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26岁被授予中将之谜
1919年列宁在苏联建立第三国际，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暴力夺权革命。这种公开煽动他国民众用暴力颠覆政府的行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抗议，如继续在俄国境内训练外国人如何武装反叛他们的政府，会招惹外交麻烦。基于此，莫斯科把共产国际的机构移师意识形态相对宽松的德国，负责人是季米特洛夫。把军事及特务培训，由第三国际在苏联境外实行，莫斯科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培训。第三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德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时年二十六岁。
周恩来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似乎从未见人对此提出疑问，因我们已习惯了他是一个伟大人物，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可是翻查一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但也少得可怜。且看周恩来那段时期的历史：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一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一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被捕，关押半年后释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二一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有人将周飞速擢升解释为邓颖超的功劳，说邓颖超在周回国之前在中共党内地位比周恩来高，是她借助自己地位，为尚未回国的男友周旋安排。可是查查邓颖超的记录，她的功绩连周恩来都不如，邓颖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无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飞快，还捎带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简直天方夜谭似的，她哪来这么大的能耐？
关健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共产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籍德国人、共产党资深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
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却无留学之实，1923年—1924年甚至成为时空空白，连启程回国的地点（德国）也刻意隐瞒，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季米特诺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第三国际情报局要派一批受过训的秘密代表来，周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一联络人角色，周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飞快上升，上升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进行更有效的活动。
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代表的代表。中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如此，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第三类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
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更重要的共产国际内也有一个平行系统，即共产党国际情报局，这个系统派出的人员及档案需要更加机密。
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的印象，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郓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难免有疏漏之处）。
第三、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一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大大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
二、周恩来的密战艺术
1、秘密创建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特务”组织
据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当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的正式周恩来。让我们看看周恩来1927年的活动日程吧：
3月21日，中共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任总指挥。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恩来上门交涉被国民党部队扣留，经同志营救脱身。
5月下半月，周恩来秘密乘英国轮船到武汉，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负责筹备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
7月26日，周恩来赶往江西九江，领导南昌起义。
10月上中旬，周恩来率领起义部队转战广东遇挫，同主力部队失散后，乘小船到达香港。
11月上旬，周恩来到达上海，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年底，周恩来亲自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中央特科”。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
根据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1927年中国开始了大范围的武装夺权活动，作为共产国际的秘密代表和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在负责军事工作的同时，也紧抓情报保卫工作。在中共的语言中，军队称“枪杆子”，保卫部门称“刀把子”，周恩来一手举枪，一手握刀！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1930年夏，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
2、未雨绸缪、先敌部署
中共特务科成立后，组织逐步扩大。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成立后招人，开办无线电培训班，特科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学业出色的三名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上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于是，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被共产党暗中掌握。
特科还设法伸入上海滩的帮会，青帮头子杜月笙聘请的顾问杨度要求进步，周恩来特批将其发展为特别党员。
3、白手起家，亲自授课办班、颁发第一个文件、制定第一个工作规程、创建第一部电台、编制第一个密电码。
