到有一天会出大事。
　　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也都不很出色。周凤山马马虎虎，只能算还过得去。至于李元度，书生气十足，而且不可教。曾国藩花在他身上的心血最多，他也让曾国藩最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不得不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他的苦心调解，双方仍不能尽释前嫌，正愁如何安置他们，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彭玉麟于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曾国藩身边总算是又有了一位可以依赖的水师将领。
　　但湘军在江西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凤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仍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与此同时，曾国藩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之中。
　　罗泽南回信给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一旦武汉攻克，即率部东下，与曾国藩等会师于九江。
　　胡林翼也不愿意罗泽南离开湖北。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则表示，武汉即将攻克，希望罗泽南一军再在湖北停留十天半月，他保证到时候一定可以占领武昌。因此，十天半月之后，他就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
　　但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当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八月抵达瑞州城下。
　　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13000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
　　正在此时，心力交瘁的曾国藩发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天京发生内讧。
　　求救、自救、天赐良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以坚忍成就一生功业
　　
　　【曾国藩做人语录】
　　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
　　
　　
　　
　　“坚忍”是两个极其奥妙的字， “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忍”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忍，就会无敌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力于“坚忍”二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写作《湘军志》的王闿运极为钦佩。他本想在书中讥讽曾国藩，但终为其感动。1878年2月21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27日云：“夜观览曾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忍”面对。
　　
　　“坚忍”一次可以，“坚忍”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忍”，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不朽之功，但也成为古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
　　“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德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2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为四弟、季弟亲耳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靠坚忍成就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大都不服从他的安排，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只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时，弃军回籍奔丧，甚至于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刻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人格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河防”是曾国藩和刘铭传二人共同提出的镇压捻军的策略。但由于“河防”的效果没有很快显示出来，曾国藩也就没有因此建立业绩。于是，很多人开始议论，认为“河防”没有什么作用，并提议将其废止。由于镇压捻军不力，曾国藩在不久后便离职，不再负责此事。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放弃“河防”，他将希望寄托在刘铭传身上，希望他能够不为舆论所动摇，坚持到最后。为了坚定刘铭传的信念，加强其信心，曾国藩还以自己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遭失败却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例子来为他鼓舞斗志。
　　刘铭传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希望，他抱着坚定的信念，相信“河防”定能够起到镇压捻军的效果，抵抗住了外来的压力。同时，作为李鸿章的一位大将，他还要受到李鸿章的管制。此时的李鸿章几乎与曾国藩没有什么关系了，听取曾国藩意见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刘铭传一直坚持“河防”策略，并使得统帅李鸿章接受他与曾国藩提出的这个策略，最终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曾国藩不仅自己以坚忍立业，而且对坚忍之人亦非常佩服。
　　
　　曾国藩曾夸奖过太平军将领林启容异常坚忍，不能不令人叹服。不过林启荣身为敌方，这令曾国藩感到可惜。为此，曾国藩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至林启容大营，希望他转投清廷。 凡有坚忍毅力之人才可以做到一生坚持不懈，曾国藩做到了，这使他在多次饱受挫败之苦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在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最艰难的日子。曾国藩几次想撒手不干，但深感“欲罢不能罢”。
　　
　　太平军在江西发动了猛烈攻势，石达开留韦俊在城据守，与胡林翼、罗泽南周旋；林启荣在九江城扯住了周凤山的兵力；石达开自己则率兵联络江西的天地会，展开了凌厉的攻势。石达开于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由湖北进攻江西，连克瑞州、临江、袁州，围攻吉安。曾国藩见状只得放弃围攻九江，急调周凤山回援江西。周部撤围九江，于咸丰五年十二月攻占樟树镇。但是，到底是救吉安还是守武昌，曾国藩举棋不定，石达开见来援湘军驻兵樟树镇而尚在犹豫，乃下令全力进攻吉安，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56年3月1日)将吉安攻陷。曾国藩此时驻于赣北南康府，闻吉安被攻破，令周凤山坚守樟树镇，认为此处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为赣江沿岸重镇，省城南昌的咽喉。石达开兵破吉安，必然北犯省城，占领樟树镇，则可以逸待劳，阻击太平军。曾国藩为守樟树镇，还急令内湖水师彭玉麟率船队师出青岚湖，沿武阳水过三江口，驶入赣江，南下樟树镇，与陆师配合，防守樟树镇。 不久，石达开果然率兵由吉安北上进攻樟树镇。周凤山指挥湘军据城大战，终因不敌而弃城逃走，二月十八日(3月24日)樟树镇为太平军占领。曾国藩闻讯，由南康动身去南昌城收拾溃兵。石达开指挥太平军在江西奋勇作战，控制了整个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江西共计13府，被攻占八府54州县。曾国藩困守在南昌、南康两个狭小的地区，被太平军紧紧封锁，不仅文报不通，连家信都难以通达。秘密化装潜递者也多被抓拿，一时被捕杀者达一百多人，湘军被太平军围困得“士饥将困，窘若拘囚”。
