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闪一闪亮晶晶国语版:中外学者在楼兰考古的历程

    一、楼兰古城的发现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地区考察，他的一名中国向导——维吾尔族农民艾尔迪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晨，发现了这座已被人们遗忘了的、埋在渺无人烟的沙漠中达1000多年之久的楼兰古城。斯文赫定在古城中进行考古发掘，得到了一批?卢文和汉文木简及文书，以及一些陶片、中国古钱币、丝绸残片、毛织品残片、铜装饰品、玻璃器残片。他将古城中出土的汉文书和?卢文木简带回了瑞典，交给威斯巴登地方的卡尔·希姆来先生进行研究。希姆来先生在研究?卢文木简时，发现简文中有数处提到“KRORANLA”这个地名，他认为这就是古代楼兰的音译。他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这座古城就是古楼兰城。古楼兰城被发现的消息发表后，震惊了世界，被西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誉为“沙漠中的庞贝城”的再现。

　　二、斯坦因在楼兰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清光绪二十六年至民国5年（1900~1916）间三次深入我国新疆、甘肃一带，为英国印度殖民政府进行非法测量和偷窃文物的活动。清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06~1907），他从喀什到和田，沿着昆仑山北麓，经且末来到若羌，然后从阿不旦向北到楼兰古城。他在楼兰古城对两个较大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石器、陶片和青铜制品，以及汉文、?卢文木简及文书。民国3年（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跑到楼兰，不仅对古楼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而且还发现了许多新的遗址和墓地，他将这些遗址都编了代号，其中以LA（楼兰——为中心的一级和LK（距楼兰城南50公里处）为中心的另一组是主要遗址集中区。斯坦因这一次在LA遗址上发现了许多石器、青铜器和汉代丝织品、五铢钱币与新莽时期的货泉钱币等文物。

　　三、桔瑞超在楼兰

　　桔瑞超是日本帝国海军军官，他受日本佛教净土宗主教大谷光瑞的指派，组织了中亚探险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和清宣统二年（1910），两次到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清宣统二年（1910年）桔瑞超第二次到达罗布泊地区后，曾在楼兰城区和距楼兰城南50公里处的一片遗址上（即斯坦因编号为LK的地方），组织了考古发掘工作。探险队回到日本后，宣布他们在古楼兰城中发现了一份李柏信件，共四张残片。（后据日本学者森鹿三考证，李柏信件出土地点不是楼兰，而是海头）。

　　四、1979~1980年的楼兰考古

　　1979~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央电视台“古代丝绸之路”电视摄制组联合组成考察队，考察丝绸之路和楼兰古城。这次考察重新测定了古楼兰城的准确地理位置，对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沟，以及楼兰城区和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各种石器、汉代钱币、铜器、丝毛织物和东汉魏晋时期的?卢文木简，以及用金银铜等制作的各类装饰品等文物。

附：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

　　一、古城遗址

　　1、位置与环境

　　楼兰古城遗址位于孔雀河下游干三角洲南部，罗布泊西北岸上，西南距若羌县城220公里，西北距库尔勒市340公里，北距孔雀河干河床的最近点16公里，东距罗布泊北岸28公里，其具体位置经重新核定，为东径89°55′22″、北纬40°29′55″①

　　由孔雀河北岸乘飞机至古城遗址，其间有4条干涸的大河床，河床两岸密布许多干涸的河汊和水塘。这些自然遗址表明，古代的楼兰，水利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楼兰城遗址就座落在和四条大河床的两条分汊之间，这两条河汊在古城以东16公里交汇，然后再注入低洼的罗布泊。这里地势西南东低。

在楼兰城郊西北至西南2~3公里处，发现大片枯朽的胡杨林，有的枯干合围达2米多。在城址东北部也有成片的枯树林。可见古代这里的植被是比较好的，这些树木是当时城市建筑的好材料。

