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亚增视仪:试论艾思奇在哲学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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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艾思奇在哲学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纪念艾思奇诞辰一百周年

吴秉元


今年3月2日，是艾思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毛泽东称他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在他一生的革命、教育、理论的活动中，重点是以哲学理论的研究、宣传、教育，为我国的革命事业服务。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出了杰出的重大的贡献。我在本文中，试图集中地对艾思奇同志在哲学理论上的主要贡献作一些概略的介绍和评述，以深切地表示对他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

一、为哲学理论工作指明了历史使命和正确的道路与方向

艾思奇依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讲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认为，马克思这句话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根本不同，它的历史任务不仅要说明世界，重要的是在于要变革世界， 把哲学世界观作为变革世界的科学工具。他说：“辩证唯物主义既然把握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的客观规律，它就不仅仅能够说明世界，而且能够成为我们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工具，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第三章）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特征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广大人民为着消灭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的目的服务的哲学。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在实际运用，理论联系实际，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

艾思奇在《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一文中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广大人民“需要在自己的实际斗争中应用辩证唯物论”。“只有把哲学研究经常指向实际工作的需要这一目标，这样的研究工作才有真正的生命，才能使辩证唯物论哲学得到生动的解释和发挥。”“哲学研究工作者总的任务，应该是帮助实际工作中的干部更好地应用辩证唯物论，是在广大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艾思奇曾反复强调，哲学理论工作，就是要为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和人民、为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使命。
艾思奇为了使我国的哲学理论工作能很好地为中国革命服务，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早在1938年4月就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一个口号。”他认为以往的哲学通俗化运动，只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只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才能做到更好的充分的通俗化。艾思奇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大众化，为中国哲学理论工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他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最根本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斗争相结合，善于从客观事实出发，找出客观事实的发展规律，把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联系起来，应用哲学理论武器，解决实际问题。也即要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他主张，中心是要联系实际斗争，对新哲学，对辩证唯物论进行研究，不断总结革命斗争中的新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上升到哲学理论上来，发展哲学理论；要吸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有益的东西，吸取各种哲学思想中合理的积极的精神，来丰富哲学理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结合起来，作为行动的指导，应用于社会革命的实践斗争，才能成为最彻底革命的哲学思想武器。艾思奇还揭露和批判了叶青站在反动立场错口“中国的特殊性”，打着“发展”的幌子，用心险恶地歪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说成不应再是马克思主义，也即要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实质就是根本取消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乌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艾思奇坚定地采取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道路。艾思奇一生所从事的哲学理论工作，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大众化的要求来做的。从写《大众哲学》开始，到《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以及他所发表的大量的哲学文章，都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大众化的道路和方向的。他在这方面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树立了好榜样。

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发，有效地帮助了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学习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武器

艾思奇在延安工作时期，与毛泽东有密切的交往，在哲学理论方面有较深的思想交流。他曾参加了毛泽东在1939年组织的哲学小组，参加讨论《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有关著作有深切的领会和理解。他充分认识到，作为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事业获得胜利的伟大思想武器，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科学思想文化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宝贵的锐利思想武器。艾思奇非常自觉地把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帮助他们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作好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艾思奇用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写了许多文章和到许多单位作的许多报告中，宣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他发表的文章主要有《有的放矢及其它》、《反对主观主义》、《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从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武器》、《谈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略谈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对认识论学说的新发展》、《〈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还有关于学习毛泽东四篇哲学著作的多次辅导报告，以及在《党史引言报告》中讲毛泽东哲学思想等等。在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和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都贯串和包容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他在后期修改再版的《大众哲学》中也吸收了一些毛泽东哲学思想。他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四篇哲学著作中的哲学思想，阐发得最为深入、展开和充分。同时，他还对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作了高度概括和论述。他指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有以下三方面：一是正确地解决了人的正确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二是系统地解决了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问题；三是明确阐明和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艾思奇对这三方面的哲学思想内容都特别着重作了充分的深入的阐发。

