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到一只好股票:新农村实业运营机制探索

新农村实业运营机制探索

文/赵云喜

中国农村缺的不是钱，而是机制。输血式扶贫，并不能改变农民的惰性，激活农业的造血机制。

启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哪里？

有需求就有市场，新农村实业，是引导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牛鼻子，也是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城市负载过重的今天，新农村实业展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新的发展空间，也是千载难逢的财富机会……

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给中国农业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机会，也给广大涉农企业甚至非农企业带来了惊喜。但是，多年以来，农村市场一直是美丽的海市蜃楼，奔近了，下面却往往是深不可测的泥潭。

在中国，对农村市场觊觎已久、前赴后继奔向农村的大企业多如流沙，但多年来，折戟沉沙的数不胜数。

早在2002年，康佳就从分红12.5亿的老牌绩优股沦落为亏损近7亿元的巨亏公司，其建立农村销售体系耗费了上亿元，上市十周年的深康佳就出现了历史上的首度亏损。

2002年稳居中国手机市场销量前五名的波导，实施“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县乡建立了数万个覆盖全国的销售体系，甚至引来西门子与之合作。但今年4月公布的2005年年报显示，波导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1.67%，整个财年净亏损高达4.71亿元！

一直在农村市场精耕细作的长虹，同样从多年稳居的彩电大王宝座上跌了下来。

……

    历史翻到了今年，由TC参股的幸福村电器，家电零售巨头国美与苏宁，家电巨头创维、格兰仕、小天鹅、美的，超市巨擘华联超市纷纷宣布进军三四级市场，举起了向农村进军的大旗，新一轮农村市场抢夺战拉开了序幕。

但是，业内人士纷纷质疑：农村市场是可以通过广建渠道、设计适销产品、制作精美宣传广告就可以撬动的吗？有人甚至断言：五年之后，才有可能谈启动农村市场！

农村市场的启动为什么那么难？

农村市场启动难，是否意味着农村没有实业的空间？

在多年深入到农业课题以及对多家农业企业的咨询研究之后，我意识到，对农业产业来说，随便一个问题，都是天大的问题；随便一个机会，都是天大的商机。而将先进的工业企业管理经验和智慧，用于传统农业改造、升级，才是真正的新农村实业的巨大空间。

农村实业误区

从一时硝烟弥漫的乡镇企业潮，到微利时代到来时众多企业宣扬的进军农村市场，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国政府、企业家甚至普通公民，都已朦胧意识到，农业产业化才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农业产业化走了太多的弯路。

一、乡镇企业式微的根源

1．低水平。“乡村企业”中部分为农产业加工和关联产业，但缺乏产业升级和资源整合。由于生产规模小，企业抗风险能力低，生产管理能力低，农产品加工存在大量伪劣产品，对城市消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低级的工业化途径，非城市化集中排污系统致使企业排污成本过高，环境污染往往大于经济收益。

2．治理结构缺陷。乡镇企业是从社队企业发展起来的，但其产权归属很难准确界定，许多所谓乡镇企业实为政府官员控制。乡镇企业的产权安排中具有不利于其发展的因素，这直接导致了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竞争。

3．没有整合农村优势资源，以粗放形态与城市工业竞争。目前，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缺乏有效的良性互动，农村产品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的工业化先进管理却较少进入农村，致使农民企业管理素质低下，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因此，必须消除城乡之间的壁垒，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和谐架构，才能有效整合城乡资源。

二、进军农村市场的草率

1．忽视农民收入低的现实。城乡之间长期以来形成了“鬼打墙”，农村的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单向流入城市，城市却很少有反哺动作。现在，当我们实施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时，发现农村非常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源储备，工业企业的管理空降农村后，难以生根发芽。也就是说，农村人才的收入水平约束了人才向农村的流动，同时，农民的收入水平也限制了农村的消费能力。

2．忽视农村渠道建设难。企业的内部组织成本与效率，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在农村创建企业和市场网络，必须清除对农民人力资源和农村市场的组织成本与效率问题。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农村组织格局，其基本特征是散漫无序，缺乏城市组织的高度系统化，因之，农村渠道建设难度很大。

3．简单套用城市经验。农村的人力资源环境、资金环境、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等，都大不同于城市环境，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城市经验。目前，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尽快找到城乡经济组织之间合理的融合点和切入点。

启动农村市场的障碍，不仅在于农产的收入水平，更在于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制约。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也许并不太难，但要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绝非易事。不少商家在进入农村市场时，仍按照城市的消费理念设计市场模式，失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三、城市化谬误