　　2、史前人类活动遗物

    考古队在城市中和城址附近调查时，发现和采集了许多细石器标本。从制造技术上分，有打制的，有琢制的，也有打琢兼施的；从形态用途上分，有石核、石叶、石核式石器，琢背小刀、刮削器、锥钻、石镞、石矛等；从色相质地上分，有灰绿、黄褐、绛紫等玉髓，也有燧石质。此外还有磨制石器。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期，楼兰地区就有人类在活动，如果将这些石器标本与解放前斯坦因、博格曼等人在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中其他地点搜集的石器标本比较，无论数量、还是形状质地，这里的都显然居于突出地位。由此判断，这里应是本地区远古居民的重要聚居点②。他们的活动，为以后此地城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城市范围与结构

    由于千百年来，主要受强劲东北风的侵蚀，古城与附近环境一样，变成了破败不堪、高低不平的“雅尔丹”地形③。古城城墙就混杂在这种风蚀台地中。古城基本呈正方形，按其复原线计算，东面长333.5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长327米，总面积108240平方米。由于南北两边的城墙比较顺应东北风势，故相对保存得较多一些。北城墙仅东西两端还残存一些，东瑞残长约35米，残宽约8.5米，残高约22米的缺口，缺口两面暴露出0.8至1.2米不等的板筑夯土四层，此缺口似为北城门。东城墙保留较少，只剩两段，中部偏南一段长约20米，宽约5米，残高约3.3米，有厚0.7米~0.95的夯土四层；靠东南角的一段，长约1.5米，宽约2.5米，残高约3米，夯土层同上。南城墙的中部东端残存约60.5米、宽约8米、残高约3.5~4米的一段，有厚0.45~0.9米不等的夯土5层；中部西端一段长约9.5米，宽约5米，残高约3米；最西的一段残长约4.5米，宽约6米，残高约2.3米，夯土层与东端相同；在中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宽约13米的缺口，基本与北城墙的缺口相对应，似为南城门。西城墙中部南端残存长约13米、宽约5米、高约1米的一段，有厚0.15~0.7米的夯土三层；中部北端有东西错列的土墩两个，靠东的残留在块风蚀高地上，南北长约6米，东西宽约5米，残高约为2.4米，有厚0.4米~0.48米的夯土6层，靠西的一个土墩城墙复原线16.5处，南北长约7.5米，东西宽约5.5米，残高约5米，有厚0.6米~1.2米的夯土5层。东西两墩相距约4米，似为瓮城遗址。以上所见，应是此城最繁华时期的建筑遗迹，从各面夯土层厚薄不等的现象分析，此城是多次分筑而成的。

　　4、古水道

　　古水道从城西北角三间房宫署遗址背后转而伸向城的东南角，基本成对角线穿越而过。水道北端与流经古城以北附近的干河床相接，南端与流经古城以以南附近的干河道相通。从水道比较平直规整的走向看，应是人工开凿而成的。水道褶皱带十分显著，由于长年流水，在褶皱带上还残留许多小水螺壳。从水道在场东南暴露的横剖面上测得水道面宽16.8米，从面至底垂直深度4.5米，底部淤积而成的褶皱剖面深度为1.9米，与现在灌溉干渠相类似。当时城中居民用水，应是由些水道供给。

　　5、城内遗址

　　城内的布局，以古水道为轴线分为两区：一为东北区，残存遗迹较少，主要有佛塔及其附近的建筑；一为西南区，保存遗迹相对较多，除三间房遗址区外，西部和南部还有一些大小院落。东北区的北边已无遗迹，东边残留四个点，这四个点与斯坦因当年在些考察描述的情况基本一致。在这一区里，最突出的是佛塔建筑，斯坦因编号为LA·XA，现残高10.4米，暴露迹象可分为九层：一至三层为夯土筑，在第三层中残留有碎陶片。斯坦因认为这三层为塔的基座，他说在基座之上为“一符合传统的八边形建筑。”现在，已很难看出其形状。在第四层夯土中夹杂有土块。五层以上全系土块垒砌，在每层土块间还夹杂10~15厘米厚的红柳枝。在第六层中有长约1米的方木暴露于外，方木上有卯孔。紧靠塔身右侧有土块垒砌的小土台，高度与塔身第五层齐，土台与塔身之间有缓坡可以上下，土台中横压着直径约30厘米的圆木和一些长方木，似为建筑物。