艾思奇不论写文章还是作报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讲解，大体都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抓住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原理作充分展开的深入阐述，使广大干部能够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最基本的内容。例如，讲《实践论》充分讲清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认识发展的基础的思想，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的循环往复的无限发展过程的思想，认识发展的总规律的思想。讲《矛盾论》说明矛盾规律的核心地位，着重阐明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包括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与非对抗的辩证关系等原理。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最重要的要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矛盾，这些重大理论原理。他对这些哲学思想讲解得最为透彻和深刻。二是善于结合党的革命斗争历史，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中国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包含着因路线错误造成重大牺牲的血的教训，使广大干部能更深刻地领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理。三是注意针对现实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来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指出方向。四是结合批判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以及修正主义的实用主义等错误思想，指出他们是怎样违背马列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因为如此，艾思奇宣传毛泽东哲学，最善于有效地帮助广大干部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武器。这对于搞好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于培养广大革命干部，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三、系统介绍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为我们党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发展，很好地作了哲学理论基础性的工作

艾思奇在发表《大众哲学》、《哲学讲话》等哲学著作以后，就进一步考虑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方法的问题。为此他专门写了《思想方法论》的论著。他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间还有共通的总的法则，我们对这些法则是可以获得一个总的把握和认识的。这一个总的把握和认识，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同时就是我们的方法的基础，是总的方法的理论，也就是总的方法论。”“我们的世界观，不但可以成为行动的方法论，也可以作为思想的方法论。在这一点，思想的方法论和行动的方法论是一致的。”（《思想方法论》）他论述了新唯物论、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各部分与思想方法论的关系。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和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思考，引起了对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当时党中央在延安成立的中央学习组（又称中央研究组，以毛泽东为组长、王家稼为副组长），就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为主。中央部门和各地成立的高级学习组，也要求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在第一期半年中，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为了便于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毛泽东在1942年委托艾思奇主编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比较系统地汇集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经毛泽东审核批准后出版，作为全党干部必读书之一。这对于提高广大干部的哲学理论水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共产党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需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这已说明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核心内容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1941年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就是求得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问题。“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在延安时期，通过整风学习，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党确立起来的。艾思奇在此过程中，除了通过介绍和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为此从哲学理论上作了一些宣传准备工作，同时还直接对“实事求是”以及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从哲学理论上作了许多论述。例如他在《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中说，“主观主义的根本病源是不能‘实事求是’”，整风“就是党的思想（包括思想方法）上的改造运动，首先是要把主观主义转变成辩证唯物论，把教条主义转变成与中国实际密切联系的理论”。真正的“实事求是”，不仅在于理解事实和认识事实，而且要从这理解和认识中求得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的方法。也就是说，艾思奇认为，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是不仅要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且要用正确的工作方法去正确地改造世界。

为了在全党实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大力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把主观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艾思奇为了帮助广大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紧密联系干部的思想实际，写了《反对主观主义》、《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反对经验主义》等重要文章。他指出，“对于任何问题的解决和判断，对于任何行动的指导，都不从客观的事实出发，而从主观的推想出发，不依据具体的事实情况找出具体的正确办法，而只凭主观的感想来判断一切，这就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整套作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教条主义是夸大了片面的原理知识，狭隘经验主义是夸大了片面的实际知识，形态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经验主义往往充当教条主义的脚垫和俘虏。艾思奇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包含着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这是主观主义所以会在革命营垒中产生的社会基础。教条主义是由于受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几千年来礼教教条的影响，再加上近代买办资产阶级的崇洋奴化意识的传播，这些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中产生作用的表现。狭隘经验主义，是农民的分散的、小生产的、小私有的生活，养成的眼光短浅的狭隘意识的反映。在思想根源上，这些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是分不开的。他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就必须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一切发展规律，就必须使我们的理论当中，包括着丰富的中国社会环境和中国历史的规律知识，而不只是一些仅仅与外国社会有关的结论和原理的把握。”为此，必须更切实采取唯物论的立场和方法，从中国的一切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出发，从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的事实材料的分析中，找出事变发展的具体规律。（以上见《反对主观主义》、《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也就是说，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地开展伟大的革命。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艾思奇看到在实际工作中仍然不断出现主观主义的思想和作风，阻碍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坚持。他认为必须让广大干部掌握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他经过长期的思考，于1963年写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的重要文章，1965年又就认识路线问题写了一个讲学提纲。他在这个提纲中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革命斗争中，经常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的斗争。就哲学的认识论方面来看，这个斗争，又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直在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下来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在认识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工作，把革命引向胜利。”（《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903页）他要求按照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在思想和工作中掌握这个规律，就有可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克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必须贯彻历史唯物主义，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反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人类认识的主要来源。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修正主义者都是不可能掌握正确的认识路线，取得正确认识的。他强调指出，“只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们，只有敢于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人们，才有可能全面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才有可能对现代世界发展的规律和各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获得全面的正确认识。”（《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156页）“无产阶级的党，必须掌握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并自觉地遵循这个认识真理的路线，以便在我们的工作和斗争中获得正确的认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人们仍然要通过实践和认识的反复过程，对客观事物的必然性一步一步地由不知到知、由片面到全面逐步达到完全的正确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间，暂时的探索、部分的偏差、个别问题上的盲目性和错误常常是难免的，只有在实践和认识反复过程中逐步发现、逐步克服这些缺点和错误，人们才能够对客观事物发展的进程，给予有计划的自觉的指导。”（见同上书第165、162页）艾思奇所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的哲学理论基础，对于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贯彻和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四、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发和创新