　　正在曾国藩处境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忽调石达开去天京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才使曾国藩在军事上稍稍松了一口气。曾国藩挣扎着恢复江西的军事实力，他把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三千五百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仅千余人的队伍，由毕金科率领，又让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两千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总计军队约有万余人，但因战斗力较差，尤其缺乏将才，便想把增援武汉的罗泽南调回，趁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时机，夺回失地，挽回江西的危局。罗泽南接到曾国藩的告急信后，感到很为难，当时他正担任争夺武汉的军事主力，若撤离武汉，将前功尽弃。他决定加紧攻城，攻下武汉后立即回援江西。结果，因求功心切，猛打猛冲，作战中被击中头部，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死在军营。死前，给曾国藩留遗信一纸，哀凄悲凉，追述办湘军南北转战之苦。进言让曾国藩重用彭玉麟、杨载福、王垒等人。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却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因此，他常自比于东汉时的杨震，下场堪忧。
　　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咸丰五年八月(1855)，曾国藩丁忧服阙，补授了兵部右侍郎，仍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仍是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幸赖刘于淳、甘晋等人主持捐资，支持部分款项，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生念念不忘。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痛悼当年死去的六员大将，同时揭露江西官员对湘军的排挤、嫉恨，碑文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艰难处境。值此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通国不能相容”。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遂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了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 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信中写道：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此一月之惊恐危急，实较之八月徽州、宁国失守时更险难数倍。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险难。1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次占领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此时的心情：本日各营进徽州，寸心悬系之至，频登楼看天色。至午刻，忽下大雨，心绪焚灼不安。傍夕接信，各部因雨致败，尤其忧愤。盖此举关系最大，能克徽州，则祁门、休宁和黟县三县皆有米粮接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均不能保，足以忧灼特甚。夜，竟夕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
　　
　　并且，当曾国藩看到湘军对徽州的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把湘军打得大败，22营中竟有8营完全溃散。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想着太平军一定会跟踪而至，祁门此次定难保全，他一生的功名，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稳定军心的考虑，曾国藩还有战略上的考虑。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做的许诺，恪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这也是湘军安庆会战自身的需要。他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1860年底，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做了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
　　后来，他又给曾国荃写信，更加详细地谈到湘军分兵皖北与皖南两处的关系，以及他的动机。他说：若北岸办得好，能将安庆之贼屠戮殆尽，则陈玉成必深恨李秀成之不救援北岸，将来必有自相仇杀之时。今冬明春，弟与多隆阿、李续宾在北岸力主进攻，兄在南岸力主稳守，但使南岸勉力支撑三四个月，至北岸必有好消息。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1861年5月6日，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移驻东流紧靠长江南岸的地方，湘军还是没有完全从皖南撤出。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
　　与此同时，胡林翼为了取得安庆会战的胜利，在皖北战场上也是倾其所能，并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句话说得很好，问题恰好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就胜利、成功；不能，就失败、崩溃。能与不能，有时相差只不过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只要意志稍差一点，则为失败的人无疑，此言对曾国藩来说，真是恰如其分。
　　
　　
　　勇于任事，挺身入局
　　
　　【曾国藩做人语录】
　　成大事者，必须勇于任事，挺身入局。
　　
　　
　　
　　要理解曾国藩“挺”字的深意，不得不从他的“挺经”第一篇开始。这一篇载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是李鸿章所说的，大意是：
　　有一家人，一天，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准备留这位贵客在家吃饭。一大清早，老翁就叫儿子到市场上去买菜。但是，时间已近中午，儿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翁很着急，就到窗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一条田埂上，儿子正挑着菜担子与一个挑着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互不相让，阻在那里了。
　　看到这种情况，老翁急忙出门，赶了过去。他对挑京货担子的人说：“老哥，我家里来了客人，正等着这些菜去做饭。请你行个方便，往水田里让一让，等我儿子过来，你老哥也就过去了。这不是两个都方便了吗?”