　　在佛塔南面约60米的土台上，散布着许多大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I，他在此进行了挖掘，清理出汉文木简3枚，?卢文木片2枚、木牍3枚，以及汉文、?卢文文书14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也在这里挖获了?卢文文书。此外，他们还搜集到一些丝织品和生活用具等物。我们在这里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五铢铜钱和玉髓质、玻璃质各色饰珠，以及来自异域海岸的海贝、珊瑚等。这些物品显示了早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继城镇的特点。

    在佛塔南面土台南约80米的台地上，有倒塌了的房屋遗迹，房屋墙壁系用芦苇束串扎而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Ⅷ，他在这里搜集到木梳、木碗、铜铁箭镞和名色丝、毛织品。我们在此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玉髓质饰珠和铁镞。

　　在佛塔东面约30余米处，也有一小台地，上面堆放着散乱的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Ⅸ，他在这里搜集到?卢文木牍1枚，日本长泽和俊判定此处为僧房⑧。我们在木材下试掘，发现堆积着黄灿灿的粮食，堆积层厚约70厘米，宽约100厘米。粮食标本经四川农学院颜济、杨俊良教授鉴定，确认为糜和裸大麦。

    西南区残存建筑遗迹呈冂形，正中的三间房址，斯坦因编号为LA·Ⅱ。从三间房的房基线测得东西长12.5米，南北宽8.5米，总面积为106.25平方米。其中东西两间较狭小，中间一较宽大，用两种大小不等的土块垒砌，一种为42×23×10厘米，另一种为17×27×10厘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在东面的一间小房中掘出汉文纸文书36件、木简120枚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在此又获得了许多汉文纸文书和木简⑩。我们清理时，东面这一间编号为F1，发现纸文书一件和一些丝、绢、棉布、波纹锦和小陶杯等物。

　　三间房的东西两厢房是用大木材作框架、红柳枝作夹条、外涂草泥的墙壁建筑，西厢房的大小框架至今犹存。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Ⅲ，他在这里获得了大约37枚汉文木简和2枚?卢文木片等物。东厢房可见大木框架、散乱木材和红柳枝墙壁，在大方木上我们发现了红色的漆皮。三间房东北面，在斯坦因编号为LA·Ⅱ·Ⅵ·Ⅶ的地方，东西并排两个房间，隔墙用土块垒砌，在这两个房间的前面，斯坦因在民国3年（1914）曾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写在纸上的汉文文书和两片粟特文文书”。我们在这里重新进行了清理，编号为F3，发现木简1枚，以及骨鞘、毛布和毯残片、麻鞋、破毛袋、棉布、墨绿色丝绢等。

　　三间房西厢房之西，紧相连接的同一台地上，有一片垃圾堆积，主要为芦苇秆和厩肥。我们在此开探沟一条，编号为T1，长2米，宽1.5米，西南深30厘米，东北深80厘米。探沟中出土木简一枚，以及方格毛布、棉布残片、毛绳、毛带、残漆杯、木梳等物。

    在三间房西约35米的地方，是一大片垃圾堆，横宽约30米，纵宽约15米，最厚处约1米，东南边与西厢垃圾堆相连。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Ⅵ·Ⅱ。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在此挖掘，获得了最丰富、最重要的收获，“其数量最多的就是写在木头上和纸片上的汉文文书，我当时数了一下，约有170件，其中有121件发表于M·沙畹的《文书》中，其余是小的残片或由于某种原因不能辨认的文书。”在这里，他还搜寻到?卢文木片4枚、纸文书4枚和早期粟特语残片1枚。民国3年（1914）他再次来此，又获得了40多枚写在木片和纸片上的汉文文书和1枚?卢文木牍。我们重新清理，编号为T，发现残木简60枚、纸文书1枚。