1、艾思奇提出哲学的中心是认识论。1956年他在《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中说：“认识的问题，就是哲学的中心问题。”这是他对哲学史的考察而得出的一个高度概括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必须解决正确认识世界的问题。这就是说，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认识论的问题。他说：“我们学习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地就是要在思想上明确地解决这样两大问题：（1）什么是正确的认识？（2）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即要通过什么道路和采取什么方法，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他在《提纲》中就是把掌握正确的认识及其方法作为学习哲学的中心任务的。1964年8月，毛泽东曾更为明确地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90页）这就从本质上说明了哲学就是要解决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这就更加可以说明，艾思奇把认识论放在哲学的中心地位是很重要的创见。

2、艾思奇把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和精华。他在《世界观问题》一文中说：“唯物主义里最主要的东西，它的核心就是反映论，就是承认认识是从客观世界来的，认识是人的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他认为，毛泽东所概括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能够全面正确地解决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之间的辩证关系，确切地揭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华。辩证唯物主义，首先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的，是根源性的，人的认识是物质存在的反映，通过实践，能动地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将物质变为精神，然后精神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指导实践，改变世界，精神变为物质，这两个能动性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这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内容。在哲学界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中，艾思奇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依据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性，反对了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等同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表明了艾思奇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有着非常正确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这也是他在哲学理论上的一个贡献。

3、艾思奇提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的论断。艾思奇在最初出版的《大众哲学》中，就论述了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他说：“实践就是去改变事物”，“人类的认识是根源于实践而得来的”，“我们要在实践中去矫正主观的错误”，即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实践使主观和客观统一”，“实践能使人类的认识进步”，“只有在实践中可以得到最高的真理”，“实践是最重要的”，“实践是人类认识的基础”。他根据列宁所说的关于认识真理的途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作了具体发挥，指出：“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会更丰富，所以这种循环，它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滞在原来的圈子里。”他在另外一段话中又讲：“认识的过程是由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又再由理性的认识走向实践，在实践中，又再开始新的进一步的认识，这样不断地象螺旋一般地循环下去，每循环一次，我们所晓得的东西就进步一次。这就是认识的运动过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的很宝贵的创新论述。毛泽东写《实践论》时显然参考和吸取了这一理论成果。他对认识的辩证过程作了充分论述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生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毛泽东的这一总结，比艾思奇的上述论述更高更全面更完善了。因为它把实践作为基础贯串于认识发展的全过程，并突出了认识过程的两次能动飞跃，阐明了实践与认识的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后来又概括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艾思奇把毛泽东的上面两段总结性的论述，看作是对人类认识的总规律的表述，并且把这认识的总规律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在哲学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就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推进到更高的水平和更高的境界。这也就为革命的共产党指出了一条全面的科学的认识路线。

4、艾思奇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与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认识路线这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艾思奇认为，整个哲学史就是贯串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历史。一定的认识路线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是联系着的。在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政治路线的分歧，从世界观、方法论上说来，就在于认识路线的不同。马列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与科学的认识路线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结合着，机会主义的错误政治路线是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结合着的。（见《〈实践论〉辅导报告》）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革命斗争，贯串着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也就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与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认识路线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艾思奇指出：“如果说掌握客观真理的正确的认识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以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的密切结合和互相转化为特征，那么，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的特征，就是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的互相分裂。”（《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165页）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并自觉地遵循这个认识真理的路线，以便在我们的工作和斗争中获得正确的认识，取得成功和胜利。他强调说：“要在工作和斗争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的认识路线，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错误认识路线，就必须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使之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同上书）艾思奇还指出，在今天要特别注意反对实用主义的认识路线。因为实用主义是修正主义者和一般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的世界观，又是一种极端反科学的唯心主义。实用主义为自己制作了一套精巧的貌似科学的伪装，没有彻底唯物主义观点的人，很容易受骗。所以必须揭露和批判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反科学面貌。很显然，艾思奇阐明这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使广大干部自觉地坚持正确的认识路线，反对和克服错误的认识路线，对于坚持贯彻我们党的革命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极为重要的。