　　那个挑京货担子的人说：“你叫我下水，你儿子怎么不下水呢?”
　　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老哥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了一点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叫我让路呢?”
　　老翁不能说服此人，便挺身过去，毫不犹豫地说：“来，来!这样吧，我下到水田里，你把货担子递给我，我顶在头上，你空着身子从我儿子的身边闪过去，我再把担子交给你。这样行吗?”
　　老翁说着就脱下鞋袜准备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举动，觉得过意不去，就说：“既然您老人家这样费事，我就下在田里，你把担子递给我。”
　　吴永曾经有这样一段回忆：
　　予当时听之，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细推敲，还是曾公说的好：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结合吴永的这段话理解，“挺”字指的是不畏艰难，挺身入局，敢于担当。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儿子和卖货郎的一场纠纷，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曾国藩主张积极入世，充满着对国家、文化的使命感。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时刻等候着国家的召唤和委任。他非常钦佩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勇赴国难，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任国家驱使，不计个人荣辱名利。曾国藩以郭子仪为榜样，树立了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当太平军崛起，清廷面临危亡时，他挺身而出，编练湘军。功成之后，又奉命剿捻。剿捻不力，他不放弃，自愿留营效力，“以散员周旋其间，维湘、淮之军心，通吴、楚之血脉，绝不作置身局外之想”。他回两江总督任上，依旧尽职尽责，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儿。曾国藩勇于任事，挺身入局，其动机不说，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人是否可用，或应用何职。在这些人中，既有后来位尊权重的朝廷大臣，也有汲汲无名的平凡士子。这类记载原来很多，但大多流失，从现在所有的残本中，也不难发现曾国藩苦心孤诣，勤勉自绳，非常人能及。后人多羡称其精于识人，不知此识人之明，正由此貌似琐碎无聊的小事铢积寸累得来的。
　　曾国藩求“明”方式有时甚至出人意料，咸丰九年(1859)三月初六，他给部将吴廷华的信中说：
　　“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著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作为统兵将帅，手下士兵何止千百，竟要一人一人地详细观察核实，并且要详细记录，这种办法未免有些拙笨。但曾国藩的识人经验确实用这种笨功夫得来的。做得多了，经验自然丰富，但在未明之前，却必须用这样的笨功夫。
　　求明之道，非止“谦”、“勤”二字。曾国藩还提过，“由静而明”，“积诚可以生明”。“静”即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心中平和，自然不会犯糊涂，做傻事。凡事三思而行，不冲动，不鲁莽。长期坚持，必然事事明白。聪明人而做糊涂事，大多由于不“静”。
　　积诚生明，是《中庸》里的话。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五月初二给芜湖县知县曾化南的批文中说：
　　为政首在爱民，此时安抚灾黎，尤须心诚求之。该令慈祥有余，尚宜从“明”字上加功。积诚可以生明，积勤亦可以生明。
　　“明”则明于是非，办事公平。心中有一“诚”字，毫无偏袒欺诈，凡事从公正的立场上考虑，很少会受外界因素干扰，就使公平得到了保证，所以古人说“公生明”。如果心中有私，即使此人如何聪明，也无法做到公平。有一奇联上句云：“宋公明赵公明，前公明后不公明”，宋江侠义为怀，以诚化物，以诚待人，故公平无欺，人称及时雨。赵公明则为“钱”字化身，心中已非净土，嫌贫爱富，已在所难免了。
　　“明”字难学，而它又是为官办事必不可少的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曾国藩极其重视，提出了一整套的求明途径。为领导者不可不明，即使是平常人，如果想做好人，办成事，又何尝离得开一“明”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