开办第一期培训班。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人。颁发第一个文件《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要求中共在白区的所有组织，都采用地下秘密活动的方式。制定第一个规则。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的“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创建第一部电台。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编制第一部密码。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最高领导人，始终是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他亲自创建并领导一个庞大的秘密系统，这在世界政治领袖中是极其罕见的。同时，秘密系统运行的复杂性与全面性，也锻炼了周恩来主持多方面工作的能力。能不能把刀锋锤炼得更加锐利，就成为对周恩来的进一步检验。
4、精细缜密、狡兔四窟
重视细节，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的常识，细节决定成败。可是，周恩来在白区反搜捕，细节决定的岂止是成败，更是生死存亡！住处，要找前后都有门的楼房，而且，前门是一条街，后门是另一条街。万一敌人从前门进来，我可以从后门逃脱。开会，要事先“踩盘子”，看路线，紧急撤离时不能误入死胡同。出门，要精心化装，30岁的周恩来可以化装成老人以至妇女。联络，单线联系，上线知道下线的地址，下线不知上线的地址。保密，严苛的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
“共产党是铁的纪律，隐蔽战线是钢的纪律。”中共的组织系统，不仅有“红区党”和“白区党”之分，在白区，党组织又分为两个系统，情报保卫系统独立运行，垂直领导，不与同级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这个系统富于秘密活动经验，相对而言，遭受破坏较少。周恩来、陈云等人多次历险，始终没有被捕。
5、针锋相对，以更残忍的红色恐怖对付敌人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领导层（1927年1月至1935年周恩来的秘密上级季米特洛夫被离开了共产国际）。党内分歧日趋激化，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捕。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交接后逗留武汉，24日被捕，当晚即叛变。
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可是，图谋个人前程的顾顺章却要待价而沽，非要面见蒋介石方肯提供全部情报。而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也要邀功请赏，急于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可是，就在徐恩曾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员钱壮飞。
共产党特科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务负责人身边潜伏着共产党，这是国共特工系统的巅峰对决。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出门逛窑子的徐恩曾，连密码本都交给钱壮飞保管。钱壮飞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去上海报告李克农，李克农顾不得安排自己的家属，满城寻找上线陈赓……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而他的全家也一并消失了。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创立奇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中共情报界称为“龙潭三杰”。
巅峰对决，细节决胜。如果国民党特务不发电报，如果徐恩曾当晚不外出，如果钱壮飞和李克农先安排自己的亲属再上报，如果周恩来的应急处理不及时，那么，国共斗争的历史就要改写。似乎，成败取决于偶然。
6、闲棋广布、预先准备、防范危机。
派遣“三杰”打入国民党，意味着从保卫转到情报；又进行反侦察，工作水平上档次。预设平行系统，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中央交通局系统，都与特科不发生横向联系，顾顺章不认识。出事后，立即把军委系统的干部调来接管特科，同时用交通系统转移中央机关。
周亲自发展了蒋介石的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以及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 的胡宗南的秘书的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淮海战役阵前起义的少将师长廖运周（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毕业）；包括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速记员沈安娜等，几位闲棋在1945后国共决战中为中共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军事情报信息，或直接起义打乱对方阵营。
1931年春节，周调特科无线电技术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潜来江西苏区，利用无线电技术侦察技术，成效大，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功勋卓著。长征中，人力传送的白区情报中断，更是主要依靠无线电技术侦察手段来获取情报。四渡赤水时，红军还伪装国民党电台发报，调动国民党军就范。
7、牢牢掌握情报系统、50年不倒。
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从创建到建国后，周恩来一直牢牢掌握，避免了谍战系统因上线更迭所引起的可靠性怀疑问题。
8、化敌为友、广交朋友——合法而干净的情报收集方式
1936年1月，国民党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也企图与苏联合作。蒋介石试探沟通中共中央，并将此任务委托给宋子文。这时，上海特科系统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坚持斗争的徐强等人也请求宋庆龄帮助去陕北找中共中央。恰好，宋子文也求助宋庆龄介绍关系联络陕北。于是，宋庆龄找孔祥熙，要来财政部的空白通行证，还借了一笔旅费，委托董健吾去陕北送信。宋庆龄叮嘱董健吾：此行重要，将来益国匪浅。另外，西北军统帅杨虎城与中共关系亲近，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秘书长南汉宸、警卫团长张汉民，都是秘密共产党员。”
三、1949年后的相关工作
1949年后国家成立有中共中央调查部、公安部、统战部等继续行驶保卫和反间谍工作，周一直是这些组织的领导。1966年之后，周更是成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并兼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
四、中国密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早期，周作为共产国际的秘密代表，以及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个人关系，忠实的执行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
由于共产主义团体一向激烈的权利斗争，1927年1月至1935年周恩来原来被秘密派出来的单线上级季米特洛夫被离开了共产国际。周所领导的密战系统与共产国际逐渐脱离直接关系。这期间，1931年从共产国际奉旨归来的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领导层。到了1935年季米特洛夫再次回到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上，此后1937年离开中国几年的王明等乘飞机从苏联抵达延安，王明与毛产生了激烈冲突，周依赖季米特洛夫的信任，与共产国际积极沟通，毛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周也成为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所要团结的人。1931年之后共产国际很少直接给周下指示，但在共产国际获得的密战训练却成就了周令人瞩目的成就。就中国的密战系统而言，周无愧于密战教父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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