五、对唯物辩证法的阐发和创新

1、艾思奇深刻阐明了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学说。艾思奇十分重视恩格斯讲过的一段话：“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观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时，那么，在我们面前首先出现的是种种联系及交相作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图画，其中没有什么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一切都在运动着，变化着，产生着和消灭着。”（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根据恩格斯的思想认为，首先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他写道：“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这样来了解，即世界上的每一事物、现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事物、现象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就构成每一事物、现象的具体的、历史的条件，规定着每一事物的具体的历史的特点。同样的事物、现象，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就会发生不同的特点。在我们观察任何事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它与其他事物的辩证的联系，如果我们采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孤立地来看它，那就不可能对这一事物获得正确的理解，就不能真正认识这一事物的意义。”（见《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第七章）可见，科学地研究事物的联系，对于正确认识事物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他说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而联系是多种多样的，有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主要联系和次要联系、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等等，它们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而最重要的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联系，即对立统一的联系。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争论中，有的同志肯定事物的“对立面的联系是不可分的“。艾思奇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而全面的回答。他指出，事物的对立面的联系不可分是相对的，而可分是绝对的。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因而在一个时期里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由于矛盾双方的不断排斥、斗争，这种不可分的联系，就要被打破，矛盾的双方就会发生转化。这种转化，有种种情形，或者是向着自己的对立面的地位转化。如无产阶级由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而资产阶级则由原来的统治阶级转化为被统治阶级；或者是一方克服、消灭另一方，正确的一方克服错误的一方，等等。这就是事物的不可分的联系变成了可分的，事物的联系终究是可分的。这就是可分的绝对性和不可分的相对性。如果只把事物矛盾着的两方面看成是不可分的，那就会把事物看成永远处于静止的僵死的状态，这就违反了事物辩证法的本性。艾思奇的这一科学论述，显然是加深和丰富了辩证法关于事物相互联系的原理的。

艾思奇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同时又是运动发展的学说。“当我们把事物之间的联系作深入一步的观察时，就会发现事物的联系决不是存在于静止状态中，而是存在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事物相互联系的一种状态，不断转移到另一种状态，没有任何停顿不变的时候。”“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新的东西的产生和旧的东西的消灭的过程，任何事物都要经历发生、发展和消灭的道路，并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要为新事物所代替。”（同上书）他还指出，总的运动是普遍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具体的运动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的。

艾思奇认为，辩证法是关于事物（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联系和发展的最全面最深刻的学说。从相互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来观察事物，这就是辩证法的总的特征。

2、艾思奇对“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作了全面透彻的论述。列宁曾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又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2、305页）艾思奇认为，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遗志，写了《矛盾论》，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问题，出色地实现了列宁的遗愿，完成了“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任务。艾思奇正是在毛泽东的《矛盾论》的基础上，对“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个问题，作了更为具体的阐明。唯物辩证法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联系和发展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规律，有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对立统一规律。艾思奇指出，由于事物的联系，就是事物矛盾方面的联系，尤其是事物的内部的本质的联系，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事物的运动发展，它的源泉和动力，就是事物的矛盾。事物发展为什么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采取否定之否定这种螺旋式的或波浪式的发展道路？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还有本质和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可能性和现实性等辩证法范畴，也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所以，艾思奇说：“归根到底，辩证法的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就是统一物分裂为两个对立部分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对立的斗争和对立的统一。实际上，从最本质来讲，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只能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现，一种展开，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展开为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见《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艾思奇认为，在对立统一规律的许多原理中，最主要的一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关系，二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关系。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上，艾思奇认为首先必须始终坚持矛盾普遍性的观点。他指出，差异就是矛盾，并批评了前苏联认为社会主义精神上道义上一致是动力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矛盾才是动力。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仍然有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等等矛盾。自始至终有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他赞成毛泽东讲过的，一万年也有矛盾。他主张，我们考察一切问题时要有一个正确的总的方向，这就是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正视事物的矛盾，并认真地进行揭露，不要害怕、回避、否认、掩盖矛盾，考察任何事物都必须从分析矛盾着手，从统一物中去揭露其内部各方面的差异和对立性。如果忽视矛盾的分析和研究，就要在根本方向上发生错误，就有陷于主观主义的危险，就会导致革命工作的失败。