从某种意义讲，中国的农村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就农村说农村，是不能真正解决农村问题的。农村的问题，实际是包括农村与城市关系的两个方面，具有密不可分的相对相关性。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工业化水平已经超过了50%，而城市化水平1998年仅为30.4%，落后于工业化20个百分点。于是形成了“一条腿短粗，一条腿细长”的局面。

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工业化是城市工业化，走的是反城市化的道路。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第二次工业化，却是一条“农村工业化”，与前30年的“城市工业化”恰成对照，差别在于“农村工业化”走的不是反城市化道路，而是非城市化的道路。乡镇企业的管理水平很低，布局分散，通常效益比不上污染。传统工业化、城市化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整治”的道路，我们正在为此缴纳巨额的学费！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城市化方针被确定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

城乡一体化才是真正的趋势。

城乡一体化是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农村城市化理论”，农村与城市一样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也积极扶持农民就地办工业和第三产业。农业产业与城乡一体化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之间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农业产业的实施，才能使城乡一体化有实质性的突破；也只有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才能促进和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寻找到了最佳结合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为农业产业化拓展了发展空间。二者互为发展条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两化”之间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二者必须结合才能共同发展。

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模型，包括了农村基础型——政策响应、产业带动型——经济响应、城乡统筹型——社会响应三个基本部分，新农村实业，着重探讨农村发展的经济动力。

新农村实业机会要点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最缺的是什么？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缺钱，但深究起来却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答案。小岗村18位农民的承包书不是钱，但其对中国农业的贡献，绝对是钱所不能买来的。

中国战略资源储备在农村，城市经济的高增长已经气喘吁吁了——交通、城市污染、治安等各类“城市病”越来越难以解决，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而新农村实业又为我们展现了新的发展空间。

新农村实业，是基于有效吸纳农村资源，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现代农业类工业和服务业，是以农产品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生产、管理和经营模式，它可以从根本上引导中国农业的升级，新农村实业将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牛鼻子”。如果脱离了对农村产业升级的引导，机械地将工业企业搬到农村去，其结果是既不能带领农民发展，又大量占有了农村资源，甚至形成了对农村的第二次伤害。因此，新农村实业的发展原则是：第一，以农业为基础，致力于农业的产业升级；第二，以农民为基础，有利于农民素质提高、就业机会增加和收入的提高；第三，以最大可能地保护和使用农村资源为基础，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在此原则基础上，以新农村实业为引擎，带动三农的整体发展。

没有新农村实业的带动，农业产业的发展处于无序状态，农业产业的资源也不能实现高度集中，因而不具备核心能力和竞争力。

一般而言，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合作组织或中介组织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通过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把农业再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是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是实现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运营机制。其要点是：

农民（即公民）工人化；

经济运行模式：公司（基地）+农户+商会（农协）；

生活方式：市民化；

社会福利方式：医药、养老等保险；

土地市场化：集约化经营管理。

但是，中国农业应该进入国际大循环，发展外向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程度提高是中国农业的必由之路，必须以产业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突破国际技术壁垒，以加强与国际接轨的绿色有机食品为起点，实现中国农业产业的总体升级。

正因为如此，我的目标是将工业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推广到农业企业中去。我认为，中国农村需要钱，但更需要智力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因为中国农村是最大战略资源、经济资源储备地，只要运营机制合理，则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只是有太多的“鬼打墙”，导致中国的农业资源诸如土地、人力资源、资金等经济要素，难以实现合理配置。因此，新农村实业最大的商机，就在于对中国农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一、农地产经营

对于农村来说，最有价值、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资源。

土地是中国农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但是，它却无法按照经济规律进行优化配置。《土地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原来，农民得到的“责任田”是“集体财产”，其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当然也不能抵押，即这种土地几乎没有直接进入市场的可能。由于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又会被“国家”强制性地“征用”。因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的关系。事实上，中国农村的集体组织已经出现“虚壳化”倾向。

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首先需要大力推进农业产权体系的创新，重构农村土地使用权关系，促进农业经济要素流通和优化配置，使土地使用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进行优化组合。我们需要重点解决的是尽快建立土地产权关系的制度保障体系和土地产权分离机制，并使法律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分离、国家与农民双重所有的土地产权有序运营；我们需要按照市场规律配置土地资源，并构建专业的土地使用权市场，缔造地产交易的中介服务组织和农地产运营商，建立土地银行或土地融资公司，当然，也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走农地证券化道路。