    三间房是城中唯一用土块垒砌的房屋，面局严谨，联系从这里及其附近垃圾堆中出土的大量木简和纸文书来看，我们推断这里当属官署遗址。

　　在大垃圾堆的西面有一组大宅院，院落形制尚可辨认，斯坦因编号为LA·Ⅳ。我们在这里进行了测量和局部清理，编号为F4。院落面向东，东西宽约16米，南北长约22米，其中心部位有一组房间建筑比较坚固。斯坦因在这里进行过清理，编号为LA·Ⅳ·Ⅰ和Ⅱ，在Ⅱ中出土3枚?卢文牍，他认定这里是“土人政府”。在这组房间东北边有一人大门槛，我们采集了门槛下的朽木，编号F4：2，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用碳14测定，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1865+80年（从1950年起算），相当于东汉时期。由大门槛往里再经过一道门槛是大厅，大厅南北宽约7米，东西长7.5米。大厅两侧是南北两列厢房。南厢房东西横排三间，靠东的一间南面有侧门可通院外。据足迹辨认，北厢房也是横排三间。在靠西一间的北壁东端有一门槛，出门槛为一转角墙壁，在它的里面清理出人形木件1个。这个转角通向院外。整个宅院的墙壁，除经斯坦因清理已非旧貌者以外，其余都是用一束束直立的红柳夹芦苇捆绑在木框架上，外部抹上泥皮。大宅院的西部是用芦苇作篱笆围成的一道矮墙，似为一个大庭院，从城墙复原线看，与西城墙相连。

　　在这座大宅陆军的东部约9米处，又是一片垃圾，我们在此开挖沟一条，编号为F2，长2米，宽1.5米，东南深0.3米，西北深0.5米。出土了一些小孩皮鞋、毛绳、毛带和棉布等。

　　三间房的西南面是一些房屋建筑，斯坦因编号为LA·Ⅶ。从现存足迹看，房间矮小，我们选了一组保存得较好的建筑进行测量和试掘，编号为F2。F2距离三间房约100米，由南北两间房屋组成，北间为B间，长约4.6米，宽约3.5米，南间为A间，长约4.8米，宽约3.4米。两间房都是用红柳与芦苇编在一起作夹壁，壁厚约20~25厘米。在间清理出木门、骨雕花押、人形木件、羊下颚骨、门斗、残木盘、木桶，以及桐、铁渣等物。在A间清理出残木臼、木罐、木纺轮、残铁块，以及牛、羊骨等物。在A间的中心部位，我们开了一个长1.2米、宽1米、深0.95米的探方，发现地层分上下两层，上层厚30厘米，系红烧土，出土了羊骨、牛骨、马骨、糜子壳、木炭等；下层厚65厘米，系灰土，出土物品除牛羊骨外，还有马毛、毛绳和灰陶片。把F2和F4房址对比，从布局到建筑材料都迥然有异，F4显然系官宦大贾的宅院，而F2则为一般贫民所居。

    考古队在城中及城址附近，还采集到许多不同种类的器物标本，统一以C编号。除前面已涉及到的石器外，还有红陶、铜、铁、铅、木骨、玻璃器以及钱币等。所属时代，自新石器朝代至魏晋。

　　二、城郊遗迹

　　1、东北郊小佛塔

　　小佛塔在距古城东北4公里处，我们将其编号为F0。塔残高约6.28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为塔基，似为正方形，宽7.1米、高4.6米。基上是塔身，塔身中心是土块垒砌的环形建筑，内有中心木柱。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也来过此地，他认为“这里没有什么需要发掘的”。我们对环形建筑做了清理，发现环形台的周围残留有五彩斑斓的佛教壁画，以土红色为色调，轮廓以墨线勾勒，画风古朴，与斯坦因在米兰揭走的人首又翼像类同。在环形台的通道中，我们还清理出佛塑像的一只眼睛、三节手指、一段胳膊和塑像用的木花形饰件等物。