同时，艾思奇强调要重视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一切事物内部都普遍存在着矛盾，但每一事物的矛盾都各有自己的、与其他事物矛盾不同的特点，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但在它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这个矛盾运动又各有其不同的特殊性。在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就要以更大的力量来注意矛盾特殊性的分析研究。在矛盾特殊性的研究中，要特别注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同一矛盾中还要注意矛盾双方有主要与次要的区别。因为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才能得到正确地解决。艾思奇指出，各国社会主义革命都有自己的特殊道路，但都必须走一条共同的基本道路，这就是十月革命所开辟的基本道路。修正主义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或共性，而教条主义则不承认矛盾的特殊性或个性。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原理，才能抓住矛盾问题的精髓，保证我们走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上，艾思奇认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事物发展最深刻的源泉和动力。我们研究事物的矛盾，就是要研究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就要研究事物内部的对立面是如何成为同一的，是在怎样条件下互相依赖又互相转化的，在其全部过程中，又是怎样自始至终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艾思奇对同一性讲过有以下意义：互相包含、互相依赖、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等。关于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艾思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首先他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相反相成”就是说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对立的双方在事物发展过程的一定条件下，有着互相促进、互相推动、互相激荡的作用；对立面的互相依赖，在发展过程中也表现为一定的互相制约的作用；这一方面的发展，依赖另一方面的存在和发展作为条件。艾思奇又说：“对立面的斗争固然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对立面的同一性，在一定情况下也是事物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力量。”（见《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讲学提纲）》）所以，要顺利地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不但首先要注意对立面的斗争，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来推动发展，而且要善于掌握和利用对立面的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使事物矛盾的各方面都能充分发挥积极的力量，甚至使消极方面也在一定可能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供积极的力量所利用，这样就可使事物的发展获得最大的推动力，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阻碍和获得最多的成就。艾思奇指出，事物的“一切发展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如果不转化为对立方面就不能继续前进，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遵守这个规律和善于应用这个规律才不至于犯错误。”（同上书）他认为，正由于矛盾的对立面的同一性（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是辩证法的普遍原理之一，因此它也是我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应该而且可以广泛应用的方法原则。他又强调指出，事的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同一性都是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实现的。而对立面的斗争是普遍的，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个原理突出地表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实质。共产党人敢于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正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

艾思奇指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就是一分为二的方法。一分为二是最普遍的矛盾规律，也是最普遍的方法。学会掌握一分为二的方法，学会在我们的工作和斗争中善于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这就是我们学习辩证法的主要目的。

3、艾思奇对量变质变规律作了精细的分析和论证。首先，艾思奇指出事物的量和质都是多方面的。他在延安时就说过，“事物的量变决不是单纯某一方面某一要素的量的增加或减少，而是各方面的各要素的量的增加或减少。同一事物的量的变化可以从各方面去计量去观察。……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者常常宣扬自己国内生产如何进步，经济如何富裕，而故意抹煞了广大无产者阶层的盆苦落后的一方面，这事实告诉我们，只注意一方面的量和变化，常常就成为剥削者的粉饰欺骗的根据。”（《什么是辩证法》第三章）他发挥了恩格斯关于事物有“无限多的质”的观点，讲到水有物理的质，还有化学的质，人有社会的质，又有生物的质，而人的最主要的质是社会关系，要跟动物加以区别。其次，艾思奇较早地阐明了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观点。他在延安时就说过：“一事物发展的突变，并不仅仅是在它的量变过程完结了的顶点上才会出现，就在量变的过程中间，也不断地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小的飞跃突变。……在量变的过程中，在总的支配关系或基本的构造没有解决的限度内，不断地还可能有各方面各要素中间的关系的转变，这就是在总的量变质的过程中，同时还包含着各个方面各个要素部分的量到质的转变，这就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还不断地要产生各阶段的，各方面的飞跃。”（《什么是辩证法》）他还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量变的过程和质变的过程是交错地存在着。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就其局部或某些方面来说也存在着质变过程。而质变的本身，虽然在原则上决不是量变，但却也伴随着一种量的扩张的过程。这就是说，量变中有质变，质变中也有着量变。艾思奇还说明，质变就事物的内在的内容来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根本易位。质变、飞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经过新旧事物的激烈冲突的形式，即新事物通过暴力来代替旧事物的形式，有新事物和平地代替旧事物的形式，也有不需要任何过渡，只要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立即实现飞跃的形式，等等。总之，艾思奇认为，对于要研究的事物的量变和质变的具体情况，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具体分析，才能在革命和建设中做好推动事物量变和质变的实际工作。