对新农村实业来说，农地产运营商是当前条件下最具操作性的商业机会。

要改革土地政策，政府就必须尽快修复农民对于土地的产权残缺，赋予农民对于“责任田”的完全财产权或准完全财产权，完全的财产权应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自由出租、转让、抵押等处置权等，为农业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提供基础条件。

农地产运营商的运营原则，是基于农业土地所有权不变、农业用地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在不改变农业用地性质的基础上，可以对农业用地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置换，也可以通过大规模购并和集约化经营，获得高效益。

上图显示，中国种植业产值在快速下降，而养殖业产值在快速上升。这就意味着大量的种植业用地，需要置换为养殖业用地。假设种植一亩小麦的田间管理成本是100元，而套种四季草种，管理一亩牧用草场的管理成本是60元，结果种植牧草的收益大大高于种植小麦，当然就应该进行养殖业用地的置换经营了。农地产运营商（农业种植业企业或养殖业企业）可以通过企业经营行为，购买其土地使用权，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

二、有机农业

2006年4月2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此法将在2006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有识之士在这一重要的政策信号中，包含了巨大的商机。它意味着中国农产品的升级正式启动，并进入法制化的轨道。

安全农产品不仅是关乎国民的健康与安全，更是产业升级的重大契机，可带来无穷的商业机会。

安全农产品，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A级和AA级）和有机农产品，有机农产品是安全性最高也是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也是商机所在。

可以想象，从安全农产品种植业，到安全农产品市场和消费，将形成一个新商业机会链。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捷足先登，开始有机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和商业经营。

有趣的是，越贫穷落后的地区，越具备有机农业的优势条件——较少的工业污染和环境污染、廉价的劳动力、宝贵的天然资源等等，会成为发展有机农业的先天优势。推进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只考虑引进工业、制造业，而应该多考虑一下发展有机农业种植（有机耕种）的商业机会。

有机耕种是一种农业的操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生产者以尊重环境的方法去生产、处理及加工。其实，其意义还不单是产品本身，更是由生产以至送到消费者手上的整个过程，是否符合有机精神——即人们用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强化正义的经济力量，创造绿色的市场空间，协力推翻即时害死全人类的灰色经济。

三、农产品资源整合

由于总体上城乡二元化格局的“鬼打墙”所致，中国农产品产业资源更是处于严重的分散状态。整合中国的农业资源，除了尽力推进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等经济要素流通之外，关键还在于大力推进农产品的大流通。

我这里所说的大流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流通，而是优势农产品的大流通。只有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大流通，才能使农产品资源整合过程中，形成优胜劣汰的局面，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

我所主持策划的广东国通安全农产品进出口交易中心，就是以安全农产品为主要内容的专业交易市场，旨在抢占中国安全农产品物流和商流的第一商机（参阅国通物流城案例）。

新农村实业的产业升级

一些人认为，发展农业是在一个低端经济层次的一种权宜之计，不能纳入经济主流。但我认为，当前人类工业经济（灰色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过剩状态，而其日益严重的能耗和污染，已经到了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临界点。发展生态农业，不仅不是落后于工业经济的权宜之计，反而是升级绿色经济、启动绿色市场的高级形态。同样，中国农产品产业面临全面升级，是涉及到中国经济总体战略转型的一个大战略、大商机。

²        产品市场外向化；

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大流通，就必须培育外向型的市场，建立国际化的流通平台。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好高骛远，认为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处于落后地位，要求过高不太现实。这种约定俗成的“弱农心理”，形成了心理上的“鬼打墙”。我认为，只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产品，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国际竞争力不仅是一种市场份额，更是一种品质追求和真正合理的市场游戏规则。只有接受了国际化的游戏规则，中国的农业产业才能产生质的升级。因此，我主张树立“强农心态”，在中国庞杂而低级的农业市场中，先培育出一部分强势的农业企业和品牌，进而带动整个农业的升级。

中国的一批农业企业家在国际市场的拓展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可歌可泣！而我在这些企业家身上，看到了民族经济腾飞的曙光！

²        生产经营集约化；

中国务农的人数最多，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却很高，农产品的安全保障也很差。我们以前自以为是农业大国，现在才发现是农业人口的大国和农业产业的弱国。中国农业的组织方式，只要还停留在散漫农户的生产组织方式上，仍囿于“小农意识”，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产业升级。