　　在小佛塔西北约100米处，有一堆横七竖八的木材，它表明这里原来是一座建筑物。在小佛塔和这堆建筑材料附近，我们采集到许多细古器、铜镞、两汉五铢钱、王莽时期贷币、铜镜残片和铜顶针、铁钉、铅纺轮、陶片、玻璃片等。

　　2、西北郊烽燧

　　烽燧在距古城西北5.6公里处。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把它误认为是“一座废弃的小佛塔。”烽燧台基宽18.7米，残高10.2米，从纵剖面观察，内外结构不一，内部系夯土筑成，略呈圆形，外围用土块垒砌，有的土块间夹有小木条或红柳枝，土块尺寸与城中官司署建筑的大土块相同。由此我们判定，这些土块建筑，当是用来扩建或加固烽燧的，其建筑物年代应与官署遗址同时，其内部建筑应早于外部。

　　3、北郊建筑遗迹

　　在古城北偏西5.2公里处有一小台地，呈东北与西南走向，长约30米，高约6米，我们编号为B，台地上有许多倒榻的木框架和小木件。由台地向北约30米处，又有一堆房舍废弃后的散乱木材。在这里，我们采集到细石器、琉璃珠、夹砂粗陶片，以及铜族、王铢钱、铜扣、残铜鼎等。

此外，我们对城西北方向约14.5公里的佛寺遗址也进行了调查，此遗址斯坦因编号为LB。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也在此作过挖掘。他们在这里挖掘出佛殿遗迹、佛塑像残块外，还搜寻到犍陀罗式的透雕饰板和浮雕艺术品，以及?卢文木函、木印章盒等。我们把这里编号为XB，采集到的遗物主要有陶杯、陶罐和五铢钱。

　　三、文化遗物

　　这次调查采集到文物797件，依质地分为石器、陶器、木器、铜器、铁器、铅器、玻璃器、骨器、贝蛙器、纺织品和五铢钱币等。

　　1、石器

　　石器共106件，以生产工具为主。

细石器82件。这些石器使用打制或琢制法制造，均为生产工具，多为玉髓质和燧石质。

　　石核2件。

　　石叶53件。铵开状可分为五种形式：单脊石叶，剖面呈三角形，不经加工即可使用，在刃缘一边或两边留有使用痕迹；双脊石叶，剖面呈梯形，一般不经过第二步加工，刃缘一侧或两侧留有使用痕迹；截端石叶，石叶截去一端或两端，可能是用来镶嵌在骨木柄上使用；发卡形石叶，背脊略拱，横视似发卡，里面较平滑，一端叶面有显著的贝状断品，刃口一般都有使用痕迹；不规则形石叶，背面单脊，叶面不经修整，刃缘多有使用痕迹。

　　石核石器3件，将石核的一端用冲压法打下一角或一块，略经加工而成。

    石片石器16件，可分为：琢背小刀，利用原石片较厚的脊，在脊上朝两边错向琢成贝状断口，使两边刃缘匀整锋利，有的刃缘经过修琢；刮削器，刃缘多经过第二步加工，有圆盘状，直角状和变角状三种；锥钻，底瑞较宽厚，向上逐渐收缩成尖锥，通体经过修整。

    石镞6件。通体经过精工细琢，按形状可分为桂叶形石镞和三角形石镞两种。

　　石矛2件。

　　磨制石器17件。主要有：石针1件；砺石8件，头部正中穿孔，器身经多次使用已经残断，分圆头和方头两种，方头砺石基本上呈长方形，四面以过修磨；石杵4件，形状不规则，有长方形、三棱柱状，也有圆锥状和柱状；石磨盘4件，均经使用，已残，可分为半圆形和长条形两种。

    其他石器计5件。主要有：石权勺1件，蛇纹形石质，似将秤砣的一面挖空，可以作勺用，一边有拱耳；石花押1件，质地属滑石化的蛇纹岩，正背两面均有阴刻方框纹饰。上述两件应是汉魏以后的器物。