4、艾思奇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提出了独创性见解。首先，艾思奇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肯定了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他指出斯大林时代否定这个普遍规律是错误的。他认为，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源泉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由量变到质量，是事物的主要矛盾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矛盾的两次向对立面的转化，就表现为曲折的、波浪式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例如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又到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一个很大的周期。周期性发展，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根本特点。列宁曾指出，发展不是按直线式而是按所谓螺旋式进行的。艾思奇具体发挥说：“所谓螺旋式的行进，就是进与退，向上与向下，正面与反面的运动形式不断地互相转化的发展形式。”“螺旋式行进”，“起初是具有某种肯定意义的前进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转化为它的否定，表现为与原来前进方向相反的某种发展趋势，包括转折、停顿、变形、向反面的转化等等，然后在一定条件下，这个趋势再被否定，转回到更进一步地正面前进的过程，这不是简单地重复最初的前进运动，而是在更高一级基础上的前进运动。”（《曲折前进是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艾思奇还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后退运动本身自然是一种消极的过程，但也能表现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事物发展的总过程中，某一方面的后退运动在一定情况下正是事物继续向前推进所不可少的环节。没有这样的后退，就没有更大的前进。（同上）他说：“辩证法要求我们在一些事物的后退、向下、没落、衰亡的运动中，同时看到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些事物的前进、上升、兴起、生长的运动。在革命犯错误和受挫折的过程中，看到革命人民经验的增长；在数量缩小的过程中，看到质量的提高；在休息和睡眠过程中，看到工作精力的恢复和生长。”（同上）他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倒退、复辟，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它的必然性，也是难以避免的，通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经过艰巨的斗争，会回到正确的道路，再向前进。在发展过程中，绝对的倒退是没有的。艾思奇的这些创新见解，是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原理的丰富和发展。

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和创新

1、艾思奇具体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指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最基本的问题。他首先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部分。他否定了那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的错误观点。他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的一个部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把握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方法的理论；把握研究各种社会科学和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引言》）他认为这样的定义才接近全面。艾思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要研究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问题；（二）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问题；（三）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也就告诉了人们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内容是什么。

2、艾思奇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基础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基本矛盾，并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性。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首要问题，是基础和出发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这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观点，凡是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第一性的，这都是历史唯心主义。他用辩证法观点具体论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人的意识在实践中对社会存在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过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仍然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反复，才能不断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他根据恩格斯的思想具体阐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一是社会意识本身发展有历史继承性，二是各种意识现象之间有相互作用，三是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又有两种正相反对的情形：“有进步的社会意识，它反映着社会存在中革命的、进步的势力的需要，它对社会存在的作用是积极的，它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改造社会，建立新社会。有反动的社会意识，它反映着社会存在中的保守的、反动的势力的需要，它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是消极的，它迷惑人民，使人们在行动中失去正确的方向，阻碍他们积极起来改造社会，建立新社会。这两种相反的社会意识和它们的两种相反的作用，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互相斗争着。而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的情形下，就要取决于进步的、革命的社会意识战胜保守的、反动的社会意识。”（《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

艾思奇认为，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两个基本矛盾的问题，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解决历史唯物主义各方面问题的核心。所谓基本矛盾，就是它比较普遍的对各方面都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基本矛盾，所以首先要弄清楚这个矛盾问题，然后才能弄清其他问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第二个基本矛盾，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主要是要抓住这两个基本矛盾，这两个矛盾是一切人类社会任何一个阶段普遍起决定作用的基本矛盾。艾思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一定要有这样的体系：首先是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然后进一步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客观规律主要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律，然后再说明这些矛盾规律怎么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离开人的活动，历史的规律就不存在。”（《历史唯物主义引言》）所以最后还要研究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3、艾思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规律作了深入的阐发。他认为，一方面要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同一性，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依赖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形式；另一方面生产力又对生产关系有所依赖，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有与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是互相依赖。但又有互相排斥的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差别，即是矛盾。生产力发展总是比较迅速一些，生产关系发展总是比较缓慢，它总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生产力发展也有不同的阶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常有不适合，或基本不适合，或有某些方面不适合，不适合就要改正，因此就有矛盾和斗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这一规律，就成为这个基本规律的核心内容。艾思奇依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指出，生产关系不能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性质，同时也不允许人为地超过生产力的发展情况。这两种情况都要防止。