黑龙江鑫鹏牧业有限公司就是由传统养殖业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的一个成功范例，他们在“公司+农户”的基础上，对生猪养殖农户推行了“五统一模式”：统一提供仔猪、统一提供饲料、统一防疫灭病、统一技术服务、统一收购商品猪，同时，又为农户提供一定数额的融资配套。“五统一模式”解决了农户的品种、防疫安全和市场价格风险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单一农户所无法解决的。

²        产业组织集团化；

仍以鑫鹏牧业为例。鑫鹏牧业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带动数千家农户和一万多家农民的生产经营。但是，鑫鹏牧业仍不能形成品牌，不能获得理想的高附加值，原因就是鑫鹏牧业虽然把握了种猪繁育、生猪养殖、饲料生产等环节，但尚缺乏生猪屠宰线，因而不能把握整个产业链，无法控制终端产品。如果鑫鹏牧业自行投资建屠宰场，一是投资巨大，企业负担过重，二是在东北地区生猪屠宰线已经严重过剩，没有必要重复投资。于是，行业内的集团化组合成为鑫鹏牧业的必然选择。

目前，鑫鹏牧业董事长陈树霖先生，正奔走于大江南北和美国、加拿大等国际市场，寻求总体的产业组合、资金组合和管理组合，组建紧密型与松散型相结合的产业集团，整合资源优势，优化企业结构，实现企业管理的全面升级。

²        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先行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目标，是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实现设施的现代化，要有电、自来水、上水、下水、电视信号、道路等。譬如，没有上水、下水设施，农民买的洗衣机会当作粮缸用；没有城市化的排污设施，村镇企业的排污成本会高出城市企业的无数倍。实践证明，城市化的管理已经高度发达和成熟，农村的发展必须导入城市化的管理理念和方式，才是农村发展的捷径。当然，农村管理的城市化管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按照城市的建筑密度、人口密度来设计，而是吸取其管理方式。

同样，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其前提必然是导入城市化的生产方式，只有在改变了农村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引导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导入城市化的生产方式，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大力培育新农村实业，在提升农业本身升级（而不是将城市工业搬到农村去）的基础上，提高农村的收入，并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就地就业。

²        产业结构高级化。

工业经济发展最大的负作用，就是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我们为什么总是按照一条固化的方式思考呢？

事实上，发展有机农产品的绿色产业，并不是一种低级的经济形态。相反，在工业经济发展到已经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环境安全的今天，大力发展以有机农产品为主的绿色产业，不仅可以大大降低能耗和污染，也可以平衡工业产业与绿色生态产业的比重。更何况绿色有机农业产业更有利于广泛吸纳农村劳动力，并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

城市的扩张往往是基于工业发展基础的扩张，像一头贪婪的巨兽，常常是在大量吞噬农村资源的基础上，释放城市压力。而在农村的土地上培育高效的农业产业，以经济引擎推动农产城市化的发展，则是不同于城市扩张的另一种方式。我主张努力遏制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力发展基于农业产业化升级的绿色产业，以农业产业现代化带动农民工就业和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保护农村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说，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升级，而是农业现代化的升级。我们吸收工业化的管理手段，但我们不主张将农村工业化。

总之，新农村实业，不是将农村变成工业制造业的场所，而是基于农业自身的产业升级。中国新农村实业的发展，要基于大产业、大市场、大品牌的思维方式，大力推进优势农产品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以强势农业企业带动低级农业的发展，从“质”入手，解决“量”的问题，从龙头企业入手，引导农业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从农业商会入手，改变农业企业和农民的组织机制，彻底实现农业的产业升级，整合农业的产业资源，塑造中国农业的强势品牌。

链接一：

商会：三农的新脊梁

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主体性缺失！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层政府是农民的主心骨，始终主导着中国农民。然而，削减乡镇及村镇管理机构，降低农民负担已成大势所趋。

同时，目前既存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刺激潜力已基本耗尽，并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发挥农业生产者积极性的制约因素。

既然官治模式和个体农户模式都已经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那么，我们应该选择怎么的农业组织方式呢？

在确立农民主体性的原则上，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创建各类农业协会、商会，既可以全面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又可以保护农民的各项权利。它最基本的经济功效，是为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广大小农经营者提供一个得以生存的基本空间。农协与专业组织可采取多种组织形式：

²        农民自办型（即农民主体型）

²        龙头企业领办型

²        民间组织、国际项目带动型

专业商会既可以摆脱行政管理的约束，缓解政府管理的压力，又可以不同商业组织的共同利益，对抗单纯经济组织的风险。商会本身是利益共同体，也具有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

（原文参见《商界·中国商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