　　2、陶器

　　陶器129件。

　　纺轮29件。绝大部分用陶片制成，其中8件利用陶器碎片敲砸成圆形粗坯，有的经打磨，为半成品。直径最大7厘米，最小4.5厘米，最厚1.5厘米，最薄0.7厘米。有20件是在半成品基础加工而成的。

罐29件，均残。主要有：短颈桥耳罐，品微敞，方唇，桥耳，弧户，素面；长颈曲肩罐，敞口，斜颈；直　　口，圆唇，颈上或肩部有扳式耳。

　　壶6件，均残。主要有：长颈壶，喇叭口，尖唇，长颈，肩附桥形耳；短颈壶，敞口，尚外翻，颈罗短，颈肩间附桥形耳。

　　钵6件，均残。多为夹砂红陶。

　　甑2件，其中一件比较完整。

　　瓮1件，夹砂粗红陶，沿外卷，双唇，束颈，广曲肩，下残。

　　杯19件，主要有：平底杯，夹砂粗红陶，呈半球状，口部有流，捏制。此外还采集到一些饰三角纹，圆圈纺，菱形纹，绳纹和蓝纹的陶片。

　　3、木器

　　木器，共计55件，其中，木建筑构成计18件，主要有：木梁垫2件，平面分方形和圆形，用作梁柱坛垫物；门及门斗各1件，利用一节圆木罐雕成长短相间的鼓形饰9节，通长90厘米；木饰物8件，多是建筑物上的附属装饰。

　　生产工具计8件。主要有：纺轮1件；栓5件；呈凹字形；桩1件；刮梳1件。

　　生活工具计20件，主要有：臼、桶、罐、盘、盆、勺各1件，梳2件。此外，还有木筷、木匕、漆耳杯、奶搅拌器具等。

　　杂器件9件。主要有：人形件2件，墨点梭形木件1件。

　　4、铜器

　　铜器共121件。

　　镞15件。主要有：实体三棱镞；广翼三棱镞，翼极锋利，中空呈圆筒状，可以纳稿；扁体镞，扁体有脊，剖面呈棱形，尖端圆钝，镞身与挺 相连，相连处稍向内收；小镞等 。

　　釜1件，镜9件，皆残，镊1件；

　　饰件65件，品种甚多主要有戒指、扣饰、钉环、发钗等、小铃，最精致提押花戒指，面均呈椭圆 形，内精该鸟草纹饰。

　　5、铁器

　　铁器共48件。

　　镞12件。主要有：三棱镞，镞身三角形，棱间凹下，前收成锋，铤收成锋，铤与身相连，呈圆柱状；四棱镞，镞身较长；扁翼镞，身扁宽，前锋圆钝，两翼后收，圆柱状铤；铲形镞，前锋弧刃，身扁平，铤呈方形。

　　钉23件。主要有：鼻钉；方头钉，方体，一端平齐，一端尖锐，长约3.6~5.1厘米，有的将两枚方头铁钉与一条形铁片相联，呈桥形；钩钉，钉头附加一弯钩。

　　6、铅器

　　铅器共20件。主要有：纺轮，扁圆体的计13件，中间有圆孔，圆径1~1.65厘米；圆台体的7件，中间有孔，圆孔1.2~1.5厘米。

　　7、玻璃器

　　玻璃器共6件，皆为残片。有半透明灰白色、淡红色、草绿色和蓝色玻璃残片。

　　8、金、银、骨器及其他饰件

　　金、银、骨器及其他饰件，共23件。主要有：金戒指、银戒指、骨骼和骨鞘各1件，骨骼刻饰件1件，料珠3串。质地有玉雕、骨、琉璃等。形状有圆、椭圆、扁圆、圆筒形、菱形、长方形等。颜色有蓝黄、绿、靛青、银白、金、灰等。此外，在城中还收集到海贝4枚、蛙饰4件、珊瑚2件，以及麦秸、麦粒、糜子、桃核和动物骨、角等。