4、艾思奇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律作了富有创见的阐发。他认为，“经济基础规定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又反映到意识形态方面，上层建筑一方面属于社会存在，一方面又属于社会意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各种问题中最复杂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引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对立统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依赖于经济基础，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很大的影响和作用。经济基础又依赖上层建筑，总是相互联系又有斗争。上层建筑的变化总是落后于经济基础。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一般都是先是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然后形成了政治运动，然后才有理论上、意识形态上的概括。新的思想体系形成后，这个过程就会倒过来，如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然后形成马克思主义政党，然后形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过几十年革命运动，才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每一种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是由它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可以只有一种，但是也可以由两种以上。除统治的生产关系以外，每一种社会它可以包含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或者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些可以不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我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存在四种所有制，但并不是同一个经济基础，实质上是两个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正在消灭，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正在形成，我们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要来形成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要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艾思奇认为，在上层建筑方面也存在着复杂的情形。上层建筑是产生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观点和制度两大部分所组成。上层建筑包括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跟这些观点相适应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权问题又是政治问题的集中点。革命的政治运动就是要夺取政权，国家问题是政治问题的核心。国家政权是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政权就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镇压敌人，一方面教育人民，组织人民。无产阶级专政，既是专政的工具，又是民主的工具，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见《党史引言报告》）他强调，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反过来又要积极地为经济基础服务。人民政权除了保卫国家和对内镇压反动阶级，维持革命秩序这两个一般的国家职能之外，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是工人阶级政权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职能，这也是与资产阶级政权或其他剥削阶级政权根本不同的一个特殊国家职能。（见《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职能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艾思奇指出，一种社会在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有什么样的矛盾，在思想上也就有什么矛盾，在经济基础方面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政治上也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到思想上也就有统治思想与被统治思想。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思想作为被统治的思想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存在；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某些残余的存在，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也有被统治的某些资产阶级思想。他说：“我们在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要经常注意保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引言》）他反复强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度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保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包括反对修正主义），不断扩大无产阶级思想阵地，这是我们党的经常的重要任务。

艾思奇在论述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还阐明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指出，在阶级社会，“全部社会历史都是通过阶级斗争或阶级矛盾运动来实现的。每一个阶级社会，都有着它所特有的两个主要的互相对立阶级，构成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必然导致革命。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反动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要以暴力来镇压革命，被压迫阶级为了实现革命的任务，通常不得不通过暴力革命。革命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全世界人民解放的根本道路。（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第14章）艾思奇认为，毛泽东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他说：“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给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即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显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正确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制定和坚持贯彻正确的路线政策，保证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5、艾思奇对人民群众和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作了科学的深刻阐发。首先，艾思奇指出，历史的特殊性，就是人的活动。如果不研究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任何时候，社会的存在都必须依靠着种种物质资料来维持，而任何物质生活资料都是劳动群众生产的，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规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在社会的革命变革过程中，劳动人民力量的决定作用更显示得明白，劳动群众是人民的主体，劳动群众是社会发展一切力量的来源，劳动群众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所以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艾思奇也深刻地阐明了杰出的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杰出人物是适应社会的劳动人民或一定的阶级势力的需要而产生的。杰出人物之所以为自己的阶级所需要，是由于他们是自己阶级中间最有斗争锻炼、最富有经验的人物，是由于他们最能够集中本阶级的思想和要求，他们比自己的阶级中其他的人都看得更远一些，在斗争中更坚决更勇敢些，他们能够为自己的阶级指出行动的方针、办法，使每个阶级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来对敌对势力的堡垒进行斗争，使阶级斗争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每一个阶级都需要自己有能力的领袖。当一个进步阶级中间锻炼出来自己的杰出的领袖来，就会受到本阶级和进步群众的热情的爱戴。他认为，杰出人物产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人民有了某种需要，适应于这种需要的英雄一定会产生出来，如果曾经产生出来的一个杰出人物已经失去了，一定会出现第二个人来代替他。这个历史的必然性和个人出现的偶然性是结合的。某一个人恰恰成为这时代的杰出人物，是偶然性的，这样的人为历史所需要，而且一定要出现，是必然的。”（《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艾思奇还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但是这个主体要加以领导集中，因此党的作用，领袖的作用在一定的斗争中有决定的作用，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决定性作用。劳动群众所需要的领袖，首先是强有力的集体的领袖，这个集体的领袖，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过去历史上劳动群众始终不曾有过这样的集体领袖，所以始终没有得到巩固的胜利。在劳动群众中的这样强有力的集体领袖中，包含着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艾思奇阐明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七、为哲学史的研究指明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艾思奇对中国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发展作过研究和评论，讲过哲学史，写过《〈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等文章，对哲学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指导思想。首先他认为，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哲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他说：“全部哲学历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萌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营垒斗争的历史，在这两大营垒的斗争中还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就在这两大营垒的历史斗争过程中，唯物主义世界观一步步发展和完善起来，辩证唯物主义则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因为哲学也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人类世界观上的反映，在社会上有阶级斗争，在经济上、政治上有阶级斗争，在世界观方面也就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因为不同的阶级，它要利用不同的世界观来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哲学史，就要注意到哲学史也是在世界观上的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反映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这种斗争就说明哲学上的党性，哲学的党性就是它的阶级性，就是反映了阶级斗争，一定的阶级都是站在一定的阶级方面的。”（《西洋哲学史》）由于过去唯物论本身的弱点以及剥削阶级始终居于统治地位的客观条件，使得唯心论有时还战败了唯物论，到了由于大工业的无产阶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出现，人类才掌握了足以彻底战胜唯心论世界观的科学武器。这就为我们指明了如今我们研究哲学史，就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结合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考察和研究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

其次，艾思奇阐明了区分哲学上不同营垒的标准。哲学史上有众多的哲学派别，如何分清唯物论与唯心论，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他依据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指出，承认客观、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主观、精神、思维是第二性的，这就是唯物论哲学，相反地把主观、精神、思维看作是第一性的，把客观、物质、存在看是第二性的，这就是唯心论哲学。就认识论来说，承认客观、物质、存在是认识的基础，主观、精神、思维是前者的反映，并相信人的认识有正确反映客观物质发展的可能性，凡是这样来解决问题的，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相反地，如果认为认识不必以客观、物质、存在为基础，知识是由人的主观、精神、思维的本性里直接产生出来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前者的反映，这些就是唯心论认识论的特征。要区分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唯心论的认识论，首先必须依据这个标准。艾思奇指出，这一标准是研究哲学史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艾思奇还就如何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总的方向和原则。他说：“研究中国哲学史，也必须像研究中国其他问题一样，应该遵照毛主席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能把丰富多彩的我国哲学特点鲜明的表述出来，另方面在表述我国哲学特点的同时又不能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见《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在中国哲学史的继承问题上，艾思奇主张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原则，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过去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取其精华、除其糟粕。精华就是过去遗产中有民主性、科学性与大众性（人民性）的东西。糟粕就是那些反民主的、反科学与反人民（贵族性）的东西，我们要建立的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性的文化，因此我们所要继承的就是旧文化中那些有民主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东西，要抛弃那些反民主、反科学、反人民的东西。对待中国哲学史也需要注意这个原理。我们在过去全部哲学遗产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我们所要否定的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凡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不论他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只要在他的思想中有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那就和辩证唯物主义具有继承关系，而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面，就是我们要通过批判加以抛弃的。例如，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而否定了他的唯心主义。他从费尔巴哈那里吸取来的是唯物主义，而抛弃了其形而上学与宗教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所以，我们对于哲学遗产的肯定和继承的标准，就是要看它的内容是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以上见《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

除了以上概述的艾思奇对哲学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外，他在自然辩证法、辩证逻辑、文艺理论等方面也有许多理论贡献，并在反对和批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修正主义的反动哲学思想方面，也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在本文中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全面加以论述。

总的来说，艾思奇在哲学理论上是作出了一系列的卓越贡献的。他首先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然后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给了我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工作。他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他对我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对我国广大革命干部和青年的思想理论教育、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建设，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对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倡导和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大众化，作了大量的工作，为我们党和人民奉献了《大众哲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优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做了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性的工作。可以说艾思奇是现代中国一位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我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他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现代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丰富的哲学遗产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他的革命战斗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革命学风，永远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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