　　9、纺织品

　　纺织品共58件。有丝、毛、棉、麻四大类，其中纺织品8件，主要有锦、绢、纥三种；毛织品39件，主要有毛布、毛绳、毛毯、毛辫带和毡制品；棉织品6件，视织造疏密可分为棉布与沙布，颜色有大红色和素色；麻织品5件，主要为麻鞋与麻绳，均以当地所产罗布麻为原料。　　10、钱币

　　钱币，共139枚，完整者134枚。其中属于西汉时期钱币有榆荚半两1枚、五铢5枚、小五铢1枚、剪轮五铢1枚；属于新莽时期的货币有大泉五十2枚、小泉直一2枚、货泉3枚；属于东汉时期的货币有五铢14枚（完整者10枚），剪轮五铢109枚、贵霜铜币1枚。

　　四、结语

　　楼兰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9~126年）后，上书汉武帝说：“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即今罗布泊。楼兰古城是楼兰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早期“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它在我国汉、晋时期对西域的经营和开发上，起过重要作用。魏晋至前凉均在此设置西域长史。但此城在繁荣了几个世纪之后，随着罗布泊自然环境的变迁而逐渐湮灭了。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记载：“故城禅国民耳。”由此可知，在北魏时期，楼兰古城早已废弃。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取得了一批资料，对研究楼兰古城的产生、发展和衰废有一定价值。

　　1、将古城及其附近采集的许多细石器文化标本，与孔雀河下游三角洲其他地点的细石器文化遗址相比较，这里可能是史前人类的重要聚居点。

　　2、现存古城应是历史上繁荣阶段的建筑。古城中出土的木简、纸文书的纪年，大多在曹魏后期和西晋前期，可推测古城最后形制的形成也应在这个时期。从古城大宅院采集的门槛朽木碳14测定年代表明，大宅院建筑可上溯到东汉时期。城中大佛塔第三层所见碎陶片表明，三间房及其附近大垃圾堆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木简、纸文书，这说明三间房当是官署遗址。

　　3、古城及其附近采集和试掘到的大量器物，除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外，还有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和钱币，来自西方的玻璃器和钱币，以及来自异域的海贝、珊瑚和蛙饰件等。这些物品说明这里当是早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继城市之一。

　　4、楼兰古城的衰废，与这里自然环境变迁有着重要关系。城中出土木简的最晚年代是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年），据此推测，楼兰古城的废弃，应在前凉时期，较大可能在前凉后期。

　　调查：候灿 吐尔逊 吕恩国 邢开鼎
　　执笔：候灿
　　器物绘图：吐尔逊 哈斯也提
　　器物摄影：刘玉生

　　注释：

　　①关于楼兰古城的经炜度，以前的资料主要有斯文赫定的，黄文弼先生《罗布淖尔考古记》绪论转引，　　　　标为经度89°40′、炜度40°30′。斯坦因1912年出版的《沙漠古代中国废墟》三十万分之一（英文版，下同）附图中，标为东径89°55′北纬40°31′。斯坦因《亚洲腹地》所附根据1906~1907和1914年考察编绘的五十万分之一《罗布荒原地图》（1918），1926年版中，标为东径89°45′，北纬40°30′22″。而在1922年出版的《亚洲中心古代踪迹》（即中译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的六百万分之一附图中，又定在东径90°06′、北纬40°29′34″。这次的数据，主要是由罗布荒原附近驻军某部测绘工程师张占民同志和本文执笔核定。
　　②候灿：《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③“雅丹尔”系维吾尔语，意即风蚀地形。这个名称已被地于理学界引用。
　　④斯坦因《西域》。斯坦因测得此塔长宽各51（折15.55米），可能是按经柳枝范围计算的。
　　⑤长泽和俊《楼兰王国》，日本第三文明社1976年版。
　　⑥斯文赫定著，孙仲宽译《我的探险生涯》，《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1933年出版。
　　⑦沙碗《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牛津1931年法文版。
　　⑧⑨⑩斯坦因《西域》（Serindia），牛